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研究现状论文

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婚姻法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中国婚姻法文化考论2、婚姻契约观念的限度与嬗变3、秦汉家族法研究4、我国民法典亲属法编立法构建研究5、中美婚内侵权行为之比较法研究6、当代中国婚姻法与婚姻家庭研究7、中国维吾尔族婚姻习惯法研究8、建国初期山东省宣传贯彻婚姻法研究9、建国初期山西省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10、论我国离婚诉讼中房产分割的若干问题11、离婚诉讼中无房女性利益的法律保护问题研究12、《婚姻法解释（三）》中不动产登记效力研究13、《婚姻法解释（三）》中夫妻财产制度的研究14、民国时期婚姻法的文学省思15、土地革命时期婚姻立法问题研究16、从社会性别视野看《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对夫妻财产的规定17、从伴侣法到婚姻法18、《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房屋确权问题之探讨19、建国初期河北省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20、建国初期重庆地区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1950-1953）

这题目太简单，下面两个回答的都不到点上，题目意思是婚姻存续期间完成了作品，已经变成既得利益，你除非不发表，一旦发表，无论你何时发表的，这笔稿酬，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从婚姻的原则看：古代婚姻必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是指主婚权属于父母，即选择配偶，嫁娶方式均由父母做主，而不问男女双方本人的意愿，实质上就是父母包办婚姻。《诗经·齐风·南山》“娶妻何如,必告父母”； 《孟子·滕文公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恩格斯也指出：“古代婚姻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媒妁之言”是指婚姻由第三人即“媒人”撮合，它是父母包办婚姻不可缺少的终结，是包办婚姻的组成部分，与父母之命共同构成封建婚姻成立的要件。例如唐律规定：娶妻无媒不可，正所谓“名媒正取”，合礼合法。媒妁在古代之所以重要，在于协调宗族关系，成为宗族联姻的一个桥梁。古人讲究“和”与“睦”，宗族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通过媒妁，缔结成良缘，“合二姓之好”，使两家建立亲属关系；事情办不成，由于双方有媒妁作缓冲，就不会发生直接正面冲突。“父母的意志为子女婚姻成立或撤消的主要的决定条件,他以自己的意志为子授室,为女许配,又可以命令他的子孙和媳妇离婚,子女的意志从来就不在考虑之列。”[1]“家长有包办子女婚姻的权力,无论子女成年与否,他们的婚事都依据家父的意志决定,甚至无须询问本人的意见。”[2]《孔雀东南飞》一文中焦仲卿和刘兰芝故事让人潸然泪下,因婆婆不喜欢媳妇,百般刁难,使得女方在再婚当天“举身赴清池”[3],投河自尽；男方也“自挂东南枝”,上吊自杀了。陆游与唐琬，只能垂泪吟诗：“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4]酿成这样的悲剧原因何在?归根到底就是所谓的“父母之命”。为什么古代能奉行包办婚姻,使子女的婚姻权利掌控在父母的手中?婚姻家庭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有什么样的社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也就会有什么样的婚姻家庭制度和婚姻家庭形式。中国古代这种婚姻家庭制度是当时社会性质的体现，并与当时社会形态相适应。《礼记·昏义》：婚姻的目的是 “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缔结婚姻一方面是为了外部关系，即“合二姓之好”，也就是通过婚姻这一纽带将两个宗族连接起来，结成一种亲属联盟。古代婚姻是以国家和社会为本位的，并不考虑男女当事人双方的个人利益，所以婚姻制度在我国古代往往带有婚姻以外的政治含义。 另一方面是考虑内部关系，即“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就是祭祀祖先，延续后嗣，古代社会的婚姻主要是用于传宗接代，维系宗法血缘关系，使家庭兴旺，长盛不衰。