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管县与市管县比较研究论文

省管县好还是市管县好？为什么？这个问题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指由省管县和市管县两种行政区划体制的对比，一个是指省管县和市管县两种行政级别单位的对比，从行政级别来讲一般还是省管县比市管县好，省管县的行政级别要高于市管县，而且多是由于经济和人口等原因而被省直管的；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来看，目前市管县的体制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目前我国各级行政单位人口数量多且农村人口数量比重大，行政命令的有效传递非常有限，多级行政区划在目前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而到了行政体制和法律体制、法律意识都非常健全之时，或许可以考虑取消市管县这一级行政区划，而直接采用省管县的体制。行政省管县是大势所趋 障碍在市级不放权2006年03月31日 19:37新京报：目前全国已有省份试行财政“省管县”，你如何看待“省管县”改革？李钟熙：“省管县”是很好的制度，我当了9年县长，经历了“省管县”的变化过程，完全有资格这么说。长白县是从去年转为“省管县”的，最深切的感受就是行政成本降低了，办事效率高了。目前，在整个经济发展格局中，“县经济”处于劣势，“省管县”可以调动县城的主动性、积极性。绝大多数县城都在城乡接合部，“向上”影响城市，向下影响乡村，所以，“县经济”发展起来了，不论对城市，还是农村，都是有利的。但是，县城要发展，就必须有一定的自主权，更要有经济管理权，不然就没有积极性了。汪玉凯：我是赞成这项改革的。早在1982年，我们当时的改革是实行“市管县”。过去一个中心城市有两个政权，比如苏州市，既有苏州市管几个区，还有一个苏州行署，它是江苏省政府的派出机构，管苏州市周围几个县。后来为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把地区行署撤销，让中心城市把周围的县管起来，实行市管县。现在除少数民族地方还保留有自治州和地区行署外，绝大地方都没有了。“市管县”有它有益的一面，但是也暴露出很多问题。一个就是省不能直接管县，中间有市，而市不像过去的地区行署，因为地区行署是省的派出机构，不是一级政权，现在的市都有人大，是一级政权，这样市就把整个县管起来了。省的各种政令只能下到市，通过市再到县，县再到乡镇。多增加了市一级政权，市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一些市就把大量的政权截留了，包括经济上等各个方面的，很多资源就到不了下面了。刘永忠：目前在财政上“省管县”还只是搞了几个试点。但这个只是经济上的，与行政体制上的改革是两码事。新京报：县的经济管理权受到限制，市级政府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到主要城市的建设中，也就是俗称的“市压县”、“市刮县”，你认同这种说法对吗？李钟熙：这种说法不确切，没有解释清楚县城跟城市的关系。有“市压县”、“市刮县”这种说法，大概是因为过去的“剪刀差”，就是“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现在没有牺牲农业发展工业这个问题。但是，由于一些农民工进城后，无法与城里人享受相同的国民待遇，比如医疗、养老。而且即使不进城，农民的待遇也不能跟城市相比，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是每月几百元钱，这是一些地区农民的全年最低生活保障费。因此，一些农民现在还认为“市压县”、“市刮县”。新京报：既然东部省份推行“省管县”，激活了县城的增长潜力，陕西今年是否会采取这个模式？陈德铭：目前还没有这个打算。不过，陕西今年会推行一些改革放权试点。这些“试点县城”将在经济发展的决策上、程序上，有更多的机动能力。但是，这些试点必须具备一定的实力，拥有一定的“收入水平”，比如有的县城年收入仅几百万，很多事情都依靠省市的转移支付，这样的经济基础不可能推行“省管县”，更不可能成为放权试点。省情不同改革难度不一●“有的省面积很大，省管那么多县，恐怕很有难度；过去管理体系有惯性。”新京报：当前推行省管县，最主要的障碍在哪里？刘永忠：如果在中国要实行这种中央到省再到县的三级行政体制，相对很难。因为中国土地很大，各个省面积也很大。一个省要管那么多的县，恐怕很有难度。但主要还是看这个省的经济实力，你自己带动的话，你要看你的马力有多大，能不能拉动全省几十个上百个县。但在经济发达地址，像我们江苏是应该没有问题的。汪玉凯：要发挥县的作用，必须调整县、市、省三者之间的纵向关系。我觉得主要障碍还是在地级市，它肯定是不愿意放弃对县的管理权的。此外，这个改革措施，肯定比较适合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区域比较小的地方实施，像新疆、西藏的行政区域面积非常大，省直接管肯定存在困难，而江苏、浙江实行就容易很多。因此，这种做法绝对不能“一刀切”地推行，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陈德铭：与其他省份相比，陕西工业化水平低，起步晚，农村贫穷面大。目前还有近600万贫困人口。陕西的自然条件和基础跟苏州没有可比性。