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副词研究 郭振 摘要:副词是一种半虚半实的词。它们能表示行为、动作或性质、状态的程度、范围、时间、可能性、否定作用等,有一定的词汇意义,能独立用作句中的次要成分,这是它近似实词的一方面;但是它不能单独地表示一种实物、一种实情或一种实事;同时有不能用作句子的主要成分:主语、谓语;也不能用作宾语、定语,这是她同其他各类虚词性质相近的一方面。 关 键 词: 来源 ;发展变化 ;语法特征 Abstract: The adverb is one kind of half empty half solid word. They can express the behavior, the movement or the nature, the condition degree, the scope, the time, the possibility, the denial function and so on, have certain glossary significance, can serve as in the sentence independently the accessory constituent, on the one hand this is it is approximate the full word; But it cannot alone express one material object, one kind of truth or one kind of real situation; Simultaneously has cannot serve as the sentence the principal constituent: Subject, predicate; Also cannot serve as the object, the attribute, on the one hand this is she with other each kind of function word nature close. Key words : Origin ; Development change ; Grammar characteristic 副词是一种半虚半实的词。它们能表示行为、动作或性质、状态的程度、范围、时间、可能性、否定作用等,有一定的词汇意义,能独立用作句中的次要成分,这是它近似实词的一方面;但是它不能单独地表示一种实物、一种实情或一种实事;同时又不能用作句子的主要成分:主语、谓语;也不能用作宾语、定语,这是它同其他各类虚词性质相近的一方面[1]。在这里我们把能修饰动词、形容词、名词性谓语,在句中作状语或补语的单音虚词或复合虚词的词叫做副词。副词一般只能用在动词、形容词或其它副词前作状语,一般不能和名词组合[2]。本文根据上述标准,从汉语中副词的来源、发展变化以及在现代汉语中的语法特征和一些特殊用法为切入点比较系统地对汉语副词进行了全面的论述。 一 副词的来源 关于副词的来源可以分为两大的部分: 一 实词虚化是单音副词的主要来源 1. 由实词本义直接引申虚化为副词。主要指由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等直接虚化为副词。 a. 名词→副词(箭头前面的是本义,后面的是引申义。 下同) 早:早晨→很早、尽早、早点儿 A明早,遣人觇之,已行矣。(古文观止-瘗旅文-王守仁) B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周书-召诰第十四) C 若不早图,后君噬齐(先秦诸子-儒-春秋三传-春秋左传-庄公元年~三十二年) D 知伯愎而好胜,早下之,则可行也。(先秦诸子-儒-春秋三传-春秋左传-哀公元年~二十七年) E 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先秦诸子-道-庄子-外物第二十六) “早”的本义只指“早晨”这一时段,如A,而例BCDE中的“早”并非指“早晨”这一时段, 而是“很早”或“较早”的意思。 首:头→首先、开始、第一 A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诗经-伯兮) B 初,吴王首反,并将楚兵,连齐、赵。 (汉书-荆燕吴传) C 余爱司空表圣《诗品》,而惜其祗标妙境,未写苦心;为若干首续之。(清·袁枚-续诗品) D 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文心雕龙卷十三·哀吊) E 微子开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纣之庶兄也。(史记-宋微子世家第八) “首”由“头”义引申虚化为副词,如A。人初生头先出,故可引申为“首先”、“开始”之义,如BCD。《方言》:“人之初生谓之首。”而E则是“第一”的意思。 b. 动词→副词 滋:增益→越发、更加 A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春秋三传-春秋左传-僖公元年~三十三年) B是以窦太后滋不说。(左传·隐公元年) C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孟子-告子章句下) D若能为旱,焚之滋甚。(春秋三传-春秋左传-僖公元年~三十三年) “滋”由“增益”的“加多”义如A引申虚化为“越发”、“更加”如BCD。 c . 形容词→副词 劣:弱、少→仅仅、刚刚 A薄劣东风,夭斜落絮,明朝重觅吹笙路。(元-张翥-踏莎行) B释鞍就穴直上,可百余仞,石路逶迤,劣通单步。(水经注-渭水) “劣”有“弱、少”义,如A,当它转化为副词以后,仍存有这一语义;但已经不是对事物的形容,而是对动作行为的限定,如B。 d. 数词→副词 A天子大说,赐南越大臣印绶,一用汉法。(汉书·终军传) B鲁哀公问舜于孔子,孔子不对。三问,不对。(荀子·哀公) C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中庸-第十三章) “一”在我国古代哲学中向来指事物的本源,事物的统一体,在A中虚化为“完全、全都”。 “三”在古汉语中表示“多次”,是约定俗成的用法。而C中的“四”也是多次的意思。 2. 由实词间接引申虚化而来 a. 实词由其本义先引申出新义,这个新义并不改变原词性,然后再引申虚化为副词。 本:草木的根→根基、根源→本来、原来 A是以广以平,则不丧本茎。(吕氏春秋·辩土) B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王国维-人间词话) C仆本寒乡士,出身蒙汉恩。(南北朝-鲍照-代东武吟) “本”是其本义,指草木的根。“本”并不是由“草木的根”直接引申虚化为副词的,而是 先引申为“根基、根源”义,由此再引申虚化为“本来、原来”义。 日:太阳→白天、一天→日益、日渐 A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明-张煜言-八月辞故里) B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王国维-人间词话) C故农战之民日寡,而游食者愈众。(商君书·君臣) 因为有“太阳”才能称得上“白天”,这是“日”由“太阳”义引申出“白天”义的重要因素;因为自然界的规律是日复一日,所以才有可能虚化为“日益、日渐”。例中的“日寡”和“愈众”对举为文,尤可看出“日”的“愈益”义。 总:捆束→聚合→全都 A婉兮娈兮,总角兮。(诗·齐风·甫田) B其水三泉奇发,西北流,总成一川。(水经注·汾水) C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东坡全集·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 “总角”,指把头发结扎成角状的髻;“总”是“捆束”的意思。“捆束”是把分散的东西聚拢在一起,故可以引申为“聚合”义,如例,分散的东西聚合在一起,自然成为一个整体;而这一整体又蕴含着原来分散的个体。这就给“总”引申虚化为副词的“全都”义提供了嬗变的条件。例中的“总相宜”,意为淡妆亦相宜,浓抹亦相宜,“总”统摄“淡妆、浓抹”。 b. 实词在由其本义引出新义时改变了词性, 然后再引申虚化为副词。 遽:驿车→疾速→立即、赶快 A吴、晋争长未成,边遽乃至,以越乱告。(国语·吴语) B夫子何为遽?国家得无有故乎?(晏子春秋·内篇谏上) C其邻之父言梧树之不善也,邻人遽伐之。(吕氏春秋·去宥) “遽”是古代传递紧急信息的快车。由“遽”的功能特性引发出形容词“疾速”义,再由“疾速”义引申虚化为副词“立即、赶快”义。 背:脊背→背对→暗中、背地里 A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周易·艮) B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国语·吴语) C当交颜而面从,至析离而背毁者,伪人也。(抱朴子·外篇·行品) “背”由“脊背”引申为“背对”,再引申虚化为“暗中、背地里”义,容易理解,不赘述。 c. 由实词假借而来 由实词假借为副词是副词的又一来源。“还”本义是“返回”,假借为“旋”,义为“迅疾、很快”;“阳”本义为“明亮”,假借为“佯”,义为“假装”等等。 二 从结构上看复合副词的构成[3] 除了单音副词外,在古汉语中还有为数不少的复合副词。复合副词早在先秦就已产生,汉代以后则大量出现。考察复合副词的结构,大抵有如下三种类型。 1 联合式 由两个同义或近义的副词连用构成。 A 使人往听之,犹尚越声也。(史记-张仪列传) 这类复合副词在组合时,其前后位置有的可以互换,“犹尚”也可作“尚犹”。《陈书·裴蕴传》:“我去尚犹未克,鼠窃安能济乎?” 2 后置式 由副词与助词相结合而构成。 A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文心雕龙卷二·征圣) B幽寺寻僧,逸兴岂知俄尔尽。(古代蒙学-声韵启蒙-卷下-二萧) C别卿已来,倏焉二载,吾所缀文,已成一集。(魏书·崔挺传) D比来朝廷或有事赐与,皆缘征发,须是优恩,若寻常则无此例。(旧唐书·裴度传) E正参参欲住,轻衫掠处,又特地,因风起。(王国维-水龙吟) 后置式复合副词的产生跟助词出现的早晚有关。助词“然”、“焉”、“尔”等出现较早,所以副词跟这些助词结合后形成的复合副词也出现得较早。助词“来”、“地”等较晚见,与其相关的复合副词也出现得较晚。 3 重叠式 由单音副词的重叠连用而构成。 A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古文观止-卷08:唐文) B珑珑金锁甲,稍稍城乌绝。(曹邺-成名后献恩门) C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贼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文选·司马迁:报任安书) D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史记-秦始皇本纪) E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庄子-胠箧第十) 由重叠方式构成的复合副词,大多表示对所述事实周遍性的强调,或者表示对动作行为频度的强调。副词能够重叠连用而构成复合副词的为数不多,大抵只是在表示时间、状态、范围、程度中的少数副词。 二 副词在近代汉语中的变化 近代汉语副词的发展变化是多方面的, 因此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描写分析这种发展变化。把近代汉语副词作为一个断代平面的系统来看,其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与上古、中古汉语相比,近代汉语中产生了大量的新的副词,而有些上古、中古汉语中的常用副词则已消失或走向衰落;与现代汉语比较,则又有不少副词已经衰亡或只保留在书面语中或某些方言中。有些副词,既不见于上古、中古汉语,现代汉语中也不再使用,而是只见于近代汉语,甚至近代汉语中的某一个时期。如“不方、重重、次第、大须、的毕、都来、端的、非分、干当、故故、恒常、火急、即渐、看、苦死、蓦、偶自、权时、塞、煞、甚生、相将、旋旋、一纳、只首、白干、大段、大故、大小、都自、多少、不成”等等。例如: 1‧慈母意,总恩怜,护惜都来一例看。 2‧只是如今这般人,已是大段好了。 3‧圣人虽说他不是,然亦不大故责他。 4‧老婆道:“嗔道恁恁久惯老成!原来也是个意中人儿,露水夫妻。” 5‧脚踏这一段了,又看第二段。如此逐旋捱去,捱得多后,却见头头道理都到。 6‧兵行雾中,直到夹寨下营,梁军兀自睡卧未起。 正是这些副词的广泛使用,使得近代汉语副词从整体上显示出一种明显的时代特色。 就近代汉语本身这一历史阶段来看,副词也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比较晚唐五代、宋代、元代、明代四个不同时期的副词,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变化,总是有些副词消亡或走向衰落,同时又不断地有新的副词产生。如《敦煌变文集》中的副词“都来(表强调语气)、不方、非分、非甚、火急、急手、镇、镇长”等,宋代以后就不大使用了。《朱子语类》中的“大段、大故、终始、将间、逐旋”等,元代以后又不大使用了。《金瓶梅词话》中的“要便、生死、只顾、只个、嗔道、干净、稳定”等,明代以后也不大使用了。不同时代新产生的副词如《敦煌变文集》中的“好生、甚生、当即、眼看、苦死、偏偏”等;《朱子语类》中的“大段、大故、怪、顶、重行、白、白地、平白”等;《新编五代史平话》中的“兀自、大举、正在”等;《金瓶梅词话》中的“老、绝、越发、只当、要便、趁早、苦死、左右、死活、管定、恒是、想必、好歹”等[4]。