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研究论文

个人所得税改革（论文）个人所得税改革效应研究 摘要：本文分析了个人所得税改革产生的作用，即减轻工薪阶层的纳税负担、加大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降低基尼系数。并通过经济学原理从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出了本次个人所得税改革将使中等收入阶层收益最大，而中等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从而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最大的结论。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费用扣除标准 消费理论 改革效应个人所得税是以个人(自然人)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为对象征收的一种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近些年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深入，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也随着我国经济运行质量、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有较大幅度的增长，逐步成为各地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但是，国家征得的75%的个人所得税却来自中低收入者，这显然与当初个人所得税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驰。因此，我国酝酿多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与2006年1月1日起实施，延续了20多年的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由800元提高到1600元。尽管费用扣除标准的提高会造成短期内的个税减收，但从长期来看，个人所得税仍是我国税收增长潜力最大的税种之一。再者，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的提高，将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增加社会有效需求，从而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形成税收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 而且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这体现了国家积极鼓励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趋向。同时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报纳税，加大了税收的征收力度。本次调整个人所得税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的作用。一、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 减轻了工薪阶层的负担 本次个人所得税中工薪所得将费用扣除标准由800元提高为1600元，翻了一番，不是立足于调节收入差距，而是立足于给工薪阶层减轻税收负担，增加消费。按有关部门的计算，我国城市居民年消费支出月为1143元，将扣除费用确定为1600元，使中低收入者保证基本支出得到满足后略有结余，这是顺应居民收入提高、生活费用支出加大的合理调整。而在此之前，工薪阶层在基本生活需要未得到满足前就需缴纳所得税，显然是不合理的，不符合发展经济目的“是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要求”这一宗旨的。本次个税改革的取向在于减税，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后，相当一部分低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负担将减轻，甚至根本不必缴纳个人所得税。据统计，2004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达1737.05亿元，其中65%来自于工薪阶层。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提高至1600元后，有人估算，财政可能因此减少280亿元的收入，也就是说工薪阶层每年可减少280亿元的纳税负担，也就意味工薪阶层增加可支配收入280亿元。根据税收乘数原理，280亿元的减税可形成社会需求1120亿元。据国家税务总局预测：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后，全国个人所得税的减收部分占到2004年个人所得税收入1737.05亿元的16%左右。（二）加大了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个人所得税是我国目前所得税种中最能体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税种。在降低低收入者税收负担的同时，争取最大限度地利用个人所得税在调整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在征管方面研究新措施、引进新手段，是个人所得税征管的关键。本次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提出了对富人进行重点征管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提出了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将以前的单项申报改为双项申报，即将原来由纳税人所在单位代为扣缴个人所得税，改为高收入者的工作单位和其本人都要向税务机关进行申报，否则视为违法。条例规定，扣缴义务人都必须办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这就形成了对高收入者双重申报、交叉稽核的监管制度，有利于强化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堵塞税收征管漏洞。实施条例中，高收入者也有了明确的定义：“年收入超过12万元以上的个人”。 （三）缩小收入差距，降低基尼系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各地居民收入、生活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全国统一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有利于促进地区间的公平。如果对高收入地区实行高费用扣除标准，低收入地区实行低费用扣除标准，反而将加剧地区间的不平衡，这将与个税本来的调节意义背道而驰。目前，各地实行统一的纳税标准，对收入较低的西部地区将产生很大益处，西部相当部分中低收入阶层将不必缴纳个人所得税，该地区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将会减轻，有利于鼓励消费，促进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个人所得税在所有税种里最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对收入进行二次平衡。富人和穷人是财富分配链中的两端，要缩小贫富差距，就是要从富人那里分割一定的财富，用来补贴穷人。而在我国近十多年来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加大，基尼系数达到0.45，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达到或者超过0.4，说明贫富差距过大。贫富差距凸显与个人所得税制度失效是因果相生的。统计数字显示，工薪阶层是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纳税群体。2004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中65%来源于工薪阶层，违背了大家公认的“二八定律”。而中国的富人约占总人口的20%。