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读书周报上的文章注释

《张瑞玑诗文集》的付梓面世，现在来看，依然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为弘扬三晋历史文化，多年来，我倡导原单位致力山西地方文献的征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组织有关人员先后单独或参与编撰出版了一批地方文献。 1997年3月1日卫洪平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刊登了有关张瑞玑的文章，披露了张瑞玑先生的外孙王作霦先生增补、注释《谁园集》，历阅数年不得出版的消息。张瑞玑先生既是闻名于本世纪初的三晋名人，也是藏书颇丰的文化名人。50年代初，其子张小衡先生将他的《谁园藏书》悉赠我省，我原单位就入藏了其中一部分。对于这样一位先贤，协助出版他的作品集，义不容辞。 1928年初，张瑞玑去世，其子张小衡收集整理他遗留的诗文，在30年代，编成一部张瑞玑诗文集《谁园集》十二卷，计诗六卷、文六卷。70年代末，王作霦曾少量油印并寄赠山西省图书馆、陕西省博物馆等少数几个单位保存；同时王作霦将张瑞玑稿本六册及诗稿两册、函电底稿一包，连同张小衡的其他手稿，交由陕西省博物馆入藏。1983年，陕西省博物馆刊印了由该馆孙浮生整理的《谁园集》断句本（简称陕博本）四册八卷，计诗六卷、增补两卷；增补两卷的内容是张瑞玑于一九一九年赴陕监督停战划界期间及稍后所发电文与信函（简称划界函电），当是孙浮生据张瑞玑函电底稿整理。同期，孙浮生也抄录了《谁园集》（简称孙抄本）文六卷。其后，1988年9月王作霦兄妹以陕博本、孙抄本为底本，经辑佚、标点、考订，更名为《张瑞玑诗文集》注释本（简称王注本）十四卷，计诗六卷、文六卷、划界函电两卷，另有传略、附录，著名国画家董寿平作序。王注本修订后，某出版社曾拟出版，并做了编辑加工，后因资金困难未出。 原单位地方文献室负责人贾酉全、高和平上北京，下西安，几经周折，与张瑞玑的曾外孙王宪（其父王作霦已经去世）取得联系。王宪家在兰州，邀他专程赶往太原，商量稿本和版权等出版事宜。 版权谈妥了，稿本又成问题。山西省图居然没有保存70年油印本。于是，聘请北岳出版社的石铁农和张瑞玑的曾外孙王宪到陕西省博物馆等处寻觅所藏的张瑞玑稿本等手稿。该馆与陕西省图皆因建设新馆之故，旧馆闭馆不开。接待者说查找不到，哪里保存不清楚，让找离退休老馆员询问。到宿舍区问了几个老人，都说不知道，无结果。最后遇一名老者说知情，说了半天，知道的是袁枚的《随园文集》，南辕北辙。以后又多次与原陕西省博物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联系，一直未能找到《谁园集》稿本及张瑞玑诗稿、函电底稿。幸好王作霦家藏有《谁园集》王注本，只好决定：依张小衡编定的卷数，在王注本发排稿的基础上进行编次。以王注本所用底本及作者手迹、铭文拓片复校，以当时报刊、图书及晚出书刊所载张瑞玑诗文参校；复核标点，复核、改写注释，辑佚并调整附录内容。 原单位先后参与的有王开学、贾酉全、范月珍、任小平、高和平、申同正，以及王小忠、袁长江和本人。复核了书稿，并修改、增补了部分注释。统稿时发现，书稿的体例、校勘等方面仍有缺陷。因此，与出版社商定，由责编石铁农一人复校，并广泛搜寻可供参校的篇章及佚文，统一体例，改写注释，才有了本书现在的面目，石先生劳苦功高。 王宪先生和张小衡先生之孙张七先生提供了底本及有关资料，山西省纪检委卫洪平先生、山西大学李豫先生、洪洞县赵城镇政府王敏政先生提供了佚文及有关资料，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部、陕西省志办图书资料室、西安澍信古书店陈德明先生、洪洞县离休干部田川先生、赵城镇党委师锡亮先生和李长青先生、洪洞县政协王新森先生、山西省文化厅齐荣晋先生为搜集佚文及有关资料提供了帮助，他们都是有功之人。

晕...这可是我找到滴 !老爸!你又抄袭我劳动的成果! 周岩璧（有时候网上也写作周岩壁），是南阳小有名气的作家，现任《南阳日报》编辑。他在散文、随笔、小品文、文学评论、小说等不同的文体上，都有不错的实践。作品曾结集出版过《读书眼》和《情书指南》两本文集。一些散文作品曾被《散文选刊》、上海《文汇读书周报》选载过。 周岩璧（有时候网上也写作周岩壁），是南阳小有名气的作家，现任《南阳日报》编辑。他在散文、随笔、小品文、文学评论、小说等不同的文体上，都有不错的实践。作品曾结集出版过《读书眼》和《情书指南》两本文集。一些散文作品曾被《散文选刊》、上海《文汇读书周报》选载过。 古到今，从中到外，女性文化源远流长而又惊心动魄。岩壁将他的笔触深入这一丰富的文化宝藏中，从男人的好色、女人的手到高跟鞋、贞节带，从公主、妒妇到不准离婚、过去的爱情规则，从王莽的妇女政策、正史中的艳语到红楼梦中的同性恋、希腊神话中的强奸，都一一作了深层次的解读和阐释，试图从多个角度来梳理自古以来女性文化的纷繁复杂。