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芒论文范文资料

世界是美好的，但这美好不仅要个人的努力，还要许多人的团结，俗话说的好：“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不就是说明了人生活在这世上就要团结。社会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一分子。团结、互助、友爱是人生必不可少的道德品质，只有拥有这种优秀的品质，我们才能有机结合起来，担当起建设祖国的重任，社会才能和谐发展。在校园，就在我们身边，团结互助友爱的行为随处可见。在学校春季运动会中，我们举行了别开生面的拔河比赛。虽然我们班没有多少“重量级”选手，却奇迹般的夺得了好的成绩，同学们欢呼啊，跳跃啊!靠的是什么?是我们全班同学一颗颗无比团结友爱的心，想为班上争得荣誉。所以在非常紧要的关头，大家齐心协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动作协调，终于在那心惊肉跳的一瞬间，拼尽全力取得了胜利。不容易呀!这就是团结合作的力量!在我们校园生活中，也时常有一些不和谐的事情的发生。前不久，我们班的两位同学因为一件芝麻大点儿的事儿而伤感情。一个同学在做操时无心的手碰到了前面的同学，前面的同学以为是后面的同学在逗她，就回打了后面的同学，于是，她们就这样你一下，我一下的真打了起来。要不是同学及时制止，还不知会打成什么样呢。从那以后，她们互不理睬，有时还要找点小事报复，吵架。这件事一直延续了几个星期，其中一位同学还想转学呢!多亏同学把这事告诉了老师，老师把这两位同学请进了办公室，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使这两位同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来还成了互相帮助的好朋友。要是同学间互相谦让，互相容忍，宽宏大量，就不会有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同学们，让我们多一份关爱，少一些争执，多一份真情，少一些矛盾，让生活中不和谐的音符通通消失，让我们用团结互助奏出美妙的交响乐!让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校园充满和谐，让我们每一个同学在和谐的环境中茁壮成长。让大家在这个温馨的大家庭中快乐的拥抱着，让我们感受到人性之善良的互通，频繁的亲情往来让我们激动不已。这种感知时常在我的心中静静的流淌……作为新一代的中学生，我们更应该在呼吁共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中，努力学好科学知识的同时，与民族同学团结友爱、互帮互助，让民族之花开遍祖国每个角落!

1、宰相肚里能撑船

三国时期的蜀国，在诸葛亮去世后任用蒋琬主持朝政。他的属下有个叫杨戏的，性格孤僻，讷于言语。蒋琬与他说话，他也是只应不答。

有人看不惯，在蒋琬面前嘀咕说：“杨戏这人对您如此怠慢，太不象话了！”蒋琬坦然一笑，说：“人嘛，都有各自的脾气秉性。

让杨戏当面说赞扬我的话，那可不是他的本性；让他当着众人的面说我的不是，他会觉得我下不来台。所以，他只好不做声了。其实，这正是他为人的可贵之处。”后来，有人赞蒋琬“宰相肚里能撑船”。2、负荆请罪

蔺相如因为“完璧归赵”有功而被封为上卿，位在廉颇之上。廉颇很不服气，扬言要当面羞辱蔺相如。蔺相如得知后，尽量回避、容让，不与廉颇发生冲突。

蔺相如的门客以为他畏惧廉颇，然而蔺相如说：“秦国不敢侵略我们赵国，是因为有我和廉将军。我对廉将军容忍、退让，是把国家的危难放在前面，把个人的私仇放在后面啊！”这话被廉颇听到，就有了廉颇“负荆请罪”的故事。

3、仁义胡同

明朝年间，山东济阳人董笃行在京城做官。一天，他接到家信，说家里盖房为地基而与邻居发生争吵，希望他能借权望来出面解决此事。

董笃行看后马上修书一封，道：“千里捎书只为墙，不禁使我笑断肠；你仁我义结近邻，让出两尺又何妨。”家人读后，觉得董笃行有道理，便主动在建房时让出几尺。

而邻居见董家如此，也有所感悟，同样效法。结果两家共让出八尺宽的地方，房子盖成后，就有了一条胡同，世称“仁义胡同”。

4、威廉·麦金利和记者的故事

在一次国会选举期间，美国第25任总统威廉·麦金利经常被一个记者如影随形地跟踪。因为此人效力的报纸与麦金利政见相左，他经常发表一些于其不利的报道。麦金利对这个人感到很是恼火，可内心倒是禁不住暗暗“钦佩”其攻击自己的那种执著劲儿。

一天，麦金利坐着马车去附近一个小镇演讲。天气异常阴冷，没走多远，麦金利就听见后面传来熟悉的咳嗽声，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个正患感冒且衣着单薄的记者，坐着简陋的马车尾随而至。

麦金利吩咐车夫停下，下车走到记者跟前，说：“年轻人，从你的座位上下来。”记者走下车，心想这个政敌报仇的时机到了。“拿着，”麦金利脱下自己的大衣递给记者，“这件大衣你穿上，坐进我的马车里去。”

“可是，麦金利先生，”记者颇感意外地说，“我想你大概不知道我是谁。这次竞选我一直对你紧追不放，每次只要你一发表演说，我就会在报上骂你，我今天过来就是要尽我所能将你置于死地的。”

