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旧称肤施，位于陕北黄土高原中部，西北边塞重地。从1937年至1947年，它一直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陕甘宁边区首府，是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和总后方。
这里保存着很多革命遗迹，再现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让我们一起走进延安，观瞻远景近物，纵览大事小情，感受历史名城的际会风云，追寻革命圣地的峥嵘岁月。
延安时期，毛泽东到各个干部学校给学员作报告，经常是安步当车，不让接送。1939年秋的一天，他去马列学院作报告，从学院到毛泽东的住地杨家岭有四五公里，中间还横着延河水。半路上遇到了学院派来接他的教育处长邓力群等人。
抗战初期，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来到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其中相当数量的人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新党员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各不相同，目的和动机也不尽相同，导致党内存在着诸多不正确的思想认识。
对于他们的教育，他们自身的修养和锻炼，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刘少奇对党员干部的作风和修养非常重视。有一次他遇到一个为争待遇、争个人荣誉而纠缠不休的人。
刘少奇满怀感触地说，所谓大公无私、秉公、奉公等等的意思，就是要求在考虑和处理问题时，不要把个人的利益掺杂进去，不要把自己的利害得失摆在第一位。
扩展资料
延安革命精神
“延安精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局部地区建立人民政权，并不断扩大执政区域的重要时期。中国共产党历来把为中国最广大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在延安时期就响亮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并在全党认真实践。
那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被誉为“民主的政府，廉洁的政府”。当年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说：“这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现象，人们的衣着和生活都很俭朴，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
这里也没有贴身保镖、宪兵和重庆官僚阶层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中国共产党就是以对人民的无限忠诚，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延安精神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革命圣地延安行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延安故事
我不知道！哑了嗦，一作者那边的12车了呀啦嗦那97张狗了。
延安:敌后战场的战略总后方，因为在抗日战争中中共中央所在地在延安，共产党就是在那里指挥全国抗战的，所以被称为总后方。一、历史沿革 延安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夏朝时延安属雍州之域，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属白狄、晋、魏、秦国所有，秦汉归上郡所辖，魏晋南北朝时期先后被纳入前秦、后秦、大夏的版图。隋朝始设延安郡，唐宋后为延州或延安府。延安一直是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交融地，很早就成为陕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1935年10月至1947年3月，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领导全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培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 安精神，在延安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一页。 二、自然和人文资源 延安地下地上资源十分丰富。土地面积辽阔，人均达27亩，发展林果业、畜牧业和设施农业前景广阔。矿产资源丰富，已探明地下矿藏10多种，其中石油储量亿吨，煤炭71亿吨，天然气33亿立方米，紫砂陶土5000多万吨。森林总面积万亩，木材蓄积量4520万立方米，林草覆盖率。自然景观和人文旅游资源独具特色，以中华民族圣地黄帝陵、中国革命圣地延安、黄河壶口瀑布、黄土风情文化为主体的旅游资源驰名中外。市内现有枣园、杨家岭、王家坪等革命旧址350多处，珍藏文物3万多件，历史照片近万张，是全国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延安精神三大教育基地。延安民间文化积淀深厚，社火、灯会、转九曲等民间文艺活动和信天游、农民画、剪纸等民间艺术具有浓 郁的黄土风情。 三、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近年来，我市坚持实施“开放带动、城市带动、产业支撑”的发展战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都有了较快发展。2003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亿元，比上年增长；财政总收入亿元，增长，其中地方财政收入亿元，增长；非公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达到30%以上。 农业经济 继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林果、草畜、棚栽三大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率达到57%。截至2003年底，全市水果面积累计达到万亩，总产万吨，产值亿元；其中苹果面积万亩，总产万吨。累计建成日光温室大棚56812棚，年产蔬菜万吨，产值亿元。年末羊子存栏万只，牛存栏万只，生猪存栏万头，畜牧业产值亿元。粮食总产万吨，油料总产万吨。红枣、梨、花椒、核桃、仁用杏等区域性主导产业也得到较快发展，对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 山川秀美工程 延安是黄河上中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全市水土流失面积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建国后到1997年，全市治理水土流失面积万平方公里，保存面积平方公里，治理保存率为。1997年以来，我市积极实施山川秀美工程建设，加大退耕还林还草力度，全面推行封山禁牧、舍饲养畜，治理速度、规模和质量空前提高。到2003年底，全市共实施退耕还林草面积万亩，其中国家已验收兑现万亩。目前全市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一些重点治理区域的生态开始恢复。 工业经济 延安工业以石油、卷烟、煤炭等骨干产业为主体，现有规模以上企业97户，主要产品有汽柴油、天然气、煤炭、电力、卷烟、变压器、水泥、钢材、电线、电机、白酒、中成药等50多个品种。200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达到亿元，实现税利亿元，其中利润亿元，分别增长、69%和倍。全年地产原油万吨，加工万吨，生产卷烟万箱，煤炭950万吨。 第三产业 2003年实现增加值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被国家正式命名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旅游业的龙头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全市现有旅行社16家，旅游星级饭店18家，直接从事旅游服务人员近2万人。2003年共接待海内外游客280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亿元。旅游产业有力地带动了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商贸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 全市金融机构年末各项存款余额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亿元。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增长。
你按简称严陜西省一下第一集是位于侠四式背部地处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中南地区手绘西安也被371千米对联榆木南街关中咸阳同酬为难三是东葛黄河预约山西吕梁相望些连甘肃庆阳，全市面积约3:00 70,000平方公里，被溶为34说。
当民主主义的小有产者愿意使革命急速完结，至多只要实现上列的要求时，我们的利益和任务就在不断革命，使一切大小的资产阶级都被逐于统治以外地位之外，使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使无产者的联合不独在一国向前进步，并且还在全世界的所有主要的国家中向前进步，因此使这些国家内无产者的竞争消灭，至少使各种生产力集中于无产阶级者的手中……你们的战声必须是:不断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不断革命”的遗教，有深广两种意义，深的方面就是不停顿在每个阶段，而不断的行向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广的方面就是不停顿在每个国家，而不断的行向世界革命。必须合深广两方面，才是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的整个意义。列宁和托洛茨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出“不断革命论”的战声后六十七年，当俄罗斯二月革命资产阶级一取得政权，他们即力排嘉美涅夫、季诺维埃夫等拘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成见，而坚决的进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同时他们把俄国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只看做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序幕，始终认为它的成败是与世界无产阶级斗争胜负相连的，胜利的第二日，他们即利用苏俄无产阶级胜利之精神与物质，促进世界各国的革命组织与斗争，我们可以说，十月革命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创造了两件财产，一个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个是共产国际。列宁和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十月革命，是怎样忠诚的表现了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整个意义！这本是一件白日经天的事实，谁都不能否认。季诺维埃夫、斯大林、布哈林，这班不肖门徒，在十月革命后第五六年，在列宁同志的病中，即秘密结合小组织，企图在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名义之下，背叛了马克思的遗教。列宁同志死后，这班不肖门徒更是大放厥词了。