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殖民主义研究论文

消极影响：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有阻碍作用，这是主要的。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对近代中的主权逐步丧失，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逐步确立，使中国近代化发展最终失去了独立发展的可能性，治等方面完全沦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附庸。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导致中国资金大量外流，加剧了中短缺；帝国主义国家贷款给中国军阀官僚，造成军阀混战，中国局势动荡不宁，使中国的经济建设缺乏和平安正常进行。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设立工厂，开采矿产，修筑铁路，利用特权，与中国民族企业争夺市场，民族企业。中国近代化趋势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下发展艰难。 2 、积极影响：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有推动作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侵略，使中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逐步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方的先进生产技术、经济制度、经营管理方法和科技人员，从而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条件和可能；随着民族矛盾的尖锐，又推动先进的中国人积极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大力宣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与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并在实践上积极努力，客观上又推动了中国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进程.以上是经济的影响. 简要概述就是:经济上，随着列强向中国倾销商品和对中国丝、茶等农副产品的收购，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占主导地位时期结束,中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开始进入半封建社会。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 政治:其实政治上很简单 随着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和贸易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破坏，逐渐由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沦为半殖民地。 阶级上: 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中国无产阶级先于中国资产阶级产生。这时的阶级关系可以说已经稳定在了这一层面,因为过去的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消亡了. 社会矛盾: 因为西方列强的入侵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外国资本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了首要的第一的矛盾,人们并不甘心受外强欺负,所以社会矛盾的两个就是外国资本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本国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 还有一点就是意识形态的改变, 因为过去的中国闭关锁国,致使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差距,当然无论在经济,政治体系还是其他方面都明显存在很大差距的,所以西方列强的入侵也使的 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注目世界，寻求强国御侮之道，新思潮萌发，冲击了封建思想. 其实西方列强的入侵主要从鸦片战争开始,所以以上很多借鉴的是鸦片战争的材料,你自己整理下.