“我知道，”麦金利微笑着说，“不管怎么说，你穿上这件衣服，先坐进那辆车里暖和暖和，等会儿你好打个漂亮仗。”结果，从那以后，这个记者再也没有发表过一篇诋毁麦金利的文章。

5、六尺巷的故事

清朝康熙年间的大学士、礼部尚书张英的老家人与邻居吴家，因为宅基地问题发生争执。张家人写了一封信，张英看后，淡然的写了一首诗：“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张家人收到信后，起初不明白，以为张英会用什么手段可以摆平吴家，谁知道写了这么一封信，不过也只好照办。谁知吴家竟被感动了，也让出三尺来。

于是在两家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六尺宽的巷子，成为佳话。让他三尺又何妨，这是邻居之间和睦相处的不二法门。

清太宗皇太极曾向喀尔喀汗王宣称：“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朕今日正与相等也。”120 年后的乾隆中期，他的子孙们已经完成了他的未竟之业，这时，皇太极的后继者乾隆是否会就此止步，在乾隆心目中，这“无远弗届”有没有最后的界限呢？乾隆二十二年（1757）春夏间，投诚复叛的准噶尔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在清军追击下遁往哈萨克，清军遂深入哈萨克逐捕，哈萨克兵迎战不敌，哈萨克汗阿布赉及其弟阿布勒比斯遣使至军营，“问安请罪”，右部哈萨克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随具托忒字《表文》并进马四匹，遣使亨集噶尔等七人入觐”。事闻，乾隆大喜过望，认为准噶尔全局奏功在望，就此宣谕国中曰：“哈萨克即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国。昔汉武帝穷极兵力，仅得其马以归，史册所载，便为宣威绝域。今乃率其全部倾心内属，此皆上苍之福佑，列祖之鸿庥，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统之盛，非人力所能与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对收纳逋逃、对抗入境清军而战败的哈萨克，借国家全盛兵威，一举将其纳入中国版图，易如探囊取物，更何况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但乾隆认为，哈萨克与内属的喀尔喀与厄鲁特背景不同，无须也不应纳入中国版图，而宜以外藩属国相待。他的思路在上述明发谕旨中表述得十分清晰：哈萨克越在万里之外，荒远寥廓，今未尝遣使招徕，乃称臣奉书，贡献马匹，自出所愿，所谓归斯受之，不过羁縻服属，如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俾通天朝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地，张官置吏，亦非如喀尔喀之分旗编设佐领。即准噶尔初归时，不过欲分为四卫拉特，令自为理，哈萨克自非准噶尔近接西陲之比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乾隆对哈萨克的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前后一贯的。两年前，当西北两路出师准噶尔，就已确定政策的大致方向：“大功告成后，若哈萨克人等投诚前来，将伊大头目酌量赴京入觐，赏给官爵，其所属之人，仍于原游牧安插，不必迁移；倘竟不归诚，亦不必用兵攻取。”（注：《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三，乾隆二十年二月癸酉。） 简言之，归顺固当受之，否则，亦悉听其便。当清军深入哈萨克并取得对哈萨克军决定性胜利之后，情况比预计的顺利得多，但乾隆没有滋长吞并哈萨克对外征服扩张的念头，仍循着原有的政策思路，比照“安南、琉球、暹罗诸国”，将哈萨克作“藩属国”对待，“不过羁縻服属”“俾通天朝声教而已”。随后，循照右部哈萨克“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责贡赋”（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五，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丙辰。） 之例，陆续归附清朝的左部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巴达克山、爱乌罕等也成为清朝的“外藩属国”（注：《清高宗实录》卷七二二，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乾隆二十八年（1763），乾隆赐书爱乌罕爱哈默特沙汗称“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视”（注：《清高宗实录》卷六七八，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己巳。），这里“中”即大一统中国，“外”则是包括藩属国在内的一切外国，也就是作为“天下共主”的清朝皇帝心目中“天下”的第二重空间，此前雍正对西藏边外的巴尔布三汗称“朕为天下主，一视同仁”（注：《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二，雍正十年八月庚午。） 与此后嘉庆针对英吉利使臣不行中国之礼说“中国为天下共主”（注：《清仁宗实录》卷三百二十，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乙卯。），都是同一概念。第二重空间的国家中，大部分系中国周边国家，也有部分海外之国，清朝皇帝经常将那里来中国的人称为“远人”（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如果说，第一重空间随着大一统逐步推进而陆续由“天下”转化为中国的一部分，那末，清朝皇帝把第二重空间视为外国的观念则是始终如一的。这里涉及到清朝皇帝心目中中国边界的最终界限，故下面稍加展开分析。康熙中成书的《会典》在“朝贡通例”下对当时“中国”四周形势作了这样表述：“国家一统之盛，超迈千古，东西朔南，称藩服者，不可胜数”。按“藩服”既包括理藩院所统“岁时必有至阙下”贡献的“率先归附”“悉隶版图”的漠南蒙古四十九旗和“岁时奉职贡”的“蒙古部落”（喇嘛、喀尔喀和厄鲁特）以及兵部所统“各番土司”，也包括“礼部·主客清吏司”所统的朝贡“外国”——朝鲜国、琉球国、荷兰国、安南国、暹罗国、西洋国，以及土鲁番等国。（注：参见康熙《大清会典》卷七十二《礼部·主客清吏司》；卷七十四《礼部·给赐》；卷八十五，《兵部五》；卷一四二《理藩院一》；卷一四四《理藩院三·柔远清吏司》相关记载。） 看起来“藩服”一词似乎宽泛而模糊，其实，细加审视，层次还是分明的：最里层是已隶版图“犹视一体”的四十九旗，往外一层是称“国”称“部”“各守其地”的喇嘛、厄鲁特、喀尔喀，最外层是朝贡的“外国”（当然“外国”的内涵并不十分清晰）。与“外国”区别的喀尔喀、厄鲁特等，同四十九旗虽与清廷有远近之分，但同属“蒙古部落”，且“专设理藩院以统之”，而朝鲜国等“外国”事务则由“礼部”管辖，这足以证明清朝皇帝并未将尚未纳入版图的喀尔喀、厄鲁特等以“外国”视之。质言之，清初皇帝心目中中国与外国的界限是判然分明的。乾隆中喀尔喀、青海蒙古、西藏、厄鲁特、回部已陆续纳入国家版图，并取得与漠南蒙古等同、有如内地郡县的地位，中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版图的确定和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而最后确定下来。乾隆《会典》关于外国的表述，在“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条下记“朝鲜、琉球、苏禄、安南、暹罗、西洋、缅甸、南掌”为“四夷朝贡之国”。