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变法原因是为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挽救宋朝政治危机，增强综合国力，可惜最后失败了。王安石变法发生在宋神宗在位期间，这也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改革运动，同时被称为“熙宁变法”，对宋朝后来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王安石变法背景是北宋三冗，第一是冗员，当时许多官员只在乎权位，不做实事，导致出现冗员的情况，第二是冗兵，士兵越来越多，但大多数都是充人数，武艺不精，难以上战场，第三是冗费，皇帝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寺院，入不敷出，才有了冗费的局面。王安石变法也是王安石保守派的较量，可惜王安石没有成功，最后因病逝世，被追谥为文公。
1，千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
2，千安石变法，是发生在宋神宗时期的改革，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政治改革运动。
3，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故亦称配宁变法，熙丰变法。
4，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
王安石变法 北宋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的改革。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宋神宗即位,立志革新,于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变法中,王安石建立了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条例司撤销后，由司农寺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吕惠卿、曾布等人参与草拟新法。新法内容如下: ★限制商人 供应国家需要和限制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均输法 熙宁二年七月，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由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均输法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稍稍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 ★市易法 熙宁五年三月，颁行市易法。在开封设置市易务。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商贩可以向市易务贷款，或赊购货物。后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免行法 熙宁六年七月，正式颁行免行法。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 ★发展农业生产 调整封建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青苗法 熙宁二年九月，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2／10或3／10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 ★募役法 熙宁四年颁布实施。募役法(免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方田均税法 熙宁五年颁行。方田均税法规定每年九月由县官丈量土地，检验土地肥瘠，分为五等，规定税额。丈量后，到次年三月分发土地帐帖，作为“地符”。分家析产、典卖割移，都以现在丈量的田亩为准，由官府登记，发给契书。以限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和人口。 ★农田水利法 熙宁二年颁布。条约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北方在治理黄河、漳河等河的同时，还在几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贫瘠的土壤变成了良田。 为稳定封建秩序,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整顿、加强军队,建立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以及建立军器监等。 ★将兵法 作为“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实行将兵法。自熙宁七年始，在北方挑选武艺较高、作战经验较多的武官专掌训练。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保甲法 熙宁三年颁行。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封建秩序。 ★改革教育制度 王安石等变法派还改革了科举制，整顿了各级学校，为社会培养需要的人才。 变法的结果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封建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最终被罢废。