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竞争力模型研究论文

如何提升城市竞争力

如何提升城市竞争力，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城市生存发展的主要因素，没有了城市竞争力这个城市是很难在众多城市立足的是落后的，哪如何提升城市竞争力，下面是我整理的相关内容，一起来看看吧。

城市竞争力既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综合实力的具体体现，也是该地区发展活力的重要标志；城市竞争力评价既是对一个地区当前发展水平的总体评判，更是对该地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潜力的全面衡量。

提升城市竞争力，必须以一个地区的自然禀赋、文化传统、产业基础等要素供给为依托，以与周边地区竞合发展的形势为背景，以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要求为指向，综合考量各类因素，合理确定提升路径，自觉寻求差别化竞争的特色发展之路，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三新农业和现代服务业，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大力打造“生态、人文、宜居”城市特色，彰显城市个性魅力；大力提升城市生活品位，推进改革发展成果普惠于民，只有这样，才能抢占发展制高点，赢得发展新优势，开创发展新局面。

为应对全球激烈竞争，世界先进城市正在进行以下努力：

一、制定发展战略，实施规划引导；

二、改善营商环境，扶持中小企业；

三、推动产业升级，实现城市转型；

四、全民终身教育，招纳世界贤才；

五、重视环境保护，追求永续发展；

六、塑造城市品牌，开展城市营销；

七、实施企业化管理，建设服务型政府；

八、塑造城市个性，培育多元文化。

政府要正确处理以下10个重要而复杂的关系：

1、扩大地方自主权，并使财权与事权相对称；

2、政府积极为企业发展创造环境，同时积极吸引市场参与政府的公共事务；

3、积极利用世界，坚持地方特色；实施全民终身教育；

4、让居民成为产业升级的动力，并分享升级的成果；

5、促进全民创新与创业，实现外来移民与当地居民的共赢；

6、统筹兼顾，引导经济与社会平衡发展；

7、在城市和区域的关系上：促进一体化，以竞争激发雄心，用合作分享外部经济；

8、实施归核化发展战略，发展几个而不是一个或多个产业及功能；

9、保护与传承历史文化，推进可持续发展。

10、坚持商务环境与生活环境共建设，建设创业的乐土和生活的家园。

如何提升城市竞争力?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倪鹏飞博士与美国巴克内尔大学彼得卡尔克拉索教授牵头，多国学者携手研究完成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07～2008)》（以下简称报告） 于2008年7月在第五届城市竞争力国际论坛上发布。

该报告使用人均GDP、地均GDP、经济增长率、就业率、GDP规模、劳动生产率、跨国公司分布数、专利申请数、价格优势等九项指标，对全球500个城市的竞争力进行测度。

通过研究发现全球综合竞争力前10名的城市依次为：纽约、伦敦、东京、巴黎、华盛顿、洛杉矶、斯德哥尔摩、新加坡、旧金山、芝加哥。中国的香港、上海、深圳、北京分别排在26、41、64、66位。北美、欧洲的综合中心和科技中心竞争力最强，亚洲尤其是中国的一些城市竞争力增长最快，经济增长前20名的城市主要为中国城市。

全球城市：发展充满不确定性

《报告》研究发现：世界经济核心区一些顶级城市越来越强，与其他城市差距越来越大；世界核心区一些发达城市发展放缓甚至衰落；世界经济核心区的相对边缘地区一些城市迅速崛起实现赶超；世界经济边缘地区一些落后城市进一步衰退；边缘地区一些落后城市迅速崛起实现赶超。

这表明：在全球竞争的背景下，全球城市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每一个城市区域，未来一切皆有可能；每一个城市区域只要也只有顺应规律，积极进取，才能避免退步，不断成功。

对全球500个城市的详细比较研究还发现：全球城市竞争的“市场结构”呈现“寡头垄断”格局，经济规模最大10个城市占500个城市GDP总量的27%；全球城市收入水平空间分布崎岖不平，欧美高、非洲低，沿海高、内陆低。