总之，不管婚姻关系的缔结还是解除，都是出于家庭、家庭利益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当事人个人的幸福；婚姻行为实际是家族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家系和宗族利益是包办婚姻的唯一基础，既然是出于亲属集团的利益需要，是家族行为，自然家父和丈夫在家庭中居于至尊地位，妻子和子女则处于无权和服从地位，甚至没有独立的人格，更没有什么婚姻自由可言。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谓为“孝的文化”。[5]中国最早的辞书《尔雅》对“孝”的定义为：“善父母为孝”。“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拆我树杞。岂敢爱也？畏我父母，仲可槐叶，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孔子认为“孝”必须 “无违”。无违就是绝对服从。而古代婚姻包办性已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这一“孝的文化”的影响。《孝经》所宣称的“夫孝，天之经也，地之意也，民之行也” 在古代中国子女心中根深蒂固。他们认为“父母之命”是天经地义的，毫无自我意识。这一思想的禁锢让中国古代的男女本人在很多场合被置于契约客体的地位，却毫无反抗意识。在古代社会中，在运用思想统治这一“软兵器”的同时，还适用法律这一“硬兵器”以确保婚姻制度的目的。夏商以来形成了“罪莫大于不孝”“罚莫大于不孝”的罪行观念及制度。唐律将“不孝”作为“十恶”罪名之一，“不孝”包括告发或咒骂祖父母、父母，父母在世而别籍异财或供养有缺，不按规定服丧等，确立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原则。古代的“孝”强调它与宗法等级关系密切相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宗法制下父母尊长对子女卑幼的支配权，主婚权就是对人身支配权重的典型。社会上这种宗法等级制度其实是阶级对立关系的一个缩影。“在中国古代婚姻制度中，男女本人之个性的、情爱的要素被极端地忽视，尤其是女性在这一方面一直处于被压迫的地位。”[6]两性地位的等级性是古代婚姻制度的另一特征，封建社会中妇女是弱势群体，毫无地位可言。恩格斯曾指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便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中国古代的男尊女卑思想和制度都是极为突出的，男主女从的不平等关系为封建的礼教和法律所确认，并得到严格的保护。《仪礼·丧服》载：“夫，至尊也。” “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阳也，妻，阴也。天尊而处上，地卑而处下。”[7] “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扶以人道也。妇者，服业，服于家事，事人者也。”[8]“夫为妻纲”，是封建伦理纲常中的“三纲”之一。这种夫权统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在夫妻关系上的反映，是与封建社会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紧密相关的。女性在封建社会中一直处于卑贱、屈从、依附、遭奴役的地位。《礼记》阐述妇女必须遵守“三从”“四德”， 《女诫》规定“事夫如事天，与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也。”，认为女子应该“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从一而终”充分说明了夫权的绝对威严和妇女地位的极其低下。夫妻之间，无论是人身关系，还是财产关系，丈夫均处于支配、命令者的地位，妻子则只有屈从。我国古代的“礼”和“法”为男子休妻规定了七种理由，这就是所谓“七出”。《大戴礼记·本命》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顺父母，是指儿媳不孝顺公婆，得不到公婆的欢心，尽管妇女没有过错，只要公婆不喜欢儿媳，即可成为出妻的理由。无子，即妻子不生儿子，封建时代的法律规定“四十九以下无子，不合出之”。淫，即指妻子与人通奸。妒忌，在古代封建社会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官宦豪绅除娶一个正妻外，还可以纳妾。