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现状及展望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就中美当前的关系来说，是处于一个蜜月期，但问题与冲突同样存在。因为在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就中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在意识形态，政治影响，经贸摩擦等方面存在问题。在现代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经济是一个国家强大的物质条件，是最核心，最现实也是最切实的国家利益，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地位与影响力。所以经贸是国家间关系的晴雨表。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很强的互利性和互补性。同时，在互相竞争中，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摩擦。中美在经贸中存在的摩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贸易差额，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不断扩大的中美贸易逆差是中美关系动荡的一个决定因素。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1629亿美元，从美国进口亿美元，顺差为亿美元。根据美方统计，2005年美对华贸易逆差激增，达2016亿美元。中美之间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贸易差额，一方面与中美双方采取的统计方法有关；另一方面又与美国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有关。中美又方的统计差异主要缘于中美贸易的特殊性和统计方法的不同。中国对美国出口的60%和自美国进口的30%，是经过以香港为主的第三方转口进行的。美国把中国出口至香港，东南亚等国家后，这些国家再转口到美国的产品都算作从中国的进口。而美国在统计对中国的出口时，却对其通过香港等对华转口的商品忽略。这是造成统计不同的一个原因。在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中，很多是美国企业在华分公司的商品。中国赚取的只是很少的加工费，大量利润被美国在华企业取得。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一国应该生产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通过自由贸易出口这种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进口其没有比较优势或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在这种自由贸易的框架下，按照比较利益学说进行的国际贸易会使所有参与国得到贸易利益最大化。中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的互补性很强，也符合比较利益学说。中美贸易会造成如此大的贸易差额，与美国对华采取的贸易限制有关。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主要是农产品，附加值低，满足了美国一般消费者的需要。而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产品应该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但美国把经贸政治化，以安全为由拒绝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美国的高新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技术产品在美国对外出口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对技术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美国的这种经贸限制，严重影响了贸易的互补性，导致贸易差额进一步扩大。由中美贸易逆差这问题来看，中美缺失的是一种理解，信任。正是这种不理解，不信任，造成了贸易摩擦。中美双方只有静下心来，加强了解，信任，才是更好的解决方法，而不是直接对抗。中美经贸的另一个结就是人民币的汇率问题。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按照1美元兑左右的汇率自由兑换。美元从2002年开始持续贬值。从2003年起，美国公开要求中国采取“灵活汇率”。在美国，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汇率政策加重了美国国内失业问题。许多美国人把美中贸易赤字归咎于汇率过低。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企业和民众都希望看到人民币升值。目前，中国已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中国如调高人民币汇率而大量减持美国国债，美国的政府开支和个人消费可能都受到冲击。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市场会使中国金融业固有的困难加恶化，扰乱中国经济，甚至扰乱全球经济。事实上，中国已实行人民币汇率浮动的机制，只是这过程比较缓慢，但这是完全按照中国国情来发展的，适合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美国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而且要求升值的幅度大，要一步到位，这是不现实的。世界上不存在什么正确或错误的汇率。只有在适当的是机，实现浮动汇率才会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和贸易有利。美国在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一方面又没有为人民币升值高定“时间表”。可见，中美双方都是利益相关者，谁也离不开谁的发展。只有双方更了解对方的国情与现实，才能找到双方平衡的支点。强势压迫并不是解决之道。知识产权保护，是夹在中美贸易中的一根刺。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美就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出现纠纷。美国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美国十分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并将其视为事关美国核心竞争力和优势地位的重大问题。在知识产权保护这方面，我们中国确实做到不够好，但我们在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法方面都不断取得重大进步。我们加强了打击盗版和仿冒的稽查行动，并加强了对公众尊重知识产权的宣传工作。但是，保护知识产权也是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国际合作，并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情。中美双方只有在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导下，加强对话，加强监督与合作，才能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保证充分的自由竞争，最终解决知识产权纷争。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摩擦是正常的，也是无法避免的，这并不可怕。中美经常性的经贸摩擦，反映两国经济关系的密切。中美经济对双方的重要性与俱增。贸易中产生的问题，双方只有理性面对，在经常性的协调和合作机制中，通过平等协商的办法加以妥善处理。从中美贸易摩擦来看，都是因为中美双方的意识形态不同，国情不同，相互不了解，不信任等原因引起的。中美双方都应该摆正心态，采取合作，尊重的态度，才能更切实地找到两国利益的平衡点，才能达到双羸。为了改善中美贸易关系，消除贸易摩擦，我们中国可以在以下方面采取措施：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在处理中美贸易逆差与具体的贸易摩擦中，中国有必要采取国际上常用的自动出口限制等贸易政策措施。这样既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又减少了贸易摩擦的代价。积极筹划、组织、实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这样不仅可以避开贸易壁垒，大大减少贸易摩擦，而且通过投资设厂可以更有效地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提高中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能力。中国还应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对美国进行深入而全面的了解。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必须学会站在美国人的角度认识与思考中美之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美贸易政策和运作技巧。通过这种了解的增进，以使对美贸易政策与对策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贸易战并不是出路，中美双方谁也打不起贸易战。只有双方妥善处理好贸易关系，才能更好地巩固双方的关系，才能更好使意识形态，政治问题得到解决。处理好一个地区发展大国与一个世界强国的关系，不但对两国有益，达到双羸；而且对世界的和平发展，持续发展也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中美关系错综复杂，并不是一两天能全部解决的。但只要本着接触，了解，信任，尊重，合作的原则，就能把这些问题逐步理清，并逐步解决。
浅谈中美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众所周知，近代外交始于西方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之际，而奉行“民族国家至上”原则的外交则始于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黎塞留对近代外交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拿破仑滑铁卢之役战败到维也纳会议，梅特涅时代的外交奉行“欧洲协调原则”即是欧洲的保守势力出于共同的国家利益对革命势力的遏制而团结在一起。俾斯麦统一德国后打破了均势外交，奉行“现实政治原则”即以国家实力及利益来制定国家外交政策。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说“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中国在1840年被迫打开国门后，实际上已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是列强角逐鱼肉的对象。正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在新中国建立前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在此要讨论的是中国在1949年后外交政策的变化。建国后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有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是与苏联结盟来对抗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1960年因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成了“第三世界的代言人”既反美帝又反苏修，事实证明这种纯粹以意识形态外主，牺牲国家利益的政策是不可取的，从1960—1971年中国实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打破了美苏两极格局，形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美联手对抗当时如日中天的苏联，以遏止苏联的扩张。这个历史性的外交转变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为外交政策制定的依据，而改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制定的基石。因为对美关系的改善客观上也促进了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渐融入了国际经济秩序。当今的中国外交政策即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一超独霸，俄罗斯虽已雄风不在，但对世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欧洲离国家的形成还有很长的距离，暂还不能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但欧盟一直希望联合起来以摆脱美国的影响力。日本自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后一直在追求恢复正常国家的地位，以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地位。而印度随着经济的崛起也想追求大国的地位，称霸南亚。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是当代中国外交的重点。而对美关系则是重中之重。众所周知，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强权，二战后一直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警察”角色。虽有些学者说美国正处于衰落之中，比如“911”后，伊拉克战争，还有目前的金融危机等，但其仍拥有无可比拟的超级实力。如何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将关系到中国未
从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看中美关系的发展随着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的迅猛发展，两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经济互相依赖关系。对于此类关系的发展和其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安全影响，国内大多学者的判断都是积极的。有学者认为：中美之间的经济互动已发展为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为两国注入了战略的新内容，强化了彼此相互借重的迫切感。一方面美国对外战略设计开始以中国为核心考虑对象，其东亚安全战略的施展和经济发展环境的营造有赖于中国的合作；另一方面中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和平发展战略也迫切需要美国的和平姿态。文章最后得出，世界无法承受中美两大国交恶，中美保持良好关系是世界和平的前提。无论美国所说“中国是具有共同战略利益的国家”，还是中国所称的“中美建设性伙伴关系”，都说明了两国已形成一种难以分割的互需关系，它无形地引导着中美两国走向“经济互相依赖和平”之路。但是，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真的可以铸造和平吗？对于上述观点，笔者不敢完全同意。在笔者看来，上述论点对某些问题的看待略有偏差，同时对两国间的一些现实问题，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试分析如下：首先，对于是什么导致了目前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文章中的回答偏重经济学视角，认为是中国在劳动力要素上的比较优势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同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不可否认，美国政府推动中美关系固然有经济利益的考虑，但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对华战略的需要。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对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战略存在较大分歧，但最终接触战略取代节制战略成为美国应对中国力量上升的最终选择。美国认为与节制相比，接触战略能更好的促进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从而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相互尊重有利于促进战略共识和合作。基于对华接触战略，美国没有限制同中国的经济联系；为了更好地实现此战略，美国扩大了同中国的贸易往来。在这个意义上，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不仅是美国对华战略手段，同时也是其产物。可以想象，如果美国像冷战初期对待苏联那样对中国，中美之间目前的相互依赖是不可能产生的。如果意识到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关键原因在于美对华战略，受到国家行为体的深刻塑造，那么对其分析就不可能简单地采用“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路径，而应考虑更多因素。