他们反对托洛茨基同志，其中心问题是反对他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确实抓住了中心问题，然而正因此他们背叛了马克思遗教的罪恶，更加明显，更加严重。季诺维埃夫、史大林、布哈林，这班不肖门徒，他们由讨论苏联内部问题上，造出“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来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即所谓 “托洛茨基主义”，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认为依据中国的经济，还没有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因此，中国无产阶级还投有夺取政权的可能，这样的观点，也是由“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出发的。他们关于中国革命的阶段论，不但过去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应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为限，即将来的革命也仍旧必须经过工农民主专政的阶段，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才能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他们拿这样机械的阶段来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从前他们在十月革命前甚至在十月革命后几个月反对列宁的“不断革命论”，完全没有两样。现在完全是旧词重弹。他们这样的“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和“阶段论”，无论在广的方面在深的方面，都很明显的背叛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革命”的遗教。他们企图用宣传的力量，把“不断革命论”说成所谓“托洛茨基主义”，只可惜他们没有力量烧尽世界上所有留存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文件，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这封信。史大林派妄称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之不同点，是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跳过了民主主义的小有产者政权的阶段，这完全是曲解，是抹煞事实。当一八五O年春天，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那封信时，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还未得着政权，还正在企图革命，所以马克思那样说:一九一七年俄国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社会革命党)和一九二七年中国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国民党左派)，都已经得着了政权，不但都已经愿意使革命急速完结，而且都已经公开的反对革命了，这能说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跳过了不应跳过的阶段吗?若说他跳过了完成民主任务的阶段，那末正因为列宁和托洛茨基巧妙地跳过了它，才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才能够彻底完成了俄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正因为史大林、布哈林不敢跳过，使中国革命惨遭失败，完成了中国反革命。当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已经失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机已经由反对“不断革命’的观点而放过了，此时龙迷那兹和瞿秋白忽然大叫“不断革命”，然而他们所叫喊的“不断革命”仍然没有走出所谓民权革命的范围，仍然没有放弃反对“不断革命”的观点，他们的所谓“不断革命论”，只是他们的“直接革命形势不断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盲动主义，正是这个“直接革命形势不断论”所产生的。史大林和布哈林反对龙迷那兹和瞿秋白的“不断革命论’，而却承认了他们的“直接革命形势不断论”，这便是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十足双全的表现。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拥护十月革命，首先必须拥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一脉相传的“不断革命论”，因为它是十月革命的灵魂，同时必须打碎史大林、布哈林、季诺维埃夫的“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和“阶段论”，因为这是伤害十月革命的魔鬼。
影响： 民族国家的兴起，沙皇俄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四大帝国覆灭。而巴尔干半岛与中东地区的民族国家则随之而起，如捷克、南斯拉夫、匈牙利及伊拉克等。 欧洲削弱美日兴起： 原来为世界金融中心及世界霸主的英国，在战后虽然领土有所增加，但其对领土的控制力却因战争的巨大伤亡与物资损失而大大削减，而其经济亦因战争而大受影响，出现严重衰退，从此其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让给了美国。这场大战也削弱了法、意、德；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世界金融中心也由伦敦转移到纽约；日本也由债务国变成债权国，并侵占了原属德国势力范围的中国胶州湾及山东半岛。 共产革命的蓬勃发展： 大战期间，俄国发生共产革命，使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从此共产主义便开始在世界各国扩散，世界各地相继建立共产政党或政权，直至冷战结束，这情况才有所改变。 德国复仇：《凡尔赛条约》将发动战争的责任悉数推给德国，从而对德国实行条件极为严厉的经济与军事制裁，德国失去13%的国土和12%的人口，还被解除武装，德国陆军被控制在10万人以下，且不许拥有空军。德国虽然在一战中最后战败，但德国的元气并未受到过大的伤害，工业体系依然保存完整，而且德国本土并未受到战火的波及，而且《凡尔赛条约》过多考虑战胜国的利益分配，完全没有考虑战败国自身的利益，加上条约的空前苛刻性和掠夺本质，使得德国国民对强加给他们的条约有极强的抵触和反感情绪，因而引发德国民众强烈的民族复仇主义情绪。德国人为摆脱《凡尔赛条约》桎梏，各派政治势力、各种政治思想在德国你争我夺，显得尤为激烈，这为德国成为一次新的大战提供了条件。结果德国在希特勒的纳粹党的领导下，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五四运动的到来， 凡尔塞和约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的做法成为中国五四运动的导火线。1919年5月4日中国北京的青年学生及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广泛参与了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爱国运动，而起因正是巴黎和会中，列强肆意践踏中国主权把原来德国的山东权益转让给日本，即山东问题。它和较早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一并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政治思想文化运动，对中国近代迄今之政治、社会、文化、思想影响甚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30几个国家，15亿人口卷入战争，对人类的精神和物质都造成了极大的摧毁。 民族国家 战争给人类带来了重大损失，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沙皇俄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四大帝国覆灭了。而巴尔干半岛与中东地区的民族国家则随之而起，如南斯拉夫、匈牙利及伊拉克等。 英国削弱 原来为世界金融中心及世界霸主的英国，在战后虽然领土有所增加，但其对领土的控制力却因战争的巨大伤亡与物资损失而大大削减，而其经济亦因战争以大受影响，出现严重衰退，从此其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让给了美国。 十月革命 大战期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美日兴起 这场大战削弱了英、法、意；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世界金融中心也由伦敦转移到纽约；日本也由债务国变成债权国，并侵占了原属德国势力范围的中国胶州湾及山东半岛。1914-1919年，日本企业实缴资本金额从亿日元增加到亿日元，工业生产力增加4倍以上。它的实际工业产量增加倍，出现了以出口工业为中心的新建扩建企业高潮。造船工业1914年建造79艘，计万吨，1918年激增至443艘，计万吨，从战前占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 德国复仇 《凡尔赛条约》将发动战争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德国，从而对德国实行条件极为严厉的经济与军事制裁，德国失去了13%的国土和12%的人口，德国被解除武装，德国的陆军被控制在10万人以下，不准拥有空军。德国虽然在一战中最后战败，但德国的元气并未受到过大的伤害，工业体系依然保存完整，而且德国本土并未受到战火的波及，而且《凡尔赛条约》过多考虑战胜国的利益分配，完全没有考虑战败国自身的利益，加上条约的空前苛刻性和掠夺本质，使得德国国民对强加给他们的条约有极强的抵触和反感情绪，引发了德国民众强烈的民族复仇主义情绪。骄傲的日耳曼民族为了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桎梏，各派政治势力、各种政治思想在德国你争我夺，显得尤为激烈，这为德国成为一次新的大战提供了条件。结果德国在希特勒的纳粹党的领导下，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五四运动 凡尔塞和约条约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的做法成为中国五四运动的导火线。1919年5月4日中国北京的青年学生及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广泛参与了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爱国运动，而起因正是巴黎和会中，列强肆意践踏中国主权把原来德国的山东权益转让给日本，即山东问题。它和较早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一并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政治思想文化运动，对中国近代迄今之政治、社会、文化、思想影响甚巨。 军人待遇 美国的一战军人领到每人每日1美元为薪金，另加25分为每日在美国国外消费。后来由于1930年代的大萧条，退伍军人、其家属与其它有关团体向美国政府要求实时索取战时服务的酬劳金额不果而导致1932年美国军方介入的流血酬恤金进军事件。 女人的地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女人们是不被看作为“人”的。直到一战爆发，男人们都被征去做了战士，留下的只有老幼妇残，那个时候，养家做事的就只有女人了。于是女人们就出去工作，挣钱养家。虽然她们和男人做一样的工作，她们得到的工资相对来说就少了很多。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女人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 国际联盟 鉴于第一次界大战的伤亡与物资损失巨大，英法等战胜国于是发起了一个用以减少武器数目、平息国际纠纷及维持民众的生活水平的组织，是为国际联盟（简称国联）。然而，国联却不能有效阻止法西斯的侵略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联合国取代。 军事学术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对军事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战后出现的总体战、闪击战、坦克制胜论、空军制胜论等各种军事理论的出现，都是从不同角度总结大战经验的结果。 新技术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一系列新技术发展的催化剂。战争期间，才发明不久的飞机受到一些国家的重视，很快进入实用阶段。军用飞机在战场上成为一支新军。飞机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在大战期间，汽车的机动性引起人们的关注。战前在欧洲和美国的街道上占主导地位的马车，很快被汽车取代。德国等原料缺乏的国家，为了应付敌方的封锁，大力发展化学合成技术。从而推动了化工技术的发展。战士对物资的旺盛需求，也促使人们不断的改进生产流程，为生产管理的革新提供了条件
