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以后，中国的陶瓷生产悄悄地发生了一个转变，由生产素瓷为主转入以生产彩瓷为主。
五彩瓷可以分为青花五彩和纯釉上五彩两种。青花五彩瓷是先在釉下用青花描画出所绘图案的蓝彩部分，罩釉烧成，再在其余部分各按所需绘彩，复入彩炉二次烧成。釉上加彩也是瓷器的主要装饰技法之一，是用各种彩料在已经烧好的瓷器釉面上绘制各种纹饰，然后二次入窑，低温固化彩料而成。釉上釉下彩通常包括彩绘瓷，彩饰瓷、青花加彩瓷、五彩瓷、粉彩瓷、色地描金瓷及珐琅彩等，在这些彩瓷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五彩瓷和粉彩瓷。
釉上彩绘瓷发端于北齐，成熟的器物始见于唐代长沙窑，宋代磁州窑又将这一工艺技术发扬光大。金元两朝磁州窑红绿彩开创了明代五彩瓷的先河。到了明中晚期，五彩瓷的制作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一直发展到其后的清代康雍乾三朝。故有大明五彩瓷、康熙五彩瓷之说。
五彩即多彩之意，非必定五色，但红、绿、黄三色必不可缺，色彩艳丽，纹饰繁复，闻名于嘉靖，登峰造极于清康熙年间，五彩瓷中的精品有“大明五彩”和“康熙五彩”两大类。
大明五彩瓷是景德镇在青花瓷（青花斗彩）的基础上分离出来的，同时还发展了斗彩瓷、素三彩、红绿彩瓷、金彩瓷等。装饰的纹样、表现的主题、绘制的手段、制作的工具和材料等都空前丰富。由于青花瓷“有美艳与素雅兼收的艺术效果和优良传统，而且一经烧成，永不褪色，精粗瓷器都能应用，因此，在明代三百年间的瓷器制作中，仍居于主流地位”，形成青花、五彩争奇斗艳。
青花五彩在明成化年间就已取得了很高的声誉。青花五彩在构图方面以图案花纹满密取胜，在用彩方面，则以红、淡绿、深绿、黄、褐、紫及釉下彩青花的蓝色为主，尤其突出红色，颜色浓艳，刻意追求华丽效果。从嘉靖年间开始流行的青花五彩工艺到万历年间发展成熟，声誉日隆。由于大量出口国外，“大明五彩”早巳为世界各国的中国瓷器迷所熟知。
大明五彩常见的器型有瓶、尊、碗、盏、盘、碟、壶、罐、缸、敦、簏盒、鼎炉等，以及各种玩物和文具。其中敦为各式坐敦，景德镇俗语又称“凉敦”，是当时讲究人家夏天坐的凳子；簏盒则是用瓷做成的各种胭脂盒、粉盒、印泥盒、颜料盒等；鼎炉，原为古代早期的炊具和盛器，后发展为礼器或陈设器，其中的香炉用于焚香；玩物和文具包括围棋、象棋、屏风、帽筒、笔架、笔筒、砚滴、砚台、笔管、笔洗等。图案纹饰以龙凤花草为主并有婴戏、八仙、百鹿等画面。从当时流行的器物中，我们可以看到，陶瓷产品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
大明五彩的装饰风格除深受同时期青花瓷的影响外，还因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丝绸生产发展的高峰期，锦缎中常见的团花装饰、重叠式的锦上添花装饰、锦上开光装饰等，亦被工匠们吸收，同样形成了五彩瓷装饰的标志性特点之一。
此外，明代版画造型的严谨、排线的讲究、点和线的疏密组合、阴阳效果等手法的使用，都被运用在五彩瓷中，五彩瓷又具有了线条刚劲有力、色彩强烈明快的特点。木版年画中的小说戏曲、话本评传、史书、地方志及著名画家的画册、各种画谱等等，也成了五彩瓷的表现题材。五彩瓷在构图上出现了整幅画面，舒展而意境深远。
康熙时期，五彩较明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康熙五彩瓷的一个重大突破是表现色彩的更加丰富，釉上蓝彩代替了嘉万五彩中的青花并发明了黑彩等，不再用青花代替蓝色。五彩器由在青花器上彩绘，改为直接在白瓷釉上彩绘，其蓝彩烧成的色调，浓艳程度超过了青花。而此时的黑彩有黑漆的光泽，衬托在五彩的画面中，更加强了绘画的效果。结合这种工艺，陶工们以当时的木刻版画和年画、各种插图、绣像、画谱等为蓝本，创五彩琵琶尊作出了令人赞叹的康熙五彩瓷。
《饮流斋说瓷》认为清代的“硬彩、青花均以康熙为极轨”。康熙五彩不但官窑器工细。民窑器也不逊色。《陶雅》说：“康熙彩画手精妙，宫窑人物以耕织图为最佳，其余龙凤番莲之属，规矩准绳，必恭敬止，或反不如客货之奇诡者。盖客货所画多系怪兽老树，用笔散于恣肆。”（“客货”即出卖的民窑器）康熙五彩常用彩料有红、黄、绿、蓝、黑、紫等，各色均有时代特征。红彩，色调鲜亮红润，并闪现出五光十色的光晕，这种红彩，有别于明代的枣红色。黄彩，为深浅不一的蜜蜡黄。紫彩，多见葡萄紫，也见茄皮色者。绿彩，有墨绿、黑绿、苦绿、瓜绿、大绿、水绿等多种色调，其特点是色浓泛黑，有别明代绿中闪黄现象。黑彩，漆黑光亮，浓重沉着，多用于勾勒轮廓和点染局部，为新创色调。蓝彩，艳丽醒目，多绘山石，使陡壁生辉，代替明代的青花色调。总之，康熙五彩斗改明代以青花相配色的青花五彩风格而改由白瓷为地直接为五彩为主的五彩风格并创造了多种品种。康熙五彩见有白地五彩、青花五彩、豆青地五彩、米地五彩、红地五彩、蓝地五彩、墨地五彩、雪花蓝地五彩、哥釉五彩等。器类十分丰富。
康熙时期，民窑瓷的大件产品较多，尤其是琢器，如尊、觚、鱼缸等，尺寸之大胜于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硕大的体积唤起了一种力量上的美感。阳刚的造型与明朗艳丽的五彩装饰融为一体，恰恰反映着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享年最长的康熙王朝上升、张扬的时代精神。
清代的五彩瓷，不仅在工艺手段、成型方法、绘画手法上有所创新，同时在表现的题材上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康熙皇帝尊崇儒家，强调以德治国，以礼化民，这与中国的传统思想一脉相承。所谓“成教化，助人伦”的艺术功用在这一时期的瓷器上表现得较为明确，如表现忠君思想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传》、《昭君出塞》等战争故事场面，即民间所说的“刀马人”，常以大幅图画出现在五彩瓷的装饰上，气势恢宏、动作精彩夸张，不仅在国内受到人们的喜爱，也备受当时西洋画家的青睐。另一类则是反映文人学士生活和爱好的画面，如“羲之爱鹅”、“东坡爱砚”，“渊明爱菊”、“茂叔爱莲”、“竹林七贤”、“岁寒三友”、“秋声赋图”、“米芾拜石”等。再就是象征多子多孙的“榴开百子”的石榴图案；象征多子、多福、多寿的由石榴、佛手、桃子组成的图案；还有“望子成龙”、“麒麟送子”、“子孙满堂”等祈福的吉祥图案。而官窑人物以劝勉农桑、奖励耕织的“耕织图”为最佳。
康熙三十年（1691）后，由于广开科举，弘扬汉文化，瓷器上开始大量地书写诗文词赋，一些“状元过街”、“独占鳌头”、“东坡题诗”之类的题字画面，书法工整、布局严谨。这类以文字为主题的陶瓷后来被视做清代陶瓷装饰的一个典型特点。
目前所见最早的青花五彩瓷产生于宣德时期，但很少见，西藏萨迦寺有收藏。嘉靖、万历时期五彩器物比较多见，而且出现了大的罐、瓶类，胎骨变厚。与成化彩瓷迥然不同的是，色彩除釉下蓝色外，还有釉上红、绿、黑、孔雀蓝、紫、褐、赭等色和金彩。常见图案内容有莲池鸳鸯、凤穿花、花卉奇石、婴戏、云龙、云凤、云鹤、天马、道教吉祥图案等。
嘉靖至明末清初，民窑也大量生产五彩瓷器。它们的特点是胎质较粗，釉层较厚，有时有失透现象。常见器型多为碗、盘、瓶、罐，图案内容比官窑丰富，有神兽、色藻纹、莲池水族纹、婴戏、小说故事、花木奇石、人物山水等，回风粗放，生活气息浓郁。但色彩不如官窑齐全，主要是红、绿、蓝、黄四种颜色，尤以红、绿色为多，有些器物还没有釉下青花。日本仿制了不少晚明五彩瓷器，有些在图案、画风上很相似。但日本瓷胎釉过细，与明末胎釉，特别是民窑瓷器胎釉显然有别。
五彩瓷，以其清新明快、富丽典准的特点，备受收藏界的青睐。
武菜发源于明朝，成熟于清朝。它是一种传统瓷器，最早出现在景德镇的釉上。康熙彩陶装饰已成为盛行的主流形式。但到了雍正年间，由于粉彩瓷更符合国画的表现，武彩便退出江湖。出于前朝尊称“古色古香”的传统观点，五彩又被称为“古色古香”。五色是黄、蓝、白、红、黑，一般是指各种颜色。根据阴阳五行学说，这五种颜色分别代表木、金、火、水和土。同时，它们象征着东、西、南、北、中，包含着五种神奇的力量。