公共管理曾经被认为是实用性较差，就业前景狭窄的专业，但是公共管理作为现代管理科学四大分支之一，是当代中国很有发展潜力的学科。下面我给大家带来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毕业 论文题目参考，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毕业论文题目
1、医院病案管理的信息化建设
2、浅谈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普适定位
3、基于物元分析的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绩效评估研究
4、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 方法 探究
5、延边州加快推进延吉空港开发区电网建设
6、当前公共事业管理存在的问题及策略初探
7、探究公共事业管理与行政管理的异同
8、公用事业民营化进程中的政府监管职责--以十堰市公交民营化改革为例
9、浅谈我国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及 经验 启示
10、探究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危机及其出路
11、农村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12、推进公益事业单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与探索
13、试论城镇化建设背景下的农村经济管理
14、医药院校卫生事业管理人才培养现状及对策
15、如何完善行政事业资产管理体系建设研究
16、事业单位薪酬管理浅探
17、新型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研究--以乡贤参事会为例
18、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19、新时期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20、公共 文化 事业单位管理绩效的提升方法--以佛山市图书馆项目化管理实践为例
21、县域卫生计生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形势分析思路
22、基层医疗机构在卫生事业管理发展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研究
23、公益事业、社会事业、公共事业辨析
24、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的必要性和对策
25、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定位分析
26、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体制转型探究
27、公共事业管理 专业英语 课程建设研究
28、医院管理保安服务意识和质量的对策
29、基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协同育人模式探讨--以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社区顶岗实践为例
30、我国公共事业部门绩效考评体系探究
31、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自学能力培养的研究
32、对传统公共事业管理存在的弊端及改革的研究
33、地方公共事业单位财政预算绩效管理评价及对策分析
34、我国传统公共事业管理存在的弊端及其改革
35、试论如何做好就业困难群体的职业指导--以某医学院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女生为例
36、某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双学位学生专业认知与满意度调查分析
37、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研究--以广东 财经 大学华商学院为例
38、会计稽核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作用
39、31所高等医学院校本科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设置现状及对策研究
40、新常态下纳税服务新体系的构筑
41、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42、我国农村准体育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构建--基于公共事业管理理论视角
43、新媒体平台下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发展展望
44、公共事业管理中政府失灵现象研究
45、探讨我国档案事业管理的体制
46、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
47、共青团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路径研究
48、医药类院校公管专业复合型人才能力结构的构建
49、医学高校双学位 教育 人才培养的缺陷与对策研究--以内蒙古医科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为例
50、长治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分析
1、浅谈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普适定位
2、基于物元分析的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绩效评估研究
3、当前公共事业管理存在的问题及策略初探
4、探究公共事业管理与行政管理的异同
5、公用事业民营化进程中的政府监管职责--以十堰市公交民营化改革为例
6、浅谈我国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及经验启示
7、公民社会：政府实现善治的社会基础
8、探究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危机及其出路
9、农村 财务管理 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10、农村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11、推进公益事业单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与探索
12、试论城镇化建设背景下的农村经济管理
13、医药院校卫生事业管理人才培养现状及对策
14、如何完善行政事业资产管理体系建设研究
15、政府购买服务的招商引资行为研究
16、事业单位薪酬管理浅探
17、新型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研究--以乡贤参事会为例
18、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19、新时期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20、基层医疗机构在卫生事业管理发展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研究
21、公益事业、社会事业、公共事业辨析
22、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定位分析
23、我国图书馆事业宏观业务管理组织机构的演变研究
24、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体制转型探究
25、我国公共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研究
26、公共卫生管理事业的科学发展研究
27、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管理问题之我见
28、浅谈工会在公交企业建设中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和职能作用
29、事业单位预算管理存在的常见问题及对策
30、医院管理保安服务意识和质量的对策
31、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强公共卫生管理人才培养
32、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33、公共部门 人力资源管理 中如何引入激励机制
34、地方图书馆学会行业管理职能研究--基于公共治理理论视角的分析
35、试论如何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
36、论行政伦理教育对于行政管理专业大学生信仰建设的作用
37、基于公共管理角度的城市公用事业公私合作困境分析--以公交行业为例
38、我国公共事业部门绩效考评体系探究
39、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40、拓宽老年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新途径
41、对完善公务员工伤 保险 制度的思考
42、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自学能力培养的研究
43、我国城市排水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44、对传统公共事业管理存在的弊端及改革的研究
45、新形势下加强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管理工作探讨
46、我省推进财政资金使用管理改革
47、地方公共事业单位财政预算绩效管理评价及对策分析
48、教育国际化领域的研究进展与趋势--基于WoS期刊文献的可视化分析
49、事业单位加强财务内部控制的途径
50、行政事业单位财务预算精细化执行探究
公共管理论文选题
1、互联网背景下我国公共管理转型的多维度思考
2、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
3、网络新闻舆论对我国政府公共管理工作的影响
4、公共管理中公共价值的基本维度与认知
5、公共管理中行政管理效率提升的研究
6、论公共管理模式的构建研究
7、大数据时代公共管理的改革和创新
8、论公共管理现状及对策研究
9、新媒体对公共管理的影响探讨
10、基于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公共管理职能研究
11、公共管理视角下事业单位行政管理的改革方向
12、公共管理视角下城市公共交通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13、对公共管理活动中公共利益的认识和思索
14、我国交通社会治理政策转型问题研究
15、协同视角的公共管理模式构建策略研究
16、新常态背景下公共管理困境及突破
17、新公共管理与土地行政管理的关系探究
18、和谐社会下的公共管理体系构建
19、公共管理伦理缺失之成因及其对策的思考
20、微信传播在政府公共管理中的作用
21、浅议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城市规划职能
22、公共管理研究领域中的社会网络分析
23、基于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公共政策导向研究
24、公共管理理论对电子政务发展的重要意义
25、论社会中介组织在公共管理中的职能和作用
26、浅谈人工智能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
27、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及其与社会性之异同析
28、TRIZ创新原理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
29、网络舆论对政府公共管理工作的影响
30、微博对政府公共管理的传播作用
31、公共管理创新的价值取向探析
32、新公共管理中的市场化工具--“用者付费”
33、浅析公共管理的历史发展变迁
34、探讨公共管理改革中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
35、关于精益政府的理论考察
36、协作性公共管理对我国跨部门协同治理的启示
37、基于公共管理的社会保障私有化发展研究
38、公共管理中的众包机制：研究现状与未来展望
39、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我国政府部门的应用研究
40、合同制治理在当代中国的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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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新闻改革的进行,报业市场化程度不断加强,公共关系作为报业经营的重要手段之一,越来越受到国内报业的重视。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公共关系学案例分析论文，供大家参考。
《 浅谈新公共管理范式对高校管理的影响 》
摘要：从阐述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主要思想入手，结合高校准公共产品的特征，分析当前学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公共管理研究范式的角度，探讨对我国高等 教育 改革进程的影响，其目的是从中获得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改革的启示。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范式;高校管理;影响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西方各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且旷日持久的政府改革运动。尽管各国改革的性质、规模和途径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议程，即“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范式。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发育成熟，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实践模式和研究领域的理论体系都亟待进一步创新。因此，研究当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借鉴其 经验 教训，吸取其理论成就，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改革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公共管理范式的主要思想