苏联政治史：苏联知识分子、苏联政治文化与苏联民族问题系列：以赛亚·伯林视野下的苏联知识分子与苏联文化》，载《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3期。《历史断想：十月革命与苏联知识分子》，载《俄罗斯学刊》2012年第3期。《“世界革命”与“国家利益”：“勃列日涅夫主义”的理论来源与真实诉求》，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政治动员背景下苏联国内政治中的敌人形象》载《史学月刊》2011年第4期。《新阶级和特权阶层：吉拉斯对苏联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分析》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列宁·布哈林·斯大林：红色领袖对“文化革命”和苏维埃文化的理解与阐释》载《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1期。《新阶级和特权阶层：吉拉斯对苏联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分析》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列宁·布哈林·斯大林：红色领袖对“文化革命”和苏维埃文化的理解与阐释》载《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1期（创刊号）《苏维埃知识分子概念的形成及时代特征》载《国外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苏联红色教授学院的建立及其历史影响》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0年第1期。《冷战背景下苏联对外政治中的“敌人形象：”》载《史学月刊》2010年第7期。《20世纪20年代苏联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地位》载《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政治文化背景下苏联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与政治表达》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20-30年代的“访苏现象”及其对苏联的认识》载《理论学刊》2010年第10期。合著排名一。《索尔仁尼琴：俄罗斯作家的历史际遇与知识分子式的历史思考》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从知识精英到政治精英：卢那察尔斯基的政治轨迹与思想历程》载《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1期。《从政治整肃到行政规训：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政权的知识分子政策》载《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4期《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与政治表达》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知识分子的思想塑造和政权培育》载《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新经济政策时期高尔基思想肖像》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孤旅与命运：20 世纪 20 至 30年代欧洲的俄国侨民》载《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8 年第 1 期《国家利益视野下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对美关系》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 年第 2 期《勃列日涅夫斯时期苏联严重的社会问题》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 年第 1 期 。《简论苏联犹太人问题》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3 年第 2 期。《对苏维埃联邦的成立和苏联宪法的历史分析》载《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3 年第 1 期 。《论苏联宪法的缺陷和联邦制解体的原因》载《现代代动力：中国、俄罗斯、东欧改革比较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3 年版 。《俄罗斯知识分子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载《东欧中亚研究》 2000 年第 5 期。《秘密报告的由来》载《俄罗斯文艺》2000年第3期《列宁遗嘱之谜》载《俄罗斯文艺》2000年第4期《苏联联邦制变形的历史原因》载《东欧中亚研究》 1999 年第 4 期。《苏联时期俄罗斯民族特殊地位与 “俄罗斯中心论” 》载《东欧中亚研究》 1997 年第 3 期 。《前苏联双重主权冲突和民族分离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1996 年第 1 期 。《民族主义在前苏联的表现及其特点》载《世界民族》 1996 年第 2 期 。《民族文化与族际文化 ── 冲突抑或协调》载《东欧中亚研究》1996 年第 4 期 。《俄国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概念”》载《北方论丛》2009年第1期《俄国贵族阶层的形成及其政治觉醒》载《理论学刊》2008 年第 6 期《冯维津命题与近代俄国知识分子觉醒》载《黑龙江社会科学》 2008 年第 4 期《米留可夫自由主义思想浅谈》载《西伯利亚研究》2008年第6期。合著排名二。《20 世纪20 年代俄国侨民的政治思潮——以米留可夫的“新策略”为个案研究》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合著排名二。Искание “ вех либерализма ” : Раздумье П. Б. Струве о русских революцией //Вестник СПбГУ .Серия “ история ” ,2007. № .2.《寻找路标：斯徒卢威关于俄国革命的思考》载《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学报》（历史卷）2007 年第 2 期。《俄国近代政治恐怖主义的源流》载《史学月刊》2007 年第 1 期。《斯徒卢威：俄国自由主义的代言人》载《学习时报》2007年12月31日《“东方”与“西方”的选择和间离》载《学习时报》2007年11月6日《别林斯基和巴枯宁的思想迷途》载《学习时报》2007年10月22日《吉霍米洛夫的政治转向》载《学习时报》2007年7月30日《果戈理的保守与反动》载《学习时报》2007年7月5日《涅恰耶夫与俄国近代政治恐怖主义》载《学习时报》2007年6月13日《恰达耶夫与普希金爱国主义观的异同》载《学习时报》2007年5月21《斯徒卢威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理念》载《华东师大学报》 2006 年第 1 期《俄国自由主义思想史论纲》载《北方论丛》2006 年第 6 期。《西方文化之于俄罗斯：动力抑或阻碍》载《俄罗斯文艺》2005 年第 1 期 。《再寻路标：侨民时期的斯图卢威的保守自由主义思想》载《北方论丛》2005 年第 2 期 。《俄罗斯外交取向的文化传统思考》载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尊从与背离：斯图卢威的激进自由主义思想》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 。《激情与反思：斯图卢威与三次俄国革命》载《二十一世纪》（香港） 2004 年 10 月号 。《恰达耶夫与普希金爱国主义观异同》载《俄罗斯思想与俄罗斯道路》，外文出版社 2004 年 。《现代化之准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载《学习时报》2004年1月5日《现代化之浴血：十二月党人的理论与实践》载《学习时报》2004年1月19日《现代化之启蒙：俄国知识分子群体与现代化道路探寻》载《学习时报》2004年2月16日。《现代化之窘困：亚历山大二世改革》载《学习时报》2004年3月1日《现代化之选择：从民粹主义到列宁主义》载《学习时报》2004年3月15日《维特改革与俄国工业化》载《学习时报》2004年3月29日《尼古拉二世的改革与反改革》载《学习时报》2004年4月12日《西方文化与俄国现代化》载《学习时报》2004年4月29日《改革与革命：俄国现代化》载《学习时报》2004年5月17日，4000字《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改革》载《中国财经报》2004年5月25日《彼得大帝移风易俗》载《学习时报》2003年7月12日《以 “路标” 为界—— 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波澜》载《历史研究》 2003 年第 5 期 。《白银时代的喧哗：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左倾” 》载《俄罗斯文艺》 2003 年第 3 期 。《恋女与情郎的永恒对话 —— 俄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与特点》载《俄罗斯文艺》 2002 年第 3 期。《叶卡特琳娜二世开明君主新论》载《史学论衡：百年校庆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从民粹主义到列宁主义 —— 俄国知识分子思想的艰难跋涉》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1 年第 6 期 。《俄罗斯国家的形成与民族主义》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 年第 2 期。《亚历山大二世》载《俄罗斯文艺》2001年第3期《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治国方略》载《俄罗斯文艺》2001年第4期《彼得大帝的遗瞩之谜》载《俄罗斯文艺》2000年第2期《彼得大帝性格之谜》载《俄罗斯文艺》2000年第2期《从拉吉舍夫到巴枯宁：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载《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神秘沙皇的神秘之死》载《中国教育报》1995年1月8日。