这里面，既有旧制度对女性的戕害，也有贵族阶层女性的飞扬跋扈，既有男人对美色的由衷垂涎，也有流贯历史的红颜祸水的论调，还有爱情与婚恋的风俗与礼节性表达…… 周岩壁，南阳作家，是市文联在9月12日至14日在桐柏举行的“走进淮河源——南阳文学希望之光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中隆重推出的10位青年作家之一。他年龄在45岁以下，在文坛已崭露头角，乃具有极大潜力的青年作家，是南阳作家群新生代的代表。周岩璧（有时候网上也写作周岩壁），是南阳小有名气的作家，现任《南阳日报》编辑。他在散文、随笔、小品文、文学评论、小说等不同的文体上，都有不错的实践。作品曾结集出版过《读书眼》和《情书指南》两本文集。一些散文作品曾被《散文选刊》、上海《文汇读书周报》选载过。

第一段：1节。 由仲春时节所看到的景致产生联想，进入对美好童年时光的回忆。 第二段：2-7节。 具体描写童年时做风筝、放风筝的种种生活细节。 第三段：8-9节。 作者以从回忆中醒来的笔墨结束全文，表达对童年远逝的无限怀念。 《系在风筝线上的……》这篇文章主要记叙了作者自己儿时做风筝、放风筝的生活情景，表达了对童年深深的眷恋和向往之情。 周岩壁，是南阳小有名气的作家，现任《南阳日报》编辑。他在散文、随笔、小品文、文学评论、小说等不同的文体上，都有不错的实践。作品曾结集出版过《读书眼》和《情书指南》两本文集。一些散文作品曾被《散文选刊》、上海《文汇读书周报》选载过。

这是误译 Hegel完整原话的中文翻译是： 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法哲学原理》，1821年出版的序言，11页，1961年6月，商务印书馆，范扬、张企泰译；《小逻辑》，导言§6，1982年7月，商务印书馆，贺麟译 －－－－－－－－－－－－－－－－－－－－－－－－－－－－－－－－－－－－－－－－－－－－－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 原文： Was vernunftig ist, das ist Wirklich; und was wirklich ist,das ist vernunftig.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1820 英文 What is rational is actual, and what is actual is rational. The rational is the actual and the actual the rational. Whatever is reasonable is true, and whatever is true is reasonable. 而这个“理”，并不是一般意义的理性，而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也可以通俗化理解为符合客观规律。这个问题太复杂，如果没有读过黑格尔的《逻辑学》《精神现象学》，是没办法解释的，不提。 简单点说，这就是黑格尔“主体即客体”的思想的体现 管理博客 ┆ 搜索 ┆ 帮助 文章背景 雪白 淡蓝 蓝色 淡灰 深灰 暗灰 淡绿 明黄 黑 绿 暗红 深蓝 鸭绿 靛青 褐色 A 宋体 黑体 楷体 仿宋 隶书 幼圆 二号 三号 四号 小四 五号 小五 > 鼠标双击滚屏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1最快,10最慢) 转为繁体 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作者：狗王 2008-04-20 17:25:24 标签： 文化 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Was vernünftig ist, das ist Wirklich; und was wirklich ist,das ist vernünftig.)。哲学是从属不得的，黑格尔是玷污不得的，如果把“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理解成对统治者的妥协，那么“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又作何解释？是“凡是合理的都已经存在”还是“凡是合理的都将存在”？如果正解乃“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言下之意是“存在的不一定是现实的，拥有现实性的事物集合等同于拥有合理性的事物集合，所以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这个三段论推导看似很工整，但是不免显得冤枉。