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华夏大一统的正义性 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故称夏。阪泉之战，炎帝战败，并入黄帝部落。华夏的篇章由此展开。从夏朝第一个封建开始，到清朝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总上演着分分合合的故事。由分到和总避免不了战争。“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战争给人的感觉总是血流成河的场面。然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封建统治者只顾贪图享乐，弃老百姓的死活于不顾，战争是取得华夏大一统的唯一方法，也是解救人民于水生火热的唯一方法。大一统的内涵 封建王朝统治全国为大一统。新的王朝总是生机勃勃，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君主贤明，国家政策开明，军事力量强大，国家之间友好相处，没有战乱，百姓安居乐业。“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一个又一个的太平景象让我们明白大一统的真正意义：那就是和平、和睦、长治久安。而统治者并不都是明君，商纣王酒池肉林，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百姓食不果腹，流离失所。时代造就英雄，百姓期待英雄。当有志之士明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百姓期待战争的出现来结束这种水生火热的生活，却又不得不面对战争所带来的妻离子散。他们身处黑夜，期待着黎明曙光的出现。大一统，就是这黎明的曙光。 大一统的族群是以民族为基础的。同一个民族，有着相同的生活习惯，相同的交流语言，相同的文化继承，相同的宗教信仰。这一切都让他们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民族文化都和他们生活的地域有关系，一方土地养一方儿女，北方人直爽，南方人婉约。而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核心，是一个民族的价值追求，是一个民族誓死捍卫的尊严。每个名族都有他们自己的精神信仰，不容侵犯。在元清入土中原的过程中，民族精神就是他们的精神寄托，是他们战斗的精神支撑，也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强大动力。正义的内涵 正义，是千百年来人类不懈追求的一种美好社会理想和愿望，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向往和追求。关于正义，从中国古代到近现代，从西方到中国，论述这个问题的记载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卷轶浩繁。公平正义，笔者认为是公平、公正、正义、平等等概念的集合体。在古希腊，正义以一种调整自然力对宇宙组成部分的作用，保证平衡与协调的先验宇宙原则第一次出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首先提出了正义的问题同时，他把正义看作是个人和国家的“善德”。“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他还说：“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按照一般的认识，正义是某种事物的平等观念。《正义论》的作者，美国著名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认为：“正义即指制度的道德、制度的德性，是支撑社会基本结构的属性是否道德的一个概念。正义原则必须是这样的原则：它们具有一般的形式，普遍适用于一切场合，能够公开地作为排列各种冲突要求之次序的最后结论来接受。 正义是人们为了战胜当前邪恶，最终是为了维护人类和谐幸福的道德行为。通俗地地讲，为了战胜当前邪恶，为了人类和谐幸福，该出手时就出手，正义是人们为了战胜当前邪恶，最终是为了维护人类和谐幸福的道德行为。通俗地地讲，为了战胜当前邪恶，为了人类和谐幸福，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就是正义。入土中原的正义性 1204年，蒙古族领袖铁木真通过残酷战争统一了蒙古高原各蒙古部落。铁木真被各部落推举为“成吉思汗”，建立政权于漠北，蒙古国成立从此，蒙古草原结束了长期混战的局面。之后连年征战，先后灭西夏，金国，招降吐蕃，1253年灭大理，至1279年灭南宋，最后统一中国。从宋朝的角度，元的统一是一场侵略战争，被誉为民族英雄的文天祥誓死抗元，当兵败被俘，不得不发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但在元统一中国前，蒙古草原各个部落之间金戈铁马，征战频繁。南方的宋朝军事力量弱小，在外交政策上采取求和政策，时时面临金国的侵犯。元朝的统一，结束了唐末以来（五代十国宋辽金夏）国内分裂割据和几个政权并立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国家长期统一的政治局面。 元朝的大统一，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汉族人民大量迁居到边疆地区，带去了先进生产技术，开发了边疆经济。边疆各族大量迁入中原和江南，同汉族杂居，加强了民族融合，促进了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边疆地区的开发，促进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和中西交通的发展，也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1636年，清降服漠南蒙古，皇太极称帝且改“金”国号为“清”，清朝正式建立，改年号为崇德。 1644年四月廿一日，李自成亲率部队与吴三桂在山海关外的一片石大战，但由于清军参战，李自成大败。五月初二，清摄政王多尔衮进京。八日，清顺治帝进北京，北京开始成为清朝都城。此时明朝残余势力仍在，史称南明。在此以后的十八年中，明残余势力一直在与清政府做斗争，直到大清统一中国。 清朝是由中国满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统一全国的大王朝之一。清朝的人口数也是历代封建王朝最高，清末时达到四亿以上。清朝开疆拓土，鼎盛时领土达1300多万平方公里。清初为缓和阶级矛盾，实行奖励垦荒、减免捐税的政策，内地和边疆的社会经济都有所发展。至十八世纪中叶，封建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史称“康乾盛世”。于是中央集权专制体制更加严密，国力强大，秩序稳定，清代人口至十八世纪后期，已达到三亿左右。康熙年间，统一了台湾，并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乾隆中叶，平定准噶尔、回部，统一了新疆。这不仅一举解决了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而具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发展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和交通，巩固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力和凝聚力。在文化上，康乾时期编纂了几部集大成之作，像《四库全书》 《古今图书集成》等，对清理和总结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上面论述的为元清入土中原的历史和统一后的欣欣向荣局面，现在来谈谈它的正义性。在这两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统一中国之前，中土虽说不是诸侯割据，军阀混战。但当时的朝廷基本都是君主昏庸，大臣们结党成派，相互勾结，朝廷乌烟瘴气，苛捐杂役严重，民不聊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少数民族政权入土中原，无论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是为了拥有掌控天下的权利也好，是为了解救天下苍生与水火也也好，这都是黎民百姓所期待的。封建时代的农民也许本身就带有一种奴性，也没有知识，农民阶级自身是没法推翻这个令他们仇恨的政权，他们只有期待新的朝代，新的明君，即使这需要以战争为代价，但长痛不如短痛。所以，元清入土中原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解救人民的战争。大一统坚持的原则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但是要结束多方混战的局面，就许要战争。尼采说过：战争是取得和平的唯一方式。他的话虽说太绝对，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战争的必要性。中华民族的和平之路，不也是用先烈的鲜血换来的。 统一全国，也许打着的是为民请命的口号，骨子里也有为拥有那号令天下的权利的野心。即使这样，只要对老百姓有好处，就算你是一支正义之师。 但在大一统的过程中，也发生的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清军进军江南的过程中，无恶不作，激起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特别是剃发令强制执行，各地燃起抗清的熊熊烈火。清廷残酷镇压，在扬州、嘉定、江阴等地进行了大肆屠城，史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此后清军各地“剃发易服”，造成人口骤减，发生西南地区民生萧条、万里无人的景象。1659年，清军占领西南地区。并迁移湖广人口填川，以补充劳动力的不足，视为历史上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 相对之下，元朝就开明多了。忽必烈下令推行汉法， 穿汉服，学习汉文化。这一政策并不彻底，但在名族文化交流上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因此，在大一统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坚守一定的原则，这样才能达到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首先民族平等是肯定的。在封建制度的前提下，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元朝施行的“四人等制”，实行怯薛护卫军制，实行站赤制度等等，都是为了增加本民族的特权。满清八旗制度也是这样。其次是尊重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自由。即使是在当代，宗教信仰的不同让战火硝烟仍然弥漫在渴望和平的土地上。 即使这一切都是历史，都离我们远去，可以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借鉴。都是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而我认为，也可以明得失。我们可以从历史中知道，无论怎样，我们都要学会尊重，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是这样，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也是这样。心得 在探究华夏大一统的正义性时，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懂得在战乱年代，和平是多么的奢侈。无论在什么时候，和平都来之不易。今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除了感激那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们，也好好珍惜这和平时光吧。 其次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当我们徜徉与诸子百家的经典，是那样的流连忘返，感觉我们已经超越了时空，和他们进行心与心的对话。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庄子的晓梦迷蝴蝶，扶摇直上九万里······聆听着《高山流水》，品读着唐诗、宋词、元曲，那一刻，时空仿佛凝滞，唯有心灵的自由与舒适。《黄帝内经》 《本草纲目》 《天工开物》让我们不得不赞叹古人的智慧。就让我们心存感激，继承和发扬这中国的瑰宝，民族的骄傲吧！
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前进性和曲折性是辩证统一的