据了解，全球经济决策的中心正在发生新的变革。跨国公司分布指数前十名依次为：纽约、伦敦、香港、巴黎、东京、新加坡、北京、上海、莫斯科、悉尼。发达国家城市高度垄断，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个别城市异军突起。国际认可的专利申请数前十名分别是东京、大阪、巴黎、伦敦、纽约、首尔、斯图加特、圣迭戈、圣何塞、斯德哥尔摩。中国的深圳、上海、北京的专利申请数排名也较为靠前，分列第33、47、56位。

与此同时，报告使用103项指标对全球150个城市的竞争力的企业本体、产业结构、人力资源、硬件商务环境、软件商务环境、生活环境和全球联系等七个方面的构成要素进行比较发现：企业本体竞争力西雅图排名第一，东京、纽约、伦敦位列产业结构竞争力前三甲，北京在人力资源竞争力方面排名16，而在硬件环境竞争力和软件环境竞争力方面，除了中国香港以外，没有看到其他中国大陆城市的名字，上海也仅在全球联系竞争力排名中位列14。

报告指出，企业本体：企业管理最重要；产业体系：产业集群最关键；人力资源：教育水平最基础；硬件环境：科技创新最根本；软件环境：战略导向最显著；生活环境：环境质量最优先；全球联系：企业联系最直接。

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研究

2007年是中国城市迅猛发展、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关键之年。中国城市的发展与竞争呈现出新特征、新趋势、新经验、新机遇、新问题和新挑战。

《2008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分计量研究、案例研究、主题研究以及中国30年城市发展回顾等四部分展示其研究发现。

此报告对两岸四地的200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进行定量研究和分析并发现：综合竞争力前十名的城市为：香港、深圳、上海、北京、台北、广州、高雄、苏州、杭州、天津。

从总体来看，规模大、人口多、行政级别高的城市竞争力优势明显；经济圈的中心城市综合竞争力强；中小城市增长竞争力领先。从地域分组来看，进入前50名城市的个数从多到少依次为：东南、中部、环渤海、东北、西南及西北。从阶段分组来看，在增长指标上，工业化中期的城市表现突出，这些城市正处于转型阶段，发展速度较快。

另据统计，公共部门竞争力前10名的城市：北京、香港、上海、深圳、威海、澳门、青岛、南通、宁波、杭州；生活环境竞争力前10名的城市：香港、深圳、北京、上海、广州、东莞、澳门、厦门、杭州、哈尔滨；商务环境竞争力前十名的城市：香港、上海、深圳、东莞、天津、澳门、珠海、威海、宁波、广州；创新环境竞争力前列的'城市：上海、香港、北京、澳门、深圳、佛山、青岛、杭州、厦门；社会环境竞争力前列的城市：香港、沈阳、上海、珠海、威海、中山、澳门、厦门、大连。

报告对近年来一些城市提升竞争力的做法进行经验提炼，遴选出10个年度最佳案例城市：东莞：镇区制造带动，城乡一体发展；上海：比肩国际城市，担当区域龙头；柳州：坚守工业本位，革新确保转型；青岛：博采众山之石，开拓绩效管理；扬州：宜居与宜业共赢，生态同人文永续；呼和浩特：立足比较优势，带动整体发展；义乌：弘扬重商精神，培育多元文化；日照：市场运作提高效率，货币直补保证公平；合肥：坚持市场导向，引领科技创新；驻马店：聚焦“三项建设”，统筹“平安崛起”。

经综合研究，该报告预测了中国未来城市发展将呈现加速化、集约式、 梯度化、 层级化、个性化、 网络化、 全球化、 非均衡、跨越式发展的趋势。

城市成功之道

《报告》根据创新性、可持续性、可借鉴性的原则选取全球10个最成功的城市进行案例研究，它们是：伦敦、首尔、新加坡、多伦多、维也纳、赫尔辛基、凤凰城、迪拜、深圳以及扬州。

扬州市常务副市长张京霞表示，城市竞争力既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综合实力的具体体现，也是该地区发展活力的重要标志；城市竞争力评价既是对一个地区当前发展水平的总体评判，更是对该地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潜力的全面衡量。

