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观群怨出自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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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词解释1、（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出处《论语?阳货》，原句“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它说出了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兴”，就是说诗歌的艺术形象可以引起人的联想，使之思想受到感发，激发人并使之精神兴奋，情感波动，从而获得审美享受；“观”，是指诗歌可以起到观察社会政治得失、道德风尚状况和诗人的主观意图的作用；“群”，则是说诗歌可以使人们交流感情，和谐人际关系，能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强调了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批判不良的社会政治现象。其意义是对文学的社会作用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一个标准，对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传统的形成有非常积极的影响。2、（庄子的）“虚静”和“物化”说：“虚静”，最早是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说法，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虚静”的学说，认为它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虚静”是要使人忘掉一切存在，也忘掉自己的存在，抛弃一切知识，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庄子的“物化”说是与他的“虚静”说相联系的。从创作主体来说，必须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这是能否创作合乎天然的艺术之关键。而从创作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来说。必须要达到“物化”的状态。什么是“物化”呢？在庄子看来，进入虚静状态之后，人抛弃了一切干扰和心理负担，就会忘掉一切，甚至忘了自己。作为创作者来说，主体的人也似乎不存在了，主体的“自然”（天）和客体的“自然”（天）合而为一，这就是进入了“物化”的境界。处在这样状态下的创作自然是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了。3、（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是在《孟子?万章上》篇中提出来的。文中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所谓“以意逆志”，就是说说诗者（即读者）要根据自己的历练、思想意志，去体验、理解作者的作品，不要死扣字眼，也不要受拘束于词句，曲解甚至歪曲全篇的主旨。孟子以这种方法解说《诗》中的一些作品，比较接近于还了它们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比较客观实在的批评原则。4、（《史记》的）“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在《史记》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历述文王、屈原等人的事迹后，结合自身创作的真实体会，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它揭示了一个真理：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真正伟大的作品，大都是作家坚持自己的进步理想或正确主张，在遭到反对势力迫害后，为了抗争迫害而坚持斗争，发愤“立言”的产物。“愤”固然包含了个人怨愤的情绪，但最主要是它的面对逆境而奋起抗争的精神。“发愤著书”说对后人文学创作影响是巨大的，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正是如此。三、单项选择题 1、C 2、A 3、D 4、A 5、A四、翻译题（提示：任选下面一段文字译成白话文，并简要解释其文学理论上的含义）1、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思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翻译：略含义：这段说提出了“知人论世”说。知人，是要对作者的生平经历和思想有所了解；论世，是说对作家作品所处的时代背景有一定的认识，这样才能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与作者为友，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知人论世”说把文学作品看作是一定时代的产物，结合作者的生平来进行考察，是比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2、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也，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庄子?天道》）翻译：世人所贵重的道，载见于书籍，书籍不过是语言，语言自有它可贵之处。语言所可贵的是（在于它表现出的）意义，意义自有它指向之处。意义的指向之处是不可以用言语传达的，而世人因为注重语言而（记载下来）传之于书。