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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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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2001

作者 | 丁佳

星空下的LAMOST望远镜。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供图

“嘟、嘟、嘟……”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2017年10月10日,在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首批成果新闻发布会上,时任FAST项目科学家李菂演奏了一曲名副其实的“天籁”——那是来自宇宙的心跳,也是我国射电望远镜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

这是足以载入中国天文 历史 的一刻。而在此之后,FAST迈入了批量发现脉冲星的时代。

时至今日,FAST已探测到91颗优质脉冲星候选体,其中65颗已经得到认证,包括迄今为止流量最暗弱的毫秒脉冲星。

如今的FAST可谓家喻户晓。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背后默默支撑、耕耘,并结出这一个个重大成果的,是一个叫做中国科学院天文大科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天文大科学中心)的创新平台。

第二次抉择

从古至今,灿烂的星空一直是人类的向往。天文学也是中国古代最为发达的自然科学之一。

但随着近代中国的闭关锁国、与近现代 科技 的失之交臂,这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渐渐被世人所淡忘。

1949年,与新中国一同成立的中科院,重新整合了国内的天文观测力量。

2001年,形成了由国家天文台(含总部、云南天文台、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新疆天文台、长春人造卫星观测站)、紫金山天文台、上海天文台组成的中科院天文台系统架构,带动了中国天文学的快速发展。

历经几十年的发展,中科院天文台系统各单位都为中国天文学的重新崛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郭守敬望远镜(LAMOST)、FAST、65米天马望远镜、米毫米波望远镜、1米太阳塔……一台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天文观测设施在中华大地拔地而起,中国天文,也终于能在国际舞台上拥有一席之地。

尽管这样,中国天文人所面临的发展危机,却似乎从未远去。

“几家天文台之间有一个台长联席会议,来讨论、协商中科院天文领域的公共、共性事项。”中科院天文大科学中心主任、国家天文台党委书记、LAMOST科学委员会主任赵刚坦言,“可在当时,并没有形成常态化机制。作为一个学科整体,中科院各天文单位仍缺乏统筹管理的资源和制度支持。”

赵刚的这种感觉来源于天文学科的特殊性。

在很多人脑海中,一提起天文学,似乎就会浮现出“一壶清酒,仰望星空”的诗意画面。

其实不然,近十几年来,天文学竞争的胶着点,早已变成了天文观测装置的竞争。

作为一门实验科学,随着重大天文观测装置不断更新换代,国际主流的先进天文研究模式已进入大科学研究时代,即依托重大天文观测装置的前沿科学与技术研究,不断催生重大天文发现,不断革新人类对宇宙的认识。

据统计,近年来最重要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来自于依托重大天文观测装置的观测研究。

2009年至2013年,国际天文领域发表的论文按照被引频次排序,前的论文中绝大多数(81%)都是基于重大天文观测装置完成的。

“世界各国不惜耗资数亿乃至数十亿美元建造各类重大地面和空间天文观测设施,以追求更高灵敏度、更高空间/时间/谱分辨率和更大视场。”天文大科学中心副主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常进评论道,“简单来说,谁想比别人看得更多、更远、更暗、更清,谁就得拥有更先进、更灵敏的望远镜。天文学的确变得越来越贵,越来越依赖于大装置,这就是这个学科的特点。”

“天文观测对时域、空间域以及基线长度的要求,使得天文学成为合作交流互动性最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学科之一。现代天文观测装置,造价昂贵、技术先进、系统复杂,并在全球范围寻找最优观测台址进行建设。”天文大科学中心副主任、上海天文台台长沈志强介绍了国际合作对于天文学科的特殊意义。“以人类捕获首张黑洞照片为例,我国就是通过国际合作参与的观测。而天文大科学中心是我国参与该项国际合作的重要资助渠道之一。”

然而,因为 历史 的原因和体制机制的限制,国家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和上海天文台都是独立法人单位,在无形之中筑起了一道道藩篱。

“一个单位实行包括自身在内的统筹管理,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各单位相对独立谋划未来发展,缺少统筹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

“人财物资源相对分散,没有形成共享,影响集中力量办大事。”

“每个装置都有一套各自独立的运行维护队伍,其实力也不尽均衡。”

“部分技术研发平台,各单位间低水平重复建设、重复购置情况屡有发生。”

“装置、平台、科研相互间结合不够紧密,难以形成统一的有机创新链条。”

……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各样的质疑、问题接踵而来,天文学家愈发感到,再也无法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他们,必须要再一次做出抉择。

FAST全貌

“天文台系统的力量联合起来”

“改革是现实挑战,也是发展机遇。挑战不容回避,机遇稍纵即逝。”在2014年的一次会议上,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向全院发出号召——

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不突破就难以“率先”!

2014年,中科院启动实施“率先行动”计划,通过在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安排方面的科学部署,拉开了研究所分类改革的序幕。

得到这个消息后,国家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上海天文台的负责人第一时间积极响应,讨论改革方案。

2015年3月13日,中科院院长办公会批准启动天文大科学中心筹备工作,并成立筹备组,中科院时任副院长王恩哥任组长,中科院机关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与天文领域人员为筹备组成员。

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究竟建设哪类机构更合适。

“一开始直觉的目标是卓越中心,因为天文学是一门很前沿的科学。”国家天文台台长助理、基础科研部主任薛艳杰说,“但后来大家一致认为,天文学不仅仅是理论研究,科学研究正越来越依赖于大科学装置;而学科的长远发展也不能单纯依靠研究所传统的PI制。卓越中心的定位,其实并不最为契合我们的需求。”

纵观全球,天文学较为先进的国家和科研机构基本都是采用成熟的大科学中心模式,拥有一套统筹科学发展和高效运行管理的机制,若干一流大科学装置组成的功能强大的分布式观测网络,以及一流的运行维护、技术研发、科学研究团队,这些要素间紧密衔接。

“这种模式有利于观测装置和设备的科学有序发展及高效开放运行,进而成为重大天文发现的发源地、尖端观测技术方法的孵化器、学科跨越发展的推动力。”天文大科学中心综合管理部主任、战略规划办公室主任赵冰说。

以欧洲南方天文台为例,其总部设在德国,主要观测设施分布于智利的拉西拉、帕瑞纳、诺德查南托、塞鲁阿玛逊斯等台站。

通过组织欧洲各国政府的合作,欧南台实现了人力、财力、物力、技术、专长等资源的统筹整合和配置,设计、建造了多个全球领先的地基天文观测设施。

该机构统筹和代表欧洲天文界进行国际合作,协调、吸纳世界创新资源,如领导欧洲极大望远镜、联合领导世界最大毫米波/亚毫米波阵列等项目。

最终,通过一系列举措,欧洲南方天文台成功支撑欧洲天文学家达到了“天文学新高度”,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欧洲航天局一并,被誉为振兴欧洲 科技 的三大体制创举。

薛艳杰认为,大科学中心的模式对中科院这几家天文单位是合适的。“早前几家单位力量分散,不能形成大的合力。必须建立一种机制,把院内天文口的力量联合起来,在有限资源支持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办大事。”

对此提议,三家单位一拍即合。

但是,四类机构的筹备,是一场存量改革。原有的三个天文台仍然保留实体,新成立的中心则作为非法人单位运行。

“既不干涉各自内部的事情,又要有一个平台、一个机制让大家坐在一起,‘共商共议’天文领域的重大事项,决不是‘为改革而改革’,而是真正发挥大家对它期望的作用。”赵冰说。

“大家对它期望的作用”很快就显现出来。

几年前,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大科学装置前沿研究”重点专项征询天文学界的意见,天文大科学中心承担了统筹组织的功能。该重点凝练哪些方向、优先支持哪些项目,大家通过讨论达成了共识。

“如果没有这个平台,能够想象,这样的项目很快就会演变成‘你争我抢’的局面。”薛艳杰坦言,“但我们整个讨论过程都很平和,大家都觉得,重要的工作得到了支持。”

通过一个个实实在在的项目,天文大科学中心渐渐得到了天文学家和 科技 管理者的信任。

而这份信任,甚至跨越了部门的天然隔离——不管是中科院内部,还是全国高校的天文科研力量,只要有需要协商的事,都可以提出由天文大科学中心提供支撑。

2017年10月23日,天文大科学中心建设试点工作专家组验收会议召开。

专家组一致认为,中心战略定位准确,领域方向布局合理,全面完成了试点建设目标,同意通过验收。

随后,经中科院第13次院长办公会评议,天文大科学中心通过验收。至此,历经两年多的筹建,天文大科学中心终于进入正式运行阶段。

FAST工程原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左三)等人在工程现场。

“5+2”的力量

天文大科学中心不断 探索 对中科院天文领域重大事项实现“五统筹、两共享”的机制。

“五统筹”是统筹配置队伍资源条件、统筹制定重大装置规划、统筹组织重大前沿研究、统筹运行重大观测装置、统筹发展重大技术平台,“两共享”是观测装置和技术平台高效开放共享。

这种治理结构和工作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国天文领域的重大事项和相关顶层布局设计得以协调。

在装置方面,天文大科学中心将分布我国各地运行、在建和规划的重大天文观测装置与我国参与运行和建设的国际先进望远镜相结合,分别组织形成了光学/红外、射电、太阳、天力天测四大装置集群。

每个装置集群统筹运行,发挥各自的集群优势;同时各装置集群又能联合作战,形成多波段的互补优势,支撑重大天文前沿研究。

以对“中国科学院天文台站设备更新及重大仪器设备运行专项经费(天文财政专项)”的管理为例,中心更加强化科学目标导向,更加侧重共识度高、全局性和广泛性强的重大需求,加强绩效考评。赵刚说:“这是我们几位台领导的一致共识。”

“统筹协调不是‘撒胡椒面’。”赵冰对运行绩效评估进行了解释。“对运行效果好、科学产出多的装置,支持强度会大幅提升;对效果不好、产出欠理想的装置,则及时转为教学、科普等其他用途,通过‘关停并转’,不再由天文财政专项予以支持。总的原则就是要实现资源向重大成果产出倾斜,确保资金使用效益。”

