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可比性——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可比性是关系到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能不能建立、比较研究能不能有效进行的重要理 论问题。文学现象之间实际存在的亲缘关系、价值关系和交叉关系是可比性的客观基础。 在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中,为掌握好可比性，必须做好发现、考察、抉择这样三个方面的工作。 俄苏历史比较文艺学的特征 俄苏历史比较文艺学在当今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它的历史类型学思想、文学影响的规律性的思想、总体文学建构的思想和跨学科研究的思想都有着有别于西方比较文学思想的独特视角和观点，这些视角和观点对于我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具有很大的启示和影响。 从比较文学角度谈《药》的深刻意蕴 鲁迅的《药》从选材、 构思到人物形象、主题和艺术风格均烙有鲜明的西方文学印记，说明鲁迅对西方文学极为倾情。植根于鲁迅灵魂深处的时代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使他自觉地将唤醒国民、振兴国家作为自己的根本使命;而他的社会理想和坚韧个性，又使他始终不渝地呐喊、战斗;同时，他的悲剧心理和独特审美观，使他的笔端自然地流露出阴冷的艺术风格，既有对安德列耶夫的借鉴，又有自己的再创造 。两次伟大的“文艺复兴”——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与中国五四时期的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中，人们很少将注意力投注于意大利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之中。本文旨在通过“文的自觉”和“人的发现”两个方面，考察五四文学接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文学的影响，从而比较探讨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五四新文学的价值意义。林黛玉和道纲母 本文在中日比较文学的视野中，从多愁善感与倔强的性格特质、感情专一与嫉妒排他的情感特点、不平等的情爱关系和悲剧命运的实质三个层面比较、分析和论证了道纲母和林黛玉这两个中日悲剧女性形象的同中之异，剖析了古代社会女性的心理特征和不平等的情爱关系，揭示了造成她们悲剧命运的实质原因。动荡年代的幽玄之美 “幽玄”这一美学理念起源于中国，是中国的诗歌创作理念之一，后经汉译佛经传入日本，成为日本和歌的最高美学理想。对中国魏晋南北朝和日本中世纪这相距整整一千年的两个动荡年代的诗歌进行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跨越时空的距离探寻中日两国诗歌中既相通又相异的幽玄之美。
中国人们的心理都有大团圆结局的心理，其实很多文学在后面都加入让人能接受的情节，比如梁祝化蝶，窦娥最后翻案。所以我认为没有。
中国整个儿都是个杯具
安徒生被世人称为"世界童话之王",1913年周作人把他的作品第一次介绍到中国以来,一直受到广大读者和儿童作家的关注和喜爱。曹文轩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著名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其作品《红瓦》、《草房子》等儿童文学作品荣获了 2016年度的"国际安徒生奖",深受读者和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曹文轩非常推崇和欣赏安徒生的艺术品质,安徒生和曹文轩的儿童文学作品,在创作风格和创作理念等方面,具有相似或契合之处,具有可比性。但是,由于两人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所受传统文化的不同,他们的作品中所体现的悲剧意识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本文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方法,在解读和理解《草房子》、《红瓦》和《安徒生童话》等作品的基础上,从安徒生和曹文轩两位作家的人生经历、作品中的悲剧意识、艺术手法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了悲剧意识的异同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本文共分四部分内容,首先,在绪论部分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以及研究方法。其次,论述了安徒生童话对曹文轩儿童文学作品的影响,主要从现实意义和创作上的艺术表现等两个方面论述了相似性。第三,对两位作家作品中的悲剧意识进行比较分析,主要从作品中人物形象、诗意语言及诙谐幽默的表达方式等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了二者的异同点。第四,通过对文化社会背景、群体意识与个体意识、审美意识等的论述,分析了产生不同悲剧意识的原因。通过比较分析本文认为,曹文轩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古典悲剧美和创作风格,是中国传统文化民族心理和西方古典悲剧美学相互融合的产物,尤其是安徒生童话中的古典悲剧美,在曹文轩儿童文学作品中表现的极为突出。安徒生和曹文轩两位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悲剧意识,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对曹文轩与安徒生儿童文学的深入理解和研究,具有抛砖引玉之功效。
对不起，没空给你做作业。谢谢
不可能给你做作业吧，论文这东西还得自己写才行，给你一些资料，你参考一下，3000字不算多，拼拼凑凑就完了，毕业论文还要5000字呢。这些资料没有发完，有字数限制，你给个邮箱，剩下的发在你邮箱里 ，对你很有帮助的，随便润色一下就可以交了。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的文艺学分支。它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它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比较文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学者诺埃尔和拉普拉斯合编的《比较文学教程》（1816）中，但该著作未涉及它的方法与理论。使这一术语得以流行的 ，是法国文学批评家、巴黎大学教授维尔曼 （1790～1870）。1827年他在讲授中世纪和18世纪法国文学课时，曾几次使用“比较文学”和“比较分析”等术语，两年以后他将题名为《18世纪法国文学综览》的讲稿出版。1865年后，“比较文学”作为专门术语而被普遍接受。19 世纪70年代后，比较文学在欧美各国有了很大发展，其中心在法国。1931年法国保罗•梵•第根的著作《比较文学论》，第一次全面总结了近百年来比较文学发展的理论和历史，主张把文学研究划分为国别文学、比较文学、总体文学三大范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1952 年《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在美国创刊，按年总结比较文学发展的成绩与问题。比较文学研究，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在中国，鲁迅、茅盾、郭沫若等曾广泛比较研究过各国文学的发展，如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茅盾的《俄国近代文学杂谈》等。20世纪30年代中国开始介绍外国比较文学的历史和理论 。陈铨的《中德文化研究》 、钱钟书的《 谈艺录》、朱光潜的《诗论》等，在某个方面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奉献。7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在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成绩斐然。产生于19世纪的比较文学，是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即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学与文学，或者文学与其他的艺术形式、意识形态的关系的新型边缘学科。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着眼，充分揭示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文学所持有的发生、发展的过程，探索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乃至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比较文学的任务。歌德是比较文学的先驱。世界上目前主要有法、美两派。前者注重研究一国文化对另一国文学的影响；后者注重研究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民族文化的比较，找出异同及缘由，以找出共同的规律。什么是比较文学呢？让我们先从发生在中国文学史上并持续达千年之久的一桩“公案”谈起，并循此步步走近并认识比较文学。远在唐代，就有人对南朝时吴均在《续齐谐记》中所写的“许彦鹅笼”故事的来源作过研究。“许彦鹅笼”故事说的是，阳羡（即今江苏宜兴）地方一个名叫许彦的人，在途中遇到一位十七、八岁的书生，这位倒在路边的书生声称脚痛，要求坐进许彦的鹅笼里。许彦以为是说着玩的，谁知书生真的入笼与双鹅并坐，而许彦提起鹅笼竟不觉得重。等走到树下休息时，书生出了鹅笼，说要设宴答谢许彦，说完就从口中吐出美酒佳肴来款待许彦。过了一会，又从口中吐出一位芳龄十六的美女来陪伴宴饮。又过一会，书生酒醉睡着后，此女子竟从她口中也吐出一个二十三、四岁的男子来作伴。许彦正同此男子寒暄之际，书生却象要醒的样子，美女忙又吐出丝绵屏风来遮住，并同书生一道睡了。可那男子却从他口中也吐出年约二十的女子一道饮酒嬉戏。过了许久之后，听到书生响动声时，此男子忙将二十岁的女子吞入口内；年方十六的美女醒后，也忙吞入那男子，并独对许彦而坐。书生起来后，就次第吞下美女与各种餐具，然后留下一个大铜盘给许彦留作纪念，并告别而去。晚唐时与李商隐、温庭筠齐名的诗文家段成式，在他于九世纪中期写成的《酉阳杂俎》一书中，通过与印度佛经《譬喻经》中的“梵志吐壶”比较后就曾说过：“释氏《譬喻经》云：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女子与屏，处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复与共卧。