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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chenchao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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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已有研究成果,对巴金报告文学创作有所触碰的论述屈指可数。张春宁在其《中国报告文学史稿》中在抗战时期空前的报告文学创作热潮中提到了巴金由小说向报告文学创作的转向,后又在“老作家‘破门而出’这一节下小点中简要呈现了巴金两次奔赴朝鲜写下的“感情真挚”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和《保卫和平的人们》两本报告文学集。而佘树森、陈旭光虽然也在其《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中提到了巴金十七年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但转而却是分析他的抒情散文。以相对集中而系统的角度来尝试关照巴金与报告文学的研究论文只有丁晓原的《别样的史志:巴金报告文学论》。文章呈现了巴金在抗战时期以及抗美援朝前线所创作的相对集中的两部分报告文学,并从真实性的角度确证了巴金报告文学的叙事特点,“作为小说家、散文家的巴金,卓然立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坛。其于报告文学,我们也许没有必要名之为‘家’”。这样的论调既是巴金报告文学研究的定论,也是对于巴金研究来说这方面一直都不被重视的症结所在。将报告文学放置于散文研究中,零星地提及,或者简单地一锅端是我们对待巴金报告文学创作最习见的态度。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来当前报告文学研究一直都存在的尴尬局面,富于特殊性的理论建构方面的缺乏让中国报告文学的研究甚至一度难以为继,这和丰硕的创作实绩相比显然是不相称的。亟待充实的中国报告文学研究可以用来解决巴金与报告文学之间关系问题的探讨,但它的充实本身却是需要对文体自身属性的确证,而这却首先必须建立在相关研究已经深入的基础上,二者的悖论式循环更加强化了作为个体的巴金与报告文学研究深入的必要性。自然,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相比于《激流三部曲》等洋洋洒洒的小说文本和《随想录》这类产生过极大轰动的散文作品来看,巴金的报告文学显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至于二者之间的互动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状,只有回到历史的缝隙中,真实才会浮出历史地表。任何简单的忽略或是含糊的一笔带过都将是对作家、对历史的不尊重。事实上,巴金与报告文学何时结缘,他的相关翻译与写作在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中又有怎样特别的价值或者独特的贡献,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加以完整呈现并深入探讨的。一 对于缘起阶段的报告文学,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既有的研究都尤其强调它的新闻性与真实性特征。因此,在报告文学作家的界定方面,无一例外地强调作者的职业新闻记者身份或是有着记者经历的现实主义作家。似乎现实迅猛变化的捕捉只有凭借记者这种特殊的身份与思维才能够实现。从杰克.伦敦的《深渊中的人们》到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从周恩来的《旅欧通信》到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记者身份的重要性一再地被提及。的确,记者的身份有利于相关的报告文学作品更加迅捷从容地见诸报章,这点不容置喙。换句话说,报告文学对于报纸这一新闻媒介强烈的依赖性是记者身份在此时期被彰显的重要缘由,但却因此造就了另外的缺憾,巴金与报告文学之间关系由来已久却未能被确认很重要的原因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在日本文艺评论家川口浩看来,这方面的因素并非评判报告文学作家的重要标准,在他那篇对中国报告文学的理论建设发生过巨大影响的《报告文学论》中,他根据自己对报告文学的把握,提到:“据基休的意见,假使有人要做好的Reporter,要做生活现实的报告者,那么非有下述的三个条件不可。就是:毫不歪曲报告的意志,强烈的社会感情,以及企图和被压迫者紧密地连结的努力。”真实客观的追求以及批判的政论性是基希作为国际报告文学的典范提供给后人的重要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巴金无疑是一个可以承担起这份责任的作家。 巴金这个名字第一次被现代文学史铭记,基于他的小说处女作《灭亡》1929年在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杂志《小说月报》上发表。但事实上,在此之前,身处那样一个“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的巴金对社会的瞬息万变显然也没有熟视无睹,这点从他各个方面的努力中可见一斑。虽然身处稍显闭塞的西南,但五四新思潮涌动的影响还是波及到了这里,小刊物的创办可以暂时性地缓解他内心的激荡,却无法挽留他日益冲决的青年反叛情绪,1923年,不到20岁的巴金决意离开家乡四川。漂泊上海的岁月里,巴金在潜心完成自己学业的同时,还积极地投身社会实践,为当时上海、广州等地的进步刊物撰写宣传社会革命的文章,并热心地参与到了《民众》等相关刊物的创办过程中,这为他日后走上文学道路做了很好的准备。 特别是留法期间,周边自由、民主与平等的呼声深深地震撼着年轻的巴金,也正是这个方面的原因,巴金与安那其主义结缘,包括克鲁泡特金、巴枯宁、凡宰特等人先后进入了他的视野。留法期间,巴金先后翻译了凡宰特的《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涯底故事》、克鲁泡特金的《狱中与逃狱》等作品就是最好的明证。而巴金自己也承认“我在写《灭亡》之前读过一些欧美的‘无政府主义’或巴黎公社革命者的自传或传记,例如克鲁泡特金的《自传》。”