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意象神奇想象论文范文资料

从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期开始，随着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地楚墓的不断发掘，把一个神奇的艺术天地，从两千年以前的地层中展现出来，使我们有缘领略到上古时期南方楚人奇异而丰富的艺术创造。那是怎样的一个艺术世界哟，那种奔放、跃动、飘洒、流动的原始浪漫主义气质，那种镂金错彩、繁复富丽之美，那种带有原始艺术的奇诡、怪诞的造型特质和巨大的幻想性、象征性、隐寓性的艺术观念，实在令人赞叹不已。每当我们为楚美术奇幻的形制、跃动的线条和绚丽的色彩而感慨的时候，我们深深地被楚人的创造心智所震撼！我们不能不与那些古老的图式、形象、线条、色彩、韵律产生心灵上的共鸣。这就是楚美术的神奇魅力，也是上古时期人类心智和精神的永恒呈现。如果把楚美术放在世界文化大视野中去透视，楚美术所取得的这种成就，在上古时期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诚如有的学者所言，“楚艺术不惟明显区别于中国东周时期北方地区的艺术，也是与人类在古代世界所有杰出的艺术创造，与早于它的古代埃及艺术、巴比伦艺术、以及与它大致同期的古希望艺术、稍后的罗马艺术相互辉映的”。（参见皮道坚：《楚艺术史》，第5～6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的确如此，楚美术之于中国艺术发展史，乃至整个世界艺术发展史的意义，在于它以奇丽无比的想象和极富个性的创造构成了一个特殊的艺术天地，折射出了楚人在上古时期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状况，那些具有神秘感和形式美的图式，作为人类永不复返的阶段而具有无穷魅力。 一、本土艺术的南北分流 艺术南北分流，这在中国艺术史上是一个不容回避和忽视的地域现象。早在史前艺术的萌芽时期，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和南方的长江流域母土里孕育起来的艺术事象，就明显地存在着风格和气质上的南北差异。同为稚拙天真、原始狂野的史前岩画，北系岩画多以动物、狩猎和放牧为主，其作者多为巫师兼猎人，对动物有敏锐的观察力，风格写实，追求逼肖物象，画风粗犷、质朴而生动，生活气息较浓。南系岩画则密切围绕宗教祭祀，大量表现人自身的形象，但突出的是宗教的神秘感，人物有符号化、装饰化和半抽象的特点，画风简约，具有浪漫的精神倾向。艺术源头上的地域差异成为艺术南北分流的决定性基因，这基因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和积淀，在中国上古时期的奴隶社会中晚期，再次显示出强劲势头。此时作为南北艺术的突出代表，它们分别是代表北方文化的中原艺术和代表南方文化的楚艺术。楚美术灵巧、清奇和俊逸，中原美术谨严、雄浑和庄穆，一南一北的两大艺术事象竞辉争妍，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交相辉映的双子星座 从上古时期本土艺术的南北对比来看，北方的中原艺术与南方的楚艺术可以互为参照。北方中原艺术的形成和成熟，并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是来自上古时期中原本土的东西文化的融合。中原的东部地区是殷文化，西部地区是周文化，这两支文化虽然同处于北方，但却有着明显的差异。殷文化是重感情、富有宗教情绪的原始文化。殷人崇拜自己的祖先，并把祖先与天神相混合，祭祀频繁而隆重，他们创造了媚神敬祖的乐舞，这种文化以狞厉为特征，并通过青铜器上的饕餮纹饰表现出来。其艺术图式于沉静中透出巨大的威严，仿佛要创造一种超凡的力量，可以对那些想象中的事物和精灵施加魔法，用非理性的精神、情感震慑统治无理性的身心。殷艺术气质沉静、写实、繁缛、工整，但却是玄想的产物。