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杂志社

6月22日至24日，由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与中国社会工作学会主办，山东省社会工作协会、山东省社区发展与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协办的 新时代社区治理与社区社会工作 研讨会暨中国社会工作学会社区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山东济南成功举行。

会议同时举行了中国社会工作学会社区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成立揭牌仪式。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工作系系主任、山东省社会工作协会会长高鉴国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山东省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王玉香为常务副主任委员，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山东省社会工作协会监事张剑为秘书长，惠州市社会工作者协会宫衍岭、苏州市社会工作者协会李越、泉州社会工作者协会夏晋城为副秘书长。大会还审议并通过了社区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三年行动计划与年度工作计划。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社会工作处主任刘东升、山东省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邢洪锐、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赵蓬奇、中国社会工作学会执行秘书长邹学银、国家行政学院进修部主任龚维斌、民政部乡镇论坛杂志社主编黄晓林、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书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工作系系主任、山东省社会工作协会会长高鉴国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由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山东省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王玉香主持。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工作协会、社区工作者代表、高校教师、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共计10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山东省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处长江峰、科长王臻、山东省社会工作协会常务副会长田志梅、副会长王钧参加了会议。

23日上午，5位社区治理领域专家学者围绕此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发表主旨演讲。赵蓬奇理事长从社区社会工作相关概念辨析谈起，提出社区社会工作本土化策略的基本原则。刘东升主任从发展现状、发展经验、发展形式和发展思路四个方面阐述了我国社区社会工作发展的形式和思路，提出 一根本、二原则、金三角、四部曲 的发展思路。龚维斌教授从概念、历程、动力、做法和经验等五个层面对中国社区治理三十年取得的成绩与挑战进行了回顾与反思，提出 七个统筹 推动中国社区治理的本土经验。黄晓林主编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探讨中国社区社会工作本土化问题，认为重视中国传统价值、推动社区社会工作实践、顺应中国的情境和加强人才建设是推动中国社区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根本途径。髙鉴国教授分享了加拿大温哥华的公共社区中心体系建设，强调了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文化中心等基础服务设施在社区建设中占据的核心地位。

下午惠州市、苏州市、成都市、泉州市、潍坊市、深圳市6个地市的社会工作协会与社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代表分享了 6+1 工程、 一建四联 模式、 社区服务社会化 、 一定五化 机制、 六位一体 服务模式、 嵌入式发展 等各自的先进社区服务经验与创新发展。邹学银秘书长主持了社区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三年行动计划与年度工作计划研讨，指出中国社会工作学会社区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将以实践为导向，开展实务研究，总结国内外服务模式，以交流带动联动，搭建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共享平台。

此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将进一步提升我国社区治理和社区社会工作的经验总结和理论研究，推动我国社区社会工作助力社区治理的进程，也有助于实务社区工作者更清晰地把握自己的功能与定位，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的发展，实现基层城乡社区的繁荣与发展。