《俄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及其与沙皇政府的关系》载《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4 年第 6 期。《日俄战争对俄国海军的影响》载《求是学刊》1994 年第 5 期 。《俄国历史上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形成及其基础》载《世界历史》 1994 年第 5 期 。《西方文化对俄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载《北方论丛》1993 年第 2 期 。《俄国现代化进程中改革与革命》载《求是学刊》1993 年第 1 期。《略论俄国历史上的现代化进程》载《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92 年第 6 期。《资产阶级在俄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历史地位》载《世界历史》1992 年第 1 期 。《关于巴枯宁和巴枯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载《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1 年第 1 期 。《俄罗斯经济文化传统形成及其与现代化的冲突》载《求是学刊》1991 年第 6 期。《俄罗斯军事学派奠基人──苏沃罗夫》载《军事史林》1990 年第 1 期 。《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形成与现代化的对抗》载《北方论丛》1990 年第 2 期 。《俄国垄断工业的发展及其与沙皇政府的关系》载《大庆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0 年第 2 期 。《论维特改革的影响及实质》载《求是学刊》1990 年第 4 期。《俄国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特点》载《求是学刊》1989 年第 4 期 （识学以来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以志纪念）。《彼得大帝和俄国海军》载《海洋》1984年第9期 （识学以来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稚文，它给我以鼓励并立志学术，以志纪念）。《中苏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与“台湾因素”——来自俄罗斯资料的解释》载《东方外交与台湾》（魏楚雄、陈奉林主编），“东方外交史丛书二”，澳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近世俄国文献对朝鲜的记载与初识》载《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4期。《中苏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与“台湾因素”》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年第3期《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前后中国形象的转变》载《学习与探索》2009 年第 1 期《近代俄国知识阶层对东方和中国文化的认识》载《学习与探索》2008 年第 1 期《东正教与中俄早期文化交流》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7 年第 2 期。《华裔学志》的创办及其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载《北方论丛》2004 年第4期 。 合著排名一。《李鸿章与维特经济现代化思想的比较研究》载《北方论丛》2001年第4期。《俄国远东政策与乌赫托姆斯基》载《学习与探索1993 年第1期 。《李鸿章特别基金的由来》载《北方文物》1989 年第4期 。《国内学界近三十年国内俄国史研究回顾》载《理论学刊》2009 年第 1 期《当代俄罗斯十月革命史学的若干趋势》载《史学史研究》2008 年第 3 期《十月革命史研究四题》载《俄罗斯文艺》2007年第4期《文明史观在当代俄罗斯：复兴还是重建》载《河南师大学报》2007年第4期。《 从文化史到文化学：文明史观的复兴抑或重建？——对俄罗斯学术现象的评析》载《学习与探索》2007 年第2期。《历史学视角：中国俄罗斯学的战略性思考》载《俄罗斯文艺》2007年第2 期 。《比较视野下的文明冲突范式研究——文明冲突论与文明内部冲突论》载《井岗山干部学院学报》2006 年第 4 期。 合著排名一。《文化与传统之殇：俄国现代化历史和道路的哲学思考》，载《江汉大学学报》， 2006 年第 2 期。《比较史学视野下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 苏联、南斯拉夫与美国联邦制的比较》载《俄罗斯语言和文化论文集》，重庆出版社2005 年版。合著排名一。《近十年来国内关于欧亚主义问题研究综述》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05年第6期 。合著排名一。《民族主义的三次浪潮》载《学习时报》2005年4月25日。《多样和多元：审视20世纪宗教发展》载《学习时报》2005年3月21日《俄罗斯人文社科现状及发展趋势》载《东欧中亚研究》2001 年第 3 期 。《苏联和俄罗斯学者对苏联民族主义的研究评述》载《俄罗斯研究》（安徽大学）1997 年第 3 期 。《关于十月革命史研究几个问题》载《俄罗斯研究》（安徽大学）1997 年第5 期。《作为一种世界性潮流的民族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 年第1期 。合著排名一。《近年我国史学界关于俄国现代化问题研究的综述》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6期 。《中国学者对前苏联民族主义研究评述》载《俄罗斯研究》（安徽大学）1995年第4期。《西方学者对前苏联民族主义的研究评述》载《俄罗斯研究》（安徽大学）1994 年第6期。《论19世纪国际工运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工运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合著排名二。《当代俄罗斯思想家亚·季诺维耶夫及其政治思想》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07 年第 2 期 。《新旧俄罗斯的相遇与歧路：欧亚主义视野下俄罗斯复兴之历史思考》载《学习与探索》2006 年第 2 期。《季诺维也夫的“社会学小说”和他的社会学式解剖》载《学习时报》 2006年7月25日 。《季诺维也夫 ：苏维埃体制最严厉的批判者和最后的守望人》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06 年 8 月号（网络版）。《俄共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与“俄罗斯思想”》载《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4 年第 4 期 。合著排名一。《俄美关系发展的未来趋势》载《和平与发展》1996 年第 2 期 。《走向 21 世纪的俄美关系：冲突抑或协调》载《当代世界》1996 年第 3 期。《车臣事变对俄罗斯联邦的完整与叶利钦政治命运的影响》载《东欧中亚研究》 1995年第3期 。《苏联解体的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载《东欧中亚研究》1994年第6 期。《俄乌黑海舰队归属的争执及矛盾发展趋向》载《东欧中亚研究》1993 年第3期。
历史上对“革命”的看法
伟大的民族光复运动
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的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作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的成功也对中国国内的民族关系及同时期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不仅结束了此前立宪派实行君主立宪的努力，而且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国各民族间关系等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有限的。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却未受根本性冲击。因为主导各地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地方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这反而更加巩固了他们原有的地位。虽然革命党的一些主要领袖如孙中山等人出身平民，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在辛亥革命后的生存条件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方令传统上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辛亥革命对于18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触及。
1.是中国近代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2.推翻了清王朝 3.结束帝制 4.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5.人民获得一些民主和权利 6.客观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 7.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怎么写《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的论文辛亥革命刚刚过去一百年，其历史意义我们并不太容易看得清，尤其是这场革命直接后果还在今天继续发酵的情形下，我们能够概括出的主题似乎就是革命、共和，我们能说的意义，也就是终结了清朝，终结了帝制，各方势力知进退知妥协，有坚持有让步，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牺牲和持续性的动荡。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值得张扬，值得肯定。 辛亥革命将清朝送进了历史 如同中国历代王朝结束时的大部分情形一样，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并不意味着清朝末年就是那样的不堪，真的是政治上腐败，经济上危机，统治者无法照旧统治。其实真实的情形或许相反，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辛亥革命之所以走到那一步，既基于一系列突发事件，又有其必然的历史关联，既是清廷的宿命，又是历史的必然。 其实，如果从历史进程上说，辛亥革命的发生主要导源于两个事情，一个是清廷将责任内阁弄成了皇族内阁，另一个是铁路国有化政策导致全国性骚乱。而面对这两个事情，清廷不知退让不知妥协，或者退让迟了妥协晚了，效果也就没有了。 按照清廷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走向立宪国家的第一步就是要有一个具有有限责任的政府，只有这个责任政府宣布成立了，从皇帝那里分享了权力，君主立宪体制才算走出了第一步。清廷在后来确实是这样做的，只是清廷错误理解了宪法大纲的精神，将这个事情给做砸了。在清廷宣布的十三个内阁成员名单中，皇室和皇族的成员竟然占了九名，这当然引起了立宪党人的不满。立宪党人多年来的政治追求就是希望通过政治改革分享权力，现在清廷公然堵塞了这条路，怎能不让这些改良主义者彻底失望怒火中烧？ 立宪党人的愤怒并没有引起清廷的足够重视，清廷援引宪法大纲强调任命百官是皇上的专权，现在君主立宪了，满汉平等了，为什么还一定刻意强调满汉出身不同呢？清廷的解释当然具有法理上的依据，只是很难由此说服立宪党人。