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饮食研究论文

汉唐时期，由于胡汉民族长时期的杂处错居，在饮食生活中互相学习、互相吸收，并最终趋于融合，使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同时，胡汉民族的饮食文化交流与融合也不是简单地照搬过程，而是结合了本民族的饮食特点对外来的饮食文化加以改造使之更适合于本民族。汉族接受胡族饮食时，往往渗进了汉族饮食文化的因素，如羊盘肠雌解法，用米、面作配料作糁，以姜、桂、橘皮作香料去掉膻腥以适合汉人的口味。而汉人饮食在胡人那里也被改头换面，如北魏鲜卑等民族嗜食寒具、环饼等汉族食品，为适合本民族的饮食习惯而以牛奶、羊奶和面，粉饼也要加到酪浆里面才肯食用。由此可见，尽管胡汉民族在饮食原料的使用上都在互相融合，但在制作方法上还是照顾到了本民族的饮食特点。这种吸收与改造极大地影响了唐代及其后世的饮食生活，使之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包罗众多民族特点的中华饮食文化体系。可以说，没有汉唐时期的胡汉饮食交流，中国后世的饮食文化将会苍白得多，胡汉各族的饮食生活也将会单调得多。同时，汉唐时期胡汉民族饮食原料交流与融合，对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唐代一般普通人的饮食习惯与后世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虽有米饭，但唐朝的主食以面食为主，更具体地说，是以饼为主，各种饼多达几十种（其时各种馒头也叫饼，饼的概念比后世大）。在唐代笔记小说《因话录》里就提到“世重饼啖”。各类史书、小说、诗歌里也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饼，比如蒸饼、煎饼、胡饼、汤饼等等。当时的肉食，以羊肉为主（吃牛肉是犯法要被重判的，猪肉虽有但不太多），而羊肉膻味大，所以能去膻味的胡椒在当时地位极高，价格也非常贵。唐朝不吃鸡鸭鹅肉。因为在唐朝有的时候，鸡鸭鹅等禽肉是不算肉的。当时有件趣事：李世民为了防止御史巡查的时候加重各地的负担，便要求御史出巡不能吃肉。马周巡视各地的时候，每到一个地方，一定会要求给他鸡吃。有地方小官便告上京师。李世民对此的解释是，他只禁止御史吃肉，但是并没有禁止吃鸡，所以马周并没有犯错。唐朝渔猎风气很盛，钓鱼很常见，而且当时有道非常有名的菜——“切鲙”，其实就是当今的生鱼片。打猎得来的猎物，诸如鹿、兔子、野猪、熊，也经常出现在唐人的菜单里。至于蔬菜，后世很常见的西红柿、土豆、青椒、红薯、洋葱、辣椒、玉米，唐朝都没有。即使现在常见的大白菜（当时叫“菘”）、菠菜（当时叫“波棱菜”）都不算是常见的蔬菜。白菜是因为品相不佳，菠菜则是刚刚引进价格太贵。那么当时最常见的蔬菜是什么？秋葵，叫“冬苋菜”，后世已经不大常见了，只在南方部分省市还有吃。另外还有一种很常见的蔬菜，叫做薤，后世这菜叫“藠 头”，但同样也很不常见了，只在南方部分省市还有。至于做法，当时的做法比较单调，基本就是煮、蒸、烤三种，炒菜要到宋代才有。说到调料。 当时辛香料还是蛮多的，常用的花椒、胡椒、豆蔻、桂皮、陈皮都有了；也有些比较复杂的调料，诸如豆豉、豆酱，葱姜蒜也都有了；不过辣椒当时却也没有。其实，唐朝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对外交往频繁，宗教信仰自由，所以，唐朝的饮食文化非常兴盛。在扬州、长安、洛阳、广州等大城市里，“街店之内，百种饮食，异常珍满。”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水陆珍馔，应有尽有。在民间，“无问贫富之家，教女不以针缕绩纺为功，但躬庖厨、勤刀机而已。善醯醢菹者，得为大好女矣。……故偶民争婚聘者，相与语曰：‘我女裁袍补袄，即灼然不会，若修治水蛇、黄鳝，即一条必胜一条矣。’”可见唐人是十分讲究吃的。