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名：明清小说研究出版地：江苏省南京市;开本：32开ISSN：1004-3330CN：32-1017/I历史沿革：现用刊名：明清小说研究该刊被以下数据库收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2012-2013）中文核心期刊(2008)中文核心期刊(2004)中文核心期刊(2000)中文核心期刊(1996)明清小说研究 创办于1985年8月，先以书代刊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共出六辑。1988年国家出版署正式批准为季刊，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明清小说研究中心主办，一直至今，是国内唯一的明清小说研究专业期刊。 本刊奉行繁荣学术、弘扬传统、百家争鸣、唯文是取的原则，竭诚欢迎海内外相应领域的专家、学者赐稿。本刊优先采用正面进行科学探讨的学术著作，尤其欢迎：一、有文献价值的论著；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论著；三、对某些问题作宏观研究的论著；四、中外比较，并在比较中探寻中国古代小说民族特色的论著；五、进行深入理论探讨，有利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论著；六、各级研究课题的成果。本刊发表文章前请求作者承诺无抄袭，未一稿多投。来稿一般请控制在8000字以内，最长不要超过10000字。对于在文献资料方面有突破性发现的著作，本刊优先发表，不限篇幅本刊面向文史研究工作者、大专院校文史专业师生和广大明清小说爱好者，欢迎订阅。除经邮局发行外，编辑部常年存有部分过期和当期刊物，欢迎购买，本刊出具合法的可供报销的收据。每期每册 ，另加邮费2元（存留稀少的过刊价格另定）。汇款请寄：210013 南京市虎踞北路12号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编辑部。
明清家具同中国古代其它艺术品一样，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艺术底蕴，而且具有典雅、实用的功能，令人回味无穷。明清家具的收藏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外国人开始大量地搜集、收购中国明清家具，并运往海外。在后来的几十年间，西方人将中国明清家具提升到了与中国其它文物等同的地位。我国的家具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发展取决于人们起居方式的变化。从商周到秦汉，是以席地跪坐为中心的家具;从魏晋到隋唐，是席地坐与垂足坐并存交替的家具;北宋以后，是以垂足坐为主家具。其总的趋势是矮型家具向高型家具发展。但真正将中国家具推向艺术顶峰的，还是精工细制的明式家具。优良的材质，纯朴的纹理，舒适的造型，简洁的雕饰，这些都是其它时期的家具所无法比拟的。而明式家具中夹杂着文人化的意趣，体现着古人求真崇朴的思想，这又是前朝后代的家具所无法拥有的。中国传统家具多以较名贵的优质木材做成，这些木材均有不同的色彩和纹理，因此很少雕刻花纹，而且材质坚硬，木性稳定，能制出复杂的榫卯，以及刻出各式各样的装饰线条和花纹。所用木材有:紫檀木、花梨木、鸡翅木、铁梨木、红木、楠木、乌木、椐木等。清代家具有不同于明式家具的独到之处。其总体尺寸要比明式家具宽大，形成稳定、浑厚的气势。而样式也十分丰富:有床座榻，屏灯笼，箱橱柜，椅凳墩,桌几案等。例如新兴的太师椅就有多种式样，至于靠背、扶手、束腰、牙条等新形式，更是层出不穷。装饰上求多、求满，常运用描金、彩绘等手法，显出光华富丽、金碧辉煌的效果。而在家具的作工方面，又有京坐、广作、苏作之分，使清代家具完全系统化、风格化。
浅谈中国家具的精髓———明清家具摘要:明清作为中国最具影响的家具时代,不仅是我国家具发展的鼎盛时期,也影响了中国室内装饰的风格和特点,同时在世界文化传统中占有重要位置。明代家具是在宋元家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制作工艺精细合理,用材考究,选型朴实大方,风格鲜明;清代家具造型厚重,形式繁多,技艺精良,材料精细。明清家具作为室内主要日用品和陈设品,应用于民居、园林和宫廷,是中国古代追求家具完美和恬静生活的反映。关键词:明式家具;清式家具;中国家具家具作为室内陈设的主要设施,是生活中的日常用具,同时也是一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载体,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明式家具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人士族文化物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比较突出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士族文化的特点和内涵。它也代表了中国家具的个性和特点,同时它也影响了中国室内装饰的风格与发展。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崇尚过一种闲逸优雅的恬静生活,这或许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从明清家具散发出来的细腻感与艺术感染力中,可以明显看出,它得益于其独特文化特质的形成,同时也是基于当时的家具使用环境和家具使用者。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正值明朝市井文化的繁荣时期,虽然当时北方社会动荡、政治腐败、战乱不断,但在远隔硝烟的南方地区,却在大肆兴建民居、园林、宫庭,而家具作为室内主要日用品与陈设品,需求量大增,苏式家具与广式家具的设计制作水平在此时达到了高峰,同时,也就造就了明代家具的辉煌。尤其是苏州私家园林的建造,其建筑艺术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在建造园林、制作家具中,他们往往亲自出马,按照文人士族的审美理念参与园林的家具设计。清代早期的半个世纪里,清廷仰仗恢复和发展明代优秀传统,家具保持着明代的一贯作法,并且有不断的改进和提高,如漆家具中的康熙黑漆嵌螺钿山水人物纹平头案,是这一沿革的典型。一、明代家具──家具的昌盛时代明代手工业高速发展,文化艺术复兴昌盛,在这种前提下,明代在衣、食、住、用等各个领域里,出现了种种不寻常的文化现象,家具成了流通的商品,许多文人雅士参与了室内设计和家具造成型研究。明代的家具,也在发展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全国最富庶的江南苏州地区,不仅木作、漆作行业兴旺,而且出现了一批专做硬木家具的小木作行业。店铺内不仅生产出售各种硬木家具,店主还常常根据用户的要求到顾客家中加工制造。按不同的用材和工艺,明代家具可分为传统的漆饰家具和新颖的硬木家具,以及采用竹藤、山柳等制作的民间家具,还有用陶、瓷、石料等制作的家具。明代的漆饰家具五光十色,国内最早的有宣德时期的戗金细钩漆龙纹方角双门橱,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馆。这种被称为雕填的工艺,比单纯填漆的漆家具更加华丽。明代中叶以后,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出现了以花梨木、紫檀木等优质木材为主要用材的硬木家具,并迅速发展成中国传统家具史上的又一高峰。明代的竹制家具,在当时广大的南方地区,人们就地取材,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制成别具一格的竹家具,其中尤以斑竹所制家具最为贵重。明代家具在继承宋代家具传统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推陈出新,不仅种类齐全,款式繁多,而且用材考究,造型朴实大方,制作严谨准确,结构合理规范,逐渐形成稳定鲜明的明代家具风格,把中国古代家具推向顶峰时期。明代家具是在宋、元家具的基础上发展成熟的,形成了最有代表性的“明式”民族风格。明式家具的产地主要有三处:北京皇家的“御用监”,民间生产中心苏州与广州。明式家具的品种十分丰富。保留至今的,主要有凳椅类,几案类、橱柜类、床塌类、台架类等。此外尚有作为屏障之用的围屏、插屏、落地屏风等。明式家具多用花梨、紫檀、鸡翅木、钱梨等硬木,也采用楠木、樟木、胡桃木、榆木及其它硬杂木,其中以花梨中的黄花梨效果最好。这些硬木色泽柔和、纹理清晰坚硬而又富有弹性。这种材料对家具造型结构、艺术效果有很大的影响。由于木质坚硬而有弹性,且硬木是比较珍贵的木料,所以家具用料的横断面制作很小。为此,造型也就显得线型简练、挺拔和轻巧。由于木材本身的色泽纹理美观,所以明式家具很少施用髹漆,仅仅擦上透明蜡即可以充分显示木材本身的质感和自然美。选材,也是设计意匠的重要部分之一。明式家具制作工艺精细合理,全部以精密巧妙的榫卯结合部件,大平板则以攒边方法嵌入边框槽内,坚实牢固,能适应冷热干湿变化。高低宽狭的比例或以适用美观为出发点,或有助于纠正不合礼仪的身姿坐态。装饰以素面为主,局部饰以小面积漆雕或透雕,以繁衬简,朴素而不俭,精美而不繁缛。通体轮廓及装饰部件的轮廓讲求方中有圆、圆中有方及用线的一气贯通而又有小的曲折变化。家具线条雄劲而流利。家具整体的长、宽和高,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的权衡比例都非常适宜。家具工艺到了清代总的来看造型已趋向笨重,并一味追求富丽华贵,由于繁缛的雕饰破坏了造型的整体感,触感也不好。但在民间,家具仍沿袭“明式”程式,保留了朴实简洁的风格。二、清代家具──斑斓华丽清代家具多结合厅堂、卧室、书斋等不同居室进行设计,分类详尽,功能明确。清代家具中最出色的是宫廷家具。各种工艺的漆制家具色彩绚丽、纹饰华美,具有斑斓瑰丽的艺术效果。最华贵富丽的雕漆家具,又以吉祥图案为装饰主题,刀法深锐,花纹与雕刻手法均严整细密,无论在中国家具史上,还是在中国漆器工艺史上,都是不可多得的杰作。其主要特征是:造型庄重,雕饰繁重,体量宽大,气度宏伟,脱离了宋、明以来家具秀丽实用的淳朴气质,形成了“清式”家具的风格。清式家具作坊多汇集沿海各地,并以扬州、冀州(河北)、惠州(广东)为主,形成全国三大制作中心,产品分别称为苏作、京作、广作。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清式家具工于用榫,不求表面装饰;京作重蜡工,以弓镂空,长于用鳔;广作重在雕工,讲求雕刻装饰。装饰方法有木雕和镶嵌。木雕分为线雕(阳刻、阴刻)、浅浮雕、深浮雕、透雕、圆雕、漆雕(剔犀、剔红);镶嵌有螺钿、木、石、骨、竹、象牙、玉石、珐琅、玻璃及镶金、银,装金属饰件等。装饰图案多用象征吉祥如意、多子多福、延年益寿、官运亨通之类的花草、人物、鸟兽等。家具构件常兼有装饰作用,如在长边短抹、直横档、肓板脚柱上加以雕饰;或用吉字花、古钱币造型的构件代替短柱矮老。特别是脚型变化最多,除方直腿、圆柱腿、方圆腿外,又有三弯如意腿、竹节腿等;腿的中端或束腰或无束腰,或加凸出的雕刻花形、兽首;足端有兽爪、马蹄、如北京时间砂、卷叶、踏珠、内翻、外翻、镶铜套等。束腰变化有高有低,有的加鱼门洞、加线;侧腿间有透雕花牙档板等。北京故宫太和殿陈列的剔红云龙立柜,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螺钿太师椅、古币蝇纹方桌、紫檀卷书琴桌、螺钿梳妆台、五屏螺钿榻等,均为清式家具的精粹。家具种类为坐卧类家具有太师椅、扶手椅、圈椅、躺椅、交椅、连椅、凳、杌、交杌、墩、床、榻等;凭倚承物类家具有圆桌、半圆桌、方桌、琴桌、炕桌、书桌、梳妆桌、条几(案)、供桌(案)、花几、茶几等;贮藏类家具有博古柜架、架格、闷芦橱、书柜、箱等;其他家具还有座屏、围屏、灯架等。清朝经历了近300年的历史,家具由继承、演变到发展,在形制、材料、工艺手段等多个方面形成了其独特之外。现分述如下:第一,造型厚重,形式繁多。清式家具在造型上与明式家具的风格截然不同,首先表现在造型厚重上,家具的总体尺寸比明式家具要宽,要大,与此相应,局面尺寸、部件用料也随之加大。比如清代的太师椅、三屏式的靠背、牙条、腿步等协调一致,造成非常稳定、浑厚的气势。这是清式家具的典型代表。第二,清式家具在结构上承袭了明式家具的卯榫结构,充分发挥了插销挂榫的特点,技艺精良,一丝不苟。凡镶嵌方面的桌、椅、屏风,在石与木的交接或转角处,都是严丝合缝,无修补痕迹,平平整整的融为一体。第三,家具的主料木材,选料极为精细,表里如一,无节,无伤,完整得无一瑕疵。硬木家具的部件和零部件,如抽屉板、桌底板及穿带等,所用的木料都是硬木。第四,清式家具的样式也比明朝繁多,如清朝新兴的家具太师椅,就有三屏风式靠背太师椅、拐子背式太师椅、花饰扶手靠背太师椅等多种。用材广泛,装饰丰富。清式家具喜于装饰,颇为华丽,充分应用了雕、嵌、描、堆等工艺手段,雕与嵌是清式家具装饰的主要方法。雕漆在清代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福建雕漆享有盛名。嵌有瓷嵌、玉嵌、石嵌、珐琅嵌、竹嵌、螺钿嵌和骨木镶嵌等。清代除继承了明代原有的形式外,又发展了螺钿嵌,产生了骨木嵌、珐琅嵌和瓷嵌。骨嵌的鼎盛时期是乾隆中叶,其艺术特点有: (1)骨嵌工艺精良,拼雕工巧。工艺制作上保持多孔,多枝,多节,块小而带棱角,既宜于胶合,又防止脱落,虽天长地久,仍保持完整形象。早期和盛期是高嵌和高平混合嵌,后期都是平嵌。(2)骨嵌用材多为红木、花梨等贵重木材,因其木质坚硬细密,镶以骨嵌更显出古拙,纯朴。(3)骨嵌题材大致可分为人物故事、山水风景、花鸟静物和纹样四类。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悠久的具有文化传统的国家之一,中国家具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家具艺术成就对世界家具艺术产生过重大影响,特别是明清家具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也是珍贵的家具设计文化资源,西方一些著名的设计师都十分重视对中国传统明清家具文化的研究和借鉴,他们将西方古典主义风格与中国传统家具风格相互贯通,设计出既适合东方人口味又能引起西方人兴趣的创新家具。