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里洋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文。 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唐玄宗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分，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爱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灸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 王安石词集 浣溪沙 百亩中庭半是苔,门前白道水萦回。爱闲能有几人来。 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两三栽。为谁零落为谁开? 南乡子 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 绕水恣行游。上尽层楼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 渔家傲 平岸小桥千嶂抱，揉兰一水萦花草。茅屋数间窗窈窕。尘不到，时时自有春风扫。 午枕觉来闻语鸟，攲眠似听朝鸡早。忽忆故人今总老。贪梦好，茫然忘了邯郸道。 菩萨蛮 数家茅屋闲临水，轻衫短帽垂杨里。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桥。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一两声。 桂枝香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绪。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千秋岁引 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 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 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它情耽阁！可惜风流总闲却！ 当初谩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时，酒醒后，思量著。 菩萨蛮.集句 海棠乱发皆临水,君知此处花何似?凉月白纷纷,香风隔岸闻。 啭枝黄鸟近,隔岸声相应。随意坐莓苔,飘零酒一杯。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得胜的旧党一下子失去了攻讦的对手，一党一派一条心的日子士大夫是过不下去的，于是内部又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三党，彼此之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谩骂，势同水火，比当初同新党的斗争还要激烈。 4.思想保守，固执己见，从骨子深处仇视深层次的社会变革 前文已经说过，士大夫所受的教育只限于儒家学派的九本儒书，而儒家思想的核心又是尊祖崇古，强调祖宗的法度不可变。由这种思想武装起来的士大夫也就自然而然地保守固执，表现在学术上是机械地照搬儒书上的教条;表现在政治上是反对任何古代没有的东西，反对任何改革现状的措施。参考资料：
从现代经济观点看王安石变法 zz把王安石变法其中大大小小的故事抛开, 把跟经济有关的部分抓出来, 总结一下宋朝时经济的特点是已经趋向多元化.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土地兼并,规模生产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而工商业也是空前发达,政府财政收入中的商业税收也首次超越了农业税收.跟以前的朝代相比,那种皇帝直接和农民对话的扁平社会结构已经不存在了,中间夹了一个由地主商贾构成的活跃社会阶层,大量的社会财富就是在这个中间阶层内聚散流通.这其实是一非常健康的经济结构,欧洲国家在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也有这样的社会现象.当然不是说这种经济结构就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充分条件了,咱不假设,不YY.但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是富在民,不在政府.政府财政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日益减少.而我们的王安石同志不是个马克思,就是个凯恩斯,总之他是认为应该搞大财政.他的变法的主要宗旨,就是要保证国民收入更多地集中到国库里边.农业方面,保护自耕农,增加对基层人口/土地的监查,尽可能地让农民直接把税收交到皇帝手里, 不让地主揩油.(至于"青苗法", 其实就是用政府信贷取代民间信贷, 让农民给政府而不是地主交利息. 而政府的地方官员,和原来的地主相比,谁对农民更苛酷, 不好说.)商业流通部门能国营就国营,不能的话就加以限制.从经济上来看, 王安石的变法基本上是在搞计划经济. 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社会公平,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自发调整, 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 当时宋朝的士大夫阶层还没有什么社会主义观念,很多人对于新法那种政府强行控制经济的手段很不以为然, 就站到王安石的对立面上去了.然而从军事上来看, 在当时那种外患严重的情况下, 王安石的变法会不会有积极的意义呢? 当然是有的. 这个方面在现在一片倒"王"声中很容定的. 政府手里掌握的社会财富越多,搞起军事组织军事动员就越简单越快.