陕西应该选择符合地域特点的发展模式，利用好自身的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文化资源。李钟熙：障碍主要是过去管理体系的惯性，而且市级、县级管理权限划分有盲区。比如同一个会，有时候会开两次，市里一次，省里一次。行政省管县是大势所趋●“光财政不管，行政管，很多矛盾还是很难调和”新京报：目前试行的是财政“省管县”，你认为有无可能最终实现行政“省管县”？汪玉凯：现在全国有4百多个地级市，2千多个县，加上县级市大概有2700多个县。县的经济发展不起来整个国家经济都会受到很大影响。我认为，从财政上的省管县发展为行政上的省管县，是改革发展的必然方向。否则光财政不管，行政管，很多矛盾还是很难调和。刘永忠：对于行政“省管县”现在我们还没有具体成熟的想法，而且也没有搞过试点，所以还不好讲。李钟熙：财政“省管县”首先是缩减了行政环节，节约了成本；(县)有了固定资产投资等财政项目的自主权。从2003年开始，长白县开始办一个投资额2000多万的人参加工项目，两年进展不大。去年转为“省管县”，一年之内，厂房、设备都办完了。我认为，从财政“省管县”到行政“省管县”，这是大势所趋。“市管县”的意图应该是城市带动县城发展，但是，有的城市没有这个带动能力。如果中心城市经济很发达，比如那些沿海城市，这个问题不明显。但是，如果中心城市欠发达、很落后，这个问题就很突出。整理县资源，“支援”市资源，这个思路不现实。县城是联系城市和农村的中间环节，应该注重县城经济发展，带动城市和乡村。新京报：那么，从财政“省管县”到行政“省管县”，还需要哪些配套措施。汪玉凯：我觉得光靠“省管县”这项改革，只是权宜之计，不是长久的。还要有配套的制度改革，就是将来把省的建制划小，管辖的区域划小，因为省太大的话，直接管县是有问题的。省的区域划小，人口划小，像海南那样，就容易更好的实现有效的管理。我们也可以多设一些省，现在民政部门一直在做这方面的调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革举措，是需要人大立法改革的，是单纯政府解决不了的，我的看法是现在的改革可以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改革创造条件。※访谈动机“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这无疑会重新凝聚起人们对财政“省管县”从理论探讨到实践操作的兴趣。当初“市管县”的初衷，是发挥中心城市的经济优势，对附近落后县乡产生辐射效应。但是一种“市刮县”的说法，向人们传递更多的是：“市”在行政权截留、以县养市、束缚基层经济管理空间等方面的种种弊端。“省管县”改革同样衍生出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至少，这项改革天然地适合浙江这种省域面积不大，县域经济发达的地方，而新疆、西藏这种面积大，通讯交通欠发达，而且基层经济落后的地方，省直管县的难度就会很大。此外，省管县是政策框架，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刺激县域经济自身的造血功能？凡此种种，都期待解答。“省管县障碍在市级不放权”人大代表、省市县官员、行政管理专家接受本报采访谈省管县改革“省管县”消解“政权截留”● “县城要发展，就必须有一定的自主权，更要有经济管理权，不然就没有积极性了。”专家直言地级市内在弊端 省管县是改革必然趋势青岛新闻网 2005-09-15 15:13:14 南方周末本报记者 许峰采访名录○刘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占斌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周天勇 中央党校研究室教授○李铁 国家发改委中国小城镇发展中心主任○刘维新 中国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央决策层不仅仅限于在原有体制上考虑行政改革问题，也更关注从行政架构上寻找改革的突破一个中等地级市，每年光工资就要财政支出2亿左右，再加上后勤，办公经费等，一年一个市本级的财政支出要在5 亿左右，而全国共有260多个地级市，匡算下来，每年全国单地级市本级的财政支出就要在1300亿以上现在还保留的审批权限，控制在省级部门和中央部委手里，体制不动，扩权强县就遇到了天花板香港《大公报》最近发布的一条消息称，“十一五”期间，我国将启动行政区划改革，建立省县两级地方政府体制( 即取消地级市)，并实行城乡分治。一时引起各方关注。这一说法是否准确？我国的行政区划将如何调整？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级市又是如何产生的？本报记者为此采访了权威专家及国家有关部门。地级市已成了抽水机记者：刘勇研究员，您是“十一五”规划制定的参与者，香港媒体援引你的说法，“十一五”我国将要取消地级市吗？刘勇：我没有接受过《大公报》的采访，香港媒体引用的是我执笔的一篇报告中的观点，是学术界争鸣性质的理论探讨，在“十一五规划”中并没有改变现有五级行政管理体制，只是“有条件的省进行省直管县试点”。记者：但是高层已经一再发出信号，将对行政区划有所动作，例如全国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会议就提到，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的试点。