新公共管理学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 企业管理 理论和 方法 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将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竞争机制广泛运用到公共部门。它是西方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管理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根据西方学者格里尔和盖布勒等人的论述，新公共管理运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思想。
1.政府的管理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浆
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在行政管理中应是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政府只起掌舵作用而不是划浆作用。这样可以缩小政府规模，减少开支，提高效率。新公共管理认为，有效的政府并不是一个实干的政府，也不是一个执行的政府，而是一个能够治理并且善于治理的政府。
2.政府服务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
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从而改变传统行政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政府职能和社会职能重新进行定位。市场不仅在私营部门内存在，而且也在公共部门内存在。政府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官僚机构，而是负有责任的企业家，公民则是其顾客或客户。企业家式的政府应是以顾客的需求为导向并提供较高服务效率的政府。
3.政府应采用授权或分权的方式进行管理
政府组织是典型的等级分明的集权结构，这种结构将政府组织划分为许多层级条块。人们认同自己所属的基层组织，跨组织之间的交流及其困难，使得政府机构不能对新情况做出反应。企业界经理采用分权的方法，通过减少层级、授权和分散决策权的办法迅速做出反应，从而有效地解决问题。因此，政府也应该通过减少层级、授权和分散决策权的办法迅速做出反应。
4.政府应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手段和经验
与传统的公共行政部门排斥私营部门管理方式不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手段和经验。如重视成本效率分析、全面质量管理、强调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等。
5.政府应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
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管理应广泛引进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运用这种方式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管理中去，从而提高服务供给的质量与效率。因为竞争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有利于优化服务态度，有利于激发创新意识。
6.政府应重视公共管理的效率、效果和质量
传统的公共行政注重的是投入而不是结果。新公共管理根据交易成本理论，认为政府应重视管理活动的产生与结果，应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应主动灵活对外界情况的变化以及不同利益的需求作出富有成效的反应。因此，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管理的资源配置应与人员的业绩效果联系起来，强调按业绩而不是按目标进行管理，按业绩而不是任务付酬。
二、当前高等教育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影响，我国高校管理的观念、方法、体系比较传统和陈旧，同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需求相比，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要求相比，还存在很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等学校办学体制改革出现滞后现象
根据新公共管理的观点，作为稀缺资源的高等学校由原来被认为属于核心公共产品转变为混合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这种认识上的转变要求加快对高等学校在办学体制上的改革。在目前高校办学体制改革中，虽然学校的隶属关系作了调整，但要改变长期形成的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自成体系、各自封闭的办学状况还比较困难。部分学校和专业重复设置，教育资源配置和学校结构、布局不够合理，办学条件较差，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不高。在学校内部管理上，高校还没有真正改变其主管部门附属机构的地位，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权力有限，缺乏自我约束机制，难以灵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2.后勤社会化改革进展缓慢
由于受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影响，在后勤体制改革以前，我国高校都建有比较完善的后勤保障和服务系统，其直接后果是学校办社会，导致后勤机构人员越来越多，经费开支越来越大，学校负担越来越重，严重制约着学校办学水平的提高和办学规模的扩大。当前，虽然大部分高校成立了后勤服务公司，并按企业化的模式进行运行，但是由于产权明晰、机制转换、人员分流、资产管理、经费结算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困难，高校的后勤服务并没有真正实现市场化。社会上的企业还很难参与学校服务市场的竞争，后勤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
3.缺乏成本效益观念，浪费严重
在计划经济时代，高校是国家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高等学校的经费来源呈现多元化的趋势。除国家财政拨款外，还有教育事业收入、科研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但国家财政拨款收入仍然是高校主要来源之一。由于高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其产出的效益主要体现在社会层面上，加之经费不足可以向财政要专项、要政策，自身筹资压力很小。因此，高校普遍存在不重视投入产出的效益分析和研究，有些项目的投入往往是不计成本、不计代价，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浪费现象。到目前为止，高等学校对固定资产的管理没有实行计提折旧的账务处理办法;对生均培养成本还没有形成一套权威的、科学的计算方法;对专项经费的投入产出情况也没有建立完善的评估体系;对投资决策的论证缺乏效益观念;加之目前对高校管理者在经费投入和使用方面还没有形成有效的管理约束机制，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资金浪费、资产流失和投资失误现象。
4.缺乏规范的用人制度和合理的分配制度
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改革，是高校管理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主要表现在“教授终身制”、“教师铁饭碗”的体制还没有完全打破;干部能上不能下，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一些本可以通过招聘l临时工来完成的工作岗位，却仍然使用正式工，导致劳动力成本大大提高。
5.校(院)二级关系没有完全理顺
受传统管理观念的影响，学校管理重心还没有真正下移，学校的政策制定、学科建设、人才引进、设备购置、 财务管理 、资产管理、招生就业、人员流动等方面的决策权集中在机关职能部门，学院一级办学自主权比较小，难以放开手脚开展工作。相比之下，机关部门的职能显得过于强大，管理过度、管理越位的现象比较突出。
三、新公共管理范式对高校管理的影响
新公共管理理论以市场为中心，主张政府职能集中于基础教育和义务教育等核心公共服务领域，主张私人部门和非政府部门参与准公共产品的提供，提倡公共机制与市场机制的结合，提倡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合作。
1.调整高校管理模式
(1)从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来看。根据新公共管理范式的观点，政府应更多地考虑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从政策上给高校创造新的发展机遇。离开了市场资源，高等教育的办学能力和办学特色都无法得到充分的展现。高等教育始终离不开政府在政策上、物力、财力等多方面的支持，市场资源的争取也只能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对学校自身来说，必须在市场与计划之间做出恰当的选择，通过充分发挥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的各自优势，相互弥补各自的不足来促进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
(2)从高校内部管理上来看。高校的行政部门应改变目前管得过多、过细的现状，其主要职能应定位在宏观管理层面，如制定政策、把握方向、指导工作等;二级院系的主要职能应定位在微观管理层面，如执行学校的政策、落实工作 措施 、完成教学科研任务等。同时，高校应重新构建学校与学院之间的权力关系，改变目前管理部门权力过大、过于集中的现状。行政机关要善于分权，努力为基层服务，实现管理重心下移，让二级学院有更多的决定权，充分调动学院自主办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引入竞争机制
(1)在后勤服务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有利于推进后勤社会化改革。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之所以进展缓慢，关键是高校对后勤企业采用了过多的保护性措施。后勤服务领域没有真正对社会开放，社会上的企业还不能参与学校的竞争。事实上，学校的宿舍、食堂、物业、绿化、医疗等基础实施完全可以通过引进社会上的企业进行投资和管理，与学校的后勤企业一起竞争。这既有利于深化后勤改革，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也有利于学校节约经费开支，提高经济效益。
(2)在管理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机制，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高校的很多管理服务项目，都可以让私营企业或部门参与供给。如会计核算可以让会计事务所参与供给，内部审计可以让审计事务所参与供给，会议组织可以让宾馆饭店参与供给，旅游活动可以让旅游公司参与供给，资产管理可以让物业公司参与供给，等等。通过以上方法，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高校管理中来，对推动高校管理效率的提高、服务态度的转变、管理方式的创新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3.引入企业管理方法
我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属于紧缺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高校的规模和数量在短期内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高校来自市场的竞争和压力并不大。相比之下，私营部门直接面向市场一线的激烈竞争。如果不研究管理理念、创新管理办法、改进管理模式，必将难以生存和发展。因此，最优秀的管理人才、最先进的管理技术、最有效的管理经验总是首先来自私营部门。尽管高校管理与私营部门的管理在各自的目的、对象、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但私营部门重视管理的科学性、重视市场需求与顾客反馈、重视投入与产出、重视成本核算等管理理念，对高校管理无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4.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
高校比较注重过程管理，而不注重结果管理，往往缺乏科学、系统的绩效评价。新公共管理运动提出的“政府应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则，实施明确的绩效目标控制”、“政府应重视管理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应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等主张，对改进高校的绩效管理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关键是要改变重过程而不重结果的现状，在高校管理中引入目标管理的原理和方法，对个人和单位实施绩效目标控制。绩效评价结果要与个人的评价、待遇、职务、培养相结合，与组织的表彰、激励、提高相结合，以此增强个人与组织的责任感、使命感、危机感、紧迫感。引导个人与个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开展良性竞争，更好地为学校总目标的实现不断创造新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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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公共管理中的经济适用房政策 》
摘 要：经济适用房政策是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体现了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本文对经济适用房的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行了公共政策分析，并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
关键词：经济适用房政策;问题;公共政策分析
从1998年以来，我国基本建立了以住房公积金制度、经济适用房制度、廉租房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经济适用房是一种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商品住宅。它的作用在于保护中低收入者的住房权力，是一项带有福利性色彩的民生项目。对于实现“居者有其屋”，抑制房价起到了巨大作用。
一、 经济适用房所存在的问题
经济适用房虽然起到了巨大的成效，但是它与商品房巨大的价格差，惊人的利润使得相当多的一部分人铤而走险运用各种方法得到经济适用房。而且住房市场本身就是供大于求，这种情况更是加剧了矛盾。关于经济适用房的各种负面新闻比比比皆是，它本身的正面作用已远远小于其负面作用。经济房不经济已成为事实。
(一)经济适用房政策滋长了寻租****