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天文大科学中心充分利用各类人才计划,通过引进和培养相结合,逐渐组建起一支结构合理的高水平科研、技术、运维和管理团队。

在FAST 调试核心组,姜鹏、潘高峰、岳友岭、钱磊……众多青年人才,获得了天文大科学中心FAST高端用户计划优秀骨干、特聘青年研究员项目的支持,也在改革的过程中加速成长。姜鹏现任FAST总工程师。

LAMOST高端用户计划优秀骨干、特聘青年研究员赵景昆、刘超、李海宁、苑海波、李荫碧、邢千帆、闫宏亮、黄样、向茂盛……实现着LAMOST的科学突破。

“我们自己的团队里其实有很多优秀的技术人员,他们主要负责的是科学数据与装置之间的衔接。”LAMOST运行和发展中心副主任、办公室主任王丹说,“这部分人的工作实际上特别关键,但长期以来都在‘为别人做嫁衣’,成绩很难得到体现。”

更何况,由于体制机制的限制,国家重大 科技 基础设施、大科学工程、空间科学卫星项目运行费中的人员经费严重不足。

FAST电磁环境保护中心主任、工程办公室副主任张海燕补充,“这使得部分技术人员的收入偏低,不利于保持运行维护和技术支撑人员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天文大科学中心综合管理部办公室主任田斌从另一个角度坦言,“围绕大科学装置工作的科研人员还有个特点,就是做出了非常核心的贡献,但翻开简历,却发现他们在发表论文数量上很吃亏。”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天文大科学中心成了打破“四唯”的 探索 者。

在推荐国家和院级相关人才计划时,推优的原则之一,就是向对大装置建设、运行做出重要支撑和贡献的骨干人才予以倾斜。

此举受到了科研人员的欢迎。

李菂认为,天文大科学中心通过设立相应的人才计划,对这部分人给予倾斜支持,不仅提高了其收入,更提升了其荣誉感和归属感,对团结稳定队伍起到了关键作用。

而姜鹏则感到,天文大科学中心在相关领域 科技 人才的储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研人员在LAMOST镜面前合影。

大中心 干大事

4月30日凌晨,《自然—天文》在线发表了国家天文台领导的中日合作研究重大成果,利用LAMOST强大的巡天能力,在银河系中发现了一颗重元素(包括银、铕、金、铀等)含量超高的恒星起源自被银河系瓦解的矮星系,首次揭示了这类稀有恒星的吸积起源,深化了对重元素产生机制的认识,为基于恒星化学成分识别来自附近矮星系的恒星提供了重要线索。

近年来,LAMOST呈现出爆发式、井喷式科研产出态势,给银河系“重新画像”、“星海拾珍”搜寻奇异天体、捕获来自遥远宇宙的信息……

从2003年起即担任LAMOST项目总经理,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赵永恒的感情是复杂的——

“虽然我们的本职工作重点之一是高效、稳定运行和维护望远镜,但只满足于运行好远远不够,还要吸引、鼓励更多科学家用户都来使用我们的数据做研究。否则即使是块金子,没人知道也会蒙尘的。”

在中科院的支持下,天文大科学中心实施了特聘客座研究员计划,聘请国内外顶尖天文学家,围绕中心装置建设、运行和研究开展深度合作。

中心还实施了高端用户计划冠名教授、杰出学者项目,吸引国内外高水平用户,带领团队深入开展基于LAMOST、FAST等的相关科学和技术研究。

截至目前,中国、美国、德国、比利时、丹麦等国家和地区的124所科研机构和大学的769位用户利用LAMOST数据开展研究工作,共计发表438篇有显示度的SCI科研论文,引用4200余次,取得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在天文大科学中心的“加持”下,装置集群观测能力大幅提升,重大科学成果不断涌现,开放共享服务更加高效:

——2017年11月,暗物质卫星“悟空”获得世界上最精确的TeV电子宇宙射线能谱,不但拓展了科学家观察宇宙的窗口,而且对于判定部分电子宇宙射线是否来自于暗物质起着关键作用。

……

“其实,LAMOST刚建成的那几年,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赵永恒感慨,“对比来看,这几年的成果可以说是爆发性的。这充分说明,把数据放在那儿等别人去发现,跟主动组织大家一起来做事,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经过4年的筹建和运行,中科院天文大科学中心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天文学界的一个品牌。

面向未来,天文大科学中心将继续 探索 有利于促进重大成果产出和高效开放共享的新机制,成为重大天文发现的发源地和重要天文技术的突破者,为建成特色鲜明、国际著名的天文大科学研究中心而不断前行。

“我国天文学科布局中,中科院具有‘设备集中、领域集中、队伍集中’的特点,是代表国家水平的天文研究‘国家队’以及引领我国天文学科发展的‘火车头’。”赵刚说,“在中国向天文强国努力发展的道路上,天文大科学中心将肩负起引领我国天文事业跨越发展的使命,这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科学报》 (2019-05-28 第4版 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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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9月18日,金亚秋出生于上海,籍贯江西婺源。

1970年,从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毕业。

1978年,作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公派出国研究生,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

1982年,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EECS)科学硕士(MS)。

1983年,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程师(EE)学位。

1985年2月,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先后任职于美国AER研究公司、美国纽约城市大学、英国约克大学、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香港城市大学、日本东北大学 。

2001年,成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画(973计画)"复杂自然环境时空定量信息获取与融合处理的理论与套用"首席科学家 。

2004年,当选为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会士(IEEE Fellow)。

2008年,出任IEEE《地球科学与遥感学报》(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TGRS)副主编,负责微波遥感方面工作。

2009年底,被任命为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地球科学与遥感学分会(IEEE GRSS)Fellow评选委员会主席。

2010年7月26日,获IEEE GRSS Education Award,是唯一获得该奖的中国科学家。

2011年12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

2012年,当选开发中国家科学院(TWAS)院士 ,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2015年7月,在义大利米兰召开的电器和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国际地球科学与遥感分会(GRSS)年会上,金亚获得IEEE GRSS杰出成就奖,是该奖设立50年来首位获奖的非欧美科学家 。

金亚秋提出了自然地表全极化电磁散射的理论建模、数值与成像模拟、特征参数反演与目标重构,形成了"空间微波遥感全极化电磁散射与定量信息"的系统理论;发展了"自然介质矢量辐射传输理论"、及其在地球环境星载微波遥感、探月与深空探测等领域的套用;发展了"复杂背景环境与特征目标复合电磁散射"的理论建模、数值模拟的计算电磁新方法 。

截至2013年11月,金亚秋在中国国内外已发表650多篇学术论文、14本中英文专著与文集,引用达2000多次 。

金亚秋秉持认真负责的理念,亲力亲为,每一篇论文都经过精心雕琢,甚至十数次修改,从来没有挂名的文章。金亚秋特别强调自主创新,他们主要科学成果的研究软体都拥有自主创新智慧财产权 。

2013年6月5日,金亚秋应南京邮电大学教务处处长、强化培养部主任陈鹤鸣教授的邀请,参加在仙林行政楼报告厅举行的"鼎峰讲坛"第九讲,为强化培养部师生带来了题为《对地对空目标与环境遥感信息的研究》的专场学术报告 。

2015年11月5日,金亚秋为南京理工大学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的师生们们做了名为《高解析度全极化多模式SAR电磁散射成像及其精细信息智慧型获取理论与方法》的学术报告 。

2018年9月25日,金亚秋在湖南大学南校区工商管理学院报告厅做了名为《四十年征途一回眸》的报告 。

金亚秋是中国在电磁波物理与空间微波遥感研究领域的著名科学家。长期从事电磁波散射辐射传输与传播、空间微波遥感与对地观测信息技术等研究,推动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与套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新民晚报》评)

金亚秋在自然介质极化电磁散射与辐射传输及其空间微波遥感套用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 。(《中国科学报》评)

科研人员揭示的完整人类基因组序列,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谜题之一,这一研究使得人类第一次看到最完整的、无间隙的DNA碱基基因序列,对于人类了解基因组变异的全谱,以及某些疾病的遗传贡献至关重要,将会推动与癌症、出生缺陷和衰老相关的研究与科学发展。

因为基因的破译是一个繁琐的工程,而且精密度非常高,所以说这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谜题之一。

2001年中国科学报

《中国科学报》,前身为创办于1959年的《科学报》,后经停刊并于1979年复刊,1989年更名《中国科学报》,1999年更名《科学时报》,2012年恢复《中国科学报》。2013年10月后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共同主办。

历时22年,研究人员终于从头到尾破译了完整的人类基因组序列。

钛媒体App4月1日消息,据科技日报,全球顶级期刊《Science》(科学)杂志今天凌晨连发6篇论文报告,公布了人类基因组测序的最新进展: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NHGRI)组成的端粒到端粒 (T2T) 联盟科学团队,通过新的技术研究出全球第一个完整的、无间隙的人类基因组序列,首次揭示了高度相同的节段重复基因组区域及其在人类基因组中的变异。

这是对标准人类参考基因组,即2013年发布的参考基因组序列(GRCh38)的“重大升级”,增加了之前整条染色体上隐藏的DNA片段,破译了缺失的大约2亿个DNA碱基对以及2000多个新基因——占人类基因组的8%。

这篇研究成果意义重大。科研人员揭示的完整人类基因组序列,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谜题之一,这一研究使得人类第一次看到最完整的、无间隙的DNA碱基基因序列,对于人类了解基因组变异的全谱,以及某些疾病的遗传贡献至关重要,将会推动与癌症、出生缺陷和衰老相关的研究与科学发展。

同时,这也是《Science》创刊141年来,首次在同一期杂志中连发6篇论文揭示人类基因组研究。

本论文作者,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遗传学家Ting Wang(音译:王庭)表示,此次拥有完整的基因组,一定会改善生物医学研究。“毫无疑问,这是一项重要的成就。”

据中国科学报,人类基因组计划参与者、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于军表示,假如把人类基因组序列比作一辆非常复杂的汽车,那么与20年前完成的人类基因组草图相比,完整的新序列非常于增添了更多零件。

