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史诗研究的代表性论文

左思咏史八首解析 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人。生卒年不详。与陆机、潘岳等同时。博学能文，征为秘书郎。后齐王司马冏命为记室督，辞疾不就。他出身寒门，不喜交游，仕进不得意，因此对当时门阀世族把持政权的现实感到非常不满，在一部分诗作中反映了这种不合理现象，同时也表现了他蔑视权贵的反抗情绪。左思是西晋太康时期的杰出的作家，他的诗赋成就很高，他的《三都赋》使“洛阳纸贵”。他的诗，谢灵运认为“古今难比”，钟嵘《诗品》也列为上品。《咏史》诗八首，是左思诗歌的代表作，所以刘勰说：“拔萃于《咏史》。” 《咏史》共八首，大都通过对古人古事的歌咏来抒写自己的怀抱。题名咏史，实际是咏怀。 其一（弱冠弄柔翰）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自己二十岁时就舞文弄墨，写作文章；才学出众，博览群书。写论文以《过秦论》为典范，作辞赋以《子虚赋》为楷模。边疆发生战争，告急的文书飞快传到京城。我虽然不是将士，但也读过《司马穰苴兵法》一类的兵书。放声长啸，啸声在风声中激荡，志气豪迈，哪里把东吴放在眼里。一把很钝的铅刀都希望能有一割之用，做梦也想施展自己的才能。消灭江南的东吴，平定西北的羌胡。功成之后，不受封赏，从此告别官场归隐田园。 其二（郁郁涧底松）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niè）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jiè）旧业，七叶珥（ěr）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深涧底下郁郁葱葱的高大的松树，山顶上一棵青青的小树苗。那仅有一寸粗的小树苗，竟然遮盖了涧底百尺长的大树。世家大族子弟占据高官之位，出身寒微的人却沉没在低下的官职上。这是出身地位使他们如此，由来已久，不是一朝一夕之事。金、汤家族凭借祖先的世业，七代做汉朝的贵官。冯唐难道没有伟大的才能吗？可是年纪很老了还没有得到重用。（冯公，指冯唐，生于汉文帝时，武帝时仍居郎官小职。） 其三（吾希段木干）本篇通过对段干木、鲁仲连的歌颂，寄托作者自己的理想。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临组不肯緤（xiè），对圭宁肯分？连玺耀前庭，比之犹浮云。我仰慕段干木，使秦国偃旗息鼓不敢进犯魏国。我仰慕鲁仲连，谈笑之间使秦军撤退。可贵的是在世上不受富贵笼络，在人家遭难时替人家排难解忧。立了大功却不受赏赐，高尚的气节与众不同。交给他们官印不肯接受，难道还肯接受圭璋？（对于他们来说）成串的官印光耀门庭的事，却好像浮云一样与自己无关。 其四（济济京城内）本篇以王侯贵族的豪华生活与扬雄的贫居著书生活作对比描写，并对后者加以肯定。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盖荫四术，朱轮竟长衢。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南邻击钟罄，北里吹笙竽。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京城内玉侯的住宅富丽堂皇，显贵的冠服车盖充满道路，朱色的车轮在长长的街道上来来往往，络绎不绝。朝朝暮暮，不是在金、张家，就是在许、史家（金，指金日磾家；张，指张汤家；许，指汉宣帝许皇后娘家；史，指汉宣帝祖母史良娣娘家）。这些贵族高官之家不是这家“击钟罄”，就是那家“吹笙竽”。寂静的扬雄家，门前没有一辆卿相的车。扬雄在幽静空廓的屋子里写《太玄经》，阐述玄远虚无的道理。他模仿孔子《论语》写作哲学著作《法言》，摹拟司马相如的赋写作《长杨》、《甘泉》等著名赋篇。在以后漫长的历史上，扬雄的名字闻名于四面八方。 其五（皓天舒白日）本篇写作者鄙视尘俗，希望隐居高蹈的意志。皓天舒白日，灵景照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欻（xū）来游？被（p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 晴朗的天空，耀眼的阳光照耀着神州大地。洛阳城皇宫里一排排高耸的建筑，飞檐如同浮云。在高门大院里，居住着许多王侯。自己本来就不是追随帝王以求仕进的人，为什么忽然到这里来游览呢？穿着粗布衣服走出阊阖门去，迈开大步去追赶许由。因都城生活龌龊，所以振衣高岗，濯足长流，以去尘杂污秽。 其六（荆轲饮燕市）本篇通过对荆轲的歌颂，表示对豪门贵族的蔑视。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振。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荆轲在燕国的都市里饮酒，酒性正浓，气概则更为不凡。高渐离击筑，荆轲高歌相和，甚至激动得流下眼泪，好像身边没有别人似的。虽然没有像壮士那样取得成功，但与世俗的人们比较明显不同。荆轲高视不凡，四海尚且觉得小，那些豪门势族难道还值得一提吗？高贵的人虽然自以贵，我看他却像尘埃；卑贱的人虽然自以为贱，我看他重如千钧。 其七（主父宦不达）本篇通过对主父偃四人早年不得意的描写，感叹历来贤士常遭困顿，以寄寓自己不得志的愤懑心情。主父宦不达，骨肉还相薄。买臣因采樵，伉俪不安宅。陈平无产业，归来翳负郭。长卿还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贤岂不伟？遗烈光篇籍。当其未遇时，忧在填沟壑。英雄有屯（zhūn）邅（zhān），由来自古昔。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主父偃游学未遇的时候，他的父母兄弟都很轻视他。朱买臣因为原先采樵为生，他的妻子改嫁而去。陈平没有产业，居住在背靠着城墙的穷巷。司马相如偕卓文君回到成都，家中空无所有，徒立四壁。这四个贤人难道不伟大吗？他们的遗业垂名青史。但当他们没有发迹的时候，担心因穷困而死。英雄也有处境艰难的时候，从古以来就是如此。哪个时代没有奇才？有的人一生不遇埋没在草野之中。 其八（习习笼中鸟）本篇写苏秦、李斯等人以追求荣华而丧生，主张人生应当安贫知足。习习笼中鸟，举翮（hé）触四隅。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出门无通路，枳棘塞中涂。计策弃不收，块若枯池鱼。外望无寸禄，内顾无斗储。亲戚还相蔑，朋友日夜疏。苏秦北游说（shuì），李斯西上书。俯仰生荣华，咄嗟复凋枯。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馀。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被关在笼中之鸟，虽然屡次要飞，但扇动翅膀就碰上了笼子的四边。