世人虽然贵重书籍，我还是觉得不足贵重，因为这是贵重（那）并不（值得）贵重的。本来，可以看得见的是形状和色彩；可以听得见的是名称和声音。可悲呀！世人以为从形状、色彩、名称、声音就足以获得那大道的实际情形。可是形状、色彩、名称、声音实在是不足以表达那大道的实际情形的。知道（大道）的不说，说的又不知道（大道），那世人又岂能认识它呢！含义：正面提出“言不尽意”的说法。所谓“言不尽意”，作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概念，有两层意思：一是说语言不能完全表达意思，并不是说语言不能表达意思；二是说文学作品应该追求一种委婉、含蓄和意在言外的艺术效果。五、问答题1、孔子文艺思想的审美特征是什么？要求文学作品的“尽善尽美”、雅正中和，是孔子文艺思想的主要审美特征。“尽善尽美”说出处《论语?八佾》。“善”指仁义道德，“美”指雅正中和之美。从文学作品来说，它要求从思想内容到文学语言，都不要过于激烈，应当尽量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孔子追求“尽善尽美”、雅正中和的文艺思想，体现了他的“诗教”为核心的文艺观。2、试简析《论语》的“兴、观、群、怨”说。“兴、观、群、怨”的解释见前。3、孔子主张“诗可以怨”，请指出：什么是“诗可以怨”？它对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产生过什么样的积极影响？孔子在《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提出了“诗可以怨”。“诗可以怨”是说诗可以“怨刺上政”，实际上就是说诗歌可以对现实中不良的政治和社会现象进行讽刺和批判。《诗经》中许多民歌和一些文人作品就是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讽刺和批判揭露，如著名的民歌《魏风》中的《硕鼠》、《伐檀》等，以及《小雅》中的《正月》、《十月之交》，《大雅》中的《桑柔》、《民劳》等，或揭露，或批评，或讽刺，或讽谕，都可以说是“怨刺上政”的作品。“诗可以怨”对我国后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批判现实的优良传统。后世的许多诗人的作品都有批评现实社会不良倾向的内容，而屈原、杜甫、白居易等人更是在主观或客观上把“诗可以怨”作为自己创作的主要内容或主要追求目标。即使到了现代，许多进步诗人，如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等的许多批判黑暗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诗歌作品都可以说或多或少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诗可以怨”的影响。而在文学批评史上“诗可以怨”也成为批评诗歌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准，成为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重要论题。4、《庄子》崇尚自然的文艺美学思想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哪些积极的影响？庄子哲学本身崇尚自然，主张清净无为。因此，在文艺美学思想上，庄子派把崇尚自然、反对人为作为其文艺美学思想的核心，作为其审美标准和艺术创作的原则。《庄子》明确提出要“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否定和取消了人的智慧和创造，将尊重自然绝对化，这无疑存在着片面性，但《庄子》中的一些出神入化的高超技艺故事，如“疱丁解牛”、“轮扁斫轮”等，无不阅发其艺术创造的精辟思想，即艺术虽也是人工创造，但因其主体精神与自然同化，因而也绝无人工斧凿痕迹，从而达到天生化成的境界。后世受《庄子》影响的文学家、艺术家、批评家也都把这种境界作为对文学评论的一个标准，不是否定艺术创造，而是重视那种无人为造作之迹的合乎天然的艺术创造，即反对雕琢堆砌，主张淳朴无华，反对矫揉造作，主张天然化成。这是《庄子》崇尚自然的文艺美学思想对后代文学艺术家艺术创造影响的主要方面。5、司马迁在《史记》的写作中体现了严格的实录精神。请结合文学史简述这种实录精神和创作原则对后代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什么影响？“实录”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创作原则。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史记》的许多篇章都体现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司马迁曾受到汉武帝的残酷打击和迫害，因而“发愤著书”，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公正和“实录”精神。例如在《史记》中，他并不发泄私愤，而是客观地记述汉武帝的事迹，既记述他的功绩，也不避讳其残忍和好大喜功、求仙访道和追求长生不老等可笑事实。对汉高祖，司马迁既写了他推翻暴秦、统一天下的伟大历史作用和他的知人善任、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风采，也揭露了他的虚伪、狡诈、残忍和无赖的流氓嘴脸，真正做到了“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对后世文学产生过巨大影响，后世的许多史学著作，特别是所谓的正史，如二十四史等，就不仅在体例上受《史记》影响，而且在写作态度上，也受到司马迁“实录”精神的影响。同时“实录”精神也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就说明了这一点。作业2参考答案（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一、填空题二、名词解释1、（《典论?论文》的“文以气为主”说：《典论?