在市场经济中供给决定价格，当供小于求，进入卖房市场的话，高价格是必然的。而经济适用房却是在卖方市场的时候所提供的廉价住宅，高额的利润差则必然会造成寻租****。经济适用房济适用房的寻租行为并不是简单地将一部分利润从房地产商处以及部分购房者手中转移到相关政府官员的私囊中。寻租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和影响是巨大。它使得经济适用房变的既不经济有不适用，广大的中低收入者仍然没有获得房屋，激化社会的仇富心理，对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极为不利。
(二)经济适用房适用范围划分不明确
应为我国现在的个人信用，个人资产调查机制还不健全，无法准确计算每个家庭真实的年收入，所以无法明确划分家庭的高中低收入。这就给了许多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许多高收入家庭伪造自己的家庭年收入，获得经济适用房。而那些真正符合标准的家庭却被排除在外。
(三)经济适用房位置偏远、配套设施不完善
经济适用房是一种政策性商业住宅，本身带有浓郁的福利色彩，按照国家规定，开发的房地产商职能从中得到3%的利润，因此它的选址都不会再市中心等黄金地段，而是在临近郊区的或环境的地方，这些地方往往地价非常便宜。并且相对的配套措施也非常差。更重要的是居住的往往中低收入，他们没有能力够买汽车等交通工具。往往是住在西边工作在东边，给他们平常的日常生活造成很大的麻烦。
( 四 )无形形成住房等级分化，造成购买者的心理压力
经济适用房打的旗号是为了保护中低收入的家庭，够买此类用房的都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中下层家庭，容易形成新的穷人区，造成居民的心理压力，形成一种羞辱效应，而造成一系列社会和环境问题，导致社会阶层在空间上的分化与隔离，不利于社会和谐共处，同时也不利于小区治安、 文化 的发展。
二、 从公共管理视角解读经济适用房政策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政策定位不准
房价近几年持续走高，政府为抑制房价强推经济适用房，要求经济适用房占住房市场总体地位，但是各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多来源于土地出让金。经济适用房又要求免交土地出让金。庞大的中低收入人群使得的地方方政府无力支撑，从而对经济适用房也会采取抵制心理，把房屋建造在偏远地区且配套措施也相对很不完善。
(二)经济适用房的负面效应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也是“经济人”，同样追求利润最大化。当政府认为经适用房损害了它的利益时必然会对其抵制或者当个别官员看到了其中巨大的利润的候，为了谋求利润最大化也会不顾国家政府的利益，以身涉法。经济适用房是违背了市场的供求关系，免受土地出让金。房价也压得很低，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很大伤害。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适用房的为之偏僻，建造不合理建筑质量不好。即使地方政府没有对其采取消极甚至抵制态度，个别官员也会看到其中的有利可图运用权力来谋取私利。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高收入者住进经济适用房，而那些真正需要的却得不到。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和管理的思考。
三、 三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和管理的思考
(一)进一步完善经济适用房的相关标准
完善家庭收入的划分标准;政府应，建议尽快制定划分高、中、低收入家庭的具体办法。并配套相应的惩处机制，对假报个人财产的要采取严厉惩罚。对已经入住得家庭也可采取抽查制度，调查是否有弄虚作假的。只有完善个人财产制度，才能保证公平。利于社会的发展。
(二)完善政府退出机制
现在的经济适用房都是只有一次购买性，只要购买了就不能再买卖。但是购买者的收入水平是不停变动的，也许在几年以后他的要求就不符合规定了，同时在市场上又会出现一批新的中低收入者。因此政府就要完善退出机制，不要只是卖掉房子以后就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要适时调查已售出的房屋，不符合规定的让其退还，让给下一批中低收入者。这样可以减轻经济适用房紧张的情况，也可以节约地方政府的资金。
(三)政府要完善对自身和开发商的监督管理，增强透明度
经济适用房的开发过程就是政府监管和开发商追逐利益的博弈过程。 因为销售权掌握在开发商手里，他可通过暗箱操作摇号等手段获取灰色收入，从而变相提高房价。政府本身则拥有适用房土地批租的权利，开放商为了获取土地的出让权。必定会高额贿赂相关官员，造成的成本以后会转嫁的适用房上。政府这一权利极易造成寻租****现象。要对经济适用房开发商进行约束，凡是获得国家优惠的开发商，必须置于公众舆论的监督之下、必须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他应当公布建造成本，甚至公布购买者身份等等。在无法确定个人收入的现实情况下，至少可以限制人们购买两套以上经济适用房，如政府规定，凡购买两套以上经济适用房的人将会受到没收的处罚等等。有了弥补政策漏洞的补充规定，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就可以健康进行了。同时政府官员的招标活动也必须是公开、透明的。每一部详细步骤都应该向社会公布。使之处于社会的监督之下。
(四)政府要建立廉租房政策
不管经济适用房的价格有多低，还是会有一部分人住不起房屋。因而更加低廉的廉租房运用而生。政府的职能现在不是保证每个家庭都拥有房子而是应该保证每个家庭都拥有居住的的地方。廉租房政策可以缓解社会住房紧张的压力。它和适用房政策相辅相成，经济适用房给那些中等偏下的家庭，而廉租房则给那些处在社会底层的人。这样就可以大大缓解经济适用房的压力，同时也保证了绝大部分人的利益。
国家出台经济适用房政策，是为了服务人民大众，帮助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虽然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存在者这样那样的问题。本质上还是利与弊的。只要政府不断完善就会取得经济适用房真正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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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历史沿革本章将以史实与数据为依据，考察中日经济关系在过去50多年的发展历程。重新考察这段历史，就是要从这段“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中理清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脉络，考证两国经济往来在各自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以及经济关系对两国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从而为进一步考证两国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相互影响奠定基础。第一节 复交前的中日经济关系中日复交之前，经济往来比较简单，主要是贸易往来，而且此一时期的贸易往来受到了政治限制。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对于没有外交关系的中日来说，贸易往来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主要是为政治需要服务的，其象征意义也更大。一、50年代的两次贸易协议与两次贸易协定1、第一次贸易协议。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占领下的日本当局曾与新中国有着相当规模的贸易往来，然而由于冷战的需要以及朝鲜战争爆发，日本追随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禁运限制了两国贸易的发展。1952年6月，由日本绕道西欧经过苏联访问新中国的三位日本国会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代表日方贸易团体与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并代表中方贸易团体的南汉宸签订了《中日贸易协议》，这是一个以物易物的简要民间协议。协议规定双方到该年底各出口3000万英镑。随后的11月，根据第一次贸易协议日本“巴商事”株式会社与中国进出口公司在北京签订了第一个38万英镑的进出口合同，然而日本当局不予批准，第一个合同最终未能履约。由于日方执行美欧的“封锁禁运”，导致了两国贸易迟迟没有进展，中方两次同意展延协议。尽管如此，第一次中日贸易协议也仅仅执行了协议总金额的5%。2、第二次贸易协议。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后，在“日中议联” 的推动下，日本国会通过了《促进中日贸易决议》，日本的贸促运动逐渐兴起。同年9月，“日中议联”接受中国贸促会邀请，组团参观访华。访华期间，双方经过20多天的谈判，于10月29日签订了第二次中日贸易协议。这次协议仍然是同类物资交换的易货贸易协议，协议金额仍然是各方出口3 000万英镑。本次协议在14个月期间，完成了总额的，比第一次协议的执行情况已经大大改善。3、第一次贸易协定。第二次贸易协议签订后，中日民间友好运动升温，鸠山、石桥两届内阁也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在这种政治氛围下，第一次贸易协定于1955年5月4日在东京签订。与以往不同，此次协定是中国具有民间和政府双重性质的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东京期间签订的；而且在日本一方，以鸠山为首的日本内阁首次对协定表示了支持和协助，此次贸易得以由两国国家银行支付清算。称为协定而不称为协议，正是因为已经与官方发生了联系。协定的贸易额仍然是3 000万英镑，依然是甲乙丙类物资同类易货原则，为期一年并在一年届满之后因协定中的双方互设商务机构问题没有进展再延长了一年。第一年完成贸易协定总额的，第二年完成。4、第二次贸易协定。岸信介上台后，采取了敌视大陆的政策。谈判第二次贸易协定的日本通商使节团迟至1957年9月才到达北京开始谈判，由于双方在中国在日商务代表机构的问题上迟迟难以达成一致，直到1958年3月日本通商使节团再次访华才签订了第二次中日贸易协定。此次协定仍然采取同类物资易货的原则，协定金额发生了变化，即一年内各方出口3 500万英镑。然而，由于1958年5月长崎国旗事件 的发生与日本政府的错误态度，该协定仅履行了一小部分。随后，中日贸易完全中断。二、60年代的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三届内阁的对华政策，基本上都是“政经分离”——政治上承认台湾，不承认大陆，经济上同大陆进行一定程度的贸易。不过三届内阁的掌握程度不同，因此三届内阁期间中日贸易情况也有变化。1960年，对华持敌视态度的岸信介因为在国会强行通过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招致人民的反对，被迫下台。其继任者池田勇人对华采取了较为友好的政策，中日民间贸易开始恢复。1962年11月，中日双方代表廖承志和高崎达之助签订了《备忘录》，其中规定：双方开展长期综合的易货贸易，自1963年到1967年的第一个五年内，列出双方有计划长期供应的主要商品货单，平均每年进出口交易总额约为3 600万英镑。此外，双方还同意互设常驻机构、互派记者。1963年6月，中日间第一个成套设备合同签订，并使用了日本输出入银行贷款。随后又签订了两项大型合同，但由于日本受到台湾和美国的压力，不再使用日本输出入银行的贷款；而最后这两笔合同也因“吉田书简” 事件而失效。佐藤上台后，对华政策再次转向，中日间贸易受到影响，因而未能在1967年备忘录第一个五年结束后续签贸易。尽管佐藤上台前后，中日关系处于低谷，但是直到中日复交日本中小贸易商社仍然同中方有相当数额的贸易往来。从表一来看，中日贸易额在1960年代初期之前一直都是相当小的，但是1960年代中期以后中日贸易额却有很大的增长，尽管1964年佐藤上台后对华采取了较为敌视的政策。之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对华政策较为友好的池田内阁同中方签订了长期贸易合同，这些合同的相当部分得到了执行；另一方面，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在1960年代初期严重恶化，使得中苏贸易受到了极大影响。此时中国需要的进口的大部分物资和产品都转向从日本获得，因而中日贸易额较大。表一、复交前的中日贸易历年统计 （单位：百万美元）历 年 中国经贸部统计 日本通关统计中方出口 中方进口 合计 日方出口 日方进口 合计1950 21 26 47 19 39 581951 11 12 5 21 271952 3 1 4 14 151953 6 3 9 4 29 341954 20 14 35 19 40 591955 58 25 83 28 80 1091956 64 63 128 67 83 1501957 59 55 114 60 80 1401958 32 48 80 50 54 1051959 — — — 3 18 221960 — 2 20 231961 21 14 36 16 30 471962 31 42 73 38 46 841963 64 64 129 62 74 1371964 141 160 302 152 157 3201965 192 261 454 245 224 4691966 269 333 603 315 306 6211967 233 304 537 288 269 5571968 204 334 539 325 224 5491969 222 381 582 390 234 6251970 223 582 806 568 253 8221971 281 592 873 578 323 901（资料来源：转引自林连德：《当代中日贸易关系史》，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2月，第188页，189页）第二节 复交后的中日经济关系20世纪70年代初期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美国的对华战略也因而发生了变化。1971年10月25日，在联大第26届大会上，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随后不久，1972年2月21日至2月27日，尼克松一行终于实现了北京之行，中美双方于27日发表了“上海公报”。这两件大事，震动了整个世界。而日本所受到的冲击又是比其他任何国家更为巨大的。多年以来，日本一直追随美国“遏制”中国，但是日本在尼克松正式发表将访问中国的讲话之前几分钟才最终得知美国与中国的接触。美国的“越顶外交”给日本带来的所谓“尼克松冲击”震撼了日本朝野，同时也正因为美中关系的改善，日本才得以获得了美国的允许而与中国建交。田中组阁之后，迅速与中国接触，并于1972年9月29日发表联合声明，中日邦交正常化终于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去除了中日发展经济关系的一系列政治障碍，从此中日经济关系也进入了一个突飞猛进的新时代。复交之后的中日经济关系也可以大体上分为两个时期，中日复交到90年代初期，两国发展经济关系，同时也考虑中日友好的大局；90年代中后期至今，两国间被初期的友好所暂时掩盖的问题以及两国发展之中产生的新问题均浮出水面，经济关系中“友好”的因素越来越少，逐渐走上常轨。另一方面，尽管复交之后中日经济关系发展迎来了新的高潮，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从复交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中日经济关系复交初期，双方的友好关系在从官方到民间的各个层次上迅速发展，两国人民对彼此的好感日益加深，双方往来频繁。良好的政治氛围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理想的大环境，双方经济合作大大发展。（一）、贸易关系。1、政府间贸易协定、长期贸易协议的签署和贸易混合委员会的成立。复交之后，两国政府立即根据联合声明着手进行两国政府间一系列协定的谈判，在经过多次磋商之后，中日政府间贸易协定终于在1974年1月签订。这一贸易协定是中日间第一个正式的“政府间”贸易协定，周恩来总理在1960年提出的三原则中的“政府协定”终于实现，两国贸易关系走上了正常的轨道。在这一协定的基础上，在中日两国政府和经济界的共同努力下，中日贸易大幅度增长。中日两国贸易协定的签订揭开了中日贸易的新篇章，为了巩固两国间的贸易联系同时也是实现日本经济界人士就长期贸易协议问题提出的设想和建议，1978年2月14日，稻山嘉宽和土光敏夫率领日中长期贸易访华团到达北京，并最终于16日中日双方签订了长期贸易协议。