张占斌：从2002年起，浙江、广东、河南、辽宁、湖北等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在财政上省直管县的试点，浙江甚至已经在一些社会管理事务上进行省直管县的试点，中央只是因势利导，但是不搞一刀切，做硬性规定，随着经济和社会管理职能上省直管县，势必会最终实现省全面直管县，这是一个趋势，但是短期内成为现实难度很大。周天勇：省直管县这种思路将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和推动。政府改革从减人、减事、合并机构的行政职能调整，开始扩展到减少层级的行政改革。尽管这项改革还处于酝酿阶段，但的确是行政体制改革思路上的重要动向。中央决策层不仅仅限于在原有体制上考虑行政改革问题，也更关注从行政架构上寻找改革的突破。张占斌：在市管县的体制下，市级机构多是起上传下达作用；多了一个环节，不利于政令的畅通。在地级市这一级，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已经到了相当泛滥的地步，而在目前财政转移支付和分税制的情况下，地级市成了抽水机，为了中心城市的发展，往往截留所辖县的资金，一些大项目也安排在市区，从而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刘勇：省管县体制不仅仅是行政区划的简单变动，而是地方政府权力的再分配。1980年代，地级由虚转实，本意是打破多年来市县之间的行政壁垒和城乡分割、工农分离的格局，发挥中心城市对农村拉动作用，但后来弊端越来越多，尤其是一些不具备经济辐射能力的城市强行升格，现在与辖县矛盾加大，弊端明显。李铁：随着市与县经济差距的缩小，市县矛盾已成为当前城市群区行政区划管理中最突出的矛盾。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表现尤其明显。市管县是计划经济产物，这种体制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主要是为中心城市服务，县成了地级市的附属行政单位，市里依靠行政权力，将财政收支的压力，通过层层分解，压到了最基层的农村地区。周天勇：市管县体制增加了行政机构，扩编了行政人员，现在实行市管县的地方，只有小部分是地市合并的产物，大部分则是地改市的结果。地市合并可以减少一套行政机构，而地改市却要增设机构、扩大编制。一个地区改为市，马上五套班子就出来了。由实力比较雄厚的原有地级市领导县，人们形象地比喻为“大马拉车”。由县级市或县所在地的镇新升格的地级市领导县，人们比喻为“小马拉车”。后一种情况下，地级市往往汲取本地区资源建设一个中等规模的中心城市，因而也就产生“ 市刮县”、“市挤县”。张占斌：现在地级管理层级行政成本过大，学术界对此诟病较多，以一个中等地级市的市级为例，一般地厅级干部20 人，县处级干部200人，科级干部1000人，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一般在1万人以上，每年光工资就要财政支出2亿左右，再加上后勤、办公经费等，一年一个市本级的财政支出要在5亿左右，而全国共有260多个地级市，匡算下来，每年全国单地级市本级的财政支出就要在1300亿以上。天津开市管县先例记者：国际通行的制度都是三级政府管理体制，为什么我国会演变成五级，会出现市管县体制？刘勇：建国初期设立华北、东北、华东、西北、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作为地方最高政区，管辖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省由过去的一级行政区变为二级行政区，规模适当划小，到1953年，全国分为53个省级区划单小，到1953年，全国分为53个省级区划单元。最早的市领导县起始于大行政区，1950年10月，旅大行署改为旅大市，为东北行政区直辖市，下辖旅顺市和金县、长山县。1954年以后，撤销大行政区，由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省级政区，并将省级政区合并减少到30个左右，这个格局一直未变，此后是1988年设置海南省，1997年设置重庆直辖市。张占斌：现有体制下的市管县可追溯到1958年，河北省撤销天津地区，将其所辖的武清、静海等12个县划归已改为省辖市的天津市领导，开创了省辖地级市可管辖县的先例。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可以领导县、自治县的决定》，对市管县体制作出了法律上的规定，直接推动了市管县体制的发展。至1960年，全国已有52个市领导243个县，约占全国县建制总数的八分之一。但这次市管县体制产生的契机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由于缺乏客观的经济文化基础，因而很快就“降温”了。1961年以后,随着经济调整和整顿的开始,市管县体制不仅停止了发展，而且大量县市又恢复了原有体制，特别是河北省，恢复了全部专区和专员公署。至1966年，全国领导县的市下降到25个，领导的县还不到1960年的1／ 3。至此，市管县体制经历了第一次大起大落。刘维新：改革开放后，出于打破城乡二元社会体系考虑，更好地集中市场要素，以农促工，市管县体制又一次被推向前台。1979年，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派一批专家到四川调研产业结构问题。考察组负责人、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所所长刘明夫明确提出了中心城市的概念。