战争时期政府的财政都要比和平时期大的多. 而计划经济下的国家:前苏联,中国,北朝鲜,武力值都要比同等富裕程度的"市场经济"国家强的多. 汉朝文景之治的时候国库里粮食,铜钱多得要烂掉, 这并不表示汉朝社会比宋朝富, 但它说明汉朝那时由于经济结构简单, 政府抓的钱多, 所以汉武帝打起仗来才那么性感奔放, 一次远征送掉上万匹良马也在所不惜.其次土地分配更平均的国家是否战争能力会更强大? 答案也绝对是肯定的.受到侵略时,拥有土地的自耕农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去努力战斗, 佃农则不会去为了保护地主的土地而努力战斗. 中国历史上通过"均田"来释放百姓战斗力的例子也着实不少.最后我的结论就是: 王安石的变法如果成功了,从纯经济角度上来讲是一种倒退;但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却很可能给宋朝带来更强的战斗力. 不过说实话,从王安石到冷兵器时代的结束还有6,7百年, 头顶着游牧民族的摇篮,宋朝它一直撑下去有能撑多久呢?
写作思路：可以根据史实写一下自己心中的王安石，可以写一下王安石的品格，比如勤学苦练、刚正不阿、淡泊名利等等。
正文：
他不是那“江山望不尽，最美镜中人”的愁宗李煜，也不是那“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的韩愈，更不是那“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的范仲淹，而是那被梁启超评为“几千年来中国最完美的人”，他是我心中具有高尚品格的人——王安石。
能够两次成为宰相的人，在历史上当数王安石了，他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的品格是勤学苦练。幼年时期的王安石虽然才齐国人，但仍勤奋刻苦地读书，为了追求生花妙笔，坚持不懈地写秃了九百九十八支毛笔，从而练得一手好文章，找到了人生的生花妙笔。
王安石的品格是刚正不阿。在王安石改革变法时，多数人都出来反对，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但王安石为了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毅然坚持变法。
王安石的品格是淡泊名利。被两次罢相之后的王安石，从此居住在江宁府，晚年生活更是恬淡安然。在《东轩笔录》中曾载：“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
王安石勤学苦练的品格是一盏明灯，指引我们正确的道路；王安石刚正不阿的品格像一座堡垒，坚不可摧，牢不可破；王安石淡泊名利的品格像一阵清风，吹散世界的迷雾。
这就是我心目中百年不朽，千年流放的王安石。
王安石,生于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卒于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宋临川人（今 江西省东乡县上池自然村人)，汉族。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诗“学杜得其瘦硬”，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亦有情韵深婉之作。著有《临川先生文集》。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又称王文公。其政治变法对宋初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王安石是以政治家自许的，从青年时代起就有高度的政治热情，以太平宰相自居，后又以顽强的态度投入政治斗争，其理想决不是要做一个“文人”。在他三十岁会见欧阳修时，欧阳修在赠诗中非常客气地将他比作李白、韩愈这样的顶级大文学家，他在酬答诗中却说:“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苕溪渔隐丛话》引《漫叟诗话》)在他看来，韩愈还是文人气太重。他的文学观点以重道崇经为指导思想，他写诗与作文一样，有重视实际功用的倾向。但是他也把诗歌看作是抒情述志的工具，偏重于抒写个人的情怀，反映的生活内容也更为丰富。 王安石存诗一千五百多首，诗歌创作以退居江宁为界，大致划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诗歌宗杜，学习杜甫关心政治时事，同情人民疾苦的写实精神。其中写得更出色的是咏史诗，他继承了左思、杜甫以来借咏史以述志的传统，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表达了新颖的看法，并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或人生观念。王安石退出政治舞台之后，仕途的丰富经历、变法失败的复杂心情，使他的诗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晚年，王安石沉溺于佛释。宋代文人喜谈佛释，大约始自王安石这一代人。前期诗歌中洋溢着的政治热情和百折不屈的斗争精神已逐渐消退，心情渐渐趋于平淡，诗风也随之趋于含蓄深沉。大量的写景诗取代了政治诗的位置，艺术上走上杜甫“老去渐于诗律细”之路。诗歌注重对仗、用典和声律的精益求精，吸收王维诗歌的取境之长，追求诗歌的艺术美，并以此独特的抒情方式和艺术风格，创立了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标举的“王荆公体”。后期王诗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正是写景抒情的绝句，也正是这些诗使王安石在当时的诗坛上享有盛誉。王安石学杜甫及其诗歌创作，熔论议、学问、诗律以一炉，达到“致用”、“务本”的融合为一，以精严深刻见长，而又以闲淡新奇出之，反映了宋人对诗歌从价值选取到审美理想的全面要求。