提升城市竞争力，必须以一个地区的自然禀赋、文化传统、产业基础等要素供给为依托，以与周边地区竞合发展的形势为背景，以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要求为指向，综合考量各类因素，合理确定提升路径，自觉寻求差别化竞争的特色发展之路，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三新农业和现代服务业，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大力打造“生态、人文、宜居”城市特色，彰显城市个性魅力；大力提升城市生活品位，推进改革发展成果普惠于民，只有这样，才能抢占发展制高点，赢得发展新优势，开创发展新局面。

《报告》发现：为应对全球激烈竞争，世界先进城市正在进行以下努力：制定发展战略，实施规划引导；、改善营商环境，扶持中小企业；推动产业升级，实现城市转型；全民终身教育，招纳世界贤才；重视环境保护，追求永续发展；塑造城市品牌，开展城市营销；实施企业化管理，建设服务型政府；塑造城市个性，培育多元文化。

《报告》还呼吁：各国政府要正确处理以下10个重要而复杂的关系：扩大地方自主权，并使财权与事权相对称；政府积极为企业发展创造环境，同时积极吸引市场参与政府的公共事务；积极利用世界，坚持地方特色；实施全民终身教育；让居民成为产业升级的动力，并分享升级的成果；促进全民创新与创业，实现外来移民与当地居民的共赢；统筹兼顾，引导经济与社会平衡发展；在城市和区域的关系上：促进一体化，以竞争激发雄心，用合作分享外部经济；实施归核化发展战略，发展几个而不是一个或多个产业及功能；保护与传承历史文化，推进可持续发展。坚持商务环境与生活环境共建设，建设创业的乐土和生活的家园。

关于蒂布特模型下城市偏好的策略选择论文

1956年，查尔斯·蒂布特发表了《一个关于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一文，提出了著名的“蒂布特模型”，这篇文章已经成为城市公共财政理论的经典。[1]然而，此后的时间里人们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对于蒂布特模型的争议。在此，我们无意致力于评价蒂布特观点的正确性，本文的目的是想借助于蒂布特的地方财政模型提供的分析框架，探讨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是否会影响资本和高素质劳动力在城市之间进行“财政性迁移”①，显然，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城市竞争的本质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蒂布特模型及其现实性

长期以来，在公共产品的供应上存在着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居民如何显示他们对公共产品的真实偏好。关于这个问题，马斯格雷夫(Musgrave，1939)和萨缪尔森(Samuelson，1954)一致认为，在公共产品的支出水平上不存在“市场解”。但是，蒂布特却认为，人们可以将地方公共服务的供应看成类似于私人产品的竞争市场，社区间的竞争将使得各种不同的公共产品束被提供出来，居民们将通过迁移(用脚投票)显示出他们对这些公共产品的偏好。这就是所谓的“蒂布特模型”。

蒂布特模型描述了一个这样的过程：人口可以流动，存在足够多的潜在或现实社区，这些社区提供不同的公共产品束，居民能够通过无成本的迁移选择提供最好的公共产品和税收组合的社区，并且通过这一过程显示出他们对公共产品的偏好。社区要么提供居民们需要的产品，要么居民们将迁到其他提供更符合他们偏好的公共产品或者能够有效率地提供这些公共产品的社区。社区间的竞争能够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可见，对于地方公共产品而言，决定有效率水平的机制是居民通过向提供他们偏好的公共服务/税收组合的社区迁移来进行“用脚投票”。[2]

当然，蒂布特模型是通过严格的前提假设得出的，例如不存在迁移成本或完全信息的假设。有鉴于此，一些研究表明，该模型并没有很好地接近现实。但是，蒂布特“用脚投票”的观点是成立的，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一看各城市为争夺资本和人才的竞争，就可以体会到蒂布特模型的解释力。为了谋求发展，我国各城市之间的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政策优惠、完善基础设施和地方投资环境，给资本和人才的流向提供了充足的空间。这也许就是蒂布特模型所提示的现实意义之一：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决定了移民的流向，同样，也决定了企业资本的流向和空间区位选择。而人才和资本显示出来的这种“城市偏好”，印证了蒂布特模型中“用脚投票”的观点。