诚然，黑格尔引入了“现实性”这个概念并非没有意义，我们不妨以六国与秦国的关系来论述这一点： 杜牧在《阿房宫赋》写到——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始皇一统天下吞并六国具有合理性，当然也就具有现实性，但是随着时代的更迭，出现了“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的情形，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至此秦国也就失去了它的合理性，即现实性。“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说的就是这种现实性的转移。 如此说来，存在相对于现实来说大体可以理解成“滞后”的关系，即事物先有现实性，尔后逐步存在，当失去现实性的时候依然存在，直到有新的具有现实性的事物出现取而代之。但是这样的讨论对于“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来说是不是偏题了呢？此命题是否成立？从上述云云中我百思不得其解。 首先，我认为这个命题是正确的。 “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理解这个命题要从对“合理”这个词的理解开始，我认为“合理”二字在这里并不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意思，而是对“在一定历史阶段内事物存在的必然性”的一种解释。我举一正一反两个例子—— 正面的是1918年列宁主持的“战时共产主义”，苏俄粮食、钢铁和石油的主要产地陷入敌手，苏维埃政权岌岌可危，这个时候为了把仅有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用于战胜敌人，苏政府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放之今日，余粮收集制度和对重工业的全权掌握是万万要不得的，但是乱世用重典、重病下猛药，这些政策在当时可以说救了苏俄一命。 反面例子干脆来说一说文化大革命，难道文化大革命就不合理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把文化大革命解释成“一场危险的社会实践”——中国当时处在“被西方化”和“反被西方化”的矛盾夹缝里，逼出了以唯道德论和唯意志论为基础的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上升为某种具有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时候，势必导演一场危险的社会实践。文化大革命是必然的，如果说文革是潘多拉的盒子是中国人头顶三尺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那么我要说，这个盒子势必打开而这柄利剑必然落下。 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宏观的眼光来说本来就没有意义，尼采说过——“不能否定它的存在，而只能否定它存在的环境”然而历史的的环境本来就没有办法讨论合理与否，所以黑格尔“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就可以理解成事物永远符合历史的进程！或者说对于历史进程来说永远合理！ 1，现实是历史地存在着，合理性也是历史的“诸种社会形态的存在就是具有客观必然性。无论社会制度是残忍的\专制的\剥削的，还是良善的\公平的\民主的，只要它客观存在了，是现实的，它就有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就是合理的。”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一切现实的变化都是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序列。每一个社会形态按其客观规律性而产生，在产生之初符合“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命题的，但一切都要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合理向不合理转化，这时候，同一个命题就可以表述为“凡是不合理的都是不应该存在的”，旧的社会形态就应该被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因此，并不是一切现实都永远有合理性，许多现实在生长着“不合理性”，这就是历史上社会形态变化的根据，这就是一切存在向不存在转化的根据，这就是一切革命的根据。2，科学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化的“合理性”根据“科学社会主义也是如此，是一个由理论上合理性变为现实中的合理性的社会科学理论。”