在宋诗的发展过程中，王安石不仅推动了宗杜、学杜之风的兴盛，而且以其深邃的思想、新颖的见解，及后期诗歌对艺术技巧、字句锤炼的新的探索，乃至喜欢用典，在散文化的长篇里发议论之习，在宋诗独特风貌的形成和发展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前期的王安石主要是一位政治家，因此，这一时期的诗，往往与政治、社会有紧密关系，表现了他对现实政治的高度关注。这一时期的诗歌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而且在艺术上不事修饰，多议论，少含蓄，锋芒毕露，以文为诗。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可以称为政治家之诗。退居江宁后，王安石的诗进入了后期。他的诗风发生了重大变化，远离了政治、社会，多写山水自然。形式上以绝句为主，很少长篇古体；艺术上讲究炼字、对仗，意境优美含蓄，具有很高的艺术性。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王安石的散文是政治家的散文，不以感人擅长，但以服人称胜。作品的内容与社会政治有紧密关系，而且见解精辟，往往能发人所未发，显示了王安石非同寻常的眼光与思想，后人将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风称为“半山体”。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唐宋散文鉴赏
某启①：昨日蒙教②。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③，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④多异故也。虽欲强聒⑤，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⑥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⑦、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⑧，难壬人⑨，不为拒谏。至于怨诽⑩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11}？盘庚{12}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13}至。
【注】
①某启：古时书信开头格式。某，是人名的代字，为了简便，起草写作“某”。此处意思是：“安石陈述。”②蒙教：承受教诲。这是收到司马光的来信《与王介甫书》的客气话。③君实：司马光的字。时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游处：同游共处，指朋友往来交好。④所操之术：指彼此所主张的政治上的一些做法。操，持。术，方法、手段、策略。⑤强聒（guō郭）：勉强说给人听。聒，喧扰，嘈杂。⑥反复：指书信往来答辩。⑦侵官：侵犯原来官吏的职权。⑧辟邪说：批驳错误言论。⑨难壬人：斥责巧言献媚的奸佞之徒。⑩怨诽：抱怨和诽谤。{11}汹汹然：大吵大闹的样子。{12}盘庚之迁：盘庚是殷代的中兴之君，他即位后，将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到亳之殷地（今河南安阳），曾遭到全国上下的反对埋怨。{13}向往之至：指仰慕到极点。此处是恭维的话。
自古以来，一些力图富国强兵的变法，往往都会遭到传统势力的阻挠。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春，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他针对北宋王朝存在的弊政，提出变法主张，在理财、整军两大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是却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第二年，当时任翰林学士、右谏大夫的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六百多字的长信，列举新法的种种弊端，要王安石放弃新法，恢复旧制。
面对反对者的兴师问罪，王安石用这三百多字的短信回敬了司马光，简洁有力地驳斥了司马光错误的保守观点，并表示了自己革新政治的坚定立场与决心。文章写得言简意赅，谨严锐利，表现了王安石一向雄健、慎密的论说文风格。
全文分为三部分，首先交代写信的原因，言语委婉有致；接着进行合情合理的辩驳，有理有据，层层深入；最后表明态度，不失赠答之礼。对司马光加给作者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五个罪名逐一作了反驳，并批评士大夫阶层的因循守旧，表明坚持变法的决心。
第一部分主要阐明写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作者因与司马光有分歧，所以写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他首先交代两点：一是在私交上，自己与司马光是“游处相好之日久”的朋友，司马光对待自己也是“视遇厚”，他们相识、相交多年，互相敬慕，彼此尊重，私人之间不存在矛盾、恩怨。二是在政治主张上，自己与司马光却有着原则性分歧，即“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这种政见的不合是不可调和的，不是几封信就能解决的。所以作者说：“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
