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论文题目

（1）影响：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创造了巨额的社会财富，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英国的工人阶级贫困化，工资降低，就业机会减少，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二氧化碳和其他有害气体的大量排放，造成了环境的恶化。（2）发展经济必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的共同富裕。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注意对自然环境的保护。 此题与工业革命的一般试题的不同之处是：第一，题目通过给出的材料让学生反思工业革命的不利后果，超出了材料和日常教学的思考问题的角度，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辩证地认识问题的能力。第二，题目涉及到了环境保护和一些自然科学的相关问题，体现了综合性的特点。

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它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我面前的全部材料形式上都是专题论文，它们是在相隔很久的几个时期内写成的，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要看环境如何了。 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过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与我合着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我用德文写的关于《雇佣劳动》一书，汇集了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讲演，这本书的印刷由于二月革命和我因此被迫离开比利时而中断。 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学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不列颠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但是使我所能够支配的时间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英文的美国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只是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间断。然而，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在我的投稿中占着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 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的经过，这只是要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参考资料：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1963年，英国史学界出现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一出版，立刻引起轰动，受到广泛重视。许多报刊杂志发表评论，各种书评纷至沓来。《泰晤士报》评论说，它“帮助人们重新想起工人阶级在自我形成的过程中表现出的苦恼、英雄事迹和理想追求，凡是对英国人民的历史进程感兴趣的人，都不可不读这本书。”《听众信箱》杂志说：“这是一部生气勃勃、有很高价值的历史著作，其中许多鲜明的观点，对当代众多的正统观点提出了重大的挑战。”《书评》杂志说：“这本书之所以引起争论，其原因也许仅仅是：许多人已经忘记摄政王时期和维多利亚女王早期英国局势有多么危险了，自哈蒙德夫妇的经典著作出现以来，这是研究那一时期最重要的一本专著。”《论坛报》称它是“一部真正的匠心之作”。书的冲击波甚至越过大洋，穿过大海，在大西洋彼岸和大洋洲引起震动，它不仅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再版印刷，而且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纽约书评》称它是一部“有绝对权威性、经久而重要的著作”；几年中，它一版再版，风靡各国，成为20世纪西方历史学不多的几部创学派的开山作品之一。 这部书的作者当时只有39岁，是利兹大学院外教育部的讲师。他在利维霍姆基金会的赞助下，花了好几年时间，搜寻了大量原始资料，查阅了各种有关书籍，最后写成一本洋洋几十万字的大书，取名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位作者，就是后来闻名世界史坛的当代历史学家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Ｅ.Ｐ.汤普森）。 汤普森1924年出生在英格兰，父亲是作家兼诗人，在印度殖民地从事过教育工作，同情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与尼赫鲁等国大党领袖颇有私交。父母的思想对幼年汤普森很有影响；中学时期，他在一所卫斯理派私立学校读书，然后考进剑桥大学学习，这时，他加入了英国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应征入伍，先后在北非、意大利和法国作战。