正是因为不同时代都有一些原有副词消亡和一些新的副词产生,所以在近代汉语的不同时期里,整个副词系统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别。当然,仅就四种文献中的副词所显示出来的差别看,不排除方言的影响,还有因文献的文体和内容的不同带来的副词使用方面的差异,但参考不同时期的其它有关文献,这种差别主要还是副词系统的历时发展演变的反映。 三 现代汉语中副词语法特征以及一些特殊的用法 关于现代汉语中副词的语法特征我把它分成以下三点: 1、副词都能做状语,大多数副词还可以充当句首修饰语。(这一点古今相同)比如: 也许她已经走到半路上。 难道这种产品还受欢迎吗? “已经”、“还”修饰句中位于,“也许”、“难道”是句首状语,修饰全句。少数副词可以充当补语。比如:坏透了 糊涂透顶 感慨万千 好得很 好极了。 2、副词是附着性的,大多数不能单用[5]。 比如问“味道怎么样?”只能回答说“好”或“很好”,不能说“很”。只有一部分副词,比如“不”、“别”、“没有”、“马上”、“也许”、“大概”、“一点儿”等可以单用,比如: 什么时候出发? 马上。 你去吗? 不,我不去。 3、有一部分副词能起关联作用。既可以独用,也可以合用。 a、独用:说了又说 打不赢就走 说清楚再走 不去也可以 这样更没有道理 b、合用:又白又胖 不偏不倚 越忙越乱 既聋又哑 也好也不好 非去不可 c、和连词配合使用:不但……还 只有……才 既然……就 除非……才 如果……就 即使……也 虽然……却 不论……都 同时在现代汉语中副词一般来说是不能修饰名词,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用法,不过被修饰的名词却有特殊之处,或者具有特定的语义基础,或者是功能发生了转化[6],例如: 真快,又星期天了。 我们要站在时代的最前沿。 小张长得很帅,就是太奶油了一些。 他真男人! 他真女人! 例中的名词义本身具有顺序义,是循环时间名词:星期一 ——星期二——……星期天——星期一,例中的名词“前沿”具有“量度”义,例中的名词都可以认为是性状化,因为它的性质可以引起人们的联想。奶油——缺乏阳刚气 男人——充满男子汉气概(例注意是“他”而非“她”)女人——做事办事很女性化。 参考文献 : [1]. 赖先钢《语言研究论稿》学林出版社 2005年2月 [2]. 郭锡良 《古代汉语讲义》 《电大教育》编辑部 [3]. 黄珊《古汉语副词的来源》1996 [4]. 杨荣祥《近代汉语副词简论》1994 [5]. 张斌 《新编现代汉语》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年7月 [6]. 黄伯荣 廖序东《现代汉语》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3年9月 致谢: 这篇论文历时半年终于定稿,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文会堂老师的精心指导。文老师从去年11月份选题开始,首先在我构思之初加以诱导、启发,帮助我确定写作方向;然后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为我提供参考书目,并对论文的初稿、二稿进行不厌其烦的修改,事无巨细,认真负责。在此,我深表感谢一 副词的来源 关于副词的来源可以分为两大的部分: 一 实词虚化是单音副词的主要来源 1. 由实词本义直接引申虚化为副词。主要指由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等直接虚化为副词。 a. 名词→副词(箭头前面的是本义,后面的是引申义。 下同) 早:早晨→很早、尽早、早点儿 A明早,遣人觇之,已行矣。(古文观止-瘗旅文-王守仁) B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周书-召诰第十四) C 若不早图,后君噬齐(先秦诸子-儒-春秋三传-春秋左传-庄公元年~三十二年) D 知伯愎而好胜,早下之,则可行也。(先秦诸子-儒-春秋三传-春秋左传-哀公元年~二十七年) E 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先秦诸子-道-庄子-外物第二十六) “早”的本义只指“早晨”这一时段,如A,而例BCDE中的“早”并非指“早晨”这一时段, 而是“很早”或“较早”的意思。 首:头→首先、开始、第一 A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诗经-伯兮) B 初,吴王首反,并将楚兵,连齐、赵。 (汉书-荆燕吴传) C 余爱司空表圣《诗品》,而惜其祗标妙境,未写苦心;为若干首续之。(清·袁枚-续诗品) D 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文心雕龙卷十三·哀吊) E 微子开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纣之庶兄也。(史记-宋微子世家第八) “首”由“头”义引申虚化为副词,如A。人初生头先出,故可引申为“首先”、“开始”之义,如BCD。《方言》:“人之初生谓之首。”而E则是“第一”的意思。 b. 动词→副词 滋:增益→越发、更加 A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春秋三传-春秋左传-僖公元年~三十三年) B是以窦太后滋不说。(左传·隐公元年) C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孟子-告子章句下) D若能为旱,焚之滋甚。(春秋三传-春秋左传-僖公元年~三十三年) “滋”由“增益”的“加多”义如A引申虚化为“越发”、“更加”如BCD。 c . 形容词→副词 劣:弱、少→仅仅、刚刚 A薄劣东风,夭斜落絮,明朝重觅吹笙路。(元-张翥-踏莎行) B释鞍就穴直上,可百余仞,石路逶迤,劣通单步。(水经注-渭水) “劣”有“弱、少”义,如A,当它转化为副词以后,仍存有这一语义;但已经不是对事物的形容,而是对动作行为的限定,如B。 d. 数词→副词 A天子大说,赐南越大臣印绶,一用汉法。(汉书·终军传) B鲁哀公问舜于孔子,孔子不对。三问,不对。(荀子·哀公) C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中庸-第十三章) “一”在我国古代哲学中向来指事物的本源,事物的统一体,在A中虚化为“完全、全都”。 “三”在古汉语中表示“多次”,是约定俗成的用法。而C中的“四”也是多次的意思。 2. 由实词间接引申虚化而来 a. 实词由其本义先引申出新义,这个新义并不改变原词性,然后再引申虚化为副词。 本:草木的根→根基、根源→本来、原来 A是以广以平,则不丧本茎。(吕氏春秋·辩土) B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王国维-人间词话) C仆本寒乡士,出身蒙汉恩。(南北朝-鲍照-代东武吟) “本”是其本义,指草木的根。“本”并不是由“草木的根”直接引申虚化为副词的,而是 先引申为“根基、根源”义,由此再引申虚化为“本来、原来”义。 日:太阳→白天、一天→日益、日渐 A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明-张煜言-八月辞故里) B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王国维-人间词话) C故农战之民日寡,而游食者愈众。(商君书·君臣) 因为有“太阳”才能称得上“白天”,这是“日”由“太阳”义引申出“白天”义的重要因素;因为自然界的规律是日复一日,所以才有可能虚化为“日益、日渐”。例中的“日寡”和“愈众”对举为文,尤可看出“日”的“愈益”义。 总:捆束→聚合→全都 A婉兮娈兮,总角兮。(诗·齐风·甫田) B其水三泉奇发,西北流,总成一川。(水经注·汾水) C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东坡全集·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 “总角”,指把头发结扎成角状的髻;“总”是“捆束”的意思。“捆束”是把分散的东西聚拢在一起,故可以引申为“聚合”义,如例,分散的东西聚合在一起,自然成为一个整体;而这一整体又蕴含着原来分散的个体。这就给“总”引申虚化为副词的“全都”义提供了嬗变的条件。例中的“总相宜”,意为淡妆亦相宜,浓抹亦相宜,“总”统摄“淡妆、浓抹”。 b. 实词在由其本义引出新义时改变了词性, 然后再引申虚化为副词。 遽:驿车→疾速→立即、赶快 A吴、晋争长未成,边遽乃至,以越乱告。(国语·吴语) B夫子何为遽?国家得无有故乎?(晏子春秋·内篇谏上) C其邻之父言梧树之不善也,邻人遽伐之。(吕氏春秋·去宥) “遽”是古代传递紧急信息的快车。由“遽”的功能特性引发出形容词“疾速”义,再由“疾速”义引申虚化为副词“立即、赶快”义。 背:脊背→背对→暗中、背地里 A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周易·艮) B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国语·吴语) C当交颜而面从,至析离而背毁者,伪人也。(抱朴子·外篇·行品) “背”由“脊背”引申为“背对”,再引申虚化为“暗中、背地里”义,容易理解,不赘述。 c. 由实词假借而来 由实词假借为副词是副词的又一来源。“还”本义是“返回”,假借为“旋”,义为“迅疾、很快”;“阳”本义为“明亮”,假借为“佯”,义为“假装”等等。 二 从结构上看复合副词的构成[3] 除了单音副词外,在古汉语中还有为数不少的复合副词。复合副词早在先秦就已产生,汉代以后则大量出现。考察复合副词的结构,大抵有如下三种类型。 1 联合式 由两个同义或近义的副词连用构成。 A 使人往听之,犹尚越声也。(史记-张仪列传) 这类复合副词在组合时,其前后位置有的可以互换,“犹尚”也可作“尚犹”。《陈书·裴蕴传》:“我去尚犹未克,鼠窃安能济乎?” 2 后置式 由副词与助词相结合而构成。 A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文心雕龙卷二·征圣) B幽寺寻僧,逸兴岂知俄尔尽。(古代蒙学-声韵启蒙-卷下-二萧) C别卿已来,倏焉二载,吾所缀文,已成一集。(魏书·崔挺传) D比来朝廷或有事赐与,皆缘征发,须是优恩,若寻常则无此例。(旧唐书·裴度传) E正参参欲住,轻衫掠处,又特地,因风起。(王国维-水龙吟) 后置式复合副词的产生跟助词出现的早晚有关。助词“然”、“焉”、“尔”等出现较早,所以副词跟这些助词结合后形成的复合副词也出现得较早。助词“来”、“地”等较晚见,与其相关的复合副词也出现得较晚。 3 重叠式 由单音副词的重叠连用而构成。 A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古文观止-卷08:唐文) B珑珑金锁甲,稍稍城乌绝。(曹邺-成名后献恩门) C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贼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文选·司马迁:报任安书) D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史记-秦始皇本纪) E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庄子-胠箧第十) 由重叠方式构成的复合副词,大多表示对所述事实周遍性的强调,或者表示对动作行为频度的强调。副词能够重叠连用而构成复合副词的为数不多,大抵只是在表示时间、状态、范围、程度中的少数副词。