安那其主义对军阀混战的反对、对无产阶级的深切关注对于那个时期的巴金来说是很好的慰藉,漂泊不定的游子情绪让他的心一时间无处安放,而“在我的祖国正进行着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杀”的境况又倍增了这样的忧愁。反观这个时期的法国,巴黎的报纸正在密切关注的正是凡宰特与萨珂这两个意大利工人的事件,报纸上的抗议高潮不时地骚扰着巴金本就不平静的心。虽然最终两人还是坐上了电椅,但巴金却用自己的笔追踪着事件的变化,《反动的欧美》、《法律下的大谋杀》、《法律下的大谋杀——萨珂与凡宰特被害以后》等一系列文章迅捷地在当时国内的《平等》月刊上发表,为国内的民众及时地传回了事件的最新动向: 要说法律不是支配阶级杀人的工具,也许一般人不肯相信,然而这里有一个绝好的证据,这便是轰动全世界的萨珂、凡宰特事件。关于这件事在上海的《民钟》杂志上将有一长篇《死囚牢中的六年》详述此事,这里因为篇幅关系无多写之必要了。 在写作这篇文章之前,巴金显然做了很多的工作,以至于远在国内即将发表的文章安排他都烂熟于心。这样的田野调查正是报告文学写作必经的重要阶段。热点事件的捕捉、观点的开门见山、批评的政论性以及无可挑剔的真实性与时效性,这些因素恰恰是中国早期报告文学的重要组成。 更加难能可贵的还在于,巴金的这些报告文学作品中将作家自我的情感以更深刻的方式注入其间,显示出了与其他游记类报告文学特异的抒情性与文学性特征。在当时的多数报告文学文本依然停留在简单而又平面的印象式描述与展示时,巴金的报告文学写作已经在字里行间浸透着更加深刻的反思与批判,自我的感情倾向性更是被凸显了出来,艺术的感染力自然而然地也就增强了。安那其色彩的浓厚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或许正是由于思想上的偏执与狭隘,妨碍了我们对于巴金这些文本艺术方面的独到性的发现。事实上,这样的做法并不可取,川口浩在研究报告文学时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专门谈到:“亚尔奉司.伯凯德和亚尔志尔.霍利偕,前者带着宗教的成分,后者带着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可是,谁都承认,他们还是现代很优秀的报告文学的作者。”真切的事实,抒情性的话语,巴金的这些系列式的报告文学作品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用人道主义关怀的评论,向我们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历史的本真,也让我们拥有了真切明晰的历史在场感。 遗憾的是,在已有的文学史叙述中,报告文学的研究者还是都只看到了周恩来、瞿秋白等人以记者身份游历国外所写下的“努力了解人生的印象”,却忽略了巴金所提供的这些中国报告文学的早期范本。虽然我们还没有确切的文献证明这个时期巴金接触到并专门学习了报告文学的写作,但是留法期间,巴金先后阅读了“俄国的老师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作品,其中的高尔基与赫尔岑正是当时俄国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写作报告文学的笔法对巴金本时期的创作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就顺理成章了。虽然那时候的巴金还无法回答“什么是报告文学”这样的追问,但这并不妨碍他能够在报告文学的写作方面做出努力与贡献。1935年,鲁迅在《徐懋庸作<打杂集>序》曾巧妙地回答过类似的问题,他说:“托尔斯泰将要动笔时,是否查了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之后,明白了小说是文学的正宗,这才决心来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的呢?”这样的言论放在报告文学的研究中同样适合。巴金在对高尔基、赫尔岑等人的写作手法进行借鉴之后,根据自己的思想倾向,“在事变的动态中去观察,做历史事实的见证人,原始资料的搜集人以及历史事件的审查者”。这样的历史真实不应该被简单化地对待。虽然,有时候情感性的过度介入在彰显文学性的同时会破坏报告文学的新闻性,但这对于处在萌生期的报告文学写作来说,同样是应该被理解的。二 罗荪称:“报告文学产生于斗争存在的地方。无论是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斗争,无论是被剥削者与剥削者的斗争,无论是反侵略者与侵略者的斗争,无论是新的势力与旧的势力的斗争,只要是这地方发生了斗争,也必产生了报告文学。”意识形态同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缠绕,而以意识形态的眼光来彰显报告文学的战斗性正是中国三十年代报告文学最为显著的社会功能。中国报告文学的发生发展很好地演绎了报告文学同战争之间的这种对接关系。这一点可以在巴金的身上得到很好的证明。他集中式的报告文学创作正好都是在战火纷飞的两个阶段——抗战初期和抗美援朝及中越自卫反击战时期。 从法国归来的巴金很快地凭借自己出色的小说创作实现了在当时文坛的登堂入室,特别是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的著名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一的《家》一举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左联成立之后,虽然他并没有加入这一组织,但一直追随鲁迅的他明显地处在左翼的阵营当中。1936年,巴金与鲁迅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旗帜鲜明地开始了对广大军民抗战的声援,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抗日战争期间,巴金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重庆,曾任《呐喊》周刊(后改名《烽火》)发行人、主编,凭借着这样特殊的身份,巴金以自己的努力实践着报告文学的战斗性呐喊,一方面,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中大量地刊载报告文学的作品,另一方面事必躬亲地践行相应的创作,将“正义的呼号和血的实录”传达给普通的人民大众。 “抗战发动以来,社会现实的演变供给了作家们以异常丰富的材料,然而那变动却太急剧、太迅速,竟使作家们没有余裕去综合和概括那复杂丰富的材料,而且作家生活的烦忙(他们除写作之外,大都还要担负许多实际的救亡工作),和出版条件的恶劣(部分出版业的停顿,纸张缺乏,发行的困难),作家们不得不采取短小轻捷的形式——速写,报告,通讯之类,以把握住剧变的现实的断片。于是,这一类小型的作品,就成了战时文艺的主流。”的确,在那样一个即便是很私人的信件都会在“一阵忙乱中遗失”的匆忙时代里,巴金显然无法继续自己所擅长的长篇小说的营构,于是,他自觉地选择了与时代的同步,顺时而动。左联推崇下的报告文学创作在这个历史时期成了文人竞相努力的一个文体,而类似于《饿乡纪程》《赤都心史》这样的游记体形式则因为战乱的原因而备受亲睐。巴金同样不例外,《在广州》、《广州在轰炸》、《从广州到乐昌》、《广州在包围中》、《广州的最后一晚》等报告文学作品结集为《旅途通讯》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四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前后印行了三版次。这是巴金第三个旅行式写作的集子,之前还有《海行杂记》和《旅途随笔》,而之后还有《旅途杂记》等。很显然,抗战的爆发所带来的丰厚的材料给予了巴金的创作以极大的激情: 最近两次的大轰炸中,我就看见了在这里居民中间,人我的界限怎样迅速地消灭;许多人自动地将自己的家里用具献出作为一些老弱同胞的避难处,壮丁们也冒着危险区挖掘炸毁的房屋,救出受伤的同胞;献舍的虔诚并不曾因接连不断的空袭警报而减少一分……我说“死”的威胁使人成为更积极,这是不错的。它还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因此增加了这里居民的团结;它把数十万人的心变成了一颗心,鼓舞他们向着同一个伟大的目标前进。 相比于同为三十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家如萧乾的《鲁西流民图》等对战乱中灾民惨状予以直击与叙说的题材选择,巴金把自己的视野放在了更高的层面——全民族的存亡上,表现的是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危急时期,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反抗外敌侵略的坚强斗志。从这简短局促却是真诚有力的言语叙述当中,巴金真挚的人道主义关怀与爱国主义情怀的喷薄不言而喻。动情的文字,氛围的凝重背后,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时期广大军民不堪示弱的坚毅,巴金希望,通过这样的“摇旗呐喊”可以昂扬抗战军民的斗争热情,最终将“敌人”“永远地埋葬在黑夜里”。是否巴金的努力真的发挥了现实效用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的这些叙事生议型的报告文学创作“保存了某个时间、某些地方或者某些人中间的一点点真实生活。倘使有人拿它们当作‘资料’看,也许不会上大当”。而且,在这样的先置下,报告文学的战斗性无疑会更加凸显。 相比较而言,巴金报告文学创作的第二个井喷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1952年和1953年,巴金作为全国文联朝鲜战地创作组的成员,随军采访并写下了许多真实感人的通讯报告作品。这个时期,他把目光移向了讴歌抗美援朝战争中那些“最可爱的人”。《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一个模范的通讯连》、《起雷英雄的故事》、《青年战士赵杰仁同志》等写人的报告文学经过巴金的构思与表现很快被传回国内,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新观察》等刊物上发表,后来又结集为《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爱国主义情思的直接抒发在这个阶段已经被新人物的塑造所替代: 我们在三月二十二日上午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外面开始在飘雪,洞子里非常暖和。这是一间并不太大的会客室,在靠门的一边的低矮的石顶盖下悬着两盏没有灯罩的电灯,灯下放了一张简单的桌子,桌上有几个玻璃杯,四把简单的椅子放在桌子前面,椅子后面有十多根白木板凳。我们十七个从祖国来的文艺工作者坐在板凳上,怀着兴奋的心情,用期待的眼光望着门外半昏半暗的甬道。我们等待了一刻钟,我们等待着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愿意别人多提他的名字,可是全世界的人民都尊敬他为一个伟大的和平战士。全世界的母亲都感谢他,因为他救了朝鲜的母亲和孩子。全中国的人民都愿意到他面前说一句感谢的话,因为他保护着祖国的母亲和孩子们的和平生活。拿他对世界和平的贡献来说,拿他的保卫祖国的功勋来说,我们在他面前实在显得太渺小了。所以在听见脚步声逼近的时候,一种不敢接近他的敬畏的感觉,使我们突然紧张起来。 如果说抗战时期碍于时间以及篇幅等方面的客观限制,巴金并未能在报告文学的深入细致方面做出足够的开掘,那么,上面这段话中提供的则是另一种全新的范本。在文学性坚持不放松的前置下,报告的新闻性与典型性开始成为巴金报告文学写作中受到重视的范畴。这种文体的自觉源自于战地记者身份的认同,更加有着多年报告文学创作实践的积淀,《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能够“一口气写成”恰好做了最佳的注脚。 在叙事理论中,对于人称及视角的关注为我们揭示了作家不同选择所体现出的各异的文学旨趣。第一人称写作所具有的亲切感以及同读者交流起来所能够达到的顺畅性品格向来为巴金所偏爱,这也是他“在文章里面诚恳地、负责地对读者讲话,讲作者自己要说的话”的最好凭借。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所择取的这类英雄人物对巴金的文学创作来说无疑是全新的一个系列,而巴金也创造性地采用报告文学的方式将其展现给广大的读者。为了更加真实客观地呈现这类人物在前线战场的最真实情态,巴金充分调动了自己已有的文学积累,特别是在人物描写上,白描式的手法将读者带进了特定的艺术境界。两千多字的篇幅就将彭总亲切朴实的作风、爱憎分明的感情以及克敌制胜的军事才能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出来。而第一人称的叙事选择以及目之所见的精当刻画,特别是在会见前作者一干人等兴奋而又紧张神情的生动形象叙述,仿佛把我们带回了那看似凝重实则轻松的历史现场。