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古汉语毕业论文

内容提要：古代汉语中的词类转换情况多而复杂，目前基本上大都看作“活用”。这既不符合古代汉语的语言实际，又不利于教学。“兼类”和“活用”并存，既有必要，又有可能。 关键词：古代汉语 词类转换 兼类活用并存 古代汉语中的词类转换情况多而复杂，而现在语法界对词的转换的处理方法不统一。例如：在“（诸葛）亮身率军攻祁山”句中，“军”充当宾语，是“军队”的意思，具有名词的语法特点，属名词类；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句中，“军”带补语“细柳”，是“驻扎”的意思，具有动词的语法特点，又属动词类，对此有人认为“‘军’兼属名词、动词两类”，应把它作“兼类”讲，不应作“活用词”讲；有人认为“‘军细柳’的‘军’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不属兼类”。这个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兼类”和“活用”两个概念的理解。前者认为一个词只要兼属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类，就属“兼类”，不要有“活用”的说法；后者认为一个词只要改变了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的作用，就是“活用”，不需要有“兼类”的说法。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说法都比较片面，都没有对“兼类”和“活用”作出科学的解释。我主张古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应二者兼而有之。 为什么要“兼类”和“活用”二者兼而有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词的“活用”，什么是词的“兼类”的问题。 什么样是词的活用呢？从语法角度讲，汉语中的每个词，都属于一定的类别。按本类的语法属性去用词叫本用，反之，叫活用。张世禄教授给“活用”这样定义：“有些词往往在实际的语法结构中临时充当别的成分，和它们经常的用法不合的，这叫‘词的活用’。”（《古代汉语》）廖序东教授给“活用”是这样定义的：“如果一个词偶尔改变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所起的作用，这就叫词的活用。”（《文言语法分析》）这两位教授对词的活用下的定义都强调“临时”或“偶尔”。这就说明词类的活用实际是词在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词类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围，不能算是兼类。例如：名词，其语法特点是：可以自由用作主语、宾语；可以用作名词谓语，但不能用作叙述句的谓语，不带宾语；它的前面可加名词、数量词、形容词，但不能加副词。“人”这个词，被用作主语、宾语、定语，是它的经常“职务”，因此它是名词； 至于“人”在“有狼当道，人立而啼。（《中山狼传》）”，这句中的“人”，不是作主语，也不是用作宾语、定语，而是作“立”的状语，意思是“像人似的”。这是它的临时“职务”。这个作用和意义 ，离开了这个具体的句子，就没有了。因此，我们只能说这个“人”是名词作状语，这是它临时取得了作状语的作用，是词的活用，而不能说“人”是兼类词。 什么叫词的兼类呢？“如果一个词经常具备两类词的语法特点，那就是词的兼类。”（《中学语文教师手册•古代汉语》243页）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词的兼类和活用不同，活用属临时用为某类，兼类属经常用为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兼类和活用有着很大的联系，当一种活用经常化，约定俗成，就变成了兼类了。吕叔湘先生说：“语义的变化比较特殊，只是偶尔这样用，没有经常化，这算是临时‘活用’，不同于永久性的词类转变……这种活用如果经常化了，就成了词类转变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46至47页)兼类的词由于在实际语法结构中多次“活用”，以至经常化而把它们的“变性”固定下来，这往往就是词义的引申转变，但是词义的引申转变和“词类活用”毕竟不是一回事，词义的引申转变，是使语言中形成“同词异义”的现象，产生大量的“多义词”，这属于词汇学、词义学范围。“词性活用”则是实际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所以是属于语法学的范围。 活用可以发展为兼类，而兼类词，当其中某一类用法在历史中消亡了，这样兼类词就变成了单类词。例如“衣”现在属名词，而在先秦，它兼属名词和动词两类。“衣”在《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四部书中使用的情况如下表： 书 名 名 词 动 词 合 计 《论 语》 8 5 13 《孟 子》 4 9 13 《荀 子》 40 9 49 《韩非子》 50 22 72 合 计 102 45 147

