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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lviali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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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考赤壁之战[摘要]尹韵公先生曾发表《赤壁之战辨》,从参战兵力、时间以及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关键词]赤壁之战;兵力;曹操尹韵公先生于1981年3月31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赤壁之战辨》,该文认为《资治通鉴》记载的赤壁之战是司马光的歪曲和渲染,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并非大战。尹文中说:“曹军五千轻骑在长阪击败刘备后,继续南下,直趋江陵,缴获了大量作战物资。于是乘船东下,不期在赤壁突然同数量上占优势的孙刘联军相遇了,发生了赤壁之战。由此可见,这次战争是在紧迫的时间内发生的,古代交通运输困难,曹操纵有天大的军事才能,也无力完成一次大规模的军事结集。这就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尹先生还从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来说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尹先生的文章引发了史学界对赤壁之战各方面问题的再探讨,时至今日,其探讨还在进行。笔者以绵薄之力,试举几例谨与尹先生商榷。一曹操一方参战兵力数量是轻骑五千吗?为说明赤壁之战的规模,须先搞清楚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在史料可信度较大的东晋以前的早期史料中,涉及曹操赤壁战前兵力数量的有如下几处: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引西晋材料、东晋袁宏《后汉纪》等。《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记载了西晋陆机如下所言:“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羽楫万计,龙跃顺流,锐骑千旅,虎步原隰。”可见,西晋陆机认为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多达“百万”。有类似说法的还有诸葛亮,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又,《三国志·周瑜传》载黄盖与曹操的信中说:“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由此看来,曹操统一北方后已拥兵百万,是当时比较通行的说法。当然,曹操是不可能把所有兵力都投入到赤壁之战中去的。赤壁之战临近之时,曹操在给孙权君臣的劝降书中言:“今治水军八十万,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曹操的劝降书带有战争讹诈的性质,所谓水军八十万参战不足为信。但赤壁之战来临前夕对于曹操可能的参战人数,周瑜曾这样分析:“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按照周瑜的说法,曹操一方投入的兵力数量可能是十五六万,再加上俘虏刘表的降军七八万,总共是二十三四万。再者,大战将至,当时江东的头面人物,听到曹操几乎不战而定荆州,即将顺流而下的消息,大多“闻之皆恐”(《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望风畏惧”(《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纷纷主张投降,就连长期追随孙坚、孙策征战的孙贲(孙坚之侄)也准备采取单独行动:“遣子入质”(《三国志·吴书·朱治传》)。从周瑜的分析和战前的气氛可以预见,曹操大军将至,将要到来的战役会是一场大战。战争期间的兵力数量历来都是军事机密,连参战对手也需要进行综合分析和猜测,但战后就成了公开的秘密。陈寿《三国志》所载有关曹操兵力数量的记载,虽稍有差异,但并不矛盾。《周瑜传》:“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诸葛恪传》:“近者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如山……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刘表原有十万兵马,减去在刘备、刘琦控制下的两万余名,投降曹操的约为七八万人马。至于曹操率领南下的北方军队数量,学者卢弼认为陈寿所记的诸葛恪语“三十万众”较为可靠,卢弼说:“八十万众,夸辞耳,《诸葛恪传》云操率三十万众可证,亦以三十万为近是”。[1](P897)因为战后兵力数量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尤其是参战的人数,规模达到几十万人的赤壁之战。三十多年过去了,物换星移,曹魏政权已处在司马氏的控制之下,江东三万人参加的赤壁之战也已经成为吴国颇为自豪的日常谈资,由不得诸葛恪一人信口开河。台湾林瑞翰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史》也认为赤壁之战曹操所投入的军队数量是“三四十万”。[2](P38)所以,尹韵公先生认为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这是值得商榷的。二从作战时间来看,尹文认为曹操九月占领江陵之后,即率军东下与孙刘联军作战,“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之战的可能性”。这也是值得商榷的。至于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最早记载的是蜀末晋初陈寿(233~279年)陈寿的《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韩篙、邓义等。益州牧刘璋始受征役,遣兵给军。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台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救合肥。权闻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东晋袁宏(328~376年)的《后汉纪》记载:“冬十月癸未,日有蚀之。十二月壬午,征前将军马腾为卫尉。是月,曹操与周瑜战于赤壁,操师大败。”[3](P843)可见《三国志》、《后汉纪》都将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标明为“十二月”。后来,范晔(398~445年)将赤壁之战系于该年“冬十月癸未朔”之后、“十四年”之前(《后汉书·孝献帝纪》),《资治通鉴》又进一步将时间框定于十二月之前。[4](PP2087~2094)陈寿生于赤壁之战后二十五年,关于赤壁之战的发生时间,《三国志》无疑是现存最早的原始史料。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过:“鉴别间接史料,其第一步自当仍以年代为标准。年代愈早者,则其可信据之程度愈强。何则?彼所见之直接史料多,而后人所见者少也。”[5](P99)从史料的可靠性来说,《三国志》、《后汉纪》的“十二月”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三国志·周瑜传》记载战前周瑜向孙权请求出兵时,谈到当时季节气候,“又今盛寒,马无蒿草”。南方地暖,所谓“盛寒”一般出现在入冬之后。据湖南长沙自然历: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5℃,平均日期是11月27日至12月24日;仲冬(长沙无季冬)的日平均气温<5℃—3℃,平均日期是12月25日至1月31日。湖北鄂州市的自然历是: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6℃,平均日期是11月29至12月18日;季冬(鄂州无仲冬)的日平均气温<6℃—0℃以下,平均日期是12月19日至1月31日。据《中华两千年历书》,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为农历戊子年,闰十二月。农历十月对应的公历时间是10月27日至11月25日。据长沙自然历:初秋10月6日至11月8日,日平均气温<19℃—15℃;仲秋11月9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5℃—10℃。鄂州市自然历是:初秋10月20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9℃—16℃;仲秋10月27日至11月11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2日至11月28日,日平均气温<13℃—10℃。芜湖自然历:初秋10月5日至10月24日,日平均气温在<19℃—16℃;仲秋10月25日至11月9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0日至11月21日,日平均气温<13℃—10℃。孙权当时驻军柴桑(今九江),气候应该与上述地区相近。可见该年10月,长江中下游地区未进入“盛寒”季节。又据《中华两千年历书》,公元208年11月27日为农历十一月初二,11月29日为农历十一月初四, 12月19日为农历十一月廿四, 11月25日为农历十二月初一。战争发生在“盛寒”开始之后,应该说已经进入长沙的仲冬、鄂州的季冬,即农历十一月廿四以后。[6](P70)即使将汉末三国“年平均气温大约比现在低1℃—2℃”的因素考虑在内,[7](P21)发生在“盛寒”时节的赤壁之战也不可能发生在当年农历十月,因为当时长江中游,尚处于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更不用说发生在九月了。三尹文认为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果真如此吗?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是建安十三年(208年),而吴国最高统帅孙权的官职直到建安十三年(209年)才为车骑将军、徐州牧,《三国志·吴主传》载:“(建安)十四年,……权以瑜为南郡太守。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显然,孙权所提拔的参战将领,无论功劳再大,自然是不能超过他自己的职位———车骑将军、徐州牧。所以,对于孙权对立功将领所提拔的职位不高就认为是奖励很轻,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参战立功的将领均得到重大升赏,孙权对他们的恩遇和评价是很高的。周瑜攻下南郡,战事才算结束。周瑜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食邑四县。孙权赞扬周瑜:“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后来,孙权称帝后,又对公卿说:“孤非周公瑾,不帝矣”。(《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至于鲁肃,“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孙权特持鞍下马相迎。至于陈普,赤壁之战,陈普“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又进攻南郡,走曹仁。拜普将军,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陈普拜偏将军,领江夏太守,食邑四县。而且,孙权对周瑜、陈普二人给予了特别的关爱,“(周瑜)病卒,时年三十六。权素服举哀,感动左右。……后著令曰:‘故将军周瑜、陈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其余诸位将领,黄盖升拜武锋中郎将,凌统迁校尉,吕范拜偏将军,等等,不一一赘述。综上所述,尹韵公先生在《赤壁之战辨》一文中,从参战兵力、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以及从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所以,在探讨历史问题时,应论之有据,要凭据历史记载,凭据考证和事实。[参考文献][1]卢弼.三国志集结[M].北京:中华书局, 1982.[2]林瑞翰.魏晋南北朝史[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0.[3]周天游.后汉纪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1965.[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6]《中华两千年历书》编写组.中华两千年历书[Z].北京:气象出版社, 1994.[7]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 197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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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人乙1987