该长期协议“期限为1978年至1985年共8年，规模为各方出口金额累计100亿美元。日方在头五年以延期付款方式出口技术设备70亿美元至80亿美元，建设器材20亿美元到30亿美元；中方在头五年逐年增加原油、炼焦油、动力煤出口，原油从700万吨逐渐增加至1500万吨，煤炭从50万吨逐渐增加至370万吨，后三年的数量另订。” 1979年3月，长期协议委员会双方负责人举行定期会晤，签订了会谈纪要，一致同意将协议的期限延至1990年，在协议13年期间，将原定目标金额再增加一至二倍，即各方出口200—300亿美元。后来，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双方也对协议的内容做适当调整。根据中日贸易协定，中日双方政府还组建了贸易混合委员会，自1975年开始委员会召开了多次会议。通过接触、协商，更好的解决了双方贸易过程中出现的如贸易平衡问题、产权问题、关税问题等等摩擦，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另一方面，该委员会通过定期协商、及时解决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有助于两国贸易更加健康的进行，推动了两国的贸易往来。2、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复交以来，在良好的氛围下，在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中日两国贸易关系迅速发展，贸易规模逐年扩大；在贸易结构上，由于双方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主要还是垂直分布。1972年中日贸易额仅10亿多美元，1975年达到了近40亿美元，1981年几乎达到了100亿美元，是1972年的10倍，1991年又迅速跃升至200多亿美元。中日贸易在双方的贸易总额中也占有较大的比重，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如此。以1985年为例，按照中国外贸部的统计，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约亿美元，中日贸易占中国外贸总额的左右，占中国外贸对象国首位；按日本海关通关统计，1985年日本外贸总额亿美元日中贸易占日本外贸总额的6%，为日本外贸对象国中第二位。从表二中可以看到，中日贸易规模扩张的速度非常快。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友好的政治氛围为经济往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政府间各项协定的签署也极大地便利了经济交往。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自70年代逐渐走上正轨，尤其是1970年代末之后，中国大力发展经济，经济建设需要进口大批物资。早在60年代中苏交恶以后，中国失去了东欧的技术和设备来源，日本就开始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进口来源。在1979年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又一次形成进口浪潮，日本仍然是最主要的来源。80年代以来，中国轻工业开始加快发展，日本在此期间向中国大量出口消费品和工业原料，1983年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只有55亿美元，1985年就达到了150亿美元。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自从1966年直到80年代中期，日本近20年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最重要的进口来源。在双方的进出口结构中，中方出口的主要是原材料、初级产品：石油、煤炭及其他矿产品、服装和农产品。其中石油和煤炭是中方出口的最主要产品，1978年石油和煤炭的对日出口占到了对日贸易的40%还多，1987年比重下降了，但是也仍达近30%。日方主要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钢铁、化工和机电产品，以重工业制品为主。从中日贸易长期协议中也能清楚地看到这种贸易结构，原因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下，中国能出口的产品不多，主要也就是自然资源、初级产品，而这些能源正是缺少资源却十分需要资源的日本想要的；同样，日本对华出口以钢铁及设备为主也正是由于中国要进行各方面的建设。两国的贸易交往给双方都带来了好处。表二 复交后初期的中日贸易历年统计 （单位：百万美元）年 份 中国经贸部统计 日本通关统计中方出口 中方进 口 合计 日方出 口 日方进口 合计1972 608 491 11001973 1039 974 20131974 1984 1304 32891975 2258 1531 37891976 1662 1370 30331977 1938 1546 34851978 3048 2030 50791979 3698 2954 66531980 5078 4323 94011981 5095 5291 103871982 3510 5352 88631983 4912 5087 99991984 7216 5957 131741985 5610 70830 16440 12477 6482 189601986 4364 9499 13863 9857 5678 155351987 5016 7243 13159 8248 7396 156451988 7133 7300 14433 9475 9852 19328（资料来源：转引自林连德：《当代中日贸易关系史》，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2月，第189页）（二）、投资关系日本对华投资始于1979年，自1979年至80年代末这一段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在逐步增长，但是总体看来，投资件数比较少，项目规模也比较少。在1984年和1988年日本对华投资出现了两次小高潮，但是这两次均属于小规模的试验阶段，投资量不大，而且投资主要集中在饭店、旅馆等投资易于短期收回的的行业和领域，而这两次小高潮也随着中国经济的调整很快衰落了。1979至1990年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件数仅1404件，合同金额总共亿美元，实际执行了亿美元。这一投资规模不仅在同期日本对外投资所占微乎其微，即使在日本对东亚和东南亚投资中也无足轻重。8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远远少于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等单个国家所吸收的日资。日本对华投资不热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建设刚刚起步，投资的硬件条件不够完善，而且初期也将投资的主导对象定位于港澳和海外华侨；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走向也有很多不同看法，日方对直接投资也仍然有或多或少的顾虑。（三）、政府开发援助及其他资金合作1、政府开发援助。日本政府自1979年开始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1979至1984年日本向中国提供第一批日元贷款3 300亿日元，年利率3%，偿还期包含10年宽限期共30年。1984年3月，中曾根康弘首相访华期间表明日本政府决定从1984年至1990年的7年期间，向中国继续提供第二批日元贷款，总额4 740亿日元。2、其他资金合作。除了两批低息日元贷款外，日本政府还向中国提供了一些临时政府贷款和少量无偿援助，而且在两国金融业和民间财团中也有广泛的合作。其中主要是日本输出入银行的能源开发贷款和中方在日本发行债券。能源开发贷款是日本政府为了鼓励成套设备出口设立的信贷资金，由专门设立的日本输出入银行管理。1979年5月和1984年12月日本输出入银行两次与中国银行签订备忘录，两次共向中方提供了10 000亿日元的贷款，这两次贷款用于中方采购中方为开发石油和煤炭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和器材。此外，为了开辟筹措资金的新途径，在日本四大证券公司和有关银行的协助下，中国自1982年开始在日本发行债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福建投资企业公司首次在日本发行了私募债，后来中国银行、中信、福建投资、上海国际信托投资等公司陆续在日本发行公募债券。“1982年1月至1987年8月，中方在日发行债券19次，合计金额达3650亿日元和亿美元。” 这些资金合作扩大了中国的资金来源，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二、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的经济关系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在各个方面高速发展，取得了十分巨大的成绩。（一）、贸易关系1、贸易规模。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在短暂的“平成景气”之后，经历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1996年以后，日本经过一系列调整改革，经济刚刚有了起色，但是却在不久后遭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寒流，日元大大贬值，国内经济再度萧条。在这些情况下，国内需求减少，进口增长停滞不前，有的时候甚至出现减少。日本从中国进口却较小地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有较大幅度上升，中日贸易增长速度远远大于日本外贸增长速度。拿2001年来说，日本对全球贸易出口减少，进口也减少，但是惟有对华贸易总额比上年增长4%。 据中国海关统计，1991—1996年，中日贸易年增长幅度均在20%以上，而1990年至今中日贸易也以年均15%左右的速度增长，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年均增速。从贸易额来看，1991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为亿美元，1995年达到578亿美元，2002年就突破了1 000亿美元大关, 2004年中日双边贸易额则迅速突破了1 500亿美元。1993——2003年，连续11年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也早已超过韩国和台湾地区，自1995年以后连续多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贸易伙伴，2004年最终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从图一和图二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日贸易、美日贸易的变化情况。很明显，中日贸易在不断上升，美日贸易在下降，中日贸易对日本来说越来越重要。图一（(1)）日本对中美出口情况图二 ((2) )日本从中美进口情况（表格资料来源：日本贸易振兴会网站）另一方面，中日双边贸易在两国各自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都很大。“1990年,对华贸易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出口仅占,进口占,而1999年分别上升到和。” 2000年对华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首次达到10%，2003年则超过了15%。对日贸易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也一度逐年上升,1990年,出口占,进口仅占,而2000年分别上升到和。2001年以来，出现了新情况。尽管中日贸易额在不断增加，中日贸易在日本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如表四所示），但是在中国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却在降低（如表三所示）。这表明中日贸易关系中持续了几十年的中方对日的依赖——在相当的时期内是严重依赖——出现了变化，日本对中国的依赖性大大增加，而中方对日方的依赖性逐渐降低。表三 日本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中的地位 单位：亿美元，%年度 中国进出口总额A 对日贸易额B 比重B/A 位次2001 12002 12003 1表四 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 单位：亿日元，%年度 日本进出口总额A 对华贸易额B 比重B/A 位次2001 913947 107903 32002 943364 127074 32003 989241 153689 2转引自薛敬孝：《1980年以来中日经济关系的演变》，载《现代日本经济》，2005年第一期90年代以来中日双边贸易强劲发展的原因其一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扩大了自身的出口能力,同时也增加了对日本产品和资金的需求量;其二是日元升值和日本经济战略的转变。由于日元升值,使日本国内资金相对过剩,也使日本国内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从而促使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为了减少与美国、欧洲的经济摩擦,日本企业转移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又逐步从欧美转向东亚地区。中国及时地抓住机遇,提供优惠政策,吸引日商来华投资设厂。由于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增加,带动了日本的机械设备、生产原料及零部件的对华出口。同时日资企业的产品大量反销日本,也促进了中国纺织品、服装家电等制成品的对日出口;其三是双边政府间资金合作的加强。日本政府对华ODA的扩大,对开拓中国市场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促进了民间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和双边经济交流。2、贸易结构。90年代以来，中国对日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的绝对数量还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但是在整体出口中的地位已经大大下降。中国对日出口增长的主力是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中国服装占据着压倒多数的日本服装市场份额。其他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玩具及游戏用具的出口也迅速增长。档次较高的机械、机器类产品如复印机、照相机、精密仪器类产品的零部件的出口也持续旺盛。中国对日出口产品中工业制品比重的上升，行业间分工向部门内部分工的转化，甚至部门内生产程序分工的出现，都标志着双边贸易正在向水平方向发展，这种趋势及促进了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是，尽管中国对日出口中工业制品的比重在增加，但是纺织、服装及轻工等初级产品和钢性产品居多，而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机电仪器产品、弹性产品较少，中日双边贸易结构优化的潜力仍然很大。此外，日本对华技术贸易在中国的技术引进中占重要地位。70年代以来中国从日本引进了大量的技术设备,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90年代以来,又有了新的发展。1990—1999年,中国从日本引进技术设备共5280项,总金额达亿美元。日本在中国技术引进国别中,始终居前4位,其中1993年居第一位,1994—1996年连续3年居第二位。90年代从日本技术设备的大量引进更进一步促进了我国产业装备的现代化和技术进步,特别是在家电、石油化工及钢铁等行业体现得尤为突出。表五 1990年以来的中日贸易历年统计 （单位：亿美元）年份 中方统计 日方统计中方出口 中方进口 合计 日方出口 日方进口 合计1989 中国对外贸易年鉴各年版（二）、投资关系。