《马克思主义的堕落》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它的内容涵盖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界的关系等诸多领域和各个方面，是极其深刻和丰富的。这个寒假读了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这本书，仅仅对马克思主义有所了解，也有些自己的认识和见解。唯物辩证法德总特征是联系和发展。联系和发展具有普遍性和多样性。恩格斯说过：“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查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联系是指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和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联系具有一系列的特点。首先，联系具有客观性。事物的联系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不是主观臆想的。世界上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物，每一种事物都是和其他事物联系着而存在的，这是一切事物的客观本性。其次，联系具有普遍性。1、任何事物内部的不同部分和要素是相互联系的，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具有内在的结构性。2、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存在，都同其他事物处于一定的联系之中。3、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最后，联系具有多样性。事物联系的主要方式有：直接联系与间接联系，内部联系与外部联系，本质联系与非本质联系，必然联系与偶然联系等。马克思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革；物质生产的发展，才是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最终原因。”然而在他提出唯物史观之前，有人曾经提出过唯心史观这一看法。但是唯心史观说的是“从人类思想变化引起政治变化，从而使社会进步。”但是这一说法是完全经不起推问的。什么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那就是唯物史观。它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能因为个人意识而转变的。那么我认为就这一点，已经能概括出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思想了。那便是“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再是他提出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所说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时中，工人劳动所得的报酬并不是应有的所有酬劳。”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一个工人他工作了8个小时。但是他所得的报酬只有5个小时。从表面来看工人的确是在他那里获取了酬劳。但是剩余的3个小时，就被称为剩余价值。那些资本家就是利用剩余价值发家致富的。这也导致了当时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穷人更穷，富人更富。马克思说：“资本家与工人是没有平等可言的。”“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自由是这样，明珠也是这样。”那么我们又可以总结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部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实现解放的道路，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指南”。在由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一系列规律和范畴构成的唯物辩证法的体系中，对立统一规律是其实质和核心。矛盾是反映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我哲学范畴。矛盾的“对立”，是指矛盾双方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的倾向；在否认对方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矛盾的“统一”，是指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存，互为存在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各向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这样的统一是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的，而对立却是绝对的。社会中所谓的老板员工关系就是矛盾关系。现在市场上流行的企业文化精神就是让员工认可企业，以企业为家，为企业奉献。而老板对员工的要求也如下：忠诚，能干，奉献等等。而马克思主义却直接一针见血地指出：老板和员工处在一个统一体中，是互相依存，互相存在为前提，老板没有员工，他也就没有了助手，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动手，无疑，事业也无法开展；员工没有老板，就是所谓失业人员，也无法在社会中获得物质资料。所以双方都是互相依存的，谁也不必感恩谁，谁对谁都有利用价值，利益的双方就会走在一起。既然老板和员工是矛盾关系，那么对方双方就必然有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的心理准备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因为市场和企业也是矛盾关系，企业不能适应市场，必然会受到市场规律的淘汰。而做为企业的老板为了不受到市场规律的淘汰，必然需要招聘一些能开辟市场，从市场规律中赚到钱的员工。假如这位员工不合格，光有忠诚，那也难逃被解雇的命运。而相反的，如果老板发不了工资，那么物质决定意识，他也不能指望还有员工饿着肚子陪你奋斗了。既然双方都有着赤裸裸的利益关系，那么为了利益而斗争和排斥就再自然不过了，员工想为自己争取假期、福利、高薪；老板想的却是利益最大化，所谓福利、假期、高薪等方面都得有收入的保证，如果收入不稳定，那么这些将是空谈。于是，有些聪明的老板及时把员工矛盾的斗争性引向了市场，让他们为了盈利而卖力，保证了内部的统一性。也有些聪明的员工另起炉灶，把其他员工统一到自己一方，利用矛盾斗争性斗垮了原来的企业。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应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学风，自觉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
一、 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反复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历史和实践证明，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巨大进步的致胜法宝，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得到坚持和发展。所以我们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中国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的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对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历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找到了新民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中国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富强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毛泽东思想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伟大成果才得以全面展开并达到成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伟大的成果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未竟之业。他科学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形成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真正实事求是地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之路。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思想、新观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它是我们党实现的第二次理论飞跃，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进到邓小平理论的崭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成果是：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正确应对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勇气和求实精神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怎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理论飞跃，体现了21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四个成果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同时，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新局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经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践具体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我们必定以科学的态度，创造性的态度，勇于实践，善于总结，不断以新的理论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坚持理论创新，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这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蓬勃发展的根本保证和理论武器。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发展，是中国经济学构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使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坚持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中国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如果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要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初步探索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那么邓小平同志则实现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理论认识上的大胆创新和飞跃，他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出实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也实行市场经济，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到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江泽民同志提出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这些论述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坚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理论，形成了中国当代国家发展模式的理论。这些重大理论认识上的创新和进步，既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又是我们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国情和各个历史阶段的具体实际予以发展创新的结果。可以说，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建设的成就，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模式。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也理所当然地是中国经济学建设和发展的理论指南。