“我们看到了以前从未阅读过的章节,”本论文通讯作者,华盛顿大学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研究员Evan Eichler(艾希勒)表示,这是全行业的一件大事。

Science封面图研究人员到底破译了什么?人类基因组由超过60亿个独立的DNA碱基、大约2-3万个蛋白质编码基因(整个基因仍未有统一答案)组成,与黑猩猩等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数量差不多,分布在23对染色体上。为了读取数以万计的基因组,科学家们首先将所有的DNA链切成几百到几千个单位长度的DNA片段。然后用测序机器读取每个片段中的各个碱基,科学家们试图按照正确的顺序组装这些片段,就像拼凑一个复杂的拼图。

2001年2月12日,由6国科学家共同参与的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首次公布人类基因组图谱及初步分析结果;2003年4月15日,公布了人类基因组序列草图。

然而,由于技术限制,当初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留下了大约8%的“空白”间隙。这部分很难被测序,由高度重复、复杂的DNA块组成,其中包含功能基因以及位于染色体中间和末端的着丝粒和端粒。

实际上,核心的挑战在于,基因组的某些区域反复重复相同的碱基。重复的区域包括着丝粒和核糖体DNA等,过去无法按照正确的顺序组装一些被切碎的片段。这就像拥有相同的拼图碎片一样,科学家们不知道哪块碎片在哪里,因此基因组图中留下了很大的空白。

而且大多数细胞包含两个基因组--一个来自父亲,一个来自母亲。当研究人员试图组装所有的片段时,来自父母双方的序列可能混合在一起,掩盖了个体基因组内的实际变异。

如今,研究人员通过新的纳米机器设备与核心技术,实现了新的无间隙版本T2T-CHM13,由亿个碱基对和19969个蛋白质编码基因组成。增加了近2亿个碱基对的新DNA序列,包括99个可能编码蛋白质的基因和其中近2000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候选基因。

这些候选基因大多数是失活的,但其中115个仍然可能表达。团队还在人类基因组中发现了大约200万个额外的变异,其中622个出现在与医学相关的基因中。此外,新序列还纠正了GRCh38中的数千个结构错误。

近端着丝粒染色体的显示图样(来源:论文)

具体而言,新序列填补的空白包括人类5条染色体的整个短臂,并覆盖了基因组中一些最复杂的区域。其中包括在重要的染色体结构中及其周围发现的高度重复的DNA序列,如染色体末端的端粒和在细胞分裂过程中协调复制染色体分离的着丝粒。

此外,新序列还揭示了以前未被发现的节段重复,即在基因组中复制的长DNA片段,并揭示了关于着丝粒周围区域的前所未见的细节。这一区域内的变异性可能为人类祖先如何进化提供新证据。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成果的关键进展,其实是利用了新的技术设备——英国牛津纳米孔技术公司和太平洋生物科学公司制造的快速迭代的基因测序机器。

早在2017年,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NHGRI)负责人Adam Phillippy(亚当-菲利皮),以及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UCSC)的凯伦-米加意识到,新的纳米孔机器实现了一次准确读取100万个DNA碱基的能力,可以为最终解决基因组难点打开了大门。

大约在同一时间,华盛顿大学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Evan Eichler(艾希勒)领导的科研团队已经证明,使用太平洋生物科学公司的设备技术,可以解决更复杂形式的遗传变异技术。

因此,三人一起创办了端粒到端粒(T2T)联盟,利用全球约100名科学家团队资源,使其加快了研究佳偶。

随后,该团队连续六个月不间断地利用快速迭代的纳米孔基因测序机器,并请来几十位科学家来组装这些基因片段并分析结果。最终利用设备、技术等,实现了长读数测序读数,并将长读测序与牛津纳米孔的数据相结合,准确率超过了99%,填补了全球基因学研究的空白。

一直到2020年夏天,该团队已经拼上了两条染色体。在新冠疫情爆发的期间,团队通过Slack等通讯工具进行远程工作,获得了另外21条染色体,将每个染色体从一端或端粒排序到另一端。而且,科研人员人员还试图组装基因组中最难的区域,即着丝粒中高度重复的DNA序列。

最终,通过长时间的研究与团队合作,该团队成功实现了对每个染色体进行了测序,包含了编码用于制造核糖体的RNA的基因的多个拷贝,总共400个。

2021年6月,这份研究成果首次发表在预印版平台bioRxiv上。经过同行评议等,如今一系列论文登上了《Science》(科学)杂志。

研究人员在会后采访中表示,下一阶段的研究将对不同人的基因组进行测序,以充分掌握人类基因的多样性、作用以及人类与近亲、其它灵长类动物的关系。

年增速超20%,中国百亿基因市场前景广阔

随着生物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新的行业层出不穷,本次研究成果所属的中国基因测序行业是一个百亿级市场,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根据千际投行的研究统计数据显示,早在2019年,基因测序所在的全球生物制品行业市场规模就达到了3172亿元,未来五年有望达到万亿级别。其中,2019年中国基因测序行业市场规模约为149亿元,年增速超20%。

近年来,基因测序行业得到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资本和企业的进入。从产业上下游来看,基因测序产业链主要包括了上游仪器、中游服务提供商以及下游终端应用三个环节。涉及到的公司包括华大基因、达安基因、药明康德,以及互联网巨头苹果公司、亚马逊、谷歌、微软等。

整个产业看似简单,但上游的基因测序仪及配套试剂是整个产业链壁垒最高的部分,下游终端应用还涉及领域覆盖面非常广,既包括医疗领域的人体基因组、人体微生物基因组以及基础研究领域,还包括非医疗领域的环境治理、石油存储探测、农牧软文种等。

实际上,早在几十年前,医学界就对此有过尝试,将狒狒的心脏移植给了一个罹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如今,通过嵌合的方式,通过基因编辑的方式,甚至是通过合成生物学的方式,实现了猪心脏在人类身上的移植。

华大集团CEO尹烨曾表示,其实,今天人类进入了生命时代,我们关心的则是自身的基因和健康,以此就将去整合物理世界、信息世界和生命世界。

在应用场景不断拓宽,测序能力进一步加强的共同促进作用下,全球基因测序行业市场规模将不断增长,中国基因行业市场规模虽然与全球头部企业差距较大,但是在国内市场中仍然占据较大的优势,未来要想提高国际市场份额,还需进一步加强技术研发,未来发展具有巨大的想象空间。

今天,新的基因组序列研究成果,是科研人员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也是实现商业化的重要一步。