如果女子从思想、行为上不准丈夫纳妾，男子可以此为理由将她休掉。恶疾，指妻子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多言，指妻子多言多语，离间了夫家的亲属关系。窃盗，指妻子擅自动用家庭财产。在古代社会，妻子无权处理家庭财产，私自动用家财就被认为是盗窃。古代女子根据父母的意思一旦缔结了婚姻，就是确定为夫家之成员，在夫家遭受不幸，关系恶劣并受到虐待的场合，社会一般不可能以援救媳妇的立场，加以尝试有效的干涉。这强加在我国古代妇女身上的沉重枷锁，已经背负了太久太久！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方式也具有独特的一面。中国古代传统法制以维护家族、宗族、国家等团体利益与集体和谐为宗旨，强调社会成员的服从义务，权利意识受到一定的压制，故刑事、行政等公法体系相当发达，民事之类私法相对滞后。有关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规范，属于刑法和行政管理法的“附属规范”，在法律体系中并未取得独立地位，而是包容在统一法典之中。如从汉朝开始通常以“婚律”“户律”“户婚律”或“婚户律”之名置于诸法合体的成文法。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中至关重要的是来源于礼制的习惯法。 “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是被称为“不得与民变革”的永恒准则，也是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最高原则；“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是处理亲属关系的基本伦理要求；“六礼”、“七出”、服制等等都带有宗族习惯法的性质；记载西周政治体制及政府职能的《周礼》则规定了婚姻家庭事务的管理机构和执法标准。在以上四个部分中，除了伦理规范之外，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原则、宗族习惯法和婚姻行政管理制度都可以纳入婚姻家庭法律规范的范畴。我国进入阶级社会起，宗法制度便起了支配作用，宗法的精神和原则——尊尊、亲亲、男女有别是封建家庭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础。因此，调整封建家庭的民事立法，是以保证父权，夫权为主要宗旨，它体现在婚姻继承各个方面。但是封建民法中所规定的子女对尊长的赡养义务，虐待父母的子女不得享有继承权，对于维护家庭的稳定性起了重要作用。这些规定在今天看来也具有现实意义。因此，剔除封建家庭法的糟粕仍有值得批判继承的内容。[9]在学习古代婚姻制度过程中，我们看到家长漠视子女的权益，专制独断，将其婚姻当作政治筹码，看到女性背负两千多年的沉重枷锁，看到古代男女婚姻的悲惨与不幸，看到了古代婚姻的包办性、人身的依附性、家庭关系和两性地位的等级性等突出特征。两千多年来，中国婚姻立法有无至有，其间经历的艰辛可想而知。今天，我们需要总结中国法制历史的丰富经验，做到鉴古明今，古为今用，总结建国以来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和吸收外国法律知识，在完善婚姻家庭等单行民事法的同时，促进民法典的诞生。

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即使皇帝也只是有一个老婆，但那个时候的内容只要有条件，可以娶很多个老婆，但那叫妾，不能称妻。妾下面还有通房丫头。只有办了手续的通房丫头才能称妾。如《红楼梦》里的赵姨娘。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人类社会的三大生产中，婚姻是实现人类自身生产的唯一方式，是社会伦理关系的实体。由于人类自身生产使人类的生命得到延续，从而形成各种人际关系以及社会文化心理和礼俗。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从事于生产资料和生活日用品的生产，其中一些产品则成为文化的物化成果；而人类精神生产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又作为精神文化反作用于物质生产和人类的自身生产。正是由于婚姻在上述三大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被称为“婚姻大事”。中国封建伦理道德把婚姻当做人际关系的开端。《易·系辞》：“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自然界由阴、阳二气交感所产生，人类是由男女交接而产生。