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自己写，百度用资料
你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呢
都是在网络上搜的,组合而成的,
就写关于 遗产继承问题吧案例：工商局职工A家境贫穷，患有尿毒症，家中负担不起医药费，申请了单位的救济，单位向全国公职单位发起倡议，筹集3个月后筹齐40W捐款，但是在2个月的时候，A病情恶化，死亡。关于40W余款的继承问题。发生了争执。1患者A的妻子认为是她的，她是第一继承人，家中也确实需要这些钱2工商局说：这些善款是他们筹集的，但是患者A死亡，钱的目的无法达到就得归工商局所有。你就辩论这个吧利用你大学的知识
まっ、私は卒業した時、同級生のある人の論文テーマは「日本人の恩返し意識」ですよ 残念ながら、その人の論文、私持ってないんですげど、でも、もし貴方は本当にこのテーマを書きたいなら、「菊と刀」という本を読ま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今、中国でもこの本が買える、また原版日本語版も買えると思い、ぜひご参考くださいね！
都是文学，就看它有什么和对谁有什么价值．干吗非要分开～！～！～！～！～！
一只老鼠掉进了一只桶里，怎么也爬不出来。老鼠吱吱地叫着，它发出了哀鸣，可是谁也听不见。可怜的老鼠心想，这只桶大概就是自己的坟墓了。正在这时，一只大象经过桶边，用鼻子把老鼠吊了出来。 "谢谢你，大象。你救了我的命，我希望能报答你。" 大象笑着说"你准备怎么报答我呢?你不过是一只小小的老鼠。" 过了一些日子，大象不幸被猎人捉住了。猎人们用绳子把大象捆了起来，准备等天亮后运走。大象伤心地躺在地上，无论怎么挣扎，也无法把绳子扯断。 突然，小老鼠出现了。它开始咬着绳子，终于在天亮前咬断了绳子，替大象松了绑。 "你看到了吧，我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小老鼠对大象说。 顿悟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的流程中，都会得到别人的帮助，接受他人的恩惠。我们应该用心记住这些，并且用感恩之情回报这个世界，那么生活在我们眼里会变得越来越美好。 如果你想要拥有美好的人生，那就常怀一颗感恩的心吧!想一些令你觉得心怀感激的事，让自己全心全意地浸润其中。令你心怀感谢的或许是孩子的健康平安；或许是朋友对你从来不间断的关爱；也许你会为早晨能从舒适的床悠悠醒来，并且有早餐可吃而心存感激；也许 你经历了长久以来种种自我毁灭的行径之后，仍能存活至今而谢天不已。不要保留、不要抗拒，就让自己淹没在感恩的洪流里吧，人的快乐就在其中。
感恩与奉献同学们：你们好！走上讲台，看到同学们个个都是那样的青春、活跃，富有激情，充满活力，我今天感到由衷地高兴，与你们在一起，我仿佛又年轻了许多。前一段时间，有几篇见诸报端的消息，读后使我感想很多。一篇是《河南日报》刊登的通讯《“当代孝子”张尚昀》，这位正在长春税务学院读书的河南籍学生，为了照顾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母亲，他将母亲带在身边，一边学习，一边打工，连续5个学期以优异成绩获得奖学金。他对母亲、对社会的感恩之情，让人肃然起敬。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高度评价了他的感人之举：“我们要大力宣传这位当代孝子，以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在全省人民中增强努力工作，孝敬父母的优秀道德品质，让文明之风在中原大地荡漾。”另一篇是《人民日报》刊登的通讯《完美的人生答辩》，说的是广西大学一位名叫何国英的女同学，大二时她就被确诊为癌症，可她忍受着巨大的病痛，坚持读完硕士研究生。7年的病痛折磨，没有摧垮一个羸弱姑娘坚守的人生信念，没有磨灭她对农村、对亲人炽热的爱， 2005年6月10日，她坐在轮椅上，带着氧气瓶，完成了自己的硕士论文答辩。因为何国英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在撰写研究生毕业论文时，她选择了一个很“土”的课题：《非常规饲料——构树叶的营养价值评定研究》。她对导师说：“我家在农村，我喜欢这个‘土’课题，构树叶在广西农村到处都是，如果能做成饲料，农民就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养猪养鸡。”她的人生理想就是帮助农民脱贫致富。何国英在她的遗书中写道：“财产3000元，一部分给父母，一部分给失学儿童；内脏器官如果能用，就捐献给医学研究。”这位坚强的女大学生在临终前，留给这个世界两个字：谢谢！随后，她满怀一颗感恩的心离开了这个世界。从以上两个事例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水准是何等的高尚！他们不愧是感恩父母，报答社会的典型，他们应该是广大同学学习的榜样！但是，近年来，在大学生中也出现有另外的现象。最近见诸报端的就有一封 “辛酸父亲”给大学生儿子的来信，主要内容是：亲爱的儿子：尽管你伤透了我的心，但你终究还是我的儿子。自从你考上大学，成为我们家几代人里唯一的一个大学生，这是我们老两口的骄傲啊!但因为你我们也伤透了心。现在我已经分不清咱俩谁是谁的儿子了。在你读大学的第一学期，我和你妈共收到过你的3封信，加起来比一份电报长不了多少，通篇主题鲜明，字迹潦草，只一个“钱”字特别工整而且清晰。你说你学习很忙，没时间写信，但同院里你高中时代的女同学，却能收到你洋洋洒洒几十页的信，而且每周一封。每次从收发室门口过，我和你妈看着你熟悉的字，却不能认领。那种痛苦是啥样的，你知道吗?去年，你连信也懒得写了，只是电话打得特别勤，每次都是要钱。为了能多挣点钱，你妈在村里找了一份看孩子的事，给人家看一天孩子才挣五六块钱。有一段你妈眼肿得厉害，一个劲流泪，都舍不得花钱买一瓶眼药水啊!你妹妹初中一毕业就给人家当了保姆，挣的钱，我们一分都舍不得用，全寄给了你，4次总共有6000多元，我不知道现在上学怎么得这么多钱。后来才听村里去打工的一个小伙子回来说，你正在学校谈恋爱。说真的，我和你妈听了后不知是该气还是该高兴。然而最可气的是今年过年你回来时，居然偷改了学校的收费通知，虚报学费。我不明白你上了大学，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不知你们在大学里除了学习文化外，还能否学到要长一点善心?“辛酸父亲”的来信，不仅深深刺痛了记者的心，也刺痛了天下父母的心，更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刺痛了社会的心。然而给每个大学生留下更多思考的是：究竟谁是儿子，应该怎样做儿子。另据报道，今年以来，高等院校学生自杀事件频发：有大学新生进校不几天就跳楼身亡的；有大三男生不顾朋友劝告夜投珠江的；有大学女生为情所困，从教学楼上坠下死亡的。此类事例，不胜枚举。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在当代大学生中，确实有一些人不知道关爱自己、不会适应环境、不懂得“生命如花”的道理，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对人生价值的正确认识。生命是父母给的，养育你的是你的父母，是这个社会。你一生下来就与这个纷繁的社会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知道你们的生命、你们的成长、你们的进步，不仅属于你们自己，也属于养育你们的父母和社会。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一直走在中国经济改革前沿的上海等地教委新推出的《中小学生守则》，明确增加了“珍爱生命”、“学会感恩”的条款。感恩教育不仅是中小学生的必修课，也是我们大学生的必修课，更是提升整个国民素质的必修课。今天，我就和在座的同学们谈谈“在成长中学会感恩，在感恩中学会奉献”。一、在成长中学会感恩（一）什么是感恩感恩，《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是：对别人的帮助表示感激。有句成语叫“感恩戴德”。感恩，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动人诗句，“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的经典话语，集中地反映了古代人对“报恩”的认同和崇尚。