乾隆中同为“外藩属国”的“西北番夷”（注：乾隆《大清会典》卷五十六，《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 “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诸部落”，以其地缘关系附在奉旨增修的《理藩院·徕远清吏司》诸回城之后，文字的表述颇费斟酌，说嘉峪关以外诸回城“棋布星罗，同属内地”，说哈萨克、布鲁特等部则“列我藩服”（注：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藩服”概念的内涵随着中国一词外延的扩大而逐步缩小，最后只留下了周边或海外“朝贡之国”；“中外”的使用，也由大中国框架下“华夷”，即“中国”与“四夷”对称，转化为大一统中国与外国的对称；“四夷”的称谓还保留下来，专门戴在了所有外国的头上；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清朝皇帝把屏卫中国安全的“藩篱”已经推进到了中外边界之外，视毗邻的周边国家为“藩属”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对中外边界如何认定的问题。最早是与“从古未通中国”（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而由于迅速向东方扩张开始进入中国领土的俄罗斯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乾隆中，随着平准大业的完成，“自古不通中国”的哈萨克等原与准噶尔毗邻的中亚各国陆续成为中国藩属国，这些国家与中国边界划分的原则是什么？请看乾隆的有关谕旨。乾隆二十二年（1757）诫谕哈萨克阿布赉汗：“当知准噶尔全部悉我疆域，宜谨守本境，勿阑入侵扰；厄鲁特等或间有率游牧窜入尔境者，尔缚献首恶，收其属人，尚属可行。”（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乾隆二十五年（1760）秋，又敕谕阿布赉汗，“戒其约束部众，勿侵入乌梁海，即如当年与准噶尔接壤时既有旧地向为准噶尔所取者，亦不得越境游牧”（注：《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六。）。乾隆二十三年（1758）初冬， 布鲁特入觐使臣恳请将特穆尔图诺尔赏给布鲁特，乾隆谕以“此地虽尔等旧游牧，久被准噶尔所侵，岂可仍视为尔土？但尔等既为臣仆，此地颇属宽闲，或附近游牧之处，酌量赏给，以裨生计，尚属可行。”（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二，乾隆二十三年十月丁巳。） 从中可以看出，乾隆确认并认真践行自守的中国疆界不是无限的，昔日准噶尔与毗邻中亚国家的边界，即为中国边界的最后的界限；另一方面，也要求对方国家约束部众，不得侵入中国领土。乾隆关于中国边界的立场是坚定的有原则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为什么准噶尔故地所至就是中国疆域的最后界限呢？因为清朝皇帝从来不把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视为外国，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也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华”。中国古代儒家“华夷之辩”的命题确有歧视“四夷”的糟粕，但正如唐人李大亮所言“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古代有识之士从来都认为“四夷”和“中国”是同根共生、连为一体的一棵大树。乾隆确认中国边界的原则，从渊源上说，既传承和发扬了其列祖列宗的家法，又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内向性的古老传统，事实上也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相符合。清朝皇帝推进的国家大一统事业不过是重整故国河山，把理应属于中国的土地和人民纳入中国的版图；一旦大一统实现，一旦大军在特殊情况下越界推进到外国境内并完成既定目标后，则立即主动撤军回到自我约束的中国疆界之内，而专注于国家疆域内的巩固与各民族的凝聚。当中国强盛的岁月，康熙谆谆告诫他的后世子孙：“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这段话说得何其好也！不仅足以廓清指责清朝对外侵略扩张种种说法的谬误，对后世之人也可谓明鉴高悬，警钟长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清开国时期，在与明朝进行军事较量的主战场之外，实际已揭开了关于“华夷之辩”和“夷狄”统治中国合法性思想交锋的序幕。迨明桂王被俘杀于昆明，特别是三藩之乱的平定，清朝凭借武力已确立了在汉族居住的中国内地的统治，但如何在思想理论上战胜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的“华夷之辩”命题，确立“夷狄”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则成为清朝皇帝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胜利地推进国家大一统伟业的同时，雍正和乾隆不失时机地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华夷之辩”命题和正统论进行了意义深远的论战。康熙亲政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对不与新朝合作的“胜国遗民”采取了优容有加的怀柔政策，紧张的满汉民族矛盾得以舒缓。不料雍正六年（1728）竟发生了曾静策动岳钟琪反清案。这个突发案件证明，武力征服只能激化汉人的同仇敌忾，而怀柔政策也无法消弭根深蒂固的汉民族的敌对情绪。雍正不循帝王治术的常规，毅然决定利用曾静反清案与“华夷之辩”命题展开一次公开的正面交锋。雍正的基本论点和论证逻辑是这样展开的：满洲是夷狄无可讳言也不必讳言，但“夷”不过是地域（雍正用“方域”一词）的概念，孟子所讲“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即可为佐证，如此则“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吕留良、曾静之辈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道理何在？（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也无须一般地反对“华夷之辩”，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由此证明华夷之分在于是否“向化”（注：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说：“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即是否认同并接受“中外一家”的共同的文化传统。（注：应该说这也不违华夏与夷狄的分野不在民族而以文化定位的先儒的本义，即以孟子而言，他以为东夷的舜和西夷的文王虽有先后远近之不同，然在中国推行之道则符合若节，是为先圣后圣（《孟子·离娄》），反之，杨朱与墨翟虽是华夏人种，但“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 雍正进而理直气壮地说：“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今逆贼（吕留良）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雍正愤慨激昂，必欲将“华夷之辩”彻底颠覆不可，不得已也。“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中歧视周边少数民族的一面为历代儒者所发挥，对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影响深刻。