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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1934年生，河北南皮人，生于北京。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平地下党的工作，那时他才是个中学生。他在后来的小说创作中对这段生活多有表现，被人们称为"少共情结"。 王蒙：我的创作是与政治分不开的王蒙1934年生，河北南皮人，生于北京。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平地下党的工作，那时他才是个中学生。他在后来的小说创作中对这段生活多有表现，被人们称为"少共情结"。王蒙在五十年代担任共青团干部，1953年开始文学创作，1955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后以《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引起社会关注，并以此成名。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六十年代调往新疆。1978年调回北京作协，历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王蒙作品：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季节"四部曲（《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 1989年辞去文化部部长之职，专心创作。 2000年5月，《狂欢的季节》出版后，王蒙的"四季"也就完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一个"文革"的话题又让人们重拾记忆。而王蒙则说，他的创作是与政治分不开的。"让我写民俗？大概也就能说说新疆，因为我在那里生活工作过。让我写遗老遗少？我没研究过清史。让我写性爱脱衣？别说裤衩了，就是让我脱上衣光着脊梁，那我自己也扛不住。我羡慕许多作家，酒仙似的，喝很多，然后写得挺好；我一喝，把胆囊给喝没了！我也想书卷气，如兰似菊，可我气韵不对！你让我学富五车？那就是让我裤腰上缠死耗子，假充猎人。我只能写政治生活下的人们，因为我的特点就是革命。" "我一直在革命。我11岁就和地下党有联系，14岁就成了地下党，18岁的时候我就是18级干部了。后来想当群众都不行，是"戴帽右派"时，还当领导！一直到现在，始终是有政治身份的。所以我的一些经验是许多人所没有的。我是以一种"心灵史"的方式在叙述我是怎样感受那段历史的。我希望能给历史提供一个证词，要向后代讲清楚，我是怎样走过来的。同时我希望这个见证能有一个整体性、立体性、深刻性，不要简单化、戏剧化或者黑白化，那样会使真相讲不清楚。""我无意于正面写"文革"，只是把它作为背景，写平常人的生活。我是想做一种人性的整理，为人性提供一个证词。在无所不可时她仍然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这就是人性。现在有的人互相贬斥说"你为什么不忏悔？"等等，看起来更像是一场闹剧。""我认为目前写社会主义的作品，成功的很少，因此选择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把社会主义小说化。在写《活动变人形》时，我对小说结构、情节等非常清楚，但写"季节"时，我感觉面对的是茫茫大海，无法捕捉。"有评论家这样说：政治对王蒙来讲，是永远有魅力的。它是王蒙的一个题材，一个主题，一个危机四伏却又饱含着挡不住的诱惑力的非凡地带。他与政治的纠缠不清乃至结下不解之缘，将会成为日后的文学史家们的一个不衰的话题。 政治显然并非是他的目的。他无非是想借用特定的政治环境，来思索有关人生、存在、人性之类的带有形而上意味的命题--关于人类生存状态的基本命题。王蒙是智慧的。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上，更表现在艺术上。有的作家在写作中感受到了语言的痛苦、语言的无能，但王蒙不是，他在写作中得到的是一种语言的快感。王蒙式的调侃，成了他作品的重要标志。在这些调侃中，蕴藏着王蒙的冷峻、警觉、悲悯和思维的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