Evan Eichler(艾希勒)表示,“现在我们有了一块罗塞塔石碑(注:一块制作于公元前196年的花岗闪长岩石碑,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之意义与结构),可以在未来研究数十万个其他基因组的完整编译。”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公安边防支队10日发布消息,当日12时许,黑龙江抚远市渔民在中俄界江(抚远市境内)捕鱼作业时意外捕获一条重达450斤的雌性鲟鳇鱼。 据了解,10日中午当地边防派出所接到渔民周某、张某报警称:他们在抚远市通江乡小河子村捕鱼作业时捕获一条长达300厘米、重达450斤的雌性鲟鳇鱼。辖区边防派出所官兵赶到现场后帮助渔民把这条鲟鳇鱼妥善安置在了岸边的深水区。 记者从佳木斯边防部门了解到,鲟鳇鱼学名达氏鳇,系白垩纪时期保存下来的古生物,曾与恐龙在地球上共同生活,有水中活化石之称,是中国淡水鱼类中体重最大的鱼类,主要分布于黑龙江流域。抚远、同江是达氏鳇的主要产地,但由于水质的变化和过度捕捞等原因,野生鳇鱼的数量已经非常稀少。 渔民周某告诉中新网记者:“捕到这么罕见大鱼他感到非常惊喜,捕捞上岸后以86000元人民币的价格卖出”。据了解,此次被捕获的鲟鳇鱼也是抚远地区今年捕捞的最大的一条鲟鳇鱼。 远古活化石生物恐龙邻居:仙女虾 9月6日消息,万类霜天竞自由,这个世界上还存在一些古老的物种,它们在亿万年前就已经生活在以地球上,是地球历史变迁的见证者,同样,也是我们了解远古时期的活化石! 村民杜亚红告诉笔者,他们在雨涝的玉米地中作业时,发现了这种外形像虾的生物。它长约厘米左右,黑色的双眼突出长在头的两边,尾部像一把红色的小剪刀,全身呈半透明状,雄虾头顶长有两根长长的触须,雌虾可以清晰的看到尾部上方的卵囊内包裹有大量的卵。最与众不同的是,这种生物在水中以“仰泳”的姿势游动,肚皮朝天,靠身体两侧十几对毛绒绒的小爪子拨动前行。 据了解,仙女虾学名“枝额虫”,属于“钗额虫科”的一种水生动物,因其仰泳姿势似“飞天仙女”而得名“仙女虾”,该物种具有很强的生存能力,在干涸的湖底,它们可以忍受几年的高温烘烤与冰冻土壤考验,而仙女虾的卵可以存活上千万年,一旦遇到丰富降雨,卵就可以孵化出壳,获得新生。 近日,沧州惊现仙女虾的消息在网上热传,引起讨论。 据悉,仙女虾因为外形非常优美才得此名,两亿年前就出现在了地球上,几乎和恐龙的时代相同,也属于“活化石”一样的生物,因为仙女虾的生命周期非常短,所以仅能活2到3个月左右,但它们的卵却非常神奇,可以活到上千万年。 据报道,沧州村民是在农作时,发现了这个生物。它们的双眼成黑色,在头的两侧,并且浑身都是浅绿色,尾部是分叉的,呈现红色,像一把小剪刀似得,体长大概厘米左右,而且它们与普通的虾子不同,是肚皮向上游动,很是让人惊奇。 村民们在网上经过了反复的比较以后,发现该生物与仙女虾几乎一模一样,但目前,还需经过专家的进一步鉴定。 早在一年前,就有四川彭州市民发现仙女虾,并拿去给专家鉴定。当时,成都华希昆虫博物馆馆长赵力就确认这个物种是“仙女虾”。 据赵力介绍,该种是平时不易见到的季节性水生甲壳动物,有两亿多年历史。在经历那么多年后,它们的外观几乎没有变化,至今仍保存三叠纪时原始的长相。 这一发现不禁令人惊诧,难道史前动物乘坐“时光机”穿越而来? 遇见生活在现代的史前动物并非新鲜事,演化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将这些在演化上十分保守的现生生物称为“活化石”。 现在最常见却被人们忽视的“活化石”之一,就是 蟑螂 。要知道, 蟑螂 起源于亿年前的石炭纪。这一结论由一位美国科学家通过在美国俄亥俄州东部一个煤矿里发现的一块大约3亿年前的完整的蟑螂化石推测得来。 与恐龙相比,蟑螂是更早的地球定居者,甚至要先于恐龙数百万年出现在地球上。不过现在,恐龙已经灭绝,而蟑螂依然活跃。而且,不论在含煤地层保存或在琥珀中发现的蟑螂其形态与今天生活在我们家橱柜中的蟑螂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仙女虾也是如此,历经几亿年,外观变化却不大。此次出现吸引众人眼球的仙女虾属于甲壳动物鳃足纲中的一个目,称为无甲目。“无甲目十分古老,起源的时间比蟑螂更早,在寒武纪晚期就已出现,在我国古老地层也十分常见。”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地层古生物学研究员陈均远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在近代分类学中,分类系统包括七个主要级别,即界、门、纲、目、科、属、种。种(物种)是基本单元,近缘的种归纳为属,近缘的属归纳为科,科隶于目,目隶于纲,纲隶于门,门隶于界。按照分类学,“仙女虾属于节肢动物门、甲壳纲、无甲目生物,也是这类生物的俗称。其实,我国对鳃足纲无甲目的研究开始比较早,沈嘉瑞先生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发表。 中国的恐龙:禄丰龙和它的邻居们(组图) 恐龙是一类迷人的动物,自1892年英国地质学家巴克兰(William Buckland,1784—1856)第一次科学描述这些奇特的动物开始,巨大的恐龙化石模型就成为博物馆里最受宠爱的展品,而各种恐龙玩具和书籍也是孩子们喜欢的收藏。它们或大或小,或凶残无比或温柔可爱,都是这么的吸引人,而我们认为的大部分恐龙,比如:暴龙(Tyrannosaurus),梁龙(Diplodocus),三角龙(Triceratops)等主要都是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所以我一直想等到有时间的时候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身边的恐龙,中国的恐龙:禄丰龙(Lufengosaurus),马门溪龙(Mamenchisaurus),山东龙(Shantungosaurus).。 许氏禄丰龙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什么是恐龙。也许很多人都觉得恐龙是巨大的长脖子的蜥蜴或者鳄鱼。但是事实上,虽然恐龙和蜥蜴或者鳄鱼都属于爬行纲(Sauropsida or Reptilia)双孔亚纲(Diapsida),它们都具有两对颞孔。但是并不是特别的接近,恐龙和鳄鱼属于初龙类(Archosauria),而蜥蜴属于鳞龙类(Lepidosauromorpha),它们最大的区别在于初龙类的牙齿是槽生齿,并且具有眶前孔(Preorbital fenestrae),外下颌孔(Mandibular fenestrae)和第四转子。 而鳄鱼和恐龙分别属于初龙类的嵌踝类(Crurotarsi)和鸟颈类(Ornithodira),它们的区别在于后肢跗骨的结构:嵌踝类的距骨嵌入跟骨的距骨凹里;而鸟颈类的跗骨是由大型的距骨和很小的跟骨构成的,可以让踝关节形成一个简单的铰链结构,这一结构有利于动物四肢的直立。 恐龙的特征还包括肱骨有一个长而低矮的三角肌嵴(Deltopectoral crest);肠骨后突;胫骨远端宽广;距骨有发达的上升突。而且大部分恐龙都有细长的肩胛骨,三个以上的荐椎和髋臼孔。不过对于一般的大众可以简单的说,恐龙和大部分爬行动物的区别是恐龙是直立的,而不是像大部分爬行动物一样匍匐爬行的。 如果说到中国的恐龙,那就不能不说云南的下禄丰组(Lower Lufeng Formation),这套地层属于下侏罗统,也就是说它所包含的动物化石是早侏罗世的;不过,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之父杨锺健(C. C. Young or Yang Zhong-Jian,1897—1979,字克强)先生最初因为在下禄丰组发现的各种恐龙比如禄丰龙,比较类似在德国晚三叠世地层发现的板龙,所以把下禄丰组的时代定为晚三叠世,但是最近的研究都表明下禄丰组的时代应该是早侏罗世,不过我们没必要嘲笑前人的错误,因为这些错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材料不足和认识的局限性,谁能保证我们说的就不会错呢? 在下禄丰组发现了大量珍贵的脊椎动物化石,包括属于三列齿兽科(Tritylodontidae)的卞氏兽(Bienotherium),云南兽(Yunnanodon or "Yunnania"),滇中兽(Diazhongia)和禄丰兽(Lufengia),三锥齿兽类(Tricondonta)的中国锥齿兽(Sinoconodon)和摩尔根锥齿兽(Morganucodon)以及多种鳄类,不过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各种恐龙,特别是蜥臀目(Saurischia)恐龙的化石,所以杨锺健把这一动物群命名为“禄丰蜥龙动物群”。 云南卞氏兽 杨氏中国锥齿兽 那么蜥臀目是什么呢,事实上恐龙可以分为蜥臀目和鸟臀目(Ornithischia),这一分类是西利(Harry Seeley,1839—1909)在1887年建立的。大部分人都知道是这两类恐龙的腰带有一些区别:大部分蜥臀目的腰带的耻骨是向前下方伸的,构成所谓“三射式”腰带;而大部分鸟臀目的耻骨是向后下方伸的,但是耻骨前部有一个叫前耻骨的构造向前伸出,构成所谓“四射式”腰带。但是,事实上很多蜥臀目恐龙的耻骨也是向后下方伸的,这两类恐龙真正的区别在于鸟臀目恐龙的下颌有一个独特的“U”字形的骨头,叫做前齿骨(Predentary),这块骨头像一个套子一样固定在下颌长牙齿的齿骨(Dentary)的前面。 许氏禄丰龙 巨型禄丰龙 禄丰龙(Lufengosaurus)是由中国科学家描述并命名的第一属恐龙,在1941年杨锺健先生根据卞美年找的化石命名了禄丰龙的模式种许氏禄丰龙(Lufengosaurus huenei),种名“huenei”是杨锺健先生的老师许耐的姓氏;后来杨锺健先生又根据一些大型的脊椎骨命名了巨型禄丰龙(Lufengosaurus magnus),和许氏禄丰龙相比,巨型禄丰龙更加粗壮,但是没有太多其他的区别,所以国外有人建议把巨型禄丰龙归入许氏禄丰龙,并认为巨型禄丰龙只是大型的许氏禄丰龙个体。