黑格尔的“理性”是绝对精神，是唯心主义的，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加以唯物主义的改造，就应该把“合理性”理解为客观规律性。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对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化客观规律性认识的科学真理。3，一切唯心主义的歪理邪说，可以被称做“理论”，但不符合客观规律，是没有丝毫“合理性”的“至于非科学理论，仅仅是纯粹的主观意义上的必然性。它永远也不可能有现实来表现它的合理性。因为它是不合理的，所以它不会变为现实。因为永远不可能出现这种现实，所以它是不合理的。如果，它死要制造这种现实，那么，出现的现实，必定是另一种现实。而且，这个“另一种现实”，所表现的是它的不合理。”歪理邪说可以为社会倒退辩解，可以为资本主义的现实粉饰和辩解，这决不意味着没落的资本主义的存在是合理的，更不意味着一切歪理邪说的辩解是合理的。正如网友所说，那是不合理的现实。如果说现实的曲折还有一定的必然性的话，也就是说“不合理的现实”还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话，而那种歪理邪说却丝毫“合理性”都没有。5，共产主义虽然不是人人都能看到的，但，一切合理的，是最终都能成为现实的“凡是最终没成为现实的，都是不合理的；凡是合理的，最终都能成为现实的。”这样的最终状况，不是人人都能看到的。6，把腐朽的资本主义现实说成是合理的，不符合黑格尔辩证法的推理 “照此推理，资本主义社会是现实的，因而是合理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当时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不是现实的，因而就是不合理的。”这种说法显然是荒谬的，伟大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会这样推理，只有那种似是而非的歪理邪说才会这样推理。 这都是在网站上搜的 乱七八糟的 中心也不突出 但是够1000字了 自己在里面找有用的内容吧

黑格尔的‘理性’，是指‘绝对理性’，它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 认为这个“理性”，“近于宋明理学家的‘理’”，因而还是原译“合理”为好(《关于新版本的<马恩选集>》，见王若水网站)。但他忽略了，在中文语境里，“合理”还是一个复合词，即“合乎道理和事理”(《现代汉语词典》)之意，许多对黑格尔命题的误解，即由此而来；却很少有人将之作宋明理学之“理”理解。依我拙见，既然此词特有所指，就不如径译为“绝对理念”为妥，从而避免以汉语常用义误判原文，此之为“不以文害意”罢。 不过，更值得探讨的，还是黑格尔命题的本意(原意)究竟是什么。众所周知，恩格斯的解读认为，此命题本身是“把现实的一切神圣化”的保守性命题； 但“由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即成为指出一切事物“暂时性”的革命性命题； 这一命题就是“相对”的“保守性”与“绝对”的“革命性质”的统一(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但一般的读者，还是多把它看作一个为现实合理性辩护的保守性命题，以至往往成为迁就现存秩序的理论托词。这多由未读原著者对“合理”译法的相当然理解所致。 也有个别人，竟然把它当作“对现存事物充满否定性的很激进的命题”(刘绪源《存在未必皆合理》， 《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7月19日)看待。而这，则是由于对恩格斯的解读作了掐头去尾的理解。那么，上述种种解读，是否符合黑格尔命题本意呢? 尽管人们对什么是“本意”有争议，尽管任何文本解读都是一种“对话关系”，都以“前理解”为前提，但也决不能否认，作者表达意图确有某种客观性，确实存在某种“本意”(原意)，即使有时抓取它并非易事。否则，任何文本就成为可以随意拿捏和不可捉摸的怪物，不仅经典本身的意义和作用失去，而且读者的交流和沟通也不可能，甚至对“本意”的讨论本身也亳无意义，惟一的选择只能是自言自语或闭口无言。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认真疏理上下文意，尤其是尊重作者的自我阐释，“本意”还是能够准确把握的。而这，又成为一切交流的基础。下面，就尝试本此原则，对黑格尔命题的“本意”略事探求。 如果对此命题作直接的字面的解读，它显然仅仅是强调“理性”与“现实”的统一性、不可分割性。那么，黑格尔为什么在此处提出这个问题呢?人们不应忘记，这是为《法哲学原理》写“序”，如黑格尔在“序”尾所说，是“就其所介绍的那部著作的观点外表地和主观地谈谈而已”。由于本书属于“法哲学”范围，黑格尔在序言中便着重论述了“哲学”的本性和特征，其基本精神是强调，哲学既研究“理性”也研究“现实”，又尤为突出了现实性。