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辛弃疾的论文开题报告

陶渊明的诗歌艺术特色与人生境界的探索 摘要： 陶诗的内容大都表现隐逸的思想和生活。平淡与醇美的统一，情、景、理的统一是陶诗的艺术特色。田园诗所歌咏的是个人悠闲的生活，没有充分揭示农村的矛盾，这是其不足之处，但以田园的美好对比官场的丑恶，是有积极意义的。咏怀诗、咏史诗表现出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以及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也曲折地暴露了社会政治的黑暗。陶渊明对后代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但也包含了不少明哲保身、安分守己、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 关键词：陶渊明 平淡醇美 艺术特色 人生境界 一、陶渊明的生活背景与诗歌的艺术特色 （一）生活背景： 陶渊明（公元356--427）又名陶潜、字元亭，是东晋末年的田园大诗人。据史书记载，东至县东流镇东晋时期属浔阳柴桑（今属九江彭泽县），陶渊明在彭泽做县令，经常到东流种菊。留下千古佳话，后人敬羡先生，建祠以祀。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的陶渊明，本来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有所作为。但同时，东晋士族文人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气，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是抱着两种彼此矛盾的愿望走上人生道路的。开始时前一种愿望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那时一个动乱的年代：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让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最终“爱丘山”的夙愿就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开始身在仕途，心在田园了。所以说，他的归隐，实际是自己的思想与当时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二）诗歌的艺术特色：陶渊明在诗歌、散文、辞赋诸多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诗歌。在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园诗。这种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其用诗的构造手段高度纯化、美化了，变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 1．平淡与醇美的统一：前人常用平淡概括陶诗的风格，这是不错的。我们在陶诗里很难找到奇特的形象，夸张的手法和华丽的辞藻，甚至连形容词都很少用。一切如实说来，平平淡淡。然而，如果仅仅是平淡，不会产生强烈的艺术魅力。陶诗的好处是在平淡的外表下，含蓄着炽热的思想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这正和陶渊明的为人一样。因此读来韵味隽永，越读越觉的它美。试看《劝农》诗中的一节： 熙熙令音，猗猗原陆。卉木繁荣，和风清穆。纷纷士女，趋时竞逐。桑妇宵兴，农夫野宿。 这里呈现出一幅和平的农作图，实际是把中国农村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特点加以美化的结果。《归园田居》组诗的第一首久享盛名，也有类似的特点：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诗大约作于从彭泽令解职归田的次年，抒发回到田园生活的愉悦心情。中间写景的一节，“方宅”以下四句，以简淡的笔墨，勾画出自己居所的朴素美好；“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视线转向远处，使整个画面显出悠邈、虚淡、静穆、平和的韵味。作者正是以此作为污浊喧嚣的官场——所谓“樊笼”——的对立面，表现自己的社会理 想和人生观念。结末“复得返自然”的“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环境，也指自然的生活。 作为自然的生活的一部分，陶渊明的田园诗还写到了农业劳动；在他归隐时期，自己也曾参加耕作。他的体力劳动在其经济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大约是很有限，甚至，也许是可有可无。这种农业劳作的实际意义，在于它体现了陶渊明的一种信念。《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开头就是：“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具端。孰是都不营， 而以求自安！”自耕自食，是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尽管诗人实际做不 到这一点，但他尝试了，这就是很了不起的。