禄丰龙属于早期的植食恐龙原蜥脚类(Prosauropoda)恐龙,这类恐龙是各种恐龙中“挂”的比较早的,虽然它们在晚三叠世曾经相当繁盛,但是一般认为原蜥脚类恐龙在早侏罗世结束前就灭绝了,可能有少数残存到中侏罗世;过去认为原蜥脚类恐龙是在侏罗纪和白垩纪很繁盛的各种大型的蜥脚类(Sauropoda)恐龙的祖先,但是现在的研究一般认为原蜥脚类恐龙和蜥脚类恐龙虽然有比较近的关系,都属于蜥臀目蜥脚形亚目(Sauropodomorpha),但是并没有祖裔关系,原蜥脚类恐龙没有留下任何后代就这么消失在侏罗纪郁郁葱葱的森林里了。传统上把禄丰龙认为禄丰龙比较接近德国发现的板龙(Young, 1941),所以归入板龙科(Plateosauridae);但是也有人认为禄丰龙和在南非下侏罗统的上艾略特组(Upper Eliot Formation)和津巴布维的森林砂岩(Forest Sandstone)地层发现的一类原蜥脚类恐龙大椎龙(Massospondylus)关系比较接近(Cooper, 1981,Sereno, 1999,Yates, 2007),都属于大椎龙科(Massospondylidae)。 杨锺健先生还记述了禄丰盆地的另一类小型原蜥脚类恐龙中国兀龙(Gyposaurus sinensis),不过对于这个属和种都还存在争议,兀龙(Gyposaurus)的模式种南非兀龙(Gyposaurus capensis)最早是英国的古生物学家Robert Broom根据在南非上艾略特组发现的一些头后骨骼命名的,不过他最初认为兀龙是小型的肉食兽脚类恐龙(Broom, 1911);但是到后来有人把南非兀龙归入美国发现的近蜥龙(Anchisaurus),这个分类目前得到国内很多学者的支持,不过也存在很多问题(Galton et Cluver, 1976),也有人认为南非兀龙实际是南非发现的另一类原蜥脚类恐龙大椎龙(Massospondylus)的同物异名(Cooper, 1981)。 对于中国兀龙的分类也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它是禄丰龙的幼体(Galton, 1976),而董枝明最初支持把它归入近蜥龙,称为中国近蜥龙(Anchisaurus sinensis),最近的研究表明中国兀龙是一个独立的属,不过还没有正式命名(Galton et Upchurch, 2004)。 另外多说一句,关于蜥脚形亚目的分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原蜥脚类已经解体,很多种类被归入了蜥脚类,比如近蜥龙。 传统的复原图和化石装架上禄丰龙是用两足站立并把尾巴拖在地上的,但是其实没有恐龙会把尾巴拖在地上,但是一般认为原蜥脚类恐龙的确是两足行走的,因为对大椎龙的研究认为原蜥脚类恐龙的前足的确不适合支撑体重,所以建议它们可能是两足行走的(Matthew, 2007),而另一个对板龙前足的研究也支持这种说法(Bonnan et Senter, 2007),不过最近在云南禄丰发现的脚印化石表明禄丰龙很可能还是主要靠四足行走的;其实解剖学的研究和脚印化石有出入是很正常的,因为科学就是这样,总是在争论的,比如根据骨骼的形态学大部分古生物学家支持鲸类起源于一类已经灭绝的肉食有蹄类中兽类(原来归入踝节目,现在独立为中兽目),但是分子生物学却认为鲸类和偶蹄目的河马最接近,甚至提出了鲸偶蹄目(Cetartiodactyla)来包括鲸类和偶蹄目;当然,答案总会有的,2001年在一个早期的鲸类巴基斯坦鲸(Pakicetus)的距骨上发现了双滑车结构,在之前双滑车结构的距骨一直被认为是偶蹄目独有的特征,这个发现表明鲸类确实和偶蹄目有最近的关系(Thewissen, Williams, Roe et Hussain, 2001),后来越来越多的形态学证据和分子生物学证据开始支持鲸偶蹄目这仪分类,所以总有一天我们也会了解禄丰龙的运动方式。 禄丰龙的体型虽然比不上后来那些二十到三十米,甚至有四十米的蜥脚类恐龙,但是在早侏罗世已经属于比较大的恐龙了,许氏禄丰龙体长有到5米左右,而巨型禄丰龙可以达到6米,不过早侏罗世的云南依然有更大型的恐龙存在,比如另一类原蜥脚类恐龙黄氏云南龙(Yunnanosaurus huangi)有7米长,而和这些原蜥脚类恐龙一起生活的蜥脚类恐龙武定昆明龙(Kunmingosaurus wudingensis)有米长。不过它们都不是下禄丰组发现的最大的恐龙,下禄丰组发现的最大的恐龙是中和金沙江龙(Chinshakiangosaurus chunghoensis),关于它的分类还有争议,不过根据脊椎,肩带,肢骨和部分腰带骨骼推测中和金沙江龙的体长超过十米,几乎和中侏罗世的蜀龙(Shunosaurus)一样大。 “禄丰恐龙”邮票 不过禄丰龙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恐龙不仅仅和这些有意思的解剖学结构和体型有关,它还是一个很厉害的恐龙明星,1958年中国国家邮政部发行了一套三枚的古生物纪念邮票,其中一枚就是以禄丰龙的复原图和骨骼为图案的“禄丰恐龙”邮票,这枚“禄丰恐龙”邮票是世界上第一枚恐龙邮票。禄丰龙还在很多的地方展出过,1941年中国第一具恐龙装架在当时的陪都重庆的北培展出,这具骨架就是许氏禄丰龙;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很多的博物馆里也都有了许氏禄丰龙的装架,比如北京的北京自然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云南的禄丰恐龙博物馆,世界恐龙谷等,最近云南省政府还赠送给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一具几乎完整的禄丰龙化石,禄丰龙不愧是中国恐龙中的一个明星。 巨硕云南龙 云南赠送给香港的禄丰龙化石 和禄丰龙一起共存的恐龙除了其他原蜥脚类恐龙和蜥脚类恐龙,还有一些凶猛的兽脚类肉食恐龙。兽脚类恐龙也属于蜥臀目,和大部分都是四足或者半四足的蜥脚形类恐龙不同,兽脚类恐龙全部都是双足行走的动物。大部分兽脚类恐龙都是以肉类为食物,一些比较小型的可能捕食昆虫,蜥蜴和小型哺乳动物;大型的种类以其他恐龙为食物;还有一类叫做棘龙科(Spinosauridae)的兽脚类恐龙可能主要以鱼类为食物。虽然大部分兽脚类恐龙以肉类为食物,不过有少数的进步种类可能主要是杂食甚至植食的,比如白垩纪亚洲和北美洲的似鸟龙类(Ornithomimosauria),窃蛋龙类(Oviraptorosauria)和镰刀龙类(Therizinosauroidea)。 中国“双嵴龙” 在下禄丰组发现了很多的肉食恐龙,不过材料大多比较破碎,比如三叠中国龙(Sinosaurus triassicus)和尹氏芦沟龙(Lukousaurus yini)等,最近还发现了似合踝龙未定种(cf Megapnosaurus sp.)的化石,合踝龙(Megapnosaurus or "Syntarsus")是南非下侏罗统上艾略特组和津巴布维的森林砂岩地层的常见种类之一,证明了在晚三叠世—早侏罗世时期环特提斯海动物群的存在。在下禄丰组发现的最著名的肉食恐龙是中国“双嵴龙”("Dilophosaurus" sinensis),这种肉食恐龙有4到米长,属于中型的兽脚类恐龙,他的研究者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胡绍锦认为中国“双脊龙”的头骨上有一对发达的嵴,和美国亚利桑那州下侏罗统的凯恩塔组(Kayenta Formation)发现的魏氏双嵴龙(Dilophosaurus wetherilli)较为接近,故归入双嵴龙属,作为一新种。但是中国“双嵴龙”的颧骨前突不接触眶前孔,牙齿是完全在眼眶和泪骨前面,具有第二眶前孔等特点,这些特点和双嵴龙不同,而和在南极的下侏罗统的汉森组(Hanson Formation)地层发现的冰棘龙(Cryolophosaurus)比较接近,所以可能属于一类原始的坚尾龙类而不是真正的双嵴龙。 有意思的是中国“双嵴龙”的正型标本是和一具云南龙化石一起发现的,而且中国“双嵴龙”的嘴正好“咬”在云南龙的尾椎上,有人认为可能是中国“双嵴龙”在捕杀云南龙的过程中和云南龙发生搏斗,结果双双“阵亡”;也有人推测是中国“双嵴龙”在食用云南龙的尸体的时候食物中毒,结果死在一起。 中国双嵴龙复原图(小凪) 所以有人推测中国“双嵴龙”可能是一类以腐烂的肉食为主食的肉食动物,并且认为中国“双嵴龙”的一些特征也与此有关,比如前上颌骨和上颌骨之间的一个凹陷的空隙可以像现在的秃鹫一样帮助中国“双嵴龙”撕开尸体的皮肉,而在头骨上有一对发达的嵴可以刚好在中国“双嵴龙”把头探到尸体的腹腔的时候撑起肌肉和内脏,当然这些只是一种推测。 下禄丰组发现的蜥臀目恐龙还有出口峨山龙(Eshanosaurus deguchiianus),出口峨山龙是在云南省峨山彝族自治县下禄丰组发现的,出口峨山龙的标本只有一块不完整的左下颌骨IVPP V11579,徐星,赵喜进和克拉克(James M. Clark)在2001年根据这块不完整的左下颌骨命名了出口峨山龙,属名峨山龙(Eshanosaurus)的意思是“峨山的蜥蜴”,因为出口峨山龙发现在峨山彝族自治县,而种名出口(deguchiianus)是献给出口光(Hikaru Deguch)先生。出口峨山龙的特点是:齿骨后部有一个孔,牙齿的锯齿比较小,锯齿几乎垂直于齿冠的前后缘;徐星等人认为出口峨山龙属于镰刀龙类,并把镰刀龙类的化石记录从早白垩世提前到了早侏罗世,并认为虚骨龙类的多样性要早于以前认为的时间,但是最近有人认为出口峨山龙并不属于镰刀龙类。 除了蜥臀目恐龙,在下禄丰组地层也发现过鸟臀目恐龙的奥氏大地龙(Tatisaurus oehleri)化石,不过材料只包括一块不太完整的下颌骨,因为在这块化石的前部有鸟臀目恐龙的标志——前齿骨,所以无疑属于一类小型的早期鸟臀目恐龙,根据牙齿的特点大地龙可能属于早期的覆盾甲龙类恐龙(Thyreophora),但是具体的分类还有问题,我国学者一般倾向于认为大地龙属于早期的剑龙类(Stegosauria)。