感恩是一种处世哲学，是一个人对自己和他人以及社会关系的正确认识；感恩也是一种责任，知恩图报，有恩必报，不仅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人生境界的体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此君子也。“以怨报德，忘恩负义”，此小人也。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有一个比圣诞节还重要的节日，那就是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的感恩节。300多年前，一批英国清教徒难以忍受宗教的迫害，搭乘“五月花号”木船驶往美洲。他们在疲劳、饥饿、寒冷和疾病的袭击下，在大西洋上漂泊了65天，最后到达北美殖民地的普利茅斯。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当地印第安人慷慨地拿出贮藏越冬的玉米和土豆，送去猎获的野鸭和火鸡，让这些人度过了灾难。春天来了，印第安人教他们种植玉米和南瓜，饲养火鸡。白人移民和印第安人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这年秋季玉米丰收，移民们举行了丰盛的感恩会。长此以往，这种感恩会就成为一种惯例。感恩，是对生活的爱与希望。人，只有学会感恩，才会收获幸福和欢乐。（二）为什么要感恩因为，父母对我们有养育之恩，老师对我们有教育之恩，领导对我们有知遇之恩，同事对我们有协助之恩，社会对我们有关爱之恩，军队对我们有保卫之恩，祖国对我们有呵护之恩……人，作为一个生命，从呱呱落地的那一天起，爱就像阳光一样，无时无刻不在普照着你。生育你的母亲，用甘甜的乳汁一天天将你养大，养育你的父亲用宽厚的肩膀将你高高地托起，让你看见外面的世界；父爱如山，母爱似海。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给予我们最多的便是父母！他们的爱是无私的、无畏的、真诚的、伟大的，是不求任何回报的。因此，我们首先要感恩父母。这里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几年前，一场特大的泥石流吞没了熟睡的小山村。天亮时分，救援人员赶到，小山村已夷为平地。突然，有人惊叫：“下面有声音！”大伙儿跑来一看，一间埋在泥石流下的小木屋，仅剩下一角屋顶。救援人员刨开泥土，掀开屋顶，只见屋里全被泥沙填满，惟独房梁下还有小小的一点空间，一个赤裸裸的小女孩一动不动地蜷缩着，看样子还不到两岁。救援人员赶紧将她抱出来，她却死活不肯离开，指着小屋哭出了声：妈！顺着小女孩儿手指看去，在她蜷缩过的泥沙处，隐隐约约露出一双泥手，10个手指。有人惊叫：“下面还有人！”顿时，救援人员以那双手为中心，沿着四周小心翼翼地往外刨土。不一会儿，眼前出现了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一个半身赤裸的女人，个子很矮，全身呈站立姿势，双臂高高举过头顶，像一尊举重运动员的雕塑……这女人竟是一个盲人！她被挖出来时已经僵硬了。小女孩儿仍不肯走，指着刨出的泥坑，又哭喊出一声：爹！天哪，难道下面还有人？大伙儿立刻继续往下刨，就在女人脚下，又刨出一个半身赤裸的男人，他昂然屹立，身子直挺，双肩高高耸起……这男人也是一个盲人！原来，矮女人正是站在男人的双肩上，双手高高举着小女孩……一对残疾父母，面对无法抗拒的泥石流的灭顶之灾，为了自己的孩子，竟有这样惊天的壮举，简直就是“骇世亲情”。人世间还有什么姿势能比这父爱、母爱的姿势更博大无私、深厚沉重的吗！在美国一所大学里，教授让一个女生在黑板上写下20个她难以割舍的人的名字。女生写了一连串自己的邻居、同事、亲友的名字。教授让她划掉一个她自认为不重要的人，她划掉了邻居的名字。教授就这样让她再划去一个，再划去一个，最后黑板上只剩下了4个人，她的父母、丈夫和孩子。这时，教室里非常安静，大家已经感觉到这不再是游戏了。教授这时平静地说：“请你再划掉两个。”女生迟疑着，用颤抖的手拿起粉笔划掉了自己父母的名字。紧接着教授又让她划掉一个，她缓慢地划掉了儿子的名字。这时，女生突然“哇”地哭了起来。教授告诉这位女生：“和你最亲近的人，应该是你的父母和你的孩子，因为父母是养育你的人，孩子是你亲生的，而丈夫是可以重新去找的。”同学们都会写“妈”字，左边是一个“女”，右边是一个“马”。因为妈妈对孩子来说和蔼可亲，孩子小时候将母亲当马骑着玩，因此说：“妈者，即是可以当马骑的慈母也。”婴儿学说话时喊出的第一个字是“妈”，想吃东西时喊妈，玩得高兴时喊妈，就连成年人发生意外事故时也会惊恐地喊出“哎呀，我的妈呀”。可见，妈妈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地位。“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因此，从古至今，人们把孝敬父母放在第一位，并且用它作为衡量一个人品德是否高尚的基本标准。（三）怎么样感恩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就是说，对待父母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供养，“生则养”，这是对父母尽孝的最低纲领。孝敬父母，关键在于要有发自内心的对父母的敬爱。没有这种敬爱，不仅谈不上对父母的孝，而且和饲养犬马没有什么两样。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孝道文化的精髓吧。鸦懂反哺，羊知跪乳。人类不同于禽兽之处在于，人不仅仅是停留在物质层面上的供养，而且还要有精神层面上的尊敬和爱心。一个人不论地位有多高，官职有多大，都必须事父母以孝，尽为人之子的责任和义务。在我国古代，有根据民间故事编写的《二十四孝》读本，讲的都是对父母的孝敬。这里，我给大家讲其中的两个故事：卧冰求鲤晋朝时期，有个叫王祥的人，心地善良。继母喜欢吃鲤鱼。有一年冬天，冰冻三尺，王祥为了能得到鲤鱼，赤身卧在冰上。在他祷告之时，冰层突然开裂，从冰缝中跳出两条活蹦乱跳的鲤鱼。王祥随之把两条鲤鱼带回家供奉给继母。他的举动，在十里乡村传为佳话。卖身葬父汉朝时，有一个叫董永的人，他父亲去世时，因无钱办丧事，只好以身作价卖身一富家为奴，以换取父亲的丧葬费用。董永在去富家做工的半路上遇一美貌女子，自言无家可归，愿意嫁给董永。二人随之结为夫妻。那女子心灵手巧，织布如飞。她昼夜不停地干活，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织了三百尺的细绢，为董永抵债赎身。在回家的路上，走到一棵槐荫树下，那女子告诉董永，自己是玉皇大帝的第七个女儿。因为董永心地善良，孝心感人，才奉天帝之命，帮助董永还债，言毕凌空而去。因此，槐荫改名为孝感。今天湖北的孝感便因此而得名。有人说，判断一个人品德如何，只要看其对父母的态度即可大致了解。所谓“百行孝为先”，这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也不无一定道理。当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忠孝不能两全”，或“大义灭亲”，则另当别论。大家都知道，丘吉尔是上个世纪闻名全球的英国首相。他领导英国人民打退外敌入侵、振兴民族经济的丰功伟绩早已载入史册，广为世人称颂。然而，这位伟人的另一面，作为一个儿子，他对母亲的拳拳孝心也为世人做出了楷模。人称他是一位当孝子不要面子的首相。丘吉尔26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当他从南非回到伦敦时，丧夫五载的母亲与一位26岁的运动员相恋了。面对这样一个同龄人，惊诧之余的丘吉尔感到有些尴尬和不悦。他大惑不解地悄悄问母亲：“妈妈是嫌儿子不孝顺，对您关心不够吗？怎么偏偏要和这个年轻人结婚？”母亲面带羞涩地解释说：“孩子，妈妈感谢你这几年来对我的关照，是你的孝心让妈妈的生活充满温暖和希望。但作为一个不到50岁的女人，妈妈难道需要的仅仅是孝心吗？”一番话让丘吉尔恍然大悟。于是，他尊重母亲的选择，不顾众亲友的异议，支持母亲再婚，并在伦敦的一家豪华的大酒店为母亲大摆婚宴。在优雅悦耳的音乐声中，丘吉尔第一个举起酒杯走到新人面前，深情地说：“亲爱的妈妈爸爸，儿子祝福你们的新生活像今宵的美酒一样甜蜜，像今宵的音乐一样美好！”在满堂的掌声中，46岁的母亲和26岁的继父都流下了感激的泪水。然而，正如丘吉儿原来所担心的一样，当他母亲61岁时，那个精力充沛的运动员却突然不辞而别，给他母亲的心灵上留下深深的创伤。