1． 从“因寺名镇”到“因寺成镇”——南翔镇“三大古刹”的布局与聚落历史，《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2． 海外之变体：明清时期崇明盐场兴废与区域发展，《学术研究》2012年第5期；3． 明清嘉定的“折漕”过程及其双面效应，《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3期；4． 从“因寺名镇”到“因寺成镇”：南翔镇的聚落格局与历史，《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2年第6期；5． 清代日记所见江南地区的水运，《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1期；6． 百姓日用而不知：明洪武十四年后户帖的流传，《历史教学》（高校版）2010年第12期；7． “插花地”的命运：以章练塘镇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10年第3期；8． 赋役、水利与“专业市镇”的兴起——以安亭、陆家浜为例，《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9． 《英国公共档案馆档案》所见清末汕头两次争地始末，《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10. 神庙界域与乡村秩序的重组——吴江庄家圩庙考察报告及其初步研究，《民俗研究》2008年第2期；11. 庄家圩刘王庙と村落社会，载太田出、佐藤仁史主编：《太湖流域社会の历史学的研究》，日本汲古书院2007年；12. 赈饥与县级以下区划的变化：明清嘉定宝山基层行政之运作，载李文海、夏明方主编：《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13. 明清江南基层区划的传统和市镇变迁——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14. 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研究概说，《中国农史》2005年第2期；15. 清代江南的“ 一田两主”制和主佃关系的新格局——以苏州地区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16. 清至民初嘉定宝山地区分厂传统之转变——从赈济饥荒到乡镇自治，《清史研究》2004年第2期；17. 清代苏州地区的村庙和镇庙：从民间信仰透视城乡关系，《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18. 分房原则在日常生活之呈现——以分湖柳氏大胜三墙门为中心，载张国刚主编：《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4月；19. 在城与在乡：清代江南士绅的生活空间及对乡村的影响——以吴江震泽为例，载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12月；20. 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21. 宗族与义仓：清代宜兴荆溪社区赈济实态，《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22. 清代江南地区社区赈济发展简况，《中国农史》2001年第1期；23. 明清时期虫灾考述，《农业考古》2000第3期；24．略论明清南京地区的市镇发展，《中国农史》1999年第3期；25．关于明清生态环境变化和农业灾荒发生的初步研究，《农业考古》1999年第3期；26. 清代南京地区农村经济初探，《古今农业》1999年第2期；27．明清时期苏松地区的乡村救济事业，《中国农史》1998年第4期；28．清代嘉定宝山地区的乡镇赈济与社区发展模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29．明清苏松仓储的社会、经济职能探析，《古今农业》1998年第3期；30．刘猛将信仰与吴中稻作文化，《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31．明清时期雹灾概述，《古今农业》1997年第4期；32．论清前期苏松地区的仓储制度，《中国农史》1997年第2期；33．明代苏松地区仓储制度初探，《中国农史》1996年第3期；34．明清江南地区的“乡圩”，《中国农史》1995年第3期；35. 建国以来明清农业自然灾害研究综述，《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 1. 创新与传承——“双重编码课程”的设置及其实践，《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2年第4期；2. 在田野中阅读江南乡镇志，《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2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3. 科大卫、刘陶陶主编《中国的城镇和乡村：认同与感知》评介，载《历史人类学学刊》第二卷第二期，2004年；4. 滨岛敦俊，“总管信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と民间信仰”评介，《历史人类学学刊》第一卷第二期，2003年；5. 《秦农业历史研究》评介，《中国农史》1998年第2期。
《清史研究》的前身是创建于改革开放之初的《清史研究通讯》。1979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成都召开的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决定,为了加强清史研究,互通情报,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共同主办一个不定期的内部刊物《清史研究通讯》,自1979年起,相继刊印12期之后, 1982年9月改为正式期刊,在国内公开发行。出版10期以后,为了进一步推动全国的清史研究,扩大国内外的学术交流,经过有关部门核准,从1985年起扩大篇幅,由原来的32页增加为64页,由国内发行改为向国内外公开发行。1986年起,《清史研究通讯》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独自主办。1991年经国家教委和新闻出版署批准,《清史研究通讯》正式更名《清史研究》,从1992年起,版面由原来的64页扩展为128页,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书报资料中心合办,清史研究所承担编辑工作,书报资料中心负责出版和发行工作。2000年开始,《清史研究》再次由清史研究所独办,学校在经费上予以扶持。清史纂修工程启动后,为适应研究需求,发挥学术阵地作用,为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和繁荣清史研究事业服务。本刊编辑部决定再次调整《清史研究》版面,从2008年起,《清史研究》从原来128页又扩展为156页。
米辰峰1995年至1998年期间，成崇德既担任清史所所长，又在清史所攻读博士学位，按照规定，研究生培养期间，所有专业试卷必须经过本单位领导审查签字才能生效实施，成崇德读博期间无疑是“自考自”，属于“自封博士”。米辰峰指出，成崇德读的是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博士，但博士论文却是《17~19世纪中叶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研究内容明显属于中国古代史。成崇德的导师是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李文海教授，其研究领域是中国近现代史。在米辰峰看来，李文海根本无法指导成崇德，成所长跟着李校长读博士，类似“声乐专业的考生报考一个芭蕾舞博士”。 但米辰峰提醒，在成崇德攻读博士的1995年，清史所至少有戴逸教授等是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博士生导师。2009年7月7日下午，米辰峰的一封邮件里，发信人将成崇德的博士论文中涉嫌与他人“完全相同”的数百字，用黄色标出，这些是米辰峰在《调查报告》中不曾提到的。这些“完全相同”的小段文字，有的来自葛剑雄1994年出版的专著《统一与分裂》，还有的来自《清史研究》上曾发表的论文。 尽管《调查报告》已在人大历史学院和网络上引起一场不小的风波，但葛剑雄说，对米辰峰以真名发来的举报材料，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转给学风建设委员会秘书处。主要的困难在于学风建设委员会并没有调查处理的权力，只是起一个转运站的作用，至于米的材料转给教育部后结果如何，是否真的查了，葛剑雄表示，这“不得而知”。