烧制是瓷器制作过程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景德镇陶艺录》记载:“白瓷上色后，必须再次烧制，使颜色凝固。元朝由明暗炉组成。小炉用开式，口向外，绕炭火，放在铁轮下，用铁叉，要钩拨轮转动，以使火均匀。对于大的零件，要使用一个三英尺多高的暗炉，中间层周围有炭火，下面有通气孔。瓷器存放在炉中，人们手持圆板，以避免火气。炉顶是用泥封住的，烧了一天一夜。”烧色时，火度是最重要的，火度高，有些颜料出现流动;火不足，色不明，釉灰。因此，烧制工艺是决定武菜成败的关键。做一个美丽多彩的人，是很难的。
因其线条清晰，烧制温度略高于粉彩，又不如粉彩柔和，故又称“硬色”。五彩是明清景德镇窑的新品种，在宋元釉上加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明朝的色彩材料中没有蓝色，需要表达蓝色的地方，就用青花代替，称为“青花七彩”，成为时代独有的特色，以嘉靖万历七彩为代表。嘉靖、万历两朝的特点是使用釉上明矾和釉下青花两种颜色。釉下的青花与釉上的各种色彩相结合。用黑色或赤褐色线条描画图案轮廓，画面厚实华丽。
清代七彩是康熙朝最著名的。除了常用的红、绿、黄、棕、紫等色外，釉上还有新配制的蓝色，以取代釉下的青花。金色和黑色也被广泛使用，使色彩更加瑰丽夺目。康熙五彩除了在白瓷地板上作画外，还在各种颜色的釉面和各种瓷地板上上色，使五彩缤纷的瓷器别具一格。雍正年间，粉彩盛行，色彩趋于衰落。大多是小件，画得很好，不像康熙五颜六色的粗犷。乾隆以后，几乎没有单独的彩瓷，多与粉彩、珐琅配色。
因其线条明朗，烧成温度稍高于粉彩，且不及粉彩柔和，故又称之为“硬彩”。五彩为明清时期景德镇窑的新品种，由宋元釉上加彩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明代彩料中无蓝彩，需用蓝色表现之处，皆以青花代之，称“青花五彩”，成为独特的时代特征，以嘉靖、万历五彩为代表
的序幕。 洪武时期的五彩瓷器很少见，主要原因是洪武朝御窑厂设置较晚，当时所造瓷器应为民窑所烧。1964年在南京明故宫遗址所发现的洪武时期釉上红彩龙纹残片，“盘壁表里各画五爪红龙两条及云彩两朵”。其构图动感十分强烈，笔意潇洒劲利，龙纹图案空间安排疏密得当，云朵画法也生动活泼，充满意味；胎壁匀称，轻且薄，对光透映，里外龙纹叠合为一
因为宋朝的文化到达顶峰，宋朝的对文人的重视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诗文、书画、制造都有很多的典型特点的东西出现。
宋代瓷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繁荣昌盛的时期。现时已发现的古代陶瓷遗址分布于全国170个县，其中有宋代窑址的就有130个县，占总数的75%。陶瓷史家通常将宋代陶瓷窑大致概括为6个瓷窑系，它们分别是：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和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系和景德镇的青白瓷系。这些窑系一方面具有因受其所在地区使用原材料的影响而具有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有受帝国时代的政治理念、文化习俗、工艺水平制约而具有的共同性。宋朝瓷器从胎釉上看，宋北方窑系的瓷胎以灰或浅灰色为主，釉色却各有千秋。例如钧窑釉，喻为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无穷如行云流水；汝窑釉含蓄莹润、积堆如凝脂；磁州窑烧出的则是油滴、鹧鸪斑、玳瑁等神奇的结晶釉。南方窑系的胎质则以白或浅灰白居多，景德镇窑的青白瓷色质如玉、碧如湖水；龙泉窑青瓷翠绿莹亮如梅子青青；哥窑的青瓷其釉面开出断纹，如丝成网，美哉天成，是一种独特的缺陷美；还有定窑瓷，其图案工整，严谨清晰的印花让人叹为观止；耀州窑瓷，其犀利潇洒的刻花给人们以流动的韵律美。追求釉色之美、追求釉质之美，宋人在制瓷工艺上达到了一个新的美学境界。从造型的角度分析，宋瓷的器形较之前代更为丰富多彩。宋朝瓷器，几乎包括了人民日常生活用器的大部分：碗、盘、壶、罐、盒、炉、枕、砚与水注等，其中最为多见的是玉壶春瓶。总的说来，民间用瓷的造型大部分是大方朴实、经济耐用；而宫廷用瓷则端庄典雅、雍容华贵。最能反映皇家气派的是哥、官、钧、汝与定窑口烧制的贡瓷，最能体现百姓喜乐的是磁州、耀州窑口烧制的民间瓷品。 从纹饰上讲，宋瓷的纹饰题材表现手法都极为丰富独特。一般情况下，龙、凤、鹿、鹤、游鱼、花鸟、婴戏、山水景色等常作为主体纹饰而突现在各类器形的显著部位，而回纹、卷枝卷叶纹、云头纹、钱纹、莲瓣纹等多用作边饰间饰，用以辅助主题纹饰。工匠们用刻、划、剔、画和雕塑等不同技法，在器物上把纹样的神情意态与胎体的方圆长短巧妙结合起来，形成审美与实用的统一整体，另人爱不释手。如婴戏纹，或于碗心、或于瓶腹，将肌肤稚嫩，情态活泼的童子置于花丛之中，或一或二，或三五成群，攀树折花，追逐嬉戏，真切动人，生活气息甚为浓厚。宋朝瓷器，以其古朴深沉、素雅简洁，同时又千姿百态、各竞风流的气象为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工艺发展史上矗立起一座让世人景仰的丰碑。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突破“南青北白”的局面 2、品类繁多，器型多样。最受还应的有“梅瓶”、“玉壶春”等 3、釉色优美，以典雅含蓄，高贵朴实，有类玉的效果，以单色瓷为主（除钧窑）。体现了儒文化所提倡的简洁素雅之美，有明显的民族精神体现。 4、装饰方法有印花、画花、刻花、剔花、贴花、镂花等，图案以花鸟虫鱼等为主，造型，色彩，纹样追求完整、意境、气韵。
一直以来，人们似乎有一个共识：宋代是中国陶瓷艺术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代，“宋瓷”代表了中国瓷器艺术中最高的审美境界。这样一个认识，通过教科书或大众读物无限制地进行着一种简单的复制，让人觉得这几乎就是一个无需质疑的真理。但问题在于，这种判断的标准在哪里，我们有没有真正从学理上对其进行思考？因此，对于这个问题的反思，其意义也是相当明确的。一方面，有助于理解陶瓷艺术创作中的境界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扭转我们简单的思维习惯或认识偏见。 平淡：宋代社会审美理想 宋代大文豪苏轼曾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他认为文章由绚烂到达平淡，这才是成熟的标志，才是艺术上最高的境界。简单地说，平淡就是天真自然，不雕琢，不拘泥于法则。而实际上，苏轼的话反映出了宋代典型的士大夫审美趣味。在文风上，从韩愈的古文运动开始，之前绮丽的文风受到人们的抵制，转而崇尚平易的行文风格。在书法艺术中，宋人面对唐楷的气势与法度，转而追求晋人的高风绝尘，正如苏轼所推崇的“萧散简远”之淡泊境界。在绘画上，虽然雄浑的山水画与艳丽的院体画同样存在，但在苏轼和米芾的推动下，崇尚天真平淡的文人画开始兴起。而正是从宋代开始，“逸”格成为历代品评绘画乃至视觉艺术的最高标准，它代表了这种反对法度与雕琢、崇尚清新与自然的平淡之美。 宋代，重文轻武。文人的审美趣味很容易便影响到了整个社会，当时的大众也很自然地接受了这样的情趣。于是，“平淡”很快就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风尚，瓷器的生产也同样反映出这样的时代精神。宋代是瓷器生产相当繁荣的一个时代，有众多的瓷器生产地，仍然是“清淡秀雅”的艺术风格占据统治地位。即使是大量运用印花技术的耀州窑，其胎色也是相当淡雅的，呈现的是一种单色美。当然，将这样的风尚发挥到极致的当属北方的汝窑和南方的龙泉窑。汝窑生产的瓷器大都造型简练，呈淡雅的天青色，又因其烧制过程中温度较低，瓷胎未真正烧结，故釉色大多失透，显得宁静而自然。崇尚老庄的宋徽宗当时对汝窑的瓷器爱不释手，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的瓷器生产树立了一个标准。