因为基因的破译是一个繁琐的工程,而且精密度非常高,所以说这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谜题之一。

中国科学报报道

长江水运横贯中国东西,长江流经的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山崩、泥石流与洪灾等自然灾害频发地区。但是这一现象往往被民间归为“走蛟”,这里还经常流传“走江大蛟,入海为龙”的说法。 宋元以来的野史杂记,谈及当时的洪灾,也往往与“蛟”联想在一起。慢慢,“走蛟”已成为洪水灾害的同义语。在民间,每当发洪水时,老百姓往往会认为是“蛟”在作祟。 世界上真的有“走蛟”吗? 01传言:长江沿岸传言“走蛟”,雷电交加,狂风暴雨,蟒蛇身影翻腾 “走蛟”最早记载是在1866年。相传在湖北邝山的清净庵后面,突然传来一阵山崩地裂的巨响,原来是暴发山洪了。一个巨大的怪物携浪而来,那东西长着牛头,身体和蟒蛇一样,它所到之处,房屋树木都被摧毁。 1984年7月,洞庭湖边有农民自家地里掰包谷,雨停后挑起包谷回家路上,看见一条“蛟”盘在前面的田坎上,约十米长,全身乌黑,他吓得连包谷都不要,连爬带滚跑回了家。 1995年,在铜陵郊区,有村民半夜上厕所,天空突然打了一道闪电,村民看见远处一条“蛟”在空中极速前进,足有水桶粗!后来证实,这是一条蟒蛇觅食时与雷碰巧撞上,被人误以为是“蛟”在“渡劫飞升”。 “走蛟”传得最火的应该是“长江走蛟”了。事情发生在1998年,当时发生了特大洪水,许多人看见了一条黑色“蛟”在水中游动,蟒蛇身影翻腾,一阵电闪过后,“蛟”就消失不见了。人们都说这是“走蛟化龙”,后面证实,在水中的黑色物体不是什么“蛟”,而是一根大木头。 最神秘的要算东方之星客轮沉没事件。2015年6月1日,东方之星客轮驶往重庆途中,突遇强风暴雨袭击,导致客轮很快沉没。有人认为这事与“走蛟”有关,还认为当时所遇见的大雨、雷电与狂风等现象,与传闻中“走蛟”时所描述的场景相似。 02形态:鱼身蛇尾,四肢有五彩的色泽,声像牛叫又似驴啼 那么,“蛟”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物种呢? 据传,“蛟”一般栖息在大江大湖之中,小一点的“蛟”,会寻找人迹罕至的深潭中居住。因为“蛟”不是龙,当然不会飞天,只能潜在水里。 体形兼具鱼与蛇的形状,正所谓古籍所言“鱼身而蛇尾”。也有说“蛟”的模样很像传说中的像龙,但是“蛟”的角很短,甚至没有,眼睛的上眉,有突起的肉块在眼睛之间交叉。还长有4只腿,为了划水,其前端就像很宽的桨一样,尾巴尖上有着坚硬的肉刺。 身长一般在2-5米,个头大的甚至超过6米。“蛟”的颈子上有白色花纹,背上却是蓝色花纹,胸呈现赭色,身体四肢上有五彩的色泽。 它的性格暴戾,攻击性极强,叫声也很特别,有时候像牛叫,有时候又似驴啼。 通过综合“蛟”的目击者的所见所闻,笔者总结出“蛟”的形象:“蛟”是人们以鳄鱼为原型,综合蟒蛇、大鱼与牛等动物的部分特点后,形成的一种神秘生物。 03历史:古籍有许多“走蛟”记载,走江大蛟,入海为龙 民间传说,“蛟”是真实存在的,他们还搬出古籍来,从东晋许慎的《说文》,到南朝祖冲之的《述异记》,一直都有“蛟”的许多记载。 按照他们的说法,修炼500年后,蛇就变成了“蛟”,但是“蛟”还不能算是龙,它离真正的龙,还差最后一步,那就是在天降大雨时,借助暴雨山洪,顺着江水河流,游向海洋,这样才能真正的“化龙”,这个过程就被称为“走蛟”。“走蛟”有3个特点: 一是“走蛟”有三个关键词:暴雨、巨浪与雷鸣。“走蛟”发生在山野之间,都会伴随着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山洪暴发、江河暴涨等自然现象,“蛟”会借助水势冲入山川大河之中,去进一步修行。 二是“蛟”处于癫狂、暴躁的状况,谁都无法阻挡它,它会劈开江水,飞速冲向下游,这过程中产生的强大冲击力,会造成巨浪与漩涡,伴随而来的,就是一场严重的灾难,所到之处桥梁,良田尽毁。 三是“走蛟”时遇到桥梁,绝对是不能从桥下走,而是要让江水漫过石桥,“蛟”然后从桥上游过去。如果“蛟”从桥下路过,就如同被人踩在脚下,一辈子无出头之日。 04成因:“蛟”本来就是不存在的物种,“走蛟”行走的肯定不是“蛟” 事实上,“蛟”这种神秘物种,谁也没有真正见过,并没有证据来证明是真的。大家之所以传得那么神,主要是因为这是民间传说的产物,难免会夸大其词,或是凭空想象出来。 可见,“蛟”本来就是不存在的物种,只是蕴含着古人认识自然的一种心态,这也证明了古代人们对于大自然的敬畏。 当然,“走蛟”行走的肯定不是“蛟”。民间常常把“蛟”与洪水等自然灾害联系在一起,可见,古人由于不了解暴雨的形成原理,只好把自然灾害归结于“走蛟”。 每逢雨季来临,大江水量过多,自然就会向下游蔓延泛滥,从而引发洪灾。对于这样的现象,当时人们不太理解,心想应该是江河里的“蛟”在作怪,正是它们沿江入海的走蛟过程才引发洪灾。 可见,长江走蛟、巨蟒渡劫,还有巨蛇化龙等传言,都是受自然现象的影响,加上民间添油加醋的传言,形成了一个个看似神秘莫测的离奇故事,我们姑且把这些传说当作故事来看看。 05原型:也许是蟒蛇、鲨鱼,或许是大树,也不排除是由多种动物拼凑一起 既然是一些迷信思想加上一些阴谋论,造成网上遍地都是“走蛟”的现象。那么,这一自然也是有原型,否则民间也不会说风就是雨,那么,人们看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种说法,可能是暴雨冲下来的大树,那些大树,长达一二十米,也有水桶粗细的。由于木头比水轻,顺着江河冲了下来,漂浮水面上,从远处看去,就像传说中的“蛟”一样,四处飘荡。 第二种说法,很多学者认为水中的“蛟”很明显就是鳄鱼,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有周处入水三天三夜斩蛟而回的故事,其中描写的蛟龙就被人认为是鳄鱼。而且,资料表明,古代的华南就栖息着体长达5米的湾鳄。 第三种说法,有人认为“蛟”实际上是蟒蛇,每当山洪暴发或者发生泥石流时,蟒蛇的生活环境被洪水破坏,被冲到了水中,体型巨大的蟒蛇在洪水中翻腾,伴随着电闪雷鸣,被人看到,就成了民间所说的“走蛟”。 常见的蟒蛇体长3-5米,栖居在热带、亚热带低山丛林中,也能长期生活在水中。从蟒蛇的体型与习性看,与传言中“蛟”也很相似。 第四种说法,据《中国科学报》报道,有学者认为“蛟”的原型也许是蟒蛇,也许是大蜥蜴,也许是鲨鱼,也不排除“蛟”也是由多种原型胡乱拼凑在一起,融合了很多动物比如蟒蛇、鳄鱼、牛、鲨鱼与巨蜥等的特点,经过加工而成。目前看来,这种说法还是相当靠谱。 结语:并非遇水化龙,而是自然灾难 从自然科学的观点来看,“走蛟”是多种自然灾害叠加形成的自然灾害,并非什么“蛟”遇水化龙。大家应该用科学的态度,来理解各种自然现象,而不要盲目迷信,用不科学的说法去解构自然现象。 雪灵谷自然实验室/出品 参考资料:清代笔记丛刊、庸盦笔记、大自然探索、探索发现、自然密码、探索与发现、新发现、中国科学报

1959~1966年1959年1月1日,《科学报》创刊(对开周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题写“科学报”报名。1959年初,《科学报》创刊后不久,即召开了首次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报通讯员大会。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杜润生代表院党组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科学报》创刊后的几年内曾反复停刊复刊。到1962年11月12日第二次复刊后去掉了“内部资料”的字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作为中国科学院喉舌的《科学报》也和全国许多报纸一样停办。1966年8月13日,编辑部在当日出版的《科学报》上发表《告读者》:本报自即日起,暂时停止出版。1979~1988年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被迫停刊了12年之久的《科学报》于1979年11月2日复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昌代表中科院党组,以《春风吹又生》为题撰写了《科学报》复刊词。1979年12月,《科学报》首次采取院内公开招聘,从应聘的30多人中经考试调入5人。到1980年底,形成了由14名专职编采人员组成的基本队伍。1981年1月,《科学报》在北京第一次召开记者会议。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胡克实代表院党组到会讲话,特别赞赏报社设兼职记者的做法。1982年8月,《科学报》在国内首家刊发本报记者高景泰和宋世绵独家采写的有关中年知识分子蒋筑英事迹的长篇通讯《献身祖国光学事业的忠诚战士》,在国内引起震动。此后引发各新闻媒体连续报道,引起中央领导关注并批示,蒋筑英成为新时期中年知识分子的一代楷模。1984年1月,《科学报》由复刊后的4开8版小报改回对开大报,每周一期。1984年5月,《科学报》在国内公开发行的前夕,编辑部在征得有关中科院分院的同意和支持下,决定在华东、中南、西北、东北地区设记者站。《科学报》1985年开始在国内公开发行,由北京邮局承担国内发行业务,当年征订份数近5万份。1986年4月,《科学报》围绕长江三峡工程开展讨论,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为推进我国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调动和发挥科学家在国家建设中的咨询、参谋作用产生了积极效果。1986年5月7日,中国科学院下达[科学报字0447号]文件,要求未建记者站的分院“应积极筹备,尽早建立记者站”。截至1987年底,《科学报》已在中科院各分院和京外直属研究所建立起记者站18个,拥有记者站专职记者23名、兼职记者40名、特约记者28名、通讯员近500名,形成了一支规模较大、有较好素质的通联队伍。1987年1月,《科学报》由周一刊改为周二刊。由主要在国内发行扩展为向国外发行(国外刊号为D995)。《科学报》紧紧依靠中国最大的科学群体——中国科学院这个强大后盾办报,特别强调科技报道的准确性、科学性和权威性。1987年,新华社记者李希光在北京对出席第三世界科学院大会的科学家的调查表明,80%的中国科学家认为在中国各家新闻媒介中,《科学报》的科技新闻报道最可信。1988年,科学报社创办国内首家科技新闻业务杂志《科技新闻通讯》,在长春编辑、出版、发行。1989年改由中国科学报社与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合办。1990年移回北京编辑发行,更名《科技新闻与写作》。1989~1998年1989年1月,经新闻出版署批准,《科学报》更名为《中国科学报》。1989年11月23日,报社激光照排筹备工作完成。1990年,《中国科学报》率先开展了科技体制改革探讨的专题讨论,在科技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引起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重视,并作了重要批示。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新华社都作了报道。经经贸部批准,1991年12月12日,中国科学报社在厦门举办海峡两岸科技合作项目洽谈会,国内各部委600余项科技合作项目参加洽谈,引资2200万美元。经新闻出版署批准,《中国科学报》从1993年1月起由周二刊改为周三刊。1993年初,《中国科学报》揭露李富斌剽窃论文事件引发的科界打假报道引起强烈反响。这一报道与随之开展的科学道德专题讨论被两院院士评为1993年十大科技新闻之一。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中国科学报·海外版》于1993年7月1开始正式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海外版汉字印刷,每月一期对开8版,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对外宣传领导小组主办。其主要读者对象为中国在国外的留学人员、访问学者、华裔科学家及华裔企业家,发行范围涵盖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仅在美国就有700多家大学图书馆有该报供读者阅览。1993年下半年,《中国科学报》率先开展“如何看待科技人员上山下海”的讨论。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报道这一讨论的进展情况,并选播讨论文章。如何看待成果鉴定,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评价体系,科学界对此看法不一致。从1993年11月12日起,《中国科学报》在一版开辟专栏开展关于“成果评审和鉴定”的讨论,首先发表了学部委员何祚庥的文章,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均予播发,新华社也发了通稿。1994年9月10日,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发文,向全国推荐订阅《中国科学报》。该文说“《中国科学报》是一份在我国科技界颇有影响的国内外公开发行报纸。它在宣传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报道国内外最新科技成果和动态、弘扬老科学家治学经验和奉献精神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深受广大科技和教育界读者的欢迎和喜爱”。1994年,《中国科学报》开辟了《维护科学尊严》专栏,先后对邱氏鼠药、水变油、伪气功等进行揭露,起到了较好的导向作用。这年9月,《中国科学报》登报征询读者意见,95%的回信读者对本报的科学性表示满意;82%的读者对本报的导向性表示满意;79%的读者对本报的权威性表示满意。1994年10月开始,为庆祝《中国科学报》创刊35周年,有近百名我国科技部门领导、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大学校长和有关新闻单位的领导题词祝贺和鼓励。1995年6月23日,本报评论员文章《义不容辞地维护科学尊严》(黄安文撰稿,李士修改)荣获1994年度中国新闻奖二等奖。1995年10月,《中国科学报》以《我国为何与诺贝尔奖无缘?》为题展开讨论,一些专家学者就此问题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引起社会广泛关注。1996年5月,《中国科学报》与美国《科学》杂志建立合作关系,在《中国科学报》开辟的《科学快讯》专栏中将这一世界著名科学杂志上的重要内容及时介绍给中国读者,受到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欢迎。1996年6月~9月,钱伟长等60余位大学校长向全国联名推荐《中国科学报》。推荐信说:“在我国科技界,有一份在国内颇具影响但尚未被高校师生普遍认识的代表我国科技教育界水平的科技大报——《中国科学报》,她是我们担任校长工作的同志们最喜爱阅读的报纸之一。”1996年秋,美国《科学》杂志专门撰文介绍《中国科学报》反对伪科学的情况,高度评价《中国科学报》在维护科学尊严、反对伪科学和封建迷信的斗争中所起到的作用。1997年12月22日,中国科学院批准对《中国科学报海外版》的属关系进行调整,由中科集团代管调整为隶属中国科学报社。《中国科学报海外版电子版》改为《中国科学报电子版》。1998年1月,《中国科学报》改版,由周三刊变为周四刊(后为周五刊),由原来每周12块版发展为每周28块版。1998年初,《中国科学报》与英国《自然》杂志建立合作关系。1998年4月,面向北京市民读者、引导市民科学生活的《科技新闻·生活周刊》推出,迅速成为北京报刊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1998年6月29日,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中国科学报》从1999年1月1日起更名为《科学时报》(日报,对开8~16版)。《科学时报》由中国科学院主办,由中国工程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办。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创办《网络报》,由中国科学报社和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联合主办。《网络报》首刊暨中国信息化建设论坛1998年7月6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1998年8月13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科坛文明天地》变更为《科学新闻》杂志,由双月刊变更为周刊(8开64版)。《科学新闻》杂志由中国科学报社和中科院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主办。1998年10月,第一届中共中国科学报社党委和纪委成立。1998年10月29日,中国科学院批准中国科学报社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新闻传播中心。更名后的中国科学院新闻传播中心仍是中科院的事业单位,归口管理中科院新闻媒体。