1982年，中共中央第51号文发出了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领导县体制的通知，首先在江苏省试点，1983年在全国试行。随后中央又发出《关于地市州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积极试行地、市合并”，并把此作为 1983年地方政府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此，市管县体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到2001年底，全国共有地级行政建制332个，其中地级市265个，占到80％。地级市管县的数量占全国总数的70％，显然，市管县已成为中国地方行政体制的主要形式。扩权强县已遇到“天花板”记者：目前浙江、河南、辽宁，广东等地都开始试点扩权强县，如何评价这些探索，行政区划下一步会如何调整？周天勇：省管县体制肯定是趋势，一方面，这样才符合我国宪法所确定的省、县、乡三级行政区划层级规定，也符合城乡分治的国际惯例，另一方面，以省辖替代市辖，减少了行政层级，降低了行政成本。在体制没有定论时，扩权强县成为普遍尝试的做法。刘维新：浙江省率先推行强县扩权改革，1992年对13强县下放审批权；1997年在萧山、余杭两县试行部分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2002年浙江省又出台“40号文件”，把地区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20个县区，经济上近似省管县。再想扩权就比较难了，以前下放的都是经济管理权，社会管理权怎么办？另外，现在还保留的审批权限，控制在省级部门和中央部委手里，体制不动，扩权就遇到了天花板。河南、辽宁、广东等地基本都是学习浙江经验，在财政和经济管理权上进行省直管，而在组织人事上还没有涉及到，还是市任命，报省备案。李铁：扩权可以绕开市级部门，权力直接让渡到县，无形中架空了一些省直部门和市级政府相应的权力。也有可能导致对县级行政监督和约束力度的削弱。目前看来，这场改革不能对层级刻意划一，要考虑地区特殊性。应先在经济较发达、省域面积处于中小程度、且改革呼声比较强烈的地方试点。刘勇：强县扩权后也暴露不少问题，县市管理脱钩后，两者矛盾会多起来。省辖市对扩权县市的支持力度减弱。比如，在财政配套资金问题上，对一些已审批的项目，省里资金下来了，市里往往不愿拿出配套资金。张占斌：地级行政建制在当今中国已是一个现实，强行扭转这一历史进程，在短期内重新将其虚化或撤销，政治上的震荡将很大。但若长期保持现状，我们又必将付出长久的、巨大的代价。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种体制上的大手术，牵涉到数以万计的干部，影响之巨可想而知。这项改革将主要考验地级市及官员的承受度。另外省直管县体制也会带来一个新问题，省管县最多40个，太多了根本管不过来，这就需要把省级区划单位缩小，这又是一个大动作。撤地 省管县——危险而愚蠢的改革！！缩小地市权限就能富县？未必！只是让省会或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更多了机会而已！虽然是又一次对中国2000年的传统的变革！关键在于，此方案纯粹属于转移视线：想想看，省会尤其是大城市如北京集中了越来越多的资源时，县能好到那去？撤地 省管县，到底有什么用？盲目效仿美国扁平化，却没有效仿美国的地方自治、民主和市场经济。恶心透顶！不过实借助行政资源再次打着国际惯例旗号掠夺而已！例如美国金融机构和微软大都在较为偏僻的地区，而中国呢？中国商业银行总部不在上海北京就在深圳，国字头公司注册总部也在北京上海——自然，大部分盈利也留到北京上海！这种改革有何意义？不过是创造、加强出现一个世系（地域）低下阶层而已！虽然在这个内部是平等的！回到传统上，城市是掠夺、消费和暴力中心的老路上而已！我敢预言，此方案的全国实施，就是清末保路运动的重演，那么xx也就不可避免。俄国的半解放农奴政策，激怒了农奴、地主和知识分子。俄国完了...英国的保护印第安人禁止西进政策，激怒了美国人（当时叫殖民者）。美国出现了...悲剧...

摘要: 当前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梦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同时，强调要优化结构。最近召开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又专门研究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由此可见，当前深入研究优化行政组织结构、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是刻不容缓、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对策 以往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也注意到了要改革组织结构的问题，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常常做出一些错误的举措，结果不仅未优化组织的结构，反而使组织难以跳出精简一一膨胀一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一、以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1、以往行政改革中割裂了政府组织结构优化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关系 政府职能是政府适应社会环境的需求而发挥的职责和功能.