第一，宪法大纲那样规定皇权至上有具体的背景，因为那时的皇上是年富力强的英明君主，现在的小皇上怎能与光绪大帝比？第二，责任内阁宣布前，中央部院实行的满汉首长双轨制，汉大臣虽然比满大臣略少，但也不至于少到现在这个比例，既然说满汉平等了，不分种族和出身了，那为什么满汉比例不能随人口比例颠倒过来呢？ 如果说责任内阁变成皇族内阁阻断了立宪党人在政治上的路，那么与此相联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则是从经济上剥夺了立宪党人和那些民族资本家在经济上的机会，略有“国进民退”的意思。当然，如果仅仅从铁路建设本身说，盛宣怀推出的铁路国有化政策具有正当性，因为民族资本在那之前几年捣鼓的铁路，或者技术不过关，质量不过关，或者因为资金挪用、被占，潜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朝廷适时出手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用四国银行团的贷款兑换各省自筹资金承建的路权，理论上无疑是正确的。只是精明的盛宣怀没有想到以立宪党人为主体的各省铁路公司特别是资金被严重挪用严重亏损的川汉铁路公司高层会用民粹主义对付他。 川汉铁路公司的做法今天看来当然是有问题的，但在那个时候，当“不明真相”的民众被动员起来了，甚至成立了保路军之类的政治组织后，朝廷的政治选择显然更值得检讨。清廷既没有开诚布公表达立场，没有适度退让，没有将经济上切实受到伤害的一般民众与铁路公司高层区别开来，而是采取鸵鸟政策，自5月至9月长达四个月的时间，竟然听之任之，拿不出办法果断止损。 长时间的僵持总不是办法，僵局总要打破。特别是当四川保路军中已经渗入许多哥老会成员甚至革命党的情况下，保路运动的性质也在变化，革命的意味也就越来越浓。9月7日，四川总督府门前发生流血惨案，三十多条生命终于打破僵局，一场改良主义的运动终于向革命急剧演化。 期待流血的肯定不是朝廷，只是既然流血了，朝廷就在道义上沦为劣势。朝廷此时如果致歉善后，妥善处理，或许还有和缓的机会，无奈清廷没有向柔性方向选择，而是选择了强力镇压。湖北新军被抽调入川了，武昌防务空虚了。更重要的是，全国持续快半年的混乱局势使新军将领新军士兵坐不住了，他们觉得自己对国家对朝廷负有责任，应该站出来说话，于是就有了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湖北新军以一场军事哗变的方式表达态度，施压朝廷。一个偶然事件终于掀翻了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 辛亥革命终结了两千年帝制 新军是大清国的柱石，是清廷过去十几年投入巨大创建的一支新型军队，只是这支军队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始终没有完成职业化转型，始终对于国内政治怀有浓厚情结。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湖北新军发难，湖北军政府的成立，虽说是对朝廷施加压力，但并不一定要革命，并非执意推翻朝廷。假如清廷对湖北新军的政治要求给予积极回应，大约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不可能，清廷或许应该很容易地将那些官兵劝回军营。无奈，清廷依然没有清楚自己的处境，依然被自己的强大所迷惑，依然相信武力，相信镇压。然而，各省新军对于清廷的自信并不认同，他们不是响应清廷的号召给予配合，而是响应了湖北军政府的号召，相继宣布光复，宣布独立，宣布脱离清廷。更可怕的是，拱卫京师的新军第二十镇在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人领导下发动滦州兵谏，要求清廷即刻下诏罪己，重回君主立宪正确轨道，尽快召集正式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不得干预政务，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及国务大臣。 滦州兵谏为清廷指出了一个正确方向，清廷在随后也确实按照这个方向走了一大段，摄政王引咎辞位，下诏罪己，清廷发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撤销皇族内阁，由资政院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负责组建新内阁。公平地说，清廷的这些让步和新政策都是对的，虽说迟了些，但真的认真执行，切实兑现，革命虽然已经在局部地区发生，但从总体上照样有机会重建和平，恢复秩序，重回君主立宪的轨道，大清王朝应该还有存在的机会。 清廷在滦州兵谏发生后的回应是对的，也算是及时的，袁世凯在此后的处理也是有力的坚定的，他在用强力手段压制湖北新军的同时，不忘柔性安抚，期待用政治谈判化解政治危机。在袁世凯软硬两手策略压制下，湖北军政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袁世凯继续君主立宪的政治安排，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危机完全有可能很快结束。然而到了这个关键时刻，君主立宪政治改革的真正阻力终于浮上了台面，大清王朝既得利益者也就是那些满洲贵族的王公大臣特别是正在担负着政治责任的王公大臣却不愿接受这样的政治安排，不愿就此交出已经攫取的政治权利。和平的改良主义色彩的政治变革又一次遇到了重大阻力，没有革命，也就根本无法解开这个扣，革命于是再次成为不得不用的手段。 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不识时务，拒绝改革，拒绝让权，拒绝分享权力，终于激怒了北洋新军将领。被派往前线镇压湖北新军的新军第一军总统、湖广总督段祺瑞派员与革命党领袖黄兴取得联系，双方代表于1911年12月20日就中国未来政治安排达成谅解：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秩序。至此，一代中国人追求十多年的君主立宪政治体制成为历史，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追求十几年的民主共和政体成了未来中国的惟一选项，守旧的不思进取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不论怎样凶悍怎样颟顸，其实都成了历史，都成了被别人安排的局外人，尽管还算是利益相关者。 段祺瑞与黄兴的政治共识为中国选择了一个正确方向，稍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孙中山既是政治对手，又成了共同劝退清帝的同盟军。在他们的努力下，南北和谈终于达成，各方力量终于就中国未来、清皇室的未来安排等达成协议，清帝退位，优待皇室，中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两千年的君主专制终于被送进了历史，从此之后，民主共和政体不论遇到怎样的挫折或艰难险阻，但中国人的民主信念却从来不曾动摇过，任何试图恢复帝制恢复专制的想法与做法再也没有实践的机会，没有一丝可能性。 辛亥革命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 辛亥革命的目标，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来说，毫无疑问是要模仿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架构重建中国政治体制，但是辛亥革命的政治手段，从孙中山开始闹革命起，模仿的却是法国大革命，即用暴力手段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所以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不惧牺牲，一次次失败，依然一次次继续，用武装暴动为中国历史发展营造了一个巨大动力。 换言之，如果我们强调清廷在最后十几年确实有过一些政治改革和政治进步的话，这个改良和进步的动力，不再是列强的压力，而是中国社会内部的压力。这就是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十几年奋斗牺牲的意义。 辛亥革命的前半场，确实是按照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提供的脚本进行的，但是到了武昌起义爆发后，特别是当清廷阵前换将，起用先前被废弃的汉人高官袁世凯取代满洲贵族出身的陆军大臣荫昌，全权负责处理武昌起义的善后之后，南北对峙迅速由孙中山所说的满汉冲突转变为汉人之间的对决，孙中山十多年一直倡导的民族革命立马失去合法性、正当性。 更为蹊跷的是，南北对决的双方基本上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无太大关系，南北主力阵容其实都是清廷在最后十几年自己一手调教出来的新军。南方的主力是张之洞的湖北新军，北方的主体是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他们虽然分属两个系统，但毕竟都是汉人，都同样接受了近代东西洋思想的影响，特别是由于那时朝廷从来没有想到过军队中立化，而总是鼓励新式军人关心政治，于是这批近代军人到了关键时刻竟然成为左右大局的主要力量。 南北僵持了两个月之久，南方的条件非常简单，先是要求朝廷尽快答应立宪派多年来的要求，这也是朝廷预备立宪规划中已有的项目：提前立宪，立即召集正式国会。这个要求只是将规划中的项目予以提前。然而，朝廷对于这样的要求吞吞吐吐，于是弄得全国不耐烦，十四省相继起义，宣布独立，号称光复。从此，君主立宪也就成了过去，南方革命党人在这样的形势下，提高了要价，要求朝廷承认民主共和，否则就诉诸武力，准备北伐，直捣龙亭。 革命党人要北伐当然也没有那么简单，问题是如果清廷一直僵持，一直不答应南方的要求，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一场混乱，或者如法国大革命那样一场持续数年的政治复仇血腥屠杀，也未必不会出现，于是中国人的政治智慧面临着一场空前的考验。 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是简单的中国人的中国，外国资本经过甲午战后持续进入，已经在中国经济构成中占据相当份额，持续的政治动荡不仅不合乎中国人的利益，也不合乎列强的要求，国际国内都希望南北中国人能够各让一步，达成妥协，重建秩序与和平。于是，经过漫长的南北和谈，应该说南北双方都有让步。清廷牺牲了自己的江山，以一种谁也没有想到的方式实现了晚清政治领导人一直念念不忘的“万世一系，皇权永固”。假如不发生后来的帝制复辟，满洲人的小朝廷依然可以在紫禁城里称孤道寡，那也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南方革命党人也有让步和牺牲。在新军将领要求下，南方革命党人没有坚持过去多年所说的“驱逐鞑虏”的政治立场，而以比较妥协比较柔性的立场尊重大清国的历史，尊重一个王朝为国家为未来作出的牺牲，在商榷清帝退位条件和文件时，尽量关照清廷统治者的感受和尊严，没有得寸进尺步步紧逼，更没有进行清算，或宜将剩勇追穷寇。 现代政治就是一个妥协的协商过程，辛亥革命留给中国留给人类的最大启示，就是中国人用最古老的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共赢双赢多赢，大家都没有输。这些启迪在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中被淹没了掩盖了。我们今天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其实更应该用一种温情和敬意去公平地看待辛亥革命每一方参加者，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为这一事件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的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作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的成功也对中国国内的民族关系及同时期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不仅结束了此前立宪派实行君主立宪的努力，而且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国各民族间关系等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有限的。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却未受根本性冲击。因为主导各地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地方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这反而更加巩固了他们原有的地位。虽然革命党的一些主要领袖如孙中山等人出身平民，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在辛亥革命后的生存条件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方令传统上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辛亥革命对于18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触及。