（二）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是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实践基础。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经验对中国经济学的重大意义。因为“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创造性运用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而我们要构建中国经济学，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更离不开中国几十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经验，所以中国经验，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又是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实践基础。理由是：首先，“中国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结果。我们一直强调走中国自己的路，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这一系列的举措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是中国独有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特色经验。其次，“中国经验”的主要理论和实践渊源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到现在为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实现了三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次飞跃，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是第二次飞跃，以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和创新型国家为核心的中国当代国家发展模式是第三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这三次飞跃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提高和进步，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也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理论成果的巨大勇气和宽广的胸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命运与共的关系，我们建立中国经济学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者敢于创新、勇于创新理论的伟大精神，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三，“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最重要的话语权，是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实践基础。实验与创新是中国经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改革一直遵循着实验的方法，这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部门种种渐进的和多样化的制度改革等等。中国改革的成功就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教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不断实践的积累中，不断的实现理论上的升华，又用升华了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因而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中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改革与发展道路，即“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所以要发展中国经济学，“中国经验”是我们最重要的经验基础、实践基础。三、 国经济学创新发展的根本出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的关键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就要把握时代脉搏，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在当代要建立中国的经济学，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正确借鉴并广泛吸收西方经济学以及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具体应做到以下几点：（一）要实现思想资源和理论来源多元化和大融合。首先，中国经济学必须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但它又不是一种僵化的理论教条，它是具有时代性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及经济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并且这些理论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践证明，正是我们党坚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了中国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中国经济才能有如此大的成就。可以说，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建设的成就，就不可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二，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等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的借鉴价值。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全球化愈加深化的条件下，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因而反映这种现实的经济基础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必然会参杂着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这种客观存在的经济现实决定了我国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存在的必然性。所以，我们不需要片面强调非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也不需要武断地视之为洪水猛兽。第三，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创新和发展包括：在实践中对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补充和发展；根据时代的要求确立新的研究主题；从实际出发发现新的问题，并对新问题做出科学的说明；揭示新的经济规律并提出新的概念与范畴；注重分析工具和分析手段的进步，特别是要正确运用数学方法，等等。（二）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第一，建立新的学术规范。西方经济学中由数学形式主义所支配的学术规范不能在中国重演，但是在经济学界应该出现真正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第二，改革经济学教育体制。为了适应中国经济复兴的需要，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就应该进行创新性的改革，比如，改革大学教育中关于经济学课程、数学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制的问题，改革中学教育中的政治学课程的问题等等。（三）广泛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所有优秀成果，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前，创新、发展是与中国经济学的前景生死攸关的课题。而创新的关键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一切有利于认识现实、指导实践的经济学理论成果，包括那些与马克思主义截然对立的世界观的基础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成果，以此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中国经济学。我们要抓住历史机遇，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广泛吸收和正确借鉴国外经济学发展的优秀成果，密切联系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际，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四）要正确处理好中国经济学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中国经济学是一门本土经济学，但也需要国际化。一方面，它需要吸收国际上公认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来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学也应该走向国际，不断把研究成果推向世界，为整个经济科学的进步作出贡献。当然，中国经济学目前在发展方面存在着许多不足和差距，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不能用国际上经济学通用的术语、范式来表达自己的研究成果，一些颇有成就的学者甚至不能用英文与同行自由交流。这在一定意义上使得中国经济学至少其中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无法与国际接轨，不能上升为国际上公认的经济学原理，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而我们在强调中国经济学自主发展的同时，也要积极努力地探索其与国际接轨之路。（五）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有前瞻性。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或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研究、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要有前瞻性。就是既要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也要研究当代世界的经济问题；既要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也要考虑经济全球化的大时代背景；既要自己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也要广泛注意国外学者专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进展的情况，还要广泛学习和研究国外经济学理论的最新发展情况。正所谓要以夷人之长补己之短，以便更快更好的发展自己的经济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变化与创新之上。那么，应该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形态呢？围绕这一问题，我国学者展开了多方面的理论探讨，以一些科研机构和重点大学为依托，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思路。其一，注重马克思思想与西方人文传统的对话，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从中梳理马克思思想的逻辑线索的理论特征；其二，主张根据“第一手文献”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新进行翻译和解读，强调阅读马克思原始文本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从文本入手，才能真正厘清马克思的思想内涵和内容实质；其三，强调现实问题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和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对当代实践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途径。