同时又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这里写到了体力劳动的艰苦和 由此带来的心理上的宁静乃至安乐。同类诗中意境最美的，当数《归园田居》之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结尾两句再一次说明，陶渊明之写田园生活，写体力劳动，实际都是在咏歌自己的理想，显示出理想获得实现的愉快。 以上主要分析了陶渊明的田园诗所反映的社会理想，以及他对个人在社会中的生活 方式的思考。此外，陶渊明的田园诗，还牵涉东汉末以来文学所集中关注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生命怎样才能获得解脱？在这方面，我们首先看到，陶渊明对生命短促的事实，表现得比同时代任何人都焦灼不安。他的诗现存不过一百多首，竟有几十 处提及“老”和“死”。但在哲学上，他却有一种豁达的解释，这在组诗《形、影、神》 中表达得最明白。诗人借用辞赋的对话体，让“形”提出饮酒自乐、忘怀一切的人生态度（这近于《古诗十九首》），又让“影”强调应追求事功，建立身后之名（这近于建 安文学）。这两者其实都是陶渊明所难以舍弃的，但作为最终的哲学归结，他在第三首 《神释》中把前二者都否定了，认为每日醉酒伤害生命，立善求名也只是外在的追求，毫无意义，应该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即归化于自然，不必有意识追求生命以外的东西，这就是不求解脱的解脱。 “自然”哲学的这一种内涵，在田园诗中以美好的形象表现出来，如陶诗中最著名的《饮酒》之五就是：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开头四句，说只要心境旷远，就不会受到世俗的干扰。下面说采菊东篱，不经意中 目遇南山（即庐山），在暮岚紫霭、归鸟返飞之中，感受到造物的奥秘，参透了人生的真谛。尽管诗中明说“欲辩已忘言”，但如果联系陶渊明的其他作品来考察，他在本诗 中通过一系列意象所隐约暗示的人生真理还是可以探索的。南山的永恒、山气的美好、飞鸟的自由，不正是体现了自然的伟大、圆满与充实，尤其是自在自足无外求的本质吗？ 那么，人的短促的一生，除了归依自然、顺应自然，在自然的永恒、美好、自由中感受 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外，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所以说，这首诗仍然是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的寄托，只是偏重有所不同。 当然，诗中的这种人生观说到底只是一种诗意的、哲理的 向往。因为人从根本上不可能摆脱在一定的对象中实现自我的追求，也不可能摆脱现实利害的矛盾。但作为对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考，它是有价值的；作为诗歌的理蕴，它更带 来独特的效果。 归结起来，陶渊明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以“自然”为核心。他向往的社会是和平安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 淡泊高远、任运委化、无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爱的生活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 意趣的乡村。由于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数田园诗呈现出平淡醇美、旷洁悠远的外貌，此即前人所言“静穆”。但在这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 深感无所寄托的焦虑。换言之，“静穆”是在“自然”哲学支配下构造出的美学境界， 而激起这种追求的内驱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陶诗中最集中的就是写田园生活的作品。其代表作除了前面提及的以外，还有《移 居》、《和郭主簿》、《咏贫士》、《杂诗》、《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等。 2.情、景、理的统一： 陶渊明并不是只有这种以平淡醇美为主要特征的作品，他也写过一些直接涉及现实政治， 或直接表现出内心的强烈情绪的诗篇。如《述酒》诗，虽然辞义隐晦，不易读懂，但其内容关系到晋、宋更代的一些政治大事，当无疑问。又如《赠羊长史》，对刘裕于义熙 十三年北伐破长安之役，显得十分高兴。“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 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感情。此外，《咏荆轲》和《读山海经》中的几篇，对历史上和神话传说中一些虽然失败而始终不屈的英雄形象， 表示同情、仰慕和赞美，具有慷慨悲壮的风格。《咏荆轲》结末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分明流露出诗人心中的激昂之情。 又如《读山海经》中的一篇：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 精卫微禽，而有填海之志，刑天断首，犹反抗不止，都表现出不为命运屈服的伟大精神。最后二句，既是说精卫、刑天，也是说自己：虽有昔日的壮志雄心，却没有偿愿的时机！这些诗的事实背景已无法加以确凿的证明，但至少可以说明，陶渊明在隐居中仍然渴望强烈的、有所作为的人生。