靖康之变后，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南迁，南方的龙泉窑以其青玉般的釉色、简练沉静的造型、朴素典雅的气质，将“平淡”的审美理想发展到了极致。 艺术：“境界”判断与权力话语 舒斯特曼认为，审美教育是一种阴谋，它教育人们“自由”地去接受某种趣味。他的观点也许有些偏激，但已经很清楚地为人们揭示了审美格调判断中的人为因素。也许用福柯的思想来解释这种现象会更加贴切。在这位法国思想家看来，“真理意志” 与“权力意志”在根底上是二位一体的，真理的产生与认定渗透着权力因素，权力的运作有赖于真理话语的确立。①在任何社会的话语流通中都存在着有关何为理智、何为合理与真实的潜在话语标准，它在具体思想和知识问题的真假判断发生之前即已划定了关于真的可能边界，也就是说，发生在知识内部的真假只是真理在现实中成立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②因此，“知识（真理）与其说是有真伪之分，不如说只有合法与否之分。”③如果我们用这种认识来看待长期以来人们对“宋瓷”的推崇，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就相当明显了。 从魏晋开始，中国汉族文人实际上主要继承了老庄道家的审美理想。这是一种清静无为、天真自然的审美理想。正如老子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反对过于繁复的声和色，主张淡与素。而庄子则要求人从任何外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获得自身的自由，这也是一种自然的审美境界，正所谓“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正如前文所言，道家的这种审美精神对中国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在魏晋之后的历史中占据主导地位。当然，由于宋代社会浓厚的尚文风气，文人的情趣能够迅速地推广到整个社会中去，因此，相对于其他时期，宋瓷最能够体现出汉族文人的审美理想。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把“宋瓷”理所当然地断定为中国历史上最高审美品格的代表，认定它体现了最高的审美境界。原因很简单，因为“宋瓷”代表了他们所钟爱的审美情趣。这样一种判断由于出自于知识分子之口，出自于学术机构的判断，于是很自然的就披上了“真理”的外衣。却从来没有人去反思为什么“平淡”就一定高于“雕琢”，为什么文人情趣就一定高于市井情趣。实际上，人们已经习惯了屈从于权力的判断。这里的权力并非我们日常理解中的政治权力或统治权力，而是一种话语权。它在无形之中束缚了我们的思考，在无形之中也将所有的其他观点与思想断定为“谬论”与“非真理”。 共识：永远无法企及的地平线 相对于宋代的瓷器，唐代及元明清的瓷器增添了不少民族趣味或市民审美因素。尤其是明清的瓷器，受到市民文化的影响，其瓷器的艺术风格倾向于繁琐的装饰趣味。从明中叶的“青花”到“斗彩”“五彩”和清代的“珐琅彩”“粉彩”等等，无不体现了这样的趣味。此时，它们正好和西方的洛可可艺术相映成趣。而且事实也证明，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是相当明显的，因此在西方，洛可可风格也被称为“瓷器”风格。其实，在西方国家，洛可可风格也长期受到所谓学者阶层的轻视，认为它是一种相当轻浮与柔媚的艺术风格。与之受到贬低的艺术风格还包括原始艺术、中世纪艺术、巴洛克艺术等等。传统的西方学者们一直都将古希腊罗马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艺术当成了最高的审美理想，认为这是一种高雅而崇高的艺术风格，与之相比的其他艺术风格都显得逊色。 不过，在多元论思想的影响下，如今西方社会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判断的偏见与无知。中世纪艺术的深沉与神圣，巴洛克艺术的恢宏与动感……这些都是西方古典艺术所缺少的精神内涵，它们同样值得称道。事实上，每一种艺术风格或审美情趣都有它自己的拥护者与爱好者，若根据其拥护者的地位与阶层来判断审美情趣的高低，这无疑是一种相当霸道的标准。我们可以批评某艺术品的题材或主题不合情理或触犯了公共道德的要求，却不可评判哪一种审美情趣低下。因为审美本身仅仅是一种心理感受，我们不能用高低来对其进行界定。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借用沃尔夫林的观点来进行论证，他在阐述巴洛克艺术的时候说：“巴洛克艺术（或称之为近代艺术）的兴衰都不是由于古典艺术，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艺术。近代西方文化的发展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条兴起、高潮、衰落的曲线……”④沃尔夫林反对将古典艺术作为西方艺术的定点，认为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风格，表现的是各自的“时代精神”，而不能简单地说后代是前代的衰落。⑤ 从认识论讲，“整体性”思维本质上是事先预设一种本质或终极的本源，然后将其表象和再现。从现实来讲，它通过“权力”来产生一种真理，从而排斥、压制甚至摧残异端，最终完成了对“权力”的维护。在这里，笔者赞同利奥塔的观点，他反对哈贝马斯关于对话可以获得“共识”的观点，认为“共识是一条永远无法企及的地平线”，因此现在必须强调“歧见”。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唐代的异国风情，宋代的平淡，或是明清的繁琐……它们仅仅是体现出自己时代或受众的审美趣味而已，并不能说明孰高孰低，谁是顶峰谁是低谷。
宋朝瓷器工艺尚不成熟，现在人们事实上已经吹捧过头了，瓷器制作工艺到了明朝才是真正成熟起来，器形、色彩、绘画才是真正到了巅峰。宋朝很多金包瓷实际上看起来是很俗气的，没必要无限制吹捧宋朝。
仰韶文化的陶器种类较多，有杯、钵、碗、瓶、罐等，造型美观实用，其彩陶艺术有卓越成就。彩陶纹饰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流满生活气息。一般多装饰在器物的口沿和上腹部，下腹和底部多不施彩，但也有全身布满了花纹的器物。还有用人面纹做装饰的。半坡类型的彩陶纹饰以各式各样的鱼纹最富特征。底沟类型的彩陶纹饰主要由圆点、勾叶、弧线叁角和曲线等组成的连续带状花纹。
彩陶艺术——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马家窑文化谈起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有一种非常普遍的手工业生产——陶器的制作，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与人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彩陶的产生是制陶业的一项重大发展，彩陶是新石器时代一种手制用红、黑等色绘有花纹的陶器，主要有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马家窑文化类型。他们之间的不同构成了彩陶丰富多彩的历史。就以下七个方面论述他们的不同。 一、 发现地区。 仰韶文化，经过考古专家的陆续发掘，在陕西、山西、河北和甘肃东部等地区都有发现，逐渐形成了以中、晋为中心的地区。仰韶文化彩陶一山西、河南出土的最多也，装饰也最丰富。其有两种类型：半坡类型在今陕西省东郊庙底沟类型在近河南省。 大汶口文化，首次被考古科学家在山东宁阳堡头村发现。他的主要遗址在我们山东宁阳堡头、曲阜膝下候、安丘景芝镇、临沂大范庄、胶县三里河和刘林大敦子、新沂花厅村等。 屈家岭文化，在1954年发现于湖北京山县屈家岭而得名。