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日益成为共识：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必须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文化传统，即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必须坚持以研究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原则，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的研究方法。这不是一项文本梳理等案头上的工作，不能靠摘引书本上的词句抽象地演绎出体系，而是要深入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争取解放以及建设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分析和研究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哲学观念。 很明显，上述探索虽然在关注重心和研究策略上存在差异，但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毋宁说是相互补充的。事实上，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一项意义深远的综合性理论工程，可以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而不必拘泥于一种方式、一种思路。只有协同各种研究取向的思路，汲取国内外一切优秀文化的精华，反映时代的精神和实践的要求，才能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二、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热点很多，如下几个理论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1．现代性问题。现代性毫无疑问是目前时代最重要的焦点性话题之一。在当代哲学界，西方许多著名思想家们关于启蒙理性、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现代国家等问题的思考，实际上也都可以概括为现代性批判。相比之下，人们迄今为止对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关系阐发得并不充分，有必要认真探寻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特别是考察马克思对于现代性问题的价值判断。 在具体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进行了多维透视，用资本逻辑、历史观点、矛盾学说以及全球眼光看待现代性，构成了马克思分析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视角，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也有学者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视为一种现代性批判，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是从经济哲学这一特殊路径出发的，他力图从商品及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揭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他的资本理论和异化理论蕴含着现代性批判的巨大潜能和诠释空间。亦有学者认为，以资本全球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是马克思的历史地平线，而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则是现代性社会的哲学地平线。马克思思想的出场既是对资本全球化历史语境的现实批判，又是对现代性视域的一次大变革。还有学者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汲取灵感，认为“现代性”是当前时代占据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主导话语，是现代人生存命运和现代社会基本构架最为重大的塑造力量。而马克思生逢现代性的全盛时期，对现代性的理解、反省和批判是其毕生的思想主题，马克思所确立的关于“现代性”的“发生学”、“病理学”和“未来学”是对“现代性命运”的系统而全方位的考察。还有学者具体探讨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所包含的现代性反思的三个维度，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正是对现代性问题辩证的历史的扬弃,他对启蒙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现代与后现代两极对立思维，成为我们今天考察现代性命运最具洞察力的思想理论。 2．实践论问题。实践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近来实践论问题研究的新角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研究。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么反过来，理论能否对实践进行检验呢？对此有学者认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但在我国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人们往往片面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从而忽视或不能全面理解理论对实践的能动作用，因此，准确理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我们的一项重要课题。其次是关于个体实践与集体实践的概念区分。有学者认为，尽管实践是一个备受人们关注的概念，但长期以来，对于实践活动形式，我国学术界却没有进行推进性研究。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个体是最为基本的行为单位，因而，承认以个体为主体的实践形式（即个体实践），与承认以集体为主体的实践形式（即集体实践）一样，都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再次是对实践概念内涵的深度挖掘。有学者仔细考察了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中的实践观，提出结合西方自亚里士多德直至当代的哈贝马斯、阿伦特以来的实践概念的发展史，把对实践的理解推进到更广阔的思想内涵中去。还有学者从美学的角度对马克思的实践观进行了探讨。认为马克思以实践观为立论基础，将审美对象和主体的审美能力都看成是劳动实践的历史产物，强调人的感觉的解放，主张扬弃异化，追求全人类生活的高度自由，这种实践观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对此我们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重视。 3．价值论问题。价值论问题既与实践观有着密切联系，同时又具有理论上的深度和高度。尤其是在社会高速发展、观念日益更新的当代中国，价值论研究更是成为人们理解与解释现实问题和人生意义的一种理论手段。因而，如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实现价值观念的转型和变革，始终是一个焦点问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分支，价值论理论研究则聚焦于适合自身的研究方法的探讨，以及基本理论问题的推进。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关于价值论思维方式的研究。有学者主张，价值思维是以人的生活实践为基础和依据的实践思维，它要求置身于主体社会性、历史性的现实生活实践关系中进行思考，从而将生活实践的结构、方式、形态和规则，提炼升华为具体的可操作的思维方式。与实体思维相对立，价值思维要求以人的生活实践为基础，在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全面关系、矛盾运动及其动态发展过程中，分析客体的存在、性质之于主体的意义，并系统、综合、创造性地把握它们，在生活实践中实现它们、变革它们。同时，价值思维又是一种属人的、以主体尺度为根据的、多向度的个性化的主体性思维，它与传统直观形式的思维相对立，是一种辩证的动态的生成性、过程性、历史性、批判性、否定性思维。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几大理论成果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充分研究中国发展道路中积累的“中国经验”，从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和命题，从而实现马克思理论的中国化、当代化，是建构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必由之路。具体地说，近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主要有三： 1．“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与社会迅猛发展的同时，一系列问题也突出出来：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越来越牵动人心，社会公正、社会稳定等社会问题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政策取向，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 有学者对历史上的发展观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明确区分了以国民经济的增长为目标的单纯“增长”与“发展”之间的界限。认为经济增长仅对经济而言，而发展的含义较广，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外，还包括社会状况的改善和体制的进步；而“综合发展观”则注重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的关系，强调发展是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转型、文化变迁、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方面的综合。有学者则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认为，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和社会结构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关于人、社会对于自然界的依赖性和社会历史连续性的观点是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据，总之，唯物史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而科学发展观是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应用和发展。还有学者把科学发展观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生产力尺度、制度尺度、人的全面发展尺度）的丰富和发展，认为它构成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的理论基础，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2．“和谐社会”目标的价值探讨。如果说“科学发展观”为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的话，那么，“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则更加具体地为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提供了价值取向。 有学者认为，和谐社会是人类文明的最高理想，而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中，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化类型对于和谐社会的理解各不相同。在当前，如何克服个人主义带来的现代性局限和弊端成为建构和谐政治社会观的阻碍和困境，以民主、法治和正义的方式作为实现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相统一的现实途径,无疑为解决这一难题并从而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提供了有效的解决之道。有学者对社会的不和谐状态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是建立在社会实践与生产理论、社会交换与社会结构理论基础之上的。