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记忆的论文研究问题

佛教、佛洛依德、荣格的“解梦” （1）、二十世纪3大伟人之一的弗洛依德，创建精神分析学，构筑于无意识理论的基础上。他认为人类行为、思想【最深层次的驱动力就是无意识】，稍微接近了佛教的业力说法。 弗洛依德在精神病学研究中发现，人的心理现象之所以神秘到连本人都难以认知，是因为人的精神中存在一个远不为人所知的领域，这就是无意识。弗洛依德进而将人的意识划分为三部分：意识、前意识、无意识。意识是人的所知所想所感，这部分意识是人自身所认识的，但弗洛依德认为这部分意识并不能代表人的真正思想与欲望，人的真正欲望深潜于无意识之中。无意识虽深藏不露，但包含着巨大的能量与动力，人类行为、思想【最深层次的驱动力就是无意识】，但无意识本身却直接为人所认知，以弗洛依德看法，这里存在一个“压抑系统”，压制人对无意识精神的认识，或称为形象比喻成一道“检查机制”，对无意识产生强大压抑作用的，是人的意识中的宗教、道德、伦理。前意识则是无意识与意识之间的桥梁，有一部分无意识通过压抑系统，但并没有直接进入意识之中，而是存在前意识中，这种前意识相当于一个精神缓冲区。【弗洛依德在无意识研究上还有很值得一提之处，他认为人的记忆并不曾消失，无论是亲身经历的事，或者是见过的人，看过的书等等，即使是很不经意的一眼。】但我们的意识却常常遗忘，即使是五分钟以前的事，说不定也容易忘掉，更不用提起童年的事情。但【在无意识中，一切记忆都完好地存在着，没有缺失，但很遗憾大多却不为人所可以记起】。精神病学家们非常重视对病人童年时代的分析，因为人的许多心理疾病，往往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通过催眼引导，有些病人常能诉说童年的遭遇，虽然清醒时他们并不能想起这些往事，但这些往事常是长大后心理疾病的源泉。 （2）、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提出“集体潜意识”，认为这是【最深层次的驱动力】，比佛洛依德前进了许多，更接近佛教的阿赖耶识（神识）了。 “集体潜意识”是指人类原始祖先潜藏记忆的储存库 ,是人类据以做出特定反映的先天遗传倾向 ,是最深层的无意识。荣格认为它是一个储藏所 ,是由世世代代遗传下来的 ,但又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我们行为的各种本能和原型组成 ,是人类历史进化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祖先经验的积淀。在这个层次中 ,人不再有个体的区分 ,个人的心灵在这里扩展开来并融入人类的心灵 ,存在着不能加以分割的整体性。从个体出生的那一天起 ,集体潜意识的内容就给个人的心理与行为提供了一套预先形成的模式 ————一个人出生后将要进入的那个世界的形式 ,作为一种心灵的虚像个体已经先天地具备了。 集体潜意识能产生各种意象和概念，不受意识控制能驱使人做出某种行为。而佛教唯识学认为阿赖耶识是身心世界生起的本源 ,能将所有经验保藏无失 ,遇有机缘条件即可复现，决定人的种种心理与行为等身心活动。 阿识的内容是由其所含藏的各式各样的种子构成的。种子 ,就像地中的种子 ,有唤起的潜在功能 ,也就是在阿识中含藏着的产生现象经验等现行的功能作用 ,是阿识中一种潜在的功能差别。在阿识中 ,我们所曾做过的、经历过或察觉到的所有事情、经验 ,都是以种子的形式储存起来了。 （3）、量子力学的权威薛定谔，近来研究生命科学，薛氏说：“我在母胎时，并不是我生命的开始，我是依照了过去的蓝图，而出现我的生命。我的死亡，也并非我生命的结束。”薛氏之说，生前已有蓝图，死后生命并不结束，恰恰否定了人死如灯灭的俗论。他也谈到，遗传密码是带着人多生多世的知识，一生命运的展开，无非是遗传密码的一个译码过程。而这一世你的人生的经历，学习的过程，又在这个遗传密码当中添进了新的密码，然后这个添进新密码的遗传密码，又会找到另外一个生命载体。

学术堂整理了十五条家具方面的论文供大家进行参考：1、亲子互动家具设计中的用户体验研究2、工艺性动画微电影制作设计--以新疆地区出土唐代家具为例3、亲子互动家具设计原则与要素的研究4、探究明式圈椅对现代家具设计发展的影响5、浅析传统图案在现代家具设计中的创新运用6、儿童家具的安全性设计探讨7、古典家具多曲面逆向设计方法研究8、家具设计与微建筑设计的探析9、“新中式”家具的设计批评研究10、榫卯结构家具设计分析与研究11、浅谈家具设计的创新和发展12、老年人家具人性化设计研究13、集体记忆重构视角下的工业遗产型创意产业园家具设计14、明式家具设计中的造物思想研究15、公共艺术形态下的校园家具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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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花样繁多的“政治失忆”者轮番登场。诸多“政治失忆”问题，反映出一个本质性逻辑——对社会记忆或集体记忆的刻意操纵，涉及历史、文化等诸多层面。一般而言，集体记忆与群体身份有关，不同的利益主体往往有着相对不同的集体记忆。但与此同时，也有着交叉性的共识。