周文化则以理性为特征，虽然沿袭了殷人的某些风貌，但却是吸收和消化了殷文化之后，根据自己的个性而进行的创造，并很快就显示出了自己的独特气质。周人的青铜器造型浑圆、饱满、舒展，纹饰和谐、亲切、大方，大块的空白显示出质朴、开朗的气息，有着安详而富有秩序的理性精神。随着世俗化的加快，周人不再像殷人那样在原始宗教的迷狂中焕发阴森而深远的想象力；他们似乎天生富有理性精神，他们也崇巫，但不如殷人那般迷狂，他们也崇拜祖先，但却把祖先置于天神之上，以孝治天下代替神道设教；他们的政治不是原始残酷的拼杀，而是等级森严的理智化、伦理化的政治。这样一个冷静、理性的民族，其艺术图式自然有着理性的沉静与质朴，并超越殷人成为中原文化的主流。 地缘上居于江汉流域的楚文化与北方中原文化明显地拉开了距离，它有着极其复杂的构成而又自成一体。它既吸收了北方殷周文化，同时也吸收了南方蛮夷文化，但在气质上更接近于殷文化，与周文化相比有着更多原始宗教色彩和天真的自然气息。这种文化气质决定了楚艺术图式不是偏向理性的、写实的，而是偏向情感的、想象的。它既不像周艺术那样凝重、庄穆，又不像殷艺术那般狰狞和威严，它是狂放而奇诡的。那些神秘怪诞的复合造型，充满了无拘无束的想象，完全是一个充满了原始野性活力的世界；那些飞扬流动的纹饰，洋溢着浪漫的激情和充沛的生命活力，完全是一个富于抽象意味的动态世界；那些繁富艳丽的色彩，浓烈鲜明，和富于装饰性的配置相结合，产生了极为热烈而又神秘的效果，使原始野性世界笼罩在一片神秘、绚丽、热烈的氛围中。这一切显现出了楚人卓越的创造才能和艺术智慧 中原艺术崇尚刚健、笃实和辉光的美学原则。楚人则崇尚刚柔相济，既肯定刚健自为、自强不息精神，又随顺自然，与“天”合一。楚人在开疆拓土的创业过程中，奉之为精神法宝，同时，楚地浓厚的文化底蕴和形形色色的宗教崇拜使其艺术更加恣肆灵动。庄子那飞扬恣肆的浪漫情怀、个体的主体意识和博大的、宇宙意识也充分地体现在楚美术中。因此，我们看到的楚器物造型，无不体现出轻巧、灵动、清奇和俊逸的美学特征。 对自然的信仰和亲近是楚艺术精神的又一体现。楚人从来没有把人和自然分离开甚至对立起来，总是把自己当成宇宙的公民，总是怀着一种泛神论的自然观，就连中原人在理性意识支配之下认为绝无生命的对象，往往也被楚人纳入到自己的宇宙生命意识之中，这是具有宗教性或准宗教性的意识。然而正是在这里面蕴含了楚人孜孜以求的诗意，包孕了真正的眷恋、激情、冲动和哲理。基于这种意识，楚人常常往来于天上、地下、人间、神界而无碍，诗意地栖居在浪漫的艺境里。他们的信仰是诚挚的，感情是充沛的，思想是深远的，想象是灵动的，对自己、对自然也是熟谙于心的。他们充分尊重自治，不仅如此，还在更大程度上超越自然，以此来表态他们对世界、对自然、对人生的看法。 中原人艺术精神的衰弱，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理性意识的抬头。进入封建社会后，中原人社会意识日趋世俗，宗教意识也日趋淡泊。他们抛弃了鬼神意识，对于社会人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对于自然、哲理的追求却越来越失去热情，他们的艺术激情日渐消溶在“成教化，助人伦”礼乐文化中。比之楚人，中原人的确是越来越清醒了，但也更世故、更世俗了。自然在他们的心中已经消失了原有的生命性、精神性，自然不再有神灵，也不再有具性灵。这种疏离自然的倾向，致使中原艺术在意象上的生命感、精神感日渐减退。 而此时，楚人却直接从原始社会走来，依靠神话和宗教来弥补知识和经验上的不足，其宗教生活不能不散发出浓烈的神秘气息。同时，南方恋荒的自然生态环境又给楚人的艺术想象以无穷的滋养。大江芳泽、鸟兽野林、风雨雷电、水火星云这些充满无穷生命活力的自然意象，激活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同时也熔铸了楚人乐观、奔放、好动的性格。这种想象力又点燃了楚人神话和原始宗教的野火。在这民神杂糅、人神相通、神人相近的现实和想象世界里，楚人无法不对自然怀有一种宗教性的崇拜与亲近。楚人甚至认为万事万物都有神魔般的生命和力量，这种古老的意识像遗传基因密码一样一直积淀在楚人深层心理和艺术之中