主要分布于江汉地区，经过发掘的遗址除屈家岭外，有湖北郧县青龙泉，宜都红花套以及河南淅川等处。 马家窑文化主要位于黄河上游，主要分布于甘肃、青海一带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和四川北部地区。 二、 装饰纹样。 仰韶文化彩陶的装饰纹样内容比较丰富，有动物纹样、植物纹、人物纹、几何纹。属于动物纹的纹样有鱼纹、鹿纹、鸟纹、蛙纹、人面鱼纹、鸟鱼纹、蜥蜴纹等。几何纹分别有网纹、三角斜线纹、三角着线纹、弦纹、宽带纹、折线纹、个字纹、圆点纹、叶形圆圈纹、火焰纹等有十几种母体及演变的二、三十种纹样形式之多。 大汶口文化彩陶的装饰纹样形式较多，有圆点纹、窄条纹、圆圈纹、花瓣纹、八角纹、平行折线纹、回旋勾连纹、带状网格纹等十几种，其中，个别纹样和仰韶文化纹样很相似，说明彼此在文化交流上关系密切。此外，还有着较多的植物纹样，以花瓣纹及其演变的装饰纹样为最典型。 屈家岭文化彩陶的装饰纹样极为简洁凝炼，大部分为素面，少有装饰纹样，少数装饰纹样为弦纹、浅蓝纹、刻花纹、附加堆及镂空等。几何纹样的装饰，多种多样有直线、同心圆等。 马家窑的纹样和种类一样也是及其的丰富，包括四种类型，石岭下型纹饰有条纹、圆点纹、波型纹、叶形旋纹、弧纹、三角纹以及鸟纹、蛙纹等。马家窑类型彩陶的装饰纹样主要有条纹、宽带纹、圆点纹、弧线纹、方格纹、垂帐纹、平行线纹、旋纹、旋涡纹以及鱼纹、人面纹、蛙纹等。以旋涡纹、旋纹、波浪纹为典型。 半山类型彩陶的装饰纹样主要有螺旋文、菱形纹、同心圆纹、圆圈纹、折线三角纹、平行弧线纹、编织纹、棋纹、联户纹以及网纹等。 马厂类彩陶的装饰纹样内容多样，除部分有半山型特点外，另有人型纹、贝形纹、云雷纹、大三角形纹、波折纹、方框纹以及象征性的蛙纹等。
仰韶文化的陶器种类较多，有杯、钵、碗、瓶、罐等，造型美观实用，其彩陶艺术有卓越成就。彩陶纹饰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流满生活气息。一般多装饰在器物的口沿和上腹部，下腹和底部多不施彩，但也有全身布满了花纹的器物。还有用人面纹做装饰的。半坡类型的彩陶纹饰以各式各样的鱼纹最富特征。底沟类型的彩陶纹饰主要由圆点、勾叶、弧线叁角和曲线等组成的连续带状花纹。马家窑文化的彩陶，根据时间先后和器形纹饰的发展变化，可分为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四个类型，以后叁者最为精致。马家窑类型彩陶，根据时间先后或黑白彩作画。器形以壶、罐最为常见。花纹以水波纹用得最多，常变幻不同的形象，活泼新颖，律动感很强，在这其它文化的彩陶中是罕见的。此外，还有网纹，圆点纹，曲线纹，宽带纹，同心圆波纹，叶纹，飞鸟，变形蛙纹等多种纹饰。半山类型的彩陶，器形以双耳罐和双耳壶最多，其次为盆、钵、杯、瓶等。这些陶器胎体的基本色调是砖红色，土红色或桔红色，这是由于烧窑时的氧化焰烧得充分或不充分所致，也与窑中的温度有关。在胎体的表面多用红黑两色绘画，有时也用黑色。构图严谨复杂，主要花纹有圆圈纹、菱形文、葫芦形纹、连弧线、垂帐纹、带文、折线叁角纹、水波纹、锯齿纹、叶状纹、人形纹等多种。花纹多集中在器物的上部，在各种花纹之间多加饰锯齿纹是半山类型彩陶的一个突出特点。马石类型的彩陶有壶、罐、盆、钵、碗、豆等，以双耳壶、双耳罐最为流行，并出现了肩安双耳的大口罐。小口的双耳罐腹部收缩，器形变得比较瘦长。还有比较特殊的人头形器彩陶壶和女性裸体人像壶。用黑红两色彩绘，有的器物先上一层红色或白色陶衣，然后用黑彩或红彩绘画。主要纹饰仍是几何形图案，流行的花纹有折线纹、圆圈纹、回纹、叁角纹、螺旋纹、米字纹等。马厂晚期的彩陶，制作粗放，花纹简单，绘画草率，已趋于衰落。继之而起的齐家文化，彩陶数量比较少，有独特风格的是双大耳罐和双耳罐，多用黑彩或红彩在红地和橙黄地上绘叁角纹，弦纹、网纹等。图案简单明快，也很规整。更多资料
中国的传统文化可多了！我一下子还说不完，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中国的陶瓷艺术吧！中国传统陶瓷艺术，尤见装饰匠心。中国传统陶瓷装饰形式，大体上有刻镂、堆贴、模印、釉色、化妆土、彩绘六类型。图案纹样装饰于陶器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中的彩陶上就已出现。先民们感受生活的自然现象创造出波拆纹、圆形纹、编织纹等图案，以二方连装饰形式呈现在陶瓷器物上，在西安半坡遗址出土一件绘有精美的人面和鱼纹的彩陶盆是新石器时代彩陶中的精品。陶器上的纹饰体现了先辈们对于自然和人自身观察的结果，陶工们对于点、线、面的熟练融合，对于花纹繁密的组合，以及对于旋纹与孤线的审美感，不但表明了他们对于自然和人类自身有了一定的认识，而且还表明了自然界已经脱离了他们的原貌，增加了人的思想和人的想象力，以及人对自然的美化和崇拜。商、周时代是以青铜器为时代标志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的陶瓷纹饰和青铜器饰相似，刻纹白陶的烧制成功是制陶工艺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用高岭土制坯，烧成的温度达1000多摄度，素洁可爱的造型与优美的纹饰相结合，逗人喜爱。追溯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陶瓷产品，陶瓷装饰有两大特点：一类是以适合陶瓷器皿上进行工艺转换表现形式；另一类是以中国绘画形式在陶瓷器皿上进行工艺转换表现形式。中国传统的艺术——陶瓷的故事是多么有趣啊！陶瓷还是我国最为大的创造呢！
有两篇，都是我们选修课的论文，我留着的。你看哪篇合适就用吧。【一】清代龚轼在他的《陶歌》中这样称赞青花瓷：“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青花瓷的生产工艺：青花瓷是一种以天然钴土矿为呈色剂，在白釉坯胎上用毛笔描绘图案花纹，罩透明釉后，入窑一次高温烧成的釉下彩瓷。以江西景德镇为代表。它创烧于唐代河南巩县窑，宋代亦有烧制，到元代臻于成熟。从元代开始，历经明、清，无论官窑与民窑，一直盛烧不衰，成为最具民族文化风格的重要彩瓷品种。青花瓷的特点：青花是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装饰，也是我国陶瓷装饰中较早发明的方法之一。其特点一是着色力强，发色鲜艳，呈色稳定；二是纹饰永不退色；三是丰富多彩，明净素雅，有中国水墨画的艺术魅力；四是不含铅、砷等有毒元素，对人体无毒副作用；五是不但适合装饰餐、茶具等日用瓷，而且也适合装饰花瓶、大缸等陈设瓷；六是其制作原料含钴天然矿物蕴藏丰富。青花瓷的历史：青花瓷器起始于唐宋，但了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制作已经成熟，这是我国制瓷史上的时代的进步。元代以前，影青刻花的运用较为普遍，自庄重浑厚的青花出现以后，影青刻花的装饰变便渐渐退居次要地位。明代永乐、宣德年间，成化年间，嘉靖、雍正、乾隆三朝的青花，以康熙朝的青花最为突出，有莹澈青翠、明亮静丽的艺术效果，因此在明清两代，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备受人们喜爱，成为帝王嫔妃、达官贵人的必备之物。就连欧洲人也常以珍藏青花瓷来炫耀自己的富有。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继承历代优秀传统，开发了清新、明丽、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品种，在礼品瓷、展品瓷盒内外销商品瓷等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成效。现代景德镇青花瓷器从总体上看，釉质白里泛青，青料发色青翠，造型美观大方，装饰有古朴典雅的艺术效果。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发展一直是炎黄子孙的华夏情结，如何继承创新是个争论的话题。一般意义上来说，艺术的创新是指艺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新的突破，它在艺术生命中起着变化、促进、增长、更新的作用。