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拄丈而去。余以吴均尝览此事，讶其说以为至怪也。”后来，还有多人提及此事，直到鲁迅，才对这一“公案”作了透彻明断。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此类思想，盖非中国所故有，段成式已谓出于天竺（即古代印度）……当又为梵志吐壶相之渊源矣。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如晋人荀氏作《灵鬼志》，亦记道人入笼子中事，尚云来自外国，至吴均记，乃为中国之书生。”鲁迅说得极对，这一故事源自印度，随佛经传入中国后，开始还说这是外国道人，如晋代荀氏所作的《灵鬼志》中说：“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国来。”到了南朝吴均手里，就被吸收消化成了纯为中国的人、事与地点了。当然，这种“蜕化为国有”的过程，一直绵延到现当代。1981年台北出版的台湾作家张晓风的小说《人环》，就进一步将许彦鹅笼的故事，演变为有心理活动、环境衬托与细腻描写的当代小说了。然而，其题材、基本故事情节与主要人物关系，依然如故。象鲁迅与段成式二人，对中印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作品进行的这种研究，比较其相似，追溯其渊源，探究其联系与原因，实际上就是一种比较文学的研究。由于各民族的文学之间，在历史上存在着大量的相互交往的联系，因此就出现了如下文学现象：日本的古典小说《源氏物语》中，就运用了不少中国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作；我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能七十二变，就吸收了印度佛经中神猴哈奴曼会三十六变的成分，孙悟空大闹天宫又发展了印度佛经《贤愚经》中顶生王闹天帝宫殿的故事；相传李白首先创作了《菩萨蛮》，但据考证，《菩萨蛮》是古代缅甸的乐调，经云南而传入中原；更早的《楚辞•离骚》，开头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维庚寅吾以降”。这难以理解的“摄提”、“孟陬”等词，有的专家研究认为，它们是从国外传入的星座译名，极可能是希腊文，也可能是撒马里亚语等。这类研究，由于主要是寻溯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交往联系，研究其渊源、媒介、流传、翻译、接受等等的影响事实，所以就叫它为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这一类研究，一百年前兴起并盛行于法国、德国，并一度还曾主宰了比较文学的全部领域，因此“影响研究”的成绩可谓硕果累累，有关“影响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较成熟完备。凡着重这方面的研究，因其主张研究各民族文学现象之间确实存在的影响事实联系，因此对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及其方法，大家习惯称之为“影响研究”学派。又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比较文学界的争论中，其争论的一方多是法国学者，故又被称为“法国学派”。这一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认定，可以梵•第根和基亚对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为代表。梵•第根在1931年的《比较文学论》一书中说：“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基亚于20年后出版的《比较文学》中说得更明白：“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的关系史。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或民族的边缘，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在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然而，无论在中外文学还是各国文学之间，也无论是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还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或是文艺思潮、流派和运动之间，都还存在着众多的并无影响事实联系却又十分相似的情况。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过无声之美：“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情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无独有偶，英国诗人济慈在他的《希腊古瓮颂》中也写道：“听得见的声音固然美，听不见的声音则加倍幽美。”同为抒写对意中人的倾慕之爱，明代《乐府吴调》中有一曲写道：“变一只绣鞋儿，在你金莲上套；变一领汗衫儿，与你贴肉相交；变一个竹夫人，在你怀儿里抱；变一个主腰儿，拘束着你；变一管玉萧儿，在你指上调；再变上一块香茶，也不离你樱桃小。”而欧洲的诗歌、小说也常有这类描写，古希腊的诗人写过：“愿变为心上人的口边之笛。”西班牙十七世纪剧作家罗哈斯民剧中也写过：“愿变为意中人腰间之带。”甚至在德国文学中还写过：“愿变为心上人身边的跳蚤与虱子。”还有一些作品，不仅人物性格相似，连反映性格的细节也几乎一样。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家莫里哀的名作《悭吝人》中的阿尔巴贡，同中国古典小说《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都同样爱钱“胜”命，悭吝而无情，如阿尔巴贡要掐掉两支蜡烛中的一支，才称心如意；而严监生要灭剩油灯芯中的一根，才咽气罢休。在白居易与济慈、明代《乐府吴调》与欧洲古代戏剧、《悭吝人》中的阿尔巴贡与《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之间的异同，并非彼此有过“影响联系”，而是作家们在各自民族的现实生活中观察、体验与加工塑造的结果。要说受到“影响”，倒是在东西方各自文化体系与文学传统中可追溯到各自的源头。如严监生之前的元杂剧《看钱奴》中的贾生，就同严监生临死前的吝啬劲十分相似，不同的是贾生要儿子舔尽沾了油渍的手指方肯咽气；更早的可追溯到北魏《笑林》中的“俭吝老人”，甚至战国时《商君书》中的“东郭敞”，都是以爱物胜过爱人的吝啬与贪欲而影响后世。同样，莫里哀塑造的阿尔巴贡，可上溯到古罗马剧作家普拉图斯的喜剧《一罐金子》中的守财奴，和更早的古希腊作家西俄夫拉斯培斯的论文《性格论》，因为论文里勾勒出了吝啬人的性格类型。崇尚古典主义并又热衷于从古希腊罗马文学中汲取创作题材的新古典主义作家莫里哀，受其欧洲文学传统的影响，连他本人也直言不讳。因此，在研究这二者相似的问题上，就要撇开影响研究而从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等方面去探索其“文心相通”的规律。通过对阿尔巴贡与严监生这组中外文学形象的比较，可以更清楚地发现：贪欲与吝啬尽管古已有之，然而到了资本降世之时，由于金钱渐渐成为取代封建社会等级与特权的一尊“至圣”，于是在市民中最早出现的那批商人资产者身上，吝啬就是他们积累财富与货币的一种手段，又同他们拼命猎取剩余价值的贪婪与世俱存，从而构成了他们性格习惯与心理状态的一大特征：吝啬到将一钱一物都视为一本万利的万能之神的典型性格，才各自成为中外文学史上的不朽艺术形象。这种对各民族文学所作的比较研究，由于其研究的对象是彼此之间并无直接影响交流的各民族文学，恰如互不相交的平行线，因此，被称为比较文学中的另一大类——“平行研究”。又由于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学者首先提倡与实施的，故又被称为“美国学派”。20世纪60年代，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雷马克教授，其给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最被学界称道：“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这一定义，除了强调对并无相互影响或联系的各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也是比较文学外，它还提出了比较文学还应包括对文学与其他学科或信仰等“表现领域”的关系研究，即被学界称之为“跨学科”研究，也属比较文学。如将心理学、生理学的“通感”说来研究文学创作中的修辞手法，就可视为一种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了。对事物的繁多，如何描写？无声的景物又如何描绘？夜空的星星够多也够亮晶晶的了，诗人们又作过什么出色的抒写？而一般的批评家又作何评说？宋代诗人宋祁写的《玉楼春》中有“绿阳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用一“闹”字形容无声杏子的茂盛。但明代的李渔却批评道：“此语殊难著解。争斗有声谓之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余实未之见也。闹字可用，则炒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而宋代的大诗人苏轼则更进一层，他在《夜行观星》中写无声的星星也说“小星闹若沸”。同样，清代的大学士、总纂了《四库全书》的纪晓岚也说此句不好，还批注为“似流星”。无独有偶的是，这种把无声的事物写成有声的佳句，在西方文学中也有：19世纪意大利诗人巴司古利（Pascoli，Giovanni，1855—1912），有句写星星的名句：“碧空里一簇星星啧啧喳喳象小鸡儿似的走动。”18世纪的圣•马丁（Saint Martin）也说：“听见发声的花朵，看见发光的音调。”以李渔、纪晓岚之见，这些写法都违背了常识，因为无声的繁星怎么可能有声呢？是写错了。但是，心理学与生理学告诉我们，人的感觉会有“感觉挪移”的现象，叫“通感”。即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与味觉往往可以打通、相交。颜色似有形象，冷暖会有重量，气味变有锋芒。如：臭气刺鼻，高音区响亮，颜色有冷色热色之别等。这些不是比喻，比喻是同类特征的扩大与缩小，而且不发生“感觉挪移”。同样，星星太多，此闪彼闪，影闹如沸水；红杏盛开在枝头，你红我更红，似乎在争闹一样。从通感来说，这正是作家形象地反映了人类感知通感规律的记录，因此才成为千古流传并魅力不减的修辞佳句。无论是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或是跨学科研究，它们都是不同于通常的文学史、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的一种文学研究。