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悠然”的 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主要是指这些作品而言。不过，应当看到两者也并不 是截然对立的。 从诗歌渊源关系来说，陶渊明有继承阮籍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其诗多抒发内心深处的情感，表现对人生的探索，使用哲学观照的方式，并多用组诗的形式。另一方面， 陶诗也显然受到玄言诗的重大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诗中有许多玄学的语汇，其平淡的语言风格也同玄言诗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上。在阮籍诗中，大量地以自然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相对照，人在自然面前感受到强大的压迫；而在东晋的玄言诗中，则转变为人对自然的体悟和追求；到陶渊明，又更明确地提出归 化自然的观念，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意识成为构成陶诗独特意境的决定性因素。当然， 陶诗重视通过艺术形象而不是抽象语言来表现哲理，这同玄言诗的枯燥无味是根本不同的。 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虽然一般的玄言诗人都注意到从审察自然来体会哲理，并由此产生了山水诗的萌芽，但没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只是在陶渊明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由此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他把农业劳动视为自然的生活方式，歌颂在劳动生活中包含着美的意趣，这同样是深刻的发现。对陶诗的艺术 特点，前人早有定评，谓之朴素、自然、真淳。但这并不是民歌或受民歌影响的风格， 而是诗人有意识的美学追求。从根本上说，这也是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决定的。在他看来，人为的繁复的礼仪破坏了社会的自然性，矫饰的行为破坏了人性的自然性，那么，诗歌在外现形式上的过度追求，也必然破坏感情的自然性。所以，他绝少使用浓艳的色彩，夸张的语调，深奥的语汇、生僻的典故。他的诗中也常用对仗句式，但多数是比较古朴而不那么精巧的，以至在感觉上并不明显。他的诗歌充满感情，但真正表现得很强烈、显得激荡起伏的时候很少，而是和冷静的哲理思维结合在一起，呈现为清明淡远的意境。这一种美学境界是前所未有而且很不容易达到的。进一步说，陶诗语言的朴素，又并不是随口而道，毫无加工，而是高度精炼，洗净了一切芜杂粘滞的成分，才呈现出明净的单纯。他对自然的美，无疑有十分敏锐的感受， 因而能够用准确而朴素的语言将其再造为诗的形象。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写乡村的恬静，“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写雪的轻虚，“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写风的踪迹，都是有名的例子。 西晋诗歌追求华美、注重修辞的倾向，一方面提高了诗歌语言的表现技巧，但有时过于用力于此，而忽视了诗意的完整，造成繁冗、割裂的毛病。陶诗以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哲理为底蕴，绝不炫耀外在的美饰，所以大多通篇简洁，少作铺排，钟嵘《诗品》称为“殆无长语”。诗的意境，也总是比较完整，从总体上感染读者，而不以一字一句，某个片断吸引人。做到了情、景、理的统一。 二、陶渊明的人生境界与对后世的影响 陶渊明从小就是博学能文的材料，对知识的追求，一向是认真的。少年时期，是“猛志逸四海”，对国家社会胸怀大志。生于华夷混战的时代，深受离乱的刺激和痛苦，他从小就立下“澄清中原”的大志。但身处乱世，有志不得伸，陶渊明只做过几个小官，且时间皆不长。最为人所知的是担任彭泽令。在这期间，有一督邮到当地视察，属下请陶渊明戴冠束带前往城外迎接，陶渊明很不乐意，尤其那督邮是把自己的妹妹嫁给郡守做小妾而得了这官职，行为令人不齿，陶渊明视之为小人。督邮至，县吏应束带见之，陶渊明慨叹：“无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后来，灵魂不卖的陶渊明挂冠解印而归回田园，写了《归去来辞》一文以见其志。“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陶渊明为官的结果，获得的是苦痛与烦恼，因他“质性自然”，人事的束缚当然不适合他。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对率性真淳的陶渊明真是痛苦无比。在“饥冻”和“违己”的矛盾下，他做了不容易的抉择。辞去官职，意味著妻儿将和他一起挨饿受冻，意味著没钱买他最爱的酒；但是继续留任，便是违背自己的真性情，出卖自己的灵魂。为了“钱”而如此，在陶渊明看来，真是大大不值得。与其在浑浊的溪流中随之浮沈，心中时时呜咽悲鸣，不如跳出这浑水，给自己的灵魂自由。他因为透彻了解自己，才能毅然决然舍弃安适的生活及世俗的虚名。对陶渊明而言，“违己”甚于“饥冻”。于是，陶渊明选择隐居务农，回到山林的怀抱，唯有归回田园，才能活得像自己。 然而，辞官归隐后，生活并不顺利。