占收入或消费总额的50%，但是，这20%的富人，对个人所得税的贡献，竟然只有10%。这充分说明，个税不但没有实现从富人到穷人的“调节”，相反，这种财富的二次分配还处于一种“倒流”状态中。长期“倒流”下，只能是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社会贫富差距仍将继续加大。有人称，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在世界上是最轻的。只有通过政府的税收强制手段才是完成“调节”的最有效方式。对比中国这样的“制度失效”，新加坡的个税政策无疑可以借鉴。新加坡总理发布税务报告称，占人口总数20%的新加坡富人交的个人所得税占个人所得税总数的93%，意即：个税基本都是由富人承担。新加坡政府另外对市民有各种补贴，其中占人口80%的市民，其补贴和交税平衡后，都有净入账；只有那20%的富人是净出账，2003年富人的平均净出账是4.3万新币。富人承担几乎全部的个人所得税义务，政府收缴上来以后通过补贴等方式实现对穷人的再分配；富人在纳税活动中付出义务，穷人从纳税活动中获得好处——这才是一个正常有效的个税“调节”状态。中国公众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期待，很大程度上寄托在个税制度的归位中。税收制度对广大中等收入群体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作用原理是“限高，促中，提低”。加大对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对降低基尼系数有明显的作用。 二、 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效应——个人收入增加产生的效应 （一）收入变化对消费的影响正如前面所说，国家个人所得税的减收也就意味着工薪阶层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根据西方经济学中对国民收入的研究，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以及即期可实现的购买力，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消费需求的大小和强弱。宏观经济学中对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第二阶段的生命周期理论、持久收入理论和相对收入理论；第三阶段的霍尔随机游走假说，以及由此引发的其他大量的假说。这些理论思想为我们研究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提供了借鉴和思路。1. 消费理论 （1）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凯恩斯认为，在短期内，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主要取决于收入的多少，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也会增加，消费是“完全可逆”的，但消费的增长低于收入增长，边际消费倾向逐渐递减。（2）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该假说首先假定消费者是理性的，能以合理的方式使用自己的收入，进行消费；其次，消费者行为的唯一目标是实现效用最大化。这样，理性的消费者将依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根据其预期寿命来安排收入用于消费和储蓄的比例，即每个人都将根据他一生的全部预期收入来安排他的消费支出。消费不是取决于个人现期收入，而是取决于其一生的收入。（3）弗里得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弗里得曼将个人的收入分为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持久性收入是稳定的、正常的收入，暂时性收入则是不稳定的、意外的收入。弗里得曼认为，决定人们消费支出的是他们持久的、长期的收入，而不是短期的可支配收入。因为短期可支配收入会受到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经常变动，人们消费与短期经常变动的收入没有稳定函数关系。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人们实际上是根据他们在长期中能保持的收入水平来进行消费的。（4）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杜森贝利认为，一方面，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到自身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周围人的消费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到自己目前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到自己过去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影响。上述消费理论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收入尤其是稳定收入的确是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因素，而本次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的提高正是增加了工薪阶层的稳定而持久的收入。2.收入对消费影响的分析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GDP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人均超过800美元，整体上已从“八五”时期的世界低收入国家行列跃入世界中下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社科院和国家统计局都曾经做过全国社会阶层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基本上认定，中国的“中间阶层”人群数量大量增加，已经占总体人口的15%-18%左右。随着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中国消费率将不断上升，预计从2002年的58%上升到2010年的65%，并于2020年达到71%，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迅速增长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是购买高端、新型商品，从而推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去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正是消费升级的起跑线。目前在人均GDP逾3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层“扎堆儿”的沪、京、粤、浙等沿海发达地区，消费升级表现尤为明显，这些地区已经率先进入小康阶段。中等收入阶层消费支出中，2002年与1992年相比，食品、衣着等生存型的消费倾向下降了22个百分点，而医疗保险、交通通信、娱乐文化教育、居住等享受型和发展型的消费倾向却显著上升，提高了17个百分点。不动产、金融和保险类投资成为时尚，城市投资者渐次浮出水面。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这群人已经开始追求经济安全、享乐和发展，一个稳健的投资理财计划对他们会很有吸引力。中等收入阶层的储蓄性支出正向投资性支出转变，股票、教育、保险等成为他们消费的热点，而且他们普遍对品牌的忠诚度较高，消费理念非常成熟。最近，某公司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理财情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在理财工具价值的认同方面，风险较低的保障工具如子女教育基金、保险、国债等增长幅度最大。中等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为1.1，即每增加1元收入，可带动1.1元的消费。其后依次为：中高收入人群、最高收入人群、最低收入人群、中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成为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力量。