一、著作[1]杜正贞：《近代山区社会的习惯、契约和权利——龙泉司法档案的社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版。 [2]吴铮强：《龙泉司法档案职权主义民事诉讼文书研究》，中华书局，2021年版。 二、期刊论文 [1]尹伟琴：《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基层司法官员薪酬考》，《学术界》，2010年第1期。 [2]尹伟琴：《论民国时期基层法院判决依据的多样性：以浙江龙泉祭田纠纷司法档案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3]杜正贞、吴铮强：《龙泉司法档案的主要特点与史料价值》，《民国档案》，2011年第1期。 [4]吴铮强、杜正贞、张凯：《龙泉司法档案晚清诉状格式研究》，《文史》，2011年第4期。 [5]杜正贞：《晚清民国时期的祭田轮值纠纷：从浙江龙泉司法档案看亲属继承制度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 [6]杜正贞、吴铮强：《地方诉讼中的契约应用与契约观念：从龙泉司法档案晚清部分看国家与民间的契约规则》，《文史》，2012年第1期。 [7]陈明华：《龙泉民国司法档案概况》，《浙江档案》，2013年第1期。 [8]吴铮强：《“宣统元年刘廷滔控谢河清等领契据案”研究》，《浙江档案》，2013年第2期。 [9]杜正贞：《龙泉司法档案中的族产纠纷》，《浙江档案》，2013年第3期。 [10]傅俊：《龙泉民国司法档案中的古青瓷仿制纠纷案》，《浙江档案》，2013年第4期。 [11]张健：《晚清民国刑事和解的第三领域：基于龙泉司法档案刑事案件官批民调制度的考察》，《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4期。 [12]张健：《试析龙泉司法档案中的贫困与犯罪》，《档案》，2013年第3期。 [13]张健：《从龙泉司法档案看民国时期的检察文书》，《浙江档案》，2013年第4期。 [14]张凯：《民初龙泉县学警纠纷与司法裁断》，《浙江档案》，2013年第5期。 [15]陈明华：《龙泉司法档案展现的民间寺庙产权》，《浙江档案》，2013年第6期。 [16]孙业凯、吴铮强：《1912-1927年浙江省龙泉县审判机构的变迁》，《浙江档案》，2013年第7期。 [17]张凯、毛琼洁：《龙泉司法档案学术研讨会召开》，《浙江档案》，2013年第8期。 [18]吴铮强：《龙泉司法档案所见晚清屡票不案现象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19]杜正贞：《近代龙泉土地交易中的契约习惯和契约诉讼》，《浙江档案》，2013年第9期。 [20]张健：《民国检察官的刑事和解及当代启示：以浙江龙泉司法档案为例》，《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21]陈明华：《民国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吏警夜宿”叙事》，《浙江档案》，2013年第11期。 [22]毛剑杰：《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原生态历史》，《档案春秋》，2013年第12期。 [23]杜正贞：《民国时期的族规与国法——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季氏修谱案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1期。 [24]傅俊：《民国龙泉山产诉讼中的“履勘”》，《浙江档案》，2013年第12期。 [25]胡铭、张健：《转型与承续：民国时期的刑事和解——基于龙泉司法档案(1929—1949)的考察》，《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26]杜正贞：《从诉讼档案回到契约活动的现场：以晚清民初的龙泉司法档案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27]李爽：《〈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的整理与出版》，《书品》，2014年第2期。 [28]傅俊：《立足原卷 别开新境：〈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编后》，《书品》，2014年第3期。 [29]陈明华：《从私契到国法：民间寺庙产权习惯及其制度化(1722—1927)》，《明清史》，2014年第9期。 [30]吴铮强：《信牌、差票制度研究》，《文史》，2014年第2期。 [31]杜正贞：《晚清民国庭审中的女性——以龙泉司法档案供词、笔录为中心的研究》，《文史哲》，2014年第3期。 [32]杜正贞、王云婷：《民国的招赘婚书与招赘婚诉讼：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的研究》，《政法论坛》，2014年第3期。 [33]吴铮强：《龙泉司法档案所见县知事兼理审判程序及其意义》，《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 [34]包伟民：《社仓弊案与地方社会——晚清龙泉县〈光绪三十三年吴绍唐等侵吞积谷案〉简析》，载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编：《国家视野下的地方》，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49-163页. [35]李洋：《龙泉司法档案中的现代法治理念“人权保障”》，《景德镇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36]张健：《民国时期国共两党民事调解的比较研究：国家权力下沉背景下的社会治理与社会动员》，《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7]张志伟、毛琼洁：《“龙泉司法档案整理与研究”项目概述》，《浙江档案》，2015年第5期。 [38]韩德强主编：《环境刑事诉讼》，《环境司法审判区域性理论与实践探索》第三章第二节，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82-99页。 [39]张健：《龙泉司法变迁及其对当代中国基层刑事司法的借鉴》，《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6年第3期。 [40]张健：《国家治理的嬗变:基层法院的制度变迁与演进逻辑——以浙江龙泉法院建设历程为中心》，《江汉学术》，2016年第5期。 [41]高元武：《龙泉晚清司法档案中的民教诉讼案》，《浙江档案》，2016年第10期。 [42]杜正贞：《从“契照＂到土地所有权状-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3期。 [43]杜正贞：《“异姓为嗣”问题中的礼、法、俗——以明清浙南族规修订为例》，《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 [44]杜正贞：《晚清民国山林所有权的获得与证明——浙江龙泉县与建德县的比较研究》，《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4期。 [45]潘超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庭调解：制度与实践——基于龙泉司法档案的考察》，《政法论坛》，2017年第4期。 [46]杜正贞：《习惯（俗）的确认与生成：从诉讼档案到历史人类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47]吴铮强：《近代中国基层民事传讯制度的演变——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例》，《文史》，2019年第1期。 [48]吴铮强：《双轨制时期(1913—1929)龙泉司法档案民事裁断文书的制作》，《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2019年第1辑。 [49]赵彦昌，刘依梦：《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整理及研究述评》，《档案》，2019年第9期。 [50]李爽：《浅谈大型档案文献整理出版的质量控制和流程管理——以国家出版基金重大项目〈龙泉司法档案选编〉为例》，《中国编辑》，2020年第Z1期。 [51]杜正贞：《诉讼实践中的意义之网与关系之网：社会关系网络视角下的清末民初龙泉司法案例》，《民俗研究》，2020年第2期。 [52]于帅：《清代诉讼文书中的稿票考释——以浙南诉讼文书为例》，《历史档案》，2020年第2期。 [53]吴铮强：《秘密调查：龙泉司法档案所见民事诉讼程序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 [54]赵彦昌、王晓晓：《清代诉状探微》，《档案》2020年第7期。 [55]谢超：《礼法纠缠：民初异姓继承的交易逻辑与裁判考量》，《原道》，2020年第1期。 [56]李贵连，刘陈皓：《民法物权变动理论的历史经验及当代启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57]吴铮强：《过渡与互嵌：近代民事诉讼庭审记录的演变 ——基于龙泉司法档案的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58]林珊，吴跃珍：《史海遗珠 百年穿越——龙泉司法档案讲述的民国司法》，《人民司法》，2020年第30期。 [59]吴铮强：《传统与现代的互嵌：龙泉司法档案民事状词叙述模式的演变(1908—1934)》《史学月刊》，2020年第12期。 [60]封安波：《论民国时期不起诉处分的“刑事和解” ——基于龙泉司法档案(1935—1949)的考察》，《法治现代化研究》，2021年第1期。 三、学位论文 [1]徐蓓蕾：《童养媳婚姻研究：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的考察》，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2]王云婷：《龙泉司法档案中的招赘婚诉讼研究》，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3]应玉倩：《民国时期地方刑事和解的实践及其现实意义：以龙泉司法档案为研究范本》，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4]刘德召：《从龙泉司法档案看我国民国时期刑事诉讼制度》，浙江工商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 [5]谢超：《民初立继纠纷的化解模式探析——以龙泉司法档案寡妻立继纠纷为例》，杭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 [6]王雅云：《“新秩序”与“旧风俗”：民国时期龙泉县招赘婚诉讼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 [7]王崇：《晚清时期“无讼”法律思想研究——以“龙泉司法档案”为考察对象》，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 [8]于帅：《清代地方民事诉讼运作中的文书格式、介案群体与实践——以清中期浙南两宗讼案为中心》，浙江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 [9]华杰：《民国初期地方司法中的疑罪处理——以龙泉司法档案为材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 [10]张芹芹：《晚清民国前期诉讼中的查勘——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21年。 [11]李明月：《晚清民国山林所有权确权方式的转变历程——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的研究》，天津商业大学硕士论文，2021年。 四、报纸 [1]鲍丰彩、叶辉：《龙泉发现民国时期地方司法档案》，《光明日报》，2011年4月18日，第09 版。 [2]包伟民：《晚清民国：从“大老爷”到“大法官”——“龙泉档案”见证中国基层司法百年》，《中华读书报》，2011年12月7日，第5版。 [3]吴铮强、杜正贞：《龙泉司法档案个案举例》，《中华读书报》，2011年12月7日，第5版。 [4]傅俊：《龙泉民国司法档案中的古青瓷仿制纠纷案》，《中国档案报》，2013年7月11日，第3版。 [5]杜正贞：《浙江龙泉司法档案的学术价值》，《中国档案报》，2013年10月24日，第002版。 [6]吴高庆：《浙江龙泉民国司法档案的法律价值和程序特色》，《中国档案报》，2013年10月24日，第002版。 [7]陈明华：《诉讼文书中的虚构：民国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吏警食宿”叙事》，《中华读书报》，2015年1月14日，第9版。 [8]张凯：《官治与自治：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学警纠纷》，《中华读书报》，2015年2月25日，第10版。 [9]徐浩萌、张志伟：《近代民间司法实践的“活化石”》，《中国档案报》，2017年3月3日，第004版。 [10]张文波：《近年来新见法律文献史料及其价值》，《人民法院报》，2017年3月3日，第07版。 [11]曾福泉：《万卷卷宗，还原历史现场》，《浙江日报》，2018年11月27日，第9版。 [12]吴铮强：《从龙泉司法档案看近代中国职权主义民诉规则》，《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0月23日，第4版。 [13]赵世瑜：《透过生活细节还原历史现场——〈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的启示》，《中华读书报》，2019年11月14日，第15版。 [14]傅俊：《〈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的“选”与“编”》，《中华读书报》，2019年11月27日，第010版。 [15]吴佩林：《地方档案整理与出版的“龙泉经验”》，《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14日 ，第15版。 五、网络文章 [1]包伟民：《龙泉司法档案的发现及其历史价值》，《龙泉司法档案选编》总序，2018年10月23日，，2020年7月6日。 [2]吴铮强，李杨：《从龙泉司法档案看晚清民国的地方司法及社会转型》，2018年12月7日，，2020年7月6日。 [3]夫马进撰，凌鹏译：《〈龙泉司法档案〉及其价值》，2020年5月26日，，2020年5月29日。 [4]夫马进撰，凌鹏译：《“民告官”案件的背后——民国乡镇中的近代风波》，2020年5月26日，，2020年5月29日。 [5]吴铮强、章军、曾晓祺：《民国初年地方警察的角色、地位与社会冲突——记夫马进教授领读龙泉司法档案研读坊》，2019年9月5日，，2020年7月1日。 [6]古逸英华：《丢布又丢人？我带你穿越至民国审案子》，2020年3月3日， ，2020年7月6日。 豆瓣持续更新：