中国社会工作学会社区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规范化、科学化社区治理创新的新起点，委员会将以抓好社区社会工作体系建设、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为导向，制订出台全面性、规范性的社区治理创新标准，吸纳全国各地先进经验，凝聚各方力量，将社区社会工作实践、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政策倡导有效链接，发挥智库作用，推动新时代基层社区治理和社区社会工作的持续发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12月12日上午，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和社会组织与协同治理研究基地联合举办会议，邀请来自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缘起、任务、路径等话题开展了深入交流。社会治理精细化动因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催生社会治理精细化。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指出，过去我们的工作范式经历了从社会治安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的转变。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传统粗放式、经验化社会管理已经无法满足时代需求，必须加快向精细化社会治理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洪大用教授持相同观点，他认为精细化概念起源于企业管理，指的是减少资源投入、降低管理成本，后来其逐步运用到行政领域和社会事务。以科学、理性为特征的精细化管理代表了现代社会发展规律，因此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逻辑。社会领域诸多问题是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直接动因。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社长兼总编鲍静研究员提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不乏精细的做法，但“差不多”“马马虎虎”“大概也许可能”等思维方式也甚嚣尘上，这就带来社会治理标准化程度低，群众工作不到位，社会事业服务表面化等一系列问题。共产党人最讲认真，社会治理精细化与认真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要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不仅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投入，更需要精细的制度设计和执行。网络社会为社会治理精细化提供了物质基础。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我国人口众多且社会结构复杂，网络社会使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更加多元，给社会治理带来挑战。与此同时，网络社会互联互通的特征也为精细化治理带来契机。当前我国有近7亿网民，12亿手机用户，5亿多微博微信用户。不论是建设以信息化为支撑的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还是建立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相关实名登记制度，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如果离开了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都是不可能的。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内涵和任务法治、自治、德治相结合的理念。纲举方能目张，树立科学治理理念是把握准确变革方向的前提。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长王名教授强调，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对社会管理模糊化的反思和超越，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实现法治、自治和德治的高度统一。法治是社会和公众的底线准则，在此基础上划分政府与社会的边界。自治是社会主体性即自我规则和秩序，政府要起到培育引导作用，而非大包大揽。德治是社会内在的面向，强调各类社会成员道德自律。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魏宏教授也表示，现代文明下的社会治理应当秉持权利保障、民主参与、市场经济、良法善治四大原则。只有真正从社会视角而非政府本位出发，才能确保社会治理精细化在实践中不发生异化。政府、社会、公众相协同的格局。如何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是研讨会热议的话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傅昌波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党委、政府应侧重法规标准、信息化、行为监管等基础制度建设，这样才能给社会和公众腾出足够自治空间；二是中央政府要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让具有信息优势并嵌入城乡社会网络的基层工作人员更好为民众提供个性化服务。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浩明研究员进一步强调，社会治理格局亟待实现三大转变：一是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要从依附的“伙计”关系转变为平等的“伙伴”关系；二是社会组织与公众要从利益关系转变为协商关系；三是国内社会组织与国际社会组织要从对立的斗争关系转变为包容的竞合关系。国内社会组织唯有通过学习国际规则才能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岗位、人员、考核相支撑的制度体系。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程萍研究员等专家指出，社会治理精细化首先是政策制定的精细化，最终落脚到具体执行的精细化。要通过专业化的岗位职责体系，科学的目标管理体系，公正的绩效考核体系，公平的考评结果应用体系，激发各类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尤其要重视政府自身履职精细化，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素养和能力。也有专家表示，提供完备的社会治理制度框架是政府职责所在，要加快互联网、社会组织、公益慈善等领域立法，形成完整的制度闭环。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现路径明确牵头部门。多位专家表示，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当务之急是明确或新建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治理牵头部门，赋予其明确的职责边界，从根本上改善有关部门的尴尬处境，杜绝末端维稳和硬性管控的工作方式。实践中，一些地方的社会治理体制正在向传统回归，这一问题值得高度关注。摸清工作底数。有专家强调，底数不清就不可能实现精细化治理。可通过排查人口类型、利益诉求、关键风险点等信息，全面深入了解治理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治理和提供服务。基层要在内容上而非形式上建立工作台账，尤其是关注贫困人口，严重精神病人等特殊群体。实施重点突破。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指出，社会治理工作千头万绪，社区是实现精细化的突破口。社区能够针对老年人、儿童、失独家庭、司法矫正人员等人群提供多样化、专业化、人性化服务，许多是政府想做但做不了的。要增强社区服务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并从制度设计、经费来源、能力建设等方面改善社区社会组织生存环境。应把握好几对关系技术和人文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研究员指出，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提高了社会治理的精准度和靶向性，但若使用不当可能威胁个人隐私，甚至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与之类似，一些地方的网格化管理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机械化、扩大化等问题。因此需要在技术进步和人文关怀之间寻求均衡，承认并善待社会多元利益诉求，绝不能让精细化治理异化为单纯的管控。秩序和活力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龙教授认为，人的身份具有多重性，个体嵌入不同社会秩序的结果是产生张力和冲突。不同主体的目标和身份冲突是正常的，关键是创新多中心治理合作机制解决冲突。要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引导群众依法行使权利、表达诉求、解决纠纷等机制，使秩序冲突与内生活力相兼容，在动态均衡中达到最佳点。社会治理与社会事业的关系。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张林江副教授指出，当前一些领域社会管控力度在加大，同时教育、医疗、社保等社会事业的服务规模和水平也在提高，此外市场机制在治理实践中被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些现象都值得关注。理想的社会治理和社会事业关系是互补兼容，而不是“两张皮”。决不能用社会事业代替社会治理，更不能把社会治理异化为管理社会。只有通过社会治理和社会事业的“双向运动”，才能最终促进共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