这种被称作为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新兴学科，有其自己的研究对象，即都是以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一种更注重打破地理空间与学科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这种研究不是为了比优劣、赛高低，而是以世界文学与总体知识的视野，来参照比较地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学和他者的外国文学，以构建更为科学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体系。因此，比较文学为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顺应当今全球化进程的认识新天地。我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季羡林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曾在《人民日报》上著文，对什么是比较文学作过准确而又精当的回答：“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来加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在内。”而到了20世纪末，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博士，在她《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一书的开头也说：“对什么是比较文学的简明回答是，比较文学是关于跨越两个以上文化的文本的跨学科研究，也是对跨越了时空的两个以上文学相关模式的关系研究。”可见，跨国族界、跨语言界和跨学科界的比较文学，是一门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兴人文学科，它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体系，自己的任务，自己的特点与要求。它是产生于各国文学文化交往的基础上，随之发展而成熟，并与当今全球化时代认识同步的文学研究综合性学科。“比较文学”这个说法是法国的学者在一百多年前提出来的。在当时的欧洲，由于民族国家的形成，各国学者都致力于各自民族文学的整理和研究，研究的方法，是从社会背景，作家生平来诠释作品，也就是所谓“知人论世”的套路。后来，法国的学者却认为仅仅对国族文学的整理和研究是不够的，文学的研究应当跨越国族的界限。德国的大诗人歌德（J．W．Goethe）支持这种超国界的视野，晚年甚至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然而不管是法国学者的“比较文学”还是歌德的“世界文学”，着眼点都在欧洲，这是需要说明的。法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从事的是一种“影响的研究“，关心的是一个国族的文学怎样被另一个国族的文学家接受，模仿和创造性地转化，追溯和清理文学跨越国族疆界旅行的轨迹。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留学西洋归国的作家学者如梁宗岱、钱钟书、陈铨等人都曾努力推动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遗憾的是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比较文学研究有相当一段时间的停滞，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重新有了拓展，幸亏台湾和香港的学者不曾因政治的负面影响而使研究有所中断。二战以后，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提出了所谓“平行的研究”，即国别文学之间即使没有发生过关系，照样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所以莎氏比亚可以和汤显祖比较，《红楼梦》可以和《源氏物语》比较。比较文学研究甚至可以跨越学科，比如文学与音乐、与哲学、与宗教、与心理学甚至数学，都可以进行比较。中国的古诗中的一些名句中的美丽意象，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据说无非是在用文字图解几何学中的诸如“垂直”、“相切”的概念，而“骚人遥驻木兰舟”和“万户捣衣声”都可能在暗示性活动，所以可以给人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等等。近一、二十年来，比较文学研究又开始朝比较文化研究转向，比如所谓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性别批评等等。一、比较文学学科的基本学理1、定义：比较文学是一门将研究对象自觉地由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文学扩展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民族和地区文学中进行“跨文化的”综合性考察和研究的学科。简而言之，比较文学是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对要素A和要素B 之间关系的研究。所谓“自见者不明”（《老子•二十四章》），认识“自我”需要借助将“他者”作为参照，才能更好地把握事物。2、“比较”的意义： 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这里的“比较”是指“双边”或“多边”的“跨文化（跨文学）”研究，这里说的“跨文化思维”，指的是“比较文学”学科对于“文学”的思考，必须是从“超越一种文学”，“超越一个民族”，“超越一种语言”和“超越一种文化”的视角考量面临的学术问题。这是比较文学学科的最基本学理。 因此，比较文学是与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贴近的边缘学科，能够最迅带地感知和接受各方面的最新信息，将触角伸向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比较文学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强调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实践东西方、中外关系上的平等对话，进行双向阐释，以达到互证、互补、互惠的新人文主义目标。………………注：（1） 布吕奈尔等著《什么是比较文学》第2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2） 转引自孙景尧《简明比较文学》第6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
应该比较 群魔和雷雨吧
区别：在比较文学里，平行研究注重研究对象的空间关系，影响研究注重于研究对象的时间关系。平行研究和共时研究差不多，影响研究需要历时研究来支撑联系：他们都是为了弄清研究对象的地位和性质。
比较文学论文可以写的内容如下：
比较文学是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为比较视域而展开的文学研究，在学科的成立上以研究主体的比较视域为安身立命的本体，因此强调研究主体的定位。
同时比较文学把学科的研究客体定位于国族文学之间与文学及其他学科之间的三种关系：事实材料关系、美学价值关系、学科交叉关系。比较文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学者诺埃尔和拉普拉斯合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但该著作未涉及它的方法与理论。
使这一术语得以流行的，是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维尔曼，他于1827年在巴黎大学开设了18世纪法国作家对外国文学和欧洲思想的影响的讲座，并于两年后将讲稿整理，以《18世纪法国文学综览》的书名出版。
比较文学介绍：
比较文学研究，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梵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在中国，鲁迅、茅盾、郭沫若等曾广泛比较研究过各国文学的发展，如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茅盾的《俄国近代文学杂谈》等，20世纪30年代中国开始介绍外国比较文学的历史和理论。陈铨的《中德文化研究》、钱钟书的《谈艺录》、朱光潜的《诗论》等，在某个方面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奉献。
美狄亚、繁漪略看中西文化生态对女性复仇心理的影响毫无疑问，有史以来，在关于爱情的话题中，男性话语总是处于支配地位，女性意识则是处在一种受压抑的状态。自文明社会以来，“软弱”这个男性设定的性格特征终成为女性的自我认知，于是就有莎翁叹曰：“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但是，被压抑的软弱与畸态的报复是一张镜子相反相成的两面。女性的压抑来自于古老的年代，而女性对男性的报复也同样拥有悠久的历史，因此在文学中便形成了“复仇”母题的子母题——“女性复仇”。本文即以古希腊戏剧《美狄亚》中的女主人公美狄亚与中国现代话剧《雷雨》中的女主人公繁漪这两个中外复仇女性为例来对中西女性复仇心理进行比较研究，并且
论比较文学的“传播研究” ——它与“影响研究”的区别，它的方法、意义与价值_文学论文
