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论文

如何看待目前的居民收入差距[摘要] 90年代末以来，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放缓，经济结构的调整逐步加快，国企改革开始进入攻坚阶段，因而导致下岗人员增多，就业压力日益加大，收入差距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敏感话题。作者认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个人素质的差异；市场竞争产生的影响；新型行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发展基础和自然禀赋的差距。但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或说引起社会大众不满的更多是不合理因素所致。其中有各种非法收入的大量存在；比较突出的垄断问题；政策因素的影响；再分配能力不足等因素。90年代末以来，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放缓，经济结构的调整逐步加快，国企改革开始进入攻坚阶段，因而导致下岗人员增多，就业压力日益加大，收入差距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敏感话题。那么，居民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影响如何？我们应采取怎样的对策？这些问题不仅成了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焦点，而且也引起了经济界的深层次对话。一、居民收入差距的表现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体制和收入分配的规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80元，是1978年的18.3倍，剔除价格因素，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978年的3.84倍；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253元，是1978年的16.9倍，剔除价格因素，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1978年的4.83倍。与此同时，居民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也比较迅速，全面扩大已经为社会各界所承认。其具体表现和特点为：1、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尚在合理范围内。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部门依据城镇居民经常性调查年度资料计算，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1978年为0.16，1999年则上升为0.295，上升了13.5个百分点。从其发展阶段看，1978至1984年收入差距很小，基尼系数几乎没有发生变化；1985至1994年城镇居民收入高速增长，收入差距也迅速扩大，基尼系数1994年达到0.3；1995至2000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速放缓，基尼系数出现徘徊状态，变化不大。就此统计数据而言，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总体水平低于美国，与国际比较属中等水平。但这与大家日常的感受有较大差别，其原因主要是目前高收入水平居民收入有瞒报的情况。比如1999年三季度国家统计局联合有关部门对15万户城镇居民基本情况的调查显示，用1999年8月份户人均计算的基尼系数达0.354，明显高于0.295。另外，由于受持续存在的收入差距的影响，居民家庭之间的财富占有情况更为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一份调查报告提供的数据，在城市，截止1999年6月末，拥有金融资产量最多的20%城市家庭所拥有的金融资产量占全部城市居民金融资产量的55.4%，而最低20%家庭仅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1.5%。还有一些调查报告显示了更大的差距。因此，尽管从目前统计数据可以得出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尚在合理范围内的基本结论，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实际的基尼系数是高于这个数的，有必要引起重视。2、农村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比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略大，但增速没有城镇快。根据有关人员的计算，农村居民基尼系数1978年为0.21，1998年达到0.34，提高了13个百分点，绝对水平高于城镇，增速慢于城镇。3、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更为明显。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我国1978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3，1988年为0.382，1995年则达到0.445，已超过国际上认可的中等不平等程度。据1994年有关部门计算的城乡合计五等分组资料表明，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全部收入的50.24%，而最贫穷的20%家庭仅占全部收入的4.27%，已经接近或相当于美国的水平。且不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高估而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相对保守的可能,2000年城乡收入比为2.79:1,这一水平仅次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即1994年的2.86:1。由于农村居民的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要作为下一年的生产性投入,因此，实际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为突出。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目前的城乡收入比已经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城乡差距水平。可以说，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中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4、地区差距十分明显。目前无论是城镇居民内部，还是农村居民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是十分明显的。从城镇内部的情况看，三大直辖市和广东、浙江等沿海省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如平均收入水平最高的上海市是收入水平最低的山西省的2.52倍。