有的新媳妇一到婆家，首先要向家人展示自己的是自己的烹调技艺，故唐诗云：“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唐人所谓的“姑”，就是指婆婆，可见，烹调水平如何，已成为唐人评价媳妇好坏的重要指标之一。如果男人擅长烹调，还能攀龙附凤，得幸于权贵。“光禄少卿杨均以善烹调，皆出入宫掖，得幸于韦后。”仅见之于史籍的唐朝名食就有萧家馄饨、庾家粽子、樱桃饣毕饣罗、冷胡突、热洛河、生鱼片、蒸麝麝、皮索饼、驼峰炙、猩唇、熊白、糖螃蟹、鲤尾、对虾、虾生、龙虾、烤全羊、蒸全狗等。唐朝的饮食文化总体特征是胡化、养生化、宗教化和艺术化。所谓“胡化”，就是饮食习惯的胡人化。胡人，“是我国古代对北方边地及西域各民族的称呼。汉以后也泛指外国人”。唐朝贞观二年，“远方诸国来朝者甚众，……户部奏：中国人自塞外归，及四夷前来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大量外来人口的拥入，不仅带来了胡人的音乐、舞蹈、服饰，同时带来了风格迥异的饮食文化。唐朝上流社会很快出现了一股胡化风潮，王公贵族争相穿胡服、学胡语、吃胡食，并以此为荣。上行下效，很快流行民间。

由于统治者的推崇，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唐代饮食文化中也具有了浓厚的道教色彩。虽然唐代人们食用的蔬菜主要来自园圃的供应，然而采食野菜仍是当时饮食生活的重要内容人们一来利用野菜充饥，二来也为自己的食物增添新爽的口味。在唐代，唐朝饮食文化与外国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呈现出一幅丰富多彩的图景，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饮食生活模式的基础。一、唐代饮食文化中浓厚的道教色彩唐朝建立后，统治者因为自己姓李，于是将老子李耳追命为李唐王朝的始祖，倍加推崇道教，使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仅次于佛教的重要宗派。因此，一些道教的习俗风靡了全国，道教对唐代的饮食也有了深刻的影响。1.鱼、肉在饮食中受到多方限制道教的教规对信徒的日常饮食有严格的约束，禁食荤腥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唐朝统治者为了追尊道教，将道教的禁忌推行全国，使全国百姓都以此为约束。734年十月特下令“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并宜禁断宰杀渔猎”。这样，大唐的百姓即使不信教，也必须遵循此制，前后食素三天。 道教经典中认为龙多为鲤鱼转化而来，神圣不可侵犯，食之者将遭遇大祸，加之“鲤”与“李”谐音，唐代统治者于是严禁捕杀食用鲤鱼。731 年正月唐玄宗下令“禁捕鲤鱼”⑵，凡捕得鲤鱼者必须放生，街市有贩卖鲤鱼者杖六十。推而广之，唐代统治者更是制定出一系列条例，限制钓鱼食用，将禁食鲤鱼推广到限食一切鱼虾。因此，在唐代鱼类经常成为难入肴馔的珍稀。2.道教名词在菜肴中频繁出现道教名词频繁地出现在饮食、菜肴之中的情况在唐代前基本没有，然而在唐代的菜谱中却经常出现，形成一种时尚，。用道教名词命名食品、菜肴大体可分为如下三类：（1）直接称之为道人的， 如 “菊道人” 。（2）用“神仙”、“仙人”命名，如 “玉桂仙君” 、 “仙人鸾”、 “八仙盘”、 “神仙粥” 等等。（3 ）用道教传说或典故命名。道教讲求长生不死，所谓仙，按照《释名·释长幼》的解释是“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也。”按照这一说法，唐人食品、菜肴中便产生了许多以“长生”、“长命”来命名的肴馔，如“长生粥”、“长命面”等等。3.道教节日及节日饮食习惯引入民间由于统治者对道教的推崇，道教节日在唐代颇为流行，节日的饮食习俗也被带入了民间。道教将上元、中元和下元分别作为天官、地官和水官大帝的生日，称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唐代统治者将三元节进一步推广，下令民间百姓也必须遵守三元日食素并且禁捕杀渔猎的规定。