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就是延续。革，就是变迁。历史沿革就是某地方从古到今的继承与变迁。
北大国学研究院于2002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先后聘请文史哲及考古方面的七位学有专长的著名学者共同担任导师，提供有利于各学科交叉的课程安排、学习形式及论文指导方式，在 “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方向下，鼓励学生选择多方向交叉的博士论文选题，以培养知识和视野较为开阔、能够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博士生，学制3－4年，第一学期不固定导师，第二学期确定方向及导师，学生修满学分，并且通过论文答辩，即授予博士学位。
企业历史沿革着手写：
1. 从企业最早成立的时。
2. 最初的情况写起。
3. 然后写类似于大事记一样。（ 把发生的重大事件，主要负责人更换，单位名称的变化等，按年份罗列。）
涉及政治活动规律和政治思想发展变化的重要节点，重点是说明这些节点的关系，包括形成原因、相互影响、实际作用、历史和现实意义，根本中改革开放对企业发展的基本利益出发，突现了历史革命，简称历史沿革！
拓展资料
内容包括：
1.社会风俗的历史沿革。
2.历史沿革地图。
历史沿革例句如：
1.师傅介绍了北京烤鸭的历史沿革和加工制作方法。
2.每一个学院都有它自己的的历史沿革，所得，规章和组织形式。
3.论文首先介绍了社会保障立法的历史沿革，然后分析了社会保障制度中存在的法律问题，最后提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
其中：洪武十四年（1381年），霭翠病逝的时间与《大定县志》107页记载的：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长兴侯……令又减万石。其年，霭翠死，香摄职”不符合。
1984年11月，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成立 。1985年，学校更名为上海法律高等专科学校。1993年，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在上海法律高等专科学校和上海大学文学院法律系的基础上，设立上海大学法学院，当年开始招收普教本科生。1998年以后，学院依托上海大学的办学优势，获得宪法和行政法学专业、刑法专业、法理学专业三个硕士学位授予点。2004年9月23日，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批准，撤销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和上海大学法学院建制，设立上海政法学院，学院成为独立设置的市属本科高校。2007年上海政法学院重新获批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2010年接受并通过了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2011年7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上海市学位委员会批准确认上海政法学院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授权学科分别为法学理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和刑法学等三个学科。上海政法学院恢复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及培养工作。2013年，我校在安徽等4省首次被批准列入一本批次招生；法学教育实践基地被批准为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获得每4年评选一次的高等教育上海市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的佳绩，在上海文科高校中名列前茅；获批成为“上海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和“上海涉外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2013年9月，我校被确立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2014年，我校首次招生留学生、插班生、港澳台华侨学生，获得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2015年，首次招收春季高考生。2015年，学校被确立为上海市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基地。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在我校设立“一带一路”司法研究基地。
《法学研究》前身为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于1954年创办的《政法研究》（1957年法学研究所成立后转入法学所，于1966年停刊）。改革开放后，为了繁荣和发展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加强法制建设，推动法学研究的开展，1978年3月，法学研究所召开了法学研究规划会议，后组织两个调查组分赴各地调查，撰写了“法学研究规划和调查综合情况”的报告，提出“力争在今年年底以前恢复《政法研究》的出版”的建议。1978年法学研究所正式挂牌后，经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批准，决定创办《法学研究》。同年，法学研究所设立《法学研究》编辑部，编辑出版了《法学研究》试刊第1期及第2期。1979年4月，《法学研究》正式创刊。1978年3月——法学所召开法学研究规划会议，会上提出办刊问题，并派出两个调查组分赴各地调查。1978年4月——调查组提交“法学研究规划和调查综合情况”的报告，其中提出“力争在今年年底以前恢复《政法研究》的出版”的建议。1978年9月——经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批准，我所决定正式创办《法学研究》杂志。1978年12月——出版《法学研究》1978年试刊（内部发行）。1979年 1 月——法学研究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芮沐作“法学研究发展纲要（草稿）”的说明。1979年 2月——出版《法学研究》1979年试刊（内部发行）。1979年 4月——《法学研究》正式创刊。在第1期《法学研究》上，开辟了“关于法的继承性”的讨论专栏，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办刊宗旨。