1991年以后，在中国吸引的外资大幅度增加的同时，日本再次形成了对华投资的高潮。1992—1995年，日本对华投资达到了第三次高潮。“1992年中国批准的日本对华投资项目数相当于前13年的总和，当年批准项目数为1 805个，协议日资金额为亿美元，实际投入金额亿美元；1993年批准项目数为3488个，协议日资金额为亿美元，实际投入金额亿美元，分别比1992年增长、和。1994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项目为3 018个，协议金额为亿美元，实际投入亿美元，协议金额和实际投入分别比上年增长和，居中国引进直接投资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第四位。” 到1995年，日本对华投资出现第一个高峰，达到了亿美元。1996年，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项目数量和协议额虽然比上年分别下降了和，但是实际投资额也达到了亿美元，占中国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额的。主要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此后对华投资放缓甚至有所下降。然而，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渐消除以及中国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到新世纪之初投资再次出现高峰。2001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达到了4301亿美元；据中国外贸部统计，2002年日本对华投资项目2745个，合同金额53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亿美元。2003年实际使用金额则达到了亿美元，2004年前10个月的直接投资使用金额就接近了这个水平，达到了亿美元。根据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统计也可以看出同样的增长趋势。据日本大藏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申报额统计（大藏省只统计一亿日元以上的申报项目），1995年度，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项目达到了770件，投资额达4320亿日元（亿美元），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分别比上年度增加了和，约占日本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和对亚洲地区直接投资总额的。首次超过对东盟地区的投资总额，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日本第二大投资国。截至1997年3月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4066件，金额达到亿美元。此后呈现下降趋势，1999年度为761件、838亿日元，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下降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经过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下降，2000年和2001年合同额分别比上年增长40%多。 尽管日本对华投资有起有落，但在对华投资国别和地区中始终处于重要要地位。截至2005年2月底，日本累计对华直接投资
中日经贸关系，可从历史，到现在，再展望未来。作为全球化经济的今天，中日经贸已经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化经济，希望能够从这里入手去写。不用写空泛的东西，只要自己有一个理论，然后根据这个理论去寻找可以支撑你论点的证据，再加上你个人的思考，出来的东西，就不会只是通篇都是别人影子的文章了。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 1、不断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 2、陷入迟滞的中日政治关系。这一点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近几年中日之间一直没实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互访，这对于两个近在咫尺的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两国间最大的政治障碍是历史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长期的战争状态粉碎了中日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相互师从、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与和平氛围，民族情绪开始发生历史逆转。这种逆转对后来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其程度之深刻，时间之持久，范围之广泛，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分。与历史问题相伴而来的还有两国在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日美安保问题等分歧。这一系列原则分歧的存在，再加上近年数起具体事件的发生，如参拜靖 国 神社问题。二、中日关系的症结 1、两强并起。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 2、中日两国间政治磨擦因素和大众传媒的片面报道，不仅阻碍着两国增进相互理解，而且不断制造出新的相互误解乃至相互敌对的情绪。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将对中日共同文化基础产生抵消作用。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日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这种为政治的、情绪的因素而牺牲两国利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利益的倾向是十分可悲的。 3、日本的认识问题。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复杂的，昔日煌达的经济如今深陷低迷，日本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地区国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事实。日本要摆脱以下观念：（1）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不参加地区歧视性经贸组织；（2）继续追求在东亚领头羊角色，维护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3）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为保选票，不敢开放国内某些脆弱领域；（4）回避历史，认为如果认罪有损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首先要以一个正常大国的姿态和度量行事，无论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难，依然故我。只有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国家才能对你这种身份认同。 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般来说，外部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的效果往往大于中日两国的直接互动的效果，这可能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律，我们沿着这个规律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关键可能还得从外部的整合入手，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与问题。换言之，中日矛盾的解决并不在中日关系本身，而是在于双方是否具有战略眼光，首先致力于亚洲的整合，第一步当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在东亚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要极力摆脱争夺领导权的思维，而以东盟为主导先建立合作机制。领导权并不是拼命争来的，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领导权的争夺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未来的亚洲不可能是中国的亚洲或日本的亚洲，只能是联合的亚洲，亚洲的中国和亚洲的日本。中日的和解与合作又将大大推动东亚联合的事业。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摘 要：中日邦交正常化30多年以来，特别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两国的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合作领域日益扩大，彼此的依赖关系越来越紧密。但挑战与机遇并存，两国也经历了诸多曲折与摩擦。理性分析并全力推动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促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必将给中日两国带来“双赢”局面，对整个亚洲的经济腾飞同样意义深远。本文对现阶段中日贸易状况及相关要素进行全面考察与系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中日经贸，贸易摩擦，直接投资，贸易收支 一、中日经贸关系的总体状况及主要特点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日双边贸易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按中国海关统计，1972年恢复邦交时双边贸易额仅有亿美元，2005年达到亿美元，34年中增长倍，占中国当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3%，而2006年第一季度达到亿美元，同比增长，其增长之迅速可见一斑。随着中日经贸关系的不断深化，两国已相互成为对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1993~2003年的连续11年间，日本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04年，受欧盟东扩等因素的影响，日本下降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但两年以来双边贸易额仍继续着快速增长的势头。另一方面，2001年以来，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市场；2002年起，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总体上作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不可动摇。通过对最近几年中日贸易发展状况及相关要素的全面考察与分析，中日经贸关系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由“垂直互补型”向“水平竞争型”方向发展 中日贸易赖以发展的分工基础是以垂直型国际分工为基本特征的,这是由两国生产要素禀赋差异产生不同的比较优势所决定的。这一特征反映在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上,就是日本对华出口以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为主,而中国对日出口则以技术和附加值含量较低的劳动资源密集型的低端产品为主。这也意味着中日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以垂直互补型为主、水平竞争型为辅。 从动态变化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中日贸易赖以发展的分工基础逐渐向水平型国际分工转化,在中国对日出口的商品结构中,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所占的比重正在逐步提高,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越来越显现出“水平竞争型”特点。中国从日本进口最大的变化是钢铁比重逐渐下降，同时一般机械和电器机械迅速上升；中国向日本出口最显著的变化是原料性产品和纺织品比重下降，同时机电产品的比重大幅度上升。 当然，目前在中国对日出口的高端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日本在华投资企业提供的。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增长带来的产业内、企业内贸易迅速扩大，直接推动了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向“水平竞争型”转化。 (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经历剧烈波动后稳步增长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当时投资额仅为1400万美元，一直呈增长趋势,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于1997年达到最高点，此后开始出现剧烈波动,项目数到1999年减少至1167件,合同金额减少至亿美元,而实际使用金额到2000年减少至29. 2亿美元。最近几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又开始显现出迅速增长的势头,按照中方统计,项目数在2003年、2004年和2005年分别增长、和,实际使用金额分别达到亿美元、亿美元和亿美元。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日本企业不断将主要的生产和经营基地向中国转移，带动其生产和经营活动所需机器设备和主要零部件大规模向中国出口，从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诱发出口效果”；另一方面，日本企业不断将主要的生产和经营基地向中国转移，导致日本国内市场所需的大量产品要通过从中国进口来满足，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逆进口效果”。中日双边贸易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形成了中日贸易与投资的良性互动。 (三)中日贸易依赖关系发生变化 近年来，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日本经济停滞的背景下，中日贸易的依赖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具体表现为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和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对华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990年的扩大到2005年，而同期对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下降为。还可以从贸易密集度角度分析，贸易密集度是反映两国贸易依赖关系强弱的一个最重要指标。贸易密集度又可以分为出口密集度与进口密集度。其公式为： 出口密集度=(A国对B国的出口额/A国的出口总额)/(B国进口总额/世界贸易中进口总额) 进口密集度=(A国从B国的进口额/A国的进口总额)/(B国出口总额/世界贸易中出口总额) 如果贸易密集度大于1，则表明两国的双边贸易关系比较紧密，两国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如果贸易密集度小于1，则表明两国的贸易关系还比较弱。贸易 密集度的绝对数值表明，中日双边的贸易关系一直处于极为密切的状态，两国的贸易依存关系非常强。表1贸易密集度的数值变化则表明，中日两国的相互依赖程度在不断加强，特别是近些年日本对中国出口贸易密集度和中国对日本进口贸易密集度一直呈上升的态势。这实质上意味着中日双边贸易的相互依存关系在迅速扩张的过程中发生着明显变化,日本对华贸易依存度相对提高,而中国对日贸易依存度相对下降，日本对中国出口的增长已经成为其恢复经济景气的重要引擎之一。 (四)中日贸易收支向中方逆差型转变 按照中方统计口径,在中日双边贸易收支关系中早已呈现出双方在不同年份交互出现逆差的特点,而近年则形成中方逆差(日方顺差)不断扩大的特征。在2001年的中日贸易中，中方尚有顺差亿美元,2002年则转为逆差亿美元，2003、2004和2005年逆差扩大，分别为亿美元、亿美元及亿美元。据中国海关最新统计,2006年1—2月中国对日出口亿美元,由日进口亿美元,逆差已达亿美元，同比增长。步入新阶段的中日贸易在收支关系上之所以朝着中方逆差型发展,主要是基于两大背景:一是中国加入WTO后,正在逐步履行市场开放承诺,而日本早已按照WTO的要求达到了较高的市场开放度,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潜力明显小于中国；二是中日双方经济增长差异导致了明显的进口扩张能力差异。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中国进口增长率也大大高于日本，这势必导致双方在吸纳对方进口商品的能力上也存有很大差距。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经济增长态势差别导致的进口扩张能力的差异在未来还会持续下去,由此势必导致中日双边贸易收支关系继续朝着“中方逆差,日方顺差”的方向发展。