汉语副词研究 郭振 摘要:副词是一种半虚半实的词。它们能表示行为、动作或性质、状态的程度、范围、时间、可能性、否定作用等,有一定的词汇意义,能独立用作句中的次要成分,这是它近似实词的一方面;但是它不能单独地表示一种实物、一种实情或一种实事;同时有不能用作句子的主要成分:主语、谓语;也不能用作宾语、定语,这是她同其他各类虚词性质相近的一方面。 关 键 词: 来源 ;发展变化 ;语法特征 Abstract: The adverb is one kind of half empty half solid word. They can express the behavior, the movement or the nature, the condition degree, the scope, the time, the possibility, the denial function and so on, have certain glossary significance, can serve as in the sentence independently the accessory constituent, on the one hand this is it is approximate the full word; But it cannot alone express one material object, one kind of truth or one kind of real situation; Simultaneously has cannot serve as the sentence the principal constituent: Subject, predicate; Also cannot serve as the object, the attribute, on the one hand this is she with other each kind of function word nature close. Key words : Origin ; Development change ; Grammar characteristic 副词是一种半虚半实的词。它们能表示行为、动作或性质、状态的程度、范围、时间、可能性、否定作用等,有一定的词汇意义,能独立用作句中的次要成分,这是它近似实词的一方面;但是它不能单独地表示一种实物、一种实情或一种实事;同时又不能用作句子的主要成分:主语、谓语;也不能用作宾语、定语,这是它同其他各类虚词性质相近的一方面[1]。在这里我们把能修饰动词、形容词、名词性谓语,在句中作状语或补语的单音虚词或复合虚词的词叫做副词。副词一般只能用在动词、形容词或其它副词前作状语,一般不能和名词组合[2]。本文根据上述标准,从汉语中副词的来源、发展变化以及在现代汉语中的语法特征和一些特殊用法为切入点比较系统地对汉语副词进行了全面的论述。 一 副词的来源 关于副词的来源可以分为两大的部分: 一 实词虚化是单音副词的主要来源 1. 由实词本义直接引申虚化为副词。主要指由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等直接虚化为副词。 a. 名词→副词(箭头前面的是本义,后面的是引申义。 下同) 早:早晨→很早、尽早、早点儿 A明早,遣人觇之,已行矣。(古文观止-瘗旅文-王守仁) B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周书-召诰第十四) C 若不早图,后君噬齐(先秦诸子-儒-春秋三传-春秋左传-庄公元年~三十二年) D 知伯愎而好胜,早下之,则可行也。(先秦诸子-儒-春秋三传-春秋左传-哀公元年~二十七年) E 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先秦诸子-道-庄子-外物第二十六) “早”的本义只指“早晨”这一时段,如A,而例BCDE中的“早”并非指“早晨”这一时段, 而是“很早”或“较早”的意思。 首:头→首先、开始、第一 A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诗经-伯兮) B 初,吴王首反,并将楚兵,连齐、赵。 (汉书-荆燕吴传) C 余爱司空表圣《诗品》,而惜其祗标妙境,未写苦心;为若干首续之。(清·袁枚-续诗品) D 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文心雕龙卷十三·哀吊) E 微子开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纣之庶兄也。(史记-宋微子世家第八) “首”由“头”义引申虚化为副词,如A。人初生头先出,故可引申为“首先”、“开始”之义,如BCD。《方言》:“人之初生谓之首。”而E则是“第一”的意思。 b. 动词→副词 滋:增益→越发、更加 A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春秋三传-春秋左传-僖公元年~三十三年) B是以窦太后滋不说。(左传·隐公元年) C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孟子-告子章句下) D若能为旱,焚之滋甚。(春秋三传-春秋左传-僖公元年~三十三年) “滋”由“增益”的“加多”义如A引申虚化为“越发”、“更加”如BCD。 c . 形容词→副词 劣:弱、少→仅仅、刚刚 A薄劣东风,夭斜落絮,明朝重觅吹笙路。(元-张翥-踏莎行) B释鞍就穴直上,可百余仞,石路逶迤,劣通单步。(水经注-渭水) “劣”有“弱、少”义,如A,当它转化为副词以后,仍存有这一语义;但已经不是对事物的形容,而是对动作行为的限定,如B。 d. 数词→副词 A天子大说,赐南越大臣印绶,一用汉法。(汉书·终军传) B鲁哀公问舜于孔子,孔子不对。三问,不对。(荀子·哀公) C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中庸-第十三章) “一”在我国古代哲学中向来指事物的本源,事物的统一体,在A中虚化为“完
《文心雕龙》研究中,有些结论尚可以做进一步斟酌。比如,全书的文体论20篇与后半部谈文理共性问题的25篇,究竟在刘勰看来何者更加重要?《文心雕龙》的基本文学思想是宗经,还是“执正”加“驭奇”?《文心雕龙》宗经文学思想有什么新的特点?这些问题关涉如何认识和评价刘勰及《文心雕龙》之大者、要者。本文就此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论文叙笔”与“剖情析采”何者更加重要
有人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也有人认为它是一部写作指导书,当然双方都承认文学理论与写作指导互相有联系,所以这两种看法不属于根本不同。问题是,主张《文心雕龙》是写作指导书的学者认为,刘勰撰写《文心雕龙》原本似乎是将全书的内容区别为重要的和相对不重要的两部分,重要的部分是最前面5篇和紧接着的文体论20篇,相对不重要的部分则是后面谈论文理共性等内容的25篇,以此为理由,认为刘勰撰写《文心雕龙》确实是以具体帮助和指导人们写好当时通用的各类文体为目的,因而是一部写作指导书。这种理解的根据是以为刘勰在《序志》篇中将前面25篇归为“纲领”,将后面25篇归为“毛目”,据称,“纲领”、“毛目”两个词语的含义已经实际表示作者对所指的两部分内容做出了重要的和相对不重要的区判。固然,刘勰自己称《文心雕龙》前5篇为“文之枢纽”,可见在刘勰意识里这5篇在全书中最为重要,这一点没有疑问。然而《文心雕龙》的文体论20篇是否比后面论文理共性等内容的25篇作品更加重要,“纲领”、“毛目”二词在文中所指能否为这样的理解提供支持,这还是存有疑问的。
且看刘勰《文心雕龙·序志》原文: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①
这一段介绍《文心雕龙》的篇目和内容。古人往往将序置于书的最后且列全书篇目于其中,由于骈文须求字句整齐,无法如散文那般将目录完全地列出来,便更多采取概括或举例的方式予以说明,而且会对篇目的文字重新组织,以形成骈体句式。刘勰称《文心雕龙》前25篇为“上篇”,后25篇为“下篇”,可能《文心雕龙》原来结构就是如此,《隋书·经籍志》载“《文心雕龙》十卷”,卷数或许是后人所分。②刘勰介绍上篇由“文之枢纽”和“论文叙笔”组成,枢纽部分肯定写作“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论文叙笔”部分(即文体论)则介绍每篇统一的写作程式,所谓“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这些介绍重点突出,简洁明确,所以称“纲领明矣”,其中“纲领”一词是指刘勰对“上篇”各文特点所作的上述概括。刘勰将下篇论述的内容统称之为“剖情析采”,③介绍时分别列举了《神思》《体性》《风骨》《定势》《附会》《通变》《声律》《练字》《时序》《才略》《知音》《程器》《序志》等13篇,对其他12篇没有具体提及。他所以这么介绍《文心雕龙》下篇,是因为这部分涉及的内容很多,各篇内容差别甚大,写法上也难求统一的格式,这样就导致此处的介绍只能限于罗列一部分具体篇目,没法概括,显得繁杂而零散,所以称“毛目显矣”,其中“毛目”一词是指刘勰列举的(甚至还包括未列举的)《文心雕龙》后半部各篇。所以,将刘勰“上篇以上,纲领明矣”和“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两句话译成现代汉语,意思就是:《文心雕龙》“前面25篇,其要义特点由此可知”,“后面二十五篇,其具体篇目也得以清楚”。显然,“纲领”并不等同于形容“上篇”重要,“毛目”也并不等同于形容“下篇”相对不重要。严格地说,这里的“纲领”和“毛目”只是在语词形式上构成一种对举关系,它们之间实质性的“纲目”关系其实并不存在。因为刘勰用“纲领”指他集中加以概括的《文心雕龙》枢纽部分的主要观点,以及文体论部分的主要写作程式,都是他从这些作品中归纳出来的一些要点,不是指《文心雕龙》前面25篇作品本身,而“毛目”则是指《文心雕龙》后半部25篇作品,甚至具体指向这些作品的篇目,两者指向的对象互相构不成统属关系。这与指向对象存在密切的从属关系,因而用“纲领”与“毛目”对举以显示和突出两者具有主次、轻重之别,并不一样。
《文心雕龙》其他篇提到“纲领”“纲要”(两词意思相同)的例子,也同样有助于对上面问题的说明。《明诗》:“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雅润为本;五言流调,清丽居宗。”《议对》:“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深隠为奇,此纲领之大要也。”此两处“纲领”都是指刘勰在文中概括得出的要点和结论,而不是指其所讨论的诗歌和议体文本身的重要性。《诸子》:“然洽闻之士,宜撮纲要。”此“纲要”指诸子之书的主要方面。这些与《序志》使用的“纲领”一词表达的意思相一致。《熔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纲领”与“芜秽”对举,这同《序志》“纲领”与“毛目”对举情形相似,都是指精要与繁杂,惟“毛目”是中性词,不含“芜秽”的贬义指向。像《文心雕龙》的《序志》《明诗》《议对》《诸子》《熔裁》“纲领”、“纲要”的这种用法,前人也有。如《春秋谷梁传注疏》(僖公二年):“达心则其言略。”晋人范宁《集解》:“明达之人,言则举纲领要。”④“略”、“举纲领要”是指说话概括性强,突出要义,并非指该人说的话本身重要。
总之,从《序志》“纲领”、“毛目”的用语实难推导出刘勰认为《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比谈文理共性等内容的部分相对重要的结论。刘勰肯定《文心雕龙》前五篇是全书最重要的部分,如前面所述这是因为他自己称它们为“文之枢纽”,而不是因为它们被称为“纲领”。刘勰用心血写出《文心雕龙》,他自己对此书异常珍视,认为全书都关乎“文用”,将它视为载心、寄心的一部传世之作(《序志》),除了不得不突出前五篇论述根本的写作观念和原则的“文之枢纽”外,刘勰对其他45篇作品再依其重要性区分甲乙。以为《文心雕龙》后半部25篇论述的是相对不重要的问题,对于指导写作的重要性比诸文体论相对要低,度之以情理,这种可能性应当不大。
现在再来清理《文心雕龙》“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剖情析采”三部分的关系就简便容易了。“文之枢纽”表述的是刘勰基本的文学思想,在全书中最为根本,因而也最为重要,它决定“论文叙笔”和“剖情析采”两部分的观点和判断。“论文叙笔”是文体论,主要关乎文学知识。“剖情析采”论述写作中“情、采”相融而形成作品,以及对作品的认识,主要关乎文学创作的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可以合称为文学理论。文学知识和文学理论两者的重要性在刘勰的文学意识中难分轩轾。《文心雕龙》因包含根本的文学思想、广泛的文学知识和丰富的文学理论而成为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在文学批评史上,批评家只要偏擅其中一个方面就足以使自己成为领域中的佼佼者;刘勰集合三长于一身,是一个全面、成熟的文学批评家。
二、是宗经,还是“执正”加“驭奇”
《文心雕龙》前五篇“文之枢纽”,研究者一般将它们分成两组:《原道》《征圣》《宗经》为一组,肯定以儒家经典“正”为指导;《正纬》《辨骚》为另一组,肯定以纬书、《楚辞》(主要是《楚辞》)“奇”为辅助,认为这是刘勰“执正驭奇”的基本文学思想。照这种理解,两组文章互相之间构成了基本并列的结构关系,“执正驭奇”的意思其实是“执正”加“驭奇”。
从“文之枢纽”5篇文章看,它们确实论述了以上归纳所涉的一些重要内容,以及刘勰对写作的总体要求和认识。不过,刘勰写“文之枢纽”5篇文章原本是不是要使它们形成这种两组基本并列的结构,“执正”与“驭奇”是不是一种基本并列的关系,这些还可以商榷。
使我产生疑问的原因是,刘勰在《原道》《征圣》《宗经》指出文以道为本源,圣人以文明道,圣人作品成为不刊之经典,这些都是从正面肯定儒家经典的'特点为“正”,为一切文章的典范。如果《正纬》《辨骚》两文重点确实是论述“奇”之于文学的意义,在结构上与前三篇文章基本并列,构成相辅相成,赞“奇”辅“正”的关系,则它应当像前三篇文章论述“正”那样,对纬书、《楚辞》的“奇”加以独立论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刘勰在这两篇文章中具体分析纬书、《楚辞》哪些符合经典,哪些不符合经典,在做如此辨析后,才提出纬书“事丰奇伟”、《楚辞》“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才绝艳”,“奇”的特点对于文学发展形成积极和有利的影响,故可以而且需要加以酌取。显然,刘勰在这么讨论问题时,“奇”并不是《正纬》《辨骚》两文予以单独阐述的文学概念,而只是他站在宗经的立场上评衡纬、骚而顺便为之做出的一点辩护。这与《原道》《征圣》《宗经》着重论述“正”以及“正”之于文学写作的指导意义并不相同。