朱鸿林，〈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撰作经过与成书年代推考〉，《明清史集刊》1（1984年），页77-103。 朱鸿林，〈理论型的经世之学—真德秀《大学衍义》之用意及其著作背景〉，《食货月刊》（复刊）15‧3-4（1985年），页16-27。 朱鸿林，〈《熙朝名臣实录》即《续藏书》考〉，《大陆杂志》72‧6（1986年），页35。 朱鸿林，〈试论《熙朝名臣实录》冒袭《续藏书》缘由〉，《大陆杂志》73‧1（1986年），页35-37。 丘浚《大学衍义补》在十六十七世纪的影响) Ming Studies 22 (1986), pp. 1-32. （美国科尔比大学的中国善本书藏） The Gest Library Journal (1986), .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反映的盛情学术偏见） The Gest Library Journal (1987), pp. 51-66. 朱鸿林，〈《永乐大典》纂修人考补〉，《故宫学术季刊》5‧2（1987年），页57-72。 朱鸿林，〈明人张翀《鹤楼集》介绍〉，《大陆杂志》75‧5（1987年），页7-9。 朱鸿林，〈《明史‧张翀传》补正〉，《大陆杂志》75‧6（1987年），页18-21。 朱鸿林，〈记宋懋澄《九钥集》〉，《汉学研究》5‧2（1987年），页559-565。 Chu, Hung-lam. （小说《钟情丽集》作者考）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1988), pp. 71-82. 朱鸿林，〈《王文成公全书》刊行与王阳明从祀争议的意义〉，杨联升、全汉升、刘广京主编，《国史试释—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下（台北﹕食货出版社，1988年），页567-581。 Chu, Hung-lam. （王阳明从祀孔庙的争议）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88), pp. 47-70. Chu, Hung-lam. “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十五世纪的思想趋势）Ming Studies 27 (1989), pp. 1-33. 裴德生、朱鸿林，〈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成为天主教徒试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页477-497。 朱鸿林，〈明代中期地方社区治安重建理想之展现—山西河南地区所行乡约之例〉，《（韩国）中国学报》32（1992年），页87-100。 朱鸿林，〈略论叶春及的功业和经世政论〉，罗炳绵、刘健明编，《明末清初华南地区人物功业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1993年），页153-164。 朱鸿林，〈明儒湛若水撰帝学用书《圣学格物通》的政治背景与内容特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2‧3（1993年），页495-530。 朱鸿林，〈郑经的诗集和诗歌〉，《明史研究》4（1994年），页212-230。 Chu, Hung-lam. （黄佐与王阳明之会及知行合一之辨） Ming Studies 35 (1995), pp. 53-73. 朱鸿林，〈丘浚《朱子学的》与宋元明初朱子学的相关问题〉，林天蔚编，《岭南文化新探究论文集》（香港﹕现代教育研究社，1996年），页63-79。 朱鸿林，〈《朱子学的》的流传与评价〉，《史薮》2（1996年），页177-198。（收入朱逸辉编《丘浚海瑞评介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页456-473。） 朱鸿林，〈《明儒学案》中之唐伯元文字〉，《国家图书馆馆刊》85年2期（1996年），页129-142。 朱鸿林，〈阳明从祀典礼的争议和挫折〉，《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5期（1996年），页167-181。 朱鸿林，〈元儒吴澄从祀孔庙的历程和时代意涵〉，《亚洲研究》第23期 (1997年)，页269-320。 朱鸿林，〈元儒熊禾的传记问题〉，《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页344-354。 朱鸿林，〈元儒熊禾的学术思想及其从祀孔庙议案〉，《史薮》第3卷（1998年），页 173-209。 朱鸿林，〈明太祖的孔子崇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2分（1999年），页483-530。 朱鸿林，〈读张诩《白沙先生行状》〉，《岭南学报》新第1期（1999年），页625-628。 朱鸿林，〈国家与礼仪﹕元明二代祀孔典礼的仪节变化〉，《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9卷第5期（总166期，1999年），页73-84。 朱鸿林，〈从沙堤乡约谈明代乡约研究问题〉，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0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页25-34。 朱鸿林，〈明代嘉靖年间的增城沙堤乡约〉，《燕京学报》新8期（2000年），页107-159。 朱鸿林，〈为学方案﹕学案著作的性质与意义〉，熊秉真编，《让证据说话．中国编》（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年），页287-318。 朱鸿林，〈文集的史料意义问题举说﹕并论明儒陈白沙文集的文本差异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73本第2分（2002年），页553-582。 朱鸿林，〈《明儒学案．白沙学案》的文本问题〉，《燕京学报》第15期（2004年），页157-190。 朱鸿林，〈丘浚《大学衍义补》及其在十六十七世纪的影响〉，朱逸辉编《丘浚海瑞评介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页272-287。 朱鸿林，〈二十世纪的明清乡约研究〉，《历史人类学学刊》，第2卷第1期（2004年），页175-196。（初稿为〈明清乡约研究的若干反思〉，载杨松年、容世诚编，《明清研究﹕现状的探讨与方法的反思》〔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2006年〕，页150-178.） 朱鸿林，〈明儒陈白沙对林光的出处问题之意见〉，《文集》编委会编，《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页56-79。 朱鸿林，〈陈白沙的出处经验与道德思考〉，钟彩钧、杨晋龙主编，《明清文学与思想中之主体意识与社会——学术思想篇》（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4年），页11-54。 朱鸿林，〈明太祖的经史讲论情形〉，《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45期（2005年），页141-172。 朱鸿林，〈传记、文书与宋元明思想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2辑（总第82辑），页201-228。 朱鸿林，〈《四库提要》所见盛清学术偏见一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总202期；2006年7月），页48-53。 朱鸿林，〈黄佐与王阳明之会〉，《燕京学报》新21期（2006年11月），页69-84。 朱鸿林，〈申时行的经筵讲章〉，〔台湾〕国家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编，《屈万里先生百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家图书馆，2006年），页509-533。 朱鸿林，〈刘基《春秋明经》的著作年代问题》，《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6卷第4期（2006年12月），页4-12. 朱鸿林，〈20世纪初越南北宁省的村社俗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9卷第3期（2007年5月），页47-53。 朱鸿林，〈丘浚与成化元年（1465）大藤峡之役的关系〉，《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47期（2007年11月）页115-134。 Chu, Hung-lam. （学案类著作与儒学的为学方案）Chapter in Charlotte Furth, Judith T. Zeitlin, and Ping-chen Hsiung, eds., Thinking with Cases: Specialist Knowledge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Pp. 244-273. Chu, Hung-lam. （李时勉传记的史源：永乐十九年三殿之灾部份） 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 Volume 13, Number 1 (Spring 2008), pp. 66-126. Chu, Hung-lam. （嘉靖皇帝与其经筵讲官的互动）Chapter in David Robinson, ed.,Culture, Courtiers, and Competition: The Ming Court (1368-164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Pp. 186-230. 朱鸿林，〈儒者从祀孔庙的学术与政治问题〉，清华大学历史系、三联书店编辑部合编：《清华历史讲堂续编》（北京：三联书店，2008），页 336-355. 朱鸿林，〈明神宗经筵进讲书考〉，《华学》第九、十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8月）, 页1367-1378。 朱鸿林，〈王阳明从祀孔庙的史料问题〉，《史学集刊》2008年第6期，页35-44. 朱鸿林，〈高拱与明穆宗的经筵讲读初探〉，《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pp. 131-147. 