后来，他母亲又恋爱了，男方竟然是比丘吉尔还小3岁的蒙塔吉，而此人在政治观点上曾对丘吉尔出言不逊。为了母亲能够有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丘吉尔尽弃前嫌，又在著名的伦敦大酒楼为母亲举办了盛大的再婚喜宴。丘吉尔以儿子的身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博得所有在场来宾的由衷称赞。丘吉尔的人格使蒙塔吉深受感动。丘吉尔就是以这种极致的孝心和坦荡的胸怀，成全母亲人生最后7年的黄昏之恋，让母亲尽享了最后的人生欢乐。丘吉尔为母亲再婚两次设婚宴之所以传为佳话，就是他以伟人的行为告诉世人：尊重老人的感情需要和意愿选择，理智宽容地对待老人，是营造和谐家庭乃至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宝贵的人文精神。在中国近现代，也不乏行孝感恩父母的伟人和典范。毛泽东青年时，得知母亲病逝，立即从长沙日夜兼程奔赴韶山，在母亲灵前抚棺恸哭；朱德总司令那篇《母亲的回忆》启发教育了几代人；陈毅，在母亲病重之时，亲手为母亲洗净弄脏的裤子。优秀共产党员孔繁森，每一次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给母亲梳头、洗脚、洗衣服、洗被单，用架子车拉母亲到村头树荫下、小河边游玩。家住黑龙江省的73岁王老汉，几年来，他倾尽毕生的积蓄，骑着自己亲手改装的“夕阳号特别慢车”机动三轮，带着百岁老母，途经山东、江苏、福建、海南、云南等14个省，历时三年，实现了母亲要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以及天涯海角的愿望。王老汉将欢乐和幸福带给了母亲，将孝心和爱播撒在大江南北。作为大学学子，要感激生育你的人，因为他们使你体验生命；要感激抚养你的人，因为他们使你不断成长；要感激帮助你的人，因为他们使你度过难关；要感激关怀你的人，因为他们给你温暖；要感激教育你的人，因为他们引领你走出蒙昧；要感激钟爱你的人，因为他们让你体会爱情的宝贵；要感激鼓励你的人，因为他们给你力量；总之，要感激一切使你成长的人。对待生活，就要像罗斯福那样，换一种角度去看待人生的失意与不幸，对生活时时怀一份感恩的心情，则能使自己永远保持健康的心态、完美的人格和进取的信念。有一次，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家失盗，被偷走了许多东西。一位朋友闻讯后，忙写信安慰他。罗斯福在给朋友的回信中这样写道：“感谢上帝：第一，贼偷走的是我的东西，而没有伤害我的生命；第二，贼只偷去我一部分东西，而不是全部；第三，最值得庆幸的是，做贼的是他，而不是我。”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失盗绝不是一件好事，而罗斯福却找出了三条感恩的理由。
法律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学专业的人才培养也越来越重要。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本科法学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近代中国私立法律 教育 经历了由严禁到准允的转变，打破了官办法律教育的专制垄断体制，为这一时期法律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从无到有，大量涌现，很快就遍布全国，并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其办学理念的时代意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办学主体观念的转变;二是教育体制的完备;三是教学内容及形式的改善。在其一波三折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一些可以辨识的价值和特点，启示着我们进一步认识法律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基本矛盾和基本问题。
【关键词】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办学理念;现代化
中国传统教育向来是官学和私学并存，及至近代中国的大学教育仍承袭了这一传统。但近代中国新式法律教育在清末一度是被官办学校所垄断的，后因立宪形势紧迫才开通禁令。就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而言，其经历了由严禁到准允的转变。私立法律教育从无到有，再到大量涌现，并很快遍布全国。虽打破了官办法律教育的专制垄断体制，在近代中国新式法律教育办学主体上增加了一种新形式，是对官办法律教育的一种补充，为这一时期法律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毋庸讳言，由于其发展中呈现出泛滥成灾的趋势，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本篇拟以办学理念为视角，探索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发展，并 总结 其正反两方面的历史 经验 和教训。
一、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办学理念
近代中国的新式法律教育是伴随着法律制度的变革发展起来的。写作论文在清末法制改革中，为适应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清政府不得不把法律人才的培养和法制变革紧密结合起来，开始以西方资产阶级法学教育的思想、 方法 来培育法律人才。但在其起始阶段，私立法律教育并未纳入清廷政策的许可范围。1904年的《学务纲要》明令规定：“私学堂禁专习政治法律”。直到1910年清廷才明令准办并推广私立法政学堂的设置。此后，私立法政学堂从无到有到大量涌现，很快就遍布全国，并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理念。
第一，以养成专门法政学识，足资应用为宗旨。清末，由官治走向自治，在时人看来，“所有议员自治职员审判官吏，非有法政之素养不足以趋赴事机，需才既众，自宜广加培成以资任使，若专恃官立学堂为途未免稍狭”，需要另辟办学 渠道 、扩大办学规模，进而培养大批具有法学专门知识的人才，进入立法、司法、执法和行政部门。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1910年学部奏议复浙江巡抚折，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政治法律。同年，为进一步适应立宪形势发展的需要，学部在改订法政学堂章程的立学总义中.将此前的“以造已仕人员，研精中外法律各具政治知识足资应用为宗旨”，[2]改定为“以养成专门法政学识，足资应用为宗旨”。[3]这一培养宗旨的调整，不仅突破了先前“以造已仕人员”的局限，将招生对象扩大了，而且用“以养成专门法政学识”置换“研精中外法律各具政治知识”，很显然较之前更强调法政学堂教育的应用性。
第二，取法日本法学教育模式，与官办法政学堂整齐戈哇一。在1910年的《学部奏改定法政学堂章程折》中，虽明言“参考各国学制，拟具改订法政学堂章程三十一条”，但无论是其课程体系设置，还是其课程所反映的教学内容大多都蹈袭日本，这一局面及至民初也没有大的改变。为整肃私立法政教育，不仅在此前颁布的《学部奏议复浙抚奏变通部章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法致折》中规定，“各科课程、学生入学程度均按照官立法政学堂本科章程办理”，而且在《学部奏改定法政学堂章程折》中又申令，此后京外新开的私立法政学堂，均按照此改定章程办理。
第三，适应时势变化的客观需要，因时制宜调整办学层次和规模。在《学部奏议复浙抚奏变通部章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法政折》中，为防范“趋于简易，以滋速成之弊”，明令私立法政学堂“附设别科，惟不得专设别科”。但时隔半年之久，面对当时中学毕业生人数过少，各处法政学堂的正科难以正常开办的实际困境，为应一时之需，学部认为“自应量予变通，准其先设别科，以应急需，俟将来中学堂毕业生渐多，再将别科章程废止，¨做了应时变通的调整。及至民国二年，“各处法政专门学校纷纷添设别科，入学新生，动辄数百。考其内容，大率有专门之名，无专门之实。”学部为遏止流弊的发生，则严令“不得再招考别科新生”。同年，教育部又通咨各省，严令“所有省外私立法政专门学校.非属繁盛商埠、经费充裕、办理合法、不滋流弊者，应请贵民政长酌量情形，饬令停办或改为法政讲习所可也。”通过强化监督管理，关闭了一些条件不合格的私立法政学校。