而且,前三篇文章的题目都是使用肯定性动词“原”(溯源、源本)、“征”(征信、引征)、“宗”(宗尚、取法),后面两篇则使用带有强弱不等的批评意图的动词“正”(判断、纠正)、“辨”(判别、分析),这显然也不符合一组基本为并列结构的文章所应有的特征。人们用刘勰在《序志》介绍“文之枢纽”的话来为自己的理解做辩护。确实,《序志》介绍5篇文章所使用的动词与文章题目的遣词有所不同,有的词异义同,有的词异义也似乎不同。《序志》说:“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而《文心雕龙》前五篇的题目则是《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两相对照,“本”与“原”、“师”与“征”、“体”与“宗”,含义相近,一目了然,可以不表。而“酌”与“正”、“变”与“辨”文字表面的意思似乎相差明显,特别是“酌乎纬”与“正纬”,似乎一则强调酌取,一则强调纠正,适成相反。其实,酌字不仅有酌取义,还有斟酌、衡量、考量义,《文心雕龙·神思》:“酌理以富才。”《熔裁》:“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酌理”、“酌事”谓斟酌或商略道理和事情。刘勰“酌乎纬”所取当是后一种意思,就是指斟酌、考量、评衡纬书,与“正纬”意思相近。至于“变乎骚”和“辨骚”,变、辨两字本来就相通,如《商君书·禁使》:“夫物至则目不得不见,言薄则耳不得不闻,故物至则变,言至则论。”⑤蒋礼鸿解释:“变辨字通。”⑥所以“变乎骚”与“辨骚”的意思也相同。这说明《序志》对“文之枢纽”5篇文章的介绍与它们的题目含义是互相一致的,人们不能用自己对《序志》有关表述不够准确的理解来说明“正纬”、“辨骚”就是肯定酌取纬书和《楚辞》新变的“奇”,为“文之枢纽”两组文章基本并列结构之说做辩护。
从“文之枢纽”5篇文章看,前三篇确立批评标准,后两篇则运用其确立的标准对纬书、《楚辞》分辨正误,进行择汰,如前所述,这5篇文章题目使用的动词也说明了这一点。刘勰在后面两文提出具体批评时,又从其批评对象中择取一部分符合“正”的要求的文学新质“奇”予以吸收,将其确立为次级的文学要素,以配合和补充前面三篇所提出的主要标准。显然,前面三篇是主体,后面两篇是附庸;前面三篇肯定“正”,后面两篇用“正”鉴别“奇”,并对鉴别得出的正值的“奇”积极吸收;前面三篇是本义,从正面论证,后面两篇是衬托本义,从旁侧佐证。所以,5篇文章虽然分成两组,主旨却一脉贯穿,都可以归入原道、征圣、宗经体系中,而将纬书、《楚辞》具有正值的“奇”纳入其中。此体系以《宗经》篇为核心,它既集中了《原道》《征圣》论述的精粹,又成为《正纬》《辨骚》的立论依据。所以,两组文章并不存在基本的平列结构,它们是一体化的关系。这也就是说,刘勰根本的文学思想是“宗经”,而不是“执正”加“驭奇”。
刘勰以儒家经典为标准,把纬书、《楚辞》的“奇”分为两类,一类乖伪、荒诞、诡异,需要裁汰;一类事伟、辞富、华美,可以吸收。这也就是他所说“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辨骚》),或者如他所总结“执正以驭奇”(《定势》)。依我理解,“执正以驭奇”的意思就是以正驭奇,以正用奇,它实际上是刘勰对宗经文学思想的具体说明。驭奇包括裁汰负值义之奇和吸取正值义之奇两个方面,而这正是刘勰《正纬》《辨骚》两篇使用“正、辨”二词的用心所在,人们一般只将驭奇解释为吸收正值之奇,不谈裁汰负值之奇,这样理解不仅不够完整,而且也容易导致对“文之枢纽”两组文章的关系发生偏误性解读,将“执正”与“驭奇”看作基本并列的关系,而忽略了刘勰表达的文学思想实质是宗经,也就是“执正”。
那么,又如何看待刘勰将《正纬》《辨骚》列为“文之枢纽”呢?《正纬》如此安排容易理解,因为纬书本来就被认为是配合经书而作,故置于《宗经》后辨其真伪,是一个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刘勰列《辨骚》为“文之枢纽”而不列为文体论,则是因为人们已经普遍将《楚辞》与《诗经》两者皆看作诗歌创作的重要源头。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原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⑦檀道鸾《续晋阳秋》:“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⑧钟嵘《诗品》则分别以源出于《诗经》和源出于《楚辞》来寻索诗人作诗所受到的最重要影响。《楚辞》作品这种特殊性是其他任何文体所没有的,其他文体皆无法与它相比拟。刘勰将《楚辞》列在“文之枢纽”,正反映出《楚辞》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若把《辨骚》归入文体论,《楚辞》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就大为削弱,不符合大家对《楚辞》形成的共识。然而刘勰又对当时并视《诗经》《楚辞》为诗歌源头的看法做了一定调整,通过以经辨骚,说明经与骚的重要性并不对等,两者对文学产生的影响,无论是作用还是意义,也各不相同。刘勰沿袭前人看法,认为《楚辞》学《诗经》而取得成就,如《通变》说:“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比兴》说:“三闾忠烈,依《诗》制《骚》。”总之,在《诗经》与《楚辞》的关系方面,刘勰确立经源骚流、经正骚奇、经高骚低的序次,提出“执正以驭奇”或者说以正驭奇、以正用奇的思想,其根本也是突出宗经的重要性。
将《文心雕龙》“文之枢纽”5篇文章理解为两组基本并列的结构,这是后来才形成的看法,在《文心雕龙》较早期的研究者中,情况还并非如此。范文澜解释《辨骚》篇的旨趣,说:“案彦和以辨名篇,辨者,辨其与经义之同异,计同于风雅者四事,异乎经典者亦四事,同异既明,取舍有主。”⑨所言甚是,惟其以《辨骚》为《文心雕龙》文体论第一篇,不符合刘勰自己对“文之枢纽”的安排和说明。刘永济也说:“舍人自序,此五篇为文之枢纽。五篇之中,前三篇揭示论文要旨,于义属正。后二篇抉择真伪同异,于义属负。负者箴砭时俗,是曰破他。正者建立自说,是曰立己。而五篇义脉,仍相流贯。盖《正纬》者,恐其诬圣而乱经也。诬圣,则圣有不可征;乱经,则经有不可宗。二者足以伤道,故必明正其真伪,即所以翼圣而尊经也。《辨骚》者,骚辞接轨风雅,追迹经典,则亦师圣宗经之文也。然而后世浮诡之作,常讬依之矣。浮诡足以违道,故必严辨其同异;同异辨,则屈赋之长与后世文家之短,不难自明。然则此篇之作,实有正本清源之功。其于翼圣尊经之旨,仍成一贯。而与《明诗》以下各篇,立意迥别。”⑩虽然刘勰撰《辨骚》篇既辨屈原所作楚辞与儒家经典之异同,也辨屈原所作与其追随者所作之高下优劣,又以前者为主,不尽如刘永济所言辨异同以显“屈赋之长与后世文家之短”,除此之外,他以上的分析很有道理。特别是刘永济指出刘勰写《正纬》《辨骚》两篇皆是为了“翼圣而尊经”,与后来人们所持前面五篇文章为两组基本并列的结构之说不同,相比之下,这种说法更加符合刘勰《文心雕龙》实际。
总之,刘勰撰《正纬》、《辨骚》主要是依经立义。他以经评纬书,批评纬书内容不正,又以经(特别是风雅)辨骚,指出其与经典的异同,都是如此。《定势》说:“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这种以“典雅”、“艳逸”分别概括经、骚两种不同的写作传统及其风格特点,其背后也是以经为区分的标准。当然刘勰《正纬》《辨骚》两文经过一番辨析和判断之后,笔锋陡然一转,从汲取的角度积极肯定纬书、《离骚》(特别是《离骚》)具有正值义的“奇”,用以充实宗经的文学思想,这一意义也相当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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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堂整理二十个好写的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1、以《墨子》为例分析古代汉语中的"所"字结构2、《马氏文通》中韵律影响句法现象研究3、"道"的文化阐释4、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的类型及规律--以《论语》为例5、关于古代汉语绪论的几个问题6、主观化与古代汉语"N所V"结构的双重身份7、从拉丁语到古汉语--汉译《几何原本》卷一"界说"的翻译分析8、诗语、框架与海外经验--张斯桂《使东诗录》浅论9、评王力《古代汉语》常用词的编排10、当代文学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11、《世说新语》中程度补语的句法和词性研究12、浅析第三人称代词在汉魏以来的发展13、成语、俗语--学习文言文的新途径14、浅析《马氏文通》对"先置"现象的研究15、浅谈汉语言文学的全球化发展16、如何培养我校学生阅读古诗文的兴趣17、古代汉语"远+N"和"N+远"构式的语义与句法历时对比研究18、《论语》同义词辨析19、古诗文吟诵的历史传统与规则要领20、古代汉语字间关系考察--以"薄"与"迫""箔""簿"三字关系为例
中国古代文学部分1、论关汉卿的喜剧创作 2、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 3、论《倩女离魂》的艺术特点4、《高祖还乡》的讽刺艺术 5、《水浒传》的忠义观 6、《三四演义》的战争描写7、猪八戒形象分析 8、“三言”中的商人形象描写 9、公安派的小品文创作10、《金梅瓶》的家庭生活描写 11、清初历史剧兴盛原因初探 12、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模式13、《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14、大观园的文化意义 15、《红楼梦》的梦幼描写及其意义16、《西厢记》的继承与创新 17、《琵琶记》悲剧意蕴分析 18、元代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创作19、元代散曲的情感倾向 20、宋江形象分析 21、《牡丹亭》的浪漫主义特色22、论西门庆形象的文化警示意义 23、“三言”“二拍”中的风尘女性24、李贺“童心说”的文学价值25、论《西游记》的谐趣 26、《长生殿》的爱情观27、狐鬼花妖尽世情 28、《儒林外史》的批判意识 29、论贾宝玉的人生悲剧30、论林黛玉 31、论桐城义法 32、宫体诗的女性描写33、论《文选》对诗的分类 34、王维诗中的禅趣 35、陈子昂的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36、盛唐时期绝句的特色 37、柳宗元的山水游记 38、论杜甫安史之乱时期的诗歌创作39、李商隐诗歌的朦胧美 40、试论西昆体的艺术风格 41、欧阳修记体文的创作特色42、苏轼黄川诗试论 43、论陆游的爱国诗 44、李清照词的艺术个性45、论辛弃疾的以文为词 46、论《子夜歌》 47、《世说新语》的语言风格48、岑参边塞诗初探 49、论李白的梦诗 50、论白居易的感伤诗51、韩孟诗派的艺术追求 52、论中唐传奇的创作特色 53、晚唐苦吟派诗人的创作心态54、柳永词的语言特点 55、苏轼对词境的开拓 56、贺铸词的艺术个性57、论诚斋体 58、宋末逸民诗初探 59、王安石散文的写作风格60、中国古代洪水神话考论 61、《诗经》燕飨诗的场面描写 62、《离骚》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63、《战国策》中策士言辞的抒情化特征 64、《庄子》中的畸人描写及其思想蕴涵65、贾谊政论文的策士风范 66、论蔡邕的碑体文 67、论《史记》中下层人特的描写68、汉乐府民歌的讽谕特征 69、曹植诗风的衍变 70、司马相如赋的现实政治企向71、潘岳哀诔文的创作特色 72、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风格 73、论《诗经》中的婚恋诗74、《左传》中行人引诗分析 75、《孟子》文章的论辩技巧 76、《庄子》寓言的场景描写77、宋玉赋试论 78、梁园文人群体的辞赋创作 79、汉武帝时期赋家考论80、左思咏史诗的咏怀特质 81、花间词的艺术成就82、谢灵运山水诗的摹象特点 83、阮籍咏怀诗的抒情特征 84、《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思考85、邺下文人的游宴活动与游宴诗创作 86、张飞、李逵形象塑造比较87、《史记》人物合传的结构安排88、《红楼梦》中的丫环群体 89、魏晋散文的骈俪化倾向90、归有光的散文创作 91、论明清小说题材的迁变 92、《文心雕龙》对创作构思的分析93、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分析 94、道家虚静说对古代诗歌创作诗的影响95、《桃花扇》的结构艺术 96、论晚唐的怀古咏史诗 97、江西诗派宗杜论98、论《史记》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 99、宋代豪放词的艺术风格中国现当代文学部分1、鸳鸯蝴蝶派再认识 2、张恨水社会言情小说论略 3、论《春明外史》的“野史”特点4、论《金粉世家》中冷清秋形象 5、论《啼笑因缘》中樊家树形象6、《啼笑因缘》与《秋海棠》比较研究 7、论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 8、还珠楼主武侠小说论9、王度庐“鹤一铁”系列武侠小说 10、金庸武侠小说简评 11、回顾与瞻望:新派武侠小说的过去和未来 12、试析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系列13、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 14、鲁迅小说的忏悔意识 15、鲁迅小说的女性世界16、《伤逝》再解读 17、《孔乙己》的叙事艺术 18、鲁迅小说中的童年叙事19、鲁迅小说的诗化特征 20、鲁迅与老舍国民性批判比较21、老舍小说的京味特征22、老舍小说的语言艺术 