第二部分是全文驳斥的重点部分，作者以“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为论证的立足点，分别对保守派谬论进行驳斥，表明自己坚持变法的立场。本文中间一段，针对司马光来信所提主要论点加以驳复，是信的主体部分。作者每下一语，都能说得对方哑口无言。文章笔锋犀利，语势劲健，作者决不引咎自责，表现出对实行新法抱着极大的信心。作者首先提出辩论要明确一个前提，即：“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先把名义和实际关系弄明确，是非自然清楚。司马光在信中指责王安石“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项。于是，作者连用了四个“不为”的排比句式，摆事实、讲道理，将这几个罪名一一逐条申辩，说：“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作者理直气壮，斩钉截铁地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一一正名，使得司马光所加的每一个罪名都不符合实际，不能成立。
第三部分，作者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想让我从此不要做这些事儿，墨守前人的所作所为，那就不是我所敢领教的。最后一部分是书信常规的结束语。
王安石这封信，有力地驳斥了司马光对新法的歪曲和诽谤，揭露了顽固派的腐朽本质和守旧面目，表现了王安石把变法运动进行到底的坚强意志。
后人评论
吴汝纶：“固由傲兀性成，究亦理足气盛。故劲悍廉厉无枝叶如此。”（《古文辞类纂》卷三十）
诗：以退居江宁为界，王安石的诗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王安石主要是一位政治家，因此，这一时期的诗，往往与政治、社会有紧密关系，表现了他对现实政治的高度关注。这一时期的诗歌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而且在艺术上不事修饰，多议论，少含蓄，锋芒毕露，以文为诗。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可以称为政治家之诗。退居江宁后，王安石的诗进入了后期。他的诗风发生了重大变化，远离了政治、社会，多写山水自然。形式上以绝句为主，很少长篇古体；艺术上讲究炼字、对仗，意境优美含蓄，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后人将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风称为“半山体”。文：王安石的散文是政治家的散文，不以感人擅长，但以服人称胜。作品的内容与社会政治有紧密关系，而且见解精辟，往往能发人所未发，显示了王安石非同寻常的眼光与思想
王安石是以政治家自许的，他的文学观点以重道崇经为指导思想。他说：“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上人书》）可见王安石虽然不排斥文学的艺术性，但他更重视文学的实际功用。王安石的散文大多是直接为其政治服务的，这此作品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例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等，对宋王朝的现实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从而证明实行变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堪称新法的纲领。又如他的学术论文《周礼义序》、《诗义序》等，都是为配合新法而推行的新学而作，也具有同样的特点。王安石的短文更能体现其散文的个性风格，那就是直陈己见，不枝不蔓，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如司马光的《与王介甫书》以3000字的篇幅指责新法，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则以380字的短书作答，集中笔墨对司马光信中关于“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招怨”的五点指责逐条批驳，语意廉悍，文笔犀利。比如对“征利”的反驳仅用一句话：“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一针见血，语约义丰，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极度的简洁和周密的说理相结合，便形成了被清人刘熙载称为“瘦硬通神”, 王安石的散文创作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从而提高了这种文体的实用价值，这对古文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当然王安石的散文也有缺点，他过于注重逻辑说服力，而对艺术感染力重视不够。例如他的游记名篇《游褒禅山记》，议论透辟精警，但写景寥寥数笔，形象性稍嫌不足。王安石散文的成就，和他丰富的生活经验及坎坷的人生程历是密切相关的。王安石把他的政治主张和理想抱负融入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主要体现在他的散文里。他的散文大多以社会生活为基础，针对当时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根据深刻的分析后提出明确的主张，结构严谨，立意非凡，具有宏伟的政治气魄和极强的说理力量，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对社会前途的担忧，以及对保守思想的反抗，充分抒发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和积极的人生态度。王安石的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语言简练朴实。虽然晚年的王安石由于生活和心情的影响，诗文中原来洋溢着的那种政治热情，已是大大减退或不见了，但这文风的转变，是残酷现实所迫的结果，也是封建士大夫个人奋斗的必然结果，所以丝毫不会影响我们理解王安石散文中积极进取、雄辩务实的个性风格。因此，我将王安石散文的风格主要概括为“积极务实、立意非凡、雄辩明理、语言简练” 。
