凯里学院学报2010年第五期

现为贵州师范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 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凯里学院学报主编。同时兼任西南政法大学法制史专业,贵州大学法理宪法学、经济法学专业和贵州民族学院刑法学专业研究生导师。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带头人,省管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3年荣获“中国杰出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曾担任中国法律史学会副秘书长,现任中国民族法学会理事,日本国际二宫尊德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著作有《清代蒙藏地区法制研究》、《藏族法制史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苗族习惯法的遗留传承及其现代转型研究》、《清水江流域林业经济法制的历史回溯》；合著合译的著作有《法律多元文化视角下的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来自黔东南的田野调查》、《苗族习惯法研究》、《羌族法文化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教程》、《苗族法制史》、《法人类学基础》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一十余篇，编书20余种 。

贬谪对苏轼及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纵观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变幻莫测，但他却能处之泰然，胸怀坦荡，在逆境中更能闪现璀璨的光芒，实为难得。而他超然、坦荡人格的形成，内容丰富、颇具特色诗歌的大量创作，可以说与他遭受贬谪，身心得到历练密切相关。故研究贬谪对苏轼及其诗歌创作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苏轼独特的人格魅力、人生领悟及其诗歌创作。

一、贬谪对苏轼性情爱好的影响

苏轼少时即“奋厉有当世志”，仰慕东汉刚直的名士范滂，21岁便高中进士，踏上仕途，对北宋王朝太平景象背后潜伏的一系列内外危机有深刻的认识，提出课百官、安万民、厚货材、训兵革的改革措施。他从不“随人”，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和自己的见解来决定自己的言语行动。出仕之初，正值王安时变法，苏轼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考虑，不同意王安石的一些措施，因而被放外任。后来，朝廷御史台有人居心不良，罗织罪名，诬陷他以诗讪谤朝廷，被捕入狱，是为“乌台诗案”。出狱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后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政，苏轼因属“旧党”而被召回朝廷，官至中书舍人，但因其在贬谪期问了解到新法的许多好处，不同意司马光等人尽废新法的主张，于是又被外放，历任定州、杭州、扬州等地知州。高太后死后，哲宗亲政，“新党”重新执政，苏轼再次遭到迫害，先贬惠州，继而被贬琼州(今海南岛)。可以说，在“乌台诗案”前，苏轼基本上是比较单纯的儒家人格和书生人格，这一时期他思治天下，探询人生，虽然萌动着新的因素，但并未有所突破。而苏轼那种随遇而安、通脱坦荡的性情心态是在贬谪期问因生活困苦、处世艰难、身心得到历练后才最终形成的。

在贬黄州、惠州、琼州期间，生活尤其艰难，但也正是在这种艰难环境中才使得苏轼性情变得更加通脱和坦荡。初到黄州，苏轼贫病交加，穷困潦倒。他两次说自己“穷到骨”，在给友人的信件中也多次说到自己右目病笃，卧病半年，并“杜门斋僧，百想灰灭。”特别是被贬岭南时生活尤其窘迫。在惠州条件委实艰苦，除了从朝廷一直延伸到地方无所不在的压力(屡次搬进又迁出合江楼)外，年老多病、物质生活的困乏、岭南地区相对落后的人文环境以及流行的瘴疠等等，都在威胁他的生存。他的《和陶贫士》云其生活窘迫：“岂知江海上，落英亦可餐。典衣作重阳，徂岁惨将寒。无衣粟我肤，无酒 我颜。贫居真可叹，二事长相关。”诗人垂老贬谪，流落江海，衣食困窘，饥餐落英。又有《和陶岁暮作和张常侍》云其欲以米酿酒，米亦竭，以无酒为叹。可见其生活相当窘困，温饱已成问题。特别是贬到海南时，生活条件更加恶劣，东坡给友人的信中说到：“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其恶劣程度可见一斑。除此外还年老多病，在儋州作《纵笔》有“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 一笑那知是酒红!收稿日期：2009—07—08作者简介：王晓暖(1971一)，男，福建尤溪人，三明学院生态文化研究中心，硕士，中学高级教师。第5期 王晓暖：贬谪对苏轼及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 北船不到来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脂吾。”这些都充分表现出苏轼在贬谪期间生活贫病交迫的处境。