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新时期中美关系应该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应该是积极的关系。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发展阶段不同，但双方都应该以积极的眼光看待对方，用积极的行动推进各领域对话和合作。第二，应该是合作的关系。双方应该携手应对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复杂棘手的挑战和问题，实现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第三，应该是全面的关系。双方不仅应该深化经济、反恐、防扩散、执法、能源、气候变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军交往，还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以及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不断充实两国关系战略内涵。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取得良好开局。当前，国际形势正处在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之中，国际金融危机继续蔓延和深化，各种全球性挑战明显增多。中美无论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方面，还是在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都拥有更加广泛的共同利益。当前中美关系正站在新的起点上，面临重要发展机遇。两国应该而且能够携手努力，共同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加强对话和交流，增进互信和合作，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中美双方决定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是推动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重大举措。相信在双方国家元首特别代表的共同努力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一定会取得积极成果。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新起点，面向未来，它要求双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以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审视和处理两国关系，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抓住机遇，共迎挑战。正如美国重要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委员会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所言，“要解决21世纪的许多重大挑战，美中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美中关系向前发展的前提必须是一种致力于为全球福祉而努力的共同承诺”。同舟共济、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新航程的显著特色。中美都强调了两国同舟共济的重要性，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前不久还引用中国古语“毋临渴而掘井”来形容中美携手合作的紧迫性。两国决定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这是推动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重大举措，双方将继续加强就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问题的讨论，不断增进互信与合作。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的形势下，中美最大的共同利益就是相互支持、共渡难关，这也是当前中美合作的重点。展望明天，即使世界经济的列车驶入较为平坦的地区，它也需要中美两国的引擎联手拉动持续前进。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挑战为中美加强合作开辟了广阔的视野。双方不仅应深化经济、反恐、防扩散、执法、能源、气候变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军交往，还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以及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不断充实两国关系战略内涵。新的航程展现新的前景。只要中美两国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原则，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中美关系就能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就能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不断作出贡献
楼主是说宏观的还是微观的？
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 文化 有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伟大而又异常艰难的事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需要长期艰难的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时，面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毛泽东同志就开始了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问题的艰辛探索。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全文如下：
内容摘要：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至今已有60年，60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逐渐认识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回顾这段历史， 总结 经验 教训，对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十一届三中全会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改革开放 深入改革
一
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划线分为两个时期，党在每个时期都为探索经济建设规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从严格意义上来看，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开始的。若对从此开始的这个时期作一分期的话，可以分为“一五”计划编制和实施、“大跃进”、60年代初开始的调整、““””四个阶段。下面就这四个阶段作一分析和考察。
第一阶段：
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和实施阶段。这个阶段尽管党在经济建设上还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理论准备也不足，甚至对经济建设规律知之甚少，但是在计划的编制过程中，力求从实际出发，按经济规律办事。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纲要的指示中就指出：“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从事计划工作，使我们的计划正确地反映客观经济发展的法则。”1953年6月23日，李富春代表中财委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说：“计划应该是充分地根据和体现党所规定的方针任务，使需要与可能结合、经济与技术结合，从发展整个人民的经济观点出发努力学习全面计算平衡，如此才能适合人民经济按比例均衡发展的规律。”这是党在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前夕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而这个规律也只是局限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陈云在回顾这段经济工作时说：“六十年代，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这是党在这一阶段对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主要特点。出现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是：
从主观上来看，第一，我们刚刚开始经济建设的实践，既没有经验，也没有理论准备，所以对经济建设规律知之不多。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我们自己观念上又有对商品经济的敌视，因此对价值规律进行排斥。第二，苏联模式的影响。1953年6月，李富春在谈“一五”计划编制的意见时曾讲过：“我们要依靠苏联，学习苏联”。他的意见基本反映了当时全党的倾向。而学习苏联主要是学习在苏联经济建设中起主要作用的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客观上来看，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基础是极其薄弱的。经过帝国主义的掠夺以及战争的破坏，物质极其匮乏，为了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并使各方面比例达到综合平衡，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稳步发展。
正因为如此，党确定了综合平衡的经济建设方针，合理地安排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各方面比例关系，既保证了重点，又实现了全面安排的目标。这是当时党重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在计划执行中，对1956年出现的经济上的冒进和复杂的国际形势，党作了冷静的分析和探索，为此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提出要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了理论概括和总结。党的八大继续探索，加深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陈云还提出了著名的“三主体三补充”的经济建设格局的思想。正因为党在“一五”计划时期努力按经济建设规律办事，才取得了经济建设上的显著成就。
第二阶段：
“大跃进”的三年。这个阶段正是预计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早在1955年8月，周恩来就着手领导“二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党的八大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确定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然而，计划还没有付诸实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就出现了严重失误。首先是毛泽东严厉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否定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方针，确立了高指标、高速度跃进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接着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严重地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建设规律，否定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把发展经济片面地归结为一个高速度。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狂潮，结果造成了经济建设严重比例失调，受到了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