而政府的组织结构则是实施政府职责的载体.由此可见，政府组织结构与政府职能是密不可分的。然而，在以往的历次改革中，人们往往割裂了政府组织结构优化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后，每次改革都把政府职能转变喊得展天响，但却一直却未落到实处，其要害就是忽略了职能的载体。历次改革到最后的硬任务就是精简机构，而这彬精简唯往是简单地合并一些机构，改革风声一过，一些撤销的机构又死灰复燃，因此，政府职能转变离不开政府组织结构优化，同时，组织结构优化又必须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依据。也只有这样，才能把政府职能转变落到实处。 2、以往行政改革中构建科学合理的组织结构和创新管理模式割裂开来 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这种机构设置是每一级政府都是大而全，职能配罗上下一般粗，上下对口。其结构形式是集决策、执行、监督于一身，权力才能得到制约。 在以往的改革中，对这种集决策、执行、监督于一身的组织结构形式触动不大，往往是在承认这种结构的模式基础上进行改革。这就把构建科学合理的组织结构与创新管理模式割裂开来了。西方发达国家在改革中普遍探索出将决策、执行、监督职能分开的分权体制。我国虽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但是，建立决策、执行、监督三者适度分权的管理体制则势在必行。 3、以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关于组织结构改革的规范化、法制化程度较低 所谓组织结构改革的规范化、法制化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行政管理组织改革有完备的可操作性的行政法规;二是具备了对行政权力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已经过6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但是，组织结构改革的规范化、法制化程度并不高。比如，徊务院组织澎等极其简约，不便操作;部门组织法尚不成型;行政程序法的出台正在千呼万唤之中。由于缺乏严密的行政组织法律体系，又出现了大量临时机构的设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推动某项工作任务的完成，以指挥部，办公室等名义设立了大量的临时机构。这些毫无法律根据而设立的机构，不仅进一步影响了组织结构的合理性，而且加大了运行不规范的问题。 4、我国在服务型政府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政府职能的内容和结构往往取决于其所在的行政环境及社会的公共要求。自从进入市场经济以后，迫使各国政府从统治型政府向管理型政府转变，接着，再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这是人类社会政府职能结构发展演进的总体趋势。但是，在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提高公共服务能力等方面，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还存在较大的差距，特别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第一，政府职能转变缓慢，影响服务能力提升。西方发达国家适应国际竞争和社会变迁的豁要，特别注重转变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将人力资本投资、就业公共服务摆在政府职能的首位。以英国为例，1997年布莱尔任首相以后，主张重构福利国家，采取一系列促进教育发展的政策和鼓励就业的政策，使英国到2005年3月失业率降到2. 6%，同时建立了11年至13年的义务教育制度。 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已经有了较大的转变，但从总体上看，政府的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职能还比较薄弱，政府职能转变缓慢。与发达国家相比，突出表现是政府存在‘越位，和‘缺位’现象。例如，一些地方政府仍在主导市场经济。政府专注于招商引资，投资于私人产品领域，见效快，GDP增长明显，政绩好看。而投资于公共产品见效慢，没人愿意干。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至今在乱收费、搞集资、乱摊派，远远超出政府的职权范围，而在市场经济秩序和制度建设方面功夫下得不够，这是典梦越位’写‘缺位’钓并存。 第二，公共服务体系和机制不健全。