从农村内部的情况看，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各地发展差异更大，其收入差距也更大。如1999年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人均收入5409元，三大直辖市以外，收入最高的浙江省人均收入为3948元，分别为收入水平最低的西藏自治区的4.13和3.02倍。如果细划区域的话，那么这种差距将表现得更为明显。根据我们初步掌握的世界各国的数据判断，我国的地区差距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5、行业之间差距进一步扩大。1990年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收入行业的收入比为1.3：1，1999年上升为2.6：1，1990年收入最高的三个行业是：采掘业、科研技术和地质水利，收入最低的三个行业是：制造业、农林牧渔和商业餐饮；1999年收入最高的三个行业变为：房地产、金融保险和科研技术，收入最低的三个行业变为：商业餐饮、社会服务和采掘业。而且这种差距与从业者的受教育程度和能力没有关联，完全是行业性质所决定的。6、工资外收入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据有关部门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仍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占总收入的45%左右，对总差距的贡献率为40%左右，除5%的高收入组外，其他收入组占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均高于或相当于其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说明工资性收入一直发挥着使收入均等化的作用。但是，我们注意到，工资外收入已经占到总收入的55%左右，对总差距的贡献率达到近60%左右，超过了工资性收入的贡献，说明工资外收入不均等是形成总体差距的主要因素。当然，工资外收入更大程度地集中在高收入组，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组别。此外，居民收入差距还体现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企业类型及所有制区别等等。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形成的原因对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我们认为它既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从合理因素方面讲，主要有：1.个人素质的差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能力的大小是与收入成正比的关系，能力越强，收入越高，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其创新进取的积极性。目前看，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期，高收入者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具有合理知识结构、良好的敬业精神、发现机会的能力和把握机会的勇气、良好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等优秀品质的高素质的人。应该说，以此而起的个人收入差距形成是合理的。2.市场竞争产生的影响。经过20余年的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基本确定，市场已经成为配置资源的最主要力量。在收入分配领域，市场机制已基本取代了传统的计划方式，并基本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体系。因此，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不同社会成员、不同经济组织因竞争能力的差异、劳动贡献和要素投入的不同，收入差距的形成及扩大是必然的。由竞争形成收入差距特别是初次分配领域的差距是经济市场化的必然结果。3.新型行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注意到，近年来由于传统行业的竞争能力下降，加之市场空间狭窄，收入水平提高不快。而那些新型行业如IT业等发展很快，职工收入水平也比较高。其实这也是市场竞争、获利能力大小差别所致，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4.发展基础和自然禀赋的差距。在不同地区之间，无论是不同地区城市还是不同地区农村，在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以及各种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都极为突出，这些差异很大的起点对竞争结果的影响显而易见。无论是经济发展差距还是居民收入差距事实上从一开始就被大致确定了。而且，不同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基础条件及收入差距通常还会形成很强的“马太效应”，越是发达的地方，其聚集资源的能力越强，发展潜力越大，居民收入也就越高，基础条件差的地方则相反。在此情况下，如果没有特殊因素，差距的逐步扩大不可避免。应该说，因发展基础、自然禀赋等差距导致的竞争起点差异在任何国家和社会都会普遍存在，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不平衡的大国来说更是如此，这其中有其一定的内在规律。但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或说引起社会大众不满的更多是不合理因素所致，具体讲有：1.各种非法收入大量存在。90年代以来，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程度和范围都在迅速扩展。从主要环节看，由资金、物资的分配延伸到土地批租转让、工程建设的发包承包、产品的购销与集体的消费（回扣）等环节，现在正向国有企业产权变动扩展。从产生权钱交易的部门看，由经济管理部门扩展到工商、税务、海关、公安等执法部门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服务部门，甚至开始向组织宣传等政治领域渗透。非法收入的大量存在，加剧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据有关部门估计，当前我国千万、亿万富翁不乏其入。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目前全国各地偷税、漏税问题十分严重。有关专家指出，我国各类经济组织和个人对国家税收的非法截流比例分别是：国有经济为40%，乡镇经济50%，个体经济为70-80%，从而导致我国税款流失总额每年至少在1000亿元以上，其中从个体户那里流失约300亿元左右。由此种种非法收入造就了一批高收入阶层，从而加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目前，社会反映最为强烈可能也是对收入不平等影响最为突出的是利用职权牟取不义之财的腐败行为，近几年查处的一批大案要案及涉案人员动辄数百万、数千万的巨额非法所得就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虽然目前无法准确估计腐败等不法因素在加剧收入不平等方面的作用，但考虑到公众的普遍不满并综合媒体等反映的大量情况，可以肯定，有关问题已比较严重。