纳西族东巴经象形文字中有关于人类自然产生的观念，与《易·系辞》的说法相近。在天地之间产生气，气变成蛙，蛙变为人类（男人由天上生，女人由地上生，天地产生人类）。这是对产生人类的原始看法。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认为：“昏（婚）礼者，礼之本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1)。它把婚姻家庭视为组成社会肌体的胚胎。我国封建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夫为妻纲,妇女的一切只能服从和依赖于丈夫,即使丈夫死了也不准改嫁,从一而终。而男子却可以三妻四妾，皇帝有三宫六院，一般的达官贵人亦都妻妾成群。一个男人能娶多少女人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而这些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只有被称为正室的女人才具有妻子的资格，其余只能处於从属地位。翻开《红楼梦》看看，王夫人和赵姨娘的家庭地位是多么不同，就是她们的儿子在家中的地位也是天壤之别。但在众多妻妾中正室只能是一人，否则，为什么贾宝玉不能同时娶林黛玉和薛宝钗为妻呢？所以我国古代实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正因为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千百年来上演了多少人间悲剧？它是强加在我国古代妇女身上的沉重枷锁。指从议婚至完婚过程中的六种礼节，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一娶亲程式，周代即已确立，最早见于《礼记·昏义》。以后各代大多沿袭周礼，但名目和内容有所更动。一、纳采六礼之首礼。男方欲与女方结亲，请媒妁往女方提亲，得到应允后，再请媒妁正式向女家纳“采择之礼”。《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古纳采礼的礼物只用雁。纳采是全部婚姻程序的开始。后世纳采仪式基本循周制，而礼物另有规定。二、问名六礼中第二礼。即男方遣媒人到女家询问女方姓名，生辰八字。取回庚贴后，卜吉合八字。《仪礼·士昏礼》：“宾执雁，请问名；主人许，宾入授。”郑玄注：“问名者，将归卜其吉凶。”贾公彦疏：“问名者，问女之姓氏。”三、纳吉六礼中第三礼。是男方问名、合八字后，将卜婚的吉兆通知女方，并送礼表示要订婚的礼仪。古时，纳吉也要行奠雁礼。郑玄注：“归卜于庙，得吉兆，复使使者往告，婚姻之事于是定。” 四、纳征亦称纳成、纳币。六礼中第四礼。就是男方向女方送聘礼。《礼记·昏义》孔颖达疏：“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男方是在纳吉得知女方允婚后才可行纳征礼的，行纳征礼不用雁，是六礼唯一不用雁的礼仪，可见古人义礼之分明。历代纳征的礼物各有定制，民间多用首饰、细帛等项为女行聘，谓之纳币，后演变为财礼。五、请期又称告期，俗称选日子。六礼中第五礼。是男家派人到女家去通知成亲迎娶的日期。《仪礼·士昏礼》：“请期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如纳征礼。”请期仪式历代相同，即男家派使进去女家请期，送礼，然后致辞，说明所定婚期，女父表示接受，最后使者返回复命。六、亲迎又称迎亲。六礼中第六礼。是新郎亲自迎娶新娘回家的礼仪。《诗经·大雅·大明》：“大邦有子， 天之妹，女定阙祥，亲迎于渭。”亲迎礼始于周代，女王成婚时也曾亲迎于渭水。此礼历代沿袭，为婚礼的开端。亲迎礼形式多样。至清代，新郎亲迎，披红戴花，或乘马，或坐轿到女家，傧相赞引拜其岳父母以及诸亲。岳家为加双花披红作交文，御轮三周，先归。新娘由其兄长等用锦衾裹抱至轿内。轿起，女家亲属数人伴送，称“送亲”，新郎在家迎侯。聘娶六礼中，雁是最重要的礼品。后汉班固在《白虎通·嫁娶》对用雁作为礼品作了解释：“《礼》曰：女子十五许嫁，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以雁为贽。纳征用玄熏，故不用雁也。贽用雁者，取其随时而南北，不失其节，明不夺女子之时也；又是随阳之鸟，妻从夫之义也；又取飞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相逾越也。又昏礼贽不用死雉，故用雁也。”古人以雁为礼，一取雁是候鸟，每年秋分时节南去，春分时节北返，来往有时，从不失信。喻男女婚前互守信约，婚后夫妻坚贞不渝。二取雁是随阳之鸟，喻妇人出嫁从夫；三取雁行有序，飞时成行，止时成列，迁徙中老壮雁率前引导，幼弱雁尾随跟紧，井然不紊，喻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相逾越。