1、互联网创新
如果你没有马云的高瞻远瞩和独特的个人魅力，如果你没有马化腾的刻意模仿和6亿用户的强大基础，那么你必须像乔布斯那样不断创新，创新一个领先的模式，创新一个不易被模仿的产品，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2、5G创新
两会新闻中心首次实现5G信号全覆盖，引发外媒广泛热议。随着5G的兴起，我们再一次看到技术变革带来的重大改变和机遇。5G时代，不仅意味着无处不在的“超级网速”，还将为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智能家居、虚拟现实等新科技深度融入生活打开大门。
3、海尔现象
“海尔现象”让国人为之兴奋，同时也触发了海内外传媒对“海尔真相”的深层次探究。张瑞敏回答得很简洁：海尔靠创新和速度。激情持久不竭的创新，正引领着海尔乘风破浪，在海上扬帆远航。
4、远程教育
同步上课，一起作业，共同考试……“屏幕与命运”，一对因教育信息化而联动的组合，在2018年引发热议。屏幕能不能改变命运？远程教育如何更有实效？
5、乔布斯与苹果
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曾发问：“为什么计算机改变了几乎所有领域，却唯独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小得令人吃惊？” 信息技术对教育公平且高质量的发展有帮助，但还没有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6、嫦娥二号
中国的航太工业一直是我们的骄傲，其中的创新更是让人激动。嫦娥二号为国人展现了中国的创新智慧，取得了六大技术的突破与创新。创新推动了航太事业的发展，创新成就了嫦娥二号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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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海尔现象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远程教育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史蒂夫·乔布斯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嫦娥二号
得与失写王安石，在于王安石变法得失最好写两方面，一方面是王安石的得，一方面是大宋朝的得另一方面是王安石的失与大宋朝的失这样立意会高很多王安石失去了仕途于前程，因为变法失败了，但得到了名声与千年来人们的尊重大宋朝得到了暂时的安稳，但是去了人才，失去了首付北方的最后机会
1.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宋·王安石《梅》
2.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宋·王安石《元日》
3.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宋·王安石《泊船瓜洲》
4.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宋·王安石《登飞来峰》
5.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宋·王安石《叠题乌江亭》
6. 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宋·王安石《北陂杏花》
7.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宋·王安石《商鞅》
8. 潮打空城寂寞回，百年多病独登台。谁人得似张公子，有底忙时不肯来。宋·王安石《赠张轩民赞善》
10. 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擸得一枝犹好在，可怜公子惜花心。宋·王安石《残菊》
一、青阳渡
魏晋：佚名
青荷盖绿水，芙蓉披红鲜。
下有并根藕，上有并头莲。
二、咏同心芙蓉
隋代：杜公瞻
灼灼荷花瑞，亭亭出水中。
一茎孤引绿，双影共分红。
色夺歌人脸，香乱舞衣风。
名莲自可念，况复两心同。
三、咏芙蓉
南北朝：沈约
微风摇紫叶，轻露拂朱房。
中池所以绿，待我泛红光。
四、江南
两汉：佚名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
鱼戏莲叶北。
五、莲花
唐代：温庭筠
绿塘摇滟接星津，轧轧兰桡入白苹。
应为洛神波上袜，至今莲蕊有香尘。
六、荷花
清代：石涛
荷叶五寸荷花娇，贴波不碍画船摇；
相到薰风四五月，也能遮却美人腰。
七、古风其五十九
唐代：李白
碧荷生幽泉，朝日艳且鲜。
秋花冒绿水，密叶罗青烟。
秀色空绝世，馨香为谁传。
坐看飞霜满，凋此红芳年。
结根未得所，愿托华池边。
八、小池
宋代：杨万里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九、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
宋代：李清照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十、采莲曲
唐代：王昌龄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译文] 一群采莲姑娘身穿和绿色荷叶一样颜色的罗裙，粉红的荷花映照着姑娘们鲜艳的脸庞。她们混杂在池塘中难以发现，听到姑娘们的歌声，才知道有人出来的一番景色。