卵巢是女性的性腺,位于女性盆腔内,为成对的实质性器官,具有生殖和内分泌功能。卵巢是让女性保持青春活力的秘密武器。但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压力等让不少女性的卵巢出现早衰现象,甚至是疾病。 01 卵巢机能受这些因素影响 我们知道,卵巢功能的正常发挥,受大脑皮质、下丘脑和垂体影响。腺垂体分泌两种影响卵巢功能的激素,一种称促卵泡成熟激素,另一种称黄体生成激素,前者的主要作用是促进卵泡的发育成熟,后者的主要作用是促进排卵。下丘脑含有各种内分泌腺的释放因子,调节垂体促性腺激素的分泌。不过,卵巢功能的反馈作用,也对大脑皮质、下丘脑和垂体产生一定的影响。当机体的内外环境发生变化,使大脑皮质、下丘脑、垂体和卵巢间任何一个环节发生障碍,均可导致卵巢功能的紊乱。 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是指女性在40岁之前出现性腺功能的减退。表现为继发性闭经、不孕,常伴有夜间睡眠过程中出汗、失眠、记忆力减退等症状。国内报道发生率约为1%,国外发病率约为1%左右。 引起卵巢早衰的因素有很多,如染色体或基因缺陷、免疫功能紊乱、病毒感染、放疗或手术伤害等,还有将近50%的早衰原因不明。目前没有确切有效的方法来恢复卵巢功能。 02 干细胞技术可修复子宫内膜 干细胞技术是近年来新兴的治疗手段,因其组织修复、免疫调节、抗纤维化、促血管生成、促进伤口愈合及神经保护等功能,在生物医学界备受关注。尤其在卵巢早衰方面,干细胞显示出了不可估量的应用前景。 2018年1月,干细胞技术成功帮助了我国一名卵巢早衰女性诞生下健康宝宝。这个项目由中国科学院遗传和发育所与南京鼓楼医院合作,通过干细胞干预卵巢早衰,从而使不孕女性“重获”繁衍能力。同年,四川卫视也有相关报道,18名卵巢早衰患者参与了经四川省卫计委批准立项的“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卵巢早衰”临床试验,其中1名患者已于2017年7月诞下健康男婴。 根据《中国科学报》的报道,3年多来,已先后有13位重度宫腔粘连致不孕的患者通过南京鼓楼医院开展的干细胞临床研究项目(利用功能胶原支架材料复合干细胞进行瘢痕化子宫内膜的修复)中成功受孕并生产,共计诞生14位健康的“再生医学宝宝”(其中一位患者通过治疗后先后两次怀孕产子),另外还有6位患者已成功怀孕[1] 。 2020年1月,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批准了1项干细胞疗法对卵巢早衰的临床研究,累积共5个干细胞临床备案项目投入到卵巢早衰研究,研究的干细胞种类主要为间充质干细胞。干细胞为卵巢早衰患者带来了治愈的希望。 03 IVA技术促进卵巢重新排卵 对一些想做试管婴儿的女性来说,首要的任务是获取成熟、高质量的卵子,而有超过70%的卵巢早衰女性无法获取可用的卵子。IVA技术的建立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IVA就是指原始卵泡体外激活技术(in vitro activation of primordial follicles,IVA),是指体外应用信号通路激活剂瞬时处理卵巢组织以激活卵巢中原始卵泡的技术。通过唤醒其卵巢中残存的原始卵泡,令其重新生长发育并恢复卵巢功能。卵巢功能的恢复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卵泡重新发育重建生殖内分泌平衡,恢复月经周期,从而摆脱激素替代疗法及其潜在的致癌风险;另一方面,对于有生育需求的女性可以通过取卵加体外受精方式得到自己的后代。 IVA技术是目前国际上治疗卵巢早衰的先进技术。世界首例IVA婴儿2013年于日本诞生,中国首例IVA婴儿于2015年诞生,开创了国内IVA技术应用的新篇章。截止2018年,已完成临床实施46例IVA技术。18例患者可监测到优势卵泡,9位患者累计取出16枚卵子,体外受精获得8枚胚胎;2位患者自然受孕。46例FSH基本出现大幅改善与变化,其中36位患者月经自行来潮,4位口服少量药物月经来潮。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第Ⅱ代IVA技术在手术次数、操作时间上,都给到患者更好的就医体验,第Ⅱ代首例IVA婴儿已于2018年诞生。IVA技术提高女性FSH水平,延缓衰老进程,为卵巢功能不全(POI)、卵巢低反应、以及大龄女性的生育需求带来福音。 04 小结 尽管卵巢早衰的病因尚未完全明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调整生活习惯、调节情绪等手段来预防卵巢早衰。平时要注意保持心情愉快,学会放松自己。多喝水,保持营养均衡,保证每天都能有充足的睡眠。此外,我们还要定期体检,一旦发现问题一定要及时治疗。 卵巢健康对于女性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它是让女性保持青春活力、健康无忧的秘密武器。卵巢越健康,女性看起来越年轻,充满活力。卵巢保养,不容忽视。参考文献: [1] 中国科学报:中科院“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取得阶段性突破

科学网中国科学报

《科学时报》前身是创办于1959年1月的《科学报》,1989年更名为《中国科学报》,1999年起更名为《科学时报》,是中国最早的专业报纸之一。《科学时报》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办,出版周期为周6刊,每日8版,彩色印刷。科学时报社秉承“科学眼光看世界,世界眼光看科学”的办报宗旨,恪守“求真、求实、求精、求是”的办报原则,坚持“科学性、权威性、思想性”的办报特色,在中国科技界和教育界享有较高的声誉。“十一五”期间,科学时报社全面推进报社的改革和发展,向着“打造中国第一科学传媒”的目标奋勇前进,形成了以“两报”(《科学时报》、《网络报》)、“两刊”(《科学新闻》、《科学新生活》)、“两网”(主办科学网,同时承担中国科学院网站的编采工作)媒体产品为主体的格局,实现了报社各项工作的稳步发展。科学时报社对外交流合作始终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国际上除与《科学》、《自然》等杂志保持长期合作外,还与国际著名出版商爱思唯尔集团建立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密切了与英国大使馆、汤姆森路透集团等国际机构的合作。报社还不断支持员工出国进修培训,积极探索新的国际合作新模式。 ​

《中国科学报》是一份全国性的大型科技类主流媒体,创刊四十多年来,一直背靠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一千多名院士,密切联系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高层次专家学者,是依靠科学家与专家学者创办的高品位报纸。中国科学报社一直致力于打造中国第一科学传媒,同时还出版有《网络报》、《科学新闻》和《科学新生活》杂志,承办中国科学院网站。