林黛玉的人物形象浅析的论文

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林黛玉的人物形象浅析的论文,希望对你有帮助!

摘 要 :林黛玉是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她任情率性,清高孤傲,单纯坦诚,执著地迫求自主的人格和美好的人生理想。可惜红颜薄命,情路坎坷,她的自尊叛逆与封建社会格格不入,终以悲剧收场。本文将从林黛玉的气质个性、性格成因以及她的悲剧意义三个方面进行简析。

关键词 :林黛玉;人物形象;悲剧意义

引言

在《红楼梦》中,薛、史、林三位是描写较多的角色,其中林黛玉的个性使她从大观园的众姐妹中脱颖而出,“潇湘妃子”表现了曹雪芹想要描绘的不食尘世烟火、跳出人世间的仙子形象,又把竹子安排在潇湘馆以衬黛玉之品格。如此精心安排,黛玉的一生却以悲剧收场,这不得不让我们有所思考:林黛玉的魅力从何而来?她的悲剧又有什么意义?

1.气质个性

1.1 容颜娇美

“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这便是曹雪芹呈现的林黛玉的第一印象,娇俏柔弱,惹人怜爱。凤姐一见就惊叹道:“天下竟有这样标致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了!在宝玉的眼里:“袅袅婷婷的女儿”,“神仙似的妹妹”,婉转风流,娇美动人,即使是自小混在胭脂粉里的宝玉也动了情。作者借凤姐的赞扬和宝玉动情的痴态,侧面描绘了她天仙似的美貌,使得多少后人对林妹妹心驰神往。