第四，适当放宽办学地点，使用统编的审定教材。1910年，清廷在解禁私立法政学堂之始，为便于监督，参照日本的做法，将私立法政专门学堂的办学地点限于省会。但时隔不到半年，鉴于“按照光绪三十四年宪政编查馆奏定逐年筹备清单，省城及商埠地方等处各级审判厅须于第三年内一律成立。则通商口岸须用司法人材实与省城同关紧要，自应将私立法政学堂限于省会一节，酌量推广”，规定“凡繁盛商埠及交通便利之地，经费充裕课程完备者，一律准于呈请设立法政学堂，以广造就。”[7]与此同时，学部基于“各国法政之学派别不同，各有系统，必折衷于一是，始可以杜歧趋而崇政体”的判断，拟取京师法政学堂和京师法律学堂的各科讲义，“慎选妥员审定刊行，以资研究而端趋向，庶于制宜通变之中，仍寓划一整齐之意。”[8]在解禁私立法政学堂的同时，设想以颁发统一教材的办法来加以调控。
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办学理念集中体现了社会转型对新式法律人才的需求，而由于私立法律教育本身是在转型社会矛盾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其办学理念自然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某些它自己无法彻底解决的矛盾，清末民初私立法政教育的畸形繁荣就是其外在的表现。
二、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办学理念的时代意义
任何时代的特定社会的教育，都是这一时代和特定社会的产物。写作毕业论文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也不例外。其办学理念所体现的就是尽可能满足和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可以说，它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构成。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产生和发展不仅仅表现在新式法律教育量的增加和扩展，更体现于其办学理念的时代意义中。具体而言，其办学理念的时代意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办学主体观念的转变;二是教育体制的完备;三是教学内容及形式的改善。
在1904年《学务纲要》中，清政府出于对濒危政治统治自救的目的，一方面，肯定了学习外国法律的重要意义，反对那种认为学堂没立政法一科将启自由民权之渐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害怕学生们可能会反对它而闹事，会蔑视皇帝的权威和不分轻重地一味坚持他们的权利”，极力诋毁人们谈论民权自由，严令“除京师大学堂、各省城官设之高等学堂外，余均宜注重普通实业两途。其私设学堂，概不准讲习政治法律专科，以防空谈妄论之流弊。应由学务大臣咨行各省切实考察禁止”，、法律教育完全官方垄断而排除私人加入。[10]
但在新政浪潮的推动下，法律教育变革的风帆已经高高扬起，没有任何势力能阻止其前进的步伐，转型社会的历史推动着清政府不由自主地进行变革。1907年10月，清廷谕令在中央设资政院不久，又令各省在省会设咨议局，并预筹各府州县议事会。接着，1908年7月22日颁布《咨议局章程》62条和《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l15条，限令各省于一年内成立咨议局。新政的迅猛发展，要求打破官办法律教育的专制垄断体制，开禁民间法律教育.从而满足社会变革对新式法律人才的广泛需求。为此，1909年浙江巡抚增韫上奏清廷，要求变通部章，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法政。1910年，学部奏准“各省私立学堂专习法政，以广教育而重宪政。”[11]自此，近代中国法政教育官方一统的垄断局面彻底被打破，办学主体走向多元化。
清政府由严禁私立学堂专习政治法律，到明令准办并私立法政学堂的设置，这不仅在办学主体上增加了一种新形式，带来了办学主体观念的转变，而且更重要的是办学主体观念一定程度的转变也促进了教育体制的完备，法律教育的布局、层次和结构日趋复杂多样。在私立法政学堂开禁之初，虽规定开办地点应局限于省会，但此后不久，这一规定即被突破，私立法政学堂扩展到包括繁盛商埠及交通便利之地，官办和私立法政学堂迅速地遍布全国。在1913年，仅江苏一省就兴办了15所官办、私立法政大学和法政专门学校，学生数为4742人。其中，私立法政大学和法政专门学校有13所。[12]
为配合法政教育的发展，1910年，学部参考各国学制，拟定了改订法政学堂章程，出台了一整套法政教育的具体规划。分设正科和别科，正科分法律、政治和经济三门，均四年毕业。别科不分门，三年毕业。如因学生过少，正别两科不能同时许设的，准其先办一科。正科学生须在中学堂得有毕业文凭者，经考试录取后，始准入学。别科学生以已仕人员及举、贡、生、监，年在二十五岁以上、品行端正，中学具有根底者，经考试录取后始准入学。每年级学生名额，按照各地方情形酌定，但每级至少在百名左右。[13]列官办法政教育与私立法政教育并重政策的制订，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以往法政教育偏狭的局面，推进了法律教育的大发展。
教育体制的完备要求教学内容的相应改善，其努力方向是进一步规范专业教学的课程设置，提升办学层次。自清束至民国，学部(教育部)都与时俱进改革原有课程，增设新课，对于法律门(科)的应设课程作了详细规定。在1910年的《学部奏改定法政学堂章程折》中，其明确规定：“从前所定法政学堂章程，其应修改者，约有三端：一日课程。当订章之际，各种新律均未颁布，故除大清会典、大清律例之外，更无本国法令可供教授。今则宪法大纲、法院编制法、地方自治章程等，均经先后颁行，新刑律亦不日议决，奏请钦定施行，此后法政学堂此项功课，自当以中国法律为主，此应改者一。”在其法律门课程表下又特附注：“民法、商法、诉讼等法，现暂就外国法律比较教授，俟本国法律编订奏行后，即统照本国法律教授。”及至民国，教育部在1912年公布的《专门学校令》中，又首次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的教育宗旨，规定“专门学校学生入学之资格，须在中学校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将法政专门学校完全定位为高等学校层次。与此同时，在同年教育部颁布的《法政专门学校规程》十条中，又把法律科的必修课目定为：宪法、行政法、罗马法、刑法、民法、商法、破产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外国语;把法律科的选修课目定为：刑事政策、法制史、比较法制史、财政学和法理学。此时，法律教育虽仍处于模仿引进阶段，但较之以前课程设计明显趋于成熟。
三、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历史 反思
在我国传统法律教育向现代法律教育的转型中，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一波三折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一些可以辨识的价值和特点，启示着我们进一步认识法律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基本矛盾和基本问题。具体而言有：