二、城市偏好显示：迁移下的公共选择

这里，我们将在城市之间迁移的移民和企业资本一概称之为“资本持有人”。假如在异质的城市之间，每个城市为了吸引资本持有人都能单方面地为创造出一个与其他城市不同的福利水平，例如，一个城市确定一套财政方案，即税率和政府服务的水平，如果该方案对资本持有人的吸引力相对较弱，他们将通过迁往其他城市来做出反应。这种迁移的结果，显示了资本持有人的明确的城市偏好。

资本持有人通过空间选择反映出的城市偏好的显示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了探讨资本持有人的城市偏好倾向，我们必须考察资本持有人的效用函数。一般说来，资本持有人具有能够依据自己的偏好系统和效用函数将资源配置于特定区域的能力，同时，他们作为“经济人”也都有把某些资源转换成个人报偿的欲望。在效用最大化假设之下，对于资本持有人来说，总是按照自己的偏好系统来权衡利弊得失，选择能达到其最大化效用的城市来居住或投资。

为了让分析简化，假设存在着效用水平不同的两个城市A、B，两个城市提供的公共产品水平不同，一般地，效用高的A城市有着更高的公共产品供应能力，B城市次之。A城市进入门槛较高，B城市低一些。在蒂布特均衡中，资本持有人会因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同，选择满足他们偏好的城市。下图显示了资本持有人在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不同的A、B两个城市的选择过程。图1 不同偏好下的空间选择

图中纵轴表示A城市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横轴表示B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曲线表示这两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的社会生产可能性边界，表示A城市偏好型资本持有人的效用曲线，表示偏好于B城市的资本持有人的效用曲线，上的A、B两点则分别表示这两个资本持有人的效用最大化的服务/税收组合。换言之，如果资本持有人的这一空间选择过程是蒂布特式分类所导致的，那么，相应的均衡是有效率的。

这样，资本持有人的效用函数或利益函数可写为：

U=U(，，t)

上式中的U代表效用函数，和分别为A、B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t为资本持有人的城市偏好。无疑地，资本持有人的城市偏好及其效用函数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假设居住在B城市中的资本持有人迁移到A城市中，他的迁移决策在进行蒂布特式调整的同时，也显示了他的城市偏好。在这种情况下，可将在A城市之间迁移的资本持有人的效用函数写成：

=()，d/d＜0

这个公式表明，资本持有人的迁移下的公共选择达到了帕累托改进的目标。但是，对于B城市来说却是不利的。它的居民的效用函数是：

=()，d/d＞0

大于零的资源配置偏离了帕累托最优标准。这是因为资本持有人在城市之间迁移时，通常会在收益和成本方面都产生财政上的外部性。迁移会给那些留在原来共享团体中的人带来外部不经济，给迁入的那个城市里的人带来外部经济。

为了吸引资本持有人，每个城市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不断改善它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因此，地方公共选择的`蒂布特模型意味着城市竞争可以使地方政府变成最有效率的治理层次。通过在地方层次上提供公共服务，如公共教育、治安和消防，而且通过税收来为这些服务筹集资金，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三、城市公共产品供给对“财政性迁移”的决定性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产出(和税收)是影响一个城市对潜在资本持有人的吸引力，进而影响他们的迁移决策。那么，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吗?公共产品供给在多大的程度上决定着资本持有人城市间的“财政性迁移”?根据蒂布特模型，我们能想象出一个效用最大化的资本持有人，他对来自于地方公共服务的收益和税收负担的成本进行权衡，选择收益减去成本之后的剩余最大的地方来居住或投资。在城市偏好显示时，如果资本持有人的确将公共服务方案考虑在内，我们可以认为，在其他方面相同情况下，一个城市的公共产品组合越吸引人，它的城市引力越大，从而希望消费高水平公共产出的资本持有人将会发生“财政性迁移”。