1.2 才华出众

黛玉的诗才不只是《红楼梦》众人知道,所有读过《红楼梦》的读者都为之倾倒。

《红楼梦》动用大量笔墨、创造了大量诗词来显示黛玉才华横溢、颇具“咏絮才”的诗人气度。在贵妃省亲时,借元春对黛玉替宝玉所作的诗的另眼相看,侧面体现黛玉的才华在园中姐妹的超然地位。她触景生情所作的《葬花吟》、《桃花行》、《秋窗风雨夕》等佳作,一一体现了她的多愁善感和高超的诗才。而且黛玉写诗往往是“一挥而就”。写诗时她信手拈来之作总能引来喝彩,这衬托出了她的才思敏捷,且高于大观园中众才女,也可见她积淀之深。黛玉的诗并不局限于伤春悲秋, 还会写出像“毫端蕴秀临霜写, 口齿噙香对月吟”这样潇洒的,像“孤标傲世偕谁隐 ,一样花开为底迟”“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这种富于哲学意味的诗;也有“铁甲长戈死未忘”“驰城逐堑势狰狞”的铮铮之意, 也有“盛世无饥馁, 何需耕织忙”这样颂圣的。这些诗反映了她性格的多面性,使形象更立体,也表现了她能够驾驭多种题材的强大能力更可以从诗中看出她所具备的不屈服于世俗的傲骨。因为这些,红学家赞她“才、情、性三者具备”,是一个作品既有质量又有数量更有性情的诗人。

1.3 清高孤傲

林黛玉被许多人认为尖酸刻薄,实际上这只是她率真、不做作的表现。她不像赵姨娘一样,为了寻求在贾府中的一席之地,违背自己的本性,最后连自己的女儿也瞧不起她了。她也瞧不起刘姥姥,将其称为“母蝗虫”,并不是因为对方身份低微,而是因为刘姥姥为了巴结贾府作践自己以逗趣取乐。她自尊自重,也尊重别人,所以对于香菱的请教,她能热枕相接,并说:“既要作诗,你就拜我为师。她给香菱耐心地讲解诗的做法以及要求,她还将自己珍藏的诗集借给香菱,为她挑选出阅读篇目,乃至帮她批改习作,堪称“诲人不倦”。对香菱尚可如此,可见她的孤傲并不绝对。在元妃省亲时,她奉旨作了一首五言律诗应景,显示了她的洁身自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更反映了她对地主阶级的大胆叛逆思想。

1.4 多愁善感

初入贾府,林黛玉就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她明白虽然自己作为贾母的外孙女,可以得到她的“呵护”,但毕竟不是其“孙女”,自己不可能享受到作为贾府人员的各种待遇,自己的生活是寄人篱下的。在生活琐事中,林黛玉能够用敏感的心去洞察人情世故,但面对各种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也只能自哀自叹。在爱情中,宝钗和宝玉的“金玉之说”使敏感的她更感威胁,一次次耍小性子也是为了试探对方的真心。后来贾府的一系列变故、封建家长们的一系列手段对她身心造成的伤害因敏感而多愁的性格放大得更大,本来就体弱多病的她最终加重病情,吐血而亡。

2.性格成因

黛玉的美貌是她的先天优势,她的气质是后天培养的。首先,她的才华来自于父母对她的教养。林家因为“支庶不盛,人丁有限,虽有几门,却与如海俱是堂族”,且“只有一个三岁之子,又于去岁亡了”,“命中无子”,对唯一的后代黛玉“爱之如掌上明珠”,“使她识几个字”,“假充养子之意,聊解膝下荒凉之叹”,充男孩养的办法让黛玉有更多的机会学习,也是她才华出众的原因。且年幼丧母,先生可以教他读书,却无法传播封建礼教,这样让她的思想与一般传统女性有所不同,她不顺从于封建思想,她要叛逆,要争取自由。

黛玉的清高是从父亲林如海那耳濡目染来的。林如海的身份是前科的探花,生前又是巡盐御史,林家更是书香世家,他的嫡妻是贾家人,但林如海与贾家的接触并不亲密。可见他对贾府的腐败奢靡是不屑的,他是清高的。黛玉作为他的女儿,对金银之物需要却并不上心。孤傲则来源于从小被捧在掌心上的她对逢源别人的不屑。另外,她对宝玉一心一意,宝玉虽对她也有情有义,但宝玉对众女儿是博爱的,黛玉的孤傲不失为小女儿吃醋的表现。

黛玉也是自卑的。从掌上明珠到父母双亡寄人篱下,是“外孙女”不是“正主儿”,背后缺少家族的支持,这些都是她自卑的根源。她将自己寄托在与宝玉的“木石情缘”上,这一寄托又被更让大家看好的“金玉良缘”打破。她的自卑使她小心翼翼敏感多疑,她的敏感又让她多愁,注定了最后的'悲剧。

3.悲剧意义

林黛玉的悲剧是注定的,这一点从全文开篇的“还泪之说”便可以看出。作为封建体制下的贵族小姐,她的思想中却很少有封建的色彩。她的思想行为与她的生活环境格格不入,自然逃不了被环境吞没的悲剧。黛玉象征了封建社会女性的独立意识,她的死是用最决绝的方法来证明她与封建制度抗争的意志。她是封建家族文化的叛逆者和牺牲者,也代表了女性摆脱封建束缚的自我意识的开始。贾府的衰败意味着封建体制的没落,也意味着新时代的展开。