社会冲突表面上是人们在社会交换中一种对抗性行为和关系，但其根源在于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不平等。还有学者则把建构“和谐社会”的理论目标与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认为任何国家的国家机器都承担着社会公共职能，而社会公共职能的基础是一个民族的“共同利益”。国家虽然是阶级矛盾的产物，但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在生产劳动中、在生存和发展中构成的以经济、政治和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相互依存关系的产生，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既可以靠国家和暴力机器的维护，也可以依靠大众意识的认同和承认，而“和谐社会”这一理念无疑代表了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3．“以人为本”社会发展观的哲学解释。“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原则和基本要求。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是在当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补充和创新。 有学者认为，哲学的归宿在于人，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目标和归宿。“以人为本”决策的提出不仅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种发展战略，而且富于哲学家的意蕴和根据。有学者把马克思唯物史观与西方人本主义哲学进行了比较，认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应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指导，而最根本的是把具体的、现实的人作为“本”。还有学者指出，人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人既是社会发展的积极创造者，又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受益者，既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和目的。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要求我们在认识和解决一切（经济的或社会的）问题时，都要同与人（人的本质、需要、使命、尊严、权利）的利害关系联系起来，把是否对人有利作为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最高评价尺度和最终归宿。 我们认为，对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其未来导向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性的说明与导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宗旨之所在，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更加充分地体现这一风格。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与超越的双重品格，既能够从哲学的角度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予以客观、全面的反映和合理的说明与解释，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找到问题的关键，也能够以一种反思性的态度对现实提出质疑，从而在对现实的审视与批判中提出未来发展的合理构想和价值取向。论文天下
1台湾问题2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 3台湾问题论文：台独，和平统一、一国两制4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5 第五部分 “唯物史观” 由第五章“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基本结构”、第六章“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创造者”、第七章“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共同组成。这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重头戏。唯物史观透过复杂的社会现象揭示了社会的本质和结构（第五章），本章历年来必有题，是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最多的一章，也极容易出大题，本章的重点有：“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是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在社会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和谐发展”、“社会生产实践和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作用”、“社会的实践本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本质”、“国家政权是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其社会功能”、“文化的本质和功能”、“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 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和主体的作用（第六章），本章的重点有：“社会规律及其特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科技革命的作用”、“科技发展与‘全球问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本章在历届考研中出过选择题、辨析题和分析题，题量少，但是理论内容也涉及到许多社会热点，所以出分析题的可能性较大，考生仍然应该注意。 唯物史观在第七章主要阐明了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趋势，特别是“社会发展和以人为本”，这个知识点的内容被概括得高屋建瓴，可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理论制高点。本章的复习重点有：“社会发展过程的决定性和主体的选择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及其实现”、“社会发展与以人为本”、“人的自由及其实现”、“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本章一般为选择题和辨析题，命题素材也多联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热点来综合命题。6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堕落》
《马克思主义的堕落》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我们党的幼年时期，由于我们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特别是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险些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错误和挫折教育了党。毛泽东同志是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1938年，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带有中国的特性。” 正是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我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中国特定的国情及其历史，必然要求我们走出符合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自己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同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引下，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才能不断取得胜利。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倡导和体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作者：中国人民大学 王向明
论述一下和谐社会、正视社会开展规律：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一个国度、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开展走向亲密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议性。邓小平同志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本人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分离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反动搞胜利了。”这一表述，充沛阐明了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就曾经成为先进的中国人考虑和探究的问题。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他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谬误，试图按图索骥，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中国，把中国富强的希望寄予于实行和开展资本主义。从洪秀全指导的安定天国反动，到康有为、梁启超指导的戊戌变法，以致孙中山指导的辛亥反动，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国民党也曾在大陆搞资本主义，最后留下的是一个支离破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历史以其血的代价通知本人们，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一方面，封建主义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本人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三千年，在中国构成了世界上最完备也最顽固的封建主义消费关系。固然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开展，曾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封建权力为了稳固封建统治位置，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不允许中国开展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封建权力还与帝国主义相勾搭，压榨中国资本主义的开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权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同志曾说：“假如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迟缓地开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取中国的资源，使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并以其强大的经济权力扫除和压榨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它们决不允许中国开展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度。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具备树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脆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整隔绝经济上的联络，所以，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才能，只要完整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才干得以生存、开展。