这次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对中等收入人群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全国约有2.5亿多从业人员达到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人群的成长势必带来消费的转型，即生活质量越加受到关注，从追求数量型向讲求质量型迅速转变；由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居民可支配收入将有所增加，消费开支绝对量也会增长，同时投资类消费比重也将随之上升。这些积极变化会反过来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特别是将提升第三产业，迅速增加对第三产业的需求，推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改变中国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不合理状况。三、 结束语工薪所得扣除标准大幅提高800元，与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实力明显提高的发展趋势相一致，体现了国富民强的发展经济的宗旨。这次个税改革不仅减轻了工薪阶层的纳税负担，加大了个税对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缩小了收入差距，降低了基尼系数，提高了人民的购买力，还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个税这次改革产生的良好效果，对国民经济发展必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近一年来，个人所得税法的修订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广泛关注。其中个人所得税应当具有什么社会职能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去年为修改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而由全国人大举行的听证会上更是各种不同观点的大交锋。纵观媒体的诸多报道以及这次听证会各位参与者的观点，有关个人所得税的社会职能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权利说。持这种观点者认为，缴纳个人所得税是每个（中国）公民的权利，如果将扣除标准提高，将使得有的公民由于不能达到该“门槛”而不能行使其纳税权。义务说。持该观点者认为，缴纳个人所得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任何人都不得逃避此项义务。荣誉说。该观点跟权利说相关联，并以权利说为基础，但不同于权利说。该观点认为每个纳税人都为自己能够为国家纳税而感到光荣，国家不应该通过任何方式剥夺任何公民的此种荣誉感。反映到对待调整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的态度上，就是要求维持现有的扣除标准不变，甚至降低扣除标准，以使更多的人能够缴纳个人所得税，从而获得相应的荣誉感。财政收入说。该观点认为，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功能是为政府获取财政收入，而其他功能则是其副产品，是由于政府在征税过程中而自然产生的。缩小贫富悬殊说。当前大多数人对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动机在于要缩小社会上存在的贫富悬殊，认为富人应该多纳税，穷人少纳税或者不纳税，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并且认为，如果穷人不用纳税，那么其收入就相应的提高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人们之间的贫富悬殊。保障人权说。刘剑文教授在全国人大的听证会上明确指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首先应当建立在保障人权的基础之上，即首先应当保证人们为了基本生活需求的收入部分不纳税。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有很多。那么，个人所得税的作用到底是什么，调整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对于发挥个人所得税的功能有什么影响？本文拟就该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向学界同仁请教。一、无疑，个人所得税之纳税人有权根据法律之规定向国家交纳其应缴之税收，但即使国家规定其应当履行且无法规避的，称之为权利似乎不及称之为义务更为妥当。当然我们不否认纳税人不止负有义务，其在纳税过程中也享有一定权利，如知情权、拒绝缴纳超过其应缴之数额的权利等等，但这种意义上的权利跟作为整体的纳税行为是权利抑或义务似乎有所不同。我国出版的《法律词典》对“权利”一词的解释是：“法律赋予人实现其利益的一种力量。……从通常的角度看，权利是法律赋予权利主体作为或不作为的许可或认可。” 其本质特征是权利主体可以为也可以不为某一行为。如果行为人不为某一行为将受到法律的制裁，那么这就很难说是一项权利，而应当说是一项法律义务，因为义务是“法律规定的对法律关系主体作为或不作为的约束”。换句话说，义务是一个人必须要做的事。如果不做，政府就要强迫他做，如果义务人要反抗或者逃避，还要他进行惩罚。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税收征收管理法》也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缴纳税款、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 可见我国立法上是将纳税作为纳税人应当履行的一项法定义务而不是当作一项可以任由纳税人处置的权利来对待的。实际上，现在世界各国都把偷税、漏税列为一种罪刑。这说明，无论中外，都把依法纳税看成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将纳税当作纳税人的一项权利实际上是将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可以享有的权利跟整个纳税行为等同起来了。至于有人认为将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定的较高（其实这也是相对的），以至于未能超过扣除标准的人就不能向国家缴税了，从而剥夺了这部分人的“荣誉感”的观点，只是极个别现象，在税法学界并不存在。究其原因就在于对于对纳税的本质存在误解所致。任正隆委员的话里还隐藏着一句潜台词：即越有钱、交税越多的人越有“荣誉”。这种鼓励人们纳税的积极性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一味地认为纳税越多越光荣。这还要看税收征管部门征收的税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如果纳税人通过诚实合法地劳动，创造大量的社会财富的同时根据法律的规定缴纳大量的税款，这无疑是件好事。如果对于税收征管部门违反法律规定让纳税人多交税款，不但不制止，反而认为这是一种荣誉，那就很不应当了。这不但不是一种荣誉，而是对违法行为的纵容，是应当制止的。如果想多向国家作贡献，完全没必要建议国家降低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向社会弱者或者国家作出捐献同样能够为他带来荣誉感。而相反，如果调低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则增加了全国数以万计其他纳税人的税负，这不符合当今税制改革的潮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看法，这跟我国的税制结构存在一定关系。我国的税制结构的特点是，它不是以直接税为主，而是以间接税为主。目前，中国的个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例，还不足10%，而商品税则占总收入的60%～70%。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直接税的纳税人不能将其税收负担转嫁给他人，而间接税的纳税人则能将其纳税负担转嫁给他人。因此，无论是企业所得税还是增值税、营业税、关税之类，最终都是通过减少个人的收入和消费能力而实现的。