论可比性——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可比性是关系到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能不能建立、比较研究能不能有效进行的重要理 论问题。文学现象之间实际存在的亲缘关系、价值关系和交叉关系是可比性的客观基础。 在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中,为掌握好可比性，必须做好发现、考察、抉择这样三个方面的工作。 俄苏历史比较文艺学的特征 俄苏历史比较文艺学在当今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它的历史类型学思想、文学影响的规律性的思想、总体文学建构的思想和跨学科研究的思想都有着有别于西方比较文学思想的独特视角和观点，这些视角和观点对于我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具有很大的启示和影响。 从比较文学角度谈《药》的深刻意蕴 鲁迅的《药》从选材、 构思到人物形象、主题和艺术风格均烙有鲜明的西方文学印记，说明鲁迅对西方文学极为倾情。植根于鲁迅灵魂深处的时代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使他自觉地将唤醒国民、振兴国家作为自己的根本使命;而他的社会理想和坚韧个性，又使他始终不渝地呐喊、战斗;同时，他的悲剧心理和独特审美观，使他的笔端自然地流露出阴冷的艺术风格，既有对安德列耶夫的借鉴，又有自己的再创造 。两次伟大的“文艺复兴”——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与中国五四时期的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中，人们很少将注意力投注于意大利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之中。本文旨在通过“文的自觉”和“人的发现”两个方面，考察五四文学接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文学的影响，从而比较探讨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五四新文学的价值意义。林黛玉和道纲母 本文在中日比较文学的视野中，从多愁善感与倔强的性格特质、感情专一与嫉妒排他的情感特点、不平等的情爱关系和悲剧命运的实质三个层面比较、分析和论证了道纲母和林黛玉这两个中日悲剧女性形象的同中之异，剖析了古代社会女性的心理特征和不平等的情爱关系，揭示了造成她们悲剧命运的实质原因。动荡年代的幽玄之美 “幽玄”这一美学理念起源于中国，是中国的诗歌创作理念之一，后经汉译佛经传入日本，成为日本和歌的最高美学理想。对中国魏晋南北朝和日本中世纪这相距整整一千年的两个动荡年代的诗歌进行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跨越时空的距离探寻中日两国诗歌中既相通又相异的幽玄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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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是比较文学得以存在的立身之本，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同源性。在以同源性为突出特征的影响研究的可比性中，影响的种类、影响的途径和接受的实证性方式就成为法国学派比较文学具体的研究内容。除此以外的一切比较文学研究，由于缺乏同源性，法国学派均否认其属于比较文学。由于在法国学派那里可比性已被人为限制到很小的领域内，显而易见，这并不是比较文学可比性的全部。 (2)、变异性。出自同源的文学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传播与交流中，在语言翻译层面、文学形象层面、文学文本层面、文化层面产生了文化过滤、误读与“创造性叛逆”，产生了形象的变异与接受的变异，甚至发生“他国化”式的蜕变，这些都是变异学关注的要点，在这里，差异性成为可比性的核心内容。（3）、类同性。比较文学发展到以平行研究为特征的美国学派时，影响研究的束缚便得以突破。可比性的内容得到进一步拓展，类同性和综合性作为平行研究可比性的特征凸现出来。平行研究的对象是彼此毫无直接影响和亲缘联系的不同国家或民族间的文学。因此，类同性所指的是没有任何关联的不同国家的文学之间在风格、结构、内容、形式、流派、情节、技巧、手法、情调、形象、主题、思潮乃至文学规律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相似和契合之处。而综合性则是立足于文学，以文学与其他学科进行跨学科比较的一种交叉关系。因此，平行研究的可比性就在于类同性与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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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艺录》、朱光潜的《诗论》等，在某个方面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奉献。7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在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成绩斐然。产生于19世纪的比较文学，是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即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学与文学，或者文学与其他的艺术形式、意识形态的关系的新型边缘学科。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着眼，充分揭示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文学所持有的发生、发展的过程，探索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乃至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比较文学的任务。歌德是比较文学的先驱。世界上目前主要有法、美两派。前者注重研究一国文化对另一国文学的影响；后者注重研究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民族文化的比较，找出异同及缘由，以找出共同的规律。什么是比较文学呢？让我们先从发生在中国文学史上并持续达千年之久的一桩“公案”谈起，并循此步步走近并认识比较文学。远在唐代，就有人对南朝时吴均在《续齐谐记》中所写的“许彦鹅笼”故事的来源作过研究。“许彦鹅笼”故事说的是，阳羡（即今江苏宜兴）地方一个名叫许彦的人，在途中遇到一位十七、八岁的书生，这位倒在路边的书生声称脚痛，要求坐进许彦的鹅笼里。许彦以为是说着玩的，谁知书生真的入笼与双鹅并坐，而许彦提起鹅笼竟不觉得重。等走到树下休息时，书生出了鹅笼，说要设宴答谢许彦，说完就从口中吐出美酒佳肴来款待许彦。过了一会，又从口中吐出一位芳龄十六的美女来陪伴宴饮。又过一会，书生酒醉睡着后，此女子竟从她口中也吐出一个二十三、四岁的男子来作伴。许彦正同此男子寒暄之际，书生却象要醒的样子，美女忙又吐出丝绵屏风来遮住，并同书生一道睡了。可那男子却从他口中也吐出年约二十的女子一道饮酒嬉戏。过了许久之后，听到书生响动声时，此男子忙将二十岁的女子吞入口内；年方十六的美女醒后，也忙吞入那男子，并独对许彦而坐。书生起来后，就次第吞下美女与各种餐具，然后留下一个大铜盘给许彦留作纪念，并告别而去。晚唐时与李商隐、温庭筠齐名的诗文家段成式，在他于九世纪中期写成的《酉阳杂俎》一书中，通过与印度佛经《譬喻经》中的“梵志吐壶”比较后就曾说过：“释氏《譬喻经》云：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女子与屏，处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复与共卧。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拄丈而去。余以吴均尝览此事，讶其说以为至怪也。”后来，还有多人提及此事，直到鲁迅，才对这一“公案”作了透彻明断。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此类思想，盖非中国所故有，段成式已谓出于天竺（即古代印度）……当又为梵志吐壶相之渊源矣。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如晋人荀氏作《灵鬼志》，亦记道人入笼子中事，尚云来自外国，至吴均记，乃为中国之书生。”鲁迅说得极对，这一故事源自印度，随佛经传入中国后，开始还说这是外国道人，如晋代荀氏所作的《灵鬼志》中说：“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国来。”到了南朝吴均手里，就被吸收消化成了纯为中国的人、事与地点了。当然，这种“蜕化为国有”的过程，一直绵延到现当代。1981年台北出版的台湾作家张晓风的小说《人环》，就进一步将许彦鹅笼的故事，演变为有心理活动、环境衬托与细腻描写的当代小说了。然而，其题材、基本故事情节与主要人物关系，依然如故。象鲁迅与段成式二人，对中印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作品进行的这种研究，比较其相似，追溯其渊源，探究其联系与原因，实际上就是一种比较文学的研究。由于各民族的文学之间，在历史上存在着大量的相互交往的联系，因此就出现了如下文学现象：日本的古典小说《源氏物语》中，就运用了不少中国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作；我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能七十二变，就吸收了印度佛经中神猴哈奴曼会三十六变的成分，孙悟空大闹天宫又发展了印度佛经《贤愚经》中顶生王闹天帝宫殿的故事；相传李白首先创作了《菩萨蛮》，但据考证，《菩萨蛮》是古代缅甸的乐调，经云南而传入中原；更早的《楚辞•离骚》，开头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维庚寅吾以降”。这难以理解的“摄提”、“孟陬”等词，有的专家研究认为，它们是从国外传入的星座译名，极可能是希腊文，也可能是撒马里亚语等。这类研究，由于主要是寻溯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交往联系，研究其渊源、媒介、流传、翻译、接受等等的影响事实，所以就叫它为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这一类研究，一百年前兴起并盛行于法国、德国，并一度还曾主宰了比较文学的全部领域，因此“影响研究”的成绩可谓硕果累累，有关“影响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较成熟完备。凡着重这方面的研究，因其主张研究各民族文学现象之间确实存在的影响事实联系，因此对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及其方法，大家习惯称之为“影响研究”学派。又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比较文学界的争论中，其争论的一方多是法国学者，故又被称为“法国学派”。这一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认定，可以梵•第根和基亚对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为代表。梵•第根在1931年的《比较文学论》一书中说：“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基亚于20年后出版的《比较文学》中说得更明白：“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的关系史。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或民族的边缘，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在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然而，无论在中外文学还是各国文学之间，也无论是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还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或是文艺思潮、流派和运动之间，都还存在着众多的并无影响事实联系却又十分相似的情况。