所谓“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 主张对不脱豺狼本性的夷狄，要驭之以权诈。以夷狄未“向化”，不懂儒家伦理而加以蔑视和践踏，这是古代浸透着大汉族主义优越感的汉族士人士大夫对周边四夷的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明清易代，在明遗民看来，是“夷狄窃夺天位”，其严重性岂止一姓王朝的更迭，而是“中原陆沉”，“日月无光”，纲常名教荡然无存，整个社会沉沦于漫漫长夜。反抗清朝民族征服与民族压迫的正义性与“华夷之辩”的偏执与荒谬纠结在一起，于是吕留良借宣传“华夷之别”高于“君臣之义”，暗中鼓动汉人起来推翻清朝统治。雍正为维护满族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势不能不挺身而起，挟专制统治的政治优势，向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展开论战。但雍正的论辩并未走向另一极端，通过辩论，他真诚地向汉族臣民表示了对“尧舜以来”文化传统的认同，有助于化解与汉族臣民的文化隔阂。雍正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高标“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堂堂正正之大旗以对抗挟儒家思想优势的“华夷之辩”命题，志在颠覆大汉族主义自我优越的民族观，争取夷狄与汉人平等的地位。雍正一生好辩且雄辩，而大概这一番辩论最令人击赏。乾隆也辩华夷，但无非“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孟子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此无可讳，亦不必讳”（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 之类乃父用熟之逻辑和语汇，只有针对汉人“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注：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将北伐，“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丙寅。） 的偏见所讲的“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而私”（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词气犀利尖锐，最见论战的锋芒。就大中国观念的理论框架的构建而言，乾隆的贡献不在辩华夷，而在辩正统。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开始，乾隆开始关注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的问题，至乾隆五十年代，辨析正统的谕旨连篇累牍，核心在于清朝是否得中华统绪之正，实质则是夷狄是否有资格为中国之主。古代史家最讲书法，而正统之归属，则首先必须分辨明白。中国历史上王朝鼎革、正统改易，屡见诸史，而由夷狄完成这一进程则惟元与清两朝。清朝统治者族属满洲，究竟能否承继明之正统？传统史家以“尊王黜霸”“所以立万世之纲常”的春秋大一统之义为依归，形成如下正统史观：周、秦、汉统绪相承，三国不以魏吴之强，夺汉统之正，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虽江左偏安，而承晋之正统，至隋统一中国，至唐之末季，藩镇扰乱，宋以前仍以正统属之梁唐晋汉周，宋则承五代之正统。朱熹《通鉴纲目》关于正统偏安即作如是观。麻烦发生在五代两宋之际，其时辽、金、元相继兴起于北边，梁唐晋汉周及南宋之主或称臣称儿称侄称孙，中华正统究竟谁属？元明之际的杨维桢著《宋辽金正统辨》，大旨以元承宋统而排斥辽金。四库馆臣揣摸皇上意指，删去陶宗仪《辍耕录》所载杨维桢《正统辨》，在他们看来，女真为满洲先世，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于理更顺。乾隆大不以为然，认为杨维桢“其论颇正”，理由是“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统，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辽金元虽同样起自北方，虽同为“夷狄”一系，但辽金未能“奄有中原”，而元“为中华之主”。乾隆认为“主中华者为正统”，故以杨维桢为是。关于宋以后正统所属，乾隆的结论是“宋南渡后，偏处临安。其时辽金元相继起于北边，奄有河北，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语”。明朝承元正统，清朝较之元朝则统绪更正。乾隆驳回四库馆臣的意见，强调对“中华”地位的尊重，他自诩为“执中之论”。（注：以上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二，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己亥；卷一千三十四，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丙午；卷一千四十二，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己亥；卷一千一百四十二，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甲申；卷一千一百四十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乙酉；卷一千一百六十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卷一千二百二十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正统本来是与偏安一词相对立而出现的，中国历史上只有多个国家并立时，才格外讲究正统之辨。在清朝统治中国已逾百年，特别是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实现，清朝的正统地位本无可置疑，乾隆为什么主动把这件事郑重地提出来加以讨论呢？表面上看是反驳四库馆臣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之说，实际上他要阐发的是“主中华者为正统”的观点。“中华”一词，清前中期诸皇帝一般都作为与“中国”同义词来使用，而细加揣摩，不用“中国”用“中华”，似乎更强调中原汉族国家的意味。乾隆比较元朝和清朝的正统地位时就说：“元虽一统，而主中华者才八十年，其时汉人之为臣仆者，心意终未浃洽。我国家承天庥命，建极垂统，至于今，百四十年矣，汉人之为臣仆者，自其高曾逮将五世，性情无所不通，语言无所不晓。”（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五四，乾隆四十七年四月辛巳。） 上文提到乾隆不同意辽、金为正统的理由也是未“奄有中原”（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十，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乙卯。）。 如果说乾隆对古代史观的正统论有所矫正有所发展的话，应该是他继承雍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皇朝是否正统的新标准，这个新标准的核心在于不问其开国皇帝是否身为夷狄，只要“奄有中原”而主中华者即为正统。乾隆完成了融通传统史家正统理论体系的构建，从而确立清朝在中国历朝正统序列中的合法地位。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是在对大汉族主义“华夷之辩”的民族观的理论批判中明晰起来并最终确立的。