由于商品税的税负容易转嫁，而且最终多转嫁到了终端消费者身上。因此，即便个人收入没有达到税法规定的扣除标准，但他实际上仍然在向国家交税，只不过在通常情况下，这部分税收包含在商品价格之内，通过商品经销者直接交纳，消费者没有意识到而已。正因如此，才有人认为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名义纳税人并不就是实际纳税人，这种隐蔽和错位构成对纳税人荣誉感的极大不尊重。因此，如果改革中国目前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的格局，实行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格局。这样，隐蔽性不存在了，误解也就随之消失。二、对于个人所得税到底是否应当成为调节贫富悬殊的手段，近年来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而且从媒体的报道看来，似乎肯定说占了上风。有撰文指出，个人所得税法的主要功能应当是调节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缩小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甚至有学者通过比较我国和英国、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在缩小贫富差距中的不同作用，结论性的指出我国的所得税规模偏小，起不到应有的缩小收入差距作用。我们不能否认这种研究对于促进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改革和完善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目的是否应当是调节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事实上，基尼系数反映的不只是人们在收入上的差距，它更多地是反映人们在财富分配上的差距。收入不等于财富。收入的多少能够影响到人们财富的多少，但不是唯一因素。形成社会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在于收入初次分配的不合理。它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资产存量高度相关，而个人所得税针对的是资产流量，对资产存量则无法调节。其次，个人所得税在收入调节方面的作用只在于削平高收入者的收入，而不能增加低收入者的财富。再次，个人所得税的超额累进税率制——尤其是较高的边际税率加上较低的征管水平和较弱的纳税意识——不但强化了纳税人的偷逃税动机，而且增加了征收成本、降低了征税效率，降低了税收征管的透明度，因而也限制了它在调节人们的收入差距方面所能够发挥的作用。事实上，许多富豪体现在工资表上的收入都不是特别高，有的比他们所聘请的员工收入少得多，甚至只是象征性的领取一点工资。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中占居多数。因此，主要用来调节收入差距的个人所得税——即便我们认为这是个人所得税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很难实现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目的的。从理论上说，个人所得税确实具有调节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但这只是其副产品，而不是主要职能。其主要职能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指为了政府获得财政收入。因此，即便在目前讨论非常激烈的调整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问题上，重要财政税收部门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国家的财政收入是否会因此而减少或者到底会减少多少，而不是更多地考虑到是否有效地减少了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最富有的人的财富。如果真是为了缩小贫富悬殊的话，政府首先考虑的肯定是开征财产税或者拉大个人所得税的级差。政府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急于调整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应该说主要是为了缓和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在心理上安抚低收入者，而不是为了缩小贫富悬殊，因为通过调整扣除标准不只是降低了低收入者的税负，同时也降低了高收入者的税负，更何况人们通过调整扣除标准所享受到的实惠（从几元到一两百元不等）对于缩小社会贫富悬殊来说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三、从历史角度看，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功能也主要是为了获得财政收入。1799年，英国第一个征收个人所得税。当时征收个人所得税的目的是为了战争举债，而且只对中上等阶层开征，税率为10%。1802年，这项税就取消了。1803年，英国国王埃廷顿又开设了一种新的所得税，采取了按照来源将所得分类的方法。在当时确定的五种来源中，其中四类一直沿用至今。但是这税种到1816年又一次被取消了。1842年，皮尔又一次临时引进所得税，以解决遗留的财政赤字。但是皮尔反对针对富人实行高税负政策，认为这将使富人停止经营业务，甚至逃往国外。因此，他对低于150英镑部分实行免税，只对高于150英镑部分征税，税率为3%。同时，他还降低了间接税，以促进制造业、贸易和商业部门的发展。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前没有开征个人所得税，其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关税和消费税。但是战争开始后，庞大的军费开支迫使联邦政府开始寻找其它财源。1861年，北方联邦政府制定了一部所得税法，以冀充实军费。根据这部法律，联邦政府对年所得在800美元以上部分征收税率为3%的个人所得税。但是由于这部法律的表述不够清楚，因此一直未能实施。一年后，美国国会又通过了一部所得税法，并且得到了实施。根据这部法律，1万美元以上部分的最低税率为3%，最高为5%。这部法律于1872年废止，在此期间共征收了3.76亿美元，相当于那段时期美国国内税收的20%。1894年，由于国际贸易量下降，对进口货物征收的关税和消费税随之减少，美国财政收入告急，于是美国国会再次通过了一部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对4000美元以上的所得征收2%的个人所得税。但是，由于当时的美国宪法规定，“除与已进行的人口统计的数字成正比例的直接税外，不得课征其他直接税。”1895年，美国最高法院在一项判决中判定，所得税是直接税，要在各州人口比例分摊。因此，1894年的这部税法由于违宪也未能付诸实施。1913年，美国对宪法进行了修正，赋予国会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权力。同年底，国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后的第一个个人所得税法，从此该税种在美国迅速发展。在此后将近30年的时间里，个人所得税主要适用于少数高收入阶层，豁免范围较宽、税率累进程度也较温和。在“二战”期间，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原因，美国大幅度削减了豁免项目，并提高了税率档次。战争结束后，美国迎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其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个人所得税收入也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持续上升。1939年个人所得税大约只有10亿美元，1988年收入额达到1000亿美元，1996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为6564亿美元。近年来，联邦预算收入约有45%来自个人所得税，它已经成为联邦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在税制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加拿大是在1917年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其主要原因也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各项开支剧增，从而促使联邦政府考虑征收个人所得税。