他依然如我想像中的那样，气宇轩昂，从容不迫。朝服和官帽穿戴得整整齐齐，左手置于怀前，右臂舒开，额头微微上扬，大有一种运筹帷幄、踌躇满志的气度。只是，我好象看出他的眉宇间似乎透着一种忧郁，或者说是一种怨愤。我问他为什么，他默然不语。王安石的这座塑像就坐落于古之临川今之江西省抚州市内的王安石纪念馆的院里。院不大，却是楼、台、亭、阁、木榭、碑廊一应俱全。院内，绿树怀抱，繁花似锦，曲径通幽，是典型的江南宋式府第门楣。塑像就矗立在展馆之前。馆内展出了介绍王荆公生平的许多珍贵资料。所以我想，这位当年政治上的失败者，如今依然为后人所推崇，也该在九泉之下含笑瞑目矣。可是，他为什么眉宇不展、郁郁寡欢呢？也难怪，一位胸怀大志、有着经天纬地之才、也曾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后竟被赶到半山（金陵至钟山之半道，故名半山）闲居，弄得“其宅仅蔽风雨，不设墙垣”的地步，放谁也是难消不平之气的。王安石当年倡导“变风俗，立法度”，其目的只是要整顿当时的“贪鄙苟得”、腐败因循的政治局面，为的都是宋朝的江山和百姓。殊不知世上的改革从来都是充满着艰难险阻的，所以他就无法避免两度拜相，两度罢相，最后被逐出朝廷的命运。其实这种结局已经不错了，这跟宋神宗对他有好感有关，古往今来的改革者有几个比这还好点儿下场的？有专家认为，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其中一个重大的因素是用人不当，如张舜民《哀王荆公》中所说“哭一声唯有弟，故时宾客合如何？”“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这恐怕是王安石生前所料不及的。以我之见，更重要的原因怕是时机不成熟。当时，不但在政治上有司马光一伙专门与他作对，而且在思想领域还有以程颢、程颐为首创立的北宋理学体系，这是比政治势力更难对付的。这可以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得到佐证：小岗村的几个农民就因为吃不饱肚子想闹分田到户，不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上的吗？不过我想，这位大改革家完全可以开颜一笑了，因为在他之后，中国的改革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社会也正是在这种断断续续、艰难险阻的改革中不断前行的。好在王安石既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又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家。他在政治上失意之后，就时常跨马骑驴出游山林，忘情山水。虽然寂寞，如他在《半山春晚即事》中说的“春风取花去，酬我以清阴”，“惟有北山鸟，经过遗好音”，内心很寂寞，不是滋味，却毕竟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当之无愧地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同时也为临川人、为华夏子孙赢来了骄傲，不愧为天之骄子。尤其是他的诗，他的近体诗，晚年之作大大胜于早年，在宋诗之中可说是数一数二的，如《艇斋诗话》所言：“绝句之妙，唐则杜牧之，本朝则荆公，此二人而已。”可见，人生得失，不必强求，就凭这，介甫先生，你也该含笑九泉矣。据说，离抚州不远，在如今的东乡县上池瑶田村（原属临川），是王安石的故里，那里还有不少与王安石有关的旧迹，如荆公山、荆公陂、荆公桥、平山书院等，可惜我无缘凭吊，只得留下一点遗憾了。
首先，他们的身份不同，很多词苏轼可写，王安石不可写，比如“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要是王安石写了，他就要回家了，所以，其一，苏轼的诗词豪放，但是王安石只能含蓄其次，苏轼经历起伏，王安石平步青云，苏轼的诗词就处处凸显人生哲理，王安石则要逊色一点再次，苏轼集儒释道一身，诗词不免有些感情复杂，需要仔细琢磨，王安石的词则很好理解最后，苏轼的词乐观浪漫，王安石的词的雄浑现实
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王安石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短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 “王荆公体”。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3] [2] [4]
从四个人年龄来看，欧阳修比司马光大12岁，司马光又比王安石大2岁，王安石又比苏轼大16岁。也就是说，苏轼在司马光、王安石面前，就是个小老弟；在欧阳修面前，简直就差了几乎两代人。王安石和司马光私交还算不错，但在政治上，观点却是截然不同，后来甚至成为死敌。王安石主张“变法”、“开源”；司马光主张“守旧”、“节流”。欧阳修曾经跟随范仲淹搞过“庆历新政”。作为北宋文坛的领袖，欧阳修特别欣赏王安石、苏轼，也曾经提携过王安石。但对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有过反对，不过，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两人的私交。何况，这时候的欧阳修，年龄大了，基本处于休养状态了。公元1007年生的欧阳修，和公元999年生的包拯是同时代人，他们主要的活动范围是宋仁宗时期。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王安石和苏轼，尽管他们之间年龄相差16岁，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惺惺相惜、相互欣赏、成为忘年交的障碍。王安石变法时，苏轼没有过明确反对，但明眼人都能够看出来，苏轼写过很多诗讥讽变法。这使得两人关系有过一些尴尬。也正因为如此，苏轼后来被牵扯进乌台诗案中，险些要了命。但在“乌台诗案”中，除了弟弟苏辙极力想办法营救苏轼以外，这时有两个人也在皇帝面前极力替苏轼求情，一个是章惇，另一个就是王安石。讽刺的是，这两个人和苏轼私交都不错，但也都是被苏轼讥讽过的变法领袖。可见，作为一个政治家，王安石的格局非常大。王安石被罢相后在江宁闲居时，苏轼曾经去看望过王安石。那是元丰三年的事。苏轼在黄州团练副使任上调往汝州途中，路经江宁，想起王安石对自己的搭救之恩，专程去拜访王安石。赋闲在家的王安石郁郁寡欢。