由于雁是飞禽，很难捕捉，后人以鹅代雁，谓之“雁鹅”。 经过此“六礼”，婚姻正式成立。如此复杂漫长的过程，都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中牵引，而真正结婚的男女双方都未直接参与，只有在结婚完成之后才见对方模样。如此玄妙的结合，是谓千里姻缘一线牵，男女之间的姻缘，要经过媒人的物色，经过生辰八字批合吉凶，就仿佛两个今生素不相识的人，不知经过几世的修缘，今生在出生之时，就以定下姻缘，共度一生。我国古代社会实行许可离婚、专权离婚、限制离婚的制度。反映在离婚方式上，以“出妻”为主，以“义绝”、“和离”和一定条件下的“呈诉离婚”为补充。第一，出妻制度。出妻，即男子强制休妻，是我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离婚方式。我国古代的“礼”和“法”为男子休妻规定了七种理由，这就是所谓“七出”。《大戴礼记·本命》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顺父母，是指儿媳不孝顺公婆，得不到公婆的欢心，尽管妇女没有过错，只要公婆不喜欢儿媳，即可成为出妻的理由。无子，即妻子不生儿子，封建时代的法律规定“四十九以下无子，不合出之”。淫，即指妻子与人通奸。妒忌，在古代社会，官宦豪绅除娶一个正妻外，还可以纳妾。如果女子从思想、行为上不准丈夫纳妾，男子可以此为理由将她休掉。恶疾，指妻子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据考证，这里的恶疾，主要指的是麻风病。多言，指妻子多言多语，离间了夫家的亲属关系。窃盗，指妻子擅自动用家庭财产。在古代社会，妻子对家庭财产没有处理权，私自动用家财就被认为是盗窃。为维护封建道德，古代婚姻制度又规定了三种丈夫不得休妻的法定事由，客观上取得了保护女性权利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三不去”，即使妻子有“七出”的理由，丈夫也不得将其休弃。其内容，按照《大戴礼》所记载为：“有所取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即：妻子无娘家可归、无所依附的，不能休；和丈夫一起为公婆服过三年丧的，不能休；结婚时夫家贫贱，曾与夫同甘共苦，后来富贵了，不能休。第二，和离制度。和离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种允许夫妻通过协议自愿离异的法律制度。但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妇女受着传统的“三从四德”和贞操观念的严重束缚，很难真正实现其离婚的愿望。所谓和离，大多是一种协议休妻或“放妻”，往往成为男方为掩盖“出妻”原因，以避免“家丑外扬”而采取的一种变通形式。第三，义绝制度。义绝制度不是独立的离婚制度，而是一种刑事案件附带的民事法律后果。如果夫妻之间，夫妻一方与他方的一定亲属间，或者双方的一定亲属间发生了法律所指明的相互侵害如殴斗、相杀等犯罪事件，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夫妻关系必须解除。 义绝具有强制性，合当义绝而不绝者要受到处罚。第四，呈诉离婚制度。所谓呈诉离婚，即发生特定事由时由官司处断的离婚。依封建法律规定，如果“妻背夫在逃”、“夫逃亡三年”、“夫逼妻为娼”、“翁欺奸男妇”等，男女双方都可以呈诉要求解除婚姻关系。

1、我国古代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对女子的危害1.1一夫一妻多妾制概述婚姻是人类社会两性结合的基本制度和形式，是由于人类自身生产而使人类的生命得到延续，是人类社会的三大生产中实现人类自身生产的唯一方式，是社会伦理关系的实体。在古代，《礼记•昏义》上明确指出婚姻的目的是“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有着“兴家族,广后嗣”的幌子，从皇帝开始，贵族官僚妻妾成群都是明正言顺的，如汉代丞相张苍的“妻妾以百数”（《史记•张丞相列传》），甚至造成“内多怨女，外多旷夫”（《汉书•贡禹传》）的社会现象。因此我国古代婚姻制度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这种制度正式确立是在西周时期，一妻是指一个男子只能有一个正妻，然而男子尤其是贵族官僚实际上是可以合法纳妾的，男子可以占有多个不同名分的女子并且会被礼法所认可，不受道德约束，妾的数目是按照社会地位而确定的。如果女子不准丈夫纳妾，男子可以为此理由将她休掉。