雍正的辨华夷，乾隆继之辨正统，主观上在于争身为夷狄的清朝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而在客观上，强调“中外一家”的逻辑延伸必然是昔日被视为近于禽兽的夷狄的少数民族具有与汉族完全平等的地位，必然是把生存繁衍在中国版图之下语言、文化、宗教、习俗不同的各民族各部落视为一个大家庭，必然是把中国看成既包括中原内地，又包括广阔的边疆地区的“中外一家”的大中国。这种理论勇气，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不分“中华”“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注：《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 的唐太宗可以与之前后相望，引为同调；而饶有趣味的是，雍正是纯正的夷狄，唐太宗的血管里也流淌着夷狄（鲜卑）的血液。从唐太宗到雍正皇帝，从反对“贵中华，贱夷狄”到“中外一家”，中国和中华民族逐渐整合成型的历史轨迹清晰可辨。“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持续百余年之久的康雍乾三位皇帝执政时期，取得了军事上政治上完成国家大一统和思想上批判儒家“华夷之辩”民族偏见这两条战线的决定性胜利，清朝皇帝成为事实上“中外一家”的大一统中国之主。尽管说当时清朝皇帝很少用“中国”以表达其新的内涵，而更多地仍沿用“大清”“天朝”之类居高临下的词汇，但随着西洋国家对大一统中国版图下凝聚为一体的各民族的威胁日益紧迫，清朝皇帝及其治下各族臣民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得到迅速强化，昔日内地汉族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区别与对立的“华夷之辩”被中国各民族与西方国家的区别与对立的新“华夷之辩”所替换，清朝文献中，中国与外国，特别是西洋各国对称日益频密。作为中国历史内在逻辑与外力影响交互作用的结果，最后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当清朝即将覆亡之时，竟由满族统治者提出“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这一逻辑严谨、内涵明确的“大中华”、“大中国”的概念。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康熙决策禁止中国商船前往南洋贸易，该谕旨结尾处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注：《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当国人刚开始感受到盛世气象时，康熙就向他治下的臣民敲响了的警钟：西洋国家将来可能会成为中国主要对手。西洋，清初以来一般指大西洋欧洲国家。康熙对西洋有相当了解，他说，中国与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十度内。自西洋至中国，有海路和陆路可通。海洋行船，南行八十度，至大狼山，始复北行入广东界，通常要走六个月；陆路遥远，因隔俄罗斯诸国，行走不便，故皆从水路而行。（注：《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康熙五十二年二月甲寅。） 当时令康熙感到的西洋威胁主要是来自占据南洋噶喇巴（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荷兰殖民势力，皇帝忧虑沿海汉人可能在西洋人的庇护下建立海外抗清基地，于是从国家战略安全考虑，断然决策，禁止南洋贸易。时间过了不到80年，康熙关于中国前途的预言便显露出了最初的模糊轮廓。乾隆五十八年（1793）西洋最强大国家英吉利首次遣使访华，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态度的傲慢与倔强，英王礼物反映出来的科学技术水平之高，给予乾隆强烈的震撼。当年八月二十六日乾隆从避暑山庄返回京城，立即前往圆明园参观马戛尔尼使团的“贡品”。据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记载，乾隆帝对装有110 门大炮“皇家号”军舰模型颇感兴趣，“他详细问到当时在场帮助安装的使节团人员关于军舰上许多零件的问题，以及有关英国造船事业的一般问题。”（注：据《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406页。此军舰模型系英王赠送乾隆帝的礼品之一，据斯当东介绍，“礼品中加配一付全套装备的英国最大的军舰模型。有110门重炮装备的巨大军舰上的各个微细部分俱在模型上表现无遗”（第250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隔一日，乾隆帝即密令军机大臣传谕两广总督长麟等：“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戊子。）。九月一日，再次密令军机大臣传谕沿海各督抚等：“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驭，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六，乾隆五十八年九月辛卯。） 面对称霸海上的英国军舰，乾隆深知中国的制海权已沦于英人之手。如何应对咄咄逼人前来叩关的“红毛夷”？乾隆采取的对策是，全面断然拒绝英国的一切要求。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英国使臣似有传教之意，乾隆以“华夷之辩甚严”拒绝西洋人“妄行传教”（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这可能是清朝皇帝第一次以民族意义上的“中华”与中国各民族的潜在敌人——外夷相对称。乾隆昧于世界大势，一厢情愿地以“华夷之辩”反制西方国家，固然不足称道，但这中间隐含着面临日益迫近的西洋威胁，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已呼之欲出了。西方列强侵略即将到来，中国各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各民族对隶属其下的统一国家的认同，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英鸦片战争前夕，鸿胪寺卿黄爵滋奏称：“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奇。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盖自鸦片烟土流入中国，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九，道光十八年闰四月辛巳。），道光随即特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东查办，并命传谕林则徐：“想卿等必能体朕之心，为中国祛此一大患也。”（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十六，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丙辰。） 面对“外夷”，满汉君臣共同站在“中国”立场，风雨同舟，忧患与共。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即将开始发生空前巨变的前夜，禁烟运动所体现的中国人民共同利益和民族精神，极具象征意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注：《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九，《小雅·常棣》。），这一“华夷”对立的全新格局不仅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而且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进程又注入了新的助推力。