23、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 24、沈从文小说的抒情化倾向25、论沈从文创作中的人性内涵 26、萧红小说创作的抒情色彩27、萧红《呼兰河传》的诗化特征 28、郁达夫小说艺术论 29、废名小说的审美特征30、废名小说艺术论 31、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32、张爱玲小说中电影表现的运用33、郁达夫小说中的孤独者形象34、审美化的人生—张爱玲散文论 35、冯至诗歌中的现代意识36、论艾青诗歌中的忧郁 37、《围城》新论 38、孤独与梦想—重读《边城》39、郭沫若诗中的抒情主人公 40、《女神》浪漫主义风格论 41、胡适与中国现代新诗42、周作人散文艺术论 43、朱自清散文艺术论 44、冰心“小诗”简论45、徐志摩散文艺术论 46、徐志摩诗歌中的意境 47、戴望舒与中国现代诗派48、卞之琳诗歌“非个人化”倾向论 49、穆旦诗歌中的“自我”50、曹禺戏剧的诗意特征 51、茅盾小说中的“现代女性” 52、《腐蚀》的心理分析艺术53、巴金《寒夜》新论 54、郭小川诗歌论 55、贺敬之诗歌论56、李瑛诗歌论 57、论闻捷的爱情诗 58、论李季的诗歌59、公刘诗歌论 60、艾青新时期诗歌论 61、论艾青国际题材的诗歌62、论艾青的创作道路 63、论舒婷的诗歌 64、顾城诗歌论65、论“朦胧诗”的艺术特征 66、论“朦胧诗”的艺术特征 67、“第三代”诗人论68、论“朦胧诗”与“第三代”的区别 69、论赵树理的《三里湾》70、论赵树理建国后的小说创作71、论柳青的小说创作 72、论柳青的《创业史》73、《创业史》艺术论 74、论建国后战争题材的小说 75、茹志鹃的小说创作论76、论吴强的《红日》 77、论《保卫延安》的思想与艺术 78、论王蒙的小说79、论王蒙的《活动变人形》 80、蒋子龙小说创作论 81、高晓声小说创作论82、张洁小说创作论 83、论新时期军事题材的小说 84、贾平凹小说论85、张炜小说论 86、论莫言的《红高梁》系列小说87、论杨朔的散文艺术 88、论刘白羽的散文艺术 89、论秦牧的散文艺术90、论新时期的文化散文 91、论余秋雨的散文艺术 92、论新时期的女性散文93、《茶馆》艺术论参考资料
《红楼梦》的爱情悲剧我感觉这个比较好写,而且材料也多。不管多少字的论文都可以搞定。想当初,我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就差点选这个,不过后来换成了当代文学方向,所以拿了个高分;但如果你的要求只是过关,那这个选题比较好。
天天通融通融同仁堂他他他仍然仍然仍然让他人仍然突然让他让他突然突然仍然突然让他仍然推塔
学术堂整理二十个好写的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1、以《墨子》为例分析古代汉语中的"所"字结构2、《马氏文通》中韵律影响句法现象研究3、"道"的文化阐释4、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的类型及规律--以《论语》为例5、关于古代汉语绪论的几个问题6、主观化与古代汉语"N所V"结构的双重身份7、从拉丁语到古汉语--汉译《几何原本》卷一"界说"的翻译分析8、诗语、框架与海外经验--张斯桂《使东诗录》浅论9、评王力《古代汉语》常用词的编排10、当代文学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11、《世说新语》中程度补语的句法和词性研究12、浅析第三人称代词在汉魏以来的发展13、成语、俗语--学习文言文的新途径14、浅析《马氏文通》对"先置"现象的研究15、浅谈汉语言文学的全球化发展16、如何培养我校学生阅读古诗文的兴趣17、古代汉语"远+N"和"N+远"构式的语义与句法历时对比研究18、《论语》同义词辨析19、古诗文吟诵的历史传统与规则要领20、古代汉语字间关系考察--以"薄"与"迫""箔""簿"三字关系为例
李清照词的意象分析 一、李清照词中花之意象 在李清照现存的四十多首词中,颇多自然意象,竟有三十五首词写到花,花这频频出现的意象,在她词的意象系统里占据了最主要的地位。如海棠、梅、菊、桂、荷、银杏、芭蕉、丁香、梨等等,花之意象几乎篇篇出现。其中写梅十三次,荷花四次,菊三次,桂花二次,海棠二次,梨花二次等,几乎全是在人们意识里风韵独特、毫无媚俗之态的花种。然而,花在李清照的笔下,不是纯客观的自然物,而是浸透着词人深情、景情相融、与词人心灵交感的“情”化了的“花”,“人化”了的自然物。这位好与花为伴的女词人把她杰出的人格精神及特殊时代背景下种种际遇的复杂体验都潜注于对这些花的描写之中,使她成为一个独特的“花间”女性词人。从李清照对花的意象的描绘上,能体验到她的内心的情感:她在早年,抒欢乐之情;中年,抒离别之情;晚年,抒忧凄之情。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称屈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那么,李清照不是简单地把最能引起视觉刺激的花采入词中,而是把意念和理性中与自己的人格追求能够相融合的花撷于笔下,其间的一枝、一境都摇曳着属于女词人自己的那一片“风月”。这既是为了寄情写志所作的有意选择,更是人生体验、人格追求与自然之花的无意契合。 她有一种特殊生活环境中对花事的异常敏感。梅花尚未大开,她就关注着“江梅些子破,未开匀”(《小重山》);梅开刚刚落英,她又怜惜“晚风庭院落梅初”(《浣溪沙》);而“昨夜风疏雨骤”(《如梦令》)更是牵系着她对花儿命运的关切。任何情感的形成与抒发,无不是词人对自身的生存状态所作出的反映。因此,“风疏雨骤”之后的“海棠花”,就不仅仅是引发作者惜春伤花情感的一种外物,在此,海棠花的生命遭遇与词人对自身命运的意识已经融合。即在这“浓睡不消残酒”的背后,便有着对人生价值的现状的思考,或者对未来命运摇落的隐忧。这正与海棠花在“风疏雨骤”之后“绿肥红瘦”的那种生命状态的沟通,怜花自怜,花的生命状态成为人的命运状态的象喻。 “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文赋》),情、辞随物而变化,这是人之常情,因此,李清照独特词风的形成,固然是与其先天的性别、性格和后天的家庭环境的熏陶、学养、才识等诸因素分不开的,但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的心理,敏感入微的体察、捕捉外物入词,以神工妙笔对花之意象描摹刻画,也是形成她词风独具一格的重要原因。早年的李清照,天姿聪颖、潇洒不羁,虽囿于狭小的深闺庭院,但有远大的抱负理想,这从她早期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可见。婚后,多情善感的李清照,即使与丈夫暂时的分别,在她的笔下自然写出的是伤别离的离情词。南渡以后,李清照流离至建康(南京),此时,气质非凡的李清照诗兴不减当年,还常与丈夫出门郊游觅诗句。宋人周辉记云:“顷见易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觅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你看她“直欲压倒须眉”。明诚病逝,给李清照沉重地打击,显然使她的词风随着时代和个人命运的巨变而由前期的清丽妍媚变得凄婉幽恻。花之意象的情调也由前期的蕴含着快乐而转为浸透着悲苦。如她早年笔下的海棠,无论是经风雨后,变得“绿肥红瘦”,还是海棠开后的“拥红堆雪”;或写她沉醉“误入藕花深处”,或写她流连于露洗的“苹花汀草”;或笔下春深时的“梨花欲谢恐难禁”,或笔下寒食天的皎月“浸梨花”……诸花之意象,都包蕴着无穷的遐想,深含着词人的轻灵神思。把读者引进一个无限清新而又无比洁静美妙的境界。这在当时北宋词坛上别具一格,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这里仅有菊花为例。在李清照之前颇多咏梅诗作。屈原咏菊是为表明自己的卓尔不群,“渊明之属意于菊,其意不在菊也,寓菊以舒其情耳。”(《菊趣轩记》)而李清照人品文品深受“屈平、陶令”的影响。在追求崇高理想的情操上,在高洁而不同流合污的品格上,他们是一致的。屈子“餐秋菊之落英”,陶令“东篱”下“采菊”,易安笔下的“琼肌”、“清芬酝藉”,在《多丽》词中对白菊的赏爱成为易安与屈、陶相合的契合点。菊在《漱玉词》中多半被叫做“黄花”,它往往作为词人心态和命运的象征或载体而出现。比如《醉花阴》中深秋生长在东篱旁的尚“有暗香盈袖”的“黄花”,只是作为女词人与丈夫因分居两地而产生的离愁和悲秋情绪的载体;到了《多丽》中“渐秋阑,雪清玉瘦”的白菊,由秋后的凋谢零落而引发出“似泪酒、纨扇题诗”的“婕妤之叹”,从而表达了女词人惟恐丈夫明诚在外有“天台之遇”的担心;而到了《声声慢》中的堆积满地“憔悴损”了的“黄花”,则成了女词人幽凄孤寂、冷落哀伤的廋语。我们透过《漱玉集》中各种花之意象象征意义的捕捉,或许可探及李清照情感心态衍变的轨迹。 做为具有东方式大家闺秀典雅风范的李清照,却因其先天秉赋异俗,才华志向超群,以及传统文化中儒家人格精神的影响,自然突破了一般闺阁女子所具有的柔弱、逆来顺受的人格规范,她不仅具有热烈、浪漫、争强好胜的性格特点,而且强烈地、自觉的追求着超尘绝俗、高洁自负、孤芳自赏的君子人格的自我完善。于是,那些风韵气质压倒群芳的花,才在这种生命之气的酝酿中,显得格外夺人心目。 她特别崇尚梅的风韵气质,她欣赏“柳眼梅腮”(《蝶恋花》),“玉瘦香浓,檀深雪散”(《殢人娇》)的形象里蕴涵的诗情,更能体味出“不知酝藉几多香,但见包藏无限意”(《玉楼春》)的神韵。她的《满庭芳》一词,是一首托物寓志之作。句句写梅,也是句句写己,词中写的是梅花的寂寞环境、潇洒风韵,及其遭遇和所表现的孤标傲世的精神。词的上片,通过“藏”、“锁”、“闲”、“深幽”几个词,表达着“寂寞”度日的人生滋味的体验。然而,一株“江梅”却吸引了她此时此境的全神贯注,寄托了她在人生逆境中的精神追求。下片以“韵胜”二字表现梅韵与自己人格精神的同一境界。她虽香消玉殒而情志永存的人格,使生命的价值就不在于身居要津,荣华富贵,而是“良宵淡月,疏影尚风流”,这是历来命运不佳而志趣高远的骚人墨客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李清照对桂花的欣赏更是出手不凡:“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这里的桂花“暗淡轻黄”、“情疏迹远”,但是,它有奇“香”留在人间,所以“自是花中第一流”。这正体现了李清照对内在美、人格美的崇尚。她把桂花视作“花中第一流”,自然也是把人的内在美、人格美视作最高的人生境界,具有这种人生境界的人,也才是“第一流”的人。 李清照十八岁时和赵明诚结婚,从此开始了充满学术气氛的爱情生活,情趣十分高雅。她在爱情上是幸运的。她所得到的共同生活的伴侣,竟是一位志同道和、才华卓绝的太学士。他们的爱情生活既美满又充实,可谓伉俪相得。她的“清丽其词,端庄其品”得到丈夫的爱慕和敬重,志趣相投,两心相印。明诚“每遇苏黄诗文,虽半简数字必录藏。”清照则“诗情如夜鹊,三绕未能安”。无论踏雪寻诗,还是射典斗茶都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这样的良缘,对清照和明诚都如鱼得水,对他们自各事业上的成就,无疑是一个强大的动力。因此,李清照前期词对爱情的描写,主要是精神生活的抒写。她倾心于菊,并以菊之意象象征纯洁的爱情与高尚的人格,艺术品位较高。比如她的代表作《醉花阴》一词: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这是李清照重阳节思念丈夫赵明诚远行的词作。李清照婚后不久,丈夫赵明诚“即负笈远游”。深闺寂寞,时届重九,“每逢佳节倍思亲”,便写了这首词寄给赵明诚。 上片以“薄雾”、“浓云”起兴,勾画出暗淡阴沉天气,烘托出女词人郁闷心境和愁思。“永昼”:即长日。“瑞脑”:是一种香料。“金兽”:指刻着兽形的铜香炉。重阳佳节,女词人因思念丈夫而感到度日如年。独守闺房,眼看着香炉里燃的瑞脑香慢慢地消融了,而女词人愁情更浓,象袅袅青烟,不绝如缕。这里作者巧妙地勾勒出一个阴雾迷蒙的环境,以衬托她孤寂无聊的心情。情景交融。“愁永昼”一语,耐人寻味,言愁之多,愁之久。上句写外景,下句写内景,内外衬托女词人之愁。物态人情,两相映衬,使愁越发显得“剪不断,理还乱”了。此二句比温庭筠的“玉炉香,红腊泪,遍照画堂秋思”更为深沉凝炼。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一年一度的“佳节又重阳”,只能增添女词人的离愁别苦。深秋之夜,秋凉更使人难寝。往昔的玉枕、纱厨是和丈夫与共的,如今却孤零零地独对着。触景生情,寓意相思之苦。“凉”字,一是“秋凉”,更是“心凉”,指女词人孤单凄凉。这两句通过女词人对“玉枕纱厨”和“凉初透”的切身感受,含蓄而深刻地揭示出她对丈夫思念之深切。 下片利用重阳黄昏把酒赏菊的特写镜头,更加细致入微地表达怀人之情。前两句是说,傍晚时,在菊圃赏菊饮酒,满身都是菊花的幽香。古代人们在重阳日,或头插茱萸,登高望远:“遥知兄弟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维)或饮酒赏菊:“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重阳赏菊自陶渊明后,已成为文人的雅事,然而李清照一怀愁绪,本无心赏菊,更何况是在“黄昏后”呢?黄昏是一天中思人最切之时。“东篱把酒”,是为了借酒排遣,但睹物伤情,难以自禁,反而勾起更深远的离愁。此二句深含着无限辛酸的滋味。“此情无计可消除”,于是想避开菊花,回到屋中。此时女词人感情高度升华,于是产生出流传千古之名句,“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切不要说莫为离别伤神啊。