目前很多有关分配状况的统计结果与公众感觉不一致，甚至难以解释现实生活中巨大的消费差距，主要原因可能正在于此。2.垄断问题比较突出。垄断，一直是我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一个顽症，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一些部门或行业甚至一些个体社会成员，或通过各种方式实施市场进入限制，排斥甚至打击其他竞争者，进行垄断经营；或控制、操纵市场价格以获得超额利润；或利用信息不对称即信息垄断进行不公平交易甚至实施投机。这种垄断与传统国家垄断体制具有根本不同的是，垄断利益不可能向国家集中，而是绝大部分都转化为行业、部门自身的小群体利益，并突出地表现为这些行业或部门从业人员与其他群体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换句话说，利用垄断等不公平竞争，某些群体可以以很少的投入获得非常高的收益。在目前行业收入差距、部门与单位收入差距中，垄断等不平等竞争的作用相当突出。3.政策因素的影响。从地区收入差距看，尽管地区之间的差距与自然环境、地理区位以及与过去在基础设施、重点项目等领域的投资体制有关。同时，也与改革开放的推进顺序、发展过程中的差别政策有关，也就是说，改革以来的一些政策加剧了地区差异的扩大。从居民个人情况看，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支持下，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提高，但当时的高收入者既非政府官员，也非企业管理者，更不是专业技术人员，而是从事简单商品贸易的待业和无业人员。这当然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我国的发展阶段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不能不说也与当时的政策体制有关。4.再分配能力不足。运用转移支付等手段实施再分配，是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手段，也是政府的基本责任。但从现实的情况看，各种再分配手段并没有能够发挥其应有的功效，未能对由市场竞争以及非市场因素介入所形成的分配差距形成有效调节，在一些领域甚至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差距。具体讲有：(1)对高收入阶层的调节不力，税收特别是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力度发挥得不够理想：一是个人所得税收入情况不理想，二是在一些领域，低收入群体的实际税赋负担高于高收入群体，比较典型的就是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差异。(2)对低收入阶层的保护不够有力。(3)某些形成的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着向高收入群体倾斜的现象，这其中突出地表现在医疗、住房等福利体制方面，比如诸多福利基本上只是提供给城市居民，而收入总体低下的农村居民却无法享受。三、收入差距较大所产生的影响不可否认，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激发居民奋发向上、积极奋斗的精神，对于国民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这从以前我国的大锅饭制度和打破大锅饭之后的对比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过大的收入差距以及存在的分配不公问题也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1.影响国内需求的有效增长。如果收入差距过大，以至于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而且这种差距的出现又主要是由于不公环境或非法手段而引起的，就会压抑广大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给国民经济发展造成损害。因为，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又对生产起反作用。如果分配合理，随着人们收入增加，会提高消费能力，拉动市场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如果收入差距太大，大量的钱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大多数工薪阶层的购买力得不到相应提高，形成“有钱的不买东西，想买东西的没有钱”的现象，社会整体消费水平必然下降，同时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和支柱产业的发展也会受到一定的抑制，进而使投资需求下降，对国内有效需求的增长产生不良影响。近几年，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没有大家所期望的那样好，除了国际环境和发展阶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的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甚至一些地方出现下降，影响了其消费需求的增长，对未来预期产生了不良影响，使得扩大内需政策不能取得理想效果。2.对社会安定和社会风气产生不良影响。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社会政治生活也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影响社会的健康风气和社会安定。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社会福利的减少，收入水平的低下，其心态将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一些人甚至会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从而危及社会安定，给社会的稳定造成一定影响。特别是由于收入分配不公现象的大量涌现，使群众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影响其对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参与程度，甚至对政府的信任度也会出现下降，使政策措施的实施在实际工作中打折扣。而且，这种不稳定的情绪极具传染性，将使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产生极大的不良影响。因此，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绝不能小视，它不仅是收入分配领域中的问题，同时也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大问题。四、对收入差距问题的认识与思考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确已比较突出，这其中既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同时过大的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也会产生不良的影响，那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1. 