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论文白鹿原女性形象研究

当代作家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刻画了许多女人形象，她们一辈子为他人无私奉献，或在为人的权利苦苦争斗，最终也没有突围出身为女人的悲哀。作为远近闻名的“仁义村”没有给女人任何的仁义，反而借用强大的宗法制扼杀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她们是沉默的符号，或被男权社会称赞或被否定和抛弃。这些女性的塑造也折射出作者的男权意识。一、“暂时做稳了奴隶”的贤妻良母形象在白鹿原上，这些贤妻良母一心一意操持家务和生养孩子，恪守妇道、相夫教子，沿袭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她们具有以下特征：1.相貌端庄与刚柔相济。这些贤妻良母相貌端庄、刚柔相济。仙草长得“细皮嫩肉，秀眉重眼”；朱白氏“更见端庄，眼里透着一种持重、一种温柔和一种严格恪守着什么的严峻”；鹿高氏“温柔庄重刚柔相济恰到好处”；在面对天灾人祸时，白嘉轩发现“母亲办事的干练和果决实际上已经超过父亲”；仙草染上瘟疫后，平静地剪着老衣，令主仆二人震惊慑服；当朱先生去世时，儿子惊慌失措，朱白氏倒不慌张。2.生育能力。这些女性全部有后代。仙草生养三男一女；鹿惠氏有黑娃、兔娃两个男孩；鹿贺氏生养了兆鹏和兆海两个儿子；鹿高氏有一个独子。3.操持家务。白嘉轩婚娶之前，“媒人首先向他夸奖的总是那女子所受的家教如何严格，茶饭手艺如何利落精致，还会拿来纺下的线穗儿和织成的花格子布供人欣赏”。由此可见，作为女子必须会做家务。有“严格的家教，待人接物十分得体”的仙草不会纺线织布，由于白赵氏的言传身教，她“已锻炼得能够井井有条地处置一切应该由女人做的家务”。朱白氏穿着很朴素，大襟衫、青布裤、布鞋袜做工十分精细；农忙时节，鹿惠氏自己一个人上地锄草、割麦、打麦和做饭。4.地位卑微。中国自古以来就重男轻女，虽然仙草已给白嘉轩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但地位仍相当卑微。当生女儿时，丈夫为她烧开水，竟感动得掉泪，这是“男人第一次为她烧水端水”；到“娶了儿媳”时，“可以稍为轻松地与丈夫对话了”；临死前想见儿女却不能满足，这只有丈夫说了算。5.宽容的地母情怀。作为母亲，她们都具有宽容慈爱的美德，同时具有妻性与母性。仙草早已原谅了孝文和白灵两个逆子，在染上瘟疫后担心自己死了没人照顾丈夫；鹿惠氏临死前埋怨丈夫不该杀死小娥，至少她是黑娃的媳妇，也怕没人照顾他们爷俩。宽容的女德往往与母爱融合在一起，黑娃携带妻子睡在母亲的炕上，感受到母亲的气息，向妻子叫“妈”。6.男权意识。由于女性地位的卑微，再加上“三从四德”对她们的要求，女性完全被同化。白赵氏“恪守幼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老来从儿子的古训”；在面对儿媳不断死去时，认为“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白赵氏、白吴氏、白冷氏、朱白氏、鹿贺氏、鹿高氏端庄贤惠，具备“三从四德”，生儿育女，默默为男人和家庭无私奉献，做一个圆满的女人。而这些奉献在男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这些完美的传统女性在作者笔下大都有好结局，可以看出，作者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这些女性的赞叹，透露出强烈的男权意识。这些女性始终以白鹿原的宗法制为中心，以丈夫为中心，没有自己的主见和思想。从这里可以说，“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不符合中国的伦理纲常的女性均被压制或者杀死。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女性形象相对于贤妻良母较好的结局而言，这些女性的命运较为悲惨。她们也渴望幸福生活，然而事与愿违，人生波折多，结局大都悲惨。可以分为以下两类：突围与困斗：白鹿原的女人世界⊙薛双芬［南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河南南阳473061］摘要：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塑造了一大批生活在关中的农村女性：“暂时做稳了奴隶”的贤妻良母形象、“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女性形象和追求自由的女神形象。这三类形象的塑造都体现出作者的男权意识。关键词：《白鹿原》女性形象男权意识小说纵横26REVIEW/ 名作欣赏MASTERPIECES REVIEW/1.不圆满的女性形象。说不圆满主要是相对贤妻良母来说的，是指没有像仙草那样有安稳的家庭与生活，或夭亡，或被夫抛弃，或失贞。