目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高峰、人口总的高峰、就业人口总量的高峰与走向老龄化的高峰迭加时期，人民群众的社会公共需求呈快速增长之势，对我国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按照2050年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初步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要求，中国的城市化率到 2050年必须达到70%至80%，这意味着在今后50年的时间内，每年约1000万至1200万人从乡村转移到城市，这对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提出了极为迫切的要求。 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来看，从全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社会公共需求来看，我国的公共服务体系还不够健全。 构建中国特色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现在我国的公共服务状况存在着四个不适应:与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不适应;②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的要求不适应;③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及解决涉及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的要求不适应;④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要求不适应。 第三，中国不少地方政府尚未建立起公共财政体制。西方发达国家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都十分重视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系，加大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投入。 中国许多地方政府的公共财政体制尚未建立起来，因此，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投入远不到位。目前我国的公共支出格局还带有很浓厚抒建设财政哟特点。公共支出被大量地运用于政府没有比较优势的用途上，过多地进入了那些本应由市场机制发挥主要作用的领域，特别是竞争性和营利性的领域。我国政府用于经济建设的费用明显偏高，而用于社会服务的费用明显偏低。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建立公共财政体制，调整公共支出的范围，把生产投资性财政转变为公共服务性财政。 二、优化行政组织结构，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对策 党的十七大指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伪了全面贯彻这一精神，革除行政管理组织结构的种种弊端，在今后的改革中要从多方面、多渠道优化行政组织结构。 1、调整组织架构，完善行政组织管理体系 优化行政管理组织结构，首先要理顺层级关系，减少行政层级。据目前世界上191个国家和地区的初步统计，地方行政层次多为二、三级，约占67%，超过三级的只有21个国家，占11%, 如印度，实行邦一县一区三级制;美国国土面积与我国相近，也只是实行州一市二级制与州一县一镇三级共存制。 借鉴国外优化行政组织的成功经验，适当减少我国行政组织层级，由目前的四级制逐步过渡到三级制，可谓势在必行.调整的目标应当以宪法为依据。在条件具备时，逐步将现行的省、市、县、乡四级地方政府架构，恢复为宪法规定的省、县、乡三级架构的行政管理体制。为此，当前需进一步建立好中央与地方分权体系。 第一，要扩大中央对省级政府的直管面，适当缩小省级行政区规模。服胃扩大中央对省级政府的直管面，即增加省级政府数量和缩小省级政府管理规模。省级政府管理规模和幅度太大已不适应全球化形势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缩小省级规模势在必行。以美国为例，其国土面积与我国大约相同，但人口规模只有我国1/4左右，设50个州。我国却只有34个省级区域。按国际上的标准，6000万人口的规模属于大国的范围，我国的一些省仅就人口来说，在世界上属于大国的规模。从管理的角度来说，不利于省区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福利等各方面的发展。从理论和现实考虑，我国的省级政府数量应在50个到80个之间为宜，每个省级政府管辖的人口不应超过2000万.目前运行的地方政府四级行政管理体制，致使中央政府管理链过长，其结果是中央对地方的两个最主要的行政管理手段:公共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很难落实。中央政府的政策越到基层就越变形走样;财政转移支付更是经常不能正确到位，被娜作他用。因此，我国可在条件成熟时将现有的省级区域扩展到50个。这不仅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而且为取消市管县，实现省直管县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逐步撤销市管县，形成中央和地方三级政府的行政管理格局。撤销市管县体制，逐步实行省直管县可谓势在必行。