“帘卷西风”一语奇妙,妙在巧用词语倒置的手法,倍增其动态美感。“人比黄花瘦”一语为警句,乃千古绝唱。“瘦”字为“词眼”,它是词人感情、精神的集结处。在这里,瑟瑟西风中憔悴柔弱的瘦菊与女词人清瘦的形象叠印在一起。比秦观的“人与绿杨俱瘦”更高一筹。 煞拍两句,形象地刻画出女词人消魂后的情态,西风卷起珠帘,帘内的少妇,玉肌消瘦,花貌憔悴,比帘外清瘦的菊花,更是弱不禁风了。菊花是高洁雅士的象征,用以喻人,其人高雅不凡。把酒赏菊,是以陶渊明高远清淡的人格来喻己。菊花又具清丽俊秀的风姿,用以状物,以拟人之瘦,其人之神态更活灵可见了。此乃女词人独创之语,用于这特定环境中特定人物的特定感情时,尤为深刻逼真。 这首词不明写相思情,以深婉含蓄之笔出之,而情却愈深。词的首句点出一个“愁”字,末句以“瘦”字作结,与首句“愁”字相呼应。因离愁伤情,使腰肢瘦损,衣带渐宽,“为依消得人憔悴”之含意自在其中了。 宋代咏菊词作颇多,如东坡、山谷等人词中所用菊之意象为数亦可观。这里仅以小山的《蝶恋花》(黄菊开时伤聚散),少游的《满庭芳》(碧水惊秋)词中菊之意象与李清照之《醉花阴》比较,从中可见李词以女性特有的细柔轻灵之深婉清瘦的独到之处,赢得更高的赞誉。 晏、秦、李三人都是婉约大家,三首词都是睹菊怀人,把菊作为引起离愁的媒介,借菊来表达内心思念、愁怨等复杂情感,体物感情敏锐深挚,菊之意象便成了词人种种感情的载体。然而三首词中菊之意象又各有异。晏词中之菊,表达执着不移的“痴情”,颇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意。而秦词中之菊,透露出词人内心的“奇想”与凄伤。“问篱边黄菊,知为谁开。”正可谓“泪眼问花花不语”。晏、秦以写男妇相思的艳情为其主要内容,被称为“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他们虽以擅写柔情而著名,但与女词人易安特有的深婉细柔相比终逊一筹。词贵阴柔之美,易安身为多情善感的女性,“天姿秀发,性灵钟慧”,她更钟情于花,其词不乏香韵。《醉花阴》中的菊之意象,不再是纯客观的自然景物,不再是触起怀人之愁思的中介物,也不再是因痴情而发生的幻化物。在李清照凝神观照后的菊之意象,变成了其情趣的反照。正如黑格尔所说:“艺术最大的任务在使人在外物界寻回自我。”李清照的内心世界比晏、秦等男性词人婉曲、轻灵、细柔,使她对丈夫的深切思念,潜入到灵魂最深处,从而达到了物我两忘,菊我同一的艺术境界,于是产生了与菊比瘦的奇幻神思遐想,以清瘦淡雅的黄花,喻已因相思之苦而使人消瘦的情态,形象逼真地表现出李清照伉俪之情的真挚。“人比黄花瘦”之句,可谓女词人独出心裁之佳品。这一菊之意象,既喻相思之苦之深情,又喻女词人品格之高洁。全词幽细清丽,声情并茂,实为晏、秦所不及矣。难怪当赵明诚收到李清照寄给他的《醉花阴》词时,在叹赏之余,自愧不如,又“务俗胜之”,便一切谢客,废餐忘寝三日夜,写出五十阙词,竟没有一首比得上其妻的“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里的“务欲胜之”,并不是什么大男子主义,而是作为丈夫的憨态可掬的纯情和对妻子赏识的一片爱心。是的,李清照的《醉花阴》一词,在后世文坛上被传为诗趣佳话。而南渡之后在她的《声声慢》一词中:“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之句,则表现了一种生命枯竭意识。这里,女词人把自己的形象又移入了菊花。 二、李清照词中的雨意象 “雨”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墨客的常咏之物,关于它的词作数不胜数。既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中言溢于表的对春雨的无限喜悦之情;又有“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的含蓄而又微妙的感情;还有“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中的极言闲愁之深广;更有“竹杖芒鞵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豪爽旷达的心态。而在李清照的笔下,“雨”这个意象的出现更是频繁而又多样化的,其传达的思想感情是复杂多变而又细腻入微的。 如果以南渡为界,将李清照的词分为前后两期的话,无论是在前期作品还是后期作品中,表现“雨”的词作有很多,而其中折射出的思想感情也是不尽相同的。如早期作品《浣溪纱》(淡荡)中曾写到:“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绵,黄昏疏雨湿秋千。”这首词是作者年轻时所作,上片写的是闺中梦醒时的情景,下片写的是室外风物,把少妇春闺中的舒适以及懒倦之态表现得淋漓尽致。用“疏”字来形容雨,既表明了雨不大,淅淅沥沥的几点,又能从更深层反映出作者春闺中梦醒后的舒畅之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新婚后的生活是十分幸福美满,且十分耐人寻味的。 同样是写“疏雨”,在李清照早期的另一首词作《如梦令》(昨夜)中则被赋予了不同的神韵。其中写到:“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首词主要表达了因伤春而惜春,又因惜春而伤别的交织复杂的思想感情。清人黄了翁在《蓼园诗选》中便有中肯的评价:“一问极有情,答以‘依旧’,答得极淡,跌出‘知否’两句来。而‘绿肥红瘦’,无限凄婉,却又妙在含蓄,短幅中藏无数曲折,自是圣于词者。”一个“雨疏风骤”便把闺中生活的寂寞,闺人心情的苦闷轻轻烘托出来了。结合女词人当时的心境来看,正是作于“易安结褵未久,明成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之时,因此,在《浣溪沙》中“湿秋千”的令人心情愉悦轻快的“疏雨”已转变为此时唯恐年华逝去,春色又减几分中“雨疏风骤”的苦闷之情了。 “雨”这个意象在词人的后期词中所表达神韵的转变就显得更明显了。以南渡以后的名作《声声慢》为例,其中关于雨的描写是这样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儿的细雨与“黄昏”、“点点滴滴”联系到一起,着意渲染愁情,如泣如诉,感人至深。这种国破家亡,天涯沦落的苦悲以及作者孤独寂寞的忧郁情绪和动荡不安的心境在其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试想,日落黄昏后,窗外细雨绵绵不绝。傍晚时分,凉风习习,大雁哀鸣着从愁云惨雾的天空飞过,可这绵绵的细雨却又打落得满地落英。这是怎样一幅凄灯苦雨的图画呀,也难怪作者会发出“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的喟叹了。 建炎四年,李清照逃至越州。这次逃难前后半年,行程数万里,历尽颠簸,饱尝了流离失所之苦。她触景感怀,写下了一首《添字采桑子》。在这异乡的土地上,“北人”听着这南方之夜的雨打芭蕉声,充满了凄苦之感。这也许是北方来的难民的共有感受吧!下阙几乎全是描写“点滴霖淫”之雨的。这雨正是被赋予了离愁别恨的色彩。国破、家亡、夫死这三重灾难骤然降临到这位旷代才女的身上。她的心中充满了凄苦、忧伤与迷惘,而这种迷茫痛苦的心情伴随着这点点雨声却又倍加凄凉了。 值得一提的是,易安词中的“雨”,往往都是“斜风细雨”、“黄昏疏雨”、“风骤雨疏”的小雨,而从未出现过瓢泼的倾盆大雨。我想这与点点滴滴的小雨更能激发女词人细腻的内心世界,又更能表现愁的无穷无尽,无休无止有关吧。 三、文人与酒密不可分,酒既是一种载体,也可形成一种意象。研究李清照的诗词,完美发现,其酒的意象十分丰富,可分别表现山水之乐、思亲怀远、家国巨痛、社会悲歌等多元情愫。
叶长青(1899—1946?),本名俊生,字长青(又作长清、长卿),以字行,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付梓印行于1933年的《文心雕龙杂记》,是他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期间完成的一部著作。全书对《文心雕龙》逐篇加以校注(仅《议对》《才略》两篇未曾论及),内容包括主旨阐发、文字校勘以及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征引和驳正。尽管其内容稍显单薄,分析尚欠周详,但依然是现代龙学史上一部颇具特色的著作。然而由于此书原为私人自印本(版权页上所署发行者为“福州铺前顶程厝巷叶宅”),故流传未广,知者寥寥。目前仅见詹锳先生在《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中对书中议论多有征引,而诸多龙学史专著却并无论及。本文拟钩稽相关史料,对其撰述背景和学术特点略作绍介平议。
一
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颁行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文学科大学中国文学门科目内明确列有“古人论文要言”,规定授课内容为“历代名家论文要言(如《文心雕龙》之类,凡散见子史集部者,由教员搜集,编为讲义)”。说明《文心雕龙》等传统诗文评著作已经被正式纳入现代大学的课程体系之中,用于进行专业的文学教育。根据1933年编纂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概况》,在该校当时的课程表中,选修科辞章类的“文学批评”一项里确实依照规定列有《文心雕龙》这门课程。由此不难推知,《文心雕龙杂记》原本是叶长青为教学之需而编著的一部讲义。
《文心雕龙杂记》卷首冠有陈衍、黄翼云所撰两篇序言,对此书多有褒奖。陈氏在序中说:“长青富著述,近又出视《文心雕龙杂记》,其所献替,虽使彦和复生,亦当俯首,纪河间以下毋论矣。读刘著者,可断言其必需乎此也。”推重此书议论精当,不但刘勰应当俯首拜服,纪昀等前代研究者更是相形见绌。黄翼云在序言中也同样提到:“长青叶先生劬学嗜古,著作甚富,迩笺《诗品》方毕,复取敦煌古本正今本刘著之舛误,使读者晓然于缣帛时代因传钞而脱漏,而臆改,致失其真,为之疏通证明,归于完善。更举诸家评本札记,矫其偏颇。其研虑之精,条举之密,皆至惬当可传。”对其在校勘、疏证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大为称赏。然而揆诸事实,却令人感到两人所言均有揄扬失当之嫌。叶氏虽然利用敦煌出土的唐写本对《文心雕龙》加以勘订,却仅是罗列异同而并未判定是非;虽然征引过明清以来多家论说,但自己所做评断阐发其实并不多。陈、黄两位如此推许,固然有出于礼节考虑而不得不加以溢美的缘故;不过与此同时,恐怕还应该注意到此书原属于课堂讲义,其主要作用是为课堂讲授提示线索,在具体授课时,教师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借题发挥。因而只需粗陈梗概便已足够,并不要求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要对此书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前提。
陈衍此前对叶长青还有过另一番评价,因为涉及到《文心雕龙杂记》的学术渊源,值得再做分析研讨。他在1931年与前去拜望的钱钟书闲谈起叶氏,称其“人尚聪明,而浮躁不切实”,“《文心雕龙》《诗品》二注,多拾余牙慧”(钱钟书《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对叶氏所著颇多鄙薄贬斥,就和自己在书序中的论调截然相反。其称赏固然多有溢言虚美,其苛责也不尽符合事实。叶氏早年就读于厦门大学教育系,确实因为喜好诗文、勤于治学而经常向时任厦大国文系主任的陈衍问学请益;而叶氏至无锡国专赴任后不久,就向校长唐文治大力推荐,聘请陈衍担任该校专任讲师,足见师生之间情谊颇深。在编撰《文心雕龙杂记》的同时,叶氏另著有《钟嵘诗品集释》(华通书局1933年版),同样作为授课时使用的讲义。陈衍所说的“《文心雕龙》《诗品》二注”,显然就是指这两部书而言。在《钟嵘诗品集释》中确实引述过陈衍的不少意见,书后所附《引用各书书目及著者姓名》中,也列有陈氏所撰《钟嵘诗品平议》和《诗学概论》。但在《文心雕龙杂记》中,却并无一言提及陈衍。就两人的关系而言,如果叶长青确实参考过陈氏的论著,绝无可能故意干没,或是讳而不言;陈衍更不会在序言中漠然置之,隐忍不言。因此,陈氏所谓“拾余牙慧”,只是指《钟嵘诗品集释》而言,《文心雕龙杂记》不过是连带而及罢了。
尽管《文心雕龙杂记》并非如陈衍所说的那样“拾余牙慧”,可的确参考过不少前人论著。仔细寻绎书中透露的诸多线索,结合叶长青的治学经历,也可以藉此大致考见其学术渊源。叶氏世居福建,叶长青自少及长又都在厦门求学,故与福建籍学者多有联系。《文心雕龙杂记》中征引最多的是籍贯同为侯官的吴曾祺所撰《涵芬楼文谈》。吴氏早年受聘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协助筹建涵芬楼图书馆,不但利用馆藏编纂《涵芬楼古今文钞》,还“就平生所得笔之于编”,汇为《涵芬楼文谈》。他在书中开宗明义就说道:“昔刘彦和著《文心雕龙》-书,极论文章之秘,识者以为知言。”所发议论也每每依傍刘勰之说加以引申发挥。叶长青早年问学于吴曾祺,吴氏在为其所著《闽方言考》(中华书局1922年版)作序时,格外称许他“年少耆学,凡有述造,必期有用于世”,足见对其青睐有加。《文心雕龙杂记》在称引其说时,均尊称为“先师吴翌亭先生”,且对其议论深表赞同,没有任何批评商榷。另一位受到叶长青推崇的福建籍学者则是林纾。林氏所著《春觉斋论文》系统研讨文章写作之道,推崇《文心雕龙》为“最古论文之要言”。叶长青在称引其说时,均尊称为“林畏庐太世丈”,也未曾有过任何指摘商讨。
