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论文

中国经济新常态是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呈现的一种状态，主要有四大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四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如果中央政府选择现在出手应对通胀和抑制资产泡沫膨胀，将不可避免地对保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反过来，如果为避免打击经济复苏而对目前政策不做出适当调整，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膨胀的危险就会不断累积加剧，将来出手应对的难度会更大。 保增长任务依然艰巨 2009年，在历史罕见的全球金融风暴冲击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考验。所幸在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救市政策支撑下，中国经济率先反弹，将继续保持8％以上的增长已成定局。尽管如此，展望2010年的中国经济，诚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分析当前形势时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稳固，面临的外部环境仍然严峻，2010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任务依然艰巨。 首先从内部看，2009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的拉动，特别是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的投资，消费需求的增长却仍然不见明显起色。在大规模投资中，银行信贷的超常增长又发挥了决定性的支撑作用。然而，无论是过高的投资比率还是过快的信贷增长，且不论其所蕴含的风险，其本身就注定是不可持续的。2010年中国经济不可能再单单依靠投资的拉动来支撑增长目标的实现。 因此，消费需求方面能否有切实的改善和提升，就成为明年保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消费需求不足是中国经济近十多年来的一个老问题，造成消费不足的原因很多也是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这些问题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因此消费需求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有大幅度的提升。 再从外部环境看，尽管美国经济第三季度已经走出衰退，实现2.8％的正增长，但其中三分之二也要归功于政府投资，特别是对更换汽车和对首次购房者的补贴政策，距离恢复到依靠市场自身推动的增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美联储以及各大机构大都对美国经济前景持审慎乐观的态度，甚至一些学者和投资者预测美国经济将呈“W型”走势，即可能会出现二次探底的情形。可以说，美国经济复苏之路仍然漫长。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其经济真正转好，特别是其国内消费水平恢复之前，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都不可能有真正持久的复苏。 综合内外因素，2010年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平稳增长依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保增长的任务依然艰巨。 通胀与资产泡沫威胁显现 中国经济尚未完全走出通货紧缩的状态，但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却不断增强，加上不断膨胀的资产泡沫问题，给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带来威胁，也给宏观经济政策带来难题。 强烈的通货膨胀预期和资产泡沫膨胀，主要来自于信贷超常增长所导致的流动性泛滥。尽管人们普遍预期今年出现的天量信贷现象不会在2010年再度上演，但即便降低到7至8万亿的规模，与历史水平相比仍是不小的规模，近乎2008年水平的两倍。况且，今年放出的信贷有很大一部分还没有真正变成投资，而是变成了企业存款，这部分资金形式的转换也将增加明年的流动性。加上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大量热钱涌入，如果不能有效控制或吸收市场过多的流动性，通胀加速和资产泡沫膨胀也将无法避免。 然而，如果中央政府选择现在出手应对通胀和抑制资产泡沫膨胀，将不可避免地对保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反过来，如果为避免打击经济复苏而对目前政策不做出适当调整，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膨胀的危险就会不断累积加剧，将来出手应对的难度会更大，更有失控的危险。 调结构不可能一蹴而就 2009年中国经济“保增长”的任务胜利达到，但“调结构”的目标却未能实现，这并不意外，也无可厚非。因为结构问题本来就是中国经济中的一个长期性矛盾，不要说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难以解决，即便在条件好的时候解决起来也并不容易。 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即经济增长过于依靠投资来拉动，而居民消费增长缓慢，贡献率偏低。其他结构性问题，如产能过剩、对外依赖度过大等，都与这一核心问题有关。投资比例过大、投资增长过快，必然导致生产能力的增长超过国内需求的增长，产生产能过剩问题。过剩的产能在内需无法全部吸收的情况下，只能向外部寻找需求，靠大规模出口来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这就形成了对外部需求的强烈依赖，进出口占GDP的比重过高。 调结构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从长期看，如果中国经济要在未来几十年中仍保持平稳快速的增长，结构性矛盾就必须得到解决，并且现在就必须开始着手解决。越是往后拖，矛盾越是突出，也就越是难以解决，或许解决起来的代价就越大。 保就业始终是核心问题 就业本身也是中国经济的长期性矛盾之一，毕竟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规模，也是劳动力数量最多的国家。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今年两会期间回答记者提问时提供的数字，中国每年需要安排就业的城镇劳动力有2,400万，而在农村还有1亿多富余劳动力，每年需要转移800万到900万到城镇就业，劳动力就业的压力非常大。 过去许多人批评，中国在宏观政策目标上总是盯着GDP增长，其次是盯着通胀或是通缩，而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把就业纳入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之中。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作为一个落后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的就业政策其实就隐藏在发展政策之中，“发展是硬道理”，有发展，才会有就业，才会有更多的就业岗位来吸纳新增劳动力，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因此，把经济增长作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第一位的目标，是完全正确的，保增长就是保就业。 但是，结构调整，无论是降低投资率，还是压缩产能过剩，以及降低外贸依存度，都可能对就业带来影响。如何在调整结构的同时，不对劳动就业产生大的负面影响，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另一个难题。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在努力保增长、保就业的同时，还要保民生，做好失业救济工作，做好失业人员和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工作。 宏观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与灵活性 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果断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调整，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年多来，这一政策组合发挥了威力，成功实现了2009年保增长的目标。 目前，在经济回升基础还不巩固、外部环境仍然严峻的情况下，还是应该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宏观政策取向。这一方面是向市场发出明确的信号，显示中国将继续保持宏观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有助于鼓舞市场信心和稳定预期；另一方面，也是要保证已投项目的后续资金需求，避免投资后继乏力，也避免出现烂尾工程和坏账增加。 同时，面对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和不断膨胀的资产泡沫问题，在政策执行中还需密切注意情况的变化，灵活运用各种措施手段，针对具体问题，在政策措施的重点、力度、节奏等方面做出适当调整，在保增长与遏制通胀和资产泡沫膨胀之间取得平衡。 货币政策回归适度宽松 尽管中央提出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2009年货币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却显得过度宽松，出现信贷“井喷”的现象，全年信贷规模比年初的预计高出一倍。货币政策的过度宽松导致了流动性的泛滥，进而导致资产价格迅蹿升，引发对于通胀和资产泡沫膨胀的忧虑，也引发对货币政策收紧的担心。 在目前情况下，货币政策应回归“适度宽松”，在执行中真正落实“适度宽松”的方针。在短期内不对利率政策做出调整的情况下，一方面要保持信贷的适度增长，另一方面也要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并采取措施逐步回收过多的流动性。特别是要针对热钱流入和“存款搬家”等问题，通过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等措施来对市场流动性进行有效管理。 保增长应以财政政策唱主角 与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财政政策的执行却显得不够“积极”，截至前三个季度，财政支出仅完成了年初预算的七成，财政收支仍有大量盈余。虽然财政政策不够积极，但在危机年代中国能将财政状况保持在比较健康的状态，也是一件好事，为财政政策进一步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政策空间。 2009年在货币政策回归“适度宽松”的情况下，应该切实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让财政政策取代货币政策成为保增长的主角。在将财政赤字和负债比率控制在警戒水平之内的前提下，中央政府可以进一步推出一些税收减免和增加支出的措施来带动经济增长，确保增长目标的实现。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也是调结构的需要，应当兼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一长期目标的实现。一是在投资的方向上，重点应为结构调整和产业技术升级提供资金支持，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打下基础；二是在财政资金的分配上，应当经济建设与改善民生并重，拿出更大比例的财政资金用于补贴，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刺激消费。

