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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书院提倡日常教学与学术研究的结合,崇尚学术争鸣。这不仅深化了日常教学内容,同时也推动了各种学术观点的交流与传播。著名的“鹅湖之会”就是最好的佐证。1175年,代表不同学术观点的朱熹、陆九渊等人相逢于江西鹅湖,交流学术观点。陆九渊讽刺朱学“支离”.致使“元晦失色”;朱熹则反驳陆学不重读书的“发明本心”,有流入“空虚”之嫌。双方观点虽极不相同,但并不影响两人的学术友谊。此后,双方交往如故。后来,朱熹在主持白鹿洞书院后还曾经主动邀请陆九渊上山讲学,陆九渊则欣然前往。陆九渊的演讲题目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由于他所讲内容言辞恳切,语言生动,切中学生的内心世界,不少学生被感动得当场流泪。朱熹对此番演讲也颇为赞赏,特意把陆九渊这一演讲内容刻石留念。其二是,书院学生自修为主,教师答疑为辅,重在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独立研究能力。由于书院大多都有藏书楼,所以,学生在自修时有足够的参考文献。书院学生在自修的同时也从事学术研究,完成的论文或著述由书院负责出资刻印。书院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学术的职业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书院是中国教育史上富有创造性的一种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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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教育模式,是集教育、学术、藏书为一体的文化教育机构。由于它介于官学和私学之间,因此能够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支持,又能够吸收私学的优势。书院出现后,就与官学、私学并驾齐驱,对中国古代的思想传播,学术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本文主要介绍中国古代书院的发展历程,以及总结其中的规律。
“书院”之名最早出现于唐朝,不过当时的书院并非是讲学的地方。当时主要有两种书院,一种是官方设立的书院,主要用于收集、整理、校勘图书的地方,如丽正修书院和集贤殿书院。另外一种是个人读书的地方,这样的书院很多,许多文人都有自己的书院,类似今天的书房、书楼。受到禅宗“禅定”、“安静而止息杂虑”思想的影响,这些私人书院主要建设在风景优美,环境清幽之地,以便个人潜心研读。唐诗中就有许多书院的名称和描写,如刘眘虚的《阙题》就描写了个人的书堂:
到了唐朝后期,私人书院的功能开始发生转变,逐渐从个人的书堂演变为师徒讲学的场所。这和唐朝的社会大背景有密切的联系。“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不断严重起来,唐节度使之间攻伐不断,加上政治腐化、官宦专政,文化教育事业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所谓“天下无道则隐”,在乱世,许多士人开始隐退山林,建屋藏书,研究学问,并聚徒讲学。如此,拥有教育功能的书院就产生了。在当时这种新书院的数量还不算多,典章制度也不成熟,在性质上还是属于私学,和孔子聚徒讲学差不多。
宋朝时期,实现了局部的统一,社会较为安定。但是,北宋并未大规模发展教育事业,而是单方面发展科举制度,扩大科举的录取名额。这导致了两个现象的产生,一是官学没有得到复兴;二是士人的求学积极性更高。如此,就推动了私学的繁荣,于是书院就发展到了繁荣的阶段。在北宋中期,国家开始重视教育,大规模兴办官学,对书院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一些书院衰落了。不过书院的繁荣去世没有中断,还新建的许多书院。北宋时期著名的书院有九江白鹿洞书院、长沙岳麓书院、商丘应天府书院、洛阳嵩阳书院、衡阳石鼓书院、南京茅山书院等。
南宋时期,国子监、太学、州县的学校都陆续恢复建立。但官学的教育水平难以提升,士人“视庠序如传舍,目师儒如路人;季考月书,尽成文具。”他们很多投入书院门下。同时,到了南宋,理学已经发展成熟,出现了许多学派,如朱熹的闽学、张栻的湖湘学、以陆九渊的心学、陈亮的永康之学、叶适的永嘉之学、吕祖谦的婺学等。各大学派纷纷在书院进行讲学,宣传自己的主张,大大提高了书院的学术水平,也提高了书院对学子的吸引力。南宋时期的四大著名书院是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象山书院和丽泽书院。
宋朝的书院不仅数量庞大,名声显赫,而且还形成比较成熟的规章制度。如在管理上,设置了山长、洞主、院长、堂长等职,负责书院管理和教学工作。书院的教学理念也已经形成。如朱熹在在白鹿洞书院颁布了《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了书院的宗旨,影响深远。
另外,该时期的书院开始被纳入了官学的体系。首先,国家也十分支持书院的发展,设置了“学田”用来作为书院的经费。如此,许多书院就成为了官方控制的教育机构。第二,部分书院的主人将书院捐赠给国家,以谋求一官半职,这样一些书院就成为了官方的书院。实际上,各个书院所的讲的内容基本都是儒家的经典,因此书院所宣传的思想和官方的思想也是一致的,这也就是书院官学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岳麓书院
元朝时期,忽必烈等对书院采取了保护政策,使得书院继续保持繁荣的局面。根据统计,元朝的书院有408所,其中新建的有134所,其中代表为太极书院。在对书院进行保护的同时,也加强了书院的控制,主要表现于三大方面:一是官方任命书院的主要职位,其考核也必须经过官方;第二,学生的来源,以及去向,被国家控制,并且纳入了科举体系;第三,加大对“学田”的授予,加强了书院对官方的依赖性。元朝的书院的教学内容也主要是理学,这和元朝将理学封为官方学问是关联的。