朱鸿林，〈洪武朝的东宫官制与教育〉，王成勉编《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纪念牟复礼教授论文集》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95-142. 朱鸿林，〈晚明思想史上的唐伯元〉，田浩（Hoyt Tillman）编《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0年，页163-183。 朱鸿林，〈高拱经筵内外的经说异同〉，曾一民编《林天蔚教授纪念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9年，页127-138。 朱鸿林，〈明太祖对《书经》的征引及其政治理想和治国理念〉，朱鸿林编《明太祖的治国理念及其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页19-61。 朱鸿林，〈文献足征与文献阻征：从韩雍处置大藤峡事宜的一封奏疏说起〉. 《文献》季刊2010年第2期, 页62-77。 朱鸿林，〈项乔与广东儒者之论学〉. In 曹凌云编《明人明事——浙南明代区域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页277-313。 朱鸿林，〈梁启超与《节本明儒学案》〉.《中国文化》第35期（2012年春季），页95-112。 朱鸿林，〈明隆庆间李材所述广东西部地方乱状〉.《新亚学报》第三十卷（2012年5月），页163-205. 朱鸿林，〈明太祖的教化性敕撰书〉，《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页577-600。 朱鸿林、邓国亮，《地方史研究的文献问题：明代广西土官黄【王+厷】家族“乱凡四世”说的检讨》，《历史文献研究》总第3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页122-150。 朱鸿林，《〈明儒学案·曹端学案〉研读》，《汉学研究学刊》第三卷（Journal of Sinological Studies, No. 3）（2012年10月），页1-34。
《悄悄散去的幕纱——明代文化历程新说》（1988年）、《中国流氓史》（1993年，2001年韩文版、2011年修订版）、《中国的社与会》（1996年，1998年台湾繁体字版）、《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1996年，2006年再版）、《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2001年台湾繁体字版）、《明代社会生活史》（2004年，2006年再版）、《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2005年）、《中国风俗通史·明代卷》（2005年）、《中国妇女通史·明代卷》（2010年）、《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2014年）等专著，并在中国大陆《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文化研究》、《光明日报》（史学版）、《史学月刊》、《史学集刊》、《社会科学辑刊》、《中州学刊》、《安徽史学》、《浙江学刊》、《社会科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西南大学学报》等数十种核心期刊发表明清史学术论文百余篇，另在台湾《汉学研究》、《中国文哲研究通讯》、《淡江史学》，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明清史集刊》，日本《明代史研究》，新加坡《源》等报刊发表明清史学术论文数十篇。 所写专著在中国大陆《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中国史研究动态》、台湾《明代研究》、《明代研究通讯》、香港《文汇报》、法国《汉学文献评论》、日本《明代史研究》、韩国《东亚日报》、《朝鲜日报》等均有书评或简介，并被海内外一些知名大学列为学生指定参考书；所撰论文，多篇为中国大陆《中国史研究动态》、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法国《汉学文献评论》全文或摘要转载，其学术成果在海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
“公文”，是在人类社会长期发展中产生的，统治阶级用以记叙和传递、保存管理国家政治、经济事务的公务信息的重要工具。我国古代公文，既是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古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不少优秀篇章，至今具有学习借鉴、批判继承的价值，就是那些“糟粕”部分，也是古代社会存在的客观反映，可以考订载籍之得失，补充史传之缺漏。古代公文中包括了大量知识，诸如天文、地理、职官、科举、宗法、宫室、什物、丧葬，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与重大活动等，是一笔重要的历史财富，有待进一步发掘。 公文的产生，是随着文字的出现，社会生产的发展与国家(部落)的出现而逐步产生的，是人类由个体信息阶段进入社会信息阶段，出现了“官方”信息的需要后的产物。斯大林说“生产往前发展，出现了阶级，出现了文字，出现了国家的萌芽，更需要有条理的来往书信”，这个说法大体上是正确的。我国素以历史悠久、典籍丰富著称，周恩来同志说过，“中国的档案的历史是世界上最早的，也是最丰富的”。我国的古代公文，从公文信息记述传递和保存的方式方法去划分，大致可分为八个有所交叉的阶段：一、结绳、刻契记事与象形文字公文，约在公元前十七世纪夏代以前，其时中国社会还属于原始公社（仰韶文化）社会前后，还未出现甲骨文，社会需要与产生的"公文"信息量还不很多，而且没有文物确证，只能算一种推测。二、甲骨公文，甲骨文是距今三千多年前殷王室后期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的记事文字，目前出土已在十五万片以上，甲骨文中有不少围绕王室活动为中心的官方文书，诸如战争、祭祖、气象、财产分配等，其结构完整，有事由、情况、办法及占卜时间、“起草”的贞人姓名，已具备公文雏形。三、金文公文，我国石器时代结束，便进入“青铜时代”，约跨夏、商、西周、春秋几个不同时期，到了战国又进入"铁器时代"。这漫长时期中的金文，如西周的《毛公鼎》，铭文四百九十七字，记载了周宣王诰戒和褒赏臣下毛公碚事。1975年在陕西歧山还发现了西周后期的四件金文器，有一件铸有两个奴隶主打官司判决词的“朕”(音镇)、“匜”(音仪)，记载下了西周的司法公文。四、简册公文，简牍指竹、木片，集一束简牍用麻绳、丝绳或牛皮筋联串起来叫“简编成册”，可以记载较多的信息。孔子读《易经》曾“韦编三绝”，以及近年来发掘的《云梦秦简》等，均说明从春秋至秦汉都曾用简册以记载大量文字信息，在纸张未普遍流行前，简册是公文记述传递的一种主要形式。五、缣帛公文，即丝织品公文，春秋战国时已有，秦汉时更大量使用，这时的公文已经是用笔书写，并能舒卷，保存及传递都较方便，逐步取代了简册，据《文献通考》记，东汉末董卓破洛阳，曾放纵部下大肆抢掠宫中缣帛公文档案，作成帷帐包囊使用，可见其数量之丰。六、石刻公文，已知最早的石鼓文，据郭沫若考是公元前770年，秦襄公送周平王东迁后的纪功石刻，唐人称“文王之鼓”，分列在十个鼓形石墩上，举世闻名。秦始皇很喜欢到处“立石刻，颂秦德”。朱元璋也把一些制度、规定刻于石上。石刻比较笨重，不利传递，但保存较久，多用于“周知性”公文，后逐步向墓碑方面发展了。七、纸质公文，据考古发掘，我国在西汉末已能造纸，新疆及西安灞桥均曾发掘出汉纸，但当时还不普遍，及东晋末太尉桓玄下令：“古者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宜以黄纸代之”，公文就都用纸书写了。纸质公文的出现，是一大进步，纸既方便、低廉，又可写较长文章，还产生了公文的折叠、卷轴、骑缝、修改等制度。到印刷术普及后，就更加显示了它的优点，从而延传至今。八、未来公文，包括图片、录音带、录像带，以及使用电脑计算、记载、书写、传递、保存的公文，这个时代正在到来，将会带来公文制度的重大变革。但今天还难以总结，故统称之为未来公文。 古代公文数量浩繁，究竟有多少篇章，无从统计，宋人编撰的《文苑英华》，篇帙达千卷之多。上自肖梁，下迄晚唐五代，选了2200人作品近两万篇，其中除诗赋外，公文为主要部分，选入了不少制诰、策问、判、表、牍、状、疏、露布（即布告）、移文、启、檄、议颂、铭、箴等公文或公务应用文。清人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统计到六朝止，共统计了三千四百九十七个作家写的七百四十六卷文章，其中约二分之一以上是应用文；应用文不全等于公文，但大部分是公文或接近公文的“准公文”。到了明清以来，由于时代较近，典籍保存较多，各种中枢及地方档案汗牛充栋，许多档案存放库中，几乎没有人翻阅过，可见古代公文卷帙浩繁，远超过文学作品若干倍。 古代公文的种类、文体，由于历朝体制不同，变化频繁，难以简要地准确概述。大体上周王朝时国家机关较前强化，典章制度也较完备，出现了“典”、“漠”、“誓”、“命”、“训”、“诰”等下行文。春秋战国时又出现了反映时代变革与各国兼并斗争的一些新文种，如“檄移”、“盟书”等。秦汉时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巩固，对公文名称、种类、用途、体式、行文手续均有严格规定，下行文主要有“制书”、“诏书”、“策书”、“戒书”等；上行文主要有“章”、“表”、“奏”、“议”等。刘勰《文心雕龙》称“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实际上“章”多为没有多大价值的公式化文章，“表”与“奏”的用途极广，“下言于上曰表”，凡臣下向皇帝陈述事情，诸如论陈、劝请、进献、推荐、庆贺、慰安、讼理、弹劾，几乎都可用。“表”与“奏”实际用途难以区分。“议”则是规划政治，陈述不同意见时用，逐渐向政论文的方向发展。 此后历代还有“启”、“笺”、“牒”、“符”、“贴”、“咨”、“呈”等等上行文，反映了地方机构日益庞大，上行文的应用频率大大超过了下行文。至于专用的财经文书，从战国时期的“木券”到明代的“赋役黄册”，清代的“会计册”，以及专用的政法、军事、外交公文，品种越来越多。清末光绪二十四年(1899年)开始承认了电报文书。农民起义政权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义和团的“传单”等，也属于古代公文中的特殊分支。 公文从本质上讲，并不是文学作品，优秀的公文名篇，诸如秦代李斯的《谏逐客书》、西晋李密的《陈情表》、唐初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等，固然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与卓越的艺术特色。但它们毕竟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写出的实用时文。从公文角度去检验这些文章的优劣，主要应根据它们所达到的最后实践效果，而不仅在于主题意义是否正确，谋篇布局是否谨严，辞章文采是否华丽。一篇公文“文”与“道”再好，却不能实现它的政治目的，达到一定的公文意图，像胡诠《戊午上高宗封事》或岳飞《南京上高宗书》那样落得悲剧的下场，恐怕是不足为秘书写公文时效法的。当然，历史情况是复杂的，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就事论文，一篇公文的正反作用都还决定于若干社会政治因素，文章价值不能完全看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们也不必把一纸公文的作用估计过高。所谓“一言兴邦”或“半部论语治天下”，正与一部电影可以卖国，几篇杂文可以复辟一样，都是唯心主义的无稽之谈。这里主要是借以说明，研究公文首先要从公文的角度去研究，而不能仅从文学角度去研究罢了。刘勰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他说过：“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然阙而不篡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职司也。”