中国的经济思想有着自身的渊源和久远的历史，也曾世界经济思想体系中有一席之地；而中国的经济学却是近代以来受舶来经济学影响的产物。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变历史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就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曾经贯穿着中国传统的古旧经济思想与西方引进的新鲜经济思想之间的较量和斗争。其总的趋势，大致表现为传统经济思想在舶来经济思想所取代而退出其统治地位。而舶来经济思想的内容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是伴随着其在中国传播的不断展开，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即从最初的一般经济常识逐步深入到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领域。较量和斗争的结果是以舶来经济思想战胜传统经济思想告终。传统经济思想的失势，也并不意味着消失，它以成百上千年的历史积淀为其底蕴，仍会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显示其传统力量，但无论如何，经过舶来经济思想的冲击，国人在思考和讨论经济问题尤其是经济理论问题时，已经从思维方式、逻辑体系、理论原则、研究方法和名词术语上，逐渐完成了由其传统古旧形式向新型科学形式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舶来经济思想的传播，实际上是为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学的创立，解除了束缚，扫清了障碍。近代舶来经济思想的引进，起始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政府在外国列强的炮舰威逼下，被迫放弃闭关锁国政策，打开国门对外开放。最初，人们通过旅欧中国人和来华传教士的猎奇式观感介绍或新闻性零星报道，接触到一些肤浅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常识。到19世纪80年代左右，开始有中国留学生运用所学习的西方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也有在华外籍人士为了办西学开课的需要，由人代笔翻译引进了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等等。但这一时期延续到19世纪末，仍基本上停留在支离琐碎地应用西方经济理论，或用传统经济概念和术语来生搬硬套地解释和转述理论的阶段。直到20世纪初，以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于1902年正式出版为标志，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引进才突破以往局限于一般经济知识的窠臼，形成西方各种经济学科的系统理论，以翻译或本国人自撰的形式，被大量介绍到国内的局面。1903年还出版了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史的书籍，一本是梁启超编写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另一本是美国人C.兰德著、陈昌绪译的《计学平议》。这两本书介绍了英国正宗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其出版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中国的流传已经引起了人们了解其学说源流的需要。“五四”后，西方留学