“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氛围的渲染”,茅盾所强调的“好的报告文学”所必须具备的艺术上的条件在巴金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呈现。而第一人称叙事的文学选择在对这些报告文学作品进行真实性确证的同时,也将巴金终生都在践行的“说真话”的品格无可挑剔地表现了出来。三 “速写”常常被当作早期报告文学的另一个称谓而留存在了报告文学史册之上,但事实上,在艺术的其他范畴中,“速写”也都有它的一席之地,比如绘画。相比于报告文学研究现有的收获,绘画当中的速写显然要更加夺人眼球。西班牙的加斯特劳即是速写绘画的佼佼者。生活在法西斯铁蹄蹂躏下的他,用自己灵动的笔触,将底层百姓的苦难生活暴露无遗: “我们在这里想要用照片来表明西班牙时事的发展。巴塞洛那的巷战,法西斯蒂的残暴和罪恶,内战的各个不同的阶段都按时地记录在这里。工人和农民自愿地和谐地合作来继续从事生产工作。工业的省份加泰鲁尼亚热心地为那些在阿拉贡、勒汪特以及西班牙中部作战的志愿兵准备一切。他们对国际法西斯主义作战,他们为了面包与自由而战,他们为了一个较好的将来而战。他们甘愿遭逢困难,忍受艰辛,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国土会得着解放,平等的原理也将在民众中间实行。这些照片便是最好的明证。” 当时同样处在抗战煎熬之中的巴金从友人手中得到了加斯特劳的1937年2月结集出版的画册,那时他在广州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立刻将画册翻印出来,改名《西班牙的血》。巴金在《序》文中充满激情地写道:“我们同胞的哀号和地中海畔诗之国土上的呻吟响成了一片。我们眼前出现了汪洋的血海。那许多无辜者的血!然而这血海开始怒吼了。我们求生存的呼声和地中海争自由的呐喊压倒了呻吟、哀号与呼吁……”两年后,巴金又在上海翻印,给每一幅画配了文字说明,更名为《西班牙的苦难》再次出版。在巴金看来,“它们都是有生命的东西。在每一幅画面上都颤动着同情与热诚,都闪耀着受苦与牺牲的精神。它们忠实地,素朴地告诉了它们自己的故事,并且体现了一个紧要的而且激励的使命。它们的传播会激起无数温良的人的愤怒与同情。”联系之前论述到的巴金报告文学创作方面的努力,我们不难发现巴金的创新与独到。在他看来,固然报告文学的战斗性呐喊可以唤起民众的抗争意识,但比较而言,“图片比文字更真实,而且更有力量”。因此,依靠着这些反法西斯画册的印行,无疑能够更加有力地推动抗战的进程,“有一天理想会开出美丽的花来”。 幸门同样是西班牙重要的速写画家,但他从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的西班牙革命中看到的不是加斯特劳所极力描绘的苦难,而是胜利的曙光,“革命也有快乐的时刻,微笑的面容,还有生命和青春”。巴金深受幸门在画册中所凸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感染。他将意大利文的《献辞》完整地翻译出来,放在了书前。《献辞》中写道:“那些侵入加里西亚,把它的可爱的花园,它的河岸和它的海底盖满了哀愁和痛苦的野蛮人,他们使得那地方流出洪水一般的血……倒在侵略者的铁蹄下,默默无闻地埋在受苦的加里西亚的土地中的……会有人为你们的痛苦复仇……”在前记中,他刻意地提到“这本小小的画册,直到现在它还给我希望,给我鼓舞”,他希望通过这本画册给以人们争取平等自由的信念和力量。 以画册的形式来承载报告文学内容在我们这样一个纷扰的读图时代已经习以为常、屡见不鲜了。消费时代所要求的文学的应变也需要报告文学文体适时地求新求变,才能够从容地应对新兴传媒对传统纸质媒介的冲击。但置身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特殊社会历史语境,不管是从客观条件的具备还是主观努力的付诸来看,巴金这种独特的反法西斯情绪的抒发显得特别而有力。1958年,巴金在对自己的散文创作进行回忆与总结时,他这样说到:“……我出版了二十本散文集。其实这二十本都是薄薄的小书,而且里面什么文章都有。有特写,有随笔,有游记,有书信,有感想,有回忆,有通讯报道……”在巴金所列举的诸多文类中,“特写”赫然摆放在了第一的位置,而它正是作为报告文学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类型而存在的。特别是在这个时期,因为中苏关系之间的密切,苏联以“特写”指称“报告文学”的做法必然深刻地影响着本时期的中国文学文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妨将二者直接画等号。“特写”地位在诸多散文分类中的凸显,让我们看到了巴金之于报告文学的偏爱。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他丰硕的文学道路上,这一文体陪伴着巴金一路走来。 一直都无意于成为文学家的巴金自然更加无意于成为报告文学家,他在文学生涯开始阶段对报告文学的接受与创作以及后来两次井喷式的集中写作似乎都没有体现出很明显的文体自觉性。这样的简单判断不应该成为将巴金排除在报告文学研究范畴之外的理由,毕竟即便是在今日,“作家们对其作为一种文体的认识也仍然莫衷一是,文体意识未能清晰地建立起来,文本组织的秩序感和凝聚力没有清晰地显示出来。”就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说,巴金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他早在20年代末期自己文学生涯刚刚起步时对于“安那其主义”者的系列式报告文学创作的尝试无疑比起左联时期报告文学创作的风起云涌要早许多,其作品中浸透的文学性的彰显也要明显地强于同时期的其他报告文学文本,报告的真实有效与文学的感染力双管齐下。而抗战时期与抗美援朝及中越自卫反击战时期的集中式写作所体现出来的白描式的人物塑造方法、第一人称的叙事选择、题材上对于主流的相对偏离以及文学性色彩的浓烈等等都彰显了巴金报告文学的独特性。特别是三四十年代抗战时期反法西斯画册的翻译及印制所透射出来的他独到的报告文学形式上的创新,更进一步确证了报告文学之于巴金的重要性。同为三十年代重要小说家的茅盾在中国报告文学的理论建构方面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但创作方面的缺位却使它丧失了实践理性,很多观点本身也文如其名地存在着矛盾。在这个方面,巴金显然更加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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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ess小姐