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产生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也是近代中国社会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一、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理论问题那么如何用理论与历史统一的方法去看待这个历史问题？怎样正确理解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具有“双重使命”的论断呢？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殖民主义的历史。15世纪，西方冒险家远渡重洋的环球旅行和随之而来的征服、掠夺，揭开了近代殖民扩张的序幕，宣告了殖民主义的产生。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主要是通过海盗式的土地、财物掠夺、欺诈性的贸易和奴隶贩卖等方式，从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攫取巨额财富。而在西方实现工业革命以后，由于资产阶级要求更广阔的国外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推动了西方列强向世界急剧扩张，殖民主义世界体系开始形成。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殖民主义者运用各种手段对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使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为其垄断的商品倾销市场、原料供应基地和投资场所。而在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资本输出成为殖民剥削的重要形式，瓜分世界的狂潮出现，殖民主义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由少数帝国主义强国主宰世界的更完整的体系。可见，殖民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压迫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血与火的历史”。我们再来读读马克思的几段话，领会其精神和内涵。第一，从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关系的角度。英国侵略印度的目的是把印度变成其殖民地，而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和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主观动机也是要掠夺、压迫中国，企图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完全是由他们“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的”，而决不是为了给中国带来“近代文明”，帮助中国变成独立富强的现代化国家。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它在实现其利益和目的的过程中不得不带来的客观效果，如瓦解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物质文明，并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的产生创造了物质前提。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并具有破坏性和建设性的“双重使命”。第二，从正义和非正义、是非善恶的道德判断角度。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以及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是非正义的。它们向中国走私毒品鸦片，贩卖人口，发动战争，运用各种手段掠夺、屠杀、压迫、剥削中国人民，这些都是极其野蛮的、可耻的、不道德的罪行。马克思在著作中愤怒揭露和谴责了殖民主义的这些侵略罪行。因此决不能因其有“双重使命”的客观效果而替资本—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美化甚至评功摆好。

殖民应该不叫主义吧。。。在半殖民地时期的民族革命

有人曾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也有人说：“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推动了现代化进程”，还有人甚至说：“没有西方的殖民侵略，东方将永远沉沦”。这些人往往还以马克思论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和殖民主义具有“双重使命”的提法，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 那么如何用理论与历史统一的方法去看待这个历史问题？怎样正确理解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具有“双重使命”的论断呢？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殖民主义的历史。15世纪，西方冒险家远渡重洋的环球旅行和随之而来的征服、掠夺，揭开了近代殖民扩张的序幕，宣告了殖民主义的产生。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主要是通过海盗式的土地、财物掠夺、欺诈性的贸易和奴隶贩卖等方式，从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攫取巨额财富。而在西方实现工业革命以后，由于资产阶级要求更广阔的国外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推动了西方列强向世界急剧扩张，殖民主义世界体系开始形成。