浅谈《南行集》中的江水意象与苏轼哲学思考发轫

苏轼赋予了传统的江水意象以哲学的意味。自然之动本身彰显着一种永恒不变，永恒不变便是“静”。以下是我J。L为大家分享的关于《南行集》中的江水意象与苏轼哲学思考发轫之论文范文。

一、《南行集》与其中苏轼诗歌江水意象

苏轼人生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对“人生有限、宇宙无穷”的哲学思考，他在《赤壁赋》中论述了他思考的结论。关于苏轼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在嘉祐四年（1059年）的苏轼诗歌中，便已初见端倪。这一年，苏洵、苏轼、苏辙第二次一同进京，此时苏轼二十四岁。此次进京路途分为舟行和陆行两个阶段。从四川眉州至江陵，沿长江顺流而下，一路舟行，父子三人汇集舟行诗文为《南行前集》，苏轼为其作序。从江陵开始，陆路北上进京，江陵至京师诗文汇集为《南行后集》。前后两集合称为《南行集》。从苏轼研究的角度来看，此次进京有两重意义。首先，这是苏轼步入仕途的开始。其次，这也是苏轼文学生涯的正式开端。关于前者，此处不再赘述;而后者，则是我们将要进行的论证所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

在嘉祐四年进京之前，苏轼已经有文学创作活动这是必然的，如子由《怀渑池寄子瞻兄》自注云：“辙昔与子瞻应举，过宿县中寺舍，题其老僧奉闲之壁。”可见三苏第一次进京时，即嘉祐元年（1056年），他们也有文学创作活动。但是从今天所存资料来看，《南行集》之前的苏轼作品能够流传后世的极少。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此前作品未能大量流传，从一定程度上证明其作品质量不能与日后相提并论;另一方面，从苏轼一生的文学活动也可以看出，此前的创作应算作苏轼的练笔阶段，甚至在《南行集》中我们仍然看得见这种艺术上的青涩感。另外，从现存的苏轼作品来看，此前创作也确实没有惊人之作。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南行集》确实有其幼稚之处。但是无疑《南行集》对于苏轼而言，又具有重要的意义。《南行集》是苏轼文学生涯正式的起点，同时，伴随着《南行集》的诞生，苏轼的创作活动真正进入个人的文学自觉时期。《南行集》的编撰标志着苏轼文学创作的觉醒。 这一方面表现在，《南行集》是苏轼参与的第一部有意编辑成册的诗文集。从《南行集》开始，苏轼开始有意保留下自己的创作。无论这一行为出于主动还是被动，这都说明，至少从形式上，他已经开始为自己的作品找到了文学上的认同感。他开始用文学的眼光来看待、审视自己的创作。其次，从《南行集》开始，苏轼大量的作品被保留下来，后世对苏轼青年时代文学活动的认识，绕不过去的就是《南行集》。《南行集》诞生之前，苏轼的生活范围以四川为主。嘉祐元年三苏第一次进京，一路陆行，路线与第二次进京完全不同。嘉祐四年沿长江顺流而下的这次旅行，让苏轼与孕育了一半华夏文明的长江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南行前集》中对江水的描写非常多。江水的流动、渺远与永恒带给了苏轼很多思考。在苏轼对江水的描写中，我们看到年轻的苏轼对“人生有限、宇宙无穷”这一哲学问题的模糊认识与思考。《南行集》是苏轼文学的开端，而这一文学开端又展示了苏轼对这一哲学问题的最初思考，所以说苏轼这一哲学思考在文学上的表现是以《南行集》为起点的。