首先从辛亥歌名的历史意义来说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2，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3，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4，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难说有完全彻底的。所谓彻底，只能说是基本彻底。自沉阶级革命成功的结果足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即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剥削制度的更替，并不需要新旧完全彻底决裂，他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妥协、融合、并存。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尚保存君主制和贵族头衔，此即革命不彻底的明显例子。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其成就远逊于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这一点上，远胜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是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永绝。从民元到民六，其间虽经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复辟，但只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并没有使民国中断，更没有像法兰西那样出现两次帝国、三次共和国的波折。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其次从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来看可以分为三点 1.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帝纲领。三民主义没有提出反对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还幻想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没有认清真正的敌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终归失败的原因之一。 2.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封建纲领。三民主义没有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没有农民的支持就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 3.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武装斗争都是短期的。“二次革命”中国民党人虽然掌握了一些军队，但并不是统一的革命力量，护法运动则依靠军阀的力量，因此每当遇到强大的反革命武装就不能不失败。 4.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也是松散的。同盟会建立后缺乏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武昌起义爆发前实际上已名存实亡，没有一个坚强的革命政党，就不能使革命者紧密地团结起来形成坚强的战斗力。袁世凯能够窃取辛亥革命果实，也与同盟会的涣散、领导成员政见不一有关。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首先，推翻了清朝封建腐朽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再次，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推动亚洲各国民族解放斗争有重大影响。总之，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客观原因是国内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另一方面，主观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首先，缺乏彻底反帝反封的勇气和力量；其次，没能提出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再次，没能发动农民革命；最后，没有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辛亥革命历史教训：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第一，说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第二，宣告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第三，表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作者认为，过去的估计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对反动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象立宪派那样维护它？这是根本的道路问题。在这点上立宪派的方向是错了；但对它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强烈地激动过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离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随着岁月的消逝，当年种种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在国内以至国外一直还有着不同的议论。这篇文章，不准备全面地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只想就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林伯渠同志在四十年前曾经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林老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何等中肯！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以举出很多条。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不能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只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顶颠的最高代表。每个人在这种制度面前，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这就是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那就得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中。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前仆后继。但是，直到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更只是“扶清灭洋”。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爱国救亡，介绍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可是，他们把忠君和爱国看作是一回事。康有为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是最能打动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心的。而那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除法美两国外，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沙俄等等无一不保留着君主制度。所以，康有为提出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许多人看来是很有理由的。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孙中山在几次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见《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见《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1905年8月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明确地把“创立民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它在第二年冬颁布的《革命方略》更是响亮地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在当时确实是石破天惊之论！比一比，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 是何等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坚韧不拔地通过报刊鼓吹、秘密宣传，使这种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推倒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反动势力都已无法把它再扭转过来了。辛亥革命果真把“皇帝拉下马”了，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倒了。这一下，真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条。第一，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反动统治秩序赖以保持稳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套了。这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象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却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不用说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就是反动阵营内部也无法再保持统一。