1979年 6月——《法学研究》第2期开辟了“关于无罪推定”的讨论专栏。法学研究编辑部召开法学座谈会，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继续解放思想、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等问题展开广泛讨论。1979年 8月——《法学研究》第4期发表《我国法制建设三十年》文章，首次对我国建国三十年来法制建设状况进行回顾。1979年12月——《法学研究》第5期开辟“关于法治和人治”以及“在实施刑法中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讨论专栏。 《法学研究》创刊一年来，其办刊宗旨和风格，在法学界引起很大反响。1980年 1月——《法学研究》杂志篇幅由48页扩为64页。1980年第1期开辟《关于法的阶级性》的讨论专栏，对法是否单纯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提出质疑。1980年 5月——自《法学研究》第4期起，开始关于“国有企业财产权的性质”的专题讨论。1980年12月——法学研究编辑部负责人正式任命。法学所所长孙亚明兼法学研究杂志主编，吴建璠为副主编，张尚鷟、刘瀚分别为编辑部正副主任。1982年10月——王叔文等在《法学研究》第5期上发表文章，论述党的12大提出的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必要性。1983年 1月——《法学研究》杂志篇幅由64页扩为80页。 编辑部负责人变更，张尚鷟为主编，刘瀚为副主编，廖增昀、张令杰分别为正副主任。1983年12月——李步云在《法学研究》第6期上撰文，阐明新时期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1984年 1月——《法学研究》杂志篇幅由80页扩为96页。1984年 6月——法学研究编辑部就评选“研究现实问题的优秀理论文章”刊发致读者信及选票。1984年10月——《法学研究》第6期刊登读者来信，建议出版《中国法律年鉴》。1985年 2月——《法学研究》中青年作者优秀理论文章评选结果揭晓，十篇论文分获一、二、三等奖。1985年 7月——法学研究编辑部负责人变更，主任为张令杰。1985年10月——法学研究编辑部与其他单位联合在西安举行青年法学工作者理论讨论会。1986年 2月——《法学研究》第1期开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新体系”专题讨论。1986年10月——法学研究编辑部邀请部分法学家座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 《法学研究》第5期开展关于刑事责任的专题讨论。1987年 2月——《法学研究》开辟“专题讨论”、“工作研究”、“立法建议”、“商榷与争鸣”、“读史札记”、“书评”等多种栏目，使刊物风格丰富多彩。1987年 6月——《法学研究》主编变更为吴大英，副主编为刘瀚和梁慧星。1988年10月——《法学研究》主编变更为李步云，副主编为张令杰。法学研究所建所30周年，《法学研究》第5期刊登法学所简介。1989年 2月——法学所和本刊编辑部在北京联合召开“中国法制改革学术讨论会。1989年 4月——《法学研究》杂志复刊十周年，《法学研究》第2期出纪念专刊。1990年 9月——由法学研究编辑部编写的《新中国 民法学研究综述》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992年 5月——由法学研究编辑部等14家法学期刊主编参加的“中国法学期刊主编联谊座谈会”在武汉召开。1992年 3月——法学研究杂志社成立，张令杰兼社长。1992年12月——由法学研究编辑部编写的《中国法学研究年鉴》1991年卷出版。1993年 2月——自1993年始，《法学研究》杂志改由法学研究杂志社出版。第一期发表刘瀚、夏勇的文章《法理学面临的新课题》。1993年12月——《法学研究》第6期发表法学所课题组文章《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理论思考与对策建议》。1994年 6月——《法学研究》主编变更为王宝树，副主编为张广兴。张少喻任编辑部副主任。1994年 6月——《法学研究》第3期发表“中国社会发展与权利保护”青年学者笔谈文集。1995年4月——法学研究编辑部主任变更为张广兴，法学研究杂志社社长变更为张新宝。1995年 1月——《法学研究》第1期刊登由法学所主办、由《法学研究》编辑部等十多家法律报刊参加的“中国法治之路”有奖征文活动启事。 自该年第1期始，刊登主要由本刊编辑撰写的发表在每年第1期的上一年度法学研究状况述评。1995年 4月——《法学研究》开展复刊百期纪念暨优秀论文评奖活动。1995年12月——《法学研究》第6期公布一百期优秀论文评选结果，34篇论文被评为优秀论文。1996年 2月——《法学研究》自第1期始，扩版至160页，并改为单月出版。1996年 2月——《法学研究》全面更新版式。封面刊登要目，封二为版权页，第1期封三刊登《法学研究》注释体例。1996年 3月——《法学研究》第2期刊登王家福等的文章《论依法治国》。1996年 4月——《法学研究》第3期刊登法学所举办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学术研讨会”纪要；“中国法治之路”青年法律论文有奖征文评选结果。1997年 5月——本刊举办刑法学研讨会。1997年 6月——《法学研究》第3期刊登法学所和本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联合召开的“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学术研讨会”纪要。1997年 7月——第一届“胡绳青年学术奖”暨第2届“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评选活动开始，本刊第4期刊登启事。本刊编辑部与辽宁大学法律系联合召开“二十世纪中国法学的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1998年10月——本刊编辑部与南京师范大学法制现代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20世纪中国法学与法制现代化”研讨会。1999年 1月——《法学研究》主编变更为梁慧星。自该年始，《法学研究》文章前后增加中英文提要及关键词。1999年 4月——本刊编辑部召开宪法修改问题座谈会。1999年5月——本刊参加法学所主办“依法治国与司法体制改革”研讨会。1999年10月——本刊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优秀期刊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首届中国期刊奖”提名奖；“第二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殊荣。