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过无声之美：“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情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无独有偶，英国诗人济慈在他的《希腊古瓮颂》中也写道：“听得见的声音固然美，听不见的声音则加倍幽美。”同为抒写对意中人的倾慕之爱，明代《乐府吴调》中有一曲写道：“变一只绣鞋儿，在你金莲上套；变一领汗衫儿，与你贴肉相交；变一个竹夫人，在你怀儿里抱；变一个主腰儿，拘束着你；变一管玉萧儿，在你指上调；再变上一块香茶，也不离你樱桃小。”而欧洲的诗歌、小说也常有这类描写，古希腊的诗人写过：“愿变为心上人的口边之笛。”西班牙十七世纪剧作家罗哈斯民剧中也写过：“愿变为意中人腰间之带。”甚至在德国文学中还写过：“愿变为心上人身边的跳蚤与虱子。”还有一些作品，不仅人物性格相似，连反映性格的细节也几乎一样。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家莫里哀的名作《悭吝人》中的阿尔巴贡，同中国古典小说《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都同样爱钱“胜”命，悭吝而无情，如阿尔巴贡要掐掉两支蜡烛中的一支，才称心如意；而严监生要灭剩油灯芯中的一根，才咽气罢休。在白居易与济慈、明代《乐府吴调》与欧洲古代戏剧、《悭吝人》中的阿尔巴贡与《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之间的异同，并非彼此有过“影响联系”，而是作家们在各自民族的现实生活中观察、体验与加工塑造的结果。要说受到“影响”，倒是在东西方各自文化体系与文学传统中可追溯到各自的源头。如严监生之前的元杂剧《看钱奴》中的贾生，就同严监生临死前的吝啬劲十分相似，不同的是贾生要儿子舔尽沾了油渍的手指方肯咽气；更早的可追溯到北魏《笑林》中的“俭吝老人”，甚至战国时《商君书》中的“东郭敞”，都是以爱物胜过爱人的吝啬与贪欲而影响后世。同样，莫里哀塑造的阿尔巴贡，可上溯到古罗马剧作家普拉图斯的喜剧《一罐金子》中的守财奴，和更早的古希腊作家西俄夫拉斯培斯的论文《性格论》，因为论文里勾勒出了吝啬人的性格类型。崇尚古典主义并又热衷于从古希腊罗马文学中汲取创作题材的新古典主义作家莫里哀，受其欧洲文学传统的影响，连他本人也直言不讳。因此，在研究这二者相似的问题上，就要撇开影响研究而从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等方面去探索其“文心相通”的规律。通过对阿尔巴贡与严监生这组中外文学形象的比较，可以更清楚地发现：贪欲与吝啬尽管古已有之，然而到了资本降世之时，由于金钱渐渐成为取代封建社会等级与特权的一尊“至圣”，于是在市民中最早出现的那批商人资产者身上，吝啬就是他们积累财富与货币的一种手段，又同他们拼命猎取剩余价值的贪婪与世俱存，从而构成了他们性格习惯与心理状态的一大特征：吝啬到将一钱一物都视为一本万利的万能之神的典型性格，才各自成为中外文学史上的不朽艺术形象。这种对各民族文学所作的比较研究，由于其研究的对象是彼此之间并无直接影响交流的各民族文学，恰如互不相交的平行线，因此，被称为比较文学中的另一大类——“平行研究”。又由于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学者首先提倡与实施的，故又被称为“美国学派”。20世纪60年代，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雷马克教授，其给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最被学界称道：“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这一定义，除了强调对并无相互影响或联系的各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也是比较文学外，它还提出了比较文学还应包括对文学与其他学科或信仰等“表现领域”的关系研究，即被学界称之为“跨学科”研究，也属比较文学。如将心理学、生理学的“通感”说来研究文学创作中的修辞手法，就可视为一种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了。对事物的繁多，如何描写？无声的景物又如何描绘？夜空的星星够多也够亮晶晶的了，诗人们又作过什么出色的抒写？而一般的批评家又作何评说？宋代诗人宋祁写的《玉楼春》中有“绿阳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用一“闹”字形容无声杏子的茂盛。但明代的李渔却批评道：“此语殊难著解。争斗有声谓之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余实未之见也。闹字可用，则炒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而宋代的大诗人苏轼则更进一层，他在《夜行观星》中写无声的星星也说“小星闹若沸”。同样，清代的大学士、总纂了《四库全书》的纪晓岚也说此句不好，还批注为“似流星”。无独有偶的是，这种把无声的事物写成有声的佳句，在西方文学中也有：19世纪意大利诗人巴司古利（Pascoli，Giovanni，1855—1912），有句写星星的名句：“碧空里一簇星星啧啧喳喳象小鸡儿似的走动。”18世纪的圣•马丁（Saint Martin）也说：“听见发声的花朵，看见发光的音调。”以李渔、纪晓岚之见，这些写法都违背了常识，因为无声的繁星怎么可能有声呢？是写错了。但是，心理学与生理学告诉我们，人的感觉会有“感觉挪移”的现象，叫“通感”。即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与味觉往往可以打通、相交。颜色似有形象，冷暖会有重量，气味变有锋芒。如：臭气刺鼻，高音区响亮，颜色有冷色热色之别等。这些不是比喻，比喻是同类特征的扩大与缩小，而且不发生“感觉挪移”。同样，星星太多，此闪彼闪，影闹如沸水；红杏盛开在枝头，你红我更红，似乎在争闹一样。从通感来说，这正是作家形象地反映了人类感知通感规律的记录，因此才成为千古流传并魅力不减的修辞佳句。无论是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或是跨学科研究，它们都是不同于通常的文学史、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的一种文学研究。这种被称作为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新兴学科，有其自己的研究对象，即都是以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一种更注重打破地理空间与学科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这种研究不是为了比优劣、赛高低，而是以世界文学与总体知识的视野，来参照比较地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学和他者的外国文学，以构建更为科学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体系。因此，比较文学为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顺应当今全球化进程的认识新天地。我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季羡林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曾在《人民日报》上著文，对什么是比较文学作过准确而又精当的回答：“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来加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在内。”而到了20世纪末，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博士，在她《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一书的开头也说：“对什么是比较文学的简明回答是，比较文学是关于跨越两个以上文化的文本的跨学科研究，也是对跨越了时空的两个以上文学相关模式的关系研究。”可见，跨国族界、跨语言界和跨学科界的比较文学，是一门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兴人文学科，它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体系，自己的任务，自己的特点与要求。它是产生于各国文学文化交往的基础上，随之发展而成熟，并与当今全球化时代认识同步的文学研究综合性学科。“比较文学”这个说法是法国的学者在一百多年前提出来的。在当时的欧洲，由于民族国家的形成，各国学者都致力于各自民族文学的整理和研究，研究的方法，是从社会背景，作家生平来诠释作品，也就是所谓“知人论世”的套路。后来，法国的学者却认为仅仅对国族文学的整理和研究是不够的，文学的研究应当跨越国族的界限。德国的大诗人歌德（J．W．Goethe）支持这种超国界的视野，晚年甚至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然而不管是法国学者的“比较文学”还是歌德的“世界文学”，着眼点都在欧洲，这是需要说明的。法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从事的是一种“影响的研究“，关心的是一个国族的文学怎样被另一个国族的文学家接受，模仿和创造性地转化，追溯和清理文学跨越国族疆界旅行的轨迹。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留学西洋归国的作家学者如梁宗岱、钱钟书、陈铨等人都曾努力推动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遗憾的是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比较文学研究有相当一段时间的停滞，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重新有了拓展，幸亏台湾和香港的学者不曾因政治的负面影响而使研究有所中断。二战以后，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提出了所谓“平行的研究”，即国别文学之间即使没有发生过关系，照样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所以莎氏比亚可以和汤显祖比较，《红楼梦》可以和《源氏物语》比较。比较文学研究甚至可以跨越学科，比如文学与音乐、与哲学、与宗教、与心理学甚至数学，都可以进行比较。