因此，靠中国资产阶级的力气，中国最终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度。 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封建主义旧统治又持续不下去。中国的出路终究在哪里？合理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感困惑的时分，十月反动给本人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反动的成功中，看到了中国新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谬误同中国反动的详细理论相分离，为中国人民选择了经过新民主主义反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历尽含辛茹苦才找到的，是中国社会矛盾开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获得了新民主主义反动的成功，从基本上改动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新民主主义反动成功后，中国当时的出路有三条：一是限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开展民族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不相干，长期平行开展；三是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开展社会主义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三条道路中，中国的近代历史曾经标明，第一条道路走不通；第二条道路实践上也行不通，不是社会主义打败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打败社会主义，二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惟有第三条道路，才契合中国的国情，契合消费关系一定要顺应消费力性质这一社会开展的规律，而且新民主主义反动也为中国人民选择这条道路奠定了根底。在政治上，本人们曾经控制了国度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的指导位置，稳固和增强了工农联盟。在经济上，经过没收官僚资本转化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本人们曾经控制了国度的经济命脉，为完成对消费材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重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发明了最重要的条件。因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开展的必然结果。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实立、稳固和开展，表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巨大、最深入的革新。只要社会主义才干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开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假如本人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沛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践相分离，走自己的道路，中国反动就搞不胜利，中国如今还会是支离破碎，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 二、正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 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理想社会主义开展的理论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动了人民大众受压榨受剥削的社会位置，无产阶级 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度的主人，从基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学问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度、社会事务的权利和他们的民主权益。 第二，社会主义不是树立在私有制的根底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根底上开展消费 力，从基本上处理了消费的社会化与消费材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消费力的开展开拓了宽广的道路。 第三，社会主义倡导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时扩展社会福利，完成社会对等，防止两极分化。 第四，资本主义的开展，树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取的根底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度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隶属，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度实行不等价交流。而本人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给自足，艰辛斗争，实行对内变革，对外开放，经过充沛应用外乡资源，不时完善和开展自己。 当然，由于社会主义目前还处于理论阶段，本人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上述认识，还是非常传统的，是不全面的、浅薄的。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时开展和完善，本人们对其优越性必将会有新的愈加全面、深入的认识。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念和办法，要想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计和自信心，正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本人们必需基于以下前提： 1、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没有现成的经历能够遵照，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立社会主义”，需求不时地理论、认识、再理论、再认识。因而，对其优越性的了解本人们不可能是“先知先觉”，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对其停止全面的描绘，这就需求本人们在理论中不时地去体验、去总结。 2、权衡和比拟哪一个社会制度优越，决不能分开详细国度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片面地从现有的经济开展水平来看，而应当主要看它是不是表现了人民的基本利益，消费关系能否契合社会消费力开展的请求，人民的位置和生活能否得到改善。社会主义的理论证明，这些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远远无法比较的。固然目前兴旺资本主义国度经济开展水平和科技程度，普通比社会主义国度要高，这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各自开展的根底和起点不同所形成的，决不是有的人所说的是由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所决议的。 3、社会主义的开展历史，相比资本主义的开展历史还比拟短暂，还处于理论和开展的初期。资本主义制度从英国资产阶级反动算起，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而社会主义制度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度的十月反动算起，只要不到百年的历史，本人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树立才几十年的历史。所以，相比资本主义来说，社会主义的开展目前还不完善，还不充沛，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应有的优越性还没有完整显现出来。本人们不能拿具有几百年历史开展经历的东西，来比较和权衡只要几十年历史开展经历的东西。 4、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包容的全部消费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沦亡的；而新的更高的消费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呈现的。”所以，新社会制度替代旧社会制度，或者树立和完善一种社会制度，历来不会是历史的霎时，它需求阅历一个漫长的历史开展过程，其行进途中也不可防止地会遇到许多难以意料和想象的艰难与风险，不会是好事多磨的。邓小平同志说，稳固和开展社会主义制度，需求几代人、十几代人以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本人们要充沛估量到建立和开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只需基于上述前提，本人们对社会主义开展过程中呈现的失误乃至波折就会有客观、公正地认识，对社会主义的开展出路及其优越性就不会产生信仰危机。 三、正视巨大成就：只要社会主义才干开展中国 邓小平同志指出：“建国以后，本人们从旧中国承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简直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收缩，经济非常紊乱。本人们处理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政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根底上停止了大范围经济建立。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人们说，你们搞什么社会主义！本人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需搞社会主义。假如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紊乱状态就不能完毕，贫穷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动。所以，本人们屡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如今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干开展消费力，才干改恶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假如走资本主义道路，能够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有起来，但是绝对处理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有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准绳，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本人国消费力开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这就是一代伟人向世人昭示的：只要社会主义才干开展中国。 本人们说，权衡一种社会制度能否契合一个国度、一个民族的利益，最基本的是看在多大水平上推进了社会消费力的开展和人民生死水平的进步。 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树立，到“文化大反动”完毕，本人们党在指导社会主义建立的理论中，虽然在一段时间，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阅历了严重波折，但所获得的宏大成就，是中国以往历史上任罕救嘶个时期都无法比较的。本人们在一穷二白的根底上，独立自主，自给自足，艰辛创业，树立了比拟完好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立奠定了坚实根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立上来的战略决策，完成了本人们党和国度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立道路”，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盲目理论。