与人疏远的穷巷的士人，抱着自己的影子独守空空的草房。出门去没有畅通的道路，枳壳树和荆棘挡住了前进的路途。虽然有好的计策也不被人采用，处境困难好像干涸的池塘之鱼。在外没有微小的俸禄，回顾家里没有一斗米的储藏。亲戚们都轻蔑他，朋友也渐渐的疏远了。苏秦向北方游说燕、赵等六国合纵抗秦，李斯西入秦国上书。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荣华富贵，一忽儿又被杀死。偃鼠到河里饮水不过喝饱肚子，并不想有什么馀存。鹪鹩在深林里栖息，只是借一枝树枝，它们实在可以为达士的楷模。 第一首也可以看作这组诗的序诗，是写自己愿意为国立功和功成不受爵的抱负。本诗风格雄浑，语言遒劲，意气豪迈，情感昂扬，这一点与曹植诗的风格有相似之处。第二首写由于门第的限制，有才能而出身寒微的人们只能屈居下位，而世族子弟却依靠兄世业窃居高位。本诗通篇用对比手法，如“涧底松”与“山上苗”，“世胄”与“英俊”，“金张”与“冯公”的对比，表现得鲜明生动；内容由隐至显，如前四句比较隐，后八句就很明显了。一层比一层具体，具有良好的艺术效果。（华海国平）吾希段干木①，偃息藩魏君②。吾慕鲁仲连③，谈笑却秦军④。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⑤。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⑥。临组不肯緤⑦，对珪宁肯分⑧？连玺耀前庭，比之犹浮云⑨。【注释】①希：向慕。段干木：战国魏人，隐居穷巷，不愿做官，是当时的贤者，魏文侯对他很恭敬。②偃息：退隐而高卧。藩魏君：保卫魏国国君。据《吕氏春秋·期贤》篇记载，秦国兴兵要攻打魏国，司马唐谏秦国君说：段干木是位贤人，魏国以礼待他，天下没有不知道的，不可以加兵。秦国君以为然，终于不敢攻打。③慕：仰慕。鲁仲连：战国齐人，好奇伟俶傥之策，而不肯做官。(见《史记·鲁仲连列传》)④却秦军：退秦军，据《史记·鲁仲连列传》记载，秦使白起围赵，赵国正计划尊秦为帝，以求罢兵。当时鲁仲连正在赵国，说服了赵人，放弃了这个计划。秦军知道后，退兵五十里。鲁仲连退秦军是用舌辩，所以说“谈笑”。⑤不羁：不受笼络。贵不羁：以不被笼络为高贵。遭难：遇到患难。解纷：解除纷扰。据《史记·鲁仲连列传》记载，鲁仲连却秦军之后，平原君要给他高封厚赏，他再三辞让说:“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这两句是说世上所贵者是那些能为人排难解纷的不羁之士。⑥卓：高的样子。高节：高尚的节操。《史记·鲁仲连列传》说他“好持高节”。⑦组：丝织的绶带。古代做官的人用来系印玺以结在腰间。蝶 (xiè卸)：系。不肯蝶：不肯结挂印玺。⑧珪：瑞玉板，上圆下方。古代诸侯，不同的爵位，分颁不同的珪。分：指分别颁发。宁肯分：指不接受官爵。⑨连玺：成串的印。耀前庭：光照前庭。比之浮云：把高官厚禄看作象浮云一样轻。 【赏析】这首诗歌颂段干木和鲁仲连为国立功，不要爵禄的高尚情操。诗人表示了对他们的仰慕和向往。《咏史八首》(其一)云:“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何焯认为，此诗“申前‘功成不受爵’意”(《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也就是说，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功成身退，不受封赏的思想。 诗的开头四句就点明诗人所仰慕的两个历史人物和他们的事迹。这两个历史人物就是段干木和鲁仲连。段干木，战国时魏国人。隐居不仕，魏文帝尊他为师。当时秦国要攻魏，司马唐谏秦王说:“段干木贤者也，而魏礼之，天下莫不闻，无乃不可加兵乎!”秦王为之罢兵。事见《吕氏春秋·期贤》篇。鲁仲连，战国时齐国人。一次秦兵围赵国的邯郸城，这时鲁仲连正好在赵国。鲁仲连说服了魏国派往赵国劝赵尊秦为帝的辛垣衍，秦将闻知此事，退兵五十里。事见《战国策·赵策三》。诗人渴望像段干木、鲁仲连一样，为国家效力。“吾希”、“吾慕”，表达了诗人的仰慕之情和自己的愿望。“偃息藩魏君”和“谈笑却秦军”，概括了段干木和鲁仲连的事迹。言简意赅，又紧扣《咏史》这一诗题。“偃息”，写段干木之退隐高卧，“谈笑”，写鲁仲连之从容善辩，皆极传神。 双起单承，“当世贵不羁”四句，单写鲁仲连。《战国策·赵策三》记载，鲁仲连在退秦军之后，赵国国相平原君欲赏赐千金，鲁仲连说:“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意思是说，作为“天下之士”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为人排难解纷，而不取任何报酬。于是他就辞别了平原君，离开赵国，再也没有露面了。于此可见，这四句中，前二句是化用鲁仲连语意。后二句则对鲁仲连做出崇高的评价。“高节卓不群”，实此诗之诗眼，承上启下。 “临组不肯緤”四句，比较具体地写鲁仲连“功成耻受赏”，表现他的高尚节操。“组”，丝织的绶带，古代做官的人用来系印章于腰间。“珪”，一种上圆下方的瑞玉。古代诸侯，爵位不同，颁给珪也不同。“玺”，官印。不论是“组”、“珪”，还是“玺”，都代表官职爵位。对于这些，鲁仲连不仅不接受，而且视若浮云。这里写的是鲁仲连高尚的思想品质，同时也表现了诗人的思想和愿望。应该指出，一个人的思想是极其复杂的。左思之妹左芬是晋武帝的贵嫔，据《左思别传》记载，她“颇以椒房自矜”，又据《晋书·贾谧传》，左思是贾谧的“二十四友”之一。贾谧因为贾后的关系，权过人主，作威作福，自负骄宠，奢侈逾度。而“二十四友”皆“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这些人“或著文章称美谧，以方贾谊”。这说明左思并不是不看重荣华富贵，没有功名利禄之心，只是在仕途迍邅时，才发此高论。 李白也有一首歌颂鲁仲连的诗，诗云:“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寄寓了自己功成身退的思想，显然受了左思《咏史》的影响。(穆克宏)《咏史》诗最早源于班固，但班固的《咏史》只是单纯地歌咏史事，而左思的《咏史》则运用历史材料充分抒发自己怀抱，名为咏史，实为抒怀，借古代人事抒发自己的人生实感。总之，左思《咏史诗》一改班固创为《咏史》时的质木无文，打入自己的身世之感，情感激烈深切，借古人之事，抒个人情怀，使咏史这一诗体有了质的飞跃。诗体名。以史事为题材的诗。以东汉班固咏缇萦救父的一首诗(或题为《咏史》)为最早。其后王粲、左思、鲍照等均有以《咏史》为题的诗作。唐代胡曾的诗集，即以《咏史诗》为名。 词语分开解释：咏史 : 组诗名。西晋左思作。共八首。诗中揭露西晋门阀制度只重门第、扼杀人才的不合理性，也抒发了自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的高洁情怀。诗歌语言朴实，感情激越，虽有失意苦闷，却无颓废情调。这种风格，被后人称为“左思风力”。