试析巴金小说《家》中的“人性恶”摘要:巴金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的小说《家》揭露了封建体制的罪恶。但这只是小说意蕴的一部分,因为这部小说不仅仅揭示了制度之恶,还展示了人性之恶,很多发生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的悲剧,其根源往往不只是罪恶的封建制度,还有源于人性深处的恶。小说对人性恶的呈现构成了《家》的另外一层意蕴。关键词:巴金;《家》;人性恶巴金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终其一生他都在不遗余力地抨击着封建体制带给人们的伤害。代表作《家》在这个方面有着鲜明的体现,也是研究者历来关注的重点。但是,作为一部至今读来仍然感动人心的作品,《家》的思想意蕴远不止此。岁月的磨洗使得这部小说另一部分的意义逐渐鲜明起来:《家》中描述的那些旨在暴露封建大家庭罪恶的惨剧和所揭示的大家庭内部的腐败堕落,其产生的根源并不仅仅来自专制体制,还来自人性中的恶。展示具有多样表现形态的人性恶,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又一层内蕴。在对《家》所表现的人性恶进行探讨之前,需要对“人性”这个概念进行必要的说明。“人性”是一个运用广泛,含义繁复的概念,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论述颇多。笔者不准备就此问题进行详尽地探讨,只根据个人的理解和生活体验并结合所要研究的文本,对“人性”这一概念做简略说明,以便下文的讨论。本文所要探讨的人性,是指人性中那些虽然不可能完全超脱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局限,却主要不是在具体的家族礼教制度和社会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和稳固性的人的精神结构和精神要素。这种精神结构和精神要素主要不是源于社会因素而是源于生物因素,它是一种构成复杂同时又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和稳定性的天然结构。在现实当中,人的社会因素总是和生物因素结合在一起发生作用。但要强调的是,生物因素并不会因此就融合到社会因素中去,生物因素仍不失其自身的特性,它感受到社会因素对自己的影响,从而获得新的表现。这里涉及的人性并不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会随着社会形态的改变而发生质变。由以上界定可知,本文所谓的“人性恶”就是指人类与生俱来的具有很大普遍性和稳定性的具有负面特征的人的精神结构和精神要素。正如卡夫卡所认为的,人们面对统治世界的恶势力之所以会感到无能为力,是因为人的生命本性无法依赖,人本身就是这股恶势力的发射源[1](P54)。当然,也要注意到,《家》这部小说对于人性恶的呈现较之巴金的后期作品如《憩园》《寒夜》等要隐晦得多,而它与对封建礼教的揭露和批判的联系却要紧密得多,很难将这部小说中的人性恶完整地抽取出来进行独立地分析。在《家》中,往往是同一事件既包含有反封建层面的意义,又具有对人性恶的揭示,它们二者是相互交融、相互生发的关系。因此,我们的分析只能是侧重于小说人性内蕴的一面而不可能完全抛开对其社会政治层面的意义的关注。但是,不可否认,人类灵魂的深处确实存在着某些代代相传、绵延而下的具有很大稳固性和普遍性的缺陷,对之进行深入探讨,在我们这样一个历来十分注重政治性、社会性的国度将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此外,还需说明的是,巴金小说《家》的版本众多,本文用做分析的文本出自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七集中所收的《家》。它是依据1933年5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本付印的,较能体现这部小说的初始面貌。以下引文若无特别标注,均出此书。小说《家》呈现了人性恶的多种具体表现形态,例如人性的卑劣、偏狭、自私和伪善等。这些表现形态往往同时集存于《家》中的某个人身上,它们之间不是相互隔绝的,而是可以彼此转化的,并不存在十分清晰的界限。但为了便于讨论,我们仍将分类论述。一、对卑劣人性的揭示这主要通过小说中对社会舆论的描写表现出来。巴金的小说《家》多处涉及了对社会舆论强大异化力量的描写,但我们不准备从社会政治层面对小说中这类描写进行分析,而是力图从人性的层面来看待这类描写的内涵。《家》所描写的社会舆论主要不是一种常态的舆论形式,而是舆论的种种畸变形态,如:流言、谣言、诽谤等。这些都是人们急于满足卑鄙私欲而采取的过激的评价行为。那些本来不应受到非议甚至需要声援的人和事经过一些人恶意的歪曲、放大从而产生了强大的扼杀人精神以至肉体的力量,这是在人性恶的驱使下出现的十足的恶行。在小说中首当其冲的是那些行为激进的青年。琴和剪掉辫子的倩如走在街上,听着跟在她们后面的男子们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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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无车马喧