参考文献

[1] 《红楼梦》曹雪芹著

[2] 王瑜. 林黛玉形象摭谈

[3] 黄锦群. 林黛玉人物形象的现代解读

[4] 田爱兴. 林黛玉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

[5] 龙朔. 浅论《红楼梦》中林黛玉的人物形象

作者简介

陈诺楠(1997.09― )女,浙江杭州,本科,中国计量学院现代科技学院学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潘文彬(1988.08― )男,浙江杭州,硕士,中国计量学院现代科技学院教师,职称:助教,研究方向: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工作研究。

试论林黛玉的爱情世界

若说没奇缘,今生偏要遇见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就在这奇缘的牵引下,与贾宝玉相识、相知、相恋,任由情感的浪潮将自己淹没。综观她的前世今生皆为一个情字:从前世的绛珠仙子还泪报恩,下凡于世,到今世在自家私塾也“不与今日女子相同”,再至后来与宝玉相爱的她,更是一往情深且至死不渝,她对于情的痴可谓世间难得。可以说没有爱情就没有林黛玉的存在。

人生若只如初见

因情而生的黛玉,亦为情而活。可以说黛玉在贾府生活下去的勇气就是对爱情的憧憬与追求。回顾两人情感之路,其实宝玉和黛玉的关系是在儿童伴侣的日常生活中深植起来的。年幼的他们同枕而憩、抓痒说笑、坦然闲谈、天真无邪、两小无猜,无任何做作之处。正当两个孩子昼则同行同止、夜则同止同息,如胶似漆时,不想忽然来了个薛宝钗,而且她还有一个金锁,而宝玉有一块玉,正应了“金玉良缘”的征兆。也就有了黛玉看见宝玉在宝钗房中鉴赏金锁时,说的一句“早知道他来,我就不来了”。其潜台词是说“既有了我,为什么又来一个宝钗呢?”黛玉的“小性儿”便从这里萌芽了:别人劝宝玉不吃冷酒,黛玉感到你为什么先前不听我的劝告呢?别人分宫花给各位姑娘,她感到大家挑剩的才轮到我。宝玉身上悬挂的荷包被小厮们尽行解去,她误以为连自己送的也随意给了别人,又开始变恼。后见宝玉戴在里面,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时,她又愧又低头不语。愧的是用小心眼揣度误会了你;气的是你为什么不早说明,让自己失态。而宝玉此时也是委屈得恼了“你也不用剪,我知道你是懒得给我东西……”黛玉也是越发声噎气堵,矜持转而为羞愧,转而为恼怒,种种纠结转为泪下潸然。这就是黛玉典型式的恋爱,于无礼之中含着些许恋爱时女子的娇气和对宝玉的深深眷恋。虽是冤案,但冲突却是孩子气的,无伤大碍。随后不久又有了十九回的静日玉生香:黛玉在床上歇午,宝玉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鬼话,像这么纯美的场景在宝黛恋爱史上也是少有的。

自幼惯于孤独的黛玉,除宝玉之外不觉得需要别人之存在,而宝玉却不太孤独,身边永远围绕着许多女子,他们二人相处很少没有第三者闯入,尤其尴尬的是“一语未了,人说宝姑娘来了”。宝钗不但长得美艳妩媚,常使宝玉不觉动了羡慕之心,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守时,赢得贾府上下一致好评,更使黛玉多了一层担忧。所以纵然在明朗的童年之恋中,黛玉也常感到被扰害和需要防范的痛苦。很快黛玉便跨入了迂回痛苦的恋爱第二期。

不是冤家不聚头

两个小伴侣不觉已成了少年,他们的年龄、身体、智慧都在发育,对于感情的要求也不再仅仅满足于童年式的相处,而是要求心灵上的沟通。于是《西厢记》这类的传奇故事启发了黛玉,她会把一部《西厢记》一气读完,“只管出神,心里还默默记诵。”只觉得“词句警人,余香满口”。不过越当情欲诱力加强,越意识到礼教束缚的严紧。黛玉表现出的更是爱悦的极端:在人多的场合暗敲宝玉;人少的场合闹猜忌矛盾;独处时见落花流泪,听艳曲惊心。

此时的黛玉感到面前似有两个情敌:一个是美貌端庄的宝姐姐,一个是形神爽朗的云妹妹,而宝玉也在这艳彩缤纷中眩惑,黛玉在形势威胁下战栗。她惯于以自己的尖刻语言穿过宝玉去“射击”情敌,凡黛玉和宝钗湘云的抵触,在形式上总会变成宝黛冲突。宝钗生日贾母请戏子唱戏祝贺,黛玉因此事向宝玉发牢骚;元春赏赐众姐妹礼物独宝钗与宝玉的一样,黛玉也向宝玉发牢骚。因此宝钗、湘云存在他们身边一天,他和宝玉的关系就一天得不到平静和谐。

在婚配命定的时代,“金玉之论”当然是公认的权威,黛玉哪能不畏惧?她常常旁敲侧击对宝玉说“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不过是‘草木之人’罢了。”其实这更是黛玉心底的凄恻之声。偏巧史湘云又有个金麒麟,与宝玉在清虚观收藏打算送给湘云的那只相似。恋爱中的女子心思本就细密,何况黛玉生着七巧玲珑心,她怕宝玉和那些外传野史里的才子一样,皆因小玩物与他人结合,所以她来到窗外窥视,听到的却是宝玉推自己为唯一的知己,金玉良缘的宿命论在宝玉心中不值得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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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天使109