见到苏轼，十分高兴，和苏轼煮酒吟诗，通宵畅谈。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苏轼和司马光的关系有点尴尬。尽管两人原来的关系非常不错，但在后来，慢慢疏远了。在王安石变法时，司马光和苏轼都持反对意见，不过两人反对变法的出发点不同。司马光是守旧势力的代表，对王安石的变法持全盘否定态度，全然不管变法内容的是非对错。这是司马光在历史上的一个污点。由反对变法，到在实际工作中变得非常偏执，即使是一点小事，也要处处和王安石作对。苏轼倒并没有全然反对变法，他对变法的看法，一是认为某些变法项目不切合实际，二是认为王安石在变法中任用人才的方法、原则有问题。但在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司马光尽废新法，苏轼又反对司马光的保守和偏激。因为，在被贬斥途中，苏轼的确看到了王安石变法给现实社会带来的许多好处，逐渐改变了对新法原有的态度。因此，苏轼又遭到司马光等守旧势力的排斥、打击，不断被贬。也就是说，不管哪一派上台执政，苏轼一直在被贬的路上飘荡。可以说，苏轼因为被贬，倒也得到了不少好处，那就是公费周游了大半个中国。谈到苏轼和欧阳修的关系，欧阳修应该是苏轼小时候的偶像和榜样。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苏轼在京城会考时，主审官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北宋文学名家、文坛领袖欧阳修。据说，欧阳修在审阅苏轼的考卷时，立刻被苏轼华丽奇绝的文风所吸引，赞不绝口。当然，他当时并不知道那是苏轼的考卷，以为考卷是自己的门生曾巩的，本来想判定为第一，但为了避嫌，便把苏轼的考卷评定为第二名。后来，当他知道是苏轼的考卷时，又后悔没有让苏轼当成状元。不过，据说苏轼倒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是心甘情愿地成为欧阳修的弟子。如果说欧阳修是北宋文坛领袖，那么，苏轼就是北宋文坛的一个当之无愧的大将。总之，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三人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造诣都非常高。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苏东坡的《水调歌头》，都是传诵千古的佳作名篇。欧阳修、王安石又都属于改革家，在当时和后世的政治地位比较突出。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从整个历史看，苏轼的文学成就又明显高于其他三位，成为后世敬仰的文学大家。而司马光，尽管和欧阳修、王安石同样都是政治家，也担任过北宋宰相，但在政治方面的成就实在乏善可陈。特别是在王安石下台后，他尽管全盘否定了王安石的新法，但面对存在的现实社会问题又毫无办法，束手无策。而且，他不惜牺牲王安石、章惇等人辛辛苦苦得来的成果，割让土地，以保边境的苟且偷安。可见他在政治上的无能。故此，他的主要成就更多偏重在史学方面，最出名的，就是他主编的《资治通鉴》。也就是说，这四个人各有千秋，各领风骚。论政治成就，王安石第一；论当时的文学地位，欧阳修是文坛领袖；论文学对后世的影响，苏轼当之无愧；论史学方面的成就，司马光是独一份。
两个人和这两首诗，都很有名气，我们先来看看原诗，再细致的分析。先看看王安石的《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首诗写于1050年，当时王安石在浙江任知县，任期已满，在返回故乡途径杭州时，他登上飞来峰看日出，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诗。那时他正值朝气蓬勃，心怀高原，所以写的诗也大气磅礴。他之所以不畏惧会有浮云能把他的眼睛遮住，是因为站的高看的远啊！是啊，王安石当时正在朝廷做官，高高在上，看下边看的一清二楚，他也不担心有人会把他能怎么样。这首诗同时也侧面反应出一个人生哲理：当我们的思想和见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时，就不会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我们再来看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时苏轼因乌台案被贬，去黄州任团练副使的途中，来到了庐山，被庐山的美丽景致所感动。到庐山一般都去大寺叫东林寺，那的人多，香火旺盛。而苏轼确偏偏来到小寺西林寺去观赏，西林寺小巧紧凑，也是秀丽玲珑，在西林寺的墙上，苏轼有感而发题写而成。该诗的前两句主要还是描写庐山的美丽，从不同的角度看庐山，就会有不同的各种各样的感受。诗的后两句非常的有份量，诗人观山之后，借景抒情直抒感情，引出富含深意的人生哲理，真是振聋发聩。"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时写下这首诗的时候，苏轼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有借看庐山的感受，说出了不能看一山一壑一川的景致，会总是失之片面，为什么不能看懂全貌，因为我们在这山中，顾此而失彼，难以全面。要全面正确的看清事物，必须要立于之外而不能深陷其中，成为一个耐人回味的哲理，很受人赞美。这些与诗人的人生经历可能有点关联，王安石当时年少气宇轩昂，而苏轼已是老成持重，深有感悟了。其实苏轼与王安石年龄相差15岁，但从他们作的这两首诗看，确有很多相通之处。两首诗在立意上很是相似。王安石用动词“登”飞来峰，苏东坡用动词“题”西林壁。王安石转句用“不畏”承上启下作过渡，苏东坡转句用“不识”承上启下作过渡，王安石的“身在最高层”与苏东坡的“身在此山中”也何其相似。从那个哲理性来说，苏东坡的诗中的哲理是说的全局性，整体性。而王安石诗中说的哲理只是说的一个向上的方面。也就是说苏东坡诗中的哲理就包括了王安石诗中所说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