全球化进程背景下，共识层面的记忆亟待强化，这涉及“祸福同当”的地球村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问题。2019 年9月11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拍摄的雕塑“铸剑为犁”1无论从个体经验还是从集体经验来说，记忆都不仅是主体行为，更是主体间交往的结果。20世纪20年代，法国历史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已指出，个人记忆是在现实社会组织（如家庭或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内形成的，而“集体记忆”的框架正是由相关个体彼此互动后才得以建构。例如借助各类形式的同学会，我们在不自觉中为自己的学生时代绘制了五彩斑斓的记忆画卷。同样，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首先是通过两次国际审判（纽伦堡、东京）得到各国确认，进而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雅尔塔体制的运作中展示它的效能。换言之，二战记忆的存续直接关系到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乃至战胜国之间既定关系的历史合法性问题，绝非某位政客或某个国家单方面靠“失忆”就能改变的。在全球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超越民族国家而进行的记忆对话与合作实践变得愈加频繁。在欧洲，战胜国与战败国共同确立了二战的记忆时间，其中不仅有共同庆祝日（5月8日欧战胜利），还有共同哀悼日（1月27日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解放）；在非洲，塞内加尔在其首都达喀尔设计了殖民地解放事业的记忆空间——非洲复兴纪念碑，以此承载这片大陆的“共同的历史和命运”；在亚洲，中、日、韩三国曾合编了一本历史教科书，取名为《开创未来的历史》，旨在确立共同记忆的对象；无独有偶，德、法两国同样合编了历史教科书，更增添了邻国历史的比较章节与两国关系史，推动了相互理解与历史共识的形成。在世界范围内，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犹太隔都（源于中世纪的犹太区，意为市区中少数民族的聚集区）纪念碑前下跪的照片，之所以能够成为各国历史教科书中最常用的历史插图之一，恰是因为它所蕴涵的记忆价值是值得推广的历史经验。与此相反，无论是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累累白骨，还是犹太受害者等待死亡列车的凄惨背影，都为年轻一代展示了人类社会必须吸取的惨痛教训。一般而言，当过去的时间、空间、对象及其价值的共同记忆变得越来越多时，人们对地球村的认同感才会逐渐上升。2当然，地球村共同记忆的建构之路并非坦途。一方面，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性问题，造成全球范围内的记忆共识存在着先天不足。在人类发展史上，尽管地区间交往的历史可追溯至数千年前，但近现代以来受利益驱动的资本扩张，才是把世界各部分紧密联系起来的原初动力。由此，也出现了中心区与边缘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形成了有利于西方国家利用其政治霸权地位来塑造涉及记忆文化的话语权。冷战阴影则增加了形成共同记忆的难度。敌我之分的意识形态斗争，不仅给反法西斯同盟关系画上句号，还不时强化着根深蒂固的政治偏见，以至于当下居然在二战起源问题上也呈现“失忆”怪象。另一方面，当用以传播历史记忆的手段变得更为丰富便捷时，地球村的共同记忆建构却可能正面临碎片化、暂时化与表象化的危险趋向。新媒体虽然提供了扁平化的交往平台，似乎实现了“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这一理念，然而缺失宏大关怀的个人体验有时很难引起“共鸣”。相反，仅仅基于个人经验去书写历史，很容易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历史之战”。这不仅发生在一国内部，还偶发性地出现在一些世界性的社交网络中。例如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关口罩使用的历史及功效就成为重要话题之一。在此情形下，所谓“后真相”层面的现象便层出不穷。“后真相”是牛津词典2016年的年度词汇。英国“脱欧”公投期间，这一词汇频繁出现在各类报道和分析文章中，公投本身也被定性为“后真相政治”，即“客观事实对公众观点的影响不如诉诸感情或个人看法更有力”。博人眼球的“历史探秘”，或者吊人胃口的“告诉你教科书中不写的史实”等标题党应运而生。在互联网世界里，人们或许找到了某种共同记忆的“形式”，但这些“形式”大多只是表象，并不代表使用者之间形成了共同记忆建构的实质基础，特别是赖以结合的文化精神。毕竟，在虚拟空间里，戴着面罩、掩饰个性的人并不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