二、“人生有限、宇宙无穷”的哲学思考

《南行前集》是嘉祐四年，三苏进京沿长江顺流而下舟行部分诗文的汇集。《南行后集》是舟行结束以后，弃舟登陆，陆行至京师部分诗文的汇集。因此，《南行集》中与江水意象有更多联系的实际为《南行前集》。《南行前集》今存苏轼诗歌四十首，其中绝大部分都涉及到对江水的描写。旅途中描写自然风物是最正常不过的了。但是，苏轼笔下的江水意象，无论与同样在其路途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山意象相比，还是与同行的苏洵、苏辙笔下的江水意象相比，都带有明显的个人化印记。这种个性化最突出的表现之一，便是其中的哲学思考。此次舟行，三人尽览长江景致，而浩浩汤汤的长江水则给了苏轼无尽遐想的空间，在此期间，苏轼的创作中已然若隐若现地展示出了他对“人生有限、宇宙无穷”的最初思考。

（一）水边的思想者

潺潺的长江水，让我们看到的是独立江边思考着的苏轼。从故乡眉州出发，至嘉州开始舟行，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有同题诗三首。今将三人作品迻录于此，对比观之：初发嘉州（苏洵）  家托舟航千里速，心期京国十年还。乌牛山下水如箭，忽失峨眉枕席间。初发嘉州（苏轼）  朝发鼓阗阗，西风猎画旃。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锦水细不见，蛮江清可怜。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野市有禅客，钓台寻暮烟。相期定先到，久立水潺潺。初发嘉州（苏辙）  放舟沫江滨，往意念荆楚。击鼓树两旗，势如远征戍。纷纷上船人，橹急不容语。余生虽江阳，未省至嘉树。巉巉九顶峰，可爱不可住。飞舟过山足，佛脚见江浒。舟人尽敛容，竞欲揖其拇。俄顷已不见，乌牛在中渚。移舟近山阴，壁峭上无路。云有古郭生，此地苦笺注。区区辨虫鱼，尔雅细分缕。洗砚去残墨，遍水如黑雾。至今江上鱼，顶有遗墨处。览物悲古人，嗟此空自苦。余今方南行，朝夕事鸣橹。至楚不复留，上马千里去。谁能居深山，永与禽兽伍。此事谁是非，行行重回顾。初发嘉州，开始长江之上的数月漂泊，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三人都或多或少有对江水的描写。苏洵绝句以江水之急，写舟行之速。虽仅短短数语，却是别有洞天。苏辙由江水颜色之黑，想到“云有古郭生，此地苦笺注”，忆往事，思来者。苏洵、苏辙诗作虽各有佳处，然从其诗歌言意关系来看，写眼下真实的所思、所想，大体上也都可算作是言已尽意了。