中国的古诗中的一些名句中的美丽意象，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据说无非是在用文字图解几何学中的诸如“垂直”、“相切”的概念，而“骚人遥驻木兰舟”和“万户捣衣声”都可能在暗示性活动，所以可以给人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等等。近一、二十年来，比较文学研究又开始朝比较文化研究转向，比如所谓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性别批评等等。一、比较文学学科的基本学理1、定义：比较文学是一门将研究对象自觉地由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文学扩展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民族和地区文学中进行“跨文化的”综合性考察和研究的学科。简而言之，比较文学是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对要素A和要素B 之间关系的研究。所谓“自见者不明”（《老子•二十四章》），认识“自我”需要借助将“他者”作为参照，才能更好地把握事物。2、“比较”的意义： 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这里的“比较”是指“双边”或“多边”的“跨文化（跨文学）”研究，这里说的“跨文化思维”，指的是“比较文学”学科对于“文学”的思考，必须是从“超越一种文学”，“超越一个民族”，“超越一种语言”和“超越一种文化”的视角考量面临的学术问题。这是比较文学学科的最基本学理。 因此，比较文学是与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贴近的边缘学科，能够最迅带地感知和接受各方面的最新信息，将触角伸向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比较文学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强调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实践东西方、中外关系上的平等对话，进行双向阐释，以达到互证、互补、互惠的新人文主义目标。………………注：（1） 布吕奈尔等著《什么是比较文学》第2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2） 转引自孙景尧《简明比较文学》第6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
1、对象不同
由于尚未发现或者根本就不存在作家作品之间的“事实联系”，因此，它就从像影响研究那样考稽事实，追溯源流，探索影响，而是从一开始就比较异同，然后进行价值判断和审美思考，最终导出结论；
2、内容不同
平行研究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和强度方面的限制。比较下来，处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具有可比性的前提下，做平行的比较研究。
平行研究的研究对象要大得多，研究研究还提出了文学与其他艺术、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思想史，文学与宗教等其他学科的科技比较，这就是比较文学中的跨学科研究。而影响研究并没有跨学科。
扩展资料：
平行研究通常包括了对文学的主题、题材、人物、情节、风格、技巧，甚至意象、象征、格律等地比较，此外还包括文学类型、文学史上的时期、潮流、运动的比较，自然也包括对作家、作品的全面比较。
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不同，它强调的不是文学作品的渊源和发生，作家作品之间的相互影响，也不是文学影响赖以传播的媒介，它强调的不是作家、作品之间的各种外部联系，而是作品的内在的诸种因素，作品本身的美学价值。
因此，它不能像影响研究那样，采用历史的考据的方法，而是采用哲学民族的、审美的、批评的方法，即通过不同民族作家作品之间同和差异的比较或对比，寻找文学的共同本质和共同的美学基础，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它比影响研究具有更多理论价值和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少悲剧，多团圆，喜“团圆”是传统文化的心理特征之一。鲁迅代表着时代的需要，从沉闷的历史铁屋中发出呐喊，从寂寞的历史荒原深处发出呐喊，用特别的格式，用猛烈的火焰暴露黑暗世界。鲁迅的呐喊声里既有勇猛，又有悲哀，它既深刻的反映了那个时代，也表明了鲁迅自己的心态：在漫漫黑夜中，不断求索，孤独而又悲伧，冷峻而又沉郁。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把社会和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和无价值的东西放在一种冷心肠的背景上暴露、表现，在深切的表现中，鲁迅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并且发展了悲剧理论。 一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的反抗叫喊的叛逆精神，“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经长期的痛苦人生的磨砺，在审美创造中喷薄而出，一发而不可收。他认为“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由此也生出瞒和的文艺来”，（1）而“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2）鲁迅把这种“瞒和”的文学称作“团圆主义”文学。鲁迅认为，这种“大团圆”文学除了主要表现在爱情婚姻描写之外，还有更广泛的表现。如弥补缺陷，掩盖社会矛盾，粉饰现实等。因此当鲁迅，“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的时候”，就不再只局限于爱情婚姻问题，而是以东方式思想家的姿态直捣传统文化禁锢中的国民性。因此，大胆看取人生，并毫不留情地加上揭露，是鲁迅审美感受和审美创造中悲剧意识的形成产生的最重要的思想基础。这种悲剧意识的形成产生不仅有自身最深切的人生感受，也有同时代人的思想影响。 鲁迅悲剧意识的产生发展与他批叛地继承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现实主义传统也是分不开的。他喜欢唐代传奇故事，并且加以编辑成集。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整理中国古典小说，这在学术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同时在提高审美意识方面，他也看清了中国古典小说中“大团圆”的弊病。 鲁迅悲剧意识的产生发展还有另一特点，就是孤独，悲伧、冷峻的心理气质在审美情感流向上的影响。鲁迅曾说：“目前在中国，笑是失掉了的”（《致增田涉》），自称“我不爱幽默”，并且以为“这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3）鲁迅有杰出的讽刺才能，但他不想做一个喜剧家，也很少写纯粹意义上的喜剧作品，所以《阿Q正传》虽然只是“开心话”，但鲁迅自己申明，“它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当人们看到阿Q成为无谓的牺牲品被绑赴刑场杀头时，谁还笑得出来。孔乙己、阿Q、祥林嫂都是一出出“笑声中的悲剧”。从鲁迅自己怎么做起小说来和其他谈创作感受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鲁迅悲剧意识的发展轨迹，即彻底遗弃“大团圆”的旧传统，取材于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把人性的扭曲和国民性的改造革新作为悲剧的主旨。 二 鲁迅在评价果戈里的《死魂灵》的人物形象时，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深究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极多。”（4）这可以看作鲁迅悲剧意识的第一点表白。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然象无声寂寞的荒夜，仍然象死水微澜的古镇，仍然“春寒大地”，“万家黑面”，没有人想到会有什么震撼人心的事情曾经在这里发生，但是鲁迅用呐喊搅乱了这“从来如此”的生活，他让人们看到“孔乙己是在人们冷漠的世俗的眼光中消失的；祥林嫂不上四十，却已全然满头白发，封建礼教使她临死前遭受到多大的心灵折磨；封建等级制度是一道可悲的厚障壁……就是这些极平常的，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生活，经过鲁迅概括提炼，却深深震撼了人们的心灵：单四嫂子如果还在那纺车和小曲中生活，难道她的“明天”的命运会好一些？孔乙己从悲凉的秋风中消失了，难道咸亨酒店里就会从些失去了笑声？一场风波以后，航船七斤又得到相当的尊敬和待遇，临河的土场上的农民平静的心境让人感到多么悲哀……原来这些事情并不平常，是人性的弱点，抑或命运的安排造成的这些悲剧，都要求人们到现存的社会，到“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去寻找原因。鲁迅写小人物，写小人物的痛苦，固然是受了果戈理、契诃夫的创作影响。极平常了，人们原不以为奇，现在从阿Q身上，从夏瑜身上，从魏连殳身上，看到了自身的弱点，看到了悲剧的真正根源，引起的心灵震颤，产生的恐惧兴奋就更强烈。从没有中看到不平常，以小见大，是鲁迅创作个性中悲剧意识的第一个重要特点和表现。 如果说孔乙己祥林嫂单四嫂子华老栓的悲剧是一种“平凡的悲剧”，一种为求生存而不能生存，想做奴隶而做不成的悲剧，那么“狂人”史涓生魏连殳N先生吕韦甫的人生悲剧是一种“心灵的悲剧”。涓生“狂人”等都是受过旧式教育，又在当时新思潮的影响下有所觉醒的知识分子。觉醒了然而无路可走，这是人生最苦痛的事情。“狂人”用日记，涓生用手记，最真实的暴露了自己的痛苦。涓生在“手记”开篇写道：“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狂人在日记中反省自己，“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不管是涓生的内心独白，还是N先生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的“统可以忘却”的大段回忆，不管是狂人的“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的自我反省，还是《一件小事》中“我”“还能裁判车夫么？”的心灵颤动，都是一种人生醒后的忏悔，一种深深忏悔意识。透过这些忏悔意识，我们看到，新世纪的现代文化的曙光已在这些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心灵里抖动，但是包裹他们心灵的又是浓重的专制黑暗，而且“初春的夜，竟还是那么的长”，结果产生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现实生活中的这种冲突，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痛苦，经过鲁迅的审美创造，一种心灵痛苦的悲剧，赫然跃于纸上，埋葬过去，开辟新路，真的猛士要愤然前行的内心呼声在震荡鲁迅的心灵。