不谙农事的陶渊明种田常是“草盛豆苗稀”，这使得他不得不“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但辛苦的生活并没有改变陶渊明的初衷，他说：“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当时挂冠拂袖而去，固然是快人快事，但现实的生活才足以考验一个人的勇气与心志。陶渊明深深了解精神的自由远胜于物质环境的安适，因此，无论生活多么艰苦，他都会坚持下去，只求“愿无违”。 虽然陶渊明最后仍死在他所厌恶的时代中，以他小小的力量，是不足以扭转时代的巨流，但至少，他对得起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灵魂，死在山林的怀抱中，拥抱所爱的自然，这样，也是死而无憾了。 我很佩服陶渊明的勇气。若非真正了解自己，若非热切地想寻求生命的价值与自由，我们很难在“饥冻”和“违己”间做一抉择。 陶渊明对后代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他蔑视富贵，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品德，给后代有进步理想的作家作出了榜样。他们在反抗权贵和腐朽政治的斗争中从陶诗中汲取了力量。另一方面，陶渊明乐天知命、安分守己的思想和逃避现实斗争的态度，也给后代诗人以消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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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是南宋伟大的爱国词人，一生以英雄自许也以英雄许人，其作品“稼轩词”充分表现了他的英雄抱负。辛弃疾是对中国文学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作品抒写的爱国思想，在中华文化史上熠熠生辉，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这位创辟一代豪放词风的大家，在他的《稼轩长短句》中，所表现的“写尽胸中块垒未全平”的“稼轩风格”，正是他爱国主义情怀在艺术上的具体体现。辛弃疾生活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恢复故土的愿望比一般士大夫更为强烈，而且因为他在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个人生命的辉煌，在他的词中表现出不可抑制的爱国主义思想。辛弃疾一生都在为收复失地、统一祖国不懈的斗争，他的文学创作也密切地联系着他的情感和理想。可惜晚年有心报国，无力回天，空余爱国之心、徒有报国之志。尽管辛弃疾的爱国与忠君仍难能离析，一如封建时代别的士大夫那样，有本身的局限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他的作品中吸取爱国主义的思想。辛词的那种矢志不二的爱国之情志，正是我们今天应该汲取的精华。[关键词]  辛弃疾  爱国思想  稼轩词   豪放词   继承和发展一、 辛弃疾生平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女真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女真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而另一方面，正由于辛弃疾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他也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规蹈矩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二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三岁。 辛弃疾初来南方，对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映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然而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圆滑、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到弹劾而被免职，归居上饶。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辛弃疾一向很羡慕啸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 二、 辛弃疾的爱国思想在词中的体现辛弃疾的一生都是在为复兴统一祖国的事业中渡过的，从他的词中我们不难看出一条这样的线索，即外斗异族侵略；内斗主和权奸，丝毫不肯退让。从他少年时代的立志到壮年时的出仕参政，再到晚年还以老当益壮的廉颇自许，我们都可以看出他从没有忘记过“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的铮铮誓言。而且我们也不难看出铸就辛弃疾爱国壮志的几个重要条件：1、早年在家乡的亲身经历和长辈们对他的教育。这为他后来矢志不渝的爱国主义思想打下了坚定不移的基础；2、在他南下后同主战派人士如韩元吉、陈亮，等人的交往，互相鼓励支持，特别是南方人民自发抗金情绪的高涨，更是加强了他克敌制胜、收复中原领土的信心；3、南宋王朝只顾偏安，不思北伐中原恢复失地的作风以及结合着他受压被谤、数次罢官的经历，使他深感到那些祸国殃民的主和派所带来的危害。