1.2女人的争宠导致的悲剧这种形式上实行的一夫一妻多妾制是为维护封建宗法和家族统治，它是强加在我国古代妇女身上的沉重枷锁，其目的是为了约束女子，而男子却可以三妻四妾，不仅这样，一个男人能娶多少女人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自古民间就有皇帝有三宫六院，佳丽三千的说法，一般的达官贵人亦都妻妾成群，这直观地反映了女子身份的卑贱。是中国古代封建制度典型的特征—男尊女卑。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古代，女子是没有地位的，只能忍受不平等待遇的摧残。不仅这样，这些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是不相同的，只有被称为正室的女人才具有妻子的资格，其余只能处於从属地位，正是由于这种地位的差别，一般来说妾是很不喜欢正妻的，作为正妻经常会遭到别人的白眼与记恨，因此不管是妻还是妾，她们的生存环境很艰苦。《红楼梦》中的赵姨娘和王夫人就是典型的例子，当王夫人受尽恩宠，俯视众人，赵姨娘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了，别人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在这样的环境下会经常导致悲剧发生。女人们为了生存，想尽办法争宠，打压别人，生存能力弱的就会在这种斗争中失去生存的权利，轻者独守闺房，孤苦一生；重者失去身家性命，而剩下的又继续斗争，淘汰另一批，争宠成为那些可悲的女人唯一的生活目的。本是大好年华的她们，本应享受美好阳光美好事物的她们，本应拥有似水心灵的她们，本该聪灵毓秀的她们，在争宠的生活中逐渐迷失了自己的本性，只剩下些勾心斗角，阴谋与阴暗的心灵。赵姨娘若不是妾，只怕她也不会整天想着怎么算计贾宝玉甚至要置他于死地的吧，她也是向往美好平静的生活的呀。但是这样的制度造就成的环境误了一个又一个女子，生生摧毁了这些水做的骨肉。可见一夫多妾制给这些女人们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1.3妾的地位我认为，妾的地位更进一步反应了古代封建制度对女性的迫害。不可否认，妾是中国古代制度下的畸形产物，是男尊女卑的标志，在古代由于大部分妇女没有自食其力的能力（是社会环境所迫），为了生存被迫为妾为通房丫头，有的是得到丈夫的喜爱被纳为妾，不管是何种方式，妾的地位是十分低下的。中国传统婚姻的目的是以生育为第一位，以经济为第二位，而男女感情置于末位，其最终目的是传宗接代，生儿育女。大多数时候妾只是丈夫的一个玩物，或者作为一个生育的工具，为夫家传宗接代。妾的地位只比丫鬟高一点。我们要知道的是妻和妾实质上是一种主仆关系。妾压妻就是以下犯上，这不仅仅是家庭矛盾的问题，而是奴才冒犯主子的问题。宠妾压主的事情，如果严格的按照宗法制度和法律的规定，这个妾是可能被杖毙的。妻有权利管妾的一切事情，对于妻与妾两者之间的具体相处也是有明确规定的，譬如妾必须每天向妻请安，妻坐下时，妾只能站着，即使妻赐座，也只能坐半边屁股。纳妾基本是丈夫个人的好恶来决定，这是一种个人行为，因此家族也不会对此负责，也不会认同与妾的家族有什么联系，所以古代的连坐制度从来不包含妾族的说法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夫家是不认妾家这门亲戚的。妾和丈夫其他女人所生子女之间基本可以认为是没有任何关系，妾没有照顾抚养这些子女的义务，这些子女也没有赡养父亲小妾的责任。两者就是同在一个屋檐下的陌路人。至于妾和自己所生子女的关系，按照宗法制度的要求，这只是血缘上的母子关系，而不是宗法认可的母子关系，宗法上的母子关系是所有子女（无论妾生还是妻生）与丈夫嫡妻之间的关系。任何子女不论是否妾所生都与妾没有宗法意义上的母子关系。也就是说妾是不被允许自己的孩子认作母亲的。这对任何一个母亲都是十分残酷的。上面谈到过的争宠大部分原因也是由于妾的地位太低导致的。妻与妾的差别如此之大，哪个小妾不想被扶正，但是一般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在这里顺便提一下，由于妻与妾的地位不同，使得她们生的孩子在家中的地位也是天壤之别，这便是嫡出与庶出的差别。为了维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阶级统治，封建统治者在政治实践中推行从上至下的嫡长子继承制，“庶出”、虽和“嫡系”同父异母，但他们在家族中的地位却是天壤之别，这只是因为他们的母亲的不同。无论是财产的分配还是官爵的继承都轮不到庶出，他们一出生就带上了低人一等的不公的命运烙印。《红楼梦》中的贾环和迎春就是典型的例子。庶出的自卑跟随了她们一生。