论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发布时间:2010-9-24 20:9:41 点击:27次 赵轶男(安徽电气工程学校 安徽合肥 230031 ) 摘 要: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小说创作是对先生女性思想阐述的重要方面,他笔下的人物丰富多样,尤为突出的是对女性个性、思想的描写。其对女性形象刻画分为两个来源:一是农村妇女形象,一是知识女性形象。先生揭示出女性在旧中国中的悲剧命运,探求女性未来生活发展之路。本文通过对鲁迅小说中的单四嫂子,祥林嫂,子君等女性形象的分析和评论,从而概括出鲁迅小说中女性形象所特有的三个基本思想主题:首先,爱---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其次,死亡——生命无辜的毁灭;再次,反抗——对来自一切方面的对生命奴役残害以及这些女性对此所发自灵魂的绝望抗争。三个基本思想主题之间相互交融,构成了鲁迅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宏观特点。 关键词: 鲁迅先生 女性形象 悲剧 关爱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其重要体现之一就在于他的小说创作.鲁迅先生的小说涉及的社会问题是相当广泛的。正如先生在《呐喊》序言中所说的他写的小说内容都是使他“不能全忘却的”回忆。很明显,先生写小说,往往当作回归到他回忆中的旧中国去游历和探索,因此,他的小说绝大多数取材于自己的故乡——绍兴①。这也正如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承认:我的取材,多来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先生说他写小说是要画出“沉默国民的魂灵来” ②。因此他深入到中国国民的灵魂之深处去思考、寻验。对于时代与民族而言,鲁迅先生无疑是超前的。因此他无论生前与身后都不能避免寂寞的命运。他总是在思考着人的觉醒和解放,主要是那些在旧中国处于社会底层的,受封建制度及礼教长期束缚的普通民众,他们的生活是凄惨的,人格尊严是受到无情地践踏的,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因为旧中国的三纲五常中女人是最没有社会地位的,她们成为夫权、族权、政权、神权压迫下的玩具,甚至至死也摆脱不了被欺瞒的命运。鲁迅先生一直深切关注妇女问题,并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当中。 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并不是很多,却大都成为了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先生笔下的女性形象可以大致概括为两类:一是旧社会农民妇女形象,她们多贫困交加、愚昧麻木,如:杨二嫂、单四嫂子、吴妈、祥林嫂、九斤老太、七斤嫂等;二是城市女性形象,她们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个性的自由解放,通过不断的斗争来获得个体的人身自由,如:子君,爱姑。鲁迅先生是如何思考女性的身份、地位、生命价值、生存意义以及女性解放的出路呢?通读先生的小说,我们可以归纳出三个基本的主题:“爱”——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死”——生命无辜的毁灭;“反抗”——对来自一切方面的对生命奴役残害以及那些女性对此所发自灵魂的绝望抗争。下面就将单四嫂子、子君、祥林嫂三位女性分别给予分析和评论。 一、 爱——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 《明天》是《呐喊》中的一篇,也是先生写的第一篇描写农村妇女的小说。情节为主人公单四嫂子是一个死了丈夫又贫困守寡的女人,平日里只靠自己的双手去昼夜不停地纺出棉纱来养活她和三岁的儿子宝儿,对生活可以说毫无奢求,她唯一的希望大概只是养育宝儿,望子成龙吧!尤其是当宝儿瞪着一双小黑眼睛想了一刻,便说:“妈!爹卖馄饨,我大了也卖馄饨,卖许多许多钱——我都给你”。孩子稚气童真的愿望以及对妈妈至真的爱恋是怎样温暖了这位可怜妈妈的心啊!这也给单四嫂子带来多大的力量啊!“那时候,真是连纺出的棉纱,也仿佛寸寸都有意思,寸寸都活着”。正是有了这平常而微小的希望,才支持着这个守寡女人的悲苦的心,给她以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通过单四嫂子的生活,先生以他深邃的艺术笔触塑造了中国劳动妇女的苦难的形象。她喘息在残酷无道的重压下,却还能为了人间的一点温暖,而默默地忍受着生活的煎熬。却不料这样一点小小的安慰也落了空,病魔和庸医夺去了宝儿的生命,也就等于夺去了这寡妇最后的希望。单四嫂子是那样的纯朴、善良、安分。宝儿是那么可爱、朝气、孝顺。在她们母子的生活中,完全没有一点“分外”的要求,她只是为了起码的生活条件整日里不停地劳动着,她们被剥削得已经不知道真正的幸福是什么,而只能通过母子之间的亲情来互相“取暖”。 单四嫂子是个丧夫的女人,她没有对社会有丝毫怨言,我想在所谓的东方文明地熏陶下,她应该已经麻木了,失去了“没有爱的悲哀”。因为在中国的古训里早已订好了律条:死了丈夫,不能另行改嫁,只能守节。所以徽州地区至今还有那么多牌坊。苦难的生活给予她的微茫的希望,只是为了养大孩子而挣扎着、奋斗着。而当这微茫的希望也幻灭了的时候,死了丈夫又死孩子的单四嫂子,只能把“无所可爱的悲哀”寄托在宝儿魂魄入梦上。鲁迅先生在描写单四嫂子所处的环境是这样说的“门内是王九妈蓝皮阿五之类,门外是咸亨的掌柜和红鼻子老拱之类”。他们都聚集在这可怜的寡妇周围,但他们除去按照惯例烧纸钱、赊棺材,吞尽这寡妇仅有的一点积蓄外,谁又曾经真正给予她一点同情和温暖呢?可以说单四嫂子所处的环境是令人窒息的。也正如先生在《呐喊》序言里所说的“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这也体现出鲁迅小说的一种创作模式——看与被看的模式。为什么封建的宗法制度可以延续那么长,我想人们的不觉悟,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互不关心,也就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宗法统治的重要支柱吧。 单四嫂子的不幸遭遇,真实地概括了封建宗法统治和礼教压迫下的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先生借用一个这样平凡的故事,即广大旧中国劳动群众平凡生活的小悲剧,正是为了向世人揭示那整个时代的悲苦的生活面貌。他的思想是具体地、深刻地:黑暗的宗法制度,封建的旧礼教,在奴役践踏着千百万劳动人民,连单四嫂子这样一点起码的合理的生活愿望也残酷地剥夺了。