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煞的，它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皇帝，该算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写过一篇《偶像破坏论》说道：“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象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来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中国的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声一响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了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灭它，决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诚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始终应该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种不朽的业绩，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给予热情的歌颂吗？而过去长时期中，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确如林伯渠同志当年所说的那样，常常被过低估计了。这里，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时代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尚未成功”。这是事实，因此，在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阶段，许多同志着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点，来鼓舞人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继续奋发向前，去夺取胜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强烈地感受到的也是这一点。这在当时是对的。可是这一来，对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的巨大功绩，就常常来不及作出足够的估计，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贬低了。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极左思潮泛滥，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仿佛就成了替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莫大罪过。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谈不上对辛亥革命作出公正的评价。现在该是时候了！辛亥革命离我们已经有七十年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已被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倒了。我们完全应该也可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作出更加实事求是的评价来！
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辛亥革命（Revolution）作为民主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较早见诸记载的“辛亥革命”一词，出自署名为渤海寿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记》。此书出版于1912年6月，收录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间的各报章事关革命的报道。同年，以“辛亥革命”为书名的，还有署名草莽余生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张绍曾为该书作序，指出草莽余生为廖少游。廖少游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间奔走南北议和，阅历广泛，“特就昔日所历之境，所与之役，与夫见闻……抄集成册。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1]其起止时间换算成公历为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时限与《辛亥革命始末记》基本相合。上述两书所载事实，都发生于农历辛亥年，称之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但在民国初年，辛亥革命一词使用并不广泛，称呼辛亥年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这段史事的词汇，名目繁多。民初的报章，如《申报》、《大公报》以及政府公报中，“武昌首义”、“共和成立”、“民国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词连篇累牍，而“辛亥革命”极为罕见。即便是孙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时所用名词也没有一定之规。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以孙中山名义发布的公文中，有“武汉首义”、“民国缔造”、“民国光复”、“革命”等说法。1917年孙中山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追述革命历程，称“一次革命，起于武昌，为推翻满清之专制。二次革命，则在南京，为袁世凯暗杀宋教仁而起。”不见直书“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之说至今仍然沿用。在20年代前后，“辛亥革命”的使用开始升温且影响日广。1919年8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连载《民众的大联合》政论长文，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词，并就其内涵有过精炼的阐述。1921年10月梁启超以《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为题，发表演讲，诠释了辛亥革命内涵。第一次国共合作初始，陈独秀撰写《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专门探讨革命失败的原因，“辛亥革命”渐成专有名词。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在有关纪念中，“辛亥革命”字样出现得特别频繁。1927年双十前夕，中国国民党中央制定了宣传大纲，第一条就是“继续辛亥革命的精神，矫正辛亥革命的缺陷”。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和《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以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此后“辛亥革命”人所共知，遂成流行词汇，以迄于今。[2] 革命背景变革之道立宪运动是中国清朝政府继自强运动（洋务运动、1861年－1895年）、维新运动（1895年－1898年）之后推动的第三次大型改革，目的在使大清帝国成为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四月十日），清政府废除军机处，发布内阁官制与任命总理、诸大臣。成员名单中过半数为清宗室（皇族）与满人，被讥嘲为“皇族内阁”。立宪派、舆论对此多感失望，甚至引起不满，认为清政府实无诚意推行宪政，乃逐渐同情、倾向革命。清政府遂于是年（1912年）垮台，中华民国就此诞生。在推翻清朝的斗争中，革命党人曾经先后发动十次武装起义，屡次失败，而又能屡次重起，海外华侨的大量经济支援，实在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对于海外华侨在推翻清朝的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孙中山曾经用这样一句言语表达：华侨是革命之母。政治影响辛亥革命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帝制的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民国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辛亥革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二千余年的帝制、专制思想都没有在中国完全消除，而且还一度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尽管中国共产党声称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但一些人则认为，在实际运作上，所谓“真正的民主共和”还从来没有得以在中国全面实行——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思想影响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经济影响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社会影响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而在传统社会的改变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转投向革命而获得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他们的地位。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辛亥革命对于十八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生活文化影响“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海外华人的影响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华人介入中国的革命活动是史无前例的，虽然革命活动主要在于挽救中国，但这一行动已对当地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影想大致可以分为：马新华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马新华人团结力量的增长 ，新思想的涌现 ，政党政治的影响。孙中山于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临时总统后，许多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转而支持孙中山。武昌起义后，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华人剪掉辫子，另一方面，在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号召下，当地华人也积极捐款支持革命运动。当孙中山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展开革命之前，当地华人是不团结的，常有帮派和籍贯的斗争。不团结阻碍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帮派斗争影响华人社会的经济成长并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团的合作。