他说：“哲学是探究理性东西的，正因为如此，它是了解现在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的，而不是提供某种彼岸的东西”。 正是在上述文脉之下，黑格尔提出了上述命题。下面紧接的一个自然段，对该命题作了明明白白的阐释。他指出：“哲学正是从这一信念出发来考察不论是精神世界或是自然世界的。”他认为：“最关紧要的是，在有时间性的瞬即消逝的假象中，去认识内在的实体和现在事物中的永久东西。其实，由于理性的东西(与理念同义)在它的现实中同时达到外部实存，所以它显现出无限丰富的形式、现象和形态。”这些强调“理性(理念)"和“现实”相统一的话语，难道不就是对该命题最直接、最显豁、最准确的解说吗? 在紧接着的下一段，他又进一步说：“现在这本书是以国家学为内容的，既然如此，它就是把国家作为其自身是一种理性的东西来理解和叙述的尝试，除此以外，它什么也不是。”关于哲学，他又说：“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对“法”(国家)和“哲学”都作了说明。这不正是“序”的常规写法吗? 如果我们真诚地尊重作者的自述，就不能不承认，上述命题无非是对本书的写作原则作出说明。即指出：作为“以国家学为内容”的《法哲学》，就是把国家作为“理性”和“现实”的统一来理解和叙迹的著作； 而哲学的使命，就是在思想中把握它的时代。至于怎样评价这一原则，那是另一回事。但命题的“本意”根本与什么“保守性”与“革命性”无关，也与什么“神圣化”现实、张扬事物“暂时性”无关，更谈不上什么“激进命题”。因为它只是“外表地和主观地谈谈而已”。 黑格尔后来在《哲学全书·导论(导言)》(见《逻辑学》和《小逻辑》中译本)中，对命题含义作了与上相近的发挥。他在引《法哲学》命题之前写道：“哲学的内容就是现实”；“哲学与现实和经验的一致是必然的”；“通过对这种一致的认识，产生出自觉理性与现存理性，即与现实的和解，这也应该看作是这门科学的最高目的”。在所引命题之下又写道：“即使对于有普通感觉的人来说，偶然的现实存在也不配享有现实东西的美名”；“现实与理念的这种分离特别为知性所喜欢”；“哲学科学研究的仅仅是理念，而理念并不是如此软弱无力，以致只是应当而不是现实的；因此，哲学科学研究的是现实”。这与《法哲学原理》所作的阐述完全一致，只是不涉及“法”即“国家”的内容，而只讲“哲学”了。但“理性”与“现实”相统一的原则，却毫无二致。 总之，《法哲学》序言和《哲学全书》导言的上述阐释，都充分说明，黑格尔命题是指称哲学“最高目的”——研究与“理性”相统一的“现实”的一个命题，而与什么“保守”、“革命”之类的内容毫无关系。 之所以会出现以上歪曲性的误读，或许与缺乏陈寅恪所谓“同情的理解”也即设身处地的理解有关，与缺乏对经典文本的还原也即对其本意的探求有关。一般读者和革命家，往往不会象专门的研究人员那样专注于“本意”从而细读精思，而是习惯于从某种特定的功利性目的出发，努力从文本发掘自已所希望的意义。对经典不是研究性的，而是利用性的。当然，这一命题表述方式本身的一定含混性，也容易形成上述曲解。如果不对上下文作精细的“缓慢阅读”，这种曲解甚至是必然的。 至于以恩格斯的观点为据，判定黑格尔命题是一个“对现存事物充满否定性的很激进的命题”，更是对黑格尔和恩格斯的双重曲解。因为恩格斯分明指出：“黑格尔并没有这样清楚地作出如上的阐述。这是它的方法必然要得出的结论，但是他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作出这个结论。”也就说，所谓黑格尔命题的“革命性质”，是恩格斯根据黑格尔辩证法推导演绎出来的，而不是命题的本意。在区分“本意”的前提下，对命题作些演绎发挥，是应予允许的，此之谓“创造性误读”，古人所谓“作者未必然，而读者未必不然”是也。但恩格斯由黑格尔命题，直接断定“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国家、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则未免过于架空和武断。因为我们从该命题怎么看也看不出这些内容，它本身确实决无此意。尽管《法哲学原理》的保守性十分突出，对普鲁士政府时有辩护美化之处，却也不能据此推定，书中所有重大命题均与此直接相关，思想毒素也决不可能浸透所有语句。 如果以上分折大体成立，那就向人们提示了一个教训： 必须适当抑制文本解读中的“先见”和“前理解”框架，力避其无限扩张并遮蔽文本“本意”。也应尽量避免对经典的盲从和迷信。应该允许任何创造性误读，但应以尊重“本意”作为前提，否则就流于歪曲性误读，而非创造性误读。学术工作者尤应如此，这甚至是一种文德和行规。当然，即使如此，也仍然可能出现分歧与争论，可以展开平等和理性的讨论。因此之故，就应倡导对文本尤其是对经典的细读与精读，所谓“缓慢阅读”。而拙文，不过是为此而作的一种尝试和初步努力，诚请智者明以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