他的哥哥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作战很英勇，晋升到上校，后来在战争中牺牲。哥哥对他的影响很大，战后，他曾与母亲共同写了一本追念哥哥的书，题名为《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这是《共产党宣言》中的第一句话，用在这里，是一语双关。）战争结束后他回到剑桥大学继续学业，同时也积极参加党的活动，并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国协助当地的战后重建工作。1956年，由于不满苏联对匈牙利问题的处理，他和其他一些历史学家如罗德尼·希尔顿、克里斯托弗·希尔等共同退出共产党，这以后，他成了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他对政治活动一直很有兴趣，曾参与起草“1968年五一宣言”，反对工党政府实行向右转政策。70年代，他又积极投入和平主义运动，是欧洲反核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汤普森的著作除《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之外，还有两本历史学专著，一本是《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到革命》，写的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威廉·莫里斯的生平；另一本是《辉格党人与猎人》，剖析18世纪英国社会冲突中一个典型的现象：偷猎活动。汤普森还发表过一些重要的历史学论文，它们虽然篇幅不大，但分量很重，并不亚于专著。它们多数涉及18世纪英国的社会问题，在历史学界很有影响。这些论文中特别重要的有：《时间、劳动纪律与工业资本主义》（1967），《18世纪英国民众的道德经济学》（1971），《贵族的社会、平民的文化》（1974），《民间文学、人类学和社会史》（1978），《18世纪英国社会：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1978），这些论文后来收归为一本书，题为《乡规民俗》。此外，汤普森还写了许多政论文、时事评论等，撰写过反战、反核武器的书。 相对来说，汤普森在历史学方面并不算“多产”，但他的学术影响远不可用数字来衡量。《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基本学术观点。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写的是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的历史，而这段历史在英国史学界曾经被长期遗忘。 19世纪，辉格派历史学家在英国史坛占据主导地位，他们的观点代表着英国历史学的主流。辉格派史学家主要关心为英国的“宪政”寻找历史的合理性，因此他们把光荣革命以来的英国宪政史作为历史学的主要描述对象。在他们看来，以光荣革命为起点的英国近代史，是辉格党宪政理想的胜利史；这是一部伟大政治家的历史，记载着这些政治家的功勋，而正是这些政治家，继承和发扬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古老而光荣的“自由”传统，他们领导国家维护宪政、反抗“暴君”的统治。在辉格派的历史中，人民群众是没有地位的；即使有，也只是在遥远背景上隐约可见的一群暴民，可以受到任何一个政治派别的操纵和利用。辉格派史学家以马考澄 恚 溆跋煲恢毖有 ?0世纪。 下层人民被引进历史学大门是在19世纪末，引路人是费边社历史学家。费边派为了用历史来印证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工会运动上。在他们看来，工会是“工业民主”的寄居处，工人用工会的手段，可以逐渐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使社会主义稳步“渗入”资本主义。他们研究英国工会运动史，是为了说明民主的精神如何在工会这个组织里根深蒂固；向来就有“工业民主”传统的英国工人，有能力选出自己的代表，把他们送进议会，让他们代表工人管理国家。（参见西德尼和比阿特丽丝·韦伯夫妇著《工业民主》（1897）。）因此，他们的目标实际上是为建立工党、实行“工人参政”寻找历史根据，为“英国社会主义”即工会——费边社传统张扬正名。费边社历史学家是英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其早期代表是韦伯夫妇，在20世纪的代表是Ｇ.ＤＨ.科尔。 20世纪初，自由派历史学家也开始注意下层人民的历史，于是就产生了哈蒙德夫妇的“劳工三部曲”（《乡村工人》、《城市工人》和《技术工人》）。在政治上，自由派与辉格党有很深的渊源，在历史著作中，自由派也不能完全脱开辉格派的窠臼。哈蒙德夫妇对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的经历充满同情，对他们的苦难作了催人泪下的描述。他们认为：技术发明造成剥削，而剥削则引起反抗，因此，“这个时期的英国史读起来像是一部内战史。”（《技术工人》（伦敦和纽约，1979），第1页。）但他们认为：工人群众中一切带有暴力色彩的反抗都不是工人的本意，所有的暴力活动都是由托利党政府所雇佣的奸细“挑唆”的，托利党政府故意制造“暴力革命”的假相，目的是混淆视听，为镇压合法的改革运动寻找借口。由此可见，哈蒙德夫妇实际上是把劳动人民的历史纳入了宪政改革的轨道，把马考莱的党派偏见融入了英国劳工运动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开始在英国崭露头角，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也逐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史学流派。