中国科学报社成立于1959年1月,是中国科学院所属唯一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新闻媒体单位,具有主办报纸和期刊的特许出版权和发行权、记者和记者站的管理权、广告经营权和新闻类网站的主办权等 。目前,中国科学报社拥有两报(《中国科学报》、《网络报》),两网(科学网、中国科学院官网),两刊(《科学新闻》、《科学新生活》)等媒体,并根据事业发展需要组建了影视中心和“创新中国”论坛组委会。同时,中国科学报社在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记者站,在国内近百所著名高校建立了大学工作站。《中国科学报》是1959年1月1日由郭沫若倡导创办。1999年1月1日更名为《科学时报》,2011年8月恢复《中国科学报》报名。目前,《中国科学报》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办,一周六刊,每刊八版,彩色印刷,面向全国发行。科学网,改版上线于2007年1月18日,是以“构建全球华人科学社区”为目标,以网络社区为基础,致力于全方位服务华人科学与高等教育界,全球领先的中文科学类网站。目前,经过近5年的发展,科学网在全球网站中排名10000名以内,在中国网站中排名1000名以内,年均页面流量超过3亿次,实名注册用户60万,专家库规模30多万,在中文类科技网站中稳居第一。中国科学报社对外积极开展国际交流,通过与国际科技新闻界的频繁交往,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主流科技媒体合作。在国际上除与Science、Nature等最有名望的科学杂志保持了长期密切合作外,还与Elsevier、Thomson Reuters等著名出版商达成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与盖茨基金会、英国驻华大使馆等诸多国际机构、驻华使领馆建立了广泛合作。近年来,中国科学报社还通过不断支持员工出国进修培训等方式,积极探索新的国际交流模式。中国科学报社以“打造中国第一科学传媒”为目标,按照科学传播规律和全媒体发展要求,构建科学传播的全媒体平台,以做大做强科学网、架构错位发展的媒体形态为重点突破口,全面提升报社的发展水平,确立报社在中国传媒业中的应有地位。

中国科学报纸

《中国科学报》,前身为创办于1959年的《科学报》,后经停刊并于1979年复刊,1989年更名《中国科学报》,1999年更名《科学时报》,2012年恢复《中国科学报》。2013年10月后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共同主办。

1959~1966年1959年1月1日,《科学报》创刊(对开周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题写“科学报”报名。1959年初,《科学报》创刊后不久,即召开了首次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报通讯员大会。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杜润生代表院党组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科学报》创刊后的几年内曾反复停刊复刊。到1962年11月12日第二次复刊后去掉了“内部资料”的字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作为中国科学院喉舌的《科学报》也和全国许多报纸一样停办。1966年8月13日,编辑部在当日出版的《科学报》上发表《告读者》:本报自即日起,暂时停止出版。1979~1988年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被迫停刊了12年之久的《科学报》于1979年11月2日复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昌代表中科院党组,以《春风吹又生》为题撰写了《科学报》复刊词。1979年12月,《科学报》首次采取院内公开招聘,从应聘的30多人中经考试调入5人。到1980年底,形成了由14名专职编采人员组成的基本队伍。1981年1月,《科学报》在北京第一次召开记者会议。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胡克实代表院党组到会讲话,特别赞赏报社设兼职记者的做法。1982年8月,《科学报》在国内首家刊发本报记者高景泰和宋世绵独家采写的有关中年知识分子蒋筑英事迹的长篇通讯《献身祖国光学事业的忠诚战士》,在国内引起震动。此后引发各新闻媒体连续报道,引起中央领导关注并批示,蒋筑英成为新时期中年知识分子的一代楷模。1984年1月,《科学报》由复刊后的4开8版小报改回对开大报,每周一期。1984年5月,《科学报》在国内公开发行的前夕,编辑部在征得有关中科院分院的同意和支持下,决定在华东、中南、西北、东北地区设记者站。《科学报》1985年开始在国内公开发行,由北京邮局承担国内发行业务,当年征订份数近5万份。1986年4月,《科学报》围绕长江三峡工程开展讨论,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为推进我国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调动和发挥科学家在国家建设中的咨询、参谋作用产生了积极效果。1986年5月7日,中国科学院下达[科学报字0447号]文件,要求未建记者站的分院“应积极筹备,尽早建立记者站”。截至1987年底,《科学报》已在中科院各分院和京外直属研究所建立起记者站18个,拥有记者站专职记者23名、兼职记者40名、特约记者28名、通讯员近500名,形成了一支规模较大、有较好素质的通联队伍。1987年1月,《科学报》由周一刊改为周二刊。由主要在国内发行扩展为向国外发行(国外刊号为D995)。《科学报》紧紧依靠中国最大的科学群体——中国科学院这个强大后盾办报,特别强调科技报道的准确性、科学性和权威性。1987年,新华社记者李希光在北京对出席第三世界科学院大会的科学家的调查表明,80%的中国科学家认为在中国各家新闻媒介中,《科学报》的科技新闻报道最可信。1988年,科学报社创办国内首家科技新闻业务杂志《科技新闻通讯》,在长春编辑、出版、发行。1989年改由中国科学报社与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合办。1990年移回北京编辑发行,更名《科技新闻与写作》。1989~1998年1989年1月,经新闻出版署批准,《科学报》更名为《中国科学报》。1989年11月23日,报社激光照排筹备工作完成。1990年,《中国科学报》率先开展了科技体制改革探讨的专题讨论,在科技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引起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重视,并作了重要批示。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新华社都作了报道。经经贸部批准,1991年12月12日,中国科学报社在厦门举办海峡两岸科技合作项目洽谈会,国内各部委600余项科技合作项目参加洽谈,引资2200万美元。经新闻出版署批准,《中国科学报》从1993年1月起由周二刊改为周三刊。1993年初,《中国科学报》揭露李富斌剽窃论文事件引发的科界打假报道引起强烈反响。这一报道与随之开展的科学道德专题讨论被两院院士评为1993年十大科技新闻之一。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中国科学报·海外版》于1993年7月1开始正式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海外版汉字印刷,每月一期对开8版,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对外宣传领导小组主办。其主要读者对象为中国在国外的留学人员、访问学者、华裔科学家及华裔企业家,发行范围涵盖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仅在美国就有700多家大学图书馆有该报供读者阅览。1993年下半年,《中国科学报》率先开展“如何看待科技人员上山下海”的讨论。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报道这一讨论的进展情况,并选播讨论文章。如何看待成果鉴定,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评价体系,科学界对此看法不一致。从1993年11月12日起,《中国科学报》在一版开辟专栏开展关于“成果评审和鉴定”的讨论,首先发表了学部委员何祚庥的文章,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均予播发,新华社也发了通稿。1994年9月10日,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发文,向全国推荐订阅《中国科学报》。该文说“《中国科学报》是一份在我国科技界颇有影响的国内外公开发行报纸。它在宣传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报道国内外最新科技成果和动态、弘扬老科学家治学经验和奉献精神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深受广大科技和教育界读者的欢迎和喜爱”。1994年,《中国科学报》开辟了《维护科学尊严》专栏,先后对邱氏鼠药、水变油、伪气功等进行揭露,起到了较好的导向作用。这年9月,《中国科学报》登报征询读者意见,95%的回信读者对本报的科学性表示满意;82%的读者对本报的导向性表示满意;79%的读者对本报的权威性表示满意。1994年10月开始,为庆祝《中国科学报》创刊35周年,有近百名我国科技部门领导、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大学校长和有关新闻单位的领导题词祝贺和鼓励。1995年6月23日,本报评论员文章《义不容辞地维护科学尊严》(黄安文撰稿,李士修改)荣获1994年度中国新闻奖二等奖。1995年10月,《中国科学报》以《我国为何与诺贝尔奖无缘?》为题展开讨论,一些专家学者就此问题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引起社会广泛关注。1996年5月,《中国科学报》与美国《科学》杂志建立合作关系,在《中国科学报》开辟的《科学快讯》专栏中将这一世界著名科学杂志上的重要内容及时介绍给中国读者,受到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欢迎。1996年6月~9月,钱伟长等60余位大学校长向全国联名推荐《中国科学报》。推荐信说:“在我国科技界,有一份在国内颇具影响但尚未被高校师生普遍认识的代表我国科技教育界水平的科技大报——《中国科学报》,她是我们担任校长工作的同志们最喜爱阅读的报纸之一。”1996年秋,美国《科学》杂志专门撰文介绍《中国科学报》反对伪科学的情况,高度评价《中国科学报》在维护科学尊严、反对伪科学和封建迷信的斗争中所起到的作用。1997年12月22日,中国科学院批准对《中国科学报海外版》的属关系进行调整,由中科集团代管调整为隶属中国科学报社。《中国科学报海外版电子版》改为《中国科学报电子版》。1998年1月,《中国科学报》改版,由周三刊变为周四刊(后为周五刊),由原来每周12块版发展为每周28块版。1998年初,《中国科学报》与英国《自然》杂志建立合作关系。1998年4月,面向北京市民读者、引导市民科学生活的《科技新闻·生活周刊》推出,迅速成为北京报刊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1998年6月29日,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中国科学报》从1999年1月1日起更名为《科学时报》(日报,对开8~16版)。《科学时报》由中国科学院主办,由中国工程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办。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创办《网络报》,由中国科学报社和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联合主办。《网络报》首刊暨中国信息化建设论坛1998年7月6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1998年8月13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科坛文明天地》变更为《科学新闻》杂志,由双月刊变更为周刊(8开64版)。《科学新闻》杂志由中国科学报社和中科院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主办。1998年10月,第一届中共中国科学报社党委和纪委成立。1998年10月29日,中国科学院批准中国科学报社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新闻传播中心。更名后的中国科学院新闻传播中心仍是中科院的事业单位,归口管理中科院新闻媒体。

中国科技报,中国杂志爆科学杂志宝的区别是科学报纸叫科学,中国科学学报,还有其他的一些杂志类型的,他们的意义差不多,但是也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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