除了吴、林两位前辈乡贤,《文心雕龙杂记》中还征引过不少近现代学者的意见,同样能透露出特定的学术因缘。如同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黄侃和刘师培,相继讲授过《文心雕龙》,并分别有《文心雕龙札记》和《文心雕龙讲录》流传于世。叶长青在1927年时考取过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研究生,尽管黄侃早在1919年就已离开北大,刘师培也在同年辞世。但就常情推测,叶长青对北大知名教授的论著不会不加以特别的关注,对两人论说多有引述也在情理之中。另如在1927年至1936年担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的钱基博,和叶长青有过一段较长的共事经历。钱氏也开设过《文心雕龙》课程,其《文心雕龙校读记》虽然要到1935年才作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的第十种正式出版,但叶长青在《杂记》中已经引述过其中不少片段,并称其为“吾友钱基博”,从中不难推想双方交谊之深厚。
在征引前代各家论说时,叶长青并非全盘接受,有时也会加以补正辩驳。清人纪昀所评《文心雕龙》在后世影响深远,叶氏在借鉴参考之余,也对其疏失提出过批评。如《文心雕龙·练字》篇强调撰写文章时,必须做到“避诡异”“省联边”“权重出”“调单复”。针对“调单复”一项,刘勰分析说:“单复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则纤疏而行劣;肥字积文,则黯黕而篇暗。”所谓“单复”“肥瘠”,当指文字笔画的繁简;所谓“累句”“积文”,则指笔画数相近的字积聚在一起。而纪氏有评语道:“复字病小,累句病大,故宁相犯。”误解了《文心雕龙》的行文脉络,将此与刘勰在讨论“权重出”时所说的“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混为一谈,以为“复”指前后文字重复,而“累”指牵累拖累。叶长青对此加以指正:“‘单复’论字画之繁简,其病相等,无所谓小大。‘累句’与下‘积文’相对,‘累’读上声。纪氏误为去声矣。至‘两字俱要,宁在相犯’,乃重出之事,与此条何涉?”要言不烦地匡正了纪昀的疏漏,对于确切了解原文颇有助益。
晚清孙诒让所撰《札迻》是校勘学名著,其中涉及《文心雕龙》的虽仅有十余条,却以考订精审而著称。《文心雕龙·奏启》篇末赞语有云:“皂饬司直。”孙氏有校语云:“‘饬’,疑当作‘袀’。《续汉书·舆服志》云宗庙‘均服袀玄’,刘注云:‘《独断》曰:“袀,绀缯也。”《吴都赋》曰:“袀,皂服。”‘皂袀’,即‘袀玄’也。”今人李详《文心雕龙黄注补正》、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等均采纳其说。叶长青在引述其说后则有按语称:“孙说非是。袀为戎服,何与奏启?”所云“袀为戎服”,系据顾野王《玉篇》所释。而作为孙诒让重要佐证的左思《吴都赋》注,其正文原作“六军袀服”,据李善注:“《左氏传》曰:‘袀服振振。’”所引《左传》见僖公五年。而今本作“袀服振振”,杜预注:“戎事,上下同服。”陆德明《释文》:“均,如字,同也。字书作袀,音同。”可见叶氏提出的疑问确然有据,而孙氏所作校改颇为牵强,不能轻易采信。
除了纪昀、孙诒让等前代学者,叶长青对同时代学者的意见也时予商讨。如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的《夸饰》篇中全文引录章太炎所撰《征信论》,认为“其于考案前文,求其谛实,言甚卓绝,远过王仲任《艺增》诸篇,兹录于左,以供参镜”。叶氏对此颇不以为然,强调说:“夸饰乃文章应有之事。黄侃引其师章君《征信论》以释兹篇,殊为未当。征信辨事实之情伪,何与夸饰?所谓‘酌诗书之旷旨,剪杨马之甚泰’者,酌剪而已,夸饰又安可废哉?篇中历举汉赋,意在惩侈,亦其旨也。”认为章氏论旨与刘勰并不相同,不能任意附会。另如《文心雕龙·乐府》曾提及汉武帝时“朱马以骚体制歌”,前人对此并无诠说。范文澜在《文心雕龙讲疏》(天津新懋印书局1925年版)中依据《汉书·佞幸传》所载“是时上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认为此处“‘朱马’当是‘司马’之误”。叶氏则辩驳道:“近人范文澜谓‘朱马’当为‘司马’之误,非也。唐写本正作‘朱马’,下文‘缪朱所致’一语,亦可证。”根据唐写本指出范氏之说不可信从,且从书中寻找内证来证成己说(按:叶氏所言“缪朱所致”亦据唐写本,今本《文心雕龙》作“缪袭所致”)。范氏后来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中也参酌陈汉章的意见,修正了自己原先的看法,认为“朱或是朱买臣”,“买臣善言《楚辞》,彦和谓以骚体制歌,必有所见而云然。唐写本亦作‘朱马’,明‘朱’非误字也”。叶氏的研讨虽不及其细致深入,所作判断则准确无误。
二
除了援据诸家议论,间或加以商榷驳正之外,叶长青对前人忽略的地方也时有措意,或诠释全篇要旨,或分析文句含义,或校订文字讹误,都有一些较为独到的心得,值得参考借鉴。兹各举一例,略作阐述。
刘勰在《序志》篇中交待《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的结构特点,“位理定名,彰乎大衍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可知除《序志》篇相当于自序而可暂置勿论外,第四十九篇《程器》实际上处于全书殿后压阵的位置,其作用无疑不容小觑。但前人往往未能尽窥其深意,纪昀就浮泛地以为“此亦有激之谈,不为典要”,“观此一篇,彦和亦发愤而著书者”。叶长青对此篇的性质和作用做了更为周详缜密的分析:“兹篇为本书之终篇。四十八篇以上,文之体用具矣。殿以《程器》者,体用,华也;程器,实也。无器何有于用?孔门四科,首德行而末文学,故孔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又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盖德行为文之本,有德有文,相得益彰;无德无文,徒为文过济恶之资。宇宙间何贵有此文哉!然则以上四十八篇,与兹篇等量齐读可也。即先读兹篇,而后读四十八篇亦可也。又‘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者所以求道。彦和首《原道》而终《程器》,示我周行矣。”首先从华实相辅的角度,认为此前的四十八篇具体阐明作文的宗旨和技巧,而《程器》则论述文人的品德和识见,应该等量齐观,相互参酌,方能相得益彰。其次又从道器贯通的角度,认为《程器》篇与首篇《原道》遥相呼应,体现出刘勰对文学创作的终极要求,以及在结构安排上的良苦用心。这样的研讨言之有据,鞭辟入里,颇能启人深思。在此之后,张立斋《文心雕龙注订》、李曰刚《文心雕龙斠诠》等都表达过类似的见解,詹锳《文心雕龙义证》更是整段迻录这番议论,足以说明叶氏在此颇有见地。
刘勰在讨论各体文章的写作之道时,会逐一追溯其源流嬗变。由于涉及的文章体裁种类繁多,又都需要归结至“文能宗经”的主旨,有时不免令人颇感费解。如《论说》篇提到“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并举毛苌、孔安国、郑玄、王弼等各家经注为例,认为这些著作“要约明畅,可为式矣”。然而注释典籍毕竟和撰作文章的情况不同,刘勰所言似乎颇为牵强,纪昀就认为“训诂依文敷义,究与论不同科。此段可删”。叶长青则细予考辨:“注释者依文敷义,分别训诂,文虽散杂,然总会全注则论矣。《世说新语·文学》篇:‘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可证。又《朱子语类》:‘汉儒解经,依经演说。晋人则不然,依经而作文。’亦可证。”不但从体式上推究刘勰立论的依据所在,指出将典籍中分散的注释整合连缀,仍然具有“论”体的特点,还援引《世说新语》中的事例和《朱子语类》中的议论作为佐证,对于准确理解刘勰的原意,提供了重要的借鉴。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便迻录了这段分析,以供读者参考。
《文心雕龙》版本繁多,讹脱误衍的情况较为严重。叶长青虽然利用唐写本做过了一些文字校订,但受客观条件所限,或许也与课程性质有关,并未广搜各本,详勘异同。不过他对文字学、训诂学一直都持有浓厚的兴趣,此前就撰有《闽方言考》《文字学名词诠释》等。在《文心雕龙杂记》中,也偶尔可见他针对文字校订所做的探讨。如《序志》篇中有云“虽复轻采毛发,深极骨髓”,叶氏有按语云:“‘采’疑作‘釆’。‘釆’,辨也。‘釆’‘采’形近而误。此即‘毛举其目’之意。”虽然并没有版本上的直接依据,但形近致误的情况在《文心雕龙》中并非鲜见。叶氏在此适当运用理校,所述似也不无可取之处。
三
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期间,叶长青先后开设过不少专书研读课程,除了《文心雕龙》之外,还有《诗品》《文史通义》《汉书·艺文志》等,并撰有《钟嵘诗品集释》《文史通义注》和《汉书艺文志问答》等相关著述。在这些不同领域的深造自得,也推动了他对《文心雕龙》的细致研究,彼此之间构成前后贯通、相辅相成的关系。
《钟嵘诗品集释》(华通书局1933年版)剪裁排比各家论说,间或加以按断,基本反映了当时《诗品》研究的整体格局和最高水平。由于《诗品》与《文心雕龙》同时出现于齐梁时期,后世学者往往会对两者加以比较,叶氏当然也不例外。如刘勰在《明诗》篇中历数诗歌发展的源流递嬗,《文心雕龙杂记》中就屡屡引录钟嵘《诗品》作为参照,并有按语称:“彦和、记室,各有短长,此自仁智之见耳。”又如在《事类》篇中,叶氏征引《诗品序》中“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等议论,指出“语虽论诗,实与彦和相发。兹篇亦针砭时弊者”。既提示读者比较刘勰、钟嵘意见的异同,又指出双方殊途同归的特点。
《文史通义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5年版)甫一出版,就得到过唐文治“文词博雅,意义纯正”(《文史通义注》引“唐蔚芝先生评”)的佳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推溯《文心雕龙》的学术渊源,认为:“古人论文,惟论文辞而已矣。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苏辙氏出,本韩愈氏说而昌论文气,可谓愈推而愈精矣。未见有论文德者。”叶长青在《文心雕龙杂记》的《原道》篇中征引其说,又批评道:“章氏此说,未免厚诬彦和。《文心》开宗明义已揭橥文德,而《论衡》所著尚属在前。至谓本陆机而立论,尤为无据。《序志》篇固讥士衡‘照隅隙而鲜观衢路’也。”一方面指出章氏闻见不周,王充在《论衡》中对“文德”早有论述;另一方面则批评章氏立论偏颇,刘勰对陆机并非全盘承袭,而是多有批驳。其后在《文史通义注》中,他也同样强调“刘氏《文心》非所取于陆氏,章氏误矣”,两处所论恰可比观参照。尽管有时在《杂记》中并未明言,其实也参考过章学诚的意见。如《文心雕龙·杂文》篇在追溯连珠体的缘起时说:“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叶氏有注释说:“《韩非·储说》比事征偶,连珠之所肇也。”这个看法实际上就本自《文史通义·诗教上》。而叶氏在《文史通义注》中又针对章氏的这个意见施加按语说:“今韩非书无‘连珠’之目,《文选》注:‘傅玄叙《连珠》曰:“兴于汉章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对于了解“连珠”体的发展嬗变也可作为参考。
《汉书艺文志问答》最初在1936年至1937年的《国专月刊》上连载,至1940年才结集成书,由正中书局出版。叶氏在这方面的学术积累对其研讨《文心雕龙》同样多有裨益。如《文心雕龙·颂赞》篇中提到:“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而《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著录有“《荆轲论》五篇”,据班固自注:“轲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马相如等论之。”可见司马相如所撰究竟是“赞”还是“论”,刘勰和班固的提法并不一致。由于原作早已散佚,也无法做出判断。近人李详在《文心雕龙黄注补正》中说:“详疑彦和所见《汉书》本作‘荆轲赞’,故采入《颂赞》篇。若原是‘论’字,则必纳入《论说》篇中。”认为刘勰所见《汉书》与今本文字不同,试图以此来折衷调和“论”“赞”之间的差异。刘师培在《文心雕龙讲录》中则索性不予深究,认为司马相如之作“究为论为赞,今不可考”。叶长青在《杂记》中虽然引录李氏的意见作为参考,但并不认可,而是另作辨析:“论赞之论,与论说不同。相如曰论,班固曰赞,其实一也。果如李氏所言,则王隐曰议,刘昞曰奏,将入《奏启》《议对》之篇耶?”指出《荆轲论》之“论”当指“论赞”而言,因此“论”“赞”二者并无差别,班固和刘勰之间并无矛盾。他所举证的“王隐曰议”云云,实际上出自刘知几《史通·论赞》篇。刘氏指出历代史著中所附论赞的名称并不一致,“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昞曰奏”,“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叶氏借此来反驳李详的说法,自然极有说服力。其后在《汉书艺文志问答》中又涉及这一问题,叶氏再次强调“论、赞同实异名”,并明确征引《史通·论赞》篇作为佐证,和《文心雕龙杂记》所述一脉相承。