左思,西晋文学家,字太冲。临淄（今山东淄博）人，生卒年不详。左思家世业儒学，少时曾学书法鼓琴，皆不成，后来由于父亲的激励,乃发愤勤学。左思貌丑口讷,不好交游,但辞藻壮丽,曾用一年时间写成《齐都赋》（全文已佚，若干佚文散见《水经注》及《太平御览》）。泰始八年(272)前后，因其妹左棻被选入宫,举家迁居洛阳，曾任秘书郎。元康年间，左思参与当时文人集团"二十四友"之游，并为贾谧讲《汉书》。元康末年，贾谧被诛，左思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后齐王召为记室督，他辞疾不就。太安二年(303),河间王部将张方纵暴洛阳，左思移居冀州，数年后病逝。 左思作品旧传有集5卷，今存者仅赋两篇，诗14首。《三都赋》与《咏史》诗是其代表作。《三都赋》问世后，一时间豪富人家竞相传写，以致"洛阳纸贵"。左思另有一篇抒情小赋《白发赋》,语言朴实、行文幽默、感情含蓄,与《三都赋》完全不同。它采用头发与人对话的寓言体，尖锐地抨击"靡不追荣，贵华贱枯"的社会现实。左思诗歌代表作品是《咏史》诗8首，见于《文选》。错综史实,融会古今，连类引喻，"咏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见"（沈德潜《古诗源》）。把深刻的现实内容以巧妙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是《咏史》诗的基本特点。 左思作文多用对偶句,但无呆滞之弊;他讲究练字练句而不失自然；他祖述汉魏而不刻板仿古，落落写来,自成大家,像"振衣千仞□,濯足万里流","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等都是写得很传神的诗句。《咏史》诗语言朴实，感情充沛，气势雄健，虽然抒发了内心的郁闷苦恼，但没有流露出沮丧颓废的情调，一气贯注的诗篇中回荡着壮志不已的悲凉，很近于建安文学的慷慨任气。左思《咏史》诗的这种风格被钟嵘称为"左思风力"。"左思风力"曾对陶渊明发生过影响。左思所创造的"涧底松"这一艺术形象也被南朝范云、初唐王勃借用来抒发怀才不遇的苦闷。左思另有《招隐》诗两首，文笔流丽，其中"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很受后人赞赏。《娇女诗》一首，语言朴素，感情真挚，对小女儿的疼爱之情跃然纸上。陶渊明的《责子》、杜甫的《北征》、李商隐《骄儿诗》等，都受到它的一定影响。此外他还有《杂诗》一首，《悼离赠妹》诗二首。前者风格与《咏史》相近，后者是四言诗，典雅凝重。西晋文学家。字太冲。临淄（今山东淄博）人。生卒年不详。他家世业儒学。少时曾学书法鼓琴，皆不成，后来由于父亲的激励,乃发愤勤学。左思貌丑口讷,不好交游,但辞藻壮丽,曾用一年时间写成《齐都赋》（全文已佚，若干佚文散见《水经注》及《太平御览》）。泰始八年(272)前后，因其妹被选入宫,举家迁居洛阳，曾任秘书郎。元康年间，左思参与当时文人集团“二十四友”之游，并为贾谧讲《汉书》。元康末年，贾谧被诛，左思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后齐王召为记室督，他辞疾不就。太安二年(303),左思移居冀州，数年后病逝。左思作品旧传有集 5卷，今存者仅赋两篇，诗14首。《三都赋》与《咏史》诗是其代表作。左思的作品收录于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逯钦立所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 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 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 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 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 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 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410左右--466)。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拟行路难》18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运用七言句法，表现了个人的不幸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 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谐。这样，“永明体”的新诗体逐渐形成。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眺(464左右--499)。谢眺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 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 “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部分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思念家乡、立功求胜的心情，他的《从军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很突出，《古意》一首、《古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焕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一首《凉州词》写尽了远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鹤雀楼》诗意高远，富于启示性。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乐府古题19首和新乐府12首。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来说，元诗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这是源于他们文学观点的一致。张籍和王建虽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他们以丰富的创作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情农民疾苦是张籍乐府诗的主题，以《野老歌》最为著名。