1、议论文是议论说理表达作者的见解和主张的文章。2、议论文的三要素包括论点、论据和论证。3、写简单的议论文，努力做到有理有据。 考试说明：我们在报刊上、书籍中经常看到的政论文、社论、短评、小评论、杂感、序跋、宣言、声明、开幕词、以及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讲话稿、报告等都属议论文。议论文在“两个文明建设”和日常生活中有着极大的作用。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和掌握这种文体的写法。 1、议论文的三要素 每一篇议论文，都离不开论点、论据和论证。因此，鲜明的论点，确凿的论据，严密的论证，是议论文的三个基本要素。 （1）论点，是作者对要议论的问题所持的见解或主张，是议论文的灵魂，起着统帅全文、纲举目张的作用。确立论点是写好议论文的前提。议论文的论点有以下5点要求： ①正确。写议论文的目的是为了宣传真理、明辨是非、分清正误、区别美丑，所以，思想观点正确是首要的。 ②鲜明。作者在文章中必须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毫不含糊地说出自己的见解，使读者一目了然，明确理解。 ③严密。论点的表达必须周密严谨，无懈可击，不给持有异议的人以可乘之机。 ④集中。在一篇议论文中，只能提出一个中心论点，全篇文章始终围绕一个论点展开论述，把道理说深说透，解决问题。要求集中，也就是要避免发生论点转移，后文的论说跟前文的论点有变化，或者概念上混淆。 ⑤深刻。文中提出的论点，应该是作者对于事物的新鲜、独到的见解，能够深入地揭示事物的本质，而不是一般化的老生常谈，以便更有力地说服读者，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写议论文时，要注意把中心论点和分论点交代清楚。中心论点是议论文的基本观点，它是全文的主旨和核心，在文章中起主导作用。从属论点是说明中心论点的论据，是为中心论点服务的。 提出论点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一般大致有以下四种：一是开头提出论点。二是结尾提出论点。三是篇中提出论点。四是论点贯穿在全文中。通常的写法，以①②两种为主，习作议论文也应以这两种方式为主，然后进而学习后两种写法。 （2）论据，是用来证明论点的事实和道理。因此，论据包括事实材料和道理即理论材料。事实材料中又包括正面和反面事实材料，另外，数据材料也是其中一种。选择事实材料和理论材料要遵循哪些原则呢？ 对于正面的事实材料，首先是真实性原则。论据真实，论点就可*；论据不真实，论点就可疑。其次是典型性原则。就是要求选用那些能够深刻揭示事物的本质，亦即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材料作论据。一个论点，往往有许多论据能够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来证明它。但是在可以论证它的众多论据中，总有一些是最恰当最有说服力的论据，就是典型的论据。此外，还要遵循新颖性原则。人们在阅读文章时，容易被新颖的材料所吸引，也容易对陈旧的材料产生厌恶。因此，对事实论据的选择，也必须遵循新颖性这一原则，重新轻旧，求近舍远，在“新”字上下功夫。 对于反面事实材料应以有衬托作用为原则。议论文为了把道理讲深讲透，需要多角度地分析、论证论点，这就要求我们从不同角度去选择论据，既要选择正面的材料，从正面阐述事理；也需要选择反面材料，从相反角度剖析事理，正反对照，以反衬正，突出中心论点。反面材料补充不能说透的结果。 对于数据材料应遵循科学的原则。从表面上看，数据只是几个简单的数字，其实它有丰富的内涵，往往是众多劳动的结晶、辉煌成绩的表现、不懈努力的反映，或者是浪费破坏的记录，将科学的数据引进议论文，能增强论证的效果，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理论材料就是选用通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经典理论家的名言，科学上的公理、定律以及尽人皆知的道理等等来作论据，以证明论点的正确性。引用理论材料作论据，必须遵循以下几条原则：首先是可*性原则。作为论据的依据，被引用的理论材料一定要确凿可*，不论是引用名人的原话，还是引用大意，首先应搞清作者是谁，不可张冠李戴，把孔子的话当作他人的话来引用。如果是引用原文，一定要核对原文不要抄错；如果是引用大意，一定做到对原文内容能够正确概括，做到准确可*。其次是针对性原则。引用理论材料的目的是为论证某个观点服务的，切切不可牵强附会，无的放矢，架空议论。再次是引伸性原则。这是说在引用精当的材料作论据后，不能就此完事，不作分析，这样有引无证，不能充分发挥论据的作用。正确的做法是在引用理论材料之后，紧跟着就要对理论材料进行科学的推论，从中推导出新的含义，生发出新的思想，进而推动文章的论证。此外，还有简明性原则。引用理论材料作论据，目的是证明观点的正确，对观点的进一步阐述和推导，还要*自己去论证。如果引用过多的理论材料，以引带论，效果会适得其反。 （3）论证，就是用论据证明论点的过程和方法，使论据与论点之间有机地联系起来，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论证的方法，一般都是先提出论题，经过论证、分析后得出结论。论证的过程和方法，有的逐层剖析，有的边分析边作结论，有的用设问引出问题进行论证。 写议论文要求做到层次清楚，推理严密，合乎逻辑，说理透辟，不论立论还是驳论都要具有说服力。 2、立论和驳论 议论文从论证方式看，一般分为立论和驳论两种。 （1）立论 立论是对一定的事件或问题从正面阐述作者的见解和主张的论证方法。写立论性的文章，必须做到： ①论点要正确、鲜明。正确就是论点本身要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符合客观实际，并经得起实践的检验。鲜明就是说作者必须旗帜鲜明地表示肯定什么，否定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决不可含含糊糊，模棱两可。 ②论据要真实、充分。