鲁迅“于无声处听惊雷”，他让人们从这些平凡的悲剧，心灵的悲剧中真正体验到人生的痛苦，真正振奋起寻找希望之路的力量。 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鲁迅生活在“风雨如磬闇故园”的旧中国，处处感受社会人生凄风苦雨的“冷”的威逼。家道中落，从“小康人家而坠如困顿”，体验到世态炎凉；看到国人鉴赏同胞示众的麻木神情；回想起先驱者“在社会的冷笑恶骂倾陷里过了一生……”鲁迅“感受的是黑暗居多”（《两地书》）。这种种不愿追怀的“寂寞”“悲哀”的往事，在鲁迅和心灵深处投下了浓重的阴影。这阴影曾长期占据纠缠着鲁迅的情绪。一方面是对人生社会体察的深切，要奋起反抗的觉醒，一方面是呼吸着浓重的黑暗，要批判旧世界的炽烈情感只能如地火在地间运行，这种外冷内热，冷中有热的情绪在审美感受过程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它使鲁迅小说，笼罩上一层阴冷的色调和沉郁的气质。鲁迅小说冷峻沉郁的美学风格正是鲁迅冷峻沉郁的心理素质和心理特征的个性化表现。在鲁迅选择的审美对象上，人物命运，人物关系，自然景物，色彩运用，都有一层“冷”的主观色调。 鲁迅作品中的景物常透出阴冷的寒气。“我”回故乡时，“天气又隐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经不住悲凉起来了。”是悲凉中看到肃杀，还是萧索引起了心态悲凉呢？应该说二者是统一的。再看《药》的结尾，一种“安特莱夫式的阴冷”，又简直使人对那“死一般静”的黑暗感到恐惧。在当时社会的缩影——鲁镇，同样完全笼罩在一片阴冷的气氛中。咸亨酒店中的“我”，不光感受到“秋风是一天比一天凉”，更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冰冷的关系。阴冷的景物描写是冷峻沉郁的情感流向在审美创造中的“有意想象”。《药》中“秋天的后半夜”的阴森寒气，《故乡》中隆冬的荒凉萧索，《祝福》里鲁镇飘飞的雪花，固然都是秋冬季节的自然景象。但是这些自然景象成为作者的审美对象后，经过主观情感的过滤，选筛，这些记忆表象经过分解与综合，重现在作品中，已经很自然地和悲剧人物命运结合在一起了。在鲁迅作品中，景物描写最多的是秋冬景物，而且大都是笼罩在黄昏夜光下。故事背景都刻意这样安排，从一个侧面上表现当时鲁迅呼吸着浓重的黑暗，是“思想太黑暗了”。鲁迅借《孤独者》中“我”的口，从魏连殳身上反映了当时自己的心态。“连殳，我很觉得悲凉，却强装着微笑，说‘我以为你太自寻苦恼了。你看得人间太坏……’”“他冷冷的笑了一笑。”魏连殳的“孤独感”正是鲁迅在审美创造中内心冷峻情绪的体验。 鲁迅冷峻、孤独、悲伧的内心感受在面向否定性事物时，不仅表现出痛苦，而且表现出愤怒，所以“悲愤”成为鲁迅悲剧作品的悲剧基调。愤怒，“怒其不争”，是“热”的一种具体表现。鲁迅在《明天》里“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不仅打破了单四嫂子“团圆”的美梦，而且表现出对还在奔波的”“暗夜”的愤怒。又如“我”在给魏连殳送葬回来的一路上的情绪体验，想到魏连殳对黑暗现实的孤独的反抗，敢于向“从来如此”的生活挑战，“隐约象是”深夜里旷野中的一只野狼嗥叫，虽然孤独悲愤，毕竟搅乱了这“极静的夜”，表现了“我”的快意。所以“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审美同情不同于道德同情，鲁迅在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病态社会，揭出病苦的时候，他把悲愤的心理情绪深深隐藏起来，极力表现出一种冷心肠。祥林嫂在人们的祝福的爆竹声悲惨死去了，而“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我同情和理解魏连殳，而他死后“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阿Q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而鲁迅居然给了他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为了写出底层人物的不幸，相反表现出冷心肠。相反的写法产生了相成的艺术效果，“冷”的审美同情产生了更强烈的怜悯和兴奋感。契诃夫在《致阿维洛娃的信》中曾说：“描写苦命人和可怜虫，而又希望引起读者怜悯时，自己要极力冷心肠才行，这会给别人的痛苦一种近似背景的东西，那种痛苦就会在这背景上更鲜明地暴露出来。” 鲁迅的“冷中有热”的悲剧意识在审美创造中表现深切，“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5）“近几年《呐喊》有这许多人看，当初是万料不到的，而且料也没有科。”（6）鲁迅作品中阴冷、悲愤的悲剧色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寂寞、悲哀，正是先驱者的鲁迅体味到旧世界的悲凉和要冲破黑暗的反抗愿望两种心绪的撞击、交汇。但是当鲁迅掌握了历史辨证法，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以后，当他从“地底下”看到民族的脊梁，看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后，他的孤独感没有了，悲愤冷俊变得热烈坚定起来。从《呐喊》《彷徨》对“恶梦的回忆”到《故乡新编》中对大禹墨子的赞颂，正反映了鲁迅心灵变化的轨迹。沿着这条轨迹，我们看到鲁迅一颗孤独、寂寞的心，一腔悲愤沉郁的炽烈的情，在深沉抑郁中有坚强的战斗意志，在痛苦冷峻中执着未来的新生活理想的追求，这是鲁迅悲剧意识的第二个重要表现和特点。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一件事物较与它相比的一切事物要巨大得多，那便是崇高。鲁迅悲剧意识中的崇高感类似于车氏。鲁迅十分重视崇高，他对优美并不那样感兴趣，这与他对当时社会的看法有关。 为了让一事物大于其他事物，鲁迅在审美创造中“不去描写风月”，并且让相存事物形成鲜明对比，从而产生崇高感，这是鲁迅悲剧意识的第三个表现与特点。 鲁迅说自己“不去表写风月”，而许多作品中又出现了“月”（包括月光月色），这作何理解呢？《狂人日记》开篇写道：“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华夏两家的悲剧故事发生在“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的时候。陈士成的变态心理发展高潮时的举动，完全是在“如一柄白团扇”的月光下进行的。魏连殳埋葬的那晚，“浓云已经散去，持着一轮圆月，散着冷静的光辉”。在这儿，“月光”是一种象征意象，是黑暗的象征物。有月，才知黑暗，有月，才反衬出黑暗的浓重。鲁迅在艺术构思上，是以“白”衬黑，以“白”计黑，以“白”写黑。一小块清冷白的月亮与浓重的黑暗形成鲜明对比，无边巨大的黑暗吞噬了一切，给读者成一种“冷”的威逼，在对这种不可知的力量的审美观照中产生的恐惧，这种悲剧恐惧，也是一种崇高感。 在鲁迅眼里，现实中的“月光”是清、白、冷，理想中的“月色”是金黄、柔和、为暖的，那黑暗中仅存的一片月亮，是鲁迅追求光明的感情的寄托。“我”在离开故乡时，“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 在这轮金黄的圆月下，“我”对希望，正如对路一样，产生了坚定的信念。《社戏》里的“月光又显得格外皎洁”，说它是如实描写，不如说是鲁迅追求新生活的理想之光使月色才变得“格外皎洁”。对比举例的目的，是想说明在鲁迅悲剧作品中，有“风月”的描写只是为了形成一种崇高，而且这种崇高并不全是恐惧，同样有对理想追求的惊奇和赞美。 鲁迅说自己不去描写“风月”，说明他对秀美（或者称优美）不感兴趣，但他在没有“风月”背景陪衬下的审美客观中仍然运用了鲜明对比的艺术构思，形成种种的崇高感。例如《一件小事》中“我”和人力车夫不同态度对比，“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常的感觉，觉得他满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通过“大小”的对比，感到多年的文治武功全没用，倒是一件小事激起心灵的震动。 概括起来说，《呐喊》《彷徨》中的悲剧感强烈，而《故事新编》中的崇高感给人们留下的不是怜悯和恐惧，而是惊奇和赞美。鲁迅审美感受和审美创造中悲剧意识的崇高感的变化，至少说明鲁迅对“国民性”的改革，在推翻专制主义统治，启蒙民族精神方面，他是充满了信心和力量的。 三 在“五四”文学革命中，鲁迅的作品“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果。在这同时，鲁迅用自己的作品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悲剧理论，鲁迅的悲剧意识根植于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出于对国民性痼弊批判改革的需要，他“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将那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鲁迅的悲剧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中起了重要的指导引路作用。 鲁迅创作个性中的悲剧意识及其在作品中的表现有其独特鲜明特点。概括起来就是：在几乎近于无事的生活中揭示社会矛盾，揭露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达到以小见大，以无见有的悲剧效果；鲁迅悲剧意识的基调是悲愤，但他把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愤深深隐蔽起来，让冷心肠成为读者产生痛苦怜悯情绪的一种背景，这种冷峻沉郁的情感流向形成一种威压，产生了强烈的悲剧感和崇高感。 鲁迅的精神遗产具有永久的生命力，鲁迅创作个性中的悲剧感具有丰富的内涵。鲁迅是在致力于国民性改造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悲剧理论的，同样今天我们在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培养现代文明意识，改变落后的风俗习惯，完成这样的历史重任面前，学习鲁迅的悲剧理论是有现实意义的。这是别人的，亲可以借鉴一下哦。