第一，法律教育不应是政治的简单附庸，不应是服务于短期政治目标的实用工具。教育既有别于政治，写作硕士论文又从属于政治。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教育制度，都不可能游离于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发展史不仅反映了近代中国法律命运的变迁史，而且也折射出了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新政”之初，在清廷统治者看来，“盖科学皆有实艺，政法易涉空谈，崇实戒虚，最为防患正俗要领”，因而私立法政学堂“概不准讲习政治法律专科，以防空谈妄论之流弊。”一直至1910年，才因立宪政治对新式法律人才的急需而有限开禁。很显然，新式法律教育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不单单是教育事业自身发展的结果，政治因素的影响也至为明显。清政府在法律教育发展之初就已把兴办法律教育与政治稳定联系在一起，且服从于政治发展的需要，对法律教育本身的价值和特点重视不够，忽视了其发展的独立性。这就导致近代中国新式法律教育从一开始就染上了政治至上的病毒，并一直隐藏于其肌体中起着不同程度的破坏性作用，严重制约了法政教育的健康发展，使得近代中国新式法律教育在产生的阶段就是个先天不足的畸型儿。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现代化之所以表现出贫困和幼稚，这可以说是病根之一。
第二，时代落差造成的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现代化变革，其形式上的模仿并不等于已认识到了西方近代法律教育的真正内涵。由于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并非是传统社会的自我演进，而是在西方法 文化 与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冲撞交融中整合而成的，从已经凝固的文化心理、情感和观念出发，中国传统法文化必然对西方法文化产生某种抗阻。在新式法律教育中，往往是封建思想的束缚依然故我，“新式法律教育”培养的只是“本领要新，思想要旧”的“新人才”。以《学部奏议复浙抚奏变通部章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法政折》为例，清廷学部就明言：“学术之所宗，必求与政治相应”，“盖君主立宪政体之国，一切法制必择其与国体相宜者然后施行，无杆格之弊，此则讲求法政学者所必应共喻者也。”[15]很显然，中国新教育的主持者并未真正领悟西方近代法律教育的精髓，不过是为消解内忧外患的交相煎迫，运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推证，极力模仿西方法律教育制度而已。这就使得在磨难中产生的近代中国法律教育陷入既丰富多样又肤浅粗糙的困境，最终难以形成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严密的法律教育体系。
第三，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价值目标和高昂的教育理想，法律教育发展就会丧失意义和迷失方向。清末民初，为适应国家由专制而走向立宪、进而创共和的形势需要，私立法政学堂从无到有到大量涌现，很快遍布全国，出现了举国学法政的繁荣景象。但其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并未同步实现。据1913年教育部经过调查后发现，数量众多的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多为迎合人们寻找新的入仕之阶而设，“考其内容，大率有专门之名，而无专门之实。创办者视为营业之市场，就学者藉作猎官之途径，弊端百出，殊堪殷忧”，[16]一些私立法政专门学校的办学已完全背离了教育部制订的法政专门学校规程，沦为失去灵魂、见利不见人的“教育工厂”。
第四，私立法政专门学校的畸形繁荣，导致教育设置的结构性失调。私立法政专门学堂自清末设立并推广后，进入民国即在数量上高居不下，写作医学有泛滥成灾之势。黄炎培在《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一文中径言：“盖当民国初元，国家乍脱专制而创共和，社会对于政治兴味非常亢进;一时法政学校遍于全国，有以一省城而多至八九校者，其获列于政府统计，仅其一部分耳。”据其在民国二年的调查统计，在江宁、苏州、上海、镇江、清江等五处，即办有13所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对此，他大声疾呼：“诸学校之学生，与法政学校之学生较，其数乃不足十之一。”[17]这种私立法政专门学校过度兴旺的发展态势，自然阻碍了此时整个教育体系中门类的协调和均衡的发展，带来法政人才的相对过剩。与此同时，这种畸形的比例又掩盖了另一种不合理的现象。据(1916年8月一l9l7年7月全国专门学校统计表》统计，吉林、黑龙江、安徽、陕西、甘肃和察哈尔等省份，名义上虽已遵照新学制办起了高等教育，但实际上仅仅办了一所法政专门学校，造成地区分布上的严重失衡。这种教育结构发展不合理的现状，必然会对一些地区社会文化的综合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长期以往，将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带来长久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超级秘书网
第五，在谋求现代化急速发展的后进国家，法律教育必须协调好发展规模与综合国力的关系。清末民初，为满足政治制度由封建帝制到民主共和的人才需求，私立法律教育一哄而上。但此时因综合国力太弱，造成师资、生源、经费、设备和校舍等配套条件都无法跟上。私立法律教育的实际情况是，“大致以各校无基本金，仅恃学费收入，支给校用”，“教员资格不合，学生程度甚差，规则违背部章，教授毫无成绩，学额任意填报，学生来去无常，教习常有缺席，实属办理敷衍”，[18]教育质量毫无保证。1913年，教育部虽通咨各省酌量停办私立法政学校或改办讲习科，但并未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以一个法治健全社会的标准衡量，这种局面是极为危险的，因为法学的失误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19]
平心而论，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对中国法律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既有适应和促进的一面，又有制约和滞后的一面。而在此双重效应中，适应大于制约是毋庸置疑的。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中产生的问题，比之官办法律教育的一统局面，总是一大进步。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近代中国新式法律教育在社会极其动荡的环境下仍有较大发展的事实中得到证明。可以说，近代中国波涌浪击、多元并争的法律教育浪潮，拓展了中国教育界的视野，促进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昭示我们：法律教育制度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其现代化是一个长期且艰难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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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也是国际私法的研究生，现在有关国际私法的研究在我国还存在较大争议，可写的地方也很多。我在这里就先列举一些，以供你参考。1，有关我国国际私法法典立法的问题研究。（即我国2012年前即将颁布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的立法建议，即可以从宏观的立法体系上，也可以从具体的制度设计上来看。）2，有关自由裁量权运用问题研究。这也是一个大的选题，下面可以分出许多小的选题，看自己感兴趣的写。（比如说，在合同、侵权或不当得利的法律适用中）。3，有关国际私法的基本理论研究。这是一个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其中包括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国际私法的范围，和国际私法的概念等等。4，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研究。包括选择法院管辖问题和不方便法院原则问题等等。