就是说，必须举出足够的事实或公认正确的道理，证明论点的正确性。 作为论据的事实，包括有代表性的确凿的事例或史实，以及统计数字等。用事实作论据，有很强的说服力。 用科学道理作为论据，也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如用自然科学的原理、定律和公式等作为论据，也能有力的起到证明论点的作用。 ③论证必须符合正确的推理形式。写立论性的文章，要言之成理，合乎逻辑。论点统帅论据，论据证明论点。论据必须足以证明论点，论点必须是从论据中推断出来的必然结论。 （2）驳论 驳论是就一定的事件和问题发表议论，揭露和驳斥错误的、反动的见解或主张。 驳斥错误的、反动的论点有三种形式： ①直接驳斥对方的论点。先举出对方的荒谬论点，然后用正确的道理和确凿的事实直接加以驳斥，揭示出谎言同事实、谬论与真理之间的矛盾。有的文章，首先证明与论敌的论点相对立的论点是正确的，以此来证明论敌的论点是错误的。 ②通过批驳对方的论据来驳倒对方的论点。论据是论点的根据，是证明论点的。错误和反动的论点，往往是建立在虚假的论据之上的，论据驳倒了，论点也就站不住脚了。 ③通过批驳对方的论证过程的谬误（驳其论证）来驳倒对方的论点。驳倒了它的论证中关键问题，也就把谬论驳倒了。 总之，写驳论性的文章，还应注意以下几点：①要对准把子。写驳论性的文章，首先要摆出对方的谬论或反动观点，树起靶子。怎样树起靶子呢？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概述。即用概括的语言，将所批驳的敌论复述一下。概述时，可适当引用一些原词句，但要有重点，倾向性要鲜明。二是摘引。即把反面材料的关键部分或有关部分，摘录下来，然后对准靶子，进行驳斥。②要抓住要害。鲁迅说：“正对‘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予致命的重伤。”对谬论，一定要抓住其反动本质，深入地进行揭露和批判。③要注意分寸。对于敌人的反革命谬论和人民内部存在的错误思想，必须加以区别。对敌人，要无情揭露，痛加批驳，给以致命打击；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就要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决不可相提并论。 议论虽有立论、驳论两种方式，但两者不是截然分开的。破和立是辨证的统一。在立论性的文章中，有时也要批驳错误论点；在驳论性的文章中，一般也要在批驳错误论点的同时，阐明正确的观点。因此，立论和驳论在议论文中常常是结合起来使用的。 [15—1] 同学们大概经常听到、见到“开卷有益”这个词。不知你想过没有，为什么说开卷有益，开卷有哪些益？开卷是不是都有益？请你针对“开卷有益”这种看法，谈谈你的认识。 要求：①写一篇议论文，题目自拟。②论点要鲜明，论证方法得当，结构完整。 导思：这是一篇自拟题目的议论文。写好这篇作文，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先确立一个论点。全文围绕这一论点展开论证。对“开卷有益”这种说法，既不能全盘否定，写驳论文；也不宜全盘肯定，写成立论文。因为这种说法既有它正确的一面。又有它不够全面的地方，所以对这个看法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进行分析，肯定其有益的一面，否定其有害的一面，从中总结出正确的论点来。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一说法作出合乎事实的评价，最终达到以理服人的目的。 2、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进行分析，要防止出这样一个毛病：自相矛盾。一会儿说开卷有益，一会儿说开卷有害，令人不知所云。为了避免这种现象，文章中还要将二者的联系点明，才算把道理真正说透。 3、从论证方法看，如果所读的书是坏书，则开卷未必有益，这里可以采取例证法，并辅之以引证法和喻证法，用前几年社会上黄书泛滥成灾毒害青少年作为事实论据，用名人名言作为理论论据，充分论证黄书的害处和读好书的益处。在此基础上，再把这两者辩正地统一起来。说明我们中学生既要多读书，又要慎重地加以选择、读好书。这样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证，就将问题说得比较全面而深刻，文章也就具有了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15—2] 1939年，郭沫若回乡探亲，平常散漫懒惰的某某同学登门拜访，并请郭老赐以墨宝（即请郭老题字）。郭老早已了解此人平时做事马虎、敷衍，便问道：“写什么呢”那位同学漫不经心地答道：“随便。”郭老眉头一皱，挥笔写下“不可随便”四个大字。 “不可随便”，言简意丰，它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可随便”。 请以《从“不可随便”谈起》为题，写一篇短文。要求：①可以结合上述材料内容，联系实际，谈谈自己的看法和认识；②不要写成诗歌；③不少于600字。 导思：这是一篇给材料作文。该题虽然规定了作文题目，但仍给学生思维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从文体来看，写议论文是最好的选择。学生可以从是非观、处世态度、治学精神等方面谈自己的看法，阐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要写好议论文，必须做好以下三点： 1、确定论点。根据命题提供的材料，可从不同角度提炼出诸多观点，但短短600字的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一定要选准一个论点充分论证。 2、选好论据。论据能起到充分证明论点的作用，论据选择要遵循两个原则：①真实确凿，不能有虚假成分；②具有典型性，有说服力，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3、组织好论证结构。最常用的结构一般为“提出问题（引论）——分析问题（本论）——解决问题（结论）”。