1952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创办《过去和现在》；不久后，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许多学者把马克思的著作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在许多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下层人民越来越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角，帝王将相终于不再霸占历史舞台，历史学家也似乎终于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了。不过，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特别注重早期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如莫里斯·多布关于资本主义形成问题的研究、罗德尼·希尔顿关于封建主义与农民问题的研究、克里斯托弗·希尔关于英国革命的研究等），而使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成了相对的研究空白。少数几个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工业资本主义，但又特别偏爱工厂制及其剥削后果（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关于工人问题的研究），而把哈蒙德夫妇开拓的领域长期留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60年代初，出现一批更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对“英国式的社会主义”感到失望，因而想全面否定英国工人的传统。他们认为这种传统不能在英国产生群众性的社会主义运动，也不能产生有影响的革命政党，英国的传统是完全失败的，完全不值得留恋。他们主张抛弃英国的传统，转向“国际主义”，他们中一位代表人物佩里·安德森说：“我们再也不想挖掘自己的过去、去搜集进步的或其他什么历史的传统，来给英国的文化经验主义和政治合法主义脸上贴金了。……失望……把我们赶出英国，去寻找开发更广阔的文化天地，结果就有了国际主义这个理论园地。国际主义信念的基础是：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在19世纪中期诞生时至少汇集了三个不同国家的思想体系，即德国的哲学、法国的政治学和英国的经济学的话，那么它在20世纪中期自由而有成效的发展，也必须靠同样程度乃至更激烈地去突破国界。总之，我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一国的事。”（佩里·安德森：《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论战》（弗索版），第148—149页。）出于这种思想，他们对“英国社会主义（及人民斗争）的历史不感兴趣，而把注意力放在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一般理论问题上”。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产生的：一方面，英国工人在工业化过程中的苦难经历主要由费边主义和自由主义来塑造；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知识界产生了无视英国传统、脱离英国实际的倾向。而汤普森试图要做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英国的这段经历。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在英国出现还有一个社会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劳动人民的社会、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许多劳动人民子女接受了高等教育，成为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思想上相对左倾，对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抱有同情，他们对自己的父兄——曾用汗水浇灌了工业革命之花的普通劳动者追忆缅怀、又充满崇敬，同时又有一种神秘的好奇感，想在他们的经历中寻找自己的来源。这是一种“寻根热”，《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恰恰就满足了这种愿望。因此它的出现，既扎根在英国历史的传统中，又产生于时代特殊的召唤里。 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知识界普遍左倾，苏联的成长和西欧共产党的发展明显对他们产生影响，马克思的著作在学术界广泛流传，出现了像阿尔杜塞和萨特这样一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而其本身又有很大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学术活动使西方出现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流派，“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各个学术领域进行研究，做出了一些学术性很强、并不为某个党派的特殊政治目的服务的研究成果。这些人特别重视人类活动中文化的因素，如传统、道德、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等等，这是学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有些人称之为“文化马克思主义”。