试想等待单四嫂子的将是怎样一个“明天”呢?先生曾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添上了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自己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如果叙述出静夜中的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到自己儿子的梦,虽然增加了悲凉阴冷之感,但是会使小说更有深度。然而先生却没能这样做,这是他听了钱玄同的意见以后,用了“曲笔”的结果。因为那时的钱玄同是不主张消极的,所以鲁迅先生在修改小说时便毫无顾忌地打破自己原来的构思,为的是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这也同时反映了先生的“爱”的哲学。因为在那样的社会——浓重的黑暗。等待着这个可怜寡妇的,将只能是更沉重、更无穷无尽的苦痛和悲哀、更漫长、更黑暗的无情岁月。这平凡的悲剧,也正是灾难深重的时代悲剧的缩影。所以,可以将《明天》中单四嫂子形象概括为体现了先生对女性“爱”的特点。即爱——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 二、 死亡——生命无辜的毁灭 鲁迅说过:“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是不能发现切合的了,但因为“杂取种种人”,一部分相像的人也就更其多数,更能招致广大的惶惑。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祝福》里的祥林嫂形象是运用了“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创作方法。作者这样创作的目的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先生写小说的动机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将下层社会民众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原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显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所以鲁迅先生要用小说强调和放大的思想,要开拓的知识,焦点在于“旧社会的病根”,然后“设法加以疗伤”。可以说这些都可以在《祝福》深深地体会出来。而其中焦点不言自明——祥林嫂。《祝福》的情节是众人耳熟能详的,这儿就不加以赘述。我们来看看作者写《祝福》时候的社会时代的背景,当时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还过着极其痛苦的生活,大革命的风暴还没有到来。随着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使鲁迅不断地加强了对真理的求索和对社会问题的探讨,并开始接触各种思潮。他从同情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发展到对妇女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并进行了一定的探讨。这是他向封建旧势力战斗,为新事物“呐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收在《彷徨》里的第一篇小说《祝福》则是对那个黑暗社会的轰炸。应该也是《祝福》思想性深刻的一个原因吧。鲁迅先生看到了在旧社会的下层女性身上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节烈观,因为她们对节烈观看得很重,甚至把它奉为圭臬。在封建时代节烈观是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派生物,先生通过这看到了更深层次的男权中心文化,揭露了节烈的腐朽和残酷,也就通过这一窗口看到了整个男权中心文化奴役、压迫妇女的本质,从而达到对女性启蒙的目的。同时,先生又为女性觉醒和解放想出了一条道路,即实现女性“人之自觉”。只有女性自身认识到传统文化中的弱点,才能有所醒悟,也从而打破圭臬实现自由。 《祝福》写的深刻处,应该就在于它通过祥林嫂的悲剧,更充分更集中地表现了封建宗法统治,如何用它的黑暗触角时时处处给祥林嫂以残酷的打击,使她无可逃避地步步被逼向死亡的陷阱。威压着祥林嫂命运的,不只是鲁四老爷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而是整个封建宗法制度。它的统治支配着政治、经济以及宗族、宗教和道德的一切方面,象一张无形的黑网笼罩着祥林嫂。但是,渗透着作者冷隽的笔调的,又是怎样难以忍受的愤怒和悲哀啊!冷酷、令人窒息的冷酷,不断挤压着祥林嫂,使她无可逃避,更无法逃避死亡的结局。《祝福》的开端写了“送灶”,结尾写了“祝福”之夜。那是作者刻意安排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喜庆景象。纷飞的瑞雪,连绵不断的鞭炮声,“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但就在这喜庆的祝福之夜的纷纷拥抱中,勤劳的一生的祥林嫂却死于灾难深重的饥寒交迫与惨烈的精神戕害。这就是“天地圣众”所给予她的“无限的幸福”!祥林嫂死了,那她是否就解脱了呢?我想那个惟求做稳奴隶的祥林嫂,在受尽肉体的压榨摧残,精神受尽嘲弄凌辱后,最后还必须怀着深沉的恐惧走向死亡。对她来说,死亡不是长期痛苦生活的解脱,而是另一种更痛苦的生活的开始(到阴间去承受锯刑)。鲁迅先生在表现农村妇女所受压迫的痛苦方面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深度,至今也少有人超越。祥林嫂的形象也成为一个艺术的典型。整篇小说充满了对全部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体系的烈火般的仇恨,同时也充满了与封建宗法制度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彻底的决裂的精神。 《祝福》中的祥林嫂受到的“关心”来自于柳妈等一系列同属于贫下低贱的劳动妇女,她们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又是什么?她们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从而产生了冷漠的恶性心理,在强者面前被抑止了的感情蓄积为对弱者的无情精神摧残作了准备,从而得到向弱者身上进行毫无遮拦的宣泄。她们的这种精神病态表现出人与人之间关系带有极大的浅薄性、冷酷性。