更激发了他拨乱反正的责任感与和这些祸国殃民的卖国贼鏖战到底的决心。正是这几种因素构成了稼轩词那慷慨又沉郁的内容。(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复兴统一祖国的崇高理想与南宋只顾偏安现实，使辛弃疾一度沉浸在愤激之中。淳熙元年（1174）秋，当时作者应叶衡之聘，担任江东安抚使司参议官。作者自1162年南归宋，至此已十二年，却一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骥足，实现北伐抗金的理想。登健康赏心亭而远眺，胸中郁积的牢骚和苦闷不能不一吐为快，于是有此抒忧抒愤之作：《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词的上片大段写景：由水写到山，由无情之景写到有情之景，很有层次。开头两句，“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是作者在赏心亭上所见的景色，笼照全篇，包括了山水空阔壮丽的境界，显出作者胸襟之阔大。“遥岑”三句，用比喻写山之明媚多姿，同时生派“愁”、“恨”与山水，隐含主观之心绪，逗出抒情的气氛。“落日”三句，紧承“献愁供恨”而来，写黄昏之境极为悲凉。“把吴钩”三句，则由景物完全转入写人情人事。满怀愁绪，无人能理解，古拍栏干，看吴钩。孤独之感、忧愤之意，毕现于字里行间。    下片全力抒写忧国之士有志难伸的牢骚情怀。连用三个典故，情意十分委曲。“休说”三句，反用张翰思乡思隐之典，说明自己大业未成，无从企划退隐之计。“求田” 三句，用刘备之事，表白自己抱负远大，羞于做求田问舍的庸人。“可惜” 三句，借恒温之语，抒发自己对国事和时局的忧伤，对年华空逝事业无成的怅惘。结末三句，十三个字一气贯注，呼应上片末“无人会，登临意”的感叹，“壮士拂剑，浩然弥哀”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跃然纸上，令人痛切地领会到报国无门的悲愤情感。    淳熙十五年（1188）冬天，辛弃疾和陈亮在鹅湖相会，“极论天下事”，互诉倾慕之情。陈亮与辛弃疾都是政治上被排斥的人物，二人同病相怜，辛弃疾有一首《破阵子》寄给陈亮说：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语以寄》    这是一首以作者青年时代在耿京部下的军旅生活为背景，从而抒发被迫退隐之后壮志难酬、报国无路的悲愤之情的词作。词题虽然明言是“赋壮词”，但写作主旨却是为了抒愤。因为是“壮词”所以作者用绝大部分篇幅描写往日军营之中紧张而热烈的战斗生活；由于抒愤是写作的最终目的，因而作者又采用了“卒章显其志”的手法，在结尾加以画龙点睛。    这是一曲理想与现实尖锐冲突的悲壮之歌。词人以中间八句的“梦境”极写理想之境，俨然一幅气势壮阔、奋发昂扬的“沙场点兵临战”图。愈写理想的雄伟、热烈，愈显出借酒浇愁、挑灯看剑（这理应在战场杀敌立功的剑呵）的落寞寂寥，愈见出“可怜白发生”的悲慨的深重。这一声“可怜”自是对当道的有力抨击，也是对自己处境的深沉的悲叹。    陈亮辞去后，辛弃疾一再调寄《贺新郎》，词篇激荡着一股郁勃怒发的情思。如第二首写道：    老大那堪说。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重进酒，换鸣瑟。    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    表现了既沉痛于现状，又互为激励以“补天裂”的雄心。辛弃疾词中虽不乏在冷峻的现状面前表现为萧飒衰退的情绪，但从总貌来看他的基调是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即使是看来悲叹声声，内里实际跃动的仍是“白发自怜心似铁”（《定风波》）的满腔热血、一颗赤子心。        辛弃疾是在对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人物，他自写青年时的气概是“横槊气凭陵”(〈念奴娇〉《双陆，和陈仁和韵》)，是“横空直把曹吞刘攫”(〈贺新郎〉《韩仲止判院山中见访》) 。“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辛弃疾在痛苦的矛盾冲突中是以这样的誓言自励的。现实令人悲慨，理想岂能轻弃？(二)、对历史英雄人物的崇敬   也许是自已收复兴统一祖国的崇高理想不能得已实现， 辛弃疾把自已的抱负只能通过怀古的形式表达，对历史上为国家统一作出贡献的人物更加崇敬。例如《生查子•题京口郡治尘表亭》   悠悠万世功，矻矻当年苦。鱼自入深渊，人自居平土。   红日又西沉，白浪长东去。不是望金山，我自思量禹。    词的上片写夏禹治水功绩。首两句既写功业，又写其辛劳。写其辛劳，意在揭示其获致功业之由，寓意深刻。次两句仍用对仗句式，以鱼与人之各得其所，说明夏禹治水的伟大成就。下片写对夏禹的怀念。头两句写即目所见。红日西沉，白浪东去，着以“又”、“长”两字，意在表达这样一种思想感情，即时光虽然不断流逝，禹之于今已历“悠悠万世”，但禹之功绩却始终为人们所永志弗忘。    辛弃疾在简练的几笔中构出了他追念向往的世界；渴望、钦羡着能有如大禹这样的明主来重整山河，解民于倒悬之苦。爱国与爱民应是一致的。《生查子》的“思量禹”，从宋王朝内部而言，词人祈求能有个“鱼入渊、人居土”的“治”的局面。这样，民心所归、人力汇聚，恢复中原、统一天下之势自是指日可待了。    嘉泰四年（1204）正月，宋宁宗赵扩曾召见辛弃疾，要他陈述伐金的意见，但仍没有采取他充分作准备的主张，就用了韩侂胄一批人物，盲目冒进。这年四月，辛弃疾被派任镇江知府。他始终坚持收复中原须有准备的主张。