像刘勰的《文心雕龙》，实际上已选入了大量公文，也论及了公文的写作要求，然而他却说公文乃“艺文之末途，政事之首要”，不大愿意从政治角度去研究公文，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因为公文学乃是一门科学，这门“科学”的入口，正如马克思讲过的，实际上也是“地狱的入口”，岂止“末途”，实为“险途”，你去赞扬魏征的谏疏，势必要剥掉一点唐太宗的灵光圈，尽管还是肯定了唐太宗，却是朱元璋以至雍正、康熙皇帝都不大喜欢的，又哪有研究几篇小品飘洒自如，悠悠自在。 至于公文写作，既是写作学的一个分支，同时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或者说有其自身的特定写作要求和理论体系。首先，公文是公对公的官文书，它与其他文体不同，不是作家个人自由创作的产物。即便某些公文署了作者个人的姓名，或体现了作者的写作风格，例如诸葛亮的《出师表》，然而它仍然是官文书，它首先是下级对上级的上行文，它谈论的是国家公事，诸葛亮不能超越自己的地位身份与职责权限去写《出师表》，也不能违背蜀汉的基本政治纲领去乱提建议、发表政治主张，否则哪怕是诸葛亮，也会碰得头破血流，这是与一般文学作品、学术论文大不相同的。其次，公文的实质是一种工具，它是为了达到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目的而对客体施加影响的手段。公文主体对客体施加影响的方式不尽相同。下行文主要是靠发文机关的权力，因而常带有强制性。即所谓令出如山，令行禁止。汉武帝颁发《求茂材异等诏》，你下级赞不赞成都得执行，充其量阳奉阴违，而不能公开反对。但也不能单纯以势压人，搞瞎指挥，那并不利于政策的贯彻，所以，也有一套写作学问。古代的上行文则由于所企图施加影响的客体对象是上级，甚至是封建暴君或昏君，这就复杂难写得多，魏征如何进谏于唐太宗，林则徐如何说服道光皇帝下决心禁烟，以及李斯如何谏逐客，李密如何辞官不就，写法是各自不同的，这就产生了很大的学问。而这些学问，主要地并不在于写作技巧，而属于一种"文外"的功夫。这种文外功夫，大致包括形势分析、对象心理分析、利害策略分析与文章内容的可行性分析等四个方面，说到底就是要紧紧围绕行文的目的意图，讲究政策性和有针对性，使之"可行"，才有利于达到目的。在这里，政策性与针对性是比思想性和艺术性更重要的东西，这也是公文与其他文体大不相同之点。第三，前已述及，检验公文写得好不好的标准，主要应看它的实践效果。亦即它是否达到了制订、起草时的创作意图，对读者产生了一定的实际影响。而且这种效果的时效性很强，凡是短期内达不到目的意图，不起作用的公文，应当认为是失败之作，这也是与其他文章不同的(当然，"实际效果"不是简单地指公文所提出的政策措施都能实现，如骆宾王不管怎样写檄文，也不可能*武则天，但它的檄文能煽动民心并使武则天看后震动，也属于达到了檄文的效果。)同样，"短期"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要完全等同于“立竿见影”。相对而言，其他文章的目的性不一定很明确具体，时效性不一定很强。《红楼梦》可以在若千年后引起重视，而且有的把它当成***，有的研究它的佛学、服装、月饼，而公文则不能写得这样模糊、含蓄，否则就是“一纸空文”，时机一错过，就只能进档案库变成“文物”了。 如上所述，政策策略性、针对可行性、时效性这三性再加上思想性与艺术性，或统称为“五性”。构成了公文写作学的主要内容。怎样才能写好公文(当然，这不是指一般事务性短小公文)，就必须把这五个方面当作一个有机“系统”去研究，而不能仅仅说什么“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只强调文章形式与文人写作个性，或像肖统所说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那样，只讲构思、讲文笔，就能提高公文写作水平的。明确了上述公文写作的特殊个性，有助于从整体出发，进一步探讨古代公文在表现手法、写作技巧上的特色，下面仅就四点作一简述。 第一，公文的政策性与针对性 古代优秀公文，在内容上多体现了强烈的政策策略思想，在写作上有明确的针对性，从而能较好地达到它的创作意图，实现它的政治目的。我们试以林则徐《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分析。在这篇的奏稿中，林则徐是怎样向道光皇帝陈述自己禁烟的视点主张的呢?他着重指出鸦片“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是奏稿的核心部分，“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两句话，点出了清王朝如再不禁烟，将会出现的“军队瓦解，财源枯竭”两大问题，而这两点恰好是涉及封建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正由于击中了要害，道光皇帝不能不多次召见，反复权衡，最后下了“禁烟”的决心。这样简单的几句话，包含了对鸦片战争前夕国际形势的分析，对朝廷内部禁烟与弛禁两派政略的反复探讨，对鸦片危害的充分调查研究与对道光皇帝心理的深入剖析。这样的几句话，既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又是从维护封建统治集团的利益的角度去讲的，策略思想水平也是很高的。不妨设想，林则徐如果只从道义上、理沦上去阐述鸦片之危害，或仅从人民群众受烟毒摧残的角度去提出倡议，哪怕存屈原贾谊之才，文童写得再好，也只能落得屈贾遭遇，不见得有这几句话顶事。这种公文的构思与写法，在现代公文中其实是常用的。我们说:如不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不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难以巩固，而且还可能倒退……；如不制止不正之风，就可能……等等，不都是同一思路、写法吗。
中国是人类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古代文书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伴随着改革、变法和朝代更替，产生了大量的文书史料。从殷商时期的统治者在祭祖活动和政务活动中刻写在甲骨上的文字记录来看，甲骨文书乃是迄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书之一。尔后，在经历了从先秦到两汉留下的居延汉简，从南北朝到隋唐留下的敦煌遗书，从宋元明到清代的大内文书档案等等，无一不充分展示了我国文书事业洪纤巨细，绵直不断的悠久历史。可以说文书是伴随着中国文化的产生而出现的，文化发展促进了文书事业，而文书作为服务于历代统治集团的特设机构，担负着发布政令和服务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租税、户籍、司法等任务外，特别是它担负各个时期的兴衰记录，其褒贬记载的史料又极大地丰富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中国远在奴隶社会的第一个朝代——夏代就已有文字，至殷商时期文字已逐渐成熟。文字产生后最早主要是用来记载大事、保留经验、发号施令的，也可以说是文书的萌芽。在古代社会，人们要生存，就必须从事农业生产，因此，人们对天文、气象、农业生产活动的经验、水利知识、以及岁时丰欠等，是极为关注，渴望了解的，为了增长这方面的知识和能力，人们把观察到的各种自然现象加以记录，就形成了最早的一些关于农业、水利、天文、气象等方面的记事材料。很显然，文书作为人类文明因素中最抽象、最理智的代表，它是文明因素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文书记载的知识和内容，不但为人类积存了大技的信息资源和文化遗产，而且不断向人们提供了认识社会和自然，从而获得发展的丰富经验，这就必然会引起人们的保存观念与积累意识。正如日本学者安藤证人所说的：“文明社会之所以称之为文明社会，就在于人们能将这些信息在其原始的信息作用完之后，作为‘人类记忆’的源泉保存起来，为新的创造性的活动和社会的发展反复发挥作用”。人类社会最初的文书史料（如甲骨文书），正是在这种怎识指导下产生的。据史料记载，公元前13世纪的殷代王室就有了专门的文书机构和保存文史资料的地方。到了周朝，随着国家机构和管理制度的完善，产生了较为完备的文书体制和文书史料保管机构――天府。当时朝廷法令规定，凡国家贵重的宝器物类，以及官府州县的重要薄籍文书史料都由天府负责接收和谨藏，并被视同国家至宝，随王朝都城的迁徒而搬迁。我国道家学派的哲学始祖老子，就曾是周王朝掌管天府的守藏吏，即管理文书档案的官吏。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文化大圣人孔子，曾亲赴周国向老子借阅文书档案，同时他还利用保藏在鲁、齐、宋、相等故国的文书史料，整理、删定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种后世所称颂为“六经”的宏篇巨作，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考试大我 文书发展史表明，它始终处于不断适应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变化过程之中，也就是说：“秘书工作的变化发展，总是与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不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文书事业的发展水平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生产力和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中国文化有几个比较大的发展阶段，春秋战国实际上是中国文化汇集交流的第一次大变动时期，这一时期的百家争鸣可以说是我国文化发展最灿烂辉煌的一页。百家争鸣中的各家学说大多与文书典籍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由于社会变革，原存藏在周王朝中的文书典籍。一部分流散于诸侯国，但大部分已流散于民间，著书立说，开创学派的“士”族阶层更加积极从事文史典籍的收集、整理、编研工作。“史”拥有文史，文史促进写作，于是私人收藏、保管文书典籍的各种机构由此产生。与此同时，各诸侯国也分别设置了文书机构和禁室一类的文史馆库，收藏各类文书典籍。东周王室和鲁、楚、宋是当时的文化中心，所以文书机构完备，保存的文史典籍也最多，这从老子为周王朝守藏室之吏以及孔子广泛利用鲁、宋等国的文史典籍进而从事商、周文化的整理编研工作可以窥见一斑。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古代文书事业的发展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不仅促进了社会文化的繁荣，而且也为文秘人员秉笔直书、善恶不隐的“史权”思想的萌芽创造了条件。 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其动因首先是巩固统治者的地位，然而史学对于中华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史学一经兴起，就与文书有着密切关连。“中国古代历朝正史基本上取材于文书档案及其二次加工文献如起居注、实录等，历代会要及‘十通’更是取材于文书档案，有些甚至就是文书档案汇集”。由于史学与文学史料的密切关系，中国历代王朝每一次历史著作的编纂，大部头丛书、类书的汇辑，历史文献的整理与诗文集的出版，都会导致对文书史料利用的增加，从而推动了我国文秘机构的不断健全和发展。唐朝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我国古代史学研究的鼎盛时期，“二十四史”中的《晋史》、《北史》、《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都成书于唐代。这一时期修撰的本朝史书也是相当丰富的，如各皇帝的实录，以纪传体编写的《唐书》和《国史》，以编年体撰写的《唐历》与《唐春秋》等。为从事历史著作的纂修，唐朝的文秘人员在诏书、诏令的起草和文书史料的收集、整理、编研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前代。