1999年12月——本刊编辑部与《法商研究》编辑部在武汉联合召开“法理学向何处去”专题讨论会。2000年 5月——本刊参加由法学所及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举办的“依法治国与法律体系建构”学术研讨会。2000年7月——本刊与山东大学法学院联合主办“全国法解释问题”学术研讨会。2001年 3月——本刊与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研究司在北京召开“政府规则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讨会。2001年 7月——本刊与黑龙江大学法学院联合召开“苏联俄罗斯法学对中国法学的影响”学术研讨会。2002年 1月——法学研究杂志社社长变更为张广兴。2002年 2月——自第1期始向作者提供该期所发文章的《法学研究》单行本。2002年 7月——《法学研究》副主编增补张志铭（兼）。2002年 9月——本刊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优秀期刊奖。本刊参加法学所举办的“中国法治论坛——纪念现行宪法颁布20周年”学术研讨会。2003年 1月——自2003年始，《法学研究》、《环球法律评论》、China Law Report共同归法学研究杂志社管理；夏勇任总编辑。自第1期始，因法学所出版《中国法治状况灰皮书》，故《法学研究》每年第1期刊发的上一年度学科研究述评终止。
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的体制始建于改革开放初期。1988年5月19日，决定撤销“中央政法委员会”，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1989年后，又恢复建立了政法委员会；1991年2月，中共在中央、省、地、县级均成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与政法委员会合署办公。政法委书记一般都是当地党委常委，县级政法委书记有的是由副书记兼任。现在地方公安厅长，局长多由政法委书记兼任。
您是在给大家普及政法委的知识吗？
【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现如今，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已经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法指的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经济法，它不仅仅考虑的是经济的增长而且还同时兼顾到社会、文化、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协调、综合的发展和进步。它追求的是社会正义，维护的是社会的整体利益。【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经济法中图分类号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法概念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最终在1987年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发展，既考虑当前发展的需求又考虑未来发展的需求。这种发展模式的提出是基于对18、19世纪那种掠夺式的发展的反思后做出的。当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既满足当代人发展的需求，同时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这是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经典表述。经济法小论文根据这个表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不能够只追求经济的自我增长，而是既要考虑到经济的主要的产值方面的实现，又要保持能够在未来能够拥有永不衰竭的发展的动力。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全面战略，它主要包括在经济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在生态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在社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指的是鼓励经济增长而不是以环境保护为名取消经济增长，但可持续发展不仅重视经济增长的数量，更追求经济发展的质量。生态可持续发展指的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要与自然承载能力相协调。发展的同时必须保护和改善地球生态环境，保证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和，使人类的发展控制在地球承载能力之内。社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是指改善人类生活质量，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创造一个保障人们平等、自由、的社会环境。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系统中，经济可持续是基础，生态可持续是条件，社会可持续才是目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法是一种与各个要素之间建立广泛而又友好的关系，并实现其良好的互动局面的法则。着中法则的最终实现会对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而其本身的实现又是需要各个方面相互配合的。因此，可持续发展是在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建立良好关系基础之上，而后实现的一种多边的相互作用的共赢局面。经济法价值观念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统一谈论这个话题，主要是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三个原则入手，公平性原则，持续性原则，共同性原则。可持续性原则可持续性原则指的是在能够承载范围内的自然、经济、社会各个系统的协调发展。其主旨是，人类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都在生态环境的承载范围内。