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历的根底上，逐渐构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道路，开拓了建立中国特征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以经济建立为中心，鼎力开展消费力，高度注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立和社会主义肉体文化建立，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全面开展的道路； 是一条坚持全面变革和开放的道路；是一条现代化建立分“三步走”，历时70年，逾越两个百年、两个千年，到21世纪中叶根本完成现代化，全面复兴中华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本人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立曾经发明出举世注目的巨大成就。本人国的经济建立成果卓著，人民生死水平大幅度进步，科技事业日益进步，国防建立愈加稳固，人口素质全面进步，民主法制建立获得明显开展，外交事业谱写新的华章，“一国两制”巨大设想已胜利完成。全国人民历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肉体振奋、生活幸福。十多亿人口的中国，不只处理了温饱问题，而且人民生活总体上到达了小康程度，千百年来人们衣食住行无忧的幻想终于成为理想。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成功，是中华民族开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一切靠什么？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树立、稳固和开展。 中国特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指导集体指导中国人民停止长期探究的结晶，凝聚了几代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理想的追求。这条道路，曾经初步复兴了当代中国，将来中国的全面复兴，只能由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完成。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结论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及其指导意义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四个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新时期的新思想。正确理解和诠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面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理论创新，用以指导21 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诠释；成果；经验 近代以来, 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艰难曲折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 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解决中国重大问题过程中得到验证和发展的历史。在新的历史时期，正确理解和诠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能深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也为当前构建和谐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诠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开拓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理论成果的过程。早在1938 年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实践过程。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审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命题，马克思主义所要结合的对象不仅仅是中国当今时代的某个具体实践问题，从理论的价值意义、传播方式诸视角看，这个对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系统。因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要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必须认真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融合 马克思主义作为形成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科学理论。若要在中国文化土壤上扎根生长、开花结果，首要一点就是要通过文化背景的移植与中国文化传统相融合，成为一种从形式到内容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理论，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优秀因子带有模糊、猜测、玄想的非科学成分，又与封建宗法的、封闭狭隘的小农意识因素混杂在一起。而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的本质特征，高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因子无法比拟的先进性和现实性。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因子的相融合之处，因此，一方面能够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融合中得到认同，另一方面能够改造、提升中国传统文化，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之间相结合的、互动的融合关系。 2.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践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践的相互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性，又切合于中国社会实践的根本要求。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不仅指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功能。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实践出发把握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揭示出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就中国社会实践的主题和要求看，一个社会在历史过程不同阶段上社会实践主题和任务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这一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内在环境和外在环境交互作用中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客观形势决定的，能不能以及如何从这种复杂的关系和形势中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把握这一主题和任务，则取决于这一社会理性力量的自觉、成熟程度。近代中国的救亡运动和革命实践主题的形成，源于那时内外交困的客观情势，但能够站在时代高度科学地分析认识中国社会，自觉地把握这一主题和任务，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向、道路、和手段，从而达到理性自觉的，则是毛泽东思想。同样，中国现代社会改革与发展实践主题、任务的产生，源于“文化大革命”后客观形势和时代发展要求，但能够科学把握这种客观情势，自觉提出这一主题和任务，提供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道路和方法的，则是马克思主义同这种实践相结合产生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新思想。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践之间内在地包含着这样的关系：中国社会实践的主题、任务和要求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与之相结合并发生融合的前提和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从而形成新理论的过程，这个新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到现在一共产生了四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它们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时期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新思想。 1. 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巨变的理论成果。在旧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紧密结合当时的中国国情和时代条件，寻找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并作出科学的理论概括，这是关系中国革命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极其复杂的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经过艰苦的实践和探索，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动力，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在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方面，继续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 2.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破除思想僵化，冲破个人崇拜的束缚，在党内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此基础上，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并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就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以邓小平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总结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又从理论上做出了一系列新的回答和概括，使邓小平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从而走向成熟。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巨变的伟大成果。 3. 迎接新世纪挑战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在继续。在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科技革命化突飞猛进。在国内，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在关键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促使经济、政治、社会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具体表现为社会经济成分、组成形式、分配方式和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在党内，党员队伍的数量和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党员干部队伍正在进行整体性新老交替，党的建设存在同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问题。