据史料记载，为了切实作好文秘工作，唐王朝对文书工作做了若干法律规定，明令中央及地方各部门必须将制定政策、机构设置、社会经济、治安司法、藩国朝贡、天文历法、自然灾害等文书材料摘要上送中央存档。与此同时，朝廷还设置了“掌固”、“典书”等文书职官，专门负责文书史料的整理、编次和抄录。从而使唐代的文书工作成就达到了极盛。文书工作的发展既是当时文秘人员敬业勤奋的成果，也和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密切相联的。 历代王朝都利用文书典籍进行广泛的文化研究与学术交流活动。早在周代，官学兴起，收藏大量文书典籍的秘书机构太史寮，即为当时的学府。统治阶级利用多年积累起来的文书典籍，作为教育子弟的教材，使他们从中学习文化知识和治国统治经验，这就是古籍中所说的“学在官府”，“官师合一”，代表了我国早期社会教育的基本特征。西汉高祖刘邦为收藏秦代的文书典籍，下令修建“石渠阁”；东汉时期又专门设立了收藏保管中央现行文书资料的“东观”，这些均是群儒议定五经、校勘书籍和从事著述的处所。唐代的秘书省既是皇家集中收藏中央文书典籍的史学家孔颖达、欧阳询、李淳风、刘知几等常出入其中。明清时期的大本堂、后湖黄册库、古今通集库、皇史宬、内阁大库都是举世瞩目的王朝文书机构，学术研究水平之高，为世人称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内阁大库，“藏历代策籍，并封储存案之件。汉票签之内外记，则具载百余年诏令陈奏事宜”，在这里，清王朝组织了庞大的学术队伍，不仅编修和出版了《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则例》、《皇朝通典》、《皇朝通志》、《大清统一志》等大书，而且还编纂了其它各种书籍300余种。这些书籍的编纂，大部分是以文书典籍为直接素材，特别是《方略》的纂修，完全是以某一军事行动始末所形成的文书材料为依据。乾隆一朝所修辑的方略书就达十一种之多。清朝大量我和出版史学著作；为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一方面反映了朝廷对史学研究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皇家文书之丰富与研究水平之高。 在我国古代特定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下；朝廷及地方官府的文书典籍流散民间及寺观并被收藏，则成为社会文化产品积累、保藏、整理和传播的一个重要系统。同官方一样，他们既收藏典籍，又从事整理、著述、出版事业，担负着文化交流、信息传播及文书典籍的保管几种责任，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仅以寺观中收藏的文书典籍为例，佛藏中那些天文、数学、建筑、雕塑、绘画和医药等翻译作品的传人，促进了中国与外界的学术交流。在语言文学方面，佛教中的声明学及其华严字母，对中国声韵学的产生发挥了强有力的催化作用。正是佛学传播中的“转读”、“焚呗”，使得佶屈聱牙的佛经转化为朗朗上口的中国通俗唱本。对此，甚至连近代学者梁启超、章太炎和梁漱溟等仍精心研习，至于道观中道教文书收藏，其中又在医学、化学、药物和地理等方面丰富了我国的精神宝库。正是在寺观文书收藏的基础上，中国博大精深的佛道思想，还对邻近的日本、朝鲜、新加坡、越南以及欧美等国有相当的影响。 综上所述，可以大致了解我国古代文书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灿烂辉煌的古代文书不仅丰富了人类文化，而且通过文书典籍,文史书刊及其网络、媒体等的传播和利用，实现了文书的交流、继承和创新，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核心刊物查询网站： 中文核心期刊2004版.htm 到这可以找到中国所有核心刊物~~ 在给你点：： 从严格意义上说，期刊杂志并无国家级、省级的区分标准。因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早就声明：中国的出版物，只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没有所谓国家级、省级等的等级区分。 在实际生活中，许多人通常将某刊物说成是国家级的，某刊物是省级的或市级的。这种划分，在实际生活中还有一些用处。这种划分的标准，大致是： 所谓“国家级”期刊，一般即指党中央、国务院及所属各部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民主党派和全国性人民团体主办的期刊及国家一级专业学会的会刊； 所谓“省级”期刊，一般即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所属部、委、办、厅、局主办的期刊与本科院校的学报； 另外，刊物上明确标有“全国性期刊”、“核心期刊”字样的，也可视为国家级。 国家级刊物和重点刊物名称目录 (此刊物级别目录执行时间为2001年1月起) 国家级学术刊物 1、《哲学研究》 4、《管理世界》 7、《政治学研究》 10、《教育研究》 13、《中国语文》 16、《中国图书馆学报》 19、《历史研究》 22、《新闻与传播研究》 25、《高校理论战线》 28、《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2、《经济研究》 5、《经济管理》 8、《社会学研究》 11、《心理学报》 14、《外国文学评论》 17、《音乐研究》 20、《中国史研究》 23、《中国社会科学》 26、《光明日报》 29、《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英文版 3、《财贸经济》 6、《法学研究》 9、《民族研究》 12、《文学评论》 15、《外语教学与研究》 18、《美术》 21、《世界历史》 24、《求是》 27、《人民日报》 30、《体育科学》 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理论文章1500字以上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刊物目录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 重 点 刊 物 出 版 单 位 1、哲学 1、哲学 1 《自然辩证法研究》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2 《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史学会 3 《哲学动态》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4 《自然辩证法通讯》 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 5 《科学学研究》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6 《科学学与科技管理》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 7 《宗教学研究》 社科院宗教所 2、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1 《宏观经济管理》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 2 《金融研究》 中国金融学会 3 《经济法制》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 4 《中国劳动》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5 《会计研究》 中国会计学会 6 《统计研究》 中国统计学会 国家统计局 7 《保险研究》 中国保险学会 8 《经济学动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9 《国际金融研究》 中国国际金融学会 10 《宏观经济研究》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11 《财政研究》 中国财政学会与财政部主办 12 《审计研究》 中国审计学学会 13 《中国工业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14 《税务研究》 中国税务学会与国家税务总局主办 应用经济学 1 《国际贸易》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2 《当代经济研究》 中国资本论研究会 3 《国际经济合作》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际经济合作出版社 4 《数量经济与计量经济》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5 《世界经济》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6 《价格理论与实践》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中国价格学会 7 《世界经济与政治》 中国社科院 8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9 《国有资产管理》 经济科学出版社 10 《中国工商行政管理》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11 《企业管理》 国家经贸委 12 《中国农村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展研究所 13 《市场营销导刊》 中国市场学会与国家经贸委主办 3、法学 法学 1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学院 2 《中国法学》 中国法学会 3 《中外法学》 北京大学中外法杂志 4 《比较法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 政治学 1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上海社科院 2 《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 3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中共中央党校 4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中共中央编译局 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5 《科学社会主义》 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 6 《中共党史研究》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会 社会学 1 《中国青年研究》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中国青年杂志社 2 《道德与文明》 中国伦理学会、天津社科院 3 《妇女研究论丛》 中国妇女理论研究会 4 《世界宗教研究》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5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中华书局 6 《现代国际关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7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研究》 中共中央编译局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 国际共运史学会 民族学 1 《东欧中亚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 2 《世界民族》 世界民族所 3 《日本学刊》 中国社科院 4、教育学 教育学 1 《中国教育学刊》 教育部 中国教育学会 2 《高等师范教育研究》 