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对自然资源有限度的利用。社会的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如果只是重视眼前的利益，用浪费资源的方式来获得经济的增长是不可取的。所以这一点在经济法中必须体现。它的存在可以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至于是以牺牲其他的资源，环境等作为条件的交换。这样是督促经济的发展走集约型路线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公平性原则可持续发展强调发展应该追求两方面的公平:一是本代人的公平即代内平等。二是代际间的公平即世代平等。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满足全体社会人民的愿望，两极分化是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它是可持续发展最大的敌人。满足这一代人的愿望，也必须以不牺牲后代人的发展需要作为前提。经济法所追求的最终目的，引入公平性原则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够保证经济的持续的，有效的发展。共同性原则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的总目标，所体现的公平性原则和持续性原则，则是应该共同遵从的。一方面，共同性原则其实是和公平性原则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必须共同的去遵守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遵守的法律，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去损害集体的或者他人甚至是下一代的利益。另一方面，是指它要实现的是经济、社会、教育、资源等各个方面的共同发展，而并不是某一方面的提高。所以，这一点也是经济法立法必须引入的规则。3经济法的必由之路———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发展是以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作为成功的衡量的标准，如果仅仅是经济利益上取得了收益，那将是不能够被定义为社会的发展。从经济法的角度来看，社会的发展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究其实质是体现了经济法的公平价值。经济法强调的并不是绝对的公平，但是他要求在成人社会成员差异的条件下来保证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公平。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可持续发展理念与经济法的理念具有一致性。首先，无论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还是经济法的观念，都始终是从社会出发的，是对于社会整体作为思考对象的。从经济法的角度来说，强调的是社会整体利益，但同时也不放弃个人的利益。就是将集体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都纳入考虑的范围。而作为可持续发展而言，也是从社会整体成员考虑为出发点，经济法小论文并且根据社会的不断变化的情况做及时的调整，对于会破坏经济平稳发展的不利因素采取相印的措施，及时的进行调整。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经济法的观念都是站在社会全体利益的视角进行思考的。其次，从市场和经济法的角度来看，市场的调节具有相对的滞后性，不公平性，而是常规制法就弥补了由于各种因为垄断或者不正当的竞争而导致的一些阻碍市场正常运行的因素。我们从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可知，可持续发展是既要满足当代人发展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发展的需求。这也就是说既要实现同代的公平又要实现代际间的公平。从此看到，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经济法的观念不谋而合，都是要实现公平，共同发展。把阻碍当代人和同代人不平衡发展的因素消除，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三，从国家的宏观调控和经济法之间来看。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推动社会的进步。经济法的制定最终也是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为目的的。以保证国家的战略目标能够实现。总之，经济法和可持续发展是一脉相承的，是存在着不尽暗合的。用经济法来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是一种最自然的结合。在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指导下，经济法会在理念和价值观上得到新的突破。 仅供参考。谢谢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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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综合调整的一个法律部门。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经济法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借鉴。
包容性发展视角下时政话语的经济法学
摘要： 随着政治文明的不断建设，我们已经由“人治”社会过渡到了“法治”社会。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它是对于社会存在的反应，所以法律必然也会反映我们的政治生活，时政话语也必然会体现在法律当中。换句话说，法律不可能脱离政治而单独存在，它可以规划并制约我们的政治生活。而我们这里所说的时政话语就是如“以人为本”、“生态文明建设”“精准扶贫”等在政治生活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专有名词。“包容性发展”则是时政话语的代表，它是发展经济学的概念，包容性则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自身都可以实现和谐发展。“包容性发展”已经证明了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在法律中的重要体现，法律越来越贴近生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本文将以包容性发展的视角来探讨时政话语的经济法学。