浅谈巴金后期小说创作的思想主题和艺术风格论文

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大家肯定对论文都不陌生吧,论文是讨论某种问题或研究某种问题的文章。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应如何写一篇优秀的论文呢?下面是我整理的浅谈巴金后期小说创作的思想主题和艺术风格论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论文摘要:

巴金创作于40年代的作品,要比三十年代更成熟。其作品《憩园》、《第四病室》、《寒夜》就艺术水平而言,都超过了《家》这样的作品。尤其是《寒夜》,在巴金后期创作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思想主题的多重意蕴及艺术风格的巨大变异,显示了巴金小说的巨大美学价值。

论文关键词:巴金;《寒夜》;冷静缜密;复调。

人物介绍: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另有笔名有佩竿、极乐、黑浪、春风等,字芾甘。汉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巴金1904年11月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五四运动后,巴金深受新潮思想的影响,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他个人的反封建斗争。1923年巴金离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

巴金在文革后撰写的《随想录》,内容朴实、感情真挚,充满着作者的忏悔和自省,巴金因此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一、由单一走向多重意蕴:

巴金后期小说的“复调”结构巴金在40年代,在风格上变得深沉,内涵复杂丰富。如果说早期作品都是单调小说,后期基本上都是复调小说。在作品中,总有多种意蕴和声音。他仍然承续着前期的抒情性,但是,不象早期那样浮躁,粗浅,激越。而是含蓄蕴籍,令人回肠荡气。比如《憩园》抒情性比较强一些,但是,很委婉深切。之所以如此,就是内涵上比较丰富。一方面仍然是对封建大家庭的文化批判,另一方面却是对人性自由、善良的渴望。还有作者个人化的对家族的情感因素。《第四病室》社会批判性很强,但是,也有人性透视和对善良、美好人性的渴望。尤其是意蕴丰富、技巧精湛的《寒夜》,可以说是巴金最圆满的艺术精品。接下来笔者就以这部作品为例,来探讨后期小说的深刻的思想主题和艺术风格的变异。

二、《寒夜》的多重意蕴

《寒夜》文字并不多,但内涵非常丰富。是社会批判、文化冲突、人性探索与人生思考的合一,现实、文化与人性、人生的三位一体。

1、巴金创作《寒夜》的一个巨大动力就是批判黑暗的社会现实,“寒夜”就是阴郁现实的象征。作品是写一个小家庭的悲剧,它不是来自巴金过去大家庭的生活资源,而是来自于自己小家庭的生活感受和想象。创作《寒夜》时,巴金新婚不久,还陶醉在幸福甜蜜之中。但是,他以一种卓越的想象力,写出这样一个动人的悲剧故事。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的重庆,人物很少,一对青年夫妇,一个婆婆,一个孩子。丈夫汪文宣性格软弱,收入微薄,妻子曾树生漂亮、开放,而婆婆却守旧顽固。由于生存压力,本来就存在的矛盾日益激化,婆媳之间冲突不断升级,丈夫左右为难,精神极度痛苦,最后妻子离家出走,丈夫由于严重肺病,在抗战胜利锣鼓声中痛苦死去。婆婆领着孩子离开家里。结尾的时候,妻子曾树生回到家里,但是,人去屋空,她一个人在寒冷的月夜下徘徊。作品写道:夜,的确太冷了。巴金把这种家庭悲剧和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正是国统区这种黑暗的现实造成了这种家破人亡的悲剧。后来,巴金为了解释这部小说的社会意义,一再强调成书的时代背景,明确表示作品的目的是揭露抗战前夕大后方政治黑暗和知识分子的痛苦处境。“那时社会上最活跃的是官僚资产阶级,是那种利用职权囤积居奇,做黄白黑生意的人,他们官商结合,权利结合,像蛀虫一样把中国在战争中所剩下的一点元气全部耗光。”作品中汪文宣的痛苦、失业及家庭的破碎,都和社会现实具有密切关系。

2、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冲突

实际上,这种家庭悲剧也可以在文化上找到原因。

在这个家庭中,婆媳间的冲突是最重要的冲突。婆婆完全是旧式的,在她身上是传统封建的家庭伦理观念,而曾树生却是受过现代教育的新青年。婆婆总是用旧的观念去衡量儿媳妇,媳妇由于无法接受这种陈旧的道德约束,于是双方常有冲突,这导致这个家庭的破碎。

婆婆对于儿子和媳妇,就象中国所有非常传统而狭隘的母亲一样,是那种伟大而自私的爱。但她同样也以那种传统的封建妇德审视曾树生。在传统妇德的尺度下,曾树生这样一个新派女性就是不守妇道的坏女人。她极端讨厌、甚至憎恨儿子的妻子。她看不上曾树生的生活方式,如跳舞、晚上与人应酬,化装、穿漂亮的衣服等。她甚至对曾树生和自己儿子的自由恋爱和婚姻都进行非常尖刻的嘲讽,“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曾树生自然难以忍受这样辱骂,她说:“我告诉你,现在是民国三十三年,不是光绪宣统的时代了,我就不曾有过缠脚的福气。”在更多的情况下,她不是和曾树生正面冲突,而是通过汪文宣和曾树生激烈冲突。她不是去理解、支持儿子和妻子的感情,而是破坏她们之间的感情。看到儿子和妻子的那种亲密的感情,她不是感到欣慰,而是反感。儿子和妻子吵架,她不是希望他们两个快点和好,而是幸灾乐祸,甚至挑拨离间,添油加醋,怂恿儿子和妻子一刀两断。曾树生和汪文宣吵架赌气出走,她说是“私奔”,而且说她不可能回来,说:“要是我就登报离婚。”“我劝你死了心吧,现在新派女人,哪里会长远跟着你过这种苦日子啊!”“那个女人走了也好,将来抗战胜利,有一天你发了财,还怕接不到女人。”儿子主动找妻子,她便生气,认为儿子没出息。两个人的冲突最后到了那种有我没她有她没我的程度。曾树生出走就和这种婆媳冲突具有更直接的关系。