什么是友善?曾经读过这样一则故事：一个少年在企图行窃时,被躺在床上的一位女孩发现了.女孩并没有报警,而是装作并不知道他是小偷,热情地邀请他与自己聊天.他们聊得挺开心.少年临走前,女孩用自己的阿马提小提琴为他拉了一首曲子,然后又把琴送给了少年.后来,当少年再去找女孩时,女孩因患骨癌已离开了人世,在她青色的墓碑上镌刻着“把友善奉献给这个世界,所以我快乐”.少年从此变了样,他在贫困和苦难中重拾自尊,心中燃起了走出逆境的熊熊烈火!最终,昔日的少年成材了,在世界第一流的悉尼大剧院,他深情地拉起了悠扬的曲调——把它献给那位女孩. 小女孩善待少年,是为了体面地维护他的尊严.她也许永远不会意识到,她的友善、宽容和爱心——就如紫罗兰把它的香气留在那踩扁了它的脚底上,怎样震撼了一个迷途少年的心,让他重新树立了信念,扬起生活的风帆. 一次友善的交谈,一首优美的曲子,就这样改变了人的一生!其实,温和与友善在生活中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我也曾真切地感受过. 有一次,我在推自行车时,没有注意到路边的行人,一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的裤子给扯了个大口子.我一时不知所措,只能一个劲地道歉.我该怎么办呢?我本以为这次我将难以脱身了. 我摸着口袋里的钱,希望那仅剩的30元能解决问题.我抬起头,刚想说出“赔钱给你”,不料老太太淡淡地对我一笑：“看看,我都老糊涂了,走路也没当心,小姑娘,别在意,别在意啊.”我顿时愣在那儿,眼看着老太太转过身,渐渐走远了……从那以后,我养成了推自行车时先看看旁边是否有人的习惯,因为那淡淡的一笑已深深印在了我的心中. 友善是什么呢?我想说,友善是天空,包容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