关键词： 时政话语；法律；和谐发展；包容性
一、引言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物质文明得到了满足。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受到了人们的重视，法律逐渐发挥出重要作用，为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提供重要的法律支撑。
政治话语也体现在经济法学里，逐渐丰富经济法学的内容。当今社会，我们以“包容性增长”为发展理念，逐步构建一个和谐社会，使得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处。
二、政治话语
政治话语伴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周围，可以说它充斥在我们的整个社会中。
同时，政治话语由于其简短性、节奏感极容易被人们记住，这有利于我们政策方针的有力宣传。
（一）政治话语的概念
政治话语就是经常应用于政治生活中的话语，它能够体现出我们当今社会的治国方针与经济、政治发展模式。
政治话语是我们社会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不断发展的时代产物，它是政治术语，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简单、随便的生活语言。
（二）政治话语的性质
政治话语首先是存在于政治生活领域的，它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
首先，政治话语一般都较为简单、带有节奏性、便于人们熟记、传播。
其次，政治话语并不是简单随意的，它是极其正式的官方用语，所以正式性是政治话语的又一特性。
最后，政治话语具有鼓舞性。
由于政治话语有极强的节奏感，这使得政治话语能够鼓舞人们，便于政策方针的执行与宣传。
（三）政治话语的意义
政治话语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有一定历史使命的。
政治话语的使用便于国家大政方针的执行与推行。如“包容性发展”、“和谐社会”这些政治话语的出现都极大地推动了国家的政策方针的推行。
同时，政治话语的出现丰富了经济法学的主要内容。例如经济法一开始只是解决一些国际贸易纠纷等问题，后来出现的政治话语“包容性增长”等促使经济法学丰富其法律内容。
三、包容性发展
包容性发展并不是一种促使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它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
包容性发展是一种发展模式，它是以人为中心的，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的和谐发展。包容性发展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这里所说的包容性发展不仅包括经济的发展，也包括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与人的和谐发展。
四、包容性发展背景下时政话语的经济法学现状
我们都知道经济法学主要是研究经济领域的经济纠纷等问题，例如：解决国际贸易以及绿色贸易壁垒纠纷问题。现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政治生活、文化生活都赋予了时代特色，经济法学也必然融入了时代特色。
包容性增长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生态文明与经济文明、政治文明同等作用。在政治话语的引入后，经济法学开始着手于为实现包容性发展而制定出新的经济法学的法律条文。
将包容性发展所要求的内容都写入经济法中，对于企业和个人都具有约束作用才能实现包容性发展。政治话语的引入，交给了经济法学艰巨的任务，经济法将试图将各种政治话语上升到法律层面，逐步发挥出经济法学的重要作用。
五、完善经济法学的重要举措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在包容性发展背景下的时政话语的经济法学现状，我们就应该选择合适的方式不断丰富经济法学内容，从而促使经济法学不断发挥出自身的优势，为人类营造出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
首先，经济法学专业的人们，不应该将知识只局限于法律领域，应该深入了解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的法律漏洞，不断完善经济法学。
其次，对于政治话语应该保持足够的重视，不断地将政治话语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上升为国家和人民的意志。
六、结语
社会在不断进步，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也在不断进步。法律的出现使得我们的社会体系逐渐得以系统化，也为人类社会生活提供了哟普立德法律保障。
经济法学主要是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现今的和谐社会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如果只是用道德来约束很明显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日常见到的政治话语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从而使得经济法学为社会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做出重要贡献，使得各种看似高谈阔论的政治话语落实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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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日休（834至839～902以后），唐代文学家。字袭美，一字逸少。居鹿门山，自号鹿门子，又号间气布衣、醉吟先生。襄阳竟陵人（今属湖北天门市）人。懿宗咸通八年 （867）登进士第。次年东游，至苏州。咸通十年为苏州刺史从事，与陆龟蒙相识，并与之唱和。其后又入京为太常博士，出为毗陵副使。僖宗乾符五年(878)，黄巢军下江浙,皮日休为黄巢所得。黄巢入长安称帝，皮日休任翰林学士。