明朝前期的130年间,书院教育出现了衰落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有:一,明朝官方加强了对思想的控制,屡兴文字狱,造成了民间学术活动凋零;第二,明朝加强了官学和科举制度的建设,使之成为一个十分严密的体系。明朝还规定“科举必由学校”,如此文人想进入仕途就必须通过官学。第三,明朝统治者不重视、不提倡、不鼓励书院教育,如白鹿洞书院在元末毁于战火,一直到1438年才重建,荒废了87年。当然,明朝前期书院的数量还是在不断增加,只是书院的学术水平已经大大下降了。
明朝后期,书院教育又复兴了起来。其主要的原因有如下:第一,明朝政治腐败,宦官专权,许多士大夫便设立书院议政国事。这也导致该时期的书院有特别强的政治色彩。第二,由于长期坚持八股取士,导致科举制走向了僵化。加上政治腐败,官学也被腐化了,其治学水平严重下滑。许多士人只是将官学作为取得考试资格的途径。第三,明朝后期的湛若水、王阳明等学者大力倡导、兴办书院。明朝时期书院最繁荣的时代是嘉靖时期和万历时期。
但是明朝的书院并未真正得到健康的发展,其命运十分曲折。在明朝后期,出现了四次禁毁书院的事情:第一次是1537年下令毁掉湛若水创立的书院;第二次是1538年“毁天下书院”;第三次是1579年张居正“诏毁天下书院”;第四次是1625年“毁天下东林讲学书院”,许多书院都被当做东林党讲学之地而被毁灭了。这四次毁灭书院的行为,是明朝加强思想控制的表现,这体现出在君主专制不断强化的时代,民间的思想也被束缚得越严格。
无锡东林书院
清朝时期,书院的发展也是比较曲折的。在初期(1644年—1661年),清朝在全国的统治并未稳定,因此对私学的控制十分严格,严格创建书院。当然,白鹿洞、鹅湖、白鹭洲、石鼓等著名的书院得到恢复的允许。康熙年间到雍正初年(1662—1722年),清朝的统治已经稳固。为了笼络汉族文人,清朝在文化上采取了怀柔措施,鼓励书院的修复和兴办。于是全国各地兴起了兴办书院的热潮。从雍正后期到鸦片战争之前,清朝一方面鼓励书院的创设,一方面又加强对书院的控制和管理,并将之纳入官学体系。
清朝中期的书院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讲授理学为主的;第二类是进行了科举考试培训的;第三类是“经世致用”的各们学科的,类似于现在的专业技术学院;第四类是讲授经史词章的,类似于文学院、史学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第四类,代表有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书院分类的出现,说明了私学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这清朝学术较为发达的一个原因。不过总体而言,清朝的私学是被官方控制的,其学问难以脱离传统儒学的藩篱。到了晚清之后,受到新式学堂的冲击,传统的书院终于走向了没落。
唐宋时期中国书院兴盛的时候,西欧国家也出现了中世纪的大学。他们有着一些相似的地方,如兴起都和商品经济有关,最初的都是私人创办的,对当时的官学垄断都有一定的冲击作用。但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的大学逐渐成为了社会的最高学学府,而书院却沦为了科举考试的附庸。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是传统的专制国家,对私学的控制十分严格;而西欧国家的大学学术活动相对自由,它们最初是得到教会的认可而创办的,但是却成为了反教会思想的中心,是“文艺复兴”的阵地。社会允许“百家争鸣”,才会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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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书院的教育经费来源多样化。
书院的经费,得到官府的资助也依靠民间自己筹集,主要靠学田供给。以白鹿洞书院为例,在南宋先后三次由官府增置学田。第一次在淳熙七年(1180年),始置学田870亩;第二次在淳熙十年(1183年),置办700亩;第三次在嘉定十四年(1221年),置办学田300亩。书院总共拥有学田1870亩。岳麓书院在绍熙五年(1194年),官府一次就拨给学田50顷,书院学生日给米一升四合,钱六十文。
第二、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管理体制日趋完备。
宋代书院的最高首脑称为山长、洞主或洞长。山长既是主要的教学者,又是最高的管理者,并且往往都由著名的学者来担任。北宋的书院除了山长之外,其他教学管理辅助人员的设置很少。南宋书院,随着办学规模的日益扩大和书院内部设施的日益增多,书院教学管理人员的设置也相应增加。
第三、书院实行开放式的教学和研究。
求学者不受地域、学派的限制均可前来听讲、求教。例如朱熹的学生黄干在白鹿洞书院讲《易经》乾坤二卦,山南山北的人士都来听讲。白鹿洞书院后来还拨出一笔专款,用来接待四方来求学的人,并有专人负责招待。
扩展资料
宋代书院历史:
北宋初年,私人讲学的书院大量产生。陆续出现睢阳(应天府)、岳麓、白鹿洞、嵩阳、石鼓、茅山、象山等书院。其中睢阳(应天府)、岳麓、白鹿洞、嵩阳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到仁宗末年,北宋前期较有影响的书院全部消失。熙宁四年(1071)朝廷直接向州学派出教授,以削弱书院和县学。七年将有教授的州中书院并入州学。
南宋初期,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等学者开始修复书院,并成为学派活动基地及讲学的场所。理宗(1224~1264)即位后,将理学定为正统学说,书院教育成为朱熹等理学大师的遗产被官府继承。景定元年(1260)起,正式通过科举考试或从太学毕业的官员才能成为每个州的书院山长,朝廷借此控制书院。
古代文献的参考文献格式可以写为: [1]李贤.明一统志:卷七十四[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李贤.明一统志[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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