3、人生思考与人性探索

这种家庭悲剧还蕴涵着巴金对人生、人性的.思考和探索。如果说婆婆与媳妇的冲突主要是新旧文化的冲突,那么,夫妻之间的冲突就带有更多人性、人生的内含。

造成这种家庭悲剧的最深层根源是生命冲突。汪文宣与曾树生是两种不同的生命状态。汪文宣是枯萎颓败,曾树生却是饱满丰盈。他们之间并非因为缺乏感情而破裂。汪文宣和曾树生的婚姻,并不是没有爱情的婚姻。他们是自由恋爱结婚,在一起生活了14年。从作品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她们之间有很深的感情。曾树生即使离家出走,也仍然惦念着家里的丈夫和孩子,总是按时给家里寄钱,写信,最后又回到家里。所以,关键不是他们之间的感情问题,而是生命状态的问题。汪文宣已经丧失了男人的生命力量,这不仅是由于他身体的疾病,更重要的还是他的精神状态。他仅仅剩下一个善良道德的空壳,除了善良忠厚,一无所有。他是那种在日常生活的压力之下被磨去了生命力,不断下滑沉沦的人。无论是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中,他都缺乏应该有的独立意志和力量,只是软弱无力地随波逐流。

在社会上,他虽然在工作上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但是,在事业上却一无所成,甚至最后失业,靠妻子养活。他既没有朋友,也无法获得上级的认可。他的懦弱几乎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大家凑钱请上司吃饭喝酒,他本来很拮据,丝毫没有兴趣,却也不敢说不,拿出钱来,一起到酒店,强做欢乐。他带着严重的肺结核病工作,总是咳嗽,但是,上司看他一眼,他就不敢咳嗽。在家庭也是同样的软弱的,他没有能力处理好家庭纠纷,在妻子和母亲冲突的时候,他左右为难,无所适从,除了痛苦,就是无奈。他的这种软弱,已经使他丧失了一个男人的魅力。他经常瞪着一双可怜的目光,在曾树生的脸上寻求同情和理解,但是,曾树生最无法忍受他的这种目光。他的母亲总是咄咄逼人地排斥、否定曾树生,而她面对母亲的压力时,或者是眼睛充满泪水,或是痛苦呻吟,或者是企求的目光,或者沉默无语。他的善良道德可以说是一种对生命力的疲弱的补充,他试图用道德来弥补生命力的不足,但是,他最终仍然无法维持爱情和家庭。曾树生却是那种生命力饱满丰盈的女性。她活泼、漂亮,对生活有所渴望。但是,她并不是那种具有崇高理想的知识女性,而是那种世俗化的知识女性。她渴望的那种幸福,是一种世俗幸福。从这个角度看,《寒夜》就是关于一个懦弱的男人与一个漂亮的女性的爱情悲剧故事。

三、缜密冷静的写实风格

巴金前期是激情写作,后期却是冷静叙述。《寒夜》最充分地体现了巴金后期小说的冷静缜密的写实风格。

巴金前期属于“青春写作”,其风格呈现出激情化的特点。《家》就是这样的小说。情绪、感情成为作品最突出特点。热情洋溢、坦率单纯、酣畅淋漓,汪洋恣肆,行云流水,他不求深刻隽永,不求繁复严谨,只求与读者的感情沟通和共鸣。巴金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写的《激流》总序,短短只有一千字,却不断强调自己的爱和恨的感情特征。爱和恨是一种感情的激流:“这激流永远动荡着,并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过,而且它也不能够停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也曾发射出种种火花,这里面有爱,有恨,有欢乐,也有痛苦。

这一切造成了一股奔腾的激流,具有排山倒海之势,向着唯一的海流去。”一谈到《家》,巴金就强调自己当时的爱和恨的感情。

爱和恨是作品的主要感情。在语言上,抒情性语言非常多,即使描写性的语言,也具有很强的感情色彩。

在很大程度上,《家》就是依靠这种这种爱憎分明的激情反抗的力量而获得了众多的青年读者。但是后期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日常生活细致描摹作品《寒夜》虽然以抗战时期为背景,却没有重大的社会事件,而是写普通的小人物及其日常生活。最主要是写三个人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这就决定了作品的缜密细致的叙述方式。日常生活本身就没有什么戏剧性,如果不是细致地描摹,作品就没什么写的了。所谓细致,就是细节。作品以精彩的细节取胜,作品几乎没有大场景,都是日常生活细节构成。如作品开头写汪文宣由于和妻子吵架,妻子离去。他去妻子工作的银行找妻子去,但是发现妻子正和一个男人出来,他想找妻子而又不敢的矛盾、复杂、痛苦的心理,懦弱的性格,在细节中充分显示出来。