中和三年(883),曾至同官县。他的死，说法不一。或说他因故为巢所杀（孙光宪《北梦琐言》、钱易《南部新书》、辛文房《唐才子传》等），或说黄巢兵败后为唐王朝所杀（陆游《老学庵笔记》引《该闻录》），或说后至浙江依钱□（尹洙《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铭》、陶岳《五代史补》），或说流寓宿州以终，墓在濉溪北岸（《宿州志》）。著有《皮子文薮》10卷，收其前期作品，为懿宗咸通七年皮氏所自编。有《四部丛刊》影明本及中华书局排印萧涤非整理本通行。《全唐文》收皮日休文4卷,其中有散文7篇,为《文薮》所未收。《全唐诗》收皮日休诗，共9卷300余首,后8卷诗均为《文薮》所未收，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萧涤非、郑庆笃重校标点本《皮子文薮》，将皮日休自编《文薮》以外的诗文附于书后。皮日休生平事迹，主要见于孙光宪《北梦琐言》、钱易《南部新书》、尹洙《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铭》、陶岳《五代史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计有功《唐诗纪事》、辛文房《唐才子传》、《宿州志》等。近人考订有缪钺《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和《再论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军的问题》、李菊田《皮日休生平事迹考》、萧涤非《论有关皮日休诸问题》、张志康《皮日休究竟是怎样死的》等，可资参考。 皮日休著作 唐皮日休，《文薮》，明正德庚辰(15年)吴门袁表刊本。 唐皮日休，《文薮》，明万历戊申(36年)吴门许自昌校刊本。 唐皮日休，《皮子文薮》，日本享和二年刊。 唐皮日休着，萧涤非、郑庆笃校注，《皮子文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唐皮日休、陆龟蒙撰，《松陵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皮日休诗文选注》唐 皮日休着 申宝昆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皮日休诗歌研究》王盈芬 中正大学中文所硕士论文 1993 〈皮日休、陆龟蒙二三事迹新考〉尹楚彬 中国韵文学刊 1988：1 〈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缪钺 四川大学学报1955：2 〈论皮日休〉郑庆笃，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1：1 期刊论文 (一) 皮日休相关研究论文 缪钺，〈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二期，页123–136。 萧涤非，〈校点《皮子文薮》说明—兼论有关皮日休诸问题〉，《文史哲》，1958年一期，页1–6。 唐玲玲，〈皮日休简论〉，《华中师院学报》，1978年四期，页39–41。 郑庆笃，〈论皮日休〉，《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1年一期，页175–184。 郑庆笃，〈皮日休〉，《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页713–731。 刘扬忠，〈皮日休简论〉，《中国古典文学论丛》(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页186–205。 李庆年，〈关于皮日休的一些问题〉，《唐代文学论丛》(九)，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页114–134。 缪钺，〈再论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军的问题〉，《历史研究》，1958年二期，页71–78。 郭义淦、郭义涛，〈皮日休籍贯考〉，《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五期，页115–122。 张志康，〈皮日休究竟是怎样死的？〉，《学术月刊》，1979年八期，页69–70。 袁宏轩，〈皮日休死因探考〉，《山西师院学报》，1985年二期，页51–54。 吴松泉，〈〈题同官县壁〉非皮日休作〉，《南充师院学报》，1982年四期，页71–75 。 黄保真，〈论皮日休的文学思想〉，《学术月刊》，1982年五期，页57–60、69。 邵传烈，〈晚唐的抗争和激愤之谈—略论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的杂文〉，《江海学刊》，1990年六期，页173–176。 颜玲，〈警世醒俗、剥非补失—读皮日休的箴、铭〉，《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六期，页47–50。 沈开生，〈皮日休同情人民和人民起义吗？〉，《北方论丛》，1982年二期，页35–40。 步近智，〈唐末五代皮日休、无能子、谭峭的进步思想〉，《历史教学》，1980年十二期，页7–10。 许苏民，〈一场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论皮日休的思想及其历史地位〉，《江汉论坛》，1987年六期，页63–67。 王国轩，〈皮日休与晚唐儒学〉，《孔子研究》，1989年一期，页43–47。 王煜，〈晚唐皮日休的哲思〉，《中国文化月刊》，1989，页93–101。 (二) 其它论文 罗宗强，〈唐代古文运动的得与失〉，《文史知识》，1988年四期，页9–16。 四、 学位论文 王盈芬，《皮日休诗歌研究》，国立中正大学中文所硕士论文，1993。 杨妙燕，《皮日休与陆龟蒙的散文研究》，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国文所硕士论文， 1993。 王怡心，《皮日休在晚唐文学中的地位》，国立政治大学中文所硕士论文，1995。 江正宽，《皮日休的生平与思想—兼论其在唐宋之际思想变迁中的角色》，国立中正大学历史所硕士论文，1995。 刘翔飞，《唐人隐逸风气及其影响》，国立台湾大学中文所硕士论文，1978。 以上是台湾的两篇关于皮日休的硕士论文所提供相关资料。 