甚至其个人所得税法的名称就叫做《战时所得税法》(Income War Tax Act)。这个名称一直到1949年才被新的《所得税法》所取代。日本的个人所得税是1887年开始征收的，其主要动因也是为了筹集军费，因为自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开始推行“武国”方针，以对外实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为基本国策。就在个人所得税开征的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即制订了多种侵华方案，其中以其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提出的《清国征讨方略》最为著名。它不仅包括军事占领北京、南京等地的作战计划，还特别谏言乘战胜之机将中国分割为六块，以最终灭亡中国。1890年，三县有朋首相的《外交政略论》和《军事意见书》在内阁获得通过，确立了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概念，后来被发展为“满蒙生命线”和“大东亚共荣圈”。韩国曾长期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战，1948年，韩国共和国成立，并开始建立税制。在当年颁布的八部基本税法中就包括了所得税法。加拿大、日本、韩国的经验更是说明，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应该是组织财政收入，而不是为了调节人们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个人所得税在中国的发展轨迹跟英国和美国也很相似。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起始于20世纪初。1914年，中国民国即颁布了《所得税条例》，但是由于讨袁护国战争爆发未能真正实施。1935年，国民政府重又提出《所得税法案》，次年立法院通过《所得税暂行条例》，行政院颁布《所得税暂行条例细则》，个人所得税制即行实施。国民政府拟定先行对薪给报酬所得和公债利息所得课税，其余各类所得自1937年起全部课征。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开征个人所得税由此开始。1943年，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所得税法》，其中就包括个人所得税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但是在它成立后到1980年的三十年时间里，我国并没有建立独立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简单，收入来源单一，个人收入水平较低，收入差距不大。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了解决来华工作的外国人的所得税问题，国家财税部门开始研究建立个人所得税制度。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部个人所得税法。根据这部法律，征税所得包括工资、薪金、利息等六大类。工资、薪金按照六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应纳税额，税率从5%到45%不等，其他五类均按照20%的统一税率征收所得税。为了适应个体工商户的发展，并对其中的高收入者进行调节，1986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暂行条例》，并与同年开始实施。其主要适用对象为从事工业、商业、服务业、建筑安装业、交通运输业和其他行业，以及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开业的城乡个体工商户。同时，为了进一步调节个人收入，防止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悬殊过大，1986年9月25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自198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个人收入调节税的缴纳人为在中国境内居住的中国公民，征税收入包括工资、薪金收入、劳务报酬收入等八类，税率从20%到60%不等。1993年10月31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并于1994年1月1日施行。1994年1月28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实施条例》。1994年实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原来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将原来按照纳税人的类型分别设立的个人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合并为一个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并从纳税人、征税项目、免税项目、税率、费用扣除等方面加以完善，从而使之成为一部比较完整统一的个人所得税法。此后，我国又对个人所得税制度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主要包括针对储蓄存款利息征收个人所得税，建立个体工商户的会计制度，针对企业管理者使用年薪制如何征收个人所得税，等等。四、尽管个人所得税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调节收入的目的，但是现实中的某些做法往往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个人所得税的这一效果。首先，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人们的收入——尤其是高收入者的收入——逐渐显示出多源化的趋势，即从多个来源获得收入。他们的收入除了来自薪金外，还来自于其他许多不同类别，如各种投资所得。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制，各种不同种类收入使用的税率各不相同。这样，人们可能通过混淆不同类别的收入（适用不同税率）的方式来逃避自己的纳税义务或者减少自己的应纳税额。另一方面，对于来自海外的收入，由于在税收征收方面的困难，这些收入也往往很难被税务机关发现。于是人们便可能通过混淆境内和境外收入的方式来规避自己的税收义务。一些外商投资企业采取由境外关联公司（母公司）支付本应由境内企业支付个人工资薪金的方式，达到逃避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义务的目的。实际征管中，由于一些基层税务征管人员没有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对境外企业支付其雇员的工资薪金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 241号）的要求执行，造成国家税款流失。其次，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更有条件利用税法上的漏洞逃避税收义务。这一方面包括利用本国税法上的不完善的地方偷逃税款，另一方面包括国际税收协定来实现少纳税的目的。任何国家的税法都不可能是完善的，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不完善之处。高收入者往往可以通过聘用有经验的会计师和税务律师来帮助其实现少纳税的目的。而国际税收协定的制定，其最初目的是为了避免对所得的重复征税，但高收入者往往也可以利用这些国际税收协定来避税。例如，根据国际惯例，税法用住所和实践两个标准来界定居民和非居民。而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不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根据此规定，凡居住在我国境内的外国人、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若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一次离境超过30日或者多次离境累计超过90日（即“90天规则”），将不失为全年在中国境内居住，也就不是居民纳税义务人，因而只需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样就容易造成纳税人利用居住时间来合法避税。