面对困境，东坡并未因此而消沉，他给人印象最深刻之处莫过于他的善处逆境。如到黄州后，他寄居定惠院，至全家迁居至临皋亭时，大有生活饥寒之忧，只好痛自节俭。后书生马正卿替他向官府请得一块数十亩的荒地，他便亲自耕种，植了些粳稻枣粟之类，以此来稍济困窘。这块地便是“东坡”。这时候自称“东坡居士”的苏轼已过上“躬耕”的生活了，对于如何开荒种植已有些经验和合理安排，他时常和老农交流。然而，苏轼又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纵观《东坡八首》，其基本情调是一种恬淡的愉悦，没有感伤，没有抱怨，更没有哀愁，倒是从劳动中获得了一些过去不懂的知识和前所未有的感受，不矫情，而是发自内心，所以才那样纯朴和清新。在久旱逢雨或农忙来临时，他总是带着一种欣喜的心情来描述：“昨夜南山云，雨到一犁外。泫然寻故渎，知我理荒荟。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细腻与爽朗和谐地融为一体。这些清新而充实的诗句，既没有陶潜诗“悠然见南山”的道家气，也没有王维诗“空山不见人”的禅家味，而是既执著于现实又超越现实，苏轼不但对现实孜孜以求，对生命深情热爱，又能摆脱世俗的偏见，从现实生活中去感悟生命本体的存在。在苏轼看来，这种劳动既不同于一般道家的归隐田园式，也不同于儒家落魄潦倒时不得已而为之的局促人生，而是一种安时初顺、任其自然的人生经历，脱离世俗功利和肉体痛苦的生命活动，因此初步具有了形上本体的意义，为他在岭南时期审美的人生境界开辟了途径。

除了自己借地亲自躬耕以解决物质生活困境外，更重要的是要身体健康、精神乐观，而其方法就是修身养气、参悟佛理。到黄州的当年，他就给人写信说，借了天庆观的道堂三间，准备冬至后入室，闭关修炼四十九日。(《答秦太虚七首》之四)同时又说“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道日。”当时佛教界最为兴盛的为禅宗，苏轼在禅门被归为临济宗黄龙派的弟子，其实他与云门宗甚至禅宗以外的僧人也颇有交往。虽他接触佛、道不始于贬谪时期，但贬谪生活确实加深了他在这方面的修养，对他的心理调适很有帮助。创作了许多用佛禅语入诗的诗，讲述佛禅道理。如“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及“何处低头不见我，四方同此水中天。”里的“风轮”、“水天”皆为《楞严经》里的词。还与长老、道士交好，从《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和郭功甫韵送芝道人游隐静》等诗篇中可看出他与长老、道士时常往访，共同悟道。特别是在惠州、海南时，面对恶劣的生活环境，使得他对佛老思想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以佛教关于生命空虚的学说来自脱于痛苦，保持理智的清醒，而使人生富有诗意；又以道教的长生久视之术来佐助养生，并返视生命的本源，自觉守护高贵、纯洁的人格。这就很好理解他为什么那么追企陶渊明的人生和诗歌境界了。他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共100多首，原希望尽和其诗乃已耳，用黄庭坚话来说就是“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如《和陶贫士》、《和陶还旧居》、《和陶九日闲居》、《和陶归园田居》、《和陶拟古九首》、《和陶止酒》、《和陶劝农六首》等等。总的看来，苏轼处于逆境中生活窘迫等与渊明有许多相似之处，其和陶之作，让我们看到了他对陶渊明人生和诗歌境界的向往，在和陶诗中也得到了许多安慰，使自己在逆境中能更好地保持高贵、纯洁的人格。

贬谪期间，生活闲适，心中抱负无法实现，只好饮酒自娱。苏轼对酒的热爱与陶潜、阮籍有相似之处。从他的诗篇中经常看到他常使自己沉浸在醉意中：“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还常常独自饮酒：“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月窥清尊。”诗人虽洒脱，但从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孤独和寂寥：“起舞三人漫相属，停杯一问终无言。”他还自己酿酒，在黄州学会酿蜜酒后他写道：“拨雪披云得乳泓，蜜蜂又欲醉先生。稻垂麦仰阴阳足，器沽泉新表里清。晓日着颜红有晕，春风人髓散无声。人间真一东坡老，与作青州从事名。”由于苏轼饮酒过多，病情加重，苏辙劝他止酒，故有“从今东坡室，不立杜康祀。”不久他又喝起来了，并且自酿“天冬门”酒，漉酒的时候竞一边漉一边品尝，结果大醉一场。总的看来，酒是苏轼不可或缺的伴侣。