2、心理深度

优秀的小说总是要塑造人物性格的,《寒夜》中人物不多就三个人,但是,每个人物的性格都很丰满,都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人物性格的成功,就是对人物心理的开掘。只有进入心理,才可能塑造性格。一般来说,中国古典小说,主要靠人物行动显示心理,或者是细节描写开掘心理。但是,现代小说往往直接进入人物的心理,更深入地开掘、描摹人的内心生活。《寒夜》主要是靠细节和心理开掘的深度来写人物的。作品往往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把人物复杂心理揭示出来。

比如整个第二部分,全部是汪文宣的心理活动。写他做一个梦。在梦里,母亲和妻子两个人都争夺他,他处在中间,非常痛苦。

四、余论

总而言之,巴金后期的小说创作尤其以《寒夜》为代表,体现了现代文学创作的又一高峰。特别是对人性的深度探索以及注重细节的描摹,展示了一颗伟大文学心灵的卓越的想象力和吞吐经验的能力,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折射出了永恒的文学魅力!

巴金的名言名句:

1、爱真理,忠实地生活,这是至上的生活态度。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宽恕,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行为的裁判官。

2、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面享受阳光,却在黑暗里燃烧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

3、要做一个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安慰的人。

4、我绝不悲观。我要争取多活。我要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5、我的眼眶里至今还积蓄着朋友们的泪,我的血管里至今还沸腾着朋友们的血。在我的胸膛里跳动的也不止是我个人的孤寂的心,而是许多朋友们的暖热的心。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句。我是靠着友情才能够活到现在的。

6、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在于接受,也不在于索取。

7、沉默容易使人跟朋友疏远。热烈的诉说和自由则使人们互相接近。

8、生如同日记,每人都想记下自己的经历。但当他把记好的日记和他的誓言进行比较时,心情是何等谦卑啊!

9、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离开了它,离开了他们,我就无法生存,更无法写作。

10、财富并不“长宜子孙”,倘使不给他们一样生活技能,不向他们指示一条生活道路,财富只能毁灭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气质,要是它只消耗在个人的利益上面。

11、我常说我靠友情生活,友情是我的指路的明灯。

12、青春是无限地美丽,青年是人类的希望,也是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希望,这样个信念,贯穿着我的全部作品。

13、“死”的逼近使人更宝贵“生”,更宝贵活着所能处理的光阴。人明白自己随时都会死去,他更不肯浪费时间,他要在这有限的余生里做好一些事情。

14、我在写作中所走过的路与我在生活中所走的路是相同的。无论对于自己或者别人,我的态度都是忠实的。……我愿意它们广泛地被人阅读,引起人们对光明的爱惜,对黑暗憎恨。……我的文章是写给多数人读的。我永远说着我自己想说的话,我永远尽我在黑暗中呼号的人的职责。

15、支配战士的行动的是信仰。他能够忍受一切艰难、痛苦,而达到他所选定的目标。

16、光辉的理想像明净的水一样洗去我心灵上的尘垢。

17、希望是人生之需要.人如没有希望,何异江河干涸了流水?

18、理想不抛弃苦心追求的人,只要不停止追求,你们会沐浴在理想的光辉之中。

19、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对我来说它永远是鼓舞的源泉。

20、随着信念的指示做事情,事无论大小,我都会感到喜悦。

21、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露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难。我边写,边想,边探索,愈写下去,愈认真,也愈感痛苦。——《随想录》

22、朋友是永恒的,并没有结束的时候。

23、这群青年有良心,有热情,想做出些有利于大家的事情,为这个理想,他们就牺牲了他们个人的切。他们也许幼稚,也许常常犯错误,他们的努力也许不会有点效果。然而他们的牺牲精神,他们的英雄气概,他们的洁白的心却使得每个有良心的人都流下感激的眼泪。

参考文献:

[ 1]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2]何艳萍.《从复调分析的角度看巴金后期小说创作》,《中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3]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4]恩斯特·贝克尔.《拒斥死亡》,林和生译,华夏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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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嘿我的论文是写有关巴金的,以下是我的参考文献,希望对你有帮助哦1、贾植芳.巴金作品评论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2、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3、汪应果.巴金论[M]. 北京: 作家出版社,1996.4、谭兴国.巴金的生平和创作[M].四川人民,1983.5、徐开垒.巴金传(修订版)[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6、 谭洛非, 谭兴国. 巴金美学思想论稿[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1.7、卢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2.8、陈未.性情所在,理想所寓——读巴金的《家》有感[J].重庆师范大学作品研究,2008年10月.8、刘福泉,王宏力.在接受中走向经典——巴金《家》的接受史研究[J].保定学院学报第21 卷第3期,2008年7月.9、马晓卉.在犹豫中挣扎前进—--论觉新的意义[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0、余斯岚.一部向封建制度发出控诉的好书---试读巴金的《家》[J].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第17卷第6期,1999年12月.11、汪太伟.巴金《家》的奋斗性人格探索[J].井冈山师范芋院学报第88期,200212、李建东.巴金忏悔意识新论[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3卷第3期,2007年5月.13、马佳.论中国现代作家的忏悔情结[J].南京大学学报第2期,1996年.14、矫翼.秋天,十个巴金[C].天涯社区,2005年12月.15、钟文.“忏悔”与“辩解”,兼论反思历史的方式[C].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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