今天上元节即元宵节吃元宵的习俗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农历九月初九的重阳节作为民间节日最早可上溯到汉末三国时期，据传与道教有关。唐朝定重阳节为三大令节之一，每到此节，唐人都会登高、饮菊花酒、食“重阳糕（高）”。4.道教养生食品深入人心道教讲求养生，认为人经过修炼可以达到羽化升仙，长生不死。炼制并服食丹药是其修炼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平时的饮食也特别讲求营养。受这种道家饮食习惯的影响，唐代人无论是炊饭、烹茶、酿酒都喜欢在其中放入一些草药及营养价值较高的物品。这成为唐代饮食文化的一大特点。青精饭又名乌饭，它最初由道士发明，作为修炼过程中补益身体的饭食。它的制法是用南烛树茎叶浸米，待米变黑以后，上锅蒸制而成。南烛的食疗价值很高，因此青精饭的制法唐时传入民间，成为世俗民众补养身体的佳品。神仙粥，也是一款道士、修炼的人服食的粥品，在唐代时流行民间。食此粥可以益气壮阳，调补虚损，有益健康。此外，汤饼（今天的面条）、米饭中也时常加入营养物品，在唐代饮食中也非常普遍。酿酒时加入中草药更是唐代酿酒业的一大特色。唐人喜欢饮酒，但过分饮酒对身体有害，于是人们根据道教养生学说在酿酒过程中加入一些中草药，以中草药的补益作用来缓解酒对人体的侵害。因此唐代人普遍崇尚药酒，把药酒列为上等佳酿，认为“高人酒味多和药”， 药酒只有世外高人才配饮用。因此，文人骚客招待客人喜用药酒，“药酒欲开期好客”。新丰酒，产于新丰，是唐代的一种名酒，王维曾经赞美它“新丰美酒斗十千”,李白在诗文中也写道“买酒入新丰”。它在酿造中就加入了麻油、川椒、葱白等原料，改变了黄酒一成不变的味道，形成了自己特殊的风味。除此之外，唐代的酒曲全部都是用蓼、苍耳汁拌造而成，中草药汁取代了水的作用，所以，唐代人所酿酒中全部含有这两味草药。实践证明，蓼、苍耳汁加入酒中能促进酵母和各种酶的繁殖，这一发明在酿酒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至今仍被延用，这无疑也得益于道教发展的结果。唐代饮食文化中鲜明的道教色彩，一方面同统治者人推崇道教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也因为道教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尽力接近百姓。唐代饮食文化鲜明的道教色彩是唐代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唐文化的重要特色。

王赛时 ，男，1955年生，现任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兼任北京大学餐饮总裁高级研讨班主讲教授、《饮食文化研究》国际学术期刊主编、国家餐饮文化一级认定师。长期从事中国饮食历史、中国海产历史、中国酿酒历史、中国餐饮文化、餐饮控制与管理的研究。社会兼职为云南省餐饮与美食行业协会名誉会长、山东省烹饪学会顾问、济南饮食业协会顾问、中国食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已出版饮食文化专著4部，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在业界享有极高的声誉。中国食文化研究会曾授予王赛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称号，所下评语为：“王赛时先生长期从事中国饮食史研究，成果丰硕，在中国餐饮文化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给当代餐饮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学术借鉴。他的大量学术论著，内容丰富，学术厚重，影响广泛，其成就为学界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