总之，正因艰苦的贬谪生活使得苏轼的性情渐趋通脱旷达，“幽怀”破散，不再汲汲于世俗功利和恪守传统的价值标准。他融汇了儒、道、佛三家，创造出了新的生活方式，吸取了儒家的执著于现实的一面，扬弃了其追求功利的一面；吸取了道家通脱旷达、追求心灵自由的一面，扬弃了其懒散无为的一面；吸收了佛教的感悟人生、追求心灵超脱的一面，扬弃了否定人生的一面。于是，苏轼就这样一步步地从现实人生走向审美人生，把现实人生的苦· 98· 凯里学院学报 第27卷难化解于无形，不走向矫情的寂灭，而是对苦难人生领之如怡，最终走向生命的完成。

二、贬谪对苏轼诗歌表现内容、创作手法的影响

首先，贬谪给了苏轼游历山河、名胜古迹及其了解、融入各地风俗民情的机会，使他在感慨身世沉浮、山河秀美的同时，留下了许多题材丰富、体裁多样的诗篇。

在去贬所的途中，他一边游历一边留下抒怀之作。如初次贬谪到黄州的途中暮宿淮南村时有《过淮》篇，抒发了“黄州在何许，想象云梦泽。吾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的感慨，对于未来不可预测的茫然感油然而生。在游净居寺时，竞有“愿从二圣往，一洗千劫非”的想法，过春风岭时见梅花，在描写“的喋梅花草棘间”后，便抒发“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的感慨，以幽独的梅花来自况。后在贬惠州、海南等地时，其途经之作就更为丰富了。过慈湖夹有“卧看落月横千丈，起唤清风得半帆。且并水村欹侧过，人间何处不峻岩”的感觉，这与作者当时累遭贬谪，历经艰险相符合。经湖口时有《壶中九华诗》云：“清溪电转失云峰，梦里犹惊翠扫空。”见异石而思故乡，自念孤绝，反说“念卧仇池太孤绝，百金归买碧玲珑”。足见其超脱之处，但苏轼在旅途中心情基调仍是比较忧郁的，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使他无法完全超越出来。如过南康时看到长湖“萧条万象疏”，发出了“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岷峨家万里，投老得归无”的感慨，年迫桑榆，却无匡时之术，退归故里的想法油然而生。这种通过外界事物来抒发感慨之作在这段游历问屡屡可见，但是忧郁的感叹，及感慨身世飘零终是无用也是无奈的，虽有像“惶恐滩”那样险恶的环境，但终将振作，使自己有更好的心态来面对险境。在过大庾岭时有“一念失垢后，身心洞清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以此来激励自己。总的看来，在去贬所的途中，苏轼游历山河、古迹，更加看清现实、倍感身世飘零，最终以诗人的独特表现手法使之付诸笔端。

到达贬所后，向他展开的是一幅全新的生活画面，以罪臣的身份到达贬所，是要一直当百姓下去还是有所展机，不得而知。苏轼是以颇为复杂的心情去面对的，但对生活的热爱也使得他很快就可以融入到新生活中去，使内心渐趋平静，用超然的态度去面对，创作了许多表现当地物产、风貌的诗篇。初到黄州时有“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开始喜欢当地的物产、生活。到惠州时感觉更为亲切：“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一路行来，途中不断有人向他介绍惠州的风土人情之美，到达惠州又有官民的欢迎，使他觉得放佛找到了归宿。岭南有丰富的物产，苏轼在此品尝了因博得贵妃一笑而闻名的荔枝。“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不知天公有意无，遣此尤物生海隅。”吃荔枝也吃出另一番兴致，荔枝在其笔下是多么的美丽而高洁，其“厚味”和“高格”正是苏轼的人格像喻，远离朝廷、没有风霜打击的南方，才是苏轼真正的归宿之地。在生活闲暇之余，自然时常到周围闲步，观赏周围的景色。如《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有“参差玉宇飞木末，缭绕香烟来月下。江云有态清白媚，竹露无声浩如泻。已惊弱柳万丝垂，尚有残梅一枝亚”。春意浓浓，诗人虽担心欢意年年谢，想“闭门谢客对妻子”，但也不得不被这浓浓的春意所吸引。特别是描写雨后四望亭的情景云：“雨过浮萍合，蛙声满四邻。海棠真一梦，梅子欲尝新。拄杖闲挑菜，秋千不见人。殷勤木芍药，独自殿馀村。”将春末夏初、雨后天晴的景象描写得真切如绘，颇具韵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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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度被贬，使得苏东坡更靠近平民阶层，思想更与社会底层联系在一起，而且在创作中也多了一些现实主义的作品，同时也在风格上表现出婉约派的特点，有忧思和愁思。由于“乌台诗案”，苏轼干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初被贬谪到湖北黄州，并在此地生活了四年又两个月。这一时期既是苏轼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他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个高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