这说明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不仅给女性造成危害，也给她们的后代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2、 古代婚姻对女子的要求2.1女子要遵从三从四德在秦之后封建王朝均以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强调礼教之下的夫为妻纲,要求女子三从四德,通过政权、族权和夫权的压制,使女性成为安分守纪、逆来顺受的庞大群体,以理顺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所以一夫一妻多妾制后代皆奉行不替 。正如我们熟知的，在古代女子是要遵从三从四德的。三从四德是古代为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稳定社会及家庭关系，提高了人们的素质修养。三从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妇女的品德、辞令、仪态、女红）。未嫁从父，就是要求没有出嫁的“在室女”听从父家长的话，尤其是在终身婚姻大事上要听从“父母之命”。既嫁从夫，就是要求出嫁为人妻的妇女随从、服从、跟从丈夫。妻子视丈夫为“天”，“天命不可逃，夫命不可违”，必须顺从、敬重丈夫，夫唱妇随。夫死从子，对于死去丈夫的寡妇来说，“从子”就是“从夫”的延伸，她不但要守节不嫁，还要含辛茹苦地抚养儿子长大，对作为一家之长的儿子遵从，重大事情由儿子做主。从三从中可以看出来女子从一出生就是没有地位的，上面永远有人压着，一生都没有自由，当然，不管是谁，我们的行为必须有规章制度来约束，但是这并不代表剥夺人权，“三从”却使女子一辈子生活在别人的压迫之下，没有做主的权利。历史上甚至会有这样的现象：历代官方表彰贞节烈成为制度，导致一些妇女自残生命，甚至在丈夫将要病死和战死前，妻妾们提前殉节，表示对丈夫的忠诚。所有的这些就是一把沉重的枷锁，压得古代的女子喘不过气来。2.2夫为妻纲夫为妻纲，夫妻关系的道德规范，中国汉代统治者为加强家庭中丈夫的统治地位而创制的为实行夫权统治，要求妻子无条件服从丈夫的理论依据。《白虎通·三纲六纪》曰：“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夫为妻纲”是“三纲”之一，从属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但在宗法制度下，十分强调血缘关系，而夫妇关系是血缘关系的基础，所以“夫为妻纲”被认为是“三纲”之始。朱熹说：“盖闻人之大伦，夫妇居一，三纲之首，理可不废。”(范李瑛)在古代婚姻制度中，妇女的一切只能服从和依赖于丈夫，即使丈夫死了也不准改嫁，从一而终。即使是有婚姻关系，但在男女不平等的封建社会在婚姻生活中女子也会遭受极不平等的待遇。在这种男子为中心的宗亲制度下，夫妻的关系是极不平等的，夫权至上，“夫者倡，妇者随”，女性附属于男性,没有独立的人格。3、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解除条件对女子的危害3.1.休妻古代婚姻解除的决定权完全操纵在男方家长及丈夫手中。在解除婚姻方面,西周时期确立的一套完整的制度称为“七出三不去”。“七出”是丈夫休妻的七项合法理由。《大戴礼》载“妇有七出,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恶疾,去;口多言,去;盗窃,去。”不顺父母是指对公婆侍奉不力，有失恭敬。无子强调没有生养男性子嗣，使得家庭没有祭祀者和继承人。淫指会破坏伦常秩序。妒指不能容忍丈夫纳妾。有恶疾则影响夫妻共同生活。多言是指在家族中搬弄是非。窃盗属背信弃义。只要有其中任何一项理由 ,丈夫就可以休妻。“三不去”即有所娶无所归女子出嫁时尚有家可依,但休弃时已无本家;与更三年丧为公婆守孝三年,已尽子女之道;前贫贱后富贵,这种情况妻子对夫家有德,不能背德而弃。这是对男子随意休妻的限制,体现了对宗法伦理秩序的维护,对于稳定婚姻关系,避免出现社会问题,具有积极意义。“七出三不去”的离婚原则由男子控制,女子只是被动听从,丈夫居于家庭中的支配地位,他们可以采用各种名目休妻而另娶,但妻子不得弃夫而去,要从一而终。如唐律规定妻子“背夫擅行,有怀它志,处徒二年”。这是家长制下夫权专制的典型反映,确立“夫为妻纲”的男尊女卑原则,对后代影响深远,一直被沿袭到清代。3.2.和离和离即夫妻双方协议离婚。唐律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不坐”,疏议曰“若夫妻不相安谐,谓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不坐”。唐律允许夫妻双方可自愿离婚,法律不追究。清律也规定了双方“协离”者可解除婚姻关系。3.3.义绝强制离婚,是指官府对当事人婚姻的干涉,只要夫妻之间出现了法定事由,则不论双方是否愿意,官府强制离婚。法定事由是指夫或妻有杀伤对方及直系尊亲、旁系尊亲,或双方一定范围内亲属相互有殴打、奸、杀行为的,即认为夫妻恩义已绝。婚姻的目的之一是“合二姓之好”,在家族之间发生奸杀行为时,婚姻自然不能再续。发生义绝而当事人不自动解除婚姻,官府就要强制解除并给予处罚。