这是个饶有趣味的话题。不过，它的结论需要大量的经验研究来证明。华莱士·奥茨(Wallace Oates，1969)的经验研究发现，财政税和公共服务上的差别反映在住房价值中：在学校较好和税率较低的社区中，住房价值更高。这表明，在选择地方居住时，潜在居民确实会对地方公共产品进行衡量。

在城市之间，这个结论仍然成立。考虑一下各城市为吸引高级技能型劳动力而付出的努力。目前，我国城市高级技能型劳动力短缺的情况相当严重。比如，在近1.4亿城镇企业现有职工中，高级技工的比例极低，只占约5%[3]。高技能型劳动力短缺，造成了城市间人力资本的激烈竞争，从而引起高级技能型劳动力在城市间的迁移。高级技能型劳动力城市间迁移更看重的是城市舒适②的改善。城市舒适，是对预期收益的进一步界定。城市舒适的收益包括的范围很广泛，诸如城市文化底蕴、制度环境、国际色彩、市民素质等都在

其中。其实，这些方面的内容也可以归为城市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供给。城市之间公共产品或服务供给条件的差别，是引起高级技能型劳动力迁移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们可以通过选择一个城市来生活和工作以改变舒适状况。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城市舒适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被资本化为工资收益的。

然而，城市之间迁移是有成本的，这使得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对于财政性迁移的作用受到了约束。由此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城市之间的财政性迁移存在着“锁定”效应。所谓锁定效应，是指资本持有人往往被锁定在原来城市中，虽然其他城市创造了更好的公共产品或服务供给条件，但现实很难自发实现以资源优化配置为目标的财政性迁移。事实上，完全依靠市场自身力量难以打破这种“锁定”状态。原因有三：一是城市迁移的“转换成本”过大。资本持有人在某城市的连续投入和多年累积开支使转向另一个城市时要承受巨大的转移成本。二是即使迁移到新的城市对社会和资本持有人都有好处，但由于缺乏迁移行动的协调机制，无法实现正常的迁移。三是作为资本持有人的拥有城市将不遗余力地阻止其他城市“挖墙脚”，因为那意味着其竞争优势的丧失。如果存在“锁定”状态的话，有效打破城市对资本持有人进行财政性迁移的“锁定”的基本路径，就是促进市场制度的创新，降低资本持有人的转换成本。

尽管转换成本成了资本持有人进行财政性迁移的成本负担，但是，这并不妨碍资本持有人在迁移时对地方公共产品供给情况进行权衡的基本结论的正确性。相反，它为地方政府提供了信息和激励，让他们提供更有效率的公共服务和税收水平，以降低资本持有人迁移的机会成本。

四、结论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明显看到蒂布特模型在城市层次上的扩展含义：城市管理者提供一组公共服务的菜单，潜在资本持有人在相互竞争的城市之间选择出他们所偏好的城市，这一过程将显示出资本持有人对地方公共产品的需求。显然，我们的分析与蒂布特模型提出的重要假说是完全一致的。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直接影响资本持有人在城市之间进行“财政性迁移”，尽管我们是借助了蒂布特模型推导出这一结论的，但我们发现，在存在着迁移的锁定效应或转换成本时，这一结果也成立。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分析拓展了蒂布特模型所涉及的范围。同时，这些结论也支持了那些试图提高城市舒适收益、改善软环境来增强城市竞争力的政策主张。

注释：

①财政性迁移，是詹姆斯.布坎南对蒂布特模型进行评价时提出来的概念，他认为那些社区间迁移的人是由于财政因素引起的，他们能够给迁入社区带来税收上的增加。

②舒适是对任何消费的现实的描述，但我们对于它的重要性的认识仍然是有限的。大量的西方微观经济学关于政策与舒适供给以及家庭满意度之间关系的研究为我们重新认识高素质劳动力城市间的迁移动机提供了参考。

城市竞争力视角下的地方住房保障体系研究这方面的我比较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