与父亲和弟弟的诗歌相比，苏轼的诗歌没有父亲的浑然天成，也没有弟弟的博古通今，却比他们二人更多了一重意境。纪昀评此诗说“气韵洒脱”。清晨出发，带着对未来无限的希望和热情，奔波良久，方生出思乡之意。随着江水东流，故乡已离自己越来越远。此刻的兴奋之情尚能够让自己暂忘这一丝乡愁，看着奔腾的江水，仍能引出一片诗情。只是，日落时分，独立江边等待相约会别的乡僧，恐怕久久望着潺潺江水之时，心中不能只是白日里那种顺流而下的畅快和为自己比友人先到一步的欣喜了。傅道彬先生说，中国文学中有一种“日暮情思”，落日让人联想到的不仅是“太阳的家园”，更是“精神的家园”。黄昏时刻是最容易引出绵绵情思的时候。久立水边，年轻的苏轼想到了什么，他没有告诉我们。灵动的江水给人以深邃的宁静和无尽的想象。日落时分独立水边的苏轼让我们看得到日后那个面对江水可以进行无尽思考和想象的诗人。诗人“久立”所思为何？所有的这些都在“水潺潺”三个字中烟消云散。《初发嘉州》是苏轼人生中与江水的第一个约定，正如末句的“久立水潺潺”所造之境一样，在苏轼以后的人生中，在渺远的时间和空间中，苏轼面对浩浩江水完成了那么多人生与哲学的思考。南行之时，那个在黄昏时刻面对江水“久立”的身影，让我们隐约看到一个一如写作《赤壁赋》时的、思考着人生的苏轼。

（二）羡长江之无穷

苏轼笔下的江水是大气的、渺远无穷的。《竹枝歌》有“苍梧山高湘水深”;《初发嘉州》有“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入峡》有“长江连楚蜀，万脉泻东南”;《江上值雪，效欧阳体，限不以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为比，仍不使皓白洁素等字，次子由韵》有“江边晓起浩无际”;等等。江水意象在时间和空间上为苏轼开拓出一个新的境界。《牛口见月》有“山川同一色，浩若涉大荒”之句，壮阔的山川景物，为苏轼创造出新的空间概念，仿佛置身“大荒”之境;《舟中听大人弹琴》又有“弹琴江浦夜漏永，敛衽探听独激昂。江空月出人响绝，夜阑更请弹文王”，江浦夜弹的静谧，将时间拉长，这一时，这一刻，仿佛永远静止江面之上;前文所引《初发嘉州》有“久立水潺潺”之句，渺渺幽思如江水般缠绵不尽;《神女庙》中同样有“茫茫夜潭静，皎皎秋月弯。还应摇玉佩，来听水潺潺”，相似的意境，潺潺的水声，给苏轼以无尽的想象;《白帝庙》中有“荒城秋草满，古树野藤垂。浩荡荆江远，凄凉蜀客悲”之句，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而浩荡荆江却是源远流长。

滚滚长江给苏轼的始终都是一种浩荡无边的、模糊的意绪。历代都不乏描写江水的诗人，也不乏描写江水的佳作。苏轼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那么多面对江水的篇章都能给人以无尽的想象。同样的山川景物，同行的苏洵和苏辙便没有给人留下这么多想象的空间。苏轼的江水，是其个人化了的江水，不是矫揉造作，也不只是一时一地的感受。苏轼和江水之间有一种情感上的默契，所以他才写得出《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样的句子，苏轼后期，面对江水的这种阔大的胸襟和打破时空局限的思考在《南行集》中便已初见端倪。

（三）哀吾生之须臾

长江滚滚东去，而随之消逝的却是“千古风流人物”。与渺远无穷的江水相比，舟中行人，则不过宇宙之过客，沧海之一粟。面对浩浩江水，苏轼的心底时常涌出这样一种“过客”之悲。他在《仙都山鹿》中感慨“日月何促促，尘世苦局束”;《留题仙都观》中更有“山前江水流浩浩，山上苍苍松柏老。舟中行客去纷纷，古今换易如秋草”的悲叹;《望夫台》亦是这种情绪的一次集中表达：山头孤石远亭亭，江转船回石似屏。可怜千古长如昨，船去船来自不停。浩浩长江赴沧海，纷纷过客似浮萍。谁能坐待山月出，照见寒影高伶俜。有情之人生苦于太短，化作无情之石像才得以与江水长存。而化作石像，得以永存之后，日日看到的却又是“可怜千古长如昨，船去船来自不停”，数千年如一日的味道便在此一句中了。这其中百转千回的矛盾心理正是苏轼对有限之人生和无穷之宇宙思考的困惑。