可是韩侂胄只不过拿他作为北伐的幌子，并没有接受他的主张，这使他颇为国事担心。他在镇江时，有一回登上京口北固亭游览，对眼前壮丽河山，触景生情，就以“怀古”为题，写了一首《永遇乐》：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这是《稼轩词》中突出的爱国篇章之一。它的思想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写作者抗敌救国的雄图大志、写作者对恢复大业的深谋远虑和为国效劳的忠心。因为它典范地表现了稼轩词的悲慨清壮、雄劲健举的风格。从手法上说，也是辛词善于借典抒情述理以及政论与抒情相融汇的代表之作。作者写这首词时已经六十五岁了。词的上片写江山依然壮丽，但象孙权（仲谋）、刘裕（寄奴）那样一代人物，现在都不见了。“英雄无觅”，怀古实乃伤今，举出历史上西征北伐的有作为的统治者，正是用一面镜子反照坐看大片疆土被分裂而长期苟安的当今小朝廷。(三)、对南宋苟安局面的强烈反感与讽喻   词人从金兵占领区的北方“突骑渡江”，投奔南宋，志在抗金报国，却不受重用，反遭猜忌排斥，那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一腔悲愤全倾注于词中，在辛弃疾的很多词中，都表现出对南宋苟安局面的强烈反感与讽喻。例如《水龙吟  登建康赏心亭》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这首词是词人在建康任职期间所作，此时词人正值年轻时期(约在30岁左右)。词人从金兵占领区的北方“突骑渡江”，投奔南宋，志在抗金报国，却不受重用，反遭猜忌排斥，那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一腔悲愤全倾注于词中。上片写景，高远寥阔。南楚碧天千里辽阔，一派凄清的秋色，长江水随着碧天远去，秋色无边无际。景中寓情，沉郁悲壮。极目远眺远处的山峰，不禁触发起诗人一股浓烈的乡关之思和家国之愁，山河之美引起愁怀的原因：它已沦陷异族了。“落日”六句意境悲凉，似心平气和却壮怀激烈、悲愤填膺。落日斜挂楼头，离群孤雁悲啼声里，江南游子悲愤压抑，看着吴钩宝剑把玩不已，拍遍了九曲栏杆，没有人能够领会词人此时登楼远眺的心意。下片由写景抒情转到言志与悲叹。接连用了三个典故：引季鹰的故事，表明自己早已以身许国：引许汜故事，表明自己不屑为个人利益而不顾国家风雨飘摇；“树犹如此”是桓温北伐路上对时光飞逝之叹，作者亦引以表达自己功业未建年华虚度的感慨。结尾收到英雄襟抱，无人抚慰。与上片煞拍呼应。词中以佳人发饰寓山河之恨，以美人衬映英雄，以历史典故写抱负，委婉跌宕，极沉郁悲慨之致。     此外，如《江神子•闻蝉蛙戏作》、《千年调•蔗庵小阁名曰卮言，作此词以嘲之》、《念奴娇》（炙手炎来，掉头冷去，无限长安客）等词均系讽嘲祸国害民的宦海丑类的作品。    “倩何人与问：雷鸣瓦釜，甚黄钟哑？”（《水龙吟》）这是悲慨化为愤火，是对当时南宋苟安议和的愤怒。三、 辛弃疾对豪放词的继承和发展词自产生以来，似乎就掉入了脂粉堆里：专事刻红雕翠，描眉画目。言辞华艳浮靡，香软浓腻。北宋范仲淹的《渔家傲》，呈现出慷慨悲凉的格调，成为豪放词的先驱。至苏轼以诗入词，扩大了词的题材，开拓了词的意境，使词走出了闺情和旅思的樊笼，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意概》）的境地，词从花间樽前步入了广阔的社会人生。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的代表人物当首推稼轩。辛弃疾词的风格源于苏轼，但由于时代的剧变，使稼轩的词走上了雄奇跌宕，豪迈奔放的道路而具有另一种风格，入词的题材也更加广泛，表现了词人匠心独运，卓尔不群的高人才华和创作方法、写作技巧，驾御语言方面的独到之处。辛弃疾的词获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是与他非同寻常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的。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而是具有雄才伟略，可以出将入相的人物。23岁时，即“壮岁锦旗拥万夫，锦谵突骑渡江初”，仅带数十骑，突入五万人的金军大营，活捉叛徒张安国，率军南归而被委任为江阴签判。但此后，或赋闲散居，或沦为下僚，天生英才却无处可用，只好将一腔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寄托于吞吐八荒，独立浩茫，“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刘克庄《辛稼轩集序》）的诗词中，从而将苏东坡创立的豪放词，进一步发扬光大。苏轼是豪放词的代表人物，是豪放派的基石。他用词来抒发政治报负，塑造英雄人物，描写祖国的万里江山，并以诗入词，打破了缘情与言志的界限，使词发展成为即可言情，又可言志，亦庄亦谐，庄媚兼有的文体，提高了词的品格。苏轼的词诚如李清照在《词论》中所说，具有“句读不葺之诗”的特点，但“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陆游《老学庵笔记》）。这种做法，突破了词律的束缚，使词更具有表现力，更加灵活。辛弃疾在苏轼的基础上，又将豪放词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促成了宋代词坛豪放与婉约两派分流和双峰并峙的局面，且影响深远，直贯元明清。辛词对后世的巨大影响，是与辛弃疾对豪放词的巨大贡献密不可分的。