汤普森的书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大背景中产生的。 汤普森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英国（乃至欧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代表作。它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不仅是因为作者自己这样说，许多读者这样认为，而且更因为书中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解释历史，重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下层人民的经历。 不过，汤普森对“阶级”有自己的理解，他在书中说：“我说的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各各相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的），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原书第9页，下同）这就是汤普森给“阶级”下的定义。在这个定义里，我们可以看出：阶级的“存在”和阶级“觉悟”是同一的，存在不可能没有“觉悟”，觉悟本身就是“存在”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不可能只有阶级而没有觉悟，阶级不可能先于觉悟而存在。当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或是在出生后的某个时候），他就被置于某种生产关系中，在这个关系中处于某种地位。但是，他对这种地位的认识并不与生俱有，他必须通过许多“经历”才能认识到这一点。当很多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感到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并时常对立时，他们就感到了共同的“存在”，也就是产生了集体的“觉悟”，只有在这个时候——在共同的“觉悟”产生之后，阶级才终于“形成”。因此，“自在的阶级”和“自为的阶级”之间的差别是不存在的，有阶级就必须“自为”，没有觉悟的“阶级”是不可想象的。汤普森把“阶级”的概念与阶级觉悟及其意识形态表现形式紧密地联系起来，反映了他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倾向。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为这样一个阶级的定义找到依据。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里谈到19世纪中叶法国的农民问题时曾说：“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93页。）根据这段话，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们解释说：这表明马克思认为，仅仅有经济“利益的同一性”还不够，阶级的“形成”，还必须加上“生活方式”、“教育程度”、“全国性的联系”、“政治组织”等等。这就证明“存在”本身还不足以成为阶级，阶级的“形成”必须有观念与思想意识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说过“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1页。），这表明，他们不认为无产者的“存在”就是工人阶级的存在，无产者必须“组织成为阶级”。 那么，如何才能“组织成为阶级”呢？答案是：通过工人的各种斗争，无产者逐步联合起来。个别的行动逐步发展成集体的行动，分散的活动逐步集结为有组织的活动，“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有些地方，斗争转变为起义”。“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愈来愈扩大的团结。这种团结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0页。）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用马克思的这些说法论证他们的阶级定义，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本书的理论背景。由此我们知道，为什么这本书被作者说成（也被多数评论家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作品。 从这个定义出发，汤普森把工人阶级的“经历”看做工人阶级“形成”的关键。汤普森说：“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其产生的过程只有当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自我形成时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阶级，就不可能理解阶级。”（第11页）。“经历”是“存在”与“觉悟”间的纽带，没有这些经历，意识就不会出现，“觉悟”就不会生成，阶级也就不能“形成”。所以，在这本洋洋数十万言的恢弘大作中，他详尽地考察了工人阶级“经历”中的每一个方面：从劳动到生活水平，从组织到政治活动，从宗教情绪到文化娱乐方式。所有这些，都包括在他的“工人阶级的经历”中，而正是这些经历，最终使“多数英国工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统治者和雇主们对立”（第11页），从而“形成”了阶级。