然而，在这种生命的困惑之中，苏轼的仁者情怀仍然更多地让他对人生生发出同情和赞美。绵延不断的水流，让苏轼想到昼夜不息的时间流。以时间流和水流的绵延不绝写出已化作石像的女子守望的永恒。以彼之动，写此之静。以自然万物之永恒的流动、生生不息来衬托人性、意志和情感的恒常不变。他以有限之生命比之无限之自然，道家“物化”的思想在这其中若隐若现。苏轼作品的大气，很大一方面便来源于此，这是一种形而上的超越，脱去言辞上的浮夸，纯然是一种精神上的居高临下。而以有限之生命比之无限之自然，这无疑是悲壮的。因此，苏轼对这一哲学问题的思考，总是带有一种悲壮美。《南行集》中苏轼诗歌与其后期诗歌相比，虽然算不上优秀，但是这种艺术个性已然初见端倪。《郭纶》一诗写英雄迟暮，“河西猛士无人识，日暮津亭阅过船”。落魄英雄郭纶与望夫台的石像，都给人以永恒的守望之感。因此，郭纶之人也无异于不朽的石像了。然而这种不朽中，又总有一种生命与自然相抗衡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可奈何的悲凉。

三、苏轼哲学思考与江水意象的双向推动

诗人描绘了江山，江山塑造了诗人。嘉祐四年的`这次进京，让苏轼得以和长江产生如此密切的接触。苏轼毫不吝啬地用数十首诗文描绘了数月之间，旅途所见的山川风物与自己的所思所感，而长江一带壮阔的景物也给了苏轼不尽的灵感。一个人少年时代的经历对其一生的性格形成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样的道理，一个文人的文学初创期对其一生的文风也该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很难说，苏轼早年若是没有这次长江之上的数月旅行，日后面对浩浩江水，是否也会产生那么多想象，是否也能为我们呈现出《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那样的千古佳作。长江的水遇不到苏轼，或多或少都要在中国文化史上减色几分;苏轼没有长江水所带给他的想象和灵气，也不会完全如我们今日所看到的苏轼。嘉祐四年的这次进京，让苏轼和江水之间，实现了一种双向的推进。

（一）苏轼人生的重要课题

《南行集》的创作本身便是“得于谈笑之间，而非勉强所为之文”，“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并非刻意为之。而在此途中，苏轼对江水这一意象的完整塑造更不是有意的。苏轼所赋予江水意象的所有内涵都在自然而然间完成，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嘉祐四年的苏轼在文学创作上仍然处于练笔和起步的阶段，《南行集》中的苏轼作品甚至都很难与这一时期的苏洵作品相比。但是这次旅途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苏轼对“人生有限、宇宙无穷”这一哲学问题的思考，而这一思考又主要表现在此时苏轼笔下的江水意象中。长江的自然风光与苏轼的个性品质，在这一时期极好地融合、交流、碰撞，就这样，一个哲学问题在年轻的诗人心中萌芽，最终成为他一生的重要课题。

人生有限，宇宙无穷，这一哲学的悖论困惑了苏轼几十年。古往今来不乏文人墨客感慨人生苦短，天地无穷，却鲜有人如苏轼一般，用毕生的思考来找到一个可以说服自己的答案，并去践行这种人生观。黄州是苏轼凤凰涅槃的地方，苏轼被贬黄州时期让他在诸多方面发生了蜕变。而这个困惑了他几十年的哲学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得以最终解决——苏轼用《赤壁赋》完美地回答了自己。《赤壁赋》是苏轼人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原因之一便是，它标志着苏轼的这一哲学思考有了质的改变。而这一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苏轼日后的处世态度。