辛弃疾（1140－1207）享年67岁，南宋词人。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汉族。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词人和爱国者。 与苏轼齐名，并号称“苏辛”，史上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有人这样赞美过他：稼轩者，人中之杰，词中之龙。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出生前13年，山东一带即已为金兵侵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率两千民众参加北方抗金义军，次年奉表归南宋。一生坚决主张抗击金兵，收复失地。曾进奏《美芹十论》，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强兵复国的具体规划；又上宰相《九议》，进一步阐发《十论》的思想；都未得到采纳和施行。在各地任上他认真革除积弊，积极整军备战，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职处分，曾在江西上饶一带长期闲居。光复故国的大志雄才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愤发而为词，由此造就了南宋词坛一代大家。耿京聚兵山东，节制忠义军马，留掌书记。绍兴三十二年，令奉表南归，高宗召见，授承务郎。宁宗朝累官至浙东安抚使，加龙图阁待制，进枢密都承旨卒。曾寓居江西上饶、铅山达十余年。其词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有《稼轩长短句》。  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一生力主抗战，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显示其卓越军事才能与爱国热忱，又与宋志士陈亮及理学家朱熹保持深厚友谊，与之砥励气节，切磋学问。抗金复国是其作品之主旋律，其中不乏英雄失路的悲叹与壮士闲置的愤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还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江南农村四时的田园风光、世情民俗。其词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在苏轼的基础上，大大开拓了词的思想意境，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后人遂以“苏、辛”并称。其诗文亦有足称道者，特别是其文“笔势浩荡，智略辐凑，有权书衡论之风”。  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是开一代词风的伟大词人，也是一位能征善战、熟稔军事的民族英雄。他的词作“大声镗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所未见”，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而他作为南宋朝廷大臣而写的一篇文章《议练民兵守淮疏》，则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对战争形势的精辟入里的深刻分析和鲜明而又具体的对策。这篇应用散文感情炽热，构思缜密，层层深入，有理有据，语言也精确、简洁。文章仅用了六百余字，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不枝不蔓，一气贯通，有情况、有分析、有措施、有预测、字字落到实处，质朴无华，明晓畅达。一位豪迈旷达的词人，根据不同的文体的需要，能够写出如此严谨、朴实的应用文，可见一位大手笔，在写作中是不能囿于一个狭窄天地中的，应该熟练地掌握几套笔墨，既有自己喜爱的体式，也能按不同要求写出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别类文章，就如同功夫高深的武术家，虽擅长一种兵刃，但对其他武器也能舞动一样。辛弃疾就是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从不同方面来表达了他慷慨激昂的爱国感情，反映出忧国忧民“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壮志豪情和以身报国的高尚理想。（节选自《应用写作》1998年第1期,《词坛巨擘 公文高手——读辛弃疾<议练民兵守淮疏>》  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辛词的基本思想内容，这首先表现在他的词中，他不断重复对北方的怀念。另外，在《贺新郎》、《摸鱼儿》等词中，他用“剩水残山”、“斜阳正在断肠处”等词句讽刺苟安残喘的南宋小朝廷，表达他对偏安一角不思北上的不满。胸怀壮志无处可用，表现在词里就是难以掩饰的不平之情。他擅长的怀古之作中《水龙吟》，面对如画江山和英雄人物，在豪情壮志被激发的同时，他也大发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为他的词构成悲壮的基调。辛词在苏轼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题材范围，他几乎达到了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

我不明白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