我们在翻阅这部巨著时，将不会奇怪书中如何不厌其烦地叙述那么多看起来似乎是毫不相干的琐事，也不会奇怪那面面俱到、无所不包的细节如何会与工人阶级的“形成”有关。汤普森向我们阐述的，正是他关于阶级与阶级“形成”的一个理论，正如他所说：“我想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他们的手艺与传统也许已经消失，他们对新出现的工业社会持敌对态度……他们的集体主义理想也许只是空想，他们的造反密谋也许是有勇无谋；然而，是他们生活在那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而不是我们”；“阶级是人们在亲身经历自己的历史时确定其含义的，因而归根结底是它惟一的定义”（第11页，第12—13页）。 由此我们就不必奇怪：对工人在工业革命中的一切活动，汤普森几乎都抱一种同情的态度，而很少指责它们“落后”、“无远见”或“背叛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等等。这里的原因就在于：汤普森认为所有这些都是英国工人的“经历”，而正是这些经历促进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我们已经知道这本书主要是表达汤普森关于阶级和阶级“形成”的理论，但由于它叙述的是英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其涵盖面又极其广泛，因此不可避免地牵涉到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有些问题是英国史学界长期争执不休的。对所有这些问题，汤普森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因此本书甫一问世，即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书的第一部写“18世纪留传下来的人民传统”（第12页），在汤普森看来，这些传统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清教非国教派的思想与组织传统，这从17世纪革命时期的“千年王国派”开始，经过班扬的《天路历程》和18世纪初的非国教教派组织，到18世纪中叶出现卫斯理宗。汤普森认为，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新教非国教教派经历了意识形态上的“后撤”，即从“千年王国派”坚强的战斗性后撤到18世纪非国教教派对“内在王国的反身自省”之上。汤普森说：“理解这种后撤——以及在后撤之后还剩下什么，对于理解18世纪的情况以及后来工人阶级政治活动中一个持久的因素非常关键”。 到18世纪，在革命的理想破灭之后，非国教教派不再要求建立“圣人的国家”，而是努力适应社会现实，力图与现成的制度达成妥协。在这种妥协中，它们丢弃了原则却保存了组织，使非国教传统得以传留下来。“这些教派在决意耐心地忍受‘现世之苦，”放弃其取得‘政府统治权’的希望时，却也能够把政治上的无所作为与一种蛰伏的激进主义结合起来，……一旦遇到比较合适的环境，它就会再次燃烧成燎原之火”（第30页）。这样，非国教的思想与组织传统成为19世纪工人反抗斗争的一个深刻的历史根源。 第二种传统是人民群众自发而无组织的反抗行为，主要表现为群众暴动、抢粮风潮、滋事骚乱等等。整个18世纪，这种人民的“直接行动”始终不断，尽管它无组织、混乱、涣散，而且时常表现为漫无目标，但“在每次这种形式的大众直接行动的背后，我们都能发现某些具有合法性的权利概念”。英国人民始终认为他们的权益是受到习惯的保护的，认为自己有权采取直接的行动匡正社会时弊、维护“道德经济学”，这为日后工人的斗争提供了历史依据。 第三种传统是英国人对“生而自由”的强烈认同以及作为“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强烈自豪感。从17世纪革命时的平等派开始，经过18世纪的许多人民运动（戈登暴动、威尔克斯事件等）和许多贫民思想家（戈德温、斯彭斯等）的填补锻造，到潘恩那里终于发展为集大成。汤普森对潘恩的《人权论》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它在形成工人阶级意识方面起了无与伦比的作用。“《人权论》是英国工人运动的奠基之作”（第90页），它和班扬的《天路历程》一起，是英国工人的启蒙教科书（第五章）。 第四种传统就是法国大革命所激发的英国“雅各宾传统”。法国革命在英国造成深刻影响，培养了人民的平等共和意识。下层劳动者第一次感到自己有权参加国家的治理，因而引发出工人群众的激进运动。这种激进主义传统从18世纪90年代延续到19世纪中期，是构成工人阶级“经历”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法国大革命和英国民众激进主义之间起桥梁作用的，是潘恩的《人权论》，因此《人权论》在激进主义运动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地位。 以上四种传统就是英国工人阶级在“形成”时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主要遗产。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汤普森在探讨英国工人运动的成因时，并没有从理论到理论地进行某种教条式的演绎，他从英国历史的实际出发，着手于英国的特殊性，体现了英国历史学求实、实证的传统。 书的第二部分“从主观因素转向客观因素，即工业革命时期不同工人集团的亲身经历”（第12页）。这一部分涉及的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实在令人咋舌，表现了汤普森广阔的知识领域和深厚的史学功底。如果我们把它从书中抽出单独作为一本书出版，题名为《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的经历》云云，它也会成为一本传世之作的，更何况它还组织在一个如此宏大的体系里，用以说明工人阶级的“形成”理论呢！ 