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殖民主义者运用各种手段对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使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为其垄断的商品倾销市场、原料供应基地和投资场所。而在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资本输出成为殖民剥削的重要形式，瓜分世界的狂潮出现，殖民主义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由少数帝国主义强国主宰世界的更完整的体系。可见，殖民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压迫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血与火的历史”。

胡玉坤：后殖民研究中的女权主义思潮·胡玉坤标签： 后殖民研究女权主义 [内容摘要] 女权主义后殖民研究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初，随后在西方学术界赢得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在后殖民研究中，女权主义者的社会位置，尤其是她们客居异国的主体性造就了其独特的理论视界。也就是说，后殖民女权主义者力图寻求一种跨文化的空间和话语来张扬第三世界妇女的理论、实践和主体性。因此，女性主义后殖民研究不仅致力于质疑和挑战主流后殖民理论和欧美女性主义理论，而且也倾力于建构其自身的阐释视领和话语体系。本文旨在对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的主要内容、理论动向及其影响作一粗浅的梳理。 [关键词] 后殖民研究 女权主义 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西方学术界，女权主义后殖民研究随即崛起。聚集在后殖民女权主义旗帜之下的主要是来自第三世界而今居住在第一世界的女学者，尤其是印度裔女学人。后殖民女权主义理论家因而常常被视为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feminist women of color）或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不过更准确地界定，她们应被称为“移民的”有色人种妇女/第三世界妇女，有别于美国土生土长的有色人种妇女和生活在第三世界的第三世界妇女。这一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有佳娅特丽•••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钱德拉•••莫汉蒂（Chandra Mohanty）、安妮•••麦克林拓克（Anne McClintock）、特莱因•••明哈（Trinh T Minh-ha）、捷奎•••亚力山大（Jacqui Alexander）等。很显然，后殖民女权主义者、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和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系交叉重叠的“女权主义社区”，她们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有颇多共同点，但也有鲜明的不同之处。后殖民女权主义者自身实际上也常常交替使用这些范畴，但她们更多地是将自己定位为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 这种特殊的社会位置（social location）尤其是其客居异乡的主体性（diaspora subjectivity）塑造了她们独特的理论视域。具体而言，她们所探寻的是跨文化的话语和空间来张扬第三世界妇女的理论、实践及主体性。女权主义后殖民研究从本质上讲面临两大理论挑战：其一是批评，其二是建构。也就是说，活跃在后殖民领域的女权主义者不仅致力于向主流后殖民理论和欧美女权主义理论的缺失发起挑战，而且也倾力于营造其自身的审视角度、理论范式及分析方法。在以往十年，其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不仅极大丰富并推进了主流的后殖民理论和西方女权主义学术，而且开辟出新的跨文化学术空间。这一学派对西方和第三世界学术界的诸多学科产生了巨大冲击。有感于国内学术界对后殖民研究的积极回响和对女权主义后殖民声音的漠视[1]，本文试图对后殖民女权主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发展动向及其影响作一番初步的梳理。 一 不满于后殖民主流研究对第三世界妇女和社会性别问题的漠视，一些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起初致力于依据后殖民理论，特别是爱德华•••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经典之作《东方主义》，重新书写妇女和社会性别问题。在她们看来，后殖民研究是一个相当男性化的领域，充满了男性中心主义的观点和偏见，无视了回应殖民主义经历方面的社会性别差异。例如，萨拉•••米尔斯（Sara Mills）就曾指出，后殖民理论“几乎只致力于追溯男性气质（masculinity），很少触及英国和土著妇女的各种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s）。故此，许多女权主义理论家既反对把后殖民理论当作一个男性的主题，也挑战仅通过单纯分析男性主体就可以描绘殖民主体性（colonial subjectivity）的假设。