这是我的一篇博文，感兴趣的话可以改改用。被低估了的文史大家：左丘明一部《史记》使司马迁得以名垂青史，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两千多年来，文史大家首推司马。然在司马迁之前200多年，一部文史价值丝毫不亚于《史记》的鸿篇巨著，纵贯240余年、18万余字的编年体史书《左氏春秋》（也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悄然问世，其作者便是堪称文史双绝的巨匠，中国传统史学的创始人左丘明。左丘明为鲁国人，大概与孔子同时代(或稍晚于孔子)，为鲁国史官。传说孔子非常推崇左丘明,《论语.公冶长》中记载，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说明左丘明生活年代大致与孔子同时。而《史记》则称道左丘明为“鲁君子”，其故乡肥城也因此而获“君子之邑”之美称。笔者说左丘明是“被低估了的文史学大家”，主要基于二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左传》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史书。《左传》之前，有两部史书流传于世。一是《尚书》，是中国最远古的图书，记载传说中的“五帝三代”之史实。但是《尚书》的内容支离破碎，不成体系，只能算是记载虞、夏、商、周四代帝王大臣言辞和重要文件的“集萃”，类似档案性质，不能算是完整意义上的史书。二是相传为孔子根据鲁国史料修订而成的，记载鲁国历史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春秋”原为鲁国对各国史书的统称，作者是各国的史官（太史），而且许多诸侯国的史官还是家族世袭制（据《孟子、离娄下》载孟子言：晋人称史书为“乘”，楚人称史书为“梼杌”（音táo wù），鲁人称史书为“春秋”）。相传孔子根据鲁国使官编写的鲁国“春秋”，掺入个人对历史事件的看法、褒贬、批判（后人称“春秋笔法”）而修订集成《春秋》，与鲁国国史别成一家。后人所称的“春秋”时代也因此而得名。但是正因为《春秋》在孔子的编纂之下，过多地表现出了孔子本人的思想倾向，其“笔则笔、削则消，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的风格，已经偏离了史家“秉笔直书”的笔法。故后世往往将《春秋》列为经书而非史书。《左传》为《春秋》三传之一，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用来发挥、阐述孔子《春秋》（经）的专著。但通览全书不难发现，与《公羊传》、《谷梁传》不同，《左传》所描写的内容已经明显超出了《春秋》涵盖的范围。所写内容包括周王室和晋、楚、齐、鲁、魏的史实，同时还包含了当时其他小国如宋、卫、郑、吴、越等国的一些史实。可见作者占有的史料相当丰富，240多年间各国重要的人物、事件几乎都囊括在内。其篇幅浩繁长达18万余字，而《春秋》仅18000余字。从写作手法看，《左传》纯以直笔写实、叙事为主，记录史实客观、清楚，寓褒贬于记叙之中，这与《春秋》及另“两传”也明显不同。因此说，《左传》释《春秋》的说法并不足信，《左传》应该是鲁“春秋”、孔《春秋》之外，自成体系的一部史书。从思想性看，《左传》具有一定的的民本主义思想，其价值取向基本是儒家的.其重视 “仁”、“信”、“礼”等价值观念，对许多历史事件成败的原因做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书中对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荒淫残暴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而对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士大夫、甚至下层平民，也不吝章节文字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纵观古今史籍，恐只有《史记》能与之媲美。其在我国历史学中的地位可以说是无可替代的。第二个原因，左丘明是中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左传》之前的文学作品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全面反映现实生活的“诗”（大约有三千多首,后经编订为《诗经》,存诗三百零五首），其文学价值极高，但作者多湮没无闻；二是记载各国史实的文字，如《尚书》、各国史书等，史料价值高，但是文学价值较低。而《左传》即是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优秀的文学名著。其在文学方面的造诣，可以说是达到了历史散文的最高境界。《左传》叙事客观准确，脉络清楚，围绕重要的历史事件，往往抓住事件的重要环节或有典型意义的史实展开描述，做到了材料集中、结构完整、叙事清楚。《左传》特别善于刻画众多的历史人物，剖析纷繁的社会矛盾。尤其是描写战争，能够非常准确地交待清楚战争的原因、经过和结果，特别是对大规模战争场面的描写尤为为传神。《左传》写战争并不单纯写军事行动和惨烈的杀戮，常常着眼与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战争因素结合起来，故对战争的起因、过程、结果往往能做出比较中肯的评判。如对晋楚“邲之战”的记载，原文大约3500余字,却记述了晋楚两国军队39位将领（晋21，楚18）的言行。作者用大量篇幅详细描写了晋楚两军在战前、作战中、战后三个阶段的言辞、作战表现，揭示了晋军将领将帅不和、意见不一、指挥失措、各自为战等具体状况，与楚军战役初期虽意见不一，战时却能同仇敌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揭示了晋军作战失利的根本原因。整个战事描写生动，叙事条理井然，情节精彩纷呈，运笔灵活自如。晋军主帅荀林父优柔寡断，副帅先縠争强好胜，士会足智多谋，赵氏兄弟（赵括、赵同）年少无知，魏锜、赵旃不顾大局，孙叔敖当机立断，楚王的老成持重，无不描写的生动传神。其叙事技法纯熟，富于故事性、情节性、戏剧性。能在这样短的篇幅里，把大规模的战争场面描写得如此传神，笔者以为虽《史记》亦有所不及。正是因为《左传》独特的的文史价值，后世文史大家无不从中汲取营养。我们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往往能从中发现《左传》的影子。笔者以为，我国浩繁的历史典籍中真正属于独立修史，且能够“成一家之言”者，惟有《左传》和《史记》。而从语言文学的角度来考虑，似乎《左传》还要高出《史记》一筹。

大致方向有要求吗？

在评述汉语心理动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心理动词的判定标准，并对心理动词进行分类。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可以从及物性、语义场理论、程度量级、过程结构表达和认知等几个方面进行拓展。 关键词 心理动词；判定；分类：研究方法 一、引言 心理动词是动词里很有特点的一个小类。吕叔湘明确地把心理动词列为动词的小类。此后，学者对心理动词进行的研究主要围绕心理动词的判定、分类和句法功能等几个方面展开。相对其他的动词小类，心理动词研究仍显薄弱。古代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落后于现代汉语，且研究方法滞后。笔者不揣鄙陋，就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的一些想法求教于方家。 二、心理动词的判定及分类 心理动词判定问题是汉语研究的一个难点，很多学者提出自己的判定标准，概括来说可分为三种：(1)意义标准，如黄伯荣、廖序东等；(2)形式标准，如周有斌、邵敬敏等；(3)形式与意义相结合标准，如王红斌等。一方面，由于单一依据意义标准或形式标准在语法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因为心理动词自身的复杂性，它不仅牵涉语法问题，而且和心理学、认知科学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原则在心理动词研究中尤为重要。因此，我们认为心理动词表示情感、意向、认知、感觉、思维等方面的活动或状态，心理动词原则上都是及物的。 心理动词内部的分类也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结合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心理动词，分为状态和动作两个大类。状态心理动词表示心理情绪状态，如“哀”、“患”、“妒”等，该类动词一般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行为心理动词表示心理动作行为，如“猜”、“测”、“悉”等，该类动词一般不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依据情绪的特点，状态心理动词分为负面和正面两个次类，如“怜”、“怨”、“厌”、“惋惜”等为负面心理动词，表达心理负担意义；如“爱”、“喜”、“敬重”等为正面心理动词，表达积极的心理意义。动作心理动词可分为思维和感知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