艺术的创新和发展从性质上来说，可以分为量变式的创新与质变式的创新两个方面。量变式的创新主要是指在一种艺术范围里其发展只是一些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变化。质变式的创新则是指突破了原有艺术的性质和范围，创作出了完全新的艺术作品。笔者认为这两者关系可以理解为形似和神似的关系。保护、收藏、修缮、翻新、展览只是一种保存标本的方式，就像把熊猫放到保护区精心喂养以供参观是一样的，物种的苟延残喘而已，不是继承，更不是创新发展。目前的演绎的“青花热”潮流，在青花瓷的传承创新中，只有量变式的模仿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保存古人的文明，实属拿来主义的做法，但是我们并不能为此全盘否定之，其存在是传统文化继承的最原始最基础的方式。质变式的创新升华，是传统文化的实质性的传承，是根植于文化土壤的民族文化史的进步，在该项实践中，可以挖掘现代人的文化潜质，从而为民族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留下至深的脚印。所以，青花瓷艺术的真正生命力不可能在于天价的收藏更不在于时尚的简单模仿，这些浮浅而泛滥模仿的“青花热”只能是给古雅的青花瓷艺术本身蒙上污点。青花瓷的文化的传承发展要依靠质变式的创新，用现代科学的设计思维去传达凝练的文化神韵。【二】青花瓷，作为中国瓷中魁冠，其瓷胎骨细腻晶莹柔润，花色清新明丽幽静雅致，釉色光亮洁净白中泛青，气质典雅清新，极具中国传统墨画之神韵。其对于中国文化的阐述，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清代龚轼在他的《陶歌》中这样称赞青花瓷：“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青花瓷是艺术殿堂的瑰宝，是文人艺术家手中的爱物，是收藏家的猎物，是博物馆的珍品，是东方中国的传统文化标签。从荧屏热播赵雅芝主演的《青花》到风靡大江南北的周杰伦演唱的《青花瓷》，从奥运会水上项目的“青花瓷”系列颁奖礼服到北京地铁10号线北土城站的“青花瓷”立柱，“青花瓷”已更多地成为彰显中国文化的载体，担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青花瓷如飓风卷入寻常人的听觉视觉甚至触觉，掀起一股“青花热”潮流。随着大量“中国元素”在北京奥运会上的亮相，以“青花瓷”这一闻名世界、充满中国文化元素的设计正越来越多地走进人们的视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发展一直是炎黄子孙的华夏情结，一般意义上来说，艺术的创新是指艺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新的突破，它在艺术生命中起着变化、促进、增长、更新的作用。艺术的创新和发展从性质上来说，可以分为量变式的创新与质变式的创新两个方面。量变式的创新主要是指在一种艺术范围里其发展只是一些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变化。质变式的创新则是指突破了原有艺术的性质和范围，创作出了完全新的艺术作品。保护、收藏、修缮、翻新、展览只是一种保存标本的方式，不是继承，更不是创新发展。目前的演绎的“青花热”潮流，足以窥见我们的方式深值疑问。历史：青花瓷器起始于唐宋，但了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制作已经成熟，这是我国制瓷史上的时代的进步。元代以前，影青刻花的运用较为普遍，自庄重浑厚的青花出现以后，影青刻花的装饰变便渐渐退居次要地位。明代永乐、宣德年间，成化年间，嘉靖、雍正、乾隆三朝的青花，以康熙朝的青花最为突出，有莹澈青翠、明亮静丽的艺术效果，因此在明清两代，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备受人们喜爱，成为帝王嫔妃、达官贵人的必备之物。就连欧洲人也常以珍藏青花瓷来炫耀自己的富有。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继承历代优秀传统，开发了清新、明丽、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品种，在礼品瓷、展品瓷盒内外销商品瓷等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成效。生产工艺：青花瓷是一种以天然钴土矿为呈色剂，在白釉坯胎上用毛笔描绘图案花纹，罩透明釉后，入窑一次高温烧成的釉下彩瓷。以江西景德镇为代表。它创烧于唐代河南巩县窑，宋代亦有烧制，到元代臻于成熟。从元代开始，历经明、清，无论官窑与民窑，一直盛烧不衰，成为最具民族文化风格的重要彩瓷品种。特点：青花是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装饰，也是我国陶瓷装饰中较早发明的方法之一。其特点一是着色力强，发色鲜艳，呈色稳定；二是纹饰永不退色；三是丰富多彩，明净素雅，有中国水墨画的艺术魅力；四是不含铅、砷等有毒元素，对人体无毒副作用；五是不但适合装饰餐、茶具等日用瓷，而且也适合装饰花瓶、大缸等陈设瓷；六是其制作原料含钴天然矿物蕴藏丰富。如今在全国掀起的“青花热”，也反映了我们希望青花瓷作为民族骄傲的意愿，以青花瓷独特的艺术手法影响世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敬仰，并能在现代工艺、现代文明的环境下传播并创造一定的经济文化效益。
元、明、清青花瓷器的区别比较 元 造型：器物造型的线条古朴、自然、构图圆弧中带柔，大件器物为主。 胎质：胎较粗松，带生烧味，含沙粒直至明代早期，胎体厚重，在圈足上能见枇杷红(即窑红) 底釉：影青(透明度较好)卵白或曰枢府(较浑浊)。 纹饰：运笔粗矿，自然潇洒。以大笔写意的花卉、人物为主，生活气息较浓。 青料：国产土青，进口青料 烧制工艺：砂底几乎都有窑红、铁锈斑块、粘砂。琢器多有接口，二节或多节。 款识：至今未见 明 造型：浑朴、敦厚。线条圆浑柔和，构图以弧线为主，大件器物早期不多，晚期增多。 胎质：胎骨较细腻(较之元代)，胎色白度好些，密度也较紧，但瓷化程度并不高，较之元代器体要薄而灵巧，部分好的官窑器上能见枇杷红。 底釉：早期：白中泛青(或为枢府釉)，釉质肥厚滋润，给人以含蓄的感觉，甚至是玉的感觉，有古典美感。后期：白度相对增强，釉质较肥厚，光泽不太强，釉色给人以深沉含蓄的感觉。 纹饰：用笔豪放，生动。题材广泛，取于自然，多写意，少写生。有人为意识，但仍以自然为主。 青料：国产青料：浙江土青、平等青(陂塘青)、回青(佛头青)、石子青、进口苏麻离青。 烧制工艺：常见窑红。釉底有缩釉、窑缝。罐类多见接口，器足根尖如鲫鱼背。多为釉底，少见砂底。底少有粘砂、跳刀痕。初有圈，砂底细腻光滑。 款识：始于永乐。宣德款式最多，有青花书款，阴、阳刻款等，楷、篆均有。 清 造型：轻巧、灵秀。线条挺直生硬，构图以直线为主，大件较多。 胎质：胎质较坚硬、致密，瓷化程度好(所谓中国真正的瓷器)，胎质细腻，胎色较白，器体较薄，很少见有枇杷红的。 底釉：底釉发白略泛青，给人以光亮的感觉(康熙、乾隆最白，所谓浆糊白)。釉质细而薄，玻璃化程度好，色泽耀眼，有点刺眼，不够含蓄。 纹饰：用笔纤细，严谨。构图较图案化，甚至是拘谨刻板，较多人为意识。题材多仿古，以吉祥类图案为主。 青料：国产青料：石子青、明珠料、洋蓝。 烧制工艺：少见窑红，缩釉。琢器基本不见接口，器足根圆浑如灯草根。不见涩圈，多为釉底。少见跳刀，粘砂痕。 款识：历朝均有，款式多样，有青花书款，阴、阳刻款，楷、篆均有。