风格与上述几人十分相近的李绅诗作虽不多，但《悯农》诗二首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除新乐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韩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孟郊(751--814)与贾岛(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刘禹锡(772--842)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此外，他的律诗和绝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如《江雪》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李贺(790--816)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苏小小墓》、《梦天》等都是充分体现他的独特风格之作。 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 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 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的诗。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宋初的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国难深重的南宋时期，诗作常充满忧郁、激愤之情。陆游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与他同时的还有以“田园杂兴”诗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写景说理而自具面目的杨万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 源于唐代的词，鼎盛于宋代。唐末的温庭筠(812--870)第一个专力作词。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他后期的词艺术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 宋初的词人象晏殊(991--1055)、欧阳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1049--1100)和周邦彦(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在两宋词坛上，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 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约1155--1235)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 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 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17年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 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新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女神》也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它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新诗推向新的水平。 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 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较为突出。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诗表达了作者不靠施舍、踏实求索的愿望。还有《匆匆》、《自从》、《毁灭》等诗都表现了历经坎坷与幻灭，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坚韧。文学研究会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她的这些诗都被称作“繁星体”。她的“繁星体”诗多表现母爱、童真和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 怒吼的诗指的是瞿秋白和蒋光赤等共产党员作家的政治抒情诗，其中蒋光赤(1901?/FONT>1931)的诗最多。他的诗中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恶象》、《中国劳动歌》、《哭列宁》等诗一扫当时许多新诗中的缠绵悱恻之调，充满了阳刚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诗存在内容较空泛的弊病。 在新诗创作中，爱情诗这一领域当属湖畔诗社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汪静之(1902-- )、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和冯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他们的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大胆而袒露，其间所显现出的质朴、单纯的美是最打动人的地方。 写自由体诗的冯至(1905--1994)也是比较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既写爱情，也写亲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提倡格律诗的是新月派。闻一多(1899--1946)为格律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建设新格律诗，闻一多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闻一多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感贯穿始终。