1906年，孙中山在吉隆坡主持同盟会支会成立仪式时发出警告说：当地华人的不团结最终将导致整个华人社会的崩溃。因此同盟会展开各种宣传活动，如阅书报社、夜校、戏剧表演，使到不同方言的集团为孙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有机会学习相互了解，相互合作以解决共同的难题。通过不间断的联系，华人的团结精神和国民意识逐渐被加强和发展起来。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输团结思想的组织。另一项最主要的发展便是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学校传播标准华语，主要目的在于打破使用以往的方言教学。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间有了共同的媒介语。孙中山的革命思潮带为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带来了新的思想，冲击了华人传统的旧社会和旧传统。利他主义，舍己为群，平等和自由之观念因此不断传开。鼓励设立女子学校，女人被允许加入社会活动和参加孙中山革命。编辑本段革命意义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近代长达270多年的腐败屈辱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对中国的外交，中国的边防形势都有重大影响。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后，产生的北洋政府，在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在取消不平等条约和提高国家地位方面的取得巨大成就，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在亚洲的历史上也是一次伟大的转折。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辛亥革命在亚洲打响了民主的第一枪。编辑本段革命评价在民国前 ,几年，知识分子们和革命的参与者尚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满清而兴奋不已，对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较高的评价。不过，由于共和民主并没有在辛亥革命后得到真正的实施，因而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作出反思。孙中山在1921年给俄罗斯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提到“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孙中山在遗嘱内也嘱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1920年代以后的国共两党，则对于辛亥革命有了较高的评价。国民党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视辛亥革命为其所领导成功的革命，赋予辛亥革命有极高的评价，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的国家最重要的关键。
今天我们小组去举行了社会实践活动，地点是：宋庆龄故居。上海宋庆龄故居位于淮海中路1843号，是一幢红瓦白墙的小洋房。这幢房子原是一个德国人的私人别墅，从1948年到1936年，宋庆龄在这里工作、生活达15年之久。进到门口，见到了汉白玉雕刻的宋庆龄的坐像，雕刻的栩栩如生。后面的楼门口挂着“宋庆龄文物馆”的匾额，径直往里走，院子里的车库停放了2两轿车，一辆是大红旗，一辆是斯大林赠送的吉姆牌轿车。但是，这两个牌子，我也没有听说了。进到楼内，一边听讲解员说，一边仔细观看文物。在一处，我们看到了宋庆龄生前的摸样。楼下过厅墙上挂着徐悲鸿赠送的“奔马”图画，还有国际友人赠送的风景油画，客厅背面的墙上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南面墙上挂着毛泽东主席1961年来此看望她时的留影，客厅西面的餐厅里陈放着她个人生活经历中的重要纪念品和各国友人赠送的珍贵物品。还有一系列的物品，我就不一一介绍了。通过本次的参观宋庆龄故居的活动，让我了解了宋庆龄是21世纪最伟大的女性，她是个几乎完美的人物，一直让世人久仰，被誉为“国之瑰宝”。她也具有很多的政治资源，被称为“国母”。她一直把精力投入妇女与儿童的文化、教育、卫生与福利失业中。同时，我也感到了革命的艰辛。送而言之，本次的活动，让我了解了许多关于革命的知识。
红色之旅------参观革命教育基地有感 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为了缅怀革命前辈的光辉业绩，展望祖国发展未来，XXXX公司党委组织了在职党员、骨干和积极分子一行40多人，来到广饶县大王镇“中共刘集支部旧址纪念馆”这一革命教育基地参观学习。“中共刘集支部旧址纪念馆”坐落在全国明星乡镇广饶县大王镇的刘集村，这里有全省乃至全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这里有东营市第一位共产党员，这里有全国保存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这里涌现出了丁莱夫、李耘生、刘良才等一大批革命志士……太多的最早，太多的故事，使得大王镇这个地方充满了传奇。从上个世纪到现在，大王镇这片土地，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圣地”。上午八点，所有人员按照“会前讲安全”的要求，在会议室进行了交通安全、场馆安全、消防、应急逃生、组织纪律等专项教育培训。经过三十多分钟的路程，我们安全抵达目的地。参观团成员明亮的红工服成了红色教育基地的又一道耀眼的色彩。在讲解员的指引下，推开厚重的《宣言》展馆的大门，一篇篇文字记载，一幅幅将军图片，一个个浴血奋战的浮雕，一件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带领我们走进记忆，走进栩栩如生的往昔。中国共产党带领农民与日伪敌顽进行了艰难卓绝的革命斗争。艰苦的生存环境，血与火的刘集惨案场景，让我们再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沿“革命路”南行，刘集后村沿街的打鬼子壁画和雕塑不时吸引大家眼球。参观中共刘集支部旧址，白色恐怖年代艰苦卓绝的斗争和生活环境，又一次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参观结束，我不由地回忆起中国共产党历经艰难、曲折，为了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为了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强盛，抛头颅、洒热血，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不断发展富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历史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建设中国和发展中国。在鲜艳的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才真正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记得《真北》里有个比喻，真北就像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个指南针，它可以指导你成功地穿越自己的生命。只要能够找准你的真北，你就能在这个不断旋转的世界上把握好自己。真北来源于那些对你最重要的东西-----你最珍视的价值观，你的热情和动力是你生命中所有幸福与满足的源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员思想和行动的最高标准，是党性的表现，是共产党员的“真北”。回顾革命历史，更要牢记历史。作为一名石油工人，在今后的学习中应加强道德修养，树立正确的荣辱观、道德观和人生观，在实践中不断加强党性修养，锻炼自己，做到不怕吃苦、不计较个人得失，立足本职工作，积极进取；做到学与用、知与行、说与做的统一；继承先辈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把对祖国的无限热爱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巨大动力，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务实的工作作风，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勇敢承担起时代赋予我们的职责和使命，实现强企强国之梦。
观后感就是要写出自己参加完活动的真情实感。
范例：
在学校的组织下，我们来到了参观了红岩博物馆、渣滓洞、白公馆。这是我第二次来这缅怀先烈，我们如今安定的生活，是十分地来之不易的，可能对于年轻一辈的学生来说；
革命渐渐远去，留下的只是历史或政治课本上苍白的文字篇章，或是电视剧里的战火纷飞的画面。来到重庆，自然会联想到历史，今天来到了歌乐山革命纪念基地。
红岩博物馆里陈列着当年牺牲的革命烈士的遗物，战争时候的枪炮，遇难小孩沾满泥土和血渍的鞋子，看着革命先烈当时在狱中坚持革命的手稿，甚至9岁的孩子小萝卜头也忍不拔的与敌人抗争，看了以后心里真的很震撼，以前只在书里看到的情景，如今来到了遇害地点，心情真的很震撼！
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烈士，年纪都普遍都是二十一到二十五岁之间，正值风华正茂的年纪，很多都是高文化的人，有着拯救中国的理想，却被关押在这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在敌人功名利禄的诱惑下，在严刑拷打威逼下，革命烈士分毫不动摇，还写下了流传后世的诗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的知道，人的身子怎能从狗洞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起烧掉，我希望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这是也挺在重庆渣滓洞牢房上写的《囚歌》。豪壮的诗歌文章不胜枚举，热血青年数不胜数，革命信心无比坚定。是他们用热血身躯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我们有着和革命烈士相仿的年纪，幸运的是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我们的祖国也在日益强大，我们应该铭记革命烈士为我们所做的牺牲，尽自己所能为我们亲爱的祖国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上午，我们去了东阳博物馆。刚到那儿，就看见彩带顶着红气球在空中一上一下地摆动着；墙壁上的横幅在随风舞动；最顶上，有五花十色的彩旗，正向我们招手呢！真是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博物馆前，有五个金光闪闪的黄字：东阳博物馆。这五个字下面，还有绿绿的六个繁体字：东阳恐龙之乡。看着这六个字，我心想：里面应该有许多恐龙吧！博物馆有两层，第一层最有趣的是大恐龙和红恐龙。先说大恐龙吧！它是个庞然大物，又长又壮。它的尾巴不停地晃动着，还张开了脸盆般大的嘴巴，吼叫声连续不断。“快看！”肚皮在“跳舞”呢！跳得可真有节奏。而红恐龙却成了儿童玩游戏的项目之一。个个儿童坐上去都一声不吭，脸皮失色，害怕极了，我也为他们暗暗着急。只见恐龙甩动着粗壮的尾巴，龇牙咧嘴，眼睛一眨一眨的，恐怖极了！吓得我浑身发抖。趁恐龙不动的时候，我去摸了摸它的皮肤，软软的，像橡皮一样。第二层，雕刻出来的人最引人注目，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小朋友们都过来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人”，有些家长在为小孩耐心地讲解着。我看见雕刻出来的个们在干活，有的理发、有的修伞、有的砌墙……它们都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劳累了一个上午，但收获还是蛮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