（1）性工具。小说开头写“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渲染了六个女性的性特征与性经历，她们没有名字，命运更悲惨。巩增荣的头生女死于难产；有着“丰满成熟、丰腴的肩膀和浑圆的臀部，又有一对大奶子”的樊家寨的女子吐血而死；“不独漂亮而且壮健，红扑扑的脸膛，黑如乌珠似的两只机灵的眼睛，透着强健气魄的手臂”的卫家三姑娘半疯溺水而死；有着惊艳之美的胡氏流产后卧床不起，气绝身亡。这几个女人作为白嘉轩的性欲和传宗接代的生产工具一一献出了青春和生命，她们在家从父，作为商品卖给一个陌生的男人；出嫁从夫，为了生育命丧黄泉；在历史中处于缺席的状态，没有自己的呼声和思想，以疾病而终。（2）贞女。与白嘉轩前六个短命妻子相比，鹿冷氏长时间遭受身心煎熬。冷先生出于他在白鹿镇行医久远之计，把女儿嫁给鹿兆鹏，但鹿兆鹏婚后一直不回家；鹿子麟碍于脸面，也不能休了冷先生的女儿。深受儒家伦理的毒害苦苦守候着缺席丈夫的她有名无实，长时间禁欲的折磨，再加上公公的挑逗，发了疯，得了难以启齿的淫疯病，最后死于亲生父亲的毒手。在发疯时控诉不公的命运：“我有男人跟没有男人一样守活寡。我没男人我守寡还能挣个贞节牌坊，我有男人守活寡倒图个啥？”（3）失贞。小翠在新婚之夜被丈夫强暴后，却被骂为婊子，在自杀时“镇子上没有人来搬抬棺材……谁也不愿沾惹这个失去贞操的凶死鬼的女人”。2.女妖形象。作为老秀才女儿的田小娥知书达理，却被父亲送给年过花甲的郭举人做小妾。老头子娶年轻美貌的她不是为了睡觉生娃，而是为了延年益寿。黑娃的出现使她从日常的生活规则中解脱出来，一夫多妻制把女性规定为男性的私有财产，她的红杏出墙必然遭到谴责：“像样的人家谁也不要这个声名狼藉的女人，穷家小户又怕娇惯下的女子难以伺候；人家宁可订娶一个名正言顺的寡妇，也不要一个不守贞节的财东女子。”白鹿村因她长得好，不守妇道，就断定她“不是居家过日子的女人”，入不得祠堂拜不得祖宗。交农事件爆发后，黑娃潜逃在外，鹿子麟的乘虚而入改变了她的命运，使她彻底沦为性的工具、报复的工具，成了“白鹿村乃至整个白鹿原上最淫荡的一个女人”，最后被公公杀害。她的悲剧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田小娥从地位卑贱的小妾开始，到竭力想和黑娃过正常的家庭生活，最后不得已成为白鹿原人人唾弃的荡妇。传统的贞操观念使她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包袱，一旦反抗永世不得翻身。作者同情田小娥，塑造这个女妖形象引起了一场大瘟疫，彻底实现了报复。而在土匪窝中，白牡丹是用重金从城里开园寺买来的，专供兄弟们享用；大拇指在黑牡丹刚结婚就杀死其夫，为“让杂货铺王家也难受难受”，把她掳上山做妓女；当大拇指被五倍子毒死后，黑牡丹又成了替死鬼，最后被扔到沟底。波伏娃认为“妓女是替罪羔羊，男人用她来发泄自己的卑鄙欲望，然后将她抛弃”①。在个人恩怨中，男人往往把无辜的女人当做报复的工具，然后把所有的错归结到她们身上，这就造成了小翠的自杀、黑牡丹的惨死、田小娥的反抗与被害、兆鹏之妻有丈夫而守活寡。从不圆满的女性到女妖形象，从贞女到婊子，体现出关中女性多重命运的相似性。三、挣脱奴隶之锁，追求自由的女神形象白灵虽出生在具有浓厚宗法制气息的白鹿原上，但她却成功地走出了白鹿原，放弃了祖祖辈辈热衷的宗法生活，也放弃了找一个好婆家的世俗观念，自由选择了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由于白家多子少女，她在家排行老小，被视为白嘉轩的心头肉。正是白嘉轩这种过分的溺爱和娇纵，也培养了她“不像个女子”的叛逆行为：她逃脱了缠小脚的命运；成为本村学堂的第一个女学生；上茅厕像男孩一样调戏教书先生；进城读书被拒，偷跑进城开始人生转变；以死威胁父亲，写信解除婚约，再次离家出走，彻底摆脱白鹿原的束缚，走上了完全不同于白鹿原平常女性的道路；在相互交往中与鹿兆海产生了感情确立了恋爱关系；在残酷的战争年代里，她选择了与她有相似人生目标的鹿兆鹏，而不顾忌他已经结了婚；把自己的小孩送给老乡照顾，积极投身于南梁革命根据地；她是一个在“五四”影响下的新崛起的女神形象，从而改变了千百年来农村女性的形象，参与政治运动，谱写了青春之歌，堪称新女性的楷模。这样一个真善美化身的女性却被作家安排了一个悲惨的结局，因她不被白鹿原的男性认可：眼睛中“有某种天然的凛凛傲气”，“对于任何阶层的女人来说，就未必是吉祥了”。而白灵自行进城的举动，似乎验证了鹿三早就预料着的危险，“不难卜算的更大的危险还在后头”。这个被白鹿原所哺育的女孩，成功脱离了家族父权文化的压制，最后却死于党内肃清运动。在革命年代，她冲出了父权，却逃不出男权的围困，成为一个政治替罪羊，也无法逃脱朱先生、父亲和鹿三等人对她最终的猜测，落入男权意识的窠臼。白灵虽追求“人”自身的独立，却无法摆脱女性在面对强大的政治权力时的性别悲剧。