悲剧艺术是一种崇高的艺术形式,以其哀伤的叙事情节和悲愤的情感震撼人心。而中国悲剧艺术独特的文化视角,向人们展示了悲剧艺术的鲜明特征,它唤起人们对正义、崇高、良善的心理认同,激发人们对审美价值和人生价值的深沉思考。 悲剧艺术从广义上讲,就是以悲剧故事为体裁的艺术形式;从狭义上讲是一种特殊的民族艺术。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历史条件、民族性格、文化素质、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的各异,会形成各自不同的艺术特征。在我国,关于“悲剧”一词,据考证直至晚清时才偶然在一些文论中出现。而古代文学往往把那些悲惨之作称为“怨谱”或“哀曲”;在民间,老百姓则称之为“苦戏”,这可以视为中国悲剧艺术的最初形式。 从一定意义上讲,悲剧艺术是有明确的文化理想和价值目标的;反映的是人们在对苦难命运具有大致认同的基础上,怀着悲壮的豪情践履自己使命的情操。那些悲剧人物往往不畏险恶,甘愿为承担时代的苦难而付出,甘愿将其牺牲纳入道德的谱系中,牺牲者并因此获得精神的永生。同时,由于社会分为不同的政治集团、不同的结构层次,这种道德追求和社会评价的标准也会各不相同,而道德标准的异化也会滋生痛苦哀伤的情愫,因此而在艺术形式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道德生命同样会喷发出情感的岩浆,从而凝铸成悲剧艺术的基石。 中国悲剧艺术的艺术特征 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悲剧艺术中,悲剧人物的人格形象,是伴随着悲伤苦难而逐渐在大众审美过程中被不断接受和确立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悲剧艺术才总是有一种英雄的壮丽色彩,而在人们的情感反应中,也总是带着惊奇和赞叹的成份。悲剧艺术强调群体与个人二元价值的弹性选择,悲中有怨,怨中有悲,呈现出价值评判式的矛盾冲突的展示方式,从而构成中国悲剧艺术的独特模式。 一、叙事的冲突性。歌德说:“悲剧的关键在于冲突得不到解决,而悲剧人物可以由于任何关系的矛盾而发生冲突,只要这种矛盾有自然基础,而且真正是悲剧性”。如梁祝的故事不仅感动了一代代少男少女,而且也令许许多多的成年人为之伤感。人们如今已经习惯将这个故事界定为“悲剧”,称其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梁祝的故事充分体现了悲剧艺术的特征,即人类情感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归结起来悲剧艺术的根本特点主要有两点:一是冲突的不可解决性;二是悲剧冲突引起人们的怜悯、同情、哀怨甚至焦虑、孤独、崇高、毁灭、死亡等情感体验;这些悲剧冲突的体验形式共同渗入作品之中,使作品的悲剧性在不同层面的体验之中显现出来。如《汉宫秋》以表现汉元帝与王昭君的爱情冲突为主线,同时,爱情线索与政治线索之间的冲突也以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伴随爱情与政治线索之间的冲突便是怜悯和恐惧。因此,随着剧情的发展,到冲突的加速,作品呈现出了完整的悲怨情感的体验形态。对于悲剧冲突来说,由于其主要在于展开苦情的冲突历程,追求剧情的曲折性,即善恶、忠奸、正邪、美丑的多层次冲突,所以,得到的是悲愤激烈、凄惨的苦情审美效果。 二、审美的情感性。悲剧艺术鉴赏是一种审美情感,因而悲剧艺术的怜悯也是一种审美同情。悲剧艺术除了能唤起人们的怜悯外,同时能唤起人的情感。也就是说,我们欣赏悲剧艺术时,就好象观看一场大风暴。我们先感到的是,面对某种压倒一切力量的那种恐惧,然后那令人畏惧的力量又将我们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在那里我们体会到平时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能体会到的活力,它在征服我们和使我们感到敬畏之后,又会使我们振奋鼓舞。欣赏者欣赏悲剧艺术时,随着故事情节的不断深入,会与主人公达到同呼吸共命运的共鸣境界,使人们感到振奋,产生快感。 三、题材的国民性。从悲剧意识上看,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爱情悲剧《梁山泊与祝英台》,与在西方同样著名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所刻画出的国民性就不同。两者结局虽大同小异,主人公最终殉情,但反映出的两位作者的悲剧意识及其所体现的文化底蕴却“大相径庭”。中国的“梁祝”最后终于“化蝶双飞”,是一种凄美的结局,更体现了一种“神往”的祝愿。而西方的“罗朱”最后的结局很平凡,也很实在,是一种值得人信服的结局,因而给人以巨大的冲击与震撼。中国悲剧艺术所表现出的悲剧结局和西方不同。西方悲剧的结局意在普遍引起人们的怜悯与同情,甚至恐惧,使人们的思想在悲剧冲突中得到提升。而中国悲剧艺术并不重视悲剧结局引起的人们的种种情感体验,它不主张人性在悲悯中得到净化,而总是在悲剧事件结束之后,又续接一段体现剧作家或观众的理想愿望的情节,使悲剧冲突得到淡化,理智地去调控由悲剧冲突引起的情感体验,使之渐趋平缓,并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与精神上的安慰,这不仅符合“中和之美”的美学原则,也符合中国大众传统的文化习惯和民族心理,正如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享”。① 中国悲剧艺术的大众审美价值 大众审美价值总是从具体而多样的艺术现象中“提取”出来的。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艺术现象不同,审美价值就可能体现出明显差异。悲剧艺术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从对人性的透视和人类价值的评判中,来达到心灵共鸣、精神启迪的作用。 归纳起来,中国悲剧艺术的审美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想之美。亚里士多德最初在解释悲剧时指出:悲剧是人生中严肃的事情,它不是悲哀、悲惨、悲痛、悲观或死亡、不幸的同义语,它与日常语言中的“悲剧”一词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所以作为美学对象的悲剧艺术,必须是能够使人发奋兴起,提高精神境界,树立对幸福人生的理想。悲剧艺术通过丑恶对美好的暂时的一种压抑,来强烈地展示美的最终和必然的胜利。实际上,悲剧艺术所显示的审美特性必然展现出一种对幸福理想之憧憬,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悲剧艺术中,人们面对失败的惨象,却有胜利的感觉。那是艰苦卓绝的斗争后的失败,而不是怯懦者的屈服投降。因此,对悲剧艺术来说关键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且是对待痛苦的选择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艺术。引起人们快感的不是痛苦和灾难,而是反抗精神和对未来美好的执著追求。 因此,悲剧艺术在无意间产生出合乎道德理想的深远影响。因为理想之美受到摧残时,又导致其被压抑的情感得以反弹,使人们从悲剧人物的苦难和毁灭中认识到真理,它能唤醒人们,鼓舞战斗,从而使人们的道德情感得到陶冶。 二、道德之美。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悲剧的道德作用时认为,悲剧激起哀怜和恐惧,从而导致这些情绪的净化,人受到净化后,就会感到一种舒畅的松驰,得到一种无害的快感。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带有社会的道德的思考。可以说,古往今来,没有一个真正的悲剧作品不与道德有关。悲剧艺术具有道德教化的典型意义,藉此可以获得良好的道德启迪,有效地提升人们的道德情操。关汉卿的《窦娥冤》曾被国学大师王国维称作“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的悲剧艺术名作。对其主要人物窦娥的形象,人们普遍认为在她身上体现了对黑暗社会勇敢反抗、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但在今天看来,这个人物悲剧性格的完成,除了自身的生命要求遭恶势力压抑迫害所致外,也并不排除传统伦理道德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从她对妇女改嫁的态度和拒绝张驴儿逼婚的描述中可以体会出来:“日恩忘却,新爱偏宜;坟头上土脉犹湿,架儿上又换新衣。哪里有奔丧处哭倒长城?哪里有浣纱时甘投大水?哪里有上山来便化石?可悲可耻!”在这里,封建伦理倡导的“从一而终”的妇道成了女主人公抗暴的唯一武器,而促成窦娥悲剧的传统伦理道德在作品中却贯穿始终,这也是中国传统悲剧艺术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
1、卑劣的国民性2、吃人的礼教3、黑暗的政治4、深重的民族灾难
安徒生被世人称为"世界童话之王",1913年周作人把他的作品第一次介绍到中国以来,一直受到广大读者和儿童作家的关注和喜爱。曹文轩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著名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其作品《红瓦》、《草房子》等儿童文学作品荣获了 2016年度的"国际安徒生奖",深受读者和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曹文轩非常推崇和欣赏安徒生的艺术品质,安徒生和曹文轩的儿童文学作品,在创作风格和创作理念等方面,具有相似或契合之处,具有可比性。但是,由于两人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所受传统文化的不同,他们的作品中所体现的悲剧意识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本文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方法,在解读和理解《草房子》、《红瓦》和《安徒生童话》等作品的基础上,从安徒生和曹文轩两位作家的人生经历、作品中的悲剧意识、艺术手法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了悲剧意识的异同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本文共分四部分内容,首先,在绪论部分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以及研究方法。其次,论述了安徒生童话对曹文轩儿童文学作品的影响,主要从现实意义和创作上的艺术表现等两个方面论述了相似性。第三,对两位作家作品中的悲剧意识进行比较分析,主要从作品中人物形象、诗意语言及诙谐幽默的表达方式等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了二者的异同点。第四,通过对文化社会背景、群体意识与个体意识、审美意识等的论述,分析了产生不同悲剧意识的原因。通过比较分析本文认为,曹文轩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古典悲剧美和创作风格,是中国传统文化民族心理和西方古典悲剧美学相互融合的产物,尤其是安徒生童话中的古典悲剧美,在曹文轩儿童文学作品中表现的极为突出。安徒生和曹文轩两位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悲剧意识,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对曹文轩与安徒生儿童文学的深入理解和研究,具有抛砖引玉之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