青花瓷歌词赏析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 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 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 宣纸上走笔至此搁一半 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被私藏 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 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 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 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 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 色白花青的锦鲤跃然於碗底 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著你 你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密 极细腻犹如绣花针落地 帘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 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 在泼墨山水画里你从墨色深处被隐去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 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 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 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 第一段其实已经清晰地说明了歌词所描述的对象，“我”一边为素胚上色，一边思念一个曾经邂逅的如青花瓷一般秀丽的江南女子。冉冉檀香中，心中微酸，再也画 不下去，纵是丹青圣手，瓶上的牡丹终究是不如伊人含苞待放的笑容，不知玉人生在何方，不免心自忧伤。从文笔和选用的意象来看，开首直叙，并不词藻华丽，但 是已然奠定全篇清韵雅致的基调。值得一提的是“去到”是典型的台湾的说法，改成“去了”更符合内地的语言习惯。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全文的点睛之语，优雅而深情。有人误认为“天正在等烟雨”等说法，是因为对青花瓷还缺少一定的了解。“天青过雨”是 青花瓷上品中的上品，存世极少，也是最美丽的颜色。这种釉色必须在烟雨天才能烧出来，（以现代科学的眼光看，其实主要是湿度）所以说，烟雨天时出现天青色 的决定性条件之一。“天青色等烟雨”不但诗话了语言，而且串联“而我在等你”彰显出伊人于“我”而言多么的可贵。再加上动人优美的旋律，令人如闻天籁。 “炊烟袅袅升起 隔江千万里”画面感极强，一石三鸟，既描述江南美景，也是青花瓷上的常见景色，更以景衬情，唯美的场景给思绪抹上了淡淡的伤感。“在瓶底 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 就当我 为遇见你伏笔”依然秉承一边勾勒青花一边展开思绪，而伏笔一词其实对以后的结局作了暗示。“我”是否与曾经邂逅的女子缘悋 一面呢。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捞起 晕开了结局 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 你眼带笑意” 同样的旋律再次吟咏，一个“晕”堪称绝妙，什么是晕？我举个例子，当你把一滴墨汁滴入一碗清水，看他缓缓扩散，这就是晕。人说：“佳句本天成，妙 手偶得之。”在朦胧的月光下，结局竟真的被打开了？朝思暮想的伊人看到了么？“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 你眼带笑意”本句是一个标准的倒装，是的，看到 了，如真似幻，似乎一切都融入了江南的美景里，似乎是个喜剧结局。然而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是“我”久念成痴，眼前出现了幻觉，朦胧月光消逝，不过更相思。 “色白花青的锦鲤跃然於碗底 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著你 你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密 极细腻 犹如绣花针落地 帘外芭蕉惹骤雨 门环惹铜绿 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 在泼墨山水画里 你从墨色深处被隐去” 倒叙手法，交待和伊人匆匆相见，匆匆话别的来龙去脉，依然是一边勾勒一边追忆。不得不说方文山有着天生的对文字的敏感，连续三个惹字用得极妙，虽 然“帘外芭蕉惹骤雨”活剥自前人诗句。顺便说说，这种方式也叫做“无理而妙”，最早来自元曲，显然骤雨不是芭蕉惹来的，这样说没有道理，但是味道就出来 了。 反复吟咏最动人的两段旋律，并重复歌词，直道柔濡的江南烟雨把所有的听众都全部融化……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 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 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 宣纸上 走笔至此搁一半 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被私藏 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 你的美一缕飘散 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 炊烟袅袅升起 隔江千万里 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 就当我 为遇见你伏笔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捞起 晕开了结局 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 你眼带笑意 色白花青的锦鲤跃然于碗底 临摹宋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 你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密 极细腻 犹如绣花针落地
1．公元十至十二世纪华北平原交通与城市地理的研究，《历史地理》第十辑，1990年。2．论唐代后期华北三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和演化，《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2年。3．应用彩红外航片研究城市历史地理--以九江、芜湖、安庆三座沿江城市的文化景观演化与河道变迁关系为例，《北京大学学报》（历史地理学专刊），1992年。4．唐、宋运河城市城址选择和形态的研究，《环境变迁研究》第四辑，1993年。5．记英国伦敦所见四幅清代绘本北京城市地图，《国学研究》第二辑，1994年。6．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的几点看法，《北大史学》第二辑，1994年。7．中、西封建社会城市形态的比较研究，《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1998年。8．历史文化名城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保护与误区，《史地新论--浙江大学（国际）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9．老北京城地域结构启示录（中法学术系列讲座报告），《法国汉学》第七辑，中华书局，2002年。