如果您认为本词条还有待完善，需要补充新内容或修改错误内容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简介主办： 华中师范大学周期： 季刊出版地：湖北省武汉市语种： 中文；开本： 大16开ISSN： 1000-1190CN： 42-1178/N邮发代号：38-39历史沿革：现用刊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曾用刊名：华中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创刊时间：1955该刊被以下数据库收录：CA 化学文摘（美）（2009）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2008）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2008）中文核心期刊（2004）中文核心期刊（2000）期刊荣誉：中科双效期刊Caj-cd规范获奖期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55年创刊，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办的高校学报之一，主要发表数学、信息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的最新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经过近50年的发展壮大，在贯彻国家“科教兴国”方针；服务学校教学科研；推动国内外学术交流；培养研究型人才方面，办出了自己的特色和水平。《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已发行到海外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与国内外几百所高等院校、图书馆、科研院所、科技情报机构建立了联系，二、三次文献影响面和学术影响力不断提高。据我国科技期刊权威评价机构——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出版的2002年《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报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的影响因子在全国综合类学术期刊中排列前10位，在全国师范院校学报中名列前茅。《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自1997年起被列为全国综合性科学技术类核心期刊；1999年为湖北省科技期刊五十佳重点创建期刊，被评为第三届湖北省优秀期刊；在国家教育部组织的全国专家评审中获全国优秀高校自然科学学报一等奖（教育部发文等同于科技进步奖），进入中国高校学报50强行列。2001年被评为第四届湖北省优秀期刊；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审定为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曾重点刊出粒子物理、磷化学、病毒微生物学等科研成果，获国家和部级多项奖励，还有多项成果获湖北省和武汉市科技成果奖，此外，还出版了有影响的专辑，如“纪念李琮池先生诞生90周年学术论文集”、“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生产力布局研究”、“理科基地教学实验成果和优秀毕业论文集”等，为学校学科建设，学术交流、人才培养作出了贡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现有专职编辑5人，都具有副高职以上职称，年轻编辑都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是一支专业基础好，编辑业务精，及事业心强的编辑队伍。我们的办刊理念是：选择、创造、开放、服务。
姓名: 皮日休 又名: 后改袭美 字逸少 性别: 男 生卒年: 公元前834？-公元前883？ 所属朝代: 唐代 所属文学时期: 隋唐五代文学 所属流派: 皮陆 同时期作家: 罗隐 陆龟蒙 作家生平作家生平皮日休 皮日休(834？-883？)，晚唐文学家.字逸少，后改袭美，自号间气布衣、醉吟先生、鹿门子等。襄阳(今湖北襄樊)人。懿宗咸通七年(866)，入京应进士试不第，退居寿州(今安徽寿县)，自编所作诗文集《皮子文薮》。八年再应进士试，以榜末及第。曾在苏州刺史崔璞幕下做郡从事，后入京任著作佐郎、太常博士。僖宗乾符二年(875)出为毗陵副使。后参加黄巢起义军，任翰林学士。巢败，不知所终。皮日休为晚唐著名诗人、散文家，与陆龟蒙并称"皮陆"，有唱和集《松陵集》。诗文多抨击时弊、同情人民疾苦之作。他和陆龟蒙、罗隐的小品文被鲁迅誉为唐末"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小品文的危机》)。有《皮子文薮》。
皮日休开放分类： 文学、名人、湖北、古城、竟陵皮日休（834至839～902以后），唐代文学家。字袭美，一字逸少。居鹿门山，自号鹿门子，又号间气布衣、醉吟先生。襄阳竟陵人（今属湖北天门市）人。懿宗咸通八年 （867）登进士第。次年东游，至苏州。咸通十年为苏州刺史从事，与陆龟蒙相识，并与之唱和。其后又入京为太常博士，出为毗陵副使。僖宗乾符五年(878)，黄巢军下江浙,皮日休为黄巢所得。黄巢入长安称帝，皮日休任翰林学士。中和三年(883),曾至同官县。他的死，说法不一。或说他因故为巢所杀（孙光宪《北梦琐言》、钱易《南部新书》、辛文房《唐才子传》等），或说黄巢兵败后为唐王朝所杀（陆游《老学庵笔记》引《该闻录》），或说后至浙江依钱□（尹洙《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铭》、陶岳《五代史补》），或说流寓宿州以终，墓在濉溪北岸（《宿州志》）。著有《皮子文薮》10卷，收其前期作品，为懿宗咸通七年皮氏所自编。有《四部丛刊》影明本及中华书局排印萧涤非整理本通行。《全唐文》收皮日休文4卷,其中有散文7篇,为《文薮》所未收。《全唐诗》收皮日休诗，共9卷300余首,后8卷诗均为《文薮》所未收，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萧涤非、郑庆笃重校标点本《皮子文薮》，将皮日休自编《文薮》以外的诗文附于书后。皮日休生平事迹，主要见于孙光宪《北梦琐言》、钱易《南部新书》、尹洙《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铭》、陶岳《五代史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计有功《唐诗纪事》、辛文房《唐才子传》、《宿州志》等。近人考订有缪钺《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和《再论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军的问题》、李菊田《皮日休生平事迹考》、萧涤非《论有关皮日休诸问题》、张志康《皮日休究竟是怎样死的》等，可资参考。皮日休著作唐‧皮日休，《文薮》，明正德庚辰(15年)吴门袁表刊本。唐‧皮日休，《文薮》，明万历戊申(36年)吴门许自昌校刊本。唐‧皮日休，《皮子文薮》，日本享和二年刊。