[2] 后殖民女权主义者不仅促使学术焦点转向女性主体，而且还揭示了殖民过程中社会性别、阶级、种族和性存在这些范畴之间的交叉互动关系。麦克林拓克在《帝国的皮革：殖民抗争中的种族，社会性别和性存在》—书中就敏锐地指出，“不了解有关社会性别的权力理论就无法理解帝国主义”，“从一开始社会性别动态对于巩固和维护帝国的事业就是至关重要的”。她还反复强调，为了理解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人们必须首先承认种族、社会性别，阶级并不是互为分割的独立的经验领域。相反，这些范畴是通过互为关联而存在和维系的，尽管它们有时会以矛盾和冲突性的方式出现。[3] 与此同时，后殖民女权主义者开始检视西方主流的女权主义理论。实际上自20世界80年代初起，美国和其他各地的有色人种妇女和第三世界妇女就开始抨击欧美女权主义关于妇女经验的同质性话语及其对妇女之间阶级、种族、宗教、性存在及其他差异的不敏感性。正如切俐•••约翰逊奥迪姆（Cheryl Johnson-Odim）所言，许多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皆致力于探究如何拓宽女权主义定义的问题，她们将消除社会性别歧视看作是结束对妇女压迫的主要路径，并把消除性别歧视同第三世界妇女反对阶级压迫、种族歧视、性压迫、经济剥削乃至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为此，一些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甚至全然拒绝使用“女权主义”这一术语。例如，爱丽斯•••沃克（Alice Walker）就发明了一个新词“妇女主义”（womanism）取而代之。约翰逊-奥迪姆不失尖锐地指出，“假如女权主义者要真正关切消除对妇女压迫的问题，第一和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必须认可一个广泛的基础。这一基础至少必须承认种族歧视和经济剥削是世界上大多数妇女受压迫的主要势力。它也必须承认尽管社会性别是一个潜在的连接物，但从世界各地情形来看，一些妇女本身参与了对其他妇女的压迫。所以，女权主义者必须尊重不同的文化并承认各地妇女完全有能力发出她们自己的声音。”[4] 跨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从各自学科出发用后殖民视野解读妇女之间的诸多差异，如种族/族裔背景、社会阶级位置、性取向以及国家界限等。例如，卡玛拉•••维丝威斯沃伦（Kamala Visweswaran）在《女权主义民族志的虚构》一书中就概括了女权主义人类学的这一发展走向。她揭示，女权主义人类学自一诞生就想象并维持了一种自己/他人（指男性）或者我们/他们的二分法，但第三世界妇女通过引入种族歧视、阶级歧视、对同性恋的歧视等问题开始对这一假设提出质问。也就是说，她们开始向美国妇女运动中一个普遍化的“我们”这个概念发难。她特别强调，在当前的后殖民世界里，更系统地关注殖民者中的妇女和被殖民者中的妇女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必要的。[5] 同样，为了回应西方妇女研究界所界定的狭隘的社会性别定义，捷奎• 亚力山大和钱德拉•莫汉蒂在合编的《女权主义谱系、殖民遗产与民主未来》一书中，浓墨重彩地凸显有色人种和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的理论贡献，并将其经验、历史及自我反思置于全书的中心位置。这本论文集深刻剖析了非西方世界存在的种族、阶级、社会性别、性取向等方面的交互压迫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剥削，以便提供一个“可比较的、相为关联并且是有历史根基的女权主义概念。”为此，她们力图揭示白人妇女在妇女研究项目中拥有的权力同其理论化对象及其所运用的分析工具之间的相互关系。[6] 正如许多女权主义公认的，第三世界妇女参与界定女权主义有助于使阶级和种族等分析范畴纳入女权主义定义之中。后殖民女权主义者无疑是扭转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与实践偏颇的一股强大势力。继此之后，白人女权主义者本身也开始反思自己对第三世界妇女的写作和再现，并从相当狭隘的只关心白人中产阶级讲英语的妇女转向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妇女。伴随“差异政治”的盛行，女权主义内部的异质性甚至被当作是它的最大优势及其生存的关键所在。同时，对女权主义异质性的关注还导致了女权主义者的身份危机（identity crisis），特别是对女权主义分析范畴中一些关键性术语的反省，其中包括诸如单复数的“妇女”和“社会性别”等概念。[7]也就是说，西方女权主义者开始反思当她们谈论单复数的“妇女”时她们指代的是谁，她们在为谁代言并且说了些什么。 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各种“后主义”各领风骚的学术语境之下，除了批判以殖民话语和第一世界霸权形式有意无意参与现代性建构的欧美女权主义之外，有的后殖民女权主义者还同时质疑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话语。例如，亚历山大和莫汉蒂在前述一书中就探究了后现代理论对理论化有色人种妇女经验、意识、社会身份的影响。英德佩•••格雷沃尔（Inderpal Grewa）和卡雷•••凯谱兰（Caren Kaplan）在合编的《分散的霸权》一书也贯穿了消解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的篇章并勾勒了跨国女权主义的各种实践。