综上所述,可知叶长青在治学方面涉猎颇广,在各个不同领域中的潜心钻研,为其研究《文心雕龙》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借鉴。而在具体讲授《文心雕龙》《诗品》《文史通义》《汉书·艺文志》等各种专书时,既可以各有偏重,又能够彼此参证,形成前后贯通、相互交织的学术视野。这不仅是《文心雕龙杂记》卓具特色的地方,也是叶长青在治学方法上对现代学者的一个重要启示。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文心雕龙·序志刘勰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玚《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虽复轻采毛发,深极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远,辞所不载,亦不可胜数矣。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矣。但言不尽意,圣人所难;识在瓶管,何能矩矱〔51〕?茫茫往代,既沈予闻〔52〕;眇眇〔53〕来世,倘尘〔54〕彼观也。
赞曰: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55〕实难,凭性良易〔56〕。傲岸〔57〕泉石,咀嚼文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
〔注释〕 雕:雕饰;缛:文采丰富。雕缛:精雕细刻和文采丰富。绵邈:无穷无尽。黎献:贤者。肖:类似。肖貌:形貌类似。五才:五行,此指仁义礼智信五常。拟:此作好像。方:此作好像。七龄:七岁。予生七龄:我七岁时。齿:年龄;立:三十岁。齿在逾立:年龄到了而立之年。怡然:愉快的样子。敷赞:阐明。就:即使。炳焕:光明显耀。详:审察。浮诡:浮靡诡异。文:通“纹”;鞶帨(pánshuì):大带与佩巾。文绣鞶帨:不必要文饰太多。搦(nuò):握、持。隅隙:隅,角落;隙,缝隙。意指文章的某些特点。衢路:大路。此比作写文章从大处着手。臧否:赞扬或批判。铨品:评论。撮题:摘举。观澜:观察波澜。诰:遗训、教训。枢纽:关键。章:同“彰”,显示、显现。章义:显示含义。敷:铺陈、陈说。笼圈:归纳。摛(chī):说明。神性:指《文心雕龙》中的《神思》、《体性》。图:描述。风势:指《文心雕龙》中的《风骨》、《定势》。苞:通“包”,包举。会通:指《文心雕龙》中的《附会》、《通变》。阅:观察。声字:指《文心雕龙》中的《声律》、《练字》。崇替:泛滥。怊怅(chāochàng):感叹。耿介:感慨。毛目:细目。铨序:评定。铨,衡量;序,排次序。弥纶:包括,统摄。毛发:此处喻枝节。骨髓:此处喻根本。曲意:曲折的意旨;密源:隐密的根源。擘(bò)肌分理:深入细致分析。擘:剖。理:纹理。折衷:无所偏颇。按辔(pèi):扣紧马缰使马缓行。辔:马缰。环络:拉着马笼头环行。络:马笼头。识在瓶管:喻识见狭小。〔51〕矩矱(huò):规矩,法度。〔52〕既沈予闻:沉浸在前人著述中。沈:同“沉”。闻:指所闻见前人的观点。〔53〕眇(miǎo)眇:遥远。〔54〕倘:或许;尘:污。〔55〕逐物:追逐外物。〔56〕凭性:凭任天性。良:确实。〔57〕傲岸:高傲,不附俗。
(夏广兴)
〔鉴赏〕 南朝刘勰著的《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体大虑周,笼罩群言”、“标心万古,送怀千载”、有着完整体系的古代文艺理论巨著,迄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
《序志》是全书的总序。古人著书,序皆置于书后,因而《序志》列于《文心雕龙》的末篇。陈懋仁《文章缘起注》云:“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谓其言次第有序,故曰序也。”刘勰以“序志”名篇,是把为书作“序”和叙述自己的“志向”联系在一起,是作者通过它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的。本篇主要说明撰著《文心雕龙》的意义、动机、目的;介绍全书的主要内容、框架结构;阐述作者评论作家作品和对待文学理论的态度和方法。
按照《梁书》本传记载:“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十余年。”但刘勰人穷而志不穷,“笃志好学”,并有远大的人生理想。《序志》一开头在解释了《文心雕龙》书名之由来之后,便马上表明了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和自己著书立说的志向:“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宇宙是无穷的,人生是有限的,要使声名传播、业绩留传,只有靠创作著述。“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人的形体比草木还脆弱,可是人的名声比金石还坚固,要留名后世,就一定要立德立言。这就是作者的人生观,就是他的志向。
怎样立德立言流芳百世呢?作者通过自己两个梦的叙述,说明了他对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敬仰与崇拜,并且认定:“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在他心目中,孔子是最伟大的,因此最有价值的莫过于宏扬孔圣人的思想了。“敷赞圣旨,莫若注经”,可是马融、郑玄许多大儒都已有精辟的发挥,因此再也够不上自成一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许多国家大事都离不了文章,而各种文章又都源于圣贤的经典;加之现实的情况是:“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实在是离孔子的教训太远了。因此阐述前贤的教训,体察作文的要义,用经典的思想来纠正“讹滥”的不良文风,是有意义的,所以决定由此切入,撰写此书。
《文心雕龙》应该怎么写?刘勰考察了曹丕《典论·论文》、曹植《与杨德祖书》、应玚《文质论》、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李充《翰林》等前贤的文论著作,总结他们的经验,发现他们共同的缺点是“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因而都只能各自看到某些局部,很少从大处着眼系统而全面地加以论述。克服前人的缺点,弥补前人的不足,才使《文心雕龙》形成一部前无古人的“体大虑周,笼罩群言”、具有完整体系的伟大著作。
《序志》是这样介绍《文心雕龙》全书的内容与结构的:“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根据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文心雕龙》全书体系的架构:“文之枢纽”总论了全书的基本观点;“论文叙笔”运用基本观点总结前人创作经验;“剖情析采”在前人经验基础上提炼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一些理论问题;最后的序志说明了著者的意图、目的和全书的安排。这样严密的结构实属前所未有,难怪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将其“勒为成书之初祖”了。
《序志》最后一段还特别阐明了自己对前人作品和理论的态度:“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读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析中。”即不论品评今人古人,一切都实事求是,既不人云亦云,也不故意标新立异,分析文章力求恰当。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刘勰,能有这样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末了还应该提及的是这篇的“赞”。《文心雕龙》在每一篇末都加“赞”。“赞”有两种情形:一是总结上文;二是别出新意。本篇的“赞”属别出新意,短短32个字,写出了人生有限,知识无穷,只有顺应自然,才能比较容易达到目标,而《文心雕龙》正是作者心意的真实表露,也是作者生命的寄托。正如本书首篇《原道》所云:“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刘勰也就是遵循这样的创作规律写作的,我们通过《序志》也可闻见刘勰之心声,之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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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得真方道得出——元好问诗论启示之一 《北大校刊·理论园地》 1979、7从激情到诗——元好问诗论启示之二 《北大校刊·理论园地》 1980、1袁枚“性灵说”的特色(译文) 《文艺理论研究》 1981、1苏轼《前赤壁赋》论析 《文史知识》 1982、1曹丕《典论·论文》的理论贡献 《阅读与欣赏》 1982、5不是此诗,恰是此诗——苏轼诗论辨析 《诗探索》 1982、1但凭妙笔写真情——袁枚“性灵说”论析 《文史知识》 1985、7司马迁亦“信口开河”——“发愤著书”解 《北京晚报·百家言》 1985、2再谈曹丕的《典论·论文》 中央电大《经典作品选讲》1985、4解识无声弦指妙——王士祯“神韵说”论析 《文史知识》 1986、1评介钟嵘《诗品》等五部古文论著作 《中外文学书目问答》 1986、7六朝时期的书法理论和文论(译文) 《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1986刘勰的神思理论论析 中央电大《经典作品选讲》 1986、5刘勰的“文心”论与“意象”论 《北京大学学报》1987、5《诗品》和书画理论(译文) 《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 1987、2也要“见与儿童邻” 《美术》 1988、6汉魏六朝文学理论中的情与志(译文)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1988关于闻一多的《律诗底研究》(译文) 《闻一多研究四十年》 1988元好问《论诗三十首》论析 《历代名篇赏析》(下) 1989《文心雕龙》书名辨析 《北大校刊·理论园地》1990、3中国古代书法理论批评框架辨析 《书法报》1990、9、(连载)扬雄“书为心画”说非书法理论辨析 《书法报》1990、12、(连载)唐诗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观念(译文) 《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1990“男儿立志出乡关”一篇标示中日文学亲缘关系的佳作 《北大校刊·理论园地》1991、11李清照的《词论》及其婉约词创作 日本《山梨女子大学纪要》1994意境理论胎萌与《文心雕龙》说 九州大学《中国文学论集》 1994苏轼《超然台赋》的意境、风格析 《苏轼诗文赏析集》 1994《文心雕龙》的文学因革论 北京《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5李商隐诗歌的艺术个性 郑州大学《李商隐诗文研讨会论集》1997美文的写作原理 湖南大学《文心雕龙研讨会论文集》1998后收入《文心雕龙研究》第四集 1999雄姿英发与深情绵邈——小李杜诗论异同析 吉林大学《古文论研讨会论文集》1999中国古代书法之“法”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导读》1999《文心雕龙·辨骚》篇考辨 香港中文大学《楚辞学研讨会论文集》2000从刘勰慎用“文学”说起 镇江《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2000后收入《刘勰与文心雕龙研究》 2001书论之“风骨”与文论之“风骨” 《中国书画报》 2002、11、(连载)刘勰称得上屈原的“知音”吗 河北大学《文心雕龙研讨会论文集》2002后收入《文心雕龙研究》第六集 2003中国古文论中的“才气学习”说 武汉大学《中国古文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3白居易与元稹诗论比较谈 日本九州大学《白居易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2004中唐意境理论的确立 日本大学文理学部《研究纪要》 2005、5刘勰究竟是“言志”派还是“缘情”派——兼论所谓文论史上“言志”与“缘情”二派之争 西北大学《中国古文论研讨会论文集》2006、6《文心雕龙·隐秀》篇研究反思 贵州师大《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6论韩愈的《送高闲上人序》 《中国书学论文集》 2007王国维“境界说”与中国古文论中的“常”和“变” 《王国维诞辰130年纪念论集》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