近几年来，由浙江省率先发起的强县扩权活动，已在全国各地‘泛开展起来了，从2002年始各省纷纷开展了“强县扩权哟试点改革。“强县扩权隋三点好处:一是可减少行政层级，提高政府管理效能;二是可克服市管县体制的弊端:三是有利于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别，可有效地解甜三农问题;可见，“强县扩权畴为省直管县打下坚实的基础。扩权强县后，省对县财政实行直管，并适当下放经济管理权，仍维持市对县的行政领导地位。下一步，县、市将实行分治，市、县相互不再是上下级关系，各自均由省直管，重新定位市和县的功能。然后，对市级行政区进行改革。要合理扩大市辖区，调整精简机构和人员。具备条件的市变成省直辖市，否则降为县级市。撤销市管县，实现省直管县。 经过这一系列的改革，就可形成中央和省、县、乡四级政府的局面，真正建立起高效率、高灵敏度的行政网络体系.这样，才能把金字塔式的行政组织逐步改造成扁平型的组织结构。 2、按职能模块设置大系统综合管理机构，建立公共行政体制 为了把转变政府职能和优化行政管理组织机构结合起来，要切实提高政府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以往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初步解决了政府与市场边界划分的问题，但是，却忽视了政府职能在机构间的配置。由此造成了政府部门设置过细、综合协调困难、管理成本过高等问题，从而影响政府职能在深层次上的转变。 当前深化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公共行政体制，这就要坚持转变政府职能与优化政府结构的原则，注重政府职能在政府间与政府部门间的的二次配置，将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合理、科学地配置到政府部门。要按照职能统一与机构统一的原则，按职能模块设置大系统综合管理机构，建立公共行政体制，推布尹宽职能、少机构"大部门体制。具体地讲，就是要建立、健全以大部制和执行局为甚础的政府公共服务机构体系。政府事务综合管理的要求，创造条件，推行大部制。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按政府事务综合管理的要求，推行大部制。西方国家中央政府机构普遍在14个至21个左右，如美国内阁部为14个，日本政府内阁为1府12省厅，英国政府中央机构大体保持在17个左右，德国政府中央机构大体保持在15个左右。这是一种跨行业、跨部门的管理，即大产业、大行业、大社会的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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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省直管县就是省、自治区政府直接领导和管辖的县级行政单位；市管县是市政府直接领导和管辖县级行政单位。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省直辖县级行政区），是指行政事务直接受省、自治区政府直接领导和管辖的县级行政单位，分为省直辖县级市(也称直管县)、省辖县(也称省直辖县，包括县级市、县和林区)。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的行政区划类别为县级行政区。“省直管县”优点，它反映了在现代信息和交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省政府可以迅速、直接掌握县级基层政权的情况，县级政府可以直接向省级政府请示报告，省级政府也直接可以向县级政府做出决策指示；而取消了地级市这一行政层次，可以大大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速度和效率，这是现代行政管理扁平化的具体体现。省直管市已经成为正在研究的一个重大政治课题。继2008年8月中央下发地方机构改革方案文件中提出省直管市建议后，2008年10月举行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省直管市也被纳入文件中。随着省直管市课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全国各省区都已经进入改革试点状态。省直管市，最关键的是要赋予县财政权(浙江模式)和行政权（也即人事权，海南模式）。能够彻底进行财政和行政两条腿改革的，典型者当属湖北省的仙桃、潜江和天门三个省直管市、以及河南省的济源市。市管县体制（又称市领导县体制），市管县又称”市领导县”,是指以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心城市作为一级政权来管辖周边的一部分县、县级市的体制。这种体制的形成是中国城乡经济一体化和政府管理一体化两个过程同步进行的重要结果，是中国有一个典型的农业国逐步转向一个工业国的重要标志。建国初期，我国市领导县的行政区划体制。建国初期，我国就有少数城市实行市领就有少数城市实行市领导县体制。此后，实行市领导体制的城市逐渐增多，50年代末达到第一次高潮，60年代初开始回落并进入低潮，70年代又逐渐复苏。从1982年开始，我国又掀起新一轮的市管县体制改革浪潮。目前，市管县体制已成为我国大多数地区的行政区划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