第三、企业代表处、分支机构劳务地和纳税地不统一也可能造成外籍人员少交或者不缴个人所得税。目前，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往往在内地城市设立隶属于北京、上海等的中国公司或亚太公司的分公司或办事处，其财务核算相对简单，发生的业务费用一般实行报账制，员工的工资及补贴等全部由北京、上海等中国公司总部发放并在当地扣缴个人所得税。这样，出现外籍人员的纳税地与实际工作地（提供劳务地）不一致的情况，导致代表处或分支机构在总部之外发放给员工的各类补贴和津贴游离于两地税务机关的管辖范围之外，增加了管理难度；同时考虑到这些公司及其员工实际享受了工作地的公共服务设施而不在当地纳税的现实，也有违公平原则。第四、许多高收入者都是企业家或者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他们有条件将个人收入与企业支出相混淆，以此来减少个人的所得税。部分小型外商投资企业（实为外籍人员的个体或私营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往往采取只领取少量工资、却在公司报销大量的个人支出费用等手段，一方面逃避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另一方面通过报销的个人费用达到侵蚀企业所得税税基的目的。第五、许多地方为了吸引高级人才，往往制定一些有利于降低高收入者税负的规定，使得他们能够合法的少缴或者不缴个人所得税。例如，根据《北京市软件企业高级人才专项奖励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北京市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可以将本人上一年度已缴纳个人工薪收入所得税的80%用于购买商品房、汽车和以现金出资在本市投资兴办高新技术企业，或者给本企业增加资本金的投入。这项政策后来被延伸适用到来京工作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高级人才以及所有外资企业的高级人才。第六、国家面向某些高收入阶层还制定了一些不合理的税收政策，这也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例如，个别地区在律师事务所全行业实行核实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办法，其核定的税负明显低于法定税负。这种做法不符合《国务院关于批转国家税务总局加强个体私营经济税收征管强化查帐征收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发[1997] 12号）精神，容易造成税负不公，不利于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高收入者的作用。并且针对这种情况，国家税务总局专门下发文件，明确规定：“任何地区均不得对律师事务所实行全行业核定征税办法。” 但这一文件所禁止的是对律师事务所实行全行业的核定征税办法，而不是完全禁止核定征税。换句话说，只要当地的税务和司法管理机关没有要求统一实行全行业的核定征税办法，就可视为没有违背国发[1997] 12号文的精神。事实上，该文同时又规定：“对按照税收征管法第35条的规定确实无法实行查帐征收的律师事务所，经地市级地方税务局批准，应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的通知》（财税[2000]91号）中确定的应税所得率来核定其应纳税额。”实际上又将皮球踢回给了各地税务管理机关，从而使自己下发的文件基本上成了一纸空文。五、在确保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功能得以实现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保障纳税人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使其用于基本生活开支的收入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也就是说，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应当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否则就无法实现保障人权的目的。对于费用扣除标准的确定与公民基本人权之间的密切关系，刘剑文教授在全国人大举行的听证会上作了精彩的阐述：(1)从平等权角度而言，个人所得税的功能主要在于通过调节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从而缩小其差距，促进平等权的实现。如果费用扣除标准定得过低，将使低收入者负税增加，不符合个人所得税法的宗旨，不利于公民平等权的保障。(2)从生存权角度而言，公民的最低生存条件必须要得到保障，对于属于最低生存条件范围的收入不能征税；如果扣除标准定得过低，势必会损及公民生存权的保障。(3)从发展权角度而言，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对发展权的倡导和保障应提上议事日程。就扣除标准而言，除了对公民的最低生存条件予以保障外，还应该考虑到公民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并享受相应发展成果所需要的费用。如果费用扣除标准定得过低，显然不利于发展权的保障与实现。对于这一点，实际上世界各国都规定了一定的扣除标准，以保障纳税人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例如，世界各主要国家基本上都是按照家庭收入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而且对于家庭的生活开支规定了非常详细的扣除项目。除了为纳税人家庭开支规定了一个扣除标准外，还对一些跟家庭发展或者提高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一些其他项目规定了扣除标准，这些扣除项目主要包括：教育开支、购买保险、购买高科技消耗品如汽车、电脑等。此外，一些国家还通过对个人所得税规定一个扣除标准以促进传统道德建设。例如，泰国鼓励纳税人成家，有配偶的纳税人比独身纳税人有更多的免税收入。马来西亚规定对父母亲的医疗费用支出可给予一定的扣除，为身体残疾的妻子、子女、父母亲购置支撑身体的设备的支出也给予一定的扣除。美国的个人所得扣除项目更加完善（尽管也更加复杂）。根据美国税法规定，其个人所得税的税前扣除办法分为标准扣除和列举扣除两种。标准扣除法是基本扣除额和额外扣除额的总和。基本扣除额由依照申报纳税者身份的不同而不同。如果申报纳税这是残疾人还可以享有额外扣除额。对于列举扣除法，美国个人所得税法列举的项目包括：巨额医药费用和灾害损失、慈善捐赠、房租支出、自用住宅贷款利息、投资利息、员工业务费用、地方税等。除此之外，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法还规定了纳税递减项目，即从纳税人的所得税额中之间扣除的项目。这些纳税递减项目包括：商业抵减、个人抵减、和外国租税抵减。其中个人抵减又包括个人可退税抵减和个人非可退税抵减。个人可退数抵减包括劳务所得抵减、所得税扣缴抵减、社会保障税扣缴过多抵减和低吨位柴油车辆业主抵减等。个人非退税抵减包括子女领养抵减、子女租税抵减、地产贷款抵减、老人残障抵减、亲属看护抵减、助学希望抵减、终生学习抵减、合格电动车抵减和强制最低税抵减等。六、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功能在于获得财政收入。政府在通过税收获得财政收入的同时，也对人们的收入分配进行了调节，从而使人们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更趋合理。但是它很难通过提高扣除标准的方式来实现缩小社会贫富悬殊的目的。缴纳个人所得税是每个纳税人应尽的义务，而不是任由纳税人行使和处分的权利。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不会剥夺纳税人的荣誉权。同时，我们在实施个人所得税的同时，应当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水平的提高，不断调整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并且尽可能早的重新制定一部更加完善的个人所得税法，使之更公平、更能保护人们的基本生活权利，从而更有利于人们自觉遵守。来源于网络。。。。