唐‧皮日休着，萧涤非、郑庆笃校注，《皮子文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唐‧皮日休、陆龟蒙撰，《松陵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皮日休诗文选注》唐 皮日休着 申宝昆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皮日休诗歌研究》王盈芬 中正大学中文所硕士论文 1993〈皮日休、陆龟蒙二三事迹新考〉尹楚彬 中国韵文学刊 1988：1〈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缪钺 四川大学学报1955：2〈论皮日休〉郑庆笃，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1：1期刊论文(一) 皮日休相关研究论文缪钺，〈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二期，页123–136。萧涤非，〈校点《皮子文薮》说明—兼论有关皮日休诸问题〉，《文史哲》，1958年一期，页1–6。唐玲玲，〈皮日休简论〉，《华中师院学报》，1978年四期，页39–41。郑庆笃，〈论皮日休〉，《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1年一期，页175–184。郑庆笃，〈皮日休〉，《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页713–731。刘扬忠，〈皮日休简论〉，《中国古典文学论丛》(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页186–205。李庆年，〈关于皮日休的一些问题〉，《唐代文学论丛》(九)，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页114–134。缪钺，〈再论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军的问题〉，《历史研究》，1958年二期，页71–78。郭义淦、郭义涛，〈皮日休籍贯考〉，《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五期，页115–122。张志康，〈皮日休究竟是怎样死的？〉，《学术月刊》，1979年八期，页69–70。袁宏轩，〈皮日休死因探考〉，《山西师院学报》，1985年二期，页51–54。吴松泉，〈〈题同官县壁〉非皮日休作〉，《南充师院学报》，1982年四期，页71–75 。黄保真，〈论皮日休的文学思想〉，《学术月刊》，1982年五期，页57–60、69。邵传烈，〈晚唐的抗争和激愤之谈—略论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的杂文〉，《江海学刊》，1990年六期，页173–176。颜玲，〈警世醒俗、剥非补失—读皮日休的箴、铭〉，《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六期，页47–50。沈开生，〈皮日休同情人民和人民起义吗？〉，《北方论丛》，1982年二期，页35–40。步近智，〈唐末五代皮日休、无能子、谭峭的进步思想〉，《历史教学》，1980年十二期，页7–10。许苏民，〈一场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论皮日休的思想及其历史地位〉，《江汉论坛》，1987年六期，页63–67。王国轩，〈皮日休与晚唐儒学〉，《孔子研究》，1989年一期，页43–47。王煜，〈晚唐皮日休的哲思〉，《中国文化月刊》，1989，页93–101。(二) 其它论文罗宗强，〈唐代古文运动的得与失〉，《文史知识》，1988年四期，页9–16。四、 学位论文王盈芬，《皮日休诗歌研究》，国立中正大学中文所硕士论文，1993。杨妙燕，《皮日休与陆龟蒙的散文研究》，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国文所硕士论文， 1993。王怡心，《皮日休在晚唐文学中的地位》，国立政治大学中文所硕士论文，1995。江正宽，《皮日休的生平与思想—兼论其在唐宋之际思想变迁中的角色》，国立中正大学历史所硕士论文，1995。刘翔飞，《唐人隐逸风气及其影响》，国立台湾大学中文所硕士论文，1978。以上是台湾的两篇关于皮日休的硕士论文所提供相关资料。
论文常见的题目就是：论+主题思想。比如，你想写后现代主义历史中文化的作用就可以用下面的题目：1、论后现代主义历史中文化的作用或2、论文化在后现代主义历史中的作用或者像楼下（上）所说的，是 “主题思想+研究” 这种格式，都可以的。如果还有需要讨论的，欢迎追问~~~
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的价值审视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的前沿问题研究后现代主义历史观与唯物史观的比较研究这些课题一方面紧扣后现代主义历史主题，一方面切合当前实际关心的中心问题，比如价值观问题，历史观前沿问题等等。祝你开题顺利，祝你论文答辩成功，祝你毕业优秀。
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 方法 。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 文化 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关于历史学的论文 范文 。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全文如下：
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一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总结 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二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能够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 措施 ，天灾人祸及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 经验 、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 教育 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 社会实践 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视的一件大事。
三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可以形容。
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
同样，司马光与《资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