这里所说的“经历”包括以下这些方面：工资、物价、生活水平、劳动条件和劳动纪律、宗教与道德、休闲与娱乐、妇女与儿童、工会与互助会组织等等。所有这些内容，都最能体现“社会史”的研究范畴，汤普森自称是“社会史学家”，这在书中的这个部分最能充分地表现出来。文中广征博引，谈古论今，令人不得不对汤普森作为 “社会史学家”的崇高地位肃然起敬。 这一部分涉及到英国史学界长期争论的最重大问题之一——生活水平问题。还在工业革命正在进行的时候，关于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问题就已经引起同时代人的争论。恩格斯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引用官方各种资料说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亨利·梅休在英国各地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结果写成致《晨报》编辑部的82封信，也充分揭示了工人群众遭受的苦难。19世纪下半叶，许多中等阶级人道主义者继续这种社会调查，证明在当时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中，贫困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使费边社会主义者对工业革命中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持一种“悲观”的态度；哈蒙德夫妇也支持这种立场。但“乐观”派也大有人在，尤尔牧师1835年写的《工业哲学》是系统地阐述“乐观派”观点的最早一本著作，在以后几十年中，为这种观点辩护的人不断出现。20世纪初哈蒙德夫妇的“劳工三部曲”出版后，在生活水平问题上受到克拉潘的《现代英国经济史》的猛烈批判，这本书用大量统计数字得出一个“平均”的工人生活水平的曲线图，用以表明工人阶级的实际购买力提高了，因此其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乐观派”的观点在30年代占上风；到5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在这个问题上发起进攻，而“乐观派”则坚守阵地，一直论战到60年代初。就在这时，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出版了，为“悲观派”提供了强大的生力军。 汤普森认为：“平均”的生活水平是没有意义的，“平均”只说明抽象的工人，而每一个具体的工人，那些受苦受难、饥寒交迫的手织工、织袜工、剪绒工等等，他们的痛苦就被悄悄地埋没在这个“平均”水平之下，他们的苦难也就被完全掩饰了。他因此分门别类地逐一叙述各个工人集团在工业革命时期的生活状况，表明受工业革命影响最大的这些人，如何落到了贫困的深渊。除此之外，汤普森还指出：单纯的“量”不足以说明生活水平，“质”的因素必须考虑，而且也许更重要。即便某些工人在实际收入方面确实有所提高，但他们丧失了对自己劳动的控制权，丧失了“独立”，丧失了娱乐和休闲，丧失了与家人团聚在一起的天伦之乐，他们必须服从严格的劳动纪律，成为生产与机器所控制的仆人。这些代价，是补偿不了物质生活的某些改进的。汤普森以他“生活水平的质”的概念投入论战，使生活水平问题向更广阔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汤普森还讨论了卫斯理宗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卫斯理宗是18世纪中叶由国教内部产生的一个新教派，它重视在劳动人民中传播“福音”，引起下层人民狂热的“宗教复兴”。汤普森认为，卫斯理宗一方面改造了劳动人民桀骜不驯的性格，使他们成为有自制能力的新人，从而为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培养了第一代懂得服从和遵守纪律的工人。但另一方面，卫斯理宗为工业革命时在现实中总是遭受挫折（包括反抗斗争中失败）的工人提供了精神上的避难所，因为“强调来世的任何宗教都是失败者和失望者的千年王国”（第381—382页）。卫斯理宗由于不肯抛弃任何一个“被遗弃的人”，坚持在普通劳动人民中传播上帝的声音，因此得到劳动者的拥护，使他们在宗教中寻找到一丝慰藉。劳动者在卫斯理宗的小组讨论会、群众性的露天布道、野营传教活动以及担任地区及班组负责人和俗人传教士的工作中找到了自身的价值，从而为形成某种“觉悟”创造了条件。而且，所有这些形式又都为日后的工人运动提供了现成的借鉴，使他们获得了组织工作的经验。汤普森没有对卫斯理宗这样一剂“宗教鸦片”作简单了事的判决，而是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受苦人的角度来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卫斯理宗为什么能够成功地发挥既作为剥削者的宗教又作为被剥削者的宗教这样双重的作用呢？”（第375页） 书的第三部分题为“工人阶级的存在”，实际上是写19世纪最初30年代工人阶级的政治史，“从卢德运动开始，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那些可歌可泣的年代。最后，还对19世纪20和30年代的政治理论和阶级觉悟的某些方面进行探讨”（第12页）。在这一部分中，作者满怀深情地描述了工人阶级有组织反抗的经历，在他的笔下，被统治者长期认定是“叛逆”、“罪犯”的工人运动领袖都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成为在本阶级解放事业中英勇献身的大无畏英雄。作者的同情心跃然落于纸上，他对工人阶级的每一种反抗形式都给予同情的评价，而不管它看起来是如何“原始”、如何鲁莽甚至不合情理。他认为那些就是英国工人在工业革命时期的主要经历，都导致工人阶级的最终“形成”。他不愿站在后人的高度上来指责前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