我国个人所得税流失的原因及对策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征收和缴纳个人所得税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应交纳的个人所得税中工资、薪金所得是指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而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应纳税所得包括现金、实物和有价证券。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高收入的个人逐渐增多，相当一部分人由过去的单纯的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转向由第二职业、承包经营或投资入股等多种渠道取得收入，有的已出现月收入达万元以上甚至几十万元，在分配上出现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过分悬殊的问题，国家必须运用税收杠杆加以调节，以保证社会的安定团结和更好地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征收个人所得税正是运用税收杠杆，调节人们收入之间的差别，解决社会成员之间收入悬殊的问题。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资料表明，我国个人所得税流失的数量达50％以上。这样，不但直接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而且严重削弱了个人所得税对社会经济的调节、稳定功能。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各阶层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搞清个人所得税流失的原因，寻求对策，这是当前在税收方面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一、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的主要困难及问题个人所得税自1799年由英国首创,历经两个世纪的发展和完善,已成为现代政府公平社会财富分配、组织财政收入,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并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主体税种。我国个人所得税开征较晚。自1980年以来,国家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和《城市工商户所得税暂行条例》,1994年税制改革中将以上三税合并,实施新的《个人所得税法》,1999年宣布从1999年10月1日起对居民储蓄利息开征利息所得税。至此,个人所得税已进入中国的千家万户,与每个公民的利益直接相关,引起理论界和普通百姓的普遍关注。国家税务总局的最新统计分析显示，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在过去的20多年中每年都在高速增长，特别是1994年实施新税制以来，个人所得税平均年增幅高达48%，年增收额118亿元，是同一时期增长最快的税种；1980年个人所得税仅征收16万元，2001年收入增至995.99亿元，超过了消费税，成为我国第四大税种，在一些地方已成为地税机关的第二大税种；为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长以及调节个人收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征收面小,收入比重过低,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妨碍了个人所得税整体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必须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的主要困难及问题是： 第一、公民纳税意识差，基层征收机构认识滞后。 个人所得税在我国开征时间较短，广大纳税人受长期以来我国对个人所得不征税的传统影响，加上宣传工作做的不够深入，没有形成自觉申报纳税的习惯，纳税意以淡薄，不能主动地承担纳根义务，偷税漏税的现象相当普遍，有的甚至抗税，就基层征收机构而言，对个人所得税的地位和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加上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减少，税源分散、隐蔽征管难度较大，往往对征管工作重视不够，因此在实际征管工作中存在着查管偏松，执法不严，处罚不利的现象。另外社会各界对基层征收机构支持、配合不利，有的甚至联合起来对付税务部门，这些都使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举步艰难。 第二、个人所得税制自身的特点直接产生弊端。 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具有公开透明度强的特点，其征收选择在收入分配环节，它是对纳税人经济利益的直接扣除。因此，容易引起税收对抗，增加了征收的难度，这是个人所得税在世界各国的共性，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一个典型特点是分类所得税制；它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不能累进税。不按纳税人的综合负担能力计征，有背于税收的公平原则。纳税人的许多收入难以纳入征税范围，为各种偷税漏税行为提供了方便，例如：甲乙两个纳税人，甲在12个月内每个月都取得800元的劳务收入，不需纳税，而乙在一个月内取得9600元的劳务报酬，其余11个月没有收入，却要交纳1760元的个人所得税。这样的纳税方法就容易被人钻空子，通过化整为零的方法，就可以达到避税、逃税的目的。第三、个人所得税和具体征收管理办法很不完善。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结构、内容都较为简单，对纳税人义务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规定不够详细，如缺乏对纳税人权利的基本规定。具体来说，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法主要有两种：个人申报和代扣代缴。自行申报制度缺乏应有的配套措施，代扣代缴制度未能得到严格执行。由于代扣代缴义务人的法律地位和责任人不明确，有些单位不愿履行代扣代缴义务或者不予以积极配合，难以实现源泉控制。税务部门无法通过社会各界获得个人收入的准确信息，对漏税、逃税行为也就不能进行强有力的打击。 第四、管理方式落后，征管信息不畅通。 我国的征管机构是根据行政区划和管理级次，进行的多块结合式管理，同时配以专管员管理纳税户制度。在这种传统管理方式下，征管机构第一线力量相对不足，大部仍以原始的手工操作为主，这就使得信息传递不准确；且时效性差，甚至不能跨征管区传递、接受，致使信息在内部机构间受阻，另外，由于同有关部门缺乏有效的配合措施，形成了外部信息来源不畅，税务部门无法准确判断税源。同一纳税人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取得的各项收入，在纳税人不主动申报的情况下，税务部门根本无法汇总；更值得注意的是国税、地税机构分设后，若不配以现代化管理手段加剧了信息的不畅。 第五、对个人的各项所得缺乏有效的控制。 我国尚未真正建立个人财产登记和个人收入申报登记制度。目前，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不够透明，公民隐性收入来源广泛，情况复杂，税务部门根本查不到，找不着，难以掌握实情。同时银行结算制度不够先进，各种转账、结账制度手续繁琐，加上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礼金支付。这些都给税务部门的监控带来了困难。 第六、现行模式对扣除个人所得税的规定不合理。 对个人征税只有建立在“净所得”概念上才有意义，因此，为得出应税所得，必须在调整后的毛利所得中扣除纳税人应该扣除的费用。由于在实际生活中，每个纳税人为取得相同数额的所得支付的成本费用所占比例各不相同，甚至相差很远；因而规定所有纳税人都从所得中扣除相同数额或相同比例的费用显然是不合理的。另外，夫妻分别申报制带有不合理性，在实行累计税率的类别中，夫妻合并申报更为公平，有利于对家庭税收负担的调整。防止逃避税收，公平分配收入。 