10．唐代城市的形态与地域结构，北京大学盛唐研究丛书：《唐代的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8月。11．清末《云南省城图》与昆明城市建设发展史，郑锡煌主编《中国古代城市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年。12．明清时期地方城市形态试析，载《石泉先生九十诞辰纪念论文集》，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496—536页。13．中国城市形制演变历史阶段之考察，载台湾大学《城市与设计学报》，第[一]十七期，2007年3月，页2—75。14．忆古道今——北京城市历史演变和传统文化风貌，载武晓峰主编《人文日新——清华文新论坛演讲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页162—186。15. 甘、青地区考察所见古城址初识，载《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年，页527～556。 1．赤河考——关于宋代黄河下游河道的研究，《历史地理》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2．论中国古代陂塘水利工程湮废的原因，《中国农史》1986年第三期。3．唐宋运河在中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4．英国境内的古罗马哈德里安长城遗迹及其维护，《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5．历史上欧洲地域的界定，《欧洲的分与合》，1999年。6．迈向21世纪数字化时代的中国历史地理学，《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1年第21—29页。7．历史时期农牧业接壤地区的交通、聚落与文化互动，《统万城遗址综合研究》，三秦出版社，2004年。8．孔道与平台：杀虎口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山西大学学报编辑部，第30卷第2期，页1～6，2007年3月。9．古地图上的治河保运工程与淮安——兼倡议淮安市建立古地图与运河工程博物馆，载《运河之都——淮安，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年，页48--66。10．偶然抑或必然——运河中的地理因素，载《华夏地理》2009年第3期，2009年，页68—69。 1．欧洲所藏部分中文古地图的调查与研究，《国学研究》第三辑，1995年。2．马国贤与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印制--兼论早期中文地图在欧洲的传布与影响，台湾东吴大学《东吴历史学报》第四期，台北，1998年。3．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传统舆图，《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史学卷，2000年。4．古地图和中国城市形态变迁史，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编《历史地理》——中国文化中心讲座系列，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2年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城市遗址与布局图组的编纂——兼谈历史地图与读史地图之别，《侯仁之师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6．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文舆图特藏，《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7．地图与档案，载北京市档案馆编《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7月，页170～182。8．（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清代舆图的初步整理与认识，载台湾，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学术季刊》，第二十五卷第一期，2007年，页151—178。9．中国古旧地图的收藏与利用（一）——中国王朝时代舆图的绘制与收存，载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城市季风》，2007年第2期。10．中国古旧地图的收藏与利用（二）——中国古旧地图的流传与收藏，载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城市季风》，2007年第3期，第8—13页。11．中国古旧地图的收藏与利用（三）——古地图的利用，载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城市季风》，2007年第4期，第8—10页。12．黄、运河工水利舆图及其科学价值，载《水利学报》第39卷第8期，2008年，页947—954。13．古地图史料与大运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载《中国名城》2008年第2期，扬州：《中国名城》杂志社，2008年，页37—39。14．中国传统河工水利舆图初探，载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第794—818页。15．古地图与历史地理研究，载徐少华主编、晏昌贵副主编：《荆楚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开发——2008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第474--482页。16. 中国古旧地图的收藏与利用，载广州市规划局、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编：《图说城市文脉——广州古今地图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10年1月，第80～87页。17. 中国古地图的调查与地图学史领域的国际汉学交流，载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办：《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一期），中华书局，2010年3月，第145～207页。18. 记16—18世纪中西方舆图传递之二三事，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跨越空间的文化——16～19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与调适》，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5月，第466～481页。19. 传世15—17世纪绘制的中文世界图之蠡测，载刘迎胜主编、杨晓春副主编：《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丛书2，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12月，页164～184。 1．