另外，作者为了突出白灵向往共产主义，在对白灵与鹿兆海（国民党）、鹿兆鹏（共产党）情感纠葛的叙述中，突然厌恶前者，喜欢和崇拜后者；（下转第140页）小说纵横／小说纵横27／名作欣赏MASTERPIECES/ 名作欣赏MASTERPIECES REVIEW/（上接第27页）白灵的转变“由于缺乏必要的感情积累和材料支撑而显得牵强，完成了‘革命’话语对爱情话语的置换，爱情被‘革命’遮蔽，爱情的内容因而被改写：相爱不是因为两情相悦，而是因为‘志同道合’的‘革命’需要”②，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白灵形象的塑造。在突出白灵性格和人生追求时，陈忠实又描写了城市女性。与白鹿原上宗法制约束下悲惨女性不同，她们受过一定的文化教育，有气质有学识有姿色，“永远都是不恼不怒，不喜不悲，不急不躁，不爱不恨，不忧不虑的平和神色”。接受教育的这些城市女性充其量只是嫁一个“好丈夫”而已，依然摆脱不了女性潜在的依附性。而白灵摆脱了这样的世俗目的，成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第一人。虽然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但仍以男性的标准来衡量：对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寄寓着赞美，对女妖式的形象有着深刻的同情但无法摆脱内心的仇恨，女神形象显得略微单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主观化倾向。这三类形象都体现出陈忠实的男权意识，固然与他生活的经历有关，但也主要是“他既看到传统宗法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人格魅力依恋不舍；他既看到农业文明如日薄西山，又希望从中开出拯救和重铸民族灵魂的灵丹妙药”③。①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Ⅱ），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第629页。② 潘艳慧：《论〈白鹿原〉中的“革命”与爱情》，《泰山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③ 雷达：《废墟上的精魂》，选自《〈白鹿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21页。参考文献：[1] 陈忠实．白鹿原（修订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作者：薛双芬，文学硕士，南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从事文学研究。编辑：钱丛E- mail:千年来的纤夫们的生活，尽管已进入了新时代，可他们的历史还是没有结束，他们还在进行着这痛苦的跋涉。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景象！多么触目惊心的历史与现实！就是刚升起的太阳看到了这一切也会流下眼泪。诗人以一种浩然的正气和宽厚的悲悯之情抒写了这些纤夫，在已刮起了“反右”飓风的1957年写下这样的诗句，需要多大的勇气与气魄。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似乎没什么，可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些唱着悲歌的诗句是离经叛道的，是有反党嫌疑的，会被戴上丑化劳动人民、丑化社会主义社会的帽子。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双百方针”，指出文艺在歌颂新社会和正面人物、歌颂进步的同时也可以批评落后，这曾使文艺出现了一个兴盛的局面，出现一批敢于反映现实、揭露矛盾冲突的作品，如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等等，这些作品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抨击了消极落后的东西。但这种活跃兴旺的气象维持不到一年，就因1957年“反右”运动而未能继续，原先这些敢于揭批生活阴暗面的作品、敢于直面现实的作品都被批判。文坛一时又万马齐喑。可偏偏在这时蔡其矫却写下了这一首不合时宜或者说不识时务的《雾中汉水》。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蔡其矫那令人肃然起敬的不为世俗所羁绊的特立独行的品格。当然，蔡其矫因这两首诗也受到了批评，只是没有陷入灭顶之灾，他对此似乎无所谓。这还是得益于他那种我行我素的性格。从这两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蔡其矫的诗歌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在他的内心有一种无畏的价值观，重自我感觉，并且把这种感觉放在一切权威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