论文》从研究作家的才能与文体特征的关系出发，特别强调了作家个性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可以看出，这里的“气”，是由作家的不同个性所形成的，指的是作家在禀性、气度、感情等方面的特点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精神状态在文章中的体现。“文以气为主”主是强调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特殊个性。要求文章必须有鲜明的个性，而这种个性只能为他个人所独有，“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2、（《文心雕龙》的）“神思”说：重点论述了艺术思维中的想象问题，提出了“思想为妙，神与物游”的创作观。作者阐述了志气（情志、气质）和辞令在想象活动中的作用，前者“统其关键”，后者“管其枢机”。这实际上是想象活动的始与终，或曰动因和后果。3、（陈子昂的）“风骨”和“兴寄”说：陈子昂对齐梁文风的批评主要是二点，一是“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二是“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马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因此有针对性的提出“兴寄”和“风骨”说。“兴寄”要求作品有充实的社会内容，要表现诗人的理想追求和对社会的政治见解。“风骨”就是要诗人用建安风力表达鲜明爽朗的思想感情和精要劲健的语言所形成的艺术风格。陈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登幽州台歌》等创作均呈现了“风骨”的审美内涵。尤其是《登幽州台歌》仅二十二个字，却几乎将他在《感遇》三十八首里所表现的直面现实、壮志难酬的主旨包含其中了，那苍凉的意境、悲凉的心境、骨气铮铮的诗人形象跃然纸上。正是陈子昂的登高一呼，拉开了整整一代诗风的序幕，迎来了“盛唐气象”。陈子昂开一代诗风的功绩不可磨灭。故元好问评子昂：“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着黄金铸子昂。”4、（司空图的）“韵味”说：“韵味说”是在钟嵘“滋味”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味外味”的问题。司空图的“韵味”说本于钟嵘的“滋味”说，但有所发展变化。钟嵘之“味”建立在“味”有迹可寻的基础上，而司空图所强调的是味外之味，即越越酸咸等有形迹之味的另一种难以具说、难以言喻的“味”，不是人的口舌所能感觉得到的，而是要通过人的内心感悟、精神体验来产生一种无形无迹的审美愉悦。5、（司空图的）“四外”说：“四外”说，包含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和《与极浦书》中“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都是论述意境的特殊性质，笼统说都是指丰富的醇美韵味。细分析则可分为三组，内涵略有不同：“韵外之致”，指有意境的作品有表层文学、声韵覆盖下的无尽情致；“味外之旨”，则是侧重有意境的作品所具有的启人深思的理趣；而“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则是指有意境的作品在表层描写的形象之外，还能让鉴赏者联想到的朦胧模糊的多重境象。这种情致、理趣、境象，在作品中都是潜伏着的存在，要依靠鉴赏者以自己的审美经验去体会、召唤、再现出来。三、单项选择题1、C 2、D 3、D 4、C 5、C四、翻译题（提示：任选下面一段文字译成白话文，并简要解释其文学理论上的含义）1、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辞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钟嵘《诗品序》）翻译：略含义：钟嵘认为诗歌必须有使人产生美感的滋味。只有“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作品，才是“诗之至也”。要做到作品有深厚的“滋味”，钟嵘提出“诗有三义”说，认为关键在于用好“赋、比、兴”的写作方法，“三义”中，他又将“兴”放在第一位，这就突出了诗歌的艺术思维特征。2、文之难，而诗之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之人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岭之人习之而不辨也，宜哉。诗贯六义，则讽喻、抑扬、渟蓄、温雅，皆在其间矣。（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翻译：略含义：这段话提出了“味外之味”的观点。它指的是意境的特殊内涵——丰富的审美韵味。其本于钟嵘《诗品》的“滋味”说，但有了明显的发展和深化。第一，司空图比钟嵘更加自觉地把“味”作为论诗的原则和衡诗的标准。第二，司空图并未停留在提出这一醇美的韵味理论，而是深入探讨了这种韵味的具体丰富的内容。五、问答题1、简述曹丕《典论?论文》的“文以气为主”说的内涵及其文论史上的重要意义。曹丕从研究作家的才能与文体特征关系出发，特别强调了作家个性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可以看出，这里的“气”，是由作家的不同个性所形成的，指的是作家在禀性、气度、感情等方面的特点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精神状态在文章中的体现。“文以气为主”主是强调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特殊个性，要求文章必须有鲜明的个性，而这种个性只能为他个人所独有，“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也说明了文章风格多样性的原因。