La Formation de reseaux urbains dans la Chine du XI siecle，translated by Christian Lamouroux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 D'EXTREME-ORIENT, TOME 82, Paris, ．Survey and Study of pre-1900 Chinese Maps seen in EuropeHistory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Portugal and East Asia II, Edited by Luis Saraiva, CMAF-UL 2001, Lisboa, Dec. 2001, pp. 23-44. ISBN:972-95229-3-63．Father Matteo Ripa and the Complete Map of the Empire in the Emperor Kangxi Era: Disseminating and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maps in Europe since the 16th Century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LA MISSIONE CATTOLICA IN CINA TRA I SECOLI XVIII-XIX, MATTEO RIPA E IL COLLEGIO DEI CINESI, Atti del Colloquio Internazionale Napoli, 11-12 febbraio cura di Michele Fatica e Francesco D'Arelli, Napoli, 1999, ．Geographical Space on the Chinese History Studies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 Dakeu, Korea, 20005．Survey and Study of pre-1900 Chinese Maps seen in EuropeHistory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Portugal and East Asia II, Edited by Luis Saraiva, CMAF-UL 2001, Lisboa, Dec. 2001, pp. 23-44. ISBN:972-95229-3-6Published by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ISBN：981-256-078-56． Chinese maps in the Collections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The Portolan, Journal of the Washington Map Society, Number 62, Spring 2005, pp. 37-44.（该文刊载在美国华盛顿地图学会杂志）7．The Chinese maps drawn by Korean collected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In Memory of the Late Dr. Chan Lee,Journal of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 , (Series ) April 30, 2004. ．Coastal Space and Coastal Maps in the Chinese History，The Perception of Maritime Spac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urces, East Asian Maritime History 2, East Asian Economic and Socio-cultural Studies, Edited by Angela Schottenhammer and Roderich Ptak, Harrassowitz Verlag ·Wiesbaden, 2006，—．中国古地図の再会——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図の整理と考察，载藤井譲治、杉山正明、金田章裕编《大地の肖像：絵図·地図が语る世界》，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7年，第410—424页。10. Research Trends of Urban History in China,Asian Research Trends. New SeriesNo. 3 (2008) Published by The Toyo Bunko, pp. .近世以後における中国都市形态史研究，森部豊訳，载『都市と环境の歴史学 第2集特集 国际シンム东アジアの都市史と环境史——新しい世界へ』，中央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2009年3月。
北京是中国著名的古代都城，自金代营建中都于此，经元、明、清三朝北京已经有八百多年的都城史了。八百多年中北京城不但有着自己的城市风貌和社会文化，而且形成了独特的城市建筑、都邑景观。针对这些，中国学者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探讨了北京城市的发展脉络、城市结构、城市文化以及城市地理特征．在这些研究成果中，以北京城市历史地理为内容的研究占有突出地位。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北京城发展过程中的空间变化特征，对于认识北京城市历史与发展进程有着重要意义。北京城的发展历程虽然可以上溯至辽，并经金、元、明、清各代，但明清时期作为封建王朝的最后阶段，有着不同于一般的意义。明清时期不但确定了北京城的空间格局，而且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都城发展、演变以及社会风貌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本文即以明清时期为基点，介绍以北京城市历史地理为主的研究成果。中国学术界对明清时期北京城市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以侯仁之先生为代表，主要侧重于明清北京城市格局的研究；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以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等为代表，开始转向明清北京城市人口、商业布局等问题的研究；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北京城市研究的关注点逐渐增多，其中居民分布格局、贵族宅院选址以及寺庙等宗教建筑的分布等，均成为重要研究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对于明清北京城市社会给以全方位关注。当然，从时段上中国学术界对于明清北京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但每个阶段的研究重点中，又不乏介入其他内容的研究。因此，本文仍然采取分类陈述的形式对相关成果进行介绍。
最根本的特征：基本都是权力城市（王权、皇权城市和行政城市），少量军事城市。鲜有欧洲那种商业城市。就是现有王或者官，才有城，官废城废；形制特征：有城基本就有城墙；中轴对称。行政区（宫、衙）、贵族区、商业区、平民区区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