[8]一些后殖民女权主义者甚至开始清理后现代话语中对有色人种妇女著述的殖民化问题。 二 除了批判而外，后殖民女权主义者也参与书写后殖民理论。女权主义后殖民研究涉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问题，包括殖民主义的社会性别特性、帝国主义语境中的社会性别动态、殖民/后殖民背景下社会性别、种族和阶级的互动、女权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关系、边缘化妇女的能动性、妇女的身体与国家话语等等，不一而足。既然该学派诞生于当代日益全球化和日渐跨国化的时代，其著述不可避免主要围绕后殖民、后冷战时代由新殖民主义、非殖民化和全球性移民浪潮及其文化后果引发的诸多紧迫问题，从而建构起一套反霸权的女权主义读写活动。以笔者之见，她们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互为关联的几个方面。 第一，对第三世界妇女和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的概念化 在知名的后殖民女权主义者中，莫汉蒂是向西方殖民话语特别是西方女权主义话语中有关“第三世界妇女”叙述发难的第一人。在她看来，“第三世界”这一术语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界定，其一指地缘政治上的实体，包括“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等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其二指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的黑人、拉丁美洲人、亚洲人及土著，其中一些人同地理上界定的第三世界有历史性的联系。[9]尽管她承认“第三世界”一词在表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政治、种族及文化差异方面不甚准确，但她依然认为较之“南部/北部”、“发达/欠发达”等其他类似的提法，就殖民主义遗产、当代新殖民经济及地缘政治过程而言，“第三世界”这一称谓仍具有其他提法所缺乏的启发性价值。 莫汉蒂广为流布的“在西方人的眼里”（1984）一文，是后殖民女权主义论著中影响巨大的力作之一。此文开宗名义提出了“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的使命：“对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理论和政治建构的任何讨论都必须同时着眼于两项工作：批判霸权性的西方女权主义；提出具有自主性的在地理，历史及文化方面具有根基的女权主义关切事项和策略。”在该文中，她解构了西方女权主义者建构的“第三世界妇女”这一本质化和同质性的范畴。在她看来，西方女权主义者把“第三世界妇女”构建为铁板一块整体，其目的是了理论上的殖民化。但在现实生活中，“第三世界妇女”是千差万别而非板结成一块的。在西方学术机构垄断学术文本生产和传播的情境下，这种板结的“第三世界妇女”形象更能适应当今世界的文化与经济现实，从而是对“非西方世界”经济与文化殖民的一个折射。[10] 除了批评西方女权主义话语再现第三世界妇女的同质性倾向以外，莫汉蒂还把西方妇女的自我再现同她们再现“第三世界妇女”作了一个对照。她进而揭示西方女权主义者通常把自己表现为现代的、有教养的、能控制自己性活动和身体的、能自由做出决策，并以此来反衬第三世界妇女是无知、贫困、没受过教育、受传统束缚、以家庭为本、是无决策权的牺牲品。她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因为假如没有创造一个第三世界，就不会有享有特权的第一世界。同理，没有“第三世界妇女”，西方妇女的自我表现也就成问题了。 由莫汉蒂等人汇编的《第三世界妇女和女权主义政治》（1991）一书，继续将“第三世界妇女”当作一个分析范畴。在她们看来，这对于建构一个想象的社区以便使致力于反抗斗争的妇女建立联盟、合作及同志式关系是很有裨益的，促使“有色人种妇女”和“第三世界妇女”形成有效联盟的是共同的斗争背景而非肤色和种族上的认同。[11]继此之后，许多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继续深化该问题的探究。例如，桑多瓦尔•••切拉（Sandoval Chela）提出一个“美国第三世界女权主义”框架，后者截然有别于有别于盎格鲁-萨克森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霸权性女权主义。[12] 第二，对身份、社会位置和知识生产之关系的理论化 其实，西方女权主义者对社会位置与生产知识关系的认识论探讨久已有之。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和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 ）在创新性地提出女权主义认识论时就分别创造了“女权主义立场论”（feminist standpoint）和“情境知识”（situated knowledge）[13]等概念，以突出研究者自身所处的社会位置对其知识生产的影响。后殖民女权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特出贡献主要在于，她们不仅就自己在主流政治和社会话语中的处境，而且对自己在妇女研究语境中的现实加以理论化。她们不仅关切西方以外第三世界妇女的身份，而且注意生活在西方的第三世界妇女混杂的归化（hyphenated）身份，从而确立起她们的自我反思性的位置与身份政治。 例如，亚力山大和莫汉蒂在《女权主义谱系、殖民遗产和未来民主》一书中，详尽阐述了她们作为“移民的”有色人种妇女的遭际如何影响到她们独特的阅读和写作活动。