追求效率、兼顾公平仍应是未来一段时期内收入分配政策的基调。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库兹涅茨通过对多个国家的收入分配进行统计分析，提出了“倒U字型”假说，即一个国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会随着早期经济发展而恶化，达到最高之后，又随着后期经济发展而改善，同时得出结论，人均国民收入在300--500美元之间，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达到最高。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800美元，超过了“倒U字型”的顶点区，由此一部分专家认为收入分配政策应做出比较大的调整，要更加强调公平问题。不过笔者认为，库兹涅茨的经验性结论未必适合我国的情况，特别是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彼300--500美元与现在的300--500美元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同时，我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一个发展中大国，发展是硬道理，是永恒的主题。而且，随着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在分配格局和分配规模上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对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率提高的合理的、有序的收入差距，首先应予以肯定，同时在政策上也要予以更多的环境支持。特别是在初次分配中，应将效率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上。2.创造收入分配的公平环境，追求起点公平，而非终点公平。所谓起点的公平，就是指人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通过自身的竞争来获取不同的结果，而终点的公平，则是指社会成员的最终收益是一样的，而不区别其在竞争的过程中的努力情况。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缺乏对私有财产应有的认可和尊重，其本质是一种追求“终点公平”的思想，这样的话，在目前阶段将影响社会效率的提高，也有可能会培养出一批懒汉阶层。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不是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应从增量的角度去做大经济蛋糕，进而提高穷人的收入水平，而不是从存量的角度去剥夺富人。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让居民个人凭借其个人能力获取合理的收入回报，这应是目前收入分配的大方向。3. 对于按“资”分配中存在的收入差距问题，应当置于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予以审视。资本是社会生产的物质基础，是人类社会的物化劳动，作为生产过程中活劳动的物质承担者和活劳动发生作用的物质条件，是社会生产的必要条件，是创造和增值价值不可缺少的要素和条件，这是社会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阶段社会财富积累和集中的客观必然。按“资”分配通过利益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起社会有关生产要素转化为社会生产资本，使市场经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不断发展。因而，按“资”分配是在社会生产力有了发展但又不充分的历史阶段社会积累和财富增长的强制形式和有效手段。按“资”分配是对生产资料和货币所有权的承认和报偿。正因为如此，资本利益和劳动利益一样不可忽视，同样是社会财富总量构成要素。不容忍按“资”分配中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无疑使资本利益受到侵害，资本收益率下降，投资欲望减弱，资本运动速度减缓，生产规模缩小，经济发展速度下降。既然收入差距的拉大在按“资”分配中无法避免，我们对按“资”分配中的收入差距问题就不应当简单地诉诸道德、正义和感情而不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更不能采取超经济的手段去取消它。只有这样，生产力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4.打破垄断，创造收入分配公平的制度环境。目前，垄断的大量存在和制度的障碍已成为收入分配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从我国垄断性行业的经营情况看，垄断性过高，其背后存在着较多的非自然的制度性因素，行业部门的利益割据比较顽固，对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建立起到了阻碍作用，也助长了腐败之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满，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打破垄断，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一条途径。另外，城乡收入差距的突显，除了其它因素外，城乡壁垒的制度性障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为了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打破城乡壁垒，让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充分自由流动是十分必要的。5.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使居民收入更加透明化。目前，我国个人收入的来源过于繁杂，细分有十几种甚至几十种之多，包括货币收入与实物收入，单位内收入与单位外收入，工资奖金收入和福利性收入等等。由于收入形式繁杂混乱，个人收入的透明度不高，无法真实地反映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的真实情况。收入分配秩序的紊乱，一方面加大了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也使对收入分配调控的难度加大，因此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强居民收入的透明度，一方面可避免税源的流失，一方面也可一定程度上防止腐败等不正当行为，缩小收入差距。6. 加大再收入分配力度。如果说初次分配是以效率为先，那么再次分配则应以公平为主，发挥国家在这方面的功能，对低收入阶层给予充分的考虑和照顾，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7. 加大中西部地区发展力度。尽量纠正以前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而采取的地区差别发展政策，从政策环境上给予公平对待，在再分配方面给予照顾，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以缩小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