教育部 3 《学前教育研究》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 4 《课程 教材 教法》 教育部 5 《比较教育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6 《高等教育研究》 华中理工大学 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 7 《教育研究与实验》 教育部 华中师范大学 8 《中国高等教育》 教育部 9 《人民教育》（2000字以上） 教育部 10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教育部 11 《思想教育研究》 中国高教研究所 12 《外国教育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 13 《教学与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心理学 1 《心理科学》 中国心理学会 2 《心理发展与教育》 教育部 3 《心理学探新》 中国心理学会 5、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1 《当代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2 《古汉语研究》 湖南大学 3 《古文字研究》 中华书局 4 《方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5 《世界汉语教学》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6 《语言文字应用》 国家语委 7 《中华文史论丛》 上海古籍出版社 8 《文学遗产》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9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0 《文学评论丛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1 《读书》 三联书店 12 《语文建设》 文字改革委员会 13 《辞书研究》 上海辞书出版社 14 《文艺研究》 中国艺术研究所 15 《文艺理论研究》 中国文字理论研究会 16 《民族文学研究》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17 《明清小说研究》 江苏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18 《新文学史料》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 《中国典籍与文化》 国家教育部 20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北京作家出版社 外国语言文学 1 《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 《外语界》 上海外国语大学 3 《现代外语》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4 《外语学刊》 黑龙江大学 5 《中国翻译》 中国外文局编译研究中心 6 《中国俄语教学》 中国俄罗斯研究学会 7 《日语学习与研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8 《外语与外语教学》 大连外语学院 9 《外语研究》 解放军外语学院 10 《中国英语教学》 中国英语研究会 11 《外国文学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12 《当代外国文学》 南京大学 新闻传播学 1 《新闻战线》 人民日报 2 《中国记者》 新华社 3 《现代广告》 中国广告协会 4 《国际广告》 中国对外经贸企业协会 5 《中国广告》 《中国广告》杂志社 6 《编辑学刊》 学林出版社 7 《中国出版》 国家新闻出版署 8 《中国图书评论》 中宣部出版局 9 《大学出版》 教育部 10 《图书发行研究》 中国发行协会 11 《编辑学报》 中国科学技术学会 12 《出版发行研究》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办 艺术学 1 《音乐创作》 中国音乐家协会 2 《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 上海音乐学院 3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中央学院 4 《中国音乐》 中国音乐学院 5 《钢琴艺术》 人民音乐出版社 6 《舞蹈》 《舞蹈》杂志社 7 《艺术教育》 文化部 8 《美术研究》 中央美术学院 9 《美术观察》 美术观察编辑部 10 《中国美术教育》 教育部 南京师大 11 《装饰》 主办：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出版：中国装饰杂志社 12 《中国油画》 中国美术家协会 13 《水彩艺术》 人民美术出版社 14 《中国版画》 中国美术家协会 15 《国画家》 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 16 《连环画报》 中国美术出版总社 17 《雕塑》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 18 《艺术与设计》 出版总署 19 《中国音乐学》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20 《人民音乐》 中国音乐家协会 21 《中国音乐教育》 教育部 6、历史学 历史学 1 《史学理论研究》 历史所 2 《近代史研究》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3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中国社科院 4 《考古》 中国社科院 5 《军事历史》 军事科学院 6 《民国档案》 中国第二档案馆 7 《抗日战争研究》 近代史研究所 8 《中国地方志》 北京 中国地方志办 9 《中国经济史研究》 中国社科院 10 《当代中国史研究》 国史学会 11 《欧洲》 中国社科院 12 《当代亚太》 中国社科院 13 《美国研究》 中国社科院 14 《考古学报》 考古杂志社 15 《历史档案》 中国第一档案馆 16 《台湾研究》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 17 《拉丁美洲研究》 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 18 《南亚研究》 中国社科院 19 《西亚非洲 》 中国社科院 20 《社会经济史研究》 中国社科院 7、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1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教育部 中国人民大学 工商管理 2 《管理现代化》 中国科学技术学会 公共管理 3 《中国行政管理》 人事部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 4 《大学图书馆学报》 北京大学、国家图书馆 5 《图书情报工作》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6 《国家图书馆馆刊》 中国国家图书馆 7 《图书馆杂志》 上海图书馆 8 《情报学报》 中国科技情报学会会刊 9 《情报资料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信息学会、中国人民大学 10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11 《中国信息导报》 国家科技部信息司、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12 《情报科学》 中国科技情报学会 8博物馆学 图书情报文献学 1 《中国博物馆》 中国博物馆学会 9、综合类 1 《文献》 国家图书馆 2 《文物》 国家文物局 文物出版社 3 《文史》 中华书局 4 《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 论点摘编 5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 全文转载 6 《党的文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刊名：明清小说研究出版地：江苏省南京市;开本：32开ISSN：1004-3330CN：32-1017/I历史沿革：现用刊名：明清小说研究该刊被以下数据库收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2012-2013）中文核心期刊(2008)中文核心期刊(2004)中文核心期刊(2000)中文核心期刊(1996)明清小说研究 创办于1985年8月，先以书代刊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共出六辑。1988年国家出版署正式批准为季刊，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明清小说研究中心主办，一直至今，是国内唯一的明清小说研究专业期刊。 本刊奉行繁荣学术、弘扬传统、百家争鸣、唯文是取的原则，竭诚欢迎海内外相应领域的专家、学者赐稿。本刊优先采用正面进行科学探讨的学术著作，尤其欢迎：一、有文献价值的论著；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论著；三、对某些问题作宏观研究的论著；四、中外比较，并在比较中探寻中国古代小说民族特色的论著；五、进行深入理论探讨，有利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论著；六、各级研究课题的成果。本刊发表文章前请求作者承诺无抄袭，未一稿多投。来稿一般请控制在8000字以内，最长不要超过10000字。对于在文献资料方面有突破性发现的著作，本刊优先发表，不限篇幅本刊面向文史研究工作者、大专院校文史专业师生和广大明清小说爱好者，欢迎订阅。除经邮局发行外，编辑部常年存有部分过期和当期刊物，欢迎购买，本刊出具合法的可供报销的收据。每期每册 ，另加邮费2元（存留稀少的过刊价格另定）。汇款请寄：210013 南京市虎踞北路12号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编辑部。
专门的古典文学期刊没有，文学类核心期刊如下1 文学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2 文艺争鸣 吉林省文学艺术联合会 3 中国比较文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比较文学学会 4 文学遗产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5 当代作家评论 辽宁省作家协会 6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北京现代文学馆 7 新文学史料 人民文学出版社 8 红楼梦学刊 中国艺术研究院 9 文艺理论研究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华东师范大学 10 民族文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11 明清小说研究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2 鲁迅研究月刊 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 13 文学自由谈 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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