她们述及自己进入美国学术界所经历过的一系列“地理、政治及思想上的脱节”。她们声称正是在白人机构包括妇女研究项目这类种族化场所切身体验到种族歧视，使她们意识到“我们并非生就的有色人种妇女，而是变成有色人种妇女的。”而这些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增进于她们对社会不公正的解读及对社会转变的展望。[14]维丝威斯沃伦则以她个人经历为例，叙述了她的主体位置是如何由美国的身份政治造就的。尤其是她个人作为一个南亚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如何影响到她选择在何处研究，如何做研究以及从事什么研究。她的结论是，社会性别、种族、文化及身份均缠绕在归化的美国人身份上，从而共同确立了一个女权主义民族志学家的位置。同样，玛丽•••约翰也描述了她作为生活在第一世界的第三世界女权主义人类学家的多重主体位置：移民、反馈知识的人类学家和人类学学科的土著提供信息者。[15] 第三，重新思索主体性和能动性问题 后殖民女权主义者特别关注能动性问题，并发展了新的理论化能动性的方法。譬如，维丝威斯沃伦把对妇女主体性的探讨放在更广阔的主导叙述的语境之下，就她的研究而言即印度民族主义和西方女权主义。她把沉默，也就是拒绝说话作为妇女抵抗的一种能动性。《女权主义谱系、殖民遗产和未来民主》一书的若干文章皆理论化了全球化过程和当地日常生存实践中被边缘化和受剥削的妇女的能动性和主体性。例如，“黑人妇女性存在谱系”一文在勾勒不同历史时期各种黑人妇女群体参与建构黑人妇女性存在的主导话语时，也描述了她们进行的抵抗。作者特别分析了“沉默的政治”，即黑人改革家所倡导的把对性问题保持沉默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并由黑人个人和集体实践这种沉默。 第四，描述跨国女权主义理论与实践 鉴于当代全球化时代各种公开和隐蔽的新殖民主义和殖民化现象，后殖民女权主义者倾向于用“跨国女权主义”这一术语取代“国际女权主义”，以凸显全球化背景之下不同人群、国家及文化间的不平等。她们认为，国际女权主义所呼吁的“全球姐妹情谊”（global sisterhood）是建立在有色人种妇女和第三世界妇女的边缘化之上的。在此概念之下，一种普适性的父权制被认为超越时空使所有妇女皆处于从属地位，而这事实上抹煞了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中妇女之间的巨大差异。为此，格雷沃尔和凯普兰指出，“既然现今世界是由跨国经济联系和文化不对称构筑的，那么，将女权主义实践置于这些结构之中便是绝对必要的。”[16] 活跃在第一和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理论家和实践者，因而通常发起跨国性的女权主义合作项目。一些颇具影响的著述便是这种共同努力的产物。以《女权主义谱系、殖民遗产和未来民主》一书为例，该论文集集结了15位第三世界女权主义活动家和学者的文章，并在一个跨国框架和全球背景之下思考世界各地的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她们以后殖民理论的多棱镜从不同角度透视并剖析了殖民主义历史遗产和现今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如何及在何处影响到女权主义反对经济、社会、政治、性及文化支配的集体斗争。 三 综上所述，后殖民女权主义研究的价值不仅反映在理论上，也体现于实践中，因而彰显了其鲜明的政治性。其一，当她们丰富和发展第三世界女权主义时，主要着眼于全球女权主义社区的组织及其活动；其二，它批判“全球姐妹情谊”，探讨跨国女权主义的可行性；更为重要的是，她们理论化的核心之一在于揭示了一种“女权主义民主”的未来图景。用她们的话来说，这是一项反殖民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非殖民化事业。[17] 从学术发展路数来看，后殖民女权主义理论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这一学派涉及人文社科领域的许多学科，其中包括文学理论、文化研究、第三世界研究、国际研究、政治学研究以及妇女研究等等。其理论话语亦吸纳了当代许多理论话语的学术思想资源，如殖民话语、后现代理论、后结构理论、心理分析及解构主义理论等等。例如，斯皮瓦克就用后殖民话语和复杂的解构主义方法探讨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南北关系及下属群体（subaltern）问题而著称的。[18] 后殖民女权主义思潮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亦有所贡献。比如，她们质疑西方女权主义关于“第三世界妇女”的欧美中心主义话语并力主社会位置对知识生产和认识过程的影响。像明哈和周蕾（Row Chow）等人反复强调，她们的边缘者处境为她们提供了某种知识生产上的认识论特权，从而有助于她们分析世界上的压迫和支配格局。 总之，女权主义后殖民研究在后殖民研究领域和女权主义学术中日渐突显，其势头方兴未艾。继后殖民女权主义者之后，许多西方白人女权主义者也开始以后殖民视角审视“第三世界妇女”。比如，丽莎•••罗福（Lisa Rofel）就将此视角用于对杭州女工的研究。[19]尽管后殖民女权主义研究在圈内外依然存在很多争辩，但无可否认的是，从主流话语边缘打拼出来的这一学派已跻身于西方学术前沿，不仅改写了再现第三世界妇女知识，活动及主体性扭曲或缺席的篇章，而且创造性地拓展了跨国女权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从而有助于推进并激活第一与第三世界妇女之间的国际交流与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