1、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之改造 2、论民事简易程序的改革和完善 3、论非婚生子女的法律保护 4、论共同犯罪 5、论农村土地使用权法律制度的完善 6、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探析 7、民事诉讼中法院调查取证研究 8、刑讯逼供问题研究 9、论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我国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根本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五个方面的内容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是“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人民法院只有牢固树立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才能确保人民审判事业进一步健康发展，确保在审判工作中贯彻落实党和国家重大决策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才能进一步提高司法能力，更好地发挥法院职能作用。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各种社会矛盾纠纷不断凸现。同时，人民群众民主法治意识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公民选择通过司法程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且对法院和法官公正司法的要求和期望值越来越高。这不仅给民事审判工作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而且也使民事审判工作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挑战。所以，民事法官必须自觉运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审判工作，主动应对新挑战，积极适应新要求。在民事审判工作的实践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覆盖和指导着民事审判工作的创新和发展，坚持用正确的法治理念指导民事审判工作，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牢固树立和贯彻服务大局的理念。民事案件中的一部分是和国家的新政策息息相关的，如房地产、劳动合同等，因此，要处理好上述案件，尤其是集体出现的案件，民事法官要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随时了解掌握新形势、新任务、新机制对法院工作的新要求，提高把握大局的能力，并立足本职岗位，切实执好法、办好案、服好务。要自觉服务大局，一要处理好服务大局与立足本职的关系，结合自己的岗位职责要求，做好每一项工作，办好每一起案件，实实在在地为大局服务。二要处理好服务大局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的关系，将依法履行职责作为服务大局的重要手段，既不能离开法定职责去服务大局，也要防止不顾大局孤立地审判。三要正确处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二、重视业务学习，努力提高司法能力和服务水平。民事法官要不断加强法学理论学习，掌握新理念、获取新知识、增长新技能，不断提升法律素养，提高解决复杂疑难纠纷的能力，尤其是调解技巧和协调处理能力；民事法官要在审判实践中，解决好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最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充分考虑事理、情理和法理，全面提高认定事实、分析证据、适用法律、驾驭庭审、精心制作裁判文书的能力。公正高效地审理好每一件案件，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常怀爱民为民之心，常存便民利民之意自觉贯彻到每件具体的案件中。三、坚持以人为本，落实为民司法。要把自己的司法岗位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平台，把司法活动作为保护和实现人民利益的途径，真正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工作，本着对群众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办案。要坚决克服和纠正司法领域的官僚主义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参与诉讼中遇到的困难，注重释明权的运用；重视民事判决的执行问题，在民事审判过程中，避免就案办案，将执行关口前移，以保证胜诉的当事人及早实现自己的权利。认真落实各种司法便民、利民、护民措施，实行案件速裁、巡回审判等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制度，方便群众诉讼，缩短办案周期。注重诉讼中的调解工作，树立调解结案是一种高质量审判的观念，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疏导工作，消除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情绪，化解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纠纷。要在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增强群众观念，学会做群众工作，善于依靠人民群众打开局面、推动工作。还要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熟悉民情、了解民意的作用。四、坚持文明司法。只有坚持文明司法，讲究司法艺术，才能避免矛盾激化，才能赢得群众的支持，才能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因此，要认真执行《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和《法官行为规范》中的有关规定，大力倡导司法礼仪，规范法官言行，切实做到严肃执法，热情服务。做到文明司法，一要态度和蔼，服务热情，做到生人、熟人一样和气，干部、群众一样尊重，忙时、闲时一样耐心，以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最高标准。二要举止文明，避免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既要严格司法，也要尊重当事人、代理人的人格尊严，对所有参与诉讼的人员都要一视同仁，不能厚此薄彼。三要仪表端正，以良好的品行、端庄的举止、文雅的谈吐、整齐的穿戴，给广大人民群众一个良好的印象，这也是文明司法的良好开端。五、坚持在审判过程中保持清正廉洁。民事法官接触的当事人多来自于基层群众，同时他们也是急需解决问题的群众，如果法官存在不廉洁现象，则给他们的伤害也最大的。因此民事法官必须从自己做起，遵守法纪，严于律已，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修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权利观，自觉地把自己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中，确保在品质上端正、在经济上清白，在处事上不偏不倚，严格依法办事。作者单位：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法院