此外，我国的税收征管理论相对薄弱；对个人收入调节的税制体系尚待完善，这都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有一定制约作用。 二、解决我国个人所得税流失的对策面对个人所得税的大量流失，寻求对策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对个人所得税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清楚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环境和现状，立足现实，树立积极推进意识，层层深入，重点突破，制订可操作方案，确立具体的征管目标，其可分为近期和长期目标。 （一）近期目标是加大力度减少个人所得税的大量流失，堵住漏洞。就目前来看，应搞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抓好申报纳税。强化代扣代缴。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方法主要有两种：申报法和代扣代缴法。应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结合不同行业特点，制订出具体的申报纳税方法，以点带面，推进申报纳税的全面展开，同时应当清楚地看到，在我国目前征收环境下，自行申报纳税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到位，应从我国现阶段的民情出发，强化代扣代缴，实行源泉控制尤为必要，同时进一步明确代扣代缴义务人的法律责任，以加强对代扣代缴义务人的法律约束。目前，全方位、深层次落实代扣代缴是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的最有效的途径。 二是建立并完善个人所得税专项稽查制度。把开展经常性检查和定期专项检查相结合，日常检查中要以对重点单位、特殊阶层和高收入个人的重点检查为主。应在每年三月前定期开展一次专项检查，完成对纳税人上一纳税年度的普查和科学抽样检查。通过这些检查，进一步加强税法宣传教育，增强纳税人和代扣代缴义务人的法制观念，同时集中查处一大批偷、漏税大案、要案和不履行扣缴义务的单位，严格进行补税、罚款和惩治，减弱不自觉申报的人侥幸心理，以规范纳税人办行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堵住个人所得税的流失，强化《个人所得税》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三是搞好对高收入者和个体工商户的管理。各征收单位应根据本地区的情况，明确征税对象，对高收入阶层和获得高收入的个人，列入重点纳税户，采取蹲点调查，跟踪审核，与有关单位密切配合；解剖典型等形式，重点突破，层层突破，核实高收入者的收入和费用，据以计算征税，同时抓好高收入阶层的申报纳税工作，加快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申报纳税的进程。对账务健全的个体工商户实行定率、定额计征办法时，采取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促使个体工商户建立健全账务，从而引导纳税人走向自我管理的道路。 四是尊重、保护纳税人的权力，优化征收机构的服务。公民既有依法纳税的义务，也应享受法律赋予的相应权力。纳税方便，获得信息权、上诉权、隐私权、保密权、举报偷漏税的权力。这些都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应该宣传；更应该保护落实。税务部门要以提高优化服务为前提，为纳税人创造更便利的纳税条件，如可采取税务公告，设立政策咨询合，税收政策热线电话等服务方式，体现对纳税人的尊重与保护，公民有了主体权力意识，才会产生更强的纳税义务感和更高的纳税自觉性。 （二）长期目标是解决个人所得税中出现的问题。要树立现代化的管理思想，依靠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建立科学、严密、高效的税制体系和征管体系，这就要求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提高税务人员的业务素质。税务管理是一门知识性、技术性、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利用现有的人力资源，培训一批即懂税法又懂财会知识、计算机知识的专业人员，这不仅是个人所得税征管的客观需要，而且是整个征管体系建立的内在要求。只有建立一支拥有现代科学管理知识、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素质队伍，才能有效协调国税地税征管，沟通内外部信息，指导税务代理；开展税务咨询业务等。 二是积极推进税务代理和计算机普及应用。税收征收营理客观上．要求全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征管信息畅通，个人所得税尤其如此。个人所得税上及面宽，工作量大；税务代理可将税务人员从繁琐的事务工作中解脱出来。计算机应用与联网是解决信息不畅通的根本途径，完成对税源的有政监控，达到收入--申报--缴纳--监控--体化，实现数据、资料的共享与动态管理，这也是个人收入及财产申报登记制度建立的一个必要条件。 三是尽快向严管重罚的模式过渡。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查管偏松，处罚不利。参照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严管重罚是行之有效的途径，严管就是政策设计要严密，法律制度要健全，征收管理要严格；重罚就是对违反税收法律制度的行为处罚严厉，使之产生强烈的震慑效应，以严管重罚来约束纳税人的行为，减少税收流失，以增加财政收入。 四是税务部门应建立不受行政区划限制的大型信息、数据处理中心。以此为依托，将全国各地的纳税申报中心联为一体，形成覆盖全国各行各业的计算机网络系统，达到充分地占有税源信息；数居的共享动态处理，完成对纳税人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提供的个人所得税申报表的筛选、判断、汇总、审计和资料统计。只有靠现代化的管理技术，才能最终减少个人所得税流失的面积和数量。 五是完成向综合所得税制的过渡。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制，既有背于税收的公平原则，其自身的缺陷也增加了征收管理的难度。同时，分类所得税制也不易达到多重调节目标的实现。纵观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的发展历史，个人所得税整体趋势是由分类所得税制过渡为综合所得税制，因此，我国应逐步建立一个能覆盖全部个人收入的，以个人、家庭为申报主体的综合所得税叙，从税制上解决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上的不利区素，尽管综合所得税制对综合配套条件和征管水平要求较高。但也应为实现这一目标而积极努大。 六是建立完整的调节个人收入的税制体系。目前，个人所得税是唯一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税种，同时，它是直接对人征税；税负不能转嫁，这是分税人偷漏税个人所得税的一个基本动因。为了堵塞税制上的漏洞和体现税收的公平原则，切实达到调节个人收入水平的目的，国家应在条件成事的情况下，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社会保障税务，建立并完善调节个人收入的税制体系，避免所得税孤军奋战的局面。 总之，由于个人所得税在我国开征的时问比较晚，因此，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校收过窄，收入比重偏低、个人所得税还存在缺陷，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不相适应，这就严重制约了个人所得税组织财政收入，公平社会财富分配，调节经济运行功能的充分发挥，因此，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必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建立科学的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税制体系，同时还要建立一支强有力部征管队伍。全面而有效地对个人收入进行有效地监控，从而达到不断缩小贫富悬殊，国家的财政不断增加的目的，为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铺设一块稳固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