她们中有的是痛苦麻木的自守,极端冷漠的旁观,有的则是无情的精神摧残和怨毒之气的宣泄。可以说这些弱者在自觉不自觉中肯定了封建伦理道德的信条。而鲁迅先生对这种人物心理的把握是透彻和深刻的,他在处理人物之间的关系的态度是严峻的。对一个无呼唤余地、无反攻能力的祥林嫂来说,这只能是一种伤感而无法申诉的悲剧。先生运用的是一种冷峻的笔法进行描写而非铺排的酣畅淋漓的笔触,因为它们表现出的艺术悲剧韵味不足以传达那种在平静中吃人的现实格调。我们可以将祥林嫂形象概括为鲁迅先生对女性刻画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死”——生命无辜的毁灭;有人会认为祥林嫂在死前有过对灵魂有无的怀疑,就是呈现出微弱的正转状态,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在生命道路上对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以及对在此支配的社会关系的朦胧感受,一种思想变化发展的趋势,对艺术悲剧的影响应该是微弱的。特定的时代环境决定了祥林嫂的命运悲剧,而对她的“回光返照”也正体现出鲁迅先生的一种希望吧。这在《伤逝》中有很好的体现。 三、 反抗——对来自一切方面的对她们的生命奴役残害和绝望抗争 《伤逝》是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仅有的一篇以青年爱情为题材的作品。小说一开始,就先声夺人地为全篇定下一个“忏悔自省”的调子——“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忏悔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涓生“悔恨和悲哀”是什么?《伤逝》的内涵得到升华,是否仅仅是涓生感伤和逝去的感情呢?小说不仅歌颂了男女青年子君和涓生的反对封建专制,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斗争,更深刻地描写了知识分子心灵的历程。鲁迅先生也因此提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中国青年,特别是妇女,究竟怎样才能从旧势力压迫下得到解放?《伤逝》则成为先生的启蒙主义所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种同封建家庭决绝的态度,的确是表现了“五四”前后第一代知识女性的反封建精神。女主人公子君就是发出这个勇敢的呼声,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义无反顾,坦然如入无人的境地,奔向她所向往的理想的爱情生活。子君也许会在其他方面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在爱情问题上,在自己的终身大事上,子君却是无畏而勇敢的。在涓生的记忆中,无畏的子君决不是感情轻浮的少女,她天真、善良、娴静而又纤弱。子君性格也正是由于她所处的家庭环境的影响,寄居在叔父家,在城市上学。以前的她可能一直生活在威严和冷眼中,处于少女时代的子君是同样会有着对美好理想的向往。可谓是不断地新文化、新思想启蒙了她,时代更为她打开了眼界。当她第一次在生活中发现有一个相知的异性青年涓生,虽然只是一个小职员,生活艰难,但却有一颗火热的心和进步的思想,为她揭开了新生活的帷幕。向她表达了挚爱真情,所以她被感动了并倾心于他,愿意和他携手同行,追求美满幸福的生活。可以说当时支持子君的理想是“爱”,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是涓生的爱给了她生活的勇气,使她不顾一切地反抗旧社会的伦理教条。涓生是一位首先接受了新思想而觉醒的青年,他启发和关爱着子君。但同时他也是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五四”风暴中追求个性解放的信条之一就是自由之身,谁也没有干涉自我的权利。 子君对未来美好梦幻激励着她为摆脱封建束缚进行了无畏的斗争。但在当时封建势力还很猖獗的社会里,子君比之涓生会有更多的先天弱点,因为她的社会接触不多,她的知识面也不广,但是在她身上值得肯定的是她对新知识、自由美好的渴望和憧憬。我们应该清楚,爱情不是抽象的东西,人也不能生活在对美好事物的憧憬中,更不能生活在抽象的爱里。我认为正确的生活方式应该是生活艺术化,而艺术也要生活化。所以生存的环境对她们的婚姻生活中产生了很大的压力,他们也必须面对这残酷险诈的人间简单的家具,已经用去了涓生筹来的款子的一大半,而子君也卖掉了她仅有的金戒指和耳环,为他们共同的家加入了一点股份。但最终的结局是涓生被辞退了。共同的生活使他们有充分相对的时间,先是沉默的相视,接着又是沉默……。而子君在新的生活中只能忙于家务,生炉子,煮饭做菜,喂狗养鸡,每每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前额上,手也开始粗糙起来。因为忙,所以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是读书和散步。这也最终造成了他们无爱的结局。也为最后涓生说出他们之间无爱埋下的深沉的隐患。涓生说:“不过三个星期”。就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似乎对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失去之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了,即所谓真的隔膜了。作者则说出解决的方法“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但涓生与子君是太缺乏生活的经济支柱,从而也使彼此爱的理想的斑斓色彩在不断剥落。涓生对子君的热情也在冷却,而对于子君来说,这新的生活又何尝不使她感到困惑,她只得强颜欢笑,操劳家务,目的只是为了分担一下涓生的辛苦,为这个共同的家努力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从这一层面看,子君并没有变。唯一产生变化大概是涓生对幸福的需要观的扩大。因为按照涓生的愿望只是让子君能陪他一起读书、一同散步和聊天,总起来是要生活高雅一点,安闲一点。我想就算他们在经济上完全可以满足这种生活。结局大概也只是“一只新笼子”,生活大概也只能模式化、固定化。他们的理想化的爱也不会有“时时地更新、生长、创造”。这种生活方式只是他们对生活的一种向往。于是,本来以为完全互相了解的子君和涓生,现在却疏远隔膜起来,相对彼此的爱已经成了彼此之间的精神负担,所以涓生已经动摇:“我老实说罢;我已经不爱你了!但对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他放弃了子君,因为在他心中认为子君应该可以感受到彼此之间的隔阂,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子君是完全无力承受突然来自爱情的打击,她陷入了恐怖之中,离开涓生之后,毫无生存能力的她只能回到旧家庭中,并终于“独自负着虚空的重担,在灰白的长路上前行,而又即刻消失在周围的威严和冷眼里”。