论民法中的公平责任原则[内容提要]本文围绕我国现行民法中所规定的三种归责原则，从公平责任原则的争议入手。阐述了公平责任原则应为独立归责原则的理由及依据，并结合审判实践试述了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及与其它归责责任原则的区别。一、“公平责任”原则是否为独立归责原则的争议、理由及依据。有肯定说和否定说。否定说认为公平责任是无过错责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其基本特征与无过错责任相同，并认为如果此为“公平原则”则使人误解别的归责原则就不公平了。公平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适用范围很大，如把公平原则视为归责原则，就缩小了它的功能，不符合民法通则的立法意图。作者持肯定观点，认为将公平责任原则作为一项独立归责原则具有其客观经济性、历史性、社会性。公平责任原则是其它归责原则的补充和完善，反映了损害赔偿理论的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的升华，使责任的承担更加符合了公平正义的要求。这也是我国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体现了我国司法中所贯彻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原则。二、试述我国民事立法中，法律规定公平责任原则适用的主要情况。（一）《民法通则》第132条规定的情况。（二）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公平责任。（三）紧急避险人适当承担的责任。三、公平责任与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的区别。通过对以上观点的阐述，作者以期司法实践中更多运用该归责原则，以求案件的处理达到最好的社会效果，从而有力地推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全文字数共7000余字。[关键词]民法 归责原则 公平原则论民法中的公平责任原则承担民事责任的原则，民法学上也叫归责原则。自罗马法以来，各国立法多规定“过错责任原则”为民事责任的一般原则，但到上一世纪，同时又出现了 “过错推定责任”、“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等作为特殊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所适用的原则与之并存。我国《民法通则》在确认“过错责任原则”为一般原则的基础上，同时又规定了“无过错责任”及公平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是指当事人双方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在不能依法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1]，又不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但受害人遭受的重大损害得不到赔偿而显失公平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按公平合理观念判定由双方分担损失的一种归责原则。公平责任原则产生于“良心公平责任”，英、美法系通行这一原则，而在我国公平责任原则在司法实践中运用非常有限，甚至不把公平责任原则作为一项独立的基本原则。只是在无法适用其他归责原则时，才不得已适用公平原则，本文试述公平责任原则，以期在司法实践中更多运用公平责任原则。一、 “公平责任原则”是否为独立的归责原则的争议、理由及依据。我国民法通则中规定了公平责任。例如“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这就是公平责任，他既不是过错责任，也不是无过错责任。不过，我国民法界对公平责任能否成为归责原则颇有争议，有“肯定说”和“否定说”[2]。否定说认为，公平原则不能作为归责原则，原因有三：其一，它不符合归责原则的涵义。所谓归责原则，是确定民事主体仅就其过错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还是对特殊类型的意外损害也负责任的原则。这说明，在现代民法上，归责原则只能有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原则，不可能有公平责任原则。其二，“公平责任”实际是无过错责任的一种类型，应属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范畴。其三，公平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适用范围很广，如果仅把公平原则视为归责原则，显然缩小了它的功能，不符合民法通则的立法意图，而基于方便、人情或其它因素从宽适用公平原则，又累及了其它归责原则，软化了侵权行为法体系[3]。还有的同志认为，一些侵权损害赔偿案件是依据公平原则处理的，但依据公平原则解决的侵权纠纷还为数不多，还不带有普遍性，因此，还不能将公平原则作为侵权法上的归责原则。但笔者认为，“公平责任”原则确实应该是独立的归责原则。（一）公平责任原则作为一项归责原则，具有其客观的经济必然性。法律责任可分为惩罚过错和恢复权利两类责任。依公平责任补偿受害人的损害是由民法所担负的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利的任务所决定的。尤其应看到公平责任作为一项归责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民法所调整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求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经济利益等价，同时也要求当法律上平等和经济利益上的平衡受到破坏时，需要通过判令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手段加以调整，尽量恢复被破坏了的平等和平衡关系。在一方或双方有过错时，用过错责任来调整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但若当事人均无过错，就需要通过公平责任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担损失，维护当事人之间的经济利益上的平衡。我国民法顺应商品经济交易关系的内在要求，确认公平责任原则为独立归责原则是必然的。（二）公平责任原则是道德观念与法律意识结合的历史产物。确立公平责任原则为独立归责原则，体现了社会的公正合理性和在更高水准上要求人们承担互济互助的社会责任。公平责任原则把人们共同生活规则和社会主义道德的公平观念上升为民事法律规范，使责任的承担更加符合了公平正义的要求。这符合广大人民意志、愿望。也是对侵权法理论的发展和完善[4]。这对倡导互济互助的社会风气，推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三）将公平责任作为我国民法中的一项归责原则，也是我国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同时它也给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使他们能够针对案件的具体情况，公平合理地作出判定，这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司法中所贯彻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由于民事案件的错综复杂，任何法律都不可能包罗万象，给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是非常必要的，这对于正确适用法律和处理民事纠纷都是有益的。单纯以不具有普遍性为依据否认公平原则的存在是与实际相悖的，公平责任原则作为一项配合过失责任发展的归责原则，它虽不能像过错责任原则那样普遍适用于一般案件，但由于许多当事人双方均无过错的情况下，不能用过错责任处理，从而为公平责任的适用提供了必要的领域。