一、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放缓符合内在经济规律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正从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从要素结构看，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适龄劳动人口（16-59岁）总量开始减少，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呈现出负贡献；随着人口红利高峰期过去，储蓄率开始下降，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减弱；随着比较优势逐步减弱，外贸出口增速大幅放缓，技术溢出效应减小，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效应放缓，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短期内比较稳定，因而短期内全要素生产率（TFP）也存在放缓态势。从产业结构来看，2012年起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由于当前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因而服务业占比提高会导致整体经济的增速降低。从经济总量来看，2014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0.4万亿美元，增量高达8000亿美元。一般而言，一国经济总量达到一定程度后，随着经济规模增大而边际经济增速会递减。因此，从要素结构、产业结构、经济总量等方面看，中国经济逐步转向中高速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不仅中国国内各级政府、企业和居民要认识到这种发展趋势，而且国际社会也要认识和适应这种变化，不能寄希望于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在高速增长状态。二、中国经济放缓是短期需求减弱与中期结构调整叠加的结果当前，中国经济减速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短期周期性因素来看，世界经济复苏低于预期，中国外需明显不足，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持续大幅升值进一步抑制出口增长；企业盈利前景不佳以及去库存化等因素导致投资出现减速；房地产和汽车两大消费龙头市场调整导致消费稳中略降。从中期结构性因素来看，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的压力和结构调整的阵痛相互交织，新兴产业增长难以弥补传统产业下降的影响，要素投入支撑作用减弱，结构升级要求提高，化解过剩产能、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等都会影响经济增速。从体制机制因素来看，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大力推进简政放权，但是改革尚未到位，各部门、各地方行政效率较低影响到政策落实。此外，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懒政不作为现象，稳增长政策执行不到位。三、中国可以实现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今年上半年，尽管中国传统制造业减速明显，但是，机器人、电动汽车、服务器、智能终端、铁路机车等制造领域增长迅速，特别是股市带动金融业、电商带动快递业等现代服务业快速增长对宏观经济做出了积极贡献。展望下半年，股市成交大幅缩水使得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显著减弱，但随着连续降息降准、扩大财政支出和清费降税、以及实施重大投资项目工程包和消费工程包等一系列稳增长政策逐步见效，改革红利不断释放，加之基数较低等因素，中国经济有望保持小幅回稳态势，可以实现全年GDP增长7%左右的预期目标。四、中国经济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4%，高居世界第二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30%以上。目前，尽管中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但是7%左右的经济增速是主要经济体中最快的增速之一，而且由于总量基数高，7%左右的增长将带来巨大的GDP增量，中国经济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中国正着力推进更高层次对外开放，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加快双边、多边自贸区建设，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将进一步增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将更加凸显。当前中国经济减速换档，表象来看会对那些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资源出口国影响较大。然而，从大宗商品来看，铁矿石进口降幅有限，1-8月铁矿石进口同比仅下跌0.2%，而且增速微跌与上年同期16.9%的高基数有关；尤其是原油进口增速不降反升，1-8月原油进口量同比增长9.8%，增幅同比加快1.4个百分点，近三年来增速在持续加快；1-8月大豆进口量同比增长9.9%，谷物进口量增速更是高达84.6%。中国经济减速对欧美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今年以来中国进口额大幅下跌的主要原因在于进口价格下跌，剔除价格后1-8月份中国进口实际增速仅下跌4%左右。尤其是中国经济减速并非近期美国股市暴跌的“罪魁祸首”，美国股市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联储加息预期意味着货币政策将会转向，市场流动性收紧；同时，金融危机以来，道琼斯指数上涨了170%，存在估值技术调整的需要。

中国经济自2012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换挡，由以前的高速增长变化成中高速增长状态。从全球范围的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以后，由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或者低速增长是世界经济的普遍规律。

所以，中高速的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是一个经济体必然需要经历的结果，符合发展规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保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逐渐进入了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随着我国经济在较长周期内进入经济增速放缓阶段，增速放缓对企业发展形成的压力日益增加，为了稳定社会的经济发展、保证企业维持收入增长，我国开始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以应对经济增速放缓下的经济增长困难。

扩展资料：

由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GDP的年增长率保持稳定，国内经济环境是在政府的可控范围之内的。经济由高速向中高速的转轨，不应该完全视为一个问题，也可以认为将经济从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所以，国家应该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加大高素质人才培养，鼓励高质量、高新技术企业改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