（二）独特的美学特质

悲壮美的气质。“自然”在苏轼的诗歌中是伟大的，因为它永恒。人的生命亦是伟大的，因为人有情。苏轼在有限之生命与无限之自然的悖论中，构建起有情之人生与永恒之宇宙相反相成的双重美感。然而，以有限之生命比之无穷之自然，这注定是悲壮的。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往往为苏轼贴上乐观、旷达的标签，但实际上，每一个人物都是复杂的、多面的、发展变化的。苏轼早年对于“人生有限、宇宙无穷”的思考，始终带有一层掩盖不住的伤感。而这种伤感，随着苏轼对这一问题越来越深重的困惑而逐渐演变成悲壮，直到随着《赤壁赋》的完成，他才终于获得解脱，得以坦然、旷达地面对这一问题。水气氤氲的浪漫。如前所述，《南行前集》在三苏由眉山进京沿长江舟行时期创作而成，因此，江水是《南行前集》绕不开的话题。苏轼面对浩浩江水所生发出的无尽思考，让整个《南行集》带有了一种湿漉漉的水气，一种高远的意境和纷飞的浪漫。唐宋诗不是时代概念，而是两种美学范式。苏轼是宋诗的典范，而他这一浪漫的格调又让他突破宋诗、超越宋诗，而向唐诗靠拢。

形而上的超越。苏轼赋予了传统的江水意象以哲学的意味。自然之动本身彰显着一种永恒不变，永恒不变便是“静”。而心境之“静”的表象下涌动的又是人不同于自然的“情”。情如暗流在静的表象下流动。苏诗中含有很多哲学的思辨，或许这种思辨都是不自觉的，但却是不能否认的。而苏轼的思考中又有一种道家的超然物外之感，我们可以在苏轼的诗歌中找到仙风道骨的意味，被赋予了哲学意味的江水意象，在苏轼的诗歌中便具有了形而上的高度。施议对先生在《新宋四家词说》中对比苏轼和辛弃疾时说：“苏轼思考的问题是在哲学层面上，辛弃疾思考的问题是在利害得失上”，“苏轼思想超越古今。既能使之大，又能使之高，高到天上”，苏轼是“神仙中的人”。施议对先生是就苏轼的词来论述这一问题，同样的，这一观点也适用于苏轼的诗歌。精神上的居高临下。苏轼的大气，无需像李白、杜甫一样选取一个“制高点”，“站在空中俯瞰山河大地”，哪怕暮色遮住视线，只是静静地站在江边，他都能用永不停歇的思考，给人一个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大宇宙。苏轼站在地上，都可以给人以飞翔的感觉，苏轼作品正是具有这样一种精神上的居高临下之感，才让人难以望其项背。多方面、多角度加强对音乐教师的后期培训活动，包括音乐专业素质的培训、思想道德的培训、音乐教育中德育内容与德育方式方面的培训等等，由此使其深化对高校音乐教育的德育价值的认识，并掌握科学、有效的德育方法，由此顺利地实现高校音乐教育活动的德育效果。这是我国高等院校音乐教育活动顺利实现思想道德教化功能的又一项重要保障。

（三）激发学生对于音乐课堂的学习兴趣与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高校音乐教师一方面要制定出系统而严格的考核措施，提升学生对于此门课程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要选择一些既蕴含着积极正面的德育观念，又符合学生音乐审美特征与审美心理的教学内容，并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来展开具体的音乐教学活动，由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积极、主动的态度进行音乐学习活动，从而在潜移默化之中接受音乐教育中的思想道德观念的熏陶与感染，最终逐渐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

孔子曾说过：“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荀子也认为音乐可以“广教化，美风俗。”人们在很早便已意识到音乐艺术在道德教化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并由此进行相关的音乐创作、音乐传播与音乐教育活动。当前，我国教育部门应在素质教育理念的指导下，针对高校学生现状，制定出系统的音乐教育课程标准，加强对高校音乐教学活动的指导，由此发挥其应有的德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