把公平责任归入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范畴，而否定公平责任原则的独立性也是错误的。以公平原则已为民法所确认，侵权法中再强调公平责任原则与民法通则的立法意图相悖的观点否定公平责任原则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民法所确认的基本原则与在某类法律关系中适用的具体原则是不矛盾的，而且是相互联系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具体化，并不存在降低民法公平原则作用的问题，与民法通则的立法意图是相一致的。另外，我国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对公平原则已经确认。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5条规定：“因堆放物品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如果当事人均无过错，应当根据公平原则酌情处理”。这表明，公平责任原则确是我国民法独立的归责原则，与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同时并存，互相补充，缺一不可，否则就不能确保侵权法理论的完整性[5]。二、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如前所述，公平责任作为一项归责原则，主要适用于当事人双方均没有过错的情况。此处所说的没有过错，包括不能通过过错推定的办法来确定行为人有过错。在实践中，经常发生此种情况，即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使原告难以就被告的过错问题进行举证，但被告不能通过反证证明其没有过错，此种情况，亦应适用公平责任。不过，如果能够证明被告有过错，则可以依过错原则处理。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第155条规定：“因堆放物品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如果当事人均无过错，应当根据公平原则酌情处理。”但此处所举的堆放物品倒塌造成他人损害，完全应适用《民法通则》第126条关于“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责任，也就是说，可通过过错推定的方法确定堆放物品的责任，而不应适用公平责任的规定。在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中，法律规定公平责任适用的情况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民法通则》第132条规定的情况《民法通则》第132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这一规定的性质，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对公平责任原则的一般规定，可以适用于各类案件，且不限于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一规定只是对特殊侵权损害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因此应仅限于法律的明文规定。从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该条的规定还不能概括所有的应适用公平责任的案件。例如，在依过错责任原则应负责任时，法院亦可基于衡平的考虑而减轻加害人应负的责任。此种情况显然不能为132条所包括。然而该条的规定确实概括了公平责任适用的主要范围，而且我国人民法院在《民法通则》颁布以来所处理的各类公平责任的案件，基本上都是以该条作为法律依据的。由此可见，这一规定应该是对公平责任原则的一般规定。但是这一规定也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表现在：第一，该条适用于当事人没有过错，也不能推定当事人有过错，依据过错确定加害人的责任或免除加害人的责任，明显有失公平的-情况。认定“没有过错”是适用公平责任的前提，这就需要法院首先要审慎地认定当事人的行为，准确地得出“没有过错”的结论，而不能用十分宽松的过错标准来衡量行为人有无过错的问题，从而把有过错的案件作为“没有过错”的案件处理。或者把所有依过错难处理的案件不适当地按“没有过错”的案件处理，这样极可能严重威胁过错责任作为一般原则的存在地位，导致民事归责原则体系的瓦解。第二，第132条所称的“实际情况”并非弹性规定，而应该由立法和司法机构作出明确解释。我们认为，“实际情况”主要包括两方面：即损害的事实和当事人双方的经济状况，这两点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能凭司法审判人员作主观臆断。可以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的实际情况，主要应包括：损害后果较为重大；加害人的经济状况优于受害人或与受害人相同，完全由受害人承担全部损失有失公平；一方从损害行为中受益等情况。第三，由当事人双方公平合理所分担的责任，应主要限于财产损失，而不包括对人格权的侵害所造成的精神损害。且此种损失主要是指直接损失而不包括间接损失。一般来说，依过错责任和过错推定责任能够处理的案件，就应依过错责任和过错推定责任处理，而不能适用公平责任，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依我国《民法通则》，对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和紧急避险两种情况下，应适用公平责任而不适用过错责任。(二)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公平责任公平责任最初产生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责任。根据大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法官依法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基于对“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经济收入和造成损害的实际情况的考虑，而决定其公平分担损失。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在一般情况下，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时，如果其监护人不能证明其没有过错，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然而，如果监护人证明其已尽到监护之责而没有过错，就要被完全免除或者减轻赔偿责任，其结果是导致无辜的受害人自己承担损失，显然有失公平。还要看到，实践中常常存在着监护人的监护之责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不确定的情况，以至于认定监护人有过错十分困难，或者监护人虽有过错但无经济能力赔偿，而被监护人虽无过错却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赔偿，在这些情况下，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显然不妥当。我国民法遂规定了几种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公平责任。这对于公平合理地处理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责任，充分补偿受害人的损失，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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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