正是这次挫折，使这代领导人开始对经济规律有了更加深刻和广泛的认识。第一，对经济规律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讲：“我们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第二，加深了对综合平衡规律的认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开始就讲，“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他说，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第三，对价值规律的新认识。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首次提到价值规律问题，批评“大跃进”中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问题。接着他又在同年的11月24日的一则批语中说：“在现阶段，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制度、价值规律等形式，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有利于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有那段著名的关于价值法则的讲话，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第四，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了新认识。中共中央在为纠正“共产风”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指出：实现两个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1958年毛泽东号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当毛泽东谈到苏联因为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而取得了消灭剥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时批注说：“在往后亿万年中，生产力性质不会不发生变化的，为了一定要适合它，生产关系也得改变，而且将有无数的改变。”认识这一经济规律对于纠正“共产风”、穷过渡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阶段：
60年代初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阶段。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60年代初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由于对第二阶段的教训进行了总结，特别是对经济规律的加深认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积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安排国民经济。其中周恩来、陈云反复强调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周恩来讲，为了改变经济方面的不协调状况，“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党中央开始着手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由于有了“一五”计划和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成功经验，也有“大跃进”受到规律惩罚的教训，因此，第三个五年计划在编制时就强调了按客观规律办事的问题。毛泽东在谈到在计划中如何处理各方面矛盾时说：“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按客观规律来办事。”按照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三五”计
划确定了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吃穿用，加强国防建设和基础工业建设的任务。然而，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由重点解决人民吃穿用转变为以国防建设为中心。
第四阶段：
““””十年。1966年“三五”计划开始实施的第一年爆发了““””。这十年，除1970年周恩来拟定第四个五年计划，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外，整个经济被拖到崩溃的边缘。不仅全盘否定了前一阶段经济调整的成就，而且把发展生产力批判为“唯生产力”论，经济出现混乱状态，根本就谈不上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认识和探索了。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两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若对这一时期作一分期的话，可以分为经济的调整与改革、全面改革、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四个阶段。下面就这四个阶段作一分析和考察。
第一阶段：
1979-1984年，经济的调整与改革阶段。这个阶段是从根本上端正指导思想，重新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认识和探索，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开放开始起步阶段。1976年10月，“_”的垮台，结束了十年内乱，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扫除了障碍。然而，经济建设上又出现了新的洋跃进，即片面追求高速度，不顾国力大量引进国外设备，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新的失调。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与50年代的“大跃进”如出一辙，根本原因还是指导思想上“左”的东西在作怪。这次失误，使人们逐步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端正指导思想，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担起了这样的历史重任。全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强调了马克思主
义的思想路线，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乘着三中全会的春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纠正洋跃进的错误，探索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建设规律。1979年4月，党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调整中，第二代领导集体普遍认识到经济建设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当时邓小平就讲：“我们需要的是鼓实劲，不是鼓虚劲，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要扎实，效果要实实在在。所谓鼓实劲，不鼓虚劲，拿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空喊 口号 ，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陈云、李先念也多次强调，国民经济只有按比例，才有高速度。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民经济调整取得了重大成就。与此同时，在我国农村开始了伟大变革。长期以来，农业生产长期增产不增收，分配不兑现，农民生活极为贫困。严峻的现实迫使农民寻找出路。首先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农民创造了一种新的更适合农业发展的责任制形式——家庭联产承包制。它的出现引起了全国上下的争论，对此，邓小平给予了公开的支持。1980年9月，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并下发了75号文件。从1982年开始，中央连续5年发出了5个一号文件，充分肯定了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农村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党中央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结果。
第二阶段：
1984-1988年，全面改革阶段。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宣告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已经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标志着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化的新阶段。在《决定》的指导下，围绕着搞活大中型企业这个中心环节进行了从企业经营管理体制到分配制度，从横向经济联合到工资制度的改革，目的在于激发企业的活力，促进企业效益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这里涉及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规律。为了推动全面改革，《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命题，又明确指出，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生作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这就突破了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这是对经济建设规律深入探索的结果。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五大适应实践发展的要求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作出了新的概括。首次明确放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将市场置于新经济运行机制的中心环节，这意味着价值规律的作用越来越大。认识的提高又反作用实践，使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
第三阶段：
1989-1991年，治理整顿阶段。在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和困难，如：供需失衡;工农业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基础工业和基础与加工工业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流通秩序混乱等等。1989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重点解决以上问题，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在治理整顿的三年，国家有效地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使过热的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控制。
1992年至今，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阶段。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建设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党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探索也取得了重大成果。
第一，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认识有了新突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不仅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时也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了新的认识。这一科学论断表达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实现目的手段。强调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第二，更加重视市场及价值规律的作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困扰人们多年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作了深刻阐述。以此为指导，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我国的经济政策更加重视市场的作用，强调在资源配置中运用市场机制，通过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将资源配置在效益好的部门和企业，解决企业长期效益低下的问题。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了，这意味着价值规律的作用越来越大。
第三，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认识也有了新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某些方面进行了深化改革，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新格局。改革的不断深入，要求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党的十五大适应了这一要求，在理论上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
这期间，党制定了经过科学论证、符合经济规律的跨世纪的宏伟纲领，即《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确保这个宏伟纲领的实施，江泽民作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处理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个关系。这是党对经济建设规律探索的最新成果，也是党实现跨世纪宏伟蓝图的科学指南。
总之，通过以上对党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历史考察和分析，使我们可以看出，党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遵循经济建设规律，党领导我国定会如期实现跨世纪的宏伟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党的文献》1989年第四期 第4页 第6页 《陈云文选》下卷 第221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献》第九册 第216页
第6册 第566页 第661页 第八册 第172页 《周恩来文选》下卷 第370—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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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关系的意义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论十大关系》中关于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的思想,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设想,等等,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对于党的八大路线的确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和主要主张,实际上都融入到八大制定的路线和通过的有关报告、决议中去了.所以,把这个报告,连同八大确立的路线和毛泽东稍后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看作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是符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