此外，他的诗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他的艺术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他常选择某一形象来托物寄情。他善用贴切的比喻以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他的诗具有他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一特点对整个格律派产生过重大影响。徐志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诗人。他的诗主要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对现实的不满。表现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他的诗多收于《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集中。 几乎在新月派活跃的同时，象征派的诗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象征派的诗既不真实描写，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采用不同于常态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段制造朦胧、神秘的色彩。李金发(1900--1976)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他的诗反映了“五四”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面临茫然的前途时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李金发被人称为“诗怪”，是因其诗怪诞，可读性较差，但他的诗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如诗中大量形象鲜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强烈的感觉等皆为许多人所不及。其他成绩较为突出的象征派诗人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 30年代的左翼诗派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领诗坛一派风骚。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诗热情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生动描绘工人运动的战斗场面。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所以他的诗感情充沛而真挚又不流于空泛，艺术风格朴实、粗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的诗》等。左翼诗派的重要代表团体是中国诗歌会。他们的艺术主张是诗歌大众化，倡导诗歌面向下层人民，歌唱抗日救亡运动，代表诗人是浦风(1911--1942)。 新月派之后，描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的现代诗派兴起，戴望舒(1905--1950)是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他因1928年发表的《雨巷》一诗而获“雨巷诗人”的美名，曾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这些诗作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感和孤独感。他的诗大量采用象征意象，但因贴近主观情绪，诗意虽曲折、朦胧但并不过于晦涩。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鲜而贴切。富于节奏感是他的诗的另一特色。 抗战后诗坛上最重要的诗派是七月派。七月派的重要诗人是胡风、艾青、田间、亦门、鲁藜、邹荻帆等。在他们的创作中，政治抒情诗占有很大比重，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七月派在艺术上注重以炽烈的激情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质朴、粗犷、奔放是七月诗人共有的艺术特色。 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 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发表讽刺诗的笔名。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政治讽刺诗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扫荡了末日社会的各个角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他们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森林诗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严阵的《老张的手》，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李瑛的《军帽下的眼睛》，公刘的《边城短歌》和《黎明的城》，顾工的《喜马拉雅山下》等。此外，诗歌形式有所创新，吸取民歌营养的信天游、接受外来影响的阶梯式、新格律诗等形式相继出现。 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 但取得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不够丰富的缺点。 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 80年代中后期以后，诗坛又出现了自称为“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派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