曹丕是最早将哲学领域中“气”的概念引入到文学创作和评论中的人，后世许多文论家、诗论家常以“气”论诗、论文，形成这个传统当或多或少是受到了曹丕“文以气为主”说的影响。2、简述《文心雕龙?神思》中关于创作灵感的论述。《文心雕龙?神思》对文学创作过程的神思现象和灵感活动进行了科学的理性的阐释。首先，刘勰阐述了灵感活动和艺术想象特征和情状。当创作灵感来到时，神思活动“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具有跨时空的特点。“文之思也，其神远矣”，精神活动的范围无边无际，为文运思。其次，刘勰提出，灵感活动的过程始终离不开“物”，即“思理为妙，物与神游”的特点。“神与物游”是指作为创作主体的心（即神）与作为创作客体的物的融合统一。它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神驰于眼见的物象之中；另一个层次是神驰于内视中之物象（即心象）之间。灵感活动中的想像既有眼见物象也有心中物象，始终与物象相联正是艺术构思灵感活动的最重要的特点。再次，刘勰还强调了灵感中的感情成分。作家的思想感情非常饱满深入，沉浸在想像的世界里，“吟咏之间，嚅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另外，刘勰还认为，创作的灵感活动要有虚静的精神状态和一定的才、学。虚静状态下，神思灵感活动才能不受干拢，顺利进行；同时，刘勰肯定了禀赋和学识的重要性，他认为“人之秉才，迟速异分”，并把“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与虚静的精神状态，同时并列为“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3、简要评述钟嵘《诗品序》里提出的“自然英旨”说。钟嵘主张诗歌创作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提出了“自然英旨”说。“自然英旨”说主要包括下面的内涵：（1）强调感情真挚。诗歌既然主要是以抒情为主的，就应该感情真挚，不能有虚假的感情表现。（2）诗歌是抒发感情的，为了抒发真挚的感情，就应该反对掉书袋（用典故）派和声律派，只以抒情为主。他说：“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直寻”就是不假借用典用事，而是直接写景抒情。“直寻”说与“自然英旨”说在钟嵘的理论范畴里内涵是一致的。以“直寻”为中心的“自然英旨”论，对后代诗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4、结合陈子昂的创作实践，简析陈子昂《修竹篇序》中所提出的“风骨”和“兴寄”的内涵和影响。陈子昂对齐梁文风的批评主要是二点，一是“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二是“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马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因此有针对性的提出“兴寄”和“风骨”说。“兴寄”要求作品有充实的社会内容，要表现诗人的理想追求和对社会的政治见解。“风骨”就是要诗人用建安风力表达鲜明爽朗的思想感情和精要劲健的语言所形成的艺术风格。陈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登幽州台歌》等创作均呈现了“风骨”的审美内涵。尤其是《登幽州台歌》仅二十二个字，却几乎将他在《感遇》三十八首里所表现的直面现实、壮志难酬的主旨包含其中了，那苍凉的意境、悲凉的心境、骨气铮铮的诗人形象跃然纸上。正是陈子昂的登高一呼，拉开了整整一代诗风的序幕，迎来了“盛唐气象”。陈子昂开一代诗风的功绩不可磨灭。故元好问评子昂：“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着黄金铸子昂。”5、什么是司空图的“韵味”说？与钟嵘的“滋味”说相比较，它有什么发展和深化？探讨诗歌意境的特殊性质，司空图从鉴赏角度，把“味”作为诗歌审美的第一要义提了出来，阐释了他的“韵味”说。“韵味说”是在钟嵘“滋味”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味外味”的问题。司空图的“韵味”说本于钟嵘的“滋味”说，但有所发展变化。钟嵘之“味”建立在“味”有迹可寻的基础上，而司空图所强调的是味外之味，即越越酸咸等有形迹之味的另一种难以具说、难以言喻的“味”，不是人的口舌所能感觉得到的，而是要通过人的内心感悟、精神体验来产生一种无形无迹的审美愉悦。作业3参考答案（宋金元、明代）一、填空题二、名词解释1、（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提出：“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即“诗穷而后工”说，说诗人经困厄的人生境遇，能写出精美的诗歌作品。前人司马迁、韩愈等人也有类似说法，是说创作主体的生活环境与创作潜能之间的关系。欧阳修则进一步将作家的生活境遇、情感状态直接地与诗歌创作自身的特点联系起来。欧阳修认为，一是诗人“穷”而“自放”，与外界建立较纯粹的审美关系，探求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奇怪”；二是郁积的情感有助于诗人“兴于怨刺”。2、（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说：李清照在《论词》中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著名观点，力主严格区分词与诗的界线。她认为词和诗有各自的特点，在表现内容和格调上，以及声律运用上都有着不同。正所谓“诗庄词媚”。诗的声律要求简单粗疏，而词的音律、乐律规则较为严格细密。李清照反对以诗的粗疏的格律来破坏词的音乐美。3、（严羽的）“别材”、“别趣”说：严羽的“别材别趣”之说反对宋人“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其理论基础即是“妙语”和“兴趣”。所谓“别材”，是从创作主体上讲的，而这种诗人的“特别才能”主要地便体现在“妙语”上。