基于维护社会伦理的要求,官府对当事人婚姻进行直接干涉。可见本应由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婚姻关系,不但家长有权解除 ,国家也强制干涉以代替私人自治,甚至动用刑罚手段来处罚。封建伦理是离婚的法定标准,直接决定着婚姻的存亡,即使当事人不愿意也必须离异,体现了婚姻的宗法家族性。4、结语从以上就可以看出封建妇女在古代婚姻中是被动者，受害者，古代女子在婚姻中是没有自主权、没有追求婚姻自由的权利，只能顺从这种婚姻制度的摆布，并且遭受这样制度的迫害，作为生活在现代世界的我们应该为拥有平等的婚姻感到庆幸，并应好好珍惜。 参考文献：［1］董家遵。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2 ]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和家庭.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3 ]论文，浅析中国古代婚姻制度

统婚姻制度区域 1.浅析我国无效婚姻制度 2.我国“事实婚姻”制度的弊端与法律对策 3.论婚姻的成立 4.《婚姻登记条例》利与弊 5.中国妇女保护的立法不足 6.浅析抚养制度的完善 7.试论探望权的实现 8.关于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分析 9.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思考 10.关于离婚几个法律问题的思考 11.法定离婚理由之探析 12.家庭暴力的法律对策 13.家庭调解制度在中国的命运 14.离婚过程中和离婚后对子女权益的法律保护 15.军人婚姻法律保护的利与弊 16.婚姻家庭法律在未来民法典中的地位 17.一夫一妻制度的法律保护 18.浅析可撤销婚姻制度 19.浅析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度 20.离婚标准之探讨 21.亲权制度研究 22.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研究 23.“婚内强奸”的立法研究 24.从平等原则看我国婚姻家庭中的男女平等 25.我国夫妻债务制度探讨 26.╳╳地方婚姻调查 27.浅析我国婚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28.违法婚姻问题研究 29.“感情确已破裂”解析 30.我国离婚救济制度研究 31.事实婚姻和非法同居关系的辨析 32.离婚损害赔偿之立法完善 33.居住权在婚姻家庭法的保护和实现 34.浅析中国古代的特色婚姻制度 35.从三部婚姻法看我国婚姻家庭理念的变迁 36.完善我国亲属抚养制度的几点思考 37.公证在婚姻法中的效力和地位 38.农村事实婚姻的状况与法律对策 39.夫妻侵权制度研究 40.准婚姻制度研究 婚姻家庭法哲学区域 1.婚姻法适用的道德机理 2.近现代法上婚姻本质属性研究 3.公平原则在离婚案件中的适用 4.试论夫妻相互忠实义务及其实现 5.婚姻家庭法的立法理念研究 6.关于配偶权的探讨 7.婚姻登记证的法律效力 8.“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的法律分析 9.婚姻契约制度研究 10.婚内强迫性行为的法律性质分析 11.中国古代╳╳时期妇女法律地位探析 12.夫妻人身关系探析 13.“代孕”技术的法律反思 14.妇女人格独立制度研究 15.侵犯配偶权行为的法律规制 16.婚姻自由原则的法理分析 17.试论事实婚姻中的离婚问题 18.中国古代“抢婚”现象的法律分析 19.亲属法立法可行性探讨 20.婚姻自主权探讨 婚姻法学前沿区域 1.变性人及其原婚姻关系处理 2.同性恋(婚)的法律对策 3.婚前体检存废论 4.婚姻登记行为可诉性研究 5.试论准婚姻关系 6.“保卫婚姻俱乐部”的合法性探讨 7.浅析婚内索赔 8.对离婚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9.“性骚扰”法律问题研究 10.婚约的法律性质 11.“闪婚”的法律分析 12.人工生殖中的父母子女关系研究 13.试析“回族女子不外嫁”的习俗 14.同居者的权利义务探讨 15.关于大学生婚育权与高校管理权（或大学生受教育权）的探讨 16.婚内侵权赔偿制度研究 17.“半路夫妻”法律问题研究 18.“试婚”（或“试离婚”）的法律问题分析19.婚姻保险制度研究 20.“同性恋”婚姻立法趋势研究 21.浅析婚介所的法律地位 22.论服刑人员的结婚权 23.“换亲”的法律分析 24.浅析和谐社会与性别平等 25.网婚的法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