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宋西夏金的论文主题

那得看你是想看详细的还是泛泛了解了要是泛泛了解，看看中学历史书，或者上下五千年之类的要是详细了解，就去找二十四史 中相关的历史，自己感悟。现在也有很多学者研究这些历史并出了书，你可以看看他们的观点。

1、宋辽战争扩日持久，起始于北宋为夺回前人所失给辽的燕云十六州发动的北伐战争，但未能成功，终止于1004年宋辽签订的澶渊之盟，辽人继续以燕云十六州为界对北宋保持着军事优势，并收岁币，可以说北宋输掉了战争。约为兄弟之国后，宋辽两国通商百年，边关平稳，经济文化程度均有发展，而契丹人也被渐渐汉化。可以说对中华民族各民族的发展是有利的。2、宋金战争横跨南北宋数十年之久，可以说是中国史上最脍炙人口的一段历史之一，金人残暴，致使民族仇恨达到巅峰，宋朝名将迭出，与金抗击数十年，最后终止于南宋联蒙攻金，金灭亡。3、宋朝对西夏是宋比较主动的一段战争，由于创建西夏的党项人汉化比较严重，受儒家思想影响深，又一直对宋称臣，所以西夏国的少数民族其实不比契丹人和女真人那么凶残，西夏人也认为与宋人开战所掠夺的财富远远不如与宋朝贸易所得，故在战争胜利后对宋称臣，领取岁币。两国战争不多，规模不大，可以说算是比较稳定。

首先，宋是穷兵黜武的制度，结果是军事差，一打就没。经济强，多的是钱。 辽、金、西夏则是游牧民族，结果正好相反，军事强，经济差这样一来，辽、金、西夏就缺钱，缺钱就要打，打谁呢？那肯定是钱多又容易打的宋宋肯定打不过，而辽、金、西夏要的只是生活物资，宋只要提供点钱就能平息战乱，此为万全之策然而我们也知道，宋在五代十国中统一了南方各国，只有北汉（有辽国的支持）和辽。北汉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被宋强攻下来了。可辽这个军事大国没那么容易收拾，还被他抢了点领土。从此宋太祖改变了方针，由原来的武装对抗改为和平共处。失去的领土打算用钱买回来（这对缺钱的辽铁定干）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基金会”专门出钱买地。从这里可以看出，宋是不太敢打辽的，只能和 而且对辽、金、西夏来说，如果不接受和议，继续打的话，宋会和他们拼到底（甚至屠城）辽、金、西夏得到的经济利益（包括战争的损失）将少之又少。从这个角度看辽、金、西夏也是希望和的（当然不是随便就和，还得宋赔钱的） 那么，宋要和议。辽、金、西夏也打算和。那就必和无疑（仅表个人观点）

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史观发展、演变之脉络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对它的发展作如下概括：宋代民族史观的发展可分为两大阶段，北宋时期受以功业之实讨论正统问题及史学发展思潮本身的影响，民族史观体现出相对平实的特点；而南宋时期则受现实政治的影响较多。辽、金的民族史观，一方面以与中原皇朝争正统为鲜明特征，一方面则以对中原文化的继承、吸收，并认同同一文化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从理论角度来看，这一发展所具备的启示有：第一，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史观发展，遵循着一条在曲折中艰难发展的线索。这种曲折性一方面表现为受现实政治局势的制约，民族史观在不同政权、不同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特征，一方面又表现为在理学兴起、发展的学术背景之下，民族史观如何摆脱它的桎梏，走向平实与理性的努力中。前一种情况以南宋为最明显，亡国之痛与民族压迫的现实都给民族史观的发展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后一种情况则以正统论的形式贯穿史学发展过程，对理学的阐发与绝对化，也在客观上限制了史家的积极思考。但无论从史书的外在体例还是从史家深层的文化认同上看，这一时期中国史学中的民族史观还是朝着更为客观地体现多民族共同创造、发展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方向不断演进。这一点与中国客观历史及其中的民族观发展轨迹亦是吻合的。第二，民族史观作为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它既体现了现实政治、学术要求，同时也反映出史家个人对于历史事件的理性认识与思考，这种思考以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成为一定时期史学认识的组成部分。这一史学认识在本质上受现实决定，但同时又是史学走向独立后自身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使得某些史学认识与社会现实的特点并不完全吻合，而正是这种植根于现实又超越或落后于现实发展的思想认识，制约或推进了社会的变革。正统论与民族压迫的客观存在影响到民族史观的面貌，而史家求真求实的理念与史学实践却对民族史观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第三，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在历史上并非一帆风顺，而民族之间的斗争与融合，也随着各民族历史进程的变化而有不同形式与不同程度的改变，这些改变在包括民族史观在内的史学领域中表现出来，就成为其曲折性与复杂性、多样性的现实根源。与此同时，民族史观在曲折中向前推进的轨迹，也反映了中国多民族国家在不断由局部的地区性的统一逐步走向整体的、全国的统一，各民族之间由隔阂、敌对逐渐走向了解、通好，并在认同同一文化价值体系的基础上，走向中华民族大家庭形成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辽宋夏金是一个重要的时期，而体现并在某种程度上推进这一历史事实的民族史观，通过对各民族相互斗争与融合的现实的思考与应对，也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从而为元代民族史观取得更进一步的成就奠定了从理论到史学实践的多方面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