所谓“别趣”，是就诗歌的审美特征而讲的，这种“趣”便是“兴趣”，而不是那种纯理性，而是生动的形象、真实的情感。4、（公安派的）“性灵”说：袁宏道是明代公安派的主要代表，他提出了著名的“性灵”说，见于他的《序小修诗》。“性灵”说的核心是“真”，即“真心，真性情”，再则是针对前、后七子提出的，对七子派摹拟秦、汉古文提出了批评。第三，在批评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的同时，提出自己的主张，即“独抒性灵”，求变求新。三、单项选择题1、B 2、B 3、A 4、B 5、C四、翻译题（提示：任选下面一段文字译成白话文，并简要解释其文学理论上的含义）1、大抵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历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故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之悟，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严羽的《沧浪诗话?诗辨》）翻译：略含义：“妙悟”说。“妙悟”是就创作主体而言，严羽认为孟诗高于韩诗的原因是在于“兴趣”。严羽推重盛唐诸人，是因为“妙悟”。这段说明了诗歌艺术的感兴直观的特点及其所引起的丰富隽永的审美趣味。2、盖诗文至近代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仿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于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尝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复？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袁宏道《叙小修诗》）翻译：略含义：说明了袁宏道的诗学主张是变，反对陈陈相因。文学创作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各极其变，这样才“可贵”。五、问答题1、试比较欧阳修“诗穷而后工”说、韩愈“不平则鸣”说有何异同之处？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一文中认为“诗人少达而多穷”，“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愈穷则愈工”，提出了“诗穷而后工”说，指的是诗人在受到困厄艰险环境的磨砺，幽愤郁积于心时，方能写出精美的诗歌作品。这种思想，司马迁、钟嵘、韩愈等人的诗文论中都有相类似的观点，大体都是讲创作主体的生活与创作潜能之关系。欧阳修则进一步将作家的生活境遇、情感状态直接地与诗歌创作自身的特点联系起来：一是诗人因穷而“自放”，能与外界建立较纯粹的审美关系，于是能探知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奇怪”；二是郁积的情感有助于诗人“兴于怨刺”，抒写出曲折入微而又带有普遍性的人情。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就是认为作家、诗人在不得志时，就会用创作的方法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以表达自己的内心情志。但他更指出，只有那些胸中有块垒的不得志的文人爱“鸣”，也善“鸣”，他说：“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2、严羽《沧浪诗话》说：“孟襄阳（孟浩然）学历下韩退之（韩愈）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故也。”请结合孟浩然、韩愈的诗歌创作实践，谈谈你对严羽“妙悟”说的理解。严羽所说孟浩然学历不如韩愈，而诗趣在韩愈之上，是因为“妙悟”的原故。这就是说孟浩然所写的诗纯真流露，按诗创作规律写出了“妙悟”，有了“妙悟”即“别趣横生”。韩愈在这点上即近于宋诗，理性太重。3、结合盛唐诗歌创作，谈谈你对严羽“兴趣”说的理解。严羽对宋诗的批评首先赞赏了唐诗，列举孟诗与韩诗比较，认为孟浩然学历不如韩愈但诗歌超过韩愈，是因为孟浩然有“别材别趣”。而宋诗崇尚学问，讲理性，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缺乏唐诗那种“妙语”的“兴趣”，即丰富隽秀的审美情趣，批评了宋诗的主流倾向。4、李贽“童心”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它对后代文论有何影响？李贽的文学主张即“童心”说。所谓“童心”即“真心”。李贽的“童心”说，是以人的先天本真作为核心，以后天的读书治学作为保真修纯的基础，以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不懈地修炼真诚作为评价指标，从而构建了其“童心”说的真纯思想体系，并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回答了“童心”说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美学价值。因此，李贽的“童心”说同明代前、后七子的形式主义文学划清了界线，又直接开启了公安派“性灵”说的先河，影响极为深远。5、浅析袁宏道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的背景和内涵。袁宏道是明代公安派的主要代表，为了评击七子派的复古之风，他提出了著名的“性灵”说，见于他的《序小修诗》。“性灵”说的核心是“真”，即“真心，真性情”，再则是针对前、后七子提出的，对七子派摹拟秦、汉古文提出了批评。第三，在批评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的同时，提出自己的主张，即“独抒性灵”，求变求新。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