这一结局是悲剧性的,鲁迅先生对此表示了无限的惋惜和沉痛。涓生陷入良心的谴责和痛苦的忏悔之中“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我们相爱过,我应该永久奉献她我的说谎。”……“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卸给她了。”“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的一切,却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这是一个多么可怜的真实,又是一个多么卑怯的真实。作为生者的涓生就必须还要生活下去,所以在小说的结尾鲁迅先生赋予其新的生命希望。“如果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乞求她的饶恕”,“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求她宽容,或使她快意……。”正是这一切,给涓生带来了新的启示和觉悟——“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这也反映出先生反抗绝望的哲学。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伤逝》的子君的形象体现了鲁迅先生对女性描写的另外一个特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层面:反抗——对来自一切方面的对生命的奴役残害的绝望的抗争。 综观先生的全部小说作品创作,即也就是上文借单四嫂子、祥林嫂、子君三位女性形象来体现出这三方面的特点。当然,这三者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并非孤立地存在于某一形象刻画之中,但我们可以看出先生是有侧重地加以描写的。我们在阅读先生的作品时也同样应该仔细地体会和把握,先生告诉我们的是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有弊端的,而我们只有正视这一现实的生存状态,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与追求,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虚幻的“神话”的实现上。 著名学者钱理群说:“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时是很难读懂鲁迅;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满了困惑,甚至感到绝望,这时才有可能会理会鲁迅的思想。”我想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鲁迅先生曾说:“写小说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别号。”我们可以认识到先生写小说上有自己的功利目的的,是要利用小说的力量来改良这社会,而且把文学和人生的改良和健全发展联系起来,在《呐喊》《彷徨》中,鲁迅实际上写了两种人物类型:即前面所说的下层农民的灵魂和知识分子的灵魂。可以说先生对知识分子灵魂的深入是与自己的血肉相融的,如上面《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相对来说先生对诸如杨二嫂、单四嫂子、祥林嫂的命运是关切和同情的,重在更加深刻地揭示出在她们身上的国民劣根性,以引起广大民众的觉醒,他是带着责任感去描写她们的处境,着重暴露病态社会的人的精神状态,同时也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他逼着读者一起来正视人性的卑劣,正视淋漓的鲜血。 鲁迅先生最终为女性的人身解放指出一条道路那就是绝望的反抗,是对于社会、对于自身、对自己的一个反抗。希望无所谓有无,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正视它并且时刻去追求。“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们的前方是路需要自己去踏过,鲁迅先生作品的深度就在于他能够穿透现实的黑暗去开掘、体验更内在的更深的被遮蔽的黑暗,进入精神的层面,有的作品还进入了生命存在的本体,即超越他的经验来成就一种存在的追问。 四、 结论 鲁迅先生小说的内涵是丰富的,不是从一种角度就能阐述清楚的,所以我们思考先生的作品和提出我们的问题时应该加以审慎的解读和分析,因为现代小说在先生的笔下得以产生并且完善,可见先生的思想具有时代的超越性,是值得我们去思索和深化的。先生曾在《野草》的题词中写下:“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先生所有的作品中亦透露先生的沉默世界,对中国普通贫民妇女的刻画则是先生对当时黑暗社会对普通平民的残害和压迫的控诉,普通大众的生活尚且如此不堪,更何况是那些没有地位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呢?先生描绘的女性形象深刻而难忘,先生抓住了她们的生活细节,用自然平实的语言白描了一个又一个典型而可悲的劳动妇女。参考文献:① 陈漱渝著.鲁迅风波[M]. 大众文艺出版社② 《与鲁迅相遇》 钱理群 著 三联书店③ 《林贤治评注鲁迅选集》 湖南文艺出版社④ 《鲁迅作品十五讲》 钱理群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⑤ 《吴中杰评点鲁迅小说》 吴中杰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⑥ 《鲁迅其书》 张杰 杨燕丽 选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⑦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钱理群 温儒敏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⑧ 《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 上册 朱栋霖 丁帆 朱晓进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⑨ 《鲁迅经典文存》 洪治纲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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