世情、国情、党情发生的三个重大变化，这一切既给领导人民并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江总书记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党所处的历史方位，集中全党智慧，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应了世情、国情、党情的重大变化提出的崭新课题，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的政治宣言和执政兴国的指导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新的理论成果。 4. 以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新思想以胡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的背景下知难而进，勇于创新，大胆探索，一方面继续以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向前推进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另一方面又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提出以人为本、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新思想。这一系列新思想，在实践上，有助于我国在战略机遇与矛盾凸显的关键时期，以更加宽广的世界眼光，立足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的新局面；在理论上，进一步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化的新成果。 总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新时期新思想，虽然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但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都是以解决不同时代课题为使命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我们党的幼年时期，由于我们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特别是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险些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错误和挫折教育了党。毛泽东同志是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1938年，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带有中国的特性。” 正是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我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中国特定的国情及其历史，必然要求我们走出符合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自己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同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引下，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才能不断取得胜利。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倡导和体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作者：中国人民大学 王向明
《马克思主义的堕落》
小康社会如何建立
唯物辩证法与系统论原理是马克思的理论理论联系实践、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解放思想是主席的毕生精髓其他的什么都不是！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变化与创新之上。那么，应该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形态呢？围绕这一问题，我国学者展开了多方面的理论探讨，以一些科研机构和重点大学为依托，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思路。其一，注重马克思思想与西方人文传统的对话，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从中梳理马克思思想的逻辑线索的理论特征；其二，主张根据“第一手文献”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新进行翻译和解读，强调阅读马克思原始文本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从文本入手，才能真正厘清马克思的思想内涵和内容实质；其三，强调现实问题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和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对当代实践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途径。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日益成为共识：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必须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文化传统，即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必须坚持以研究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原则，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的研究方法。这不是一项文本梳理等案头上的工作，不能靠摘引书本上的词句抽象地演绎出体系，而是要深入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争取解放以及建设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分析和研究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哲学观念。 很明显，上述探索虽然在关注重心和研究策略上存在差异，但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毋宁说是相互补充的。事实上，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一项意义深远的综合性理论工程，可以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而不必拘泥于一种方式、一种思路。只有协同各种研究取向的思路，汲取国内外一切优秀文化的精华，反映时代的精神和实践的要求，才能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二、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热点很多，如下几个理论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1．现代性问题。现代性毫无疑问是目前时代最重要的焦点性话题之一。在当代哲学界，西方许多著名思想家们关于启蒙理性、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现代国家等问题的思考，实际上也都可以概括为现代性批判。相比之下，人们迄今为止对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关系阐发得并不充分，有必要认真探寻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特别是考察马克思对于现代性问题的价值判断。 在具体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进行了多维透视，用资本逻辑、历史观点、矛盾学说以及全球眼光看待现代性，构成了马克思分析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视角，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也有学者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视为一种现代性批判，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是从经济哲学这一特殊路径出发的，他力图从商品及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揭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他的资本理论和异化理论蕴含着现代性批判的巨大潜能和诠释空间。亦有学者认为，以资本全球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是马克思的历史地平线，而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则是现代性社会的哲学地平线。马克思思想的出场既是对资本全球化历史语境的现实批判，又是对现代性视域的一次大变革。还有学者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汲取灵感，认为“现代性”是当前时代占据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主导话语，是现代人生存命运和现代社会基本构架最为重大的塑造力量。而马克思生逢现代性的全盛时期，对现代性的理解、反省和批判是其毕生的思想主题，马克思所确立的关于“现代性”的“发生学”、“病理学”和“未来学”是对“现代性命运”的系统而全方位的考察。还有学者具体探讨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所包含的现代性反思的三个维度，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正是对现代性问题辩证的历史的扬弃,他对启蒙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现代与后现代两极对立思维，成为我们今天考察现代性命运最具洞察力的思想理论。 2．实践论问题。实践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近来实践论问题研究的新角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研究。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么反过来，理论能否对实践进行检验呢？对此有学者认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但在我国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人们往往片面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从而忽视或不能全面理解理论对实践的能动作用，因此，准确理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我们的一项重要课题。其次是关于个体实践与集体实践的概念区分。有学者认为，尽管实践是一个备受人们关注的概念，但长期以来，对于实践活动形式，我国学术界却没有进行推进性研究。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个体是最为基本的行为单位，因而，承认以个体为主体的实践形式（即个体实践），与承认以集体为主体的实践形式（即集体实践）一样，都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再次是对实践概念内涵的深度挖掘。有学者仔细考察了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中的实践观，提出结合西方自亚里士多德直至当代的哈贝马斯、阿伦特以来的实践概念的发展史，把对实践的理解推进到更广阔的思想内涵中去。还有学者从美学的角度对马克思的实践观进行了探讨。认为马克思以实践观为立论基础，将审美对象和主体的审美能力都看成是劳动实践的历史产物，强调人的感觉的解放，主张扬弃异化，追求全人类生活的高度自由，这种实践观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对此我们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重视。 3．价值论问题。价值论问题既与实践观有着密切联系，同时又具有理论上的深度和高度。尤其是在社会高速发展、观念日益更新的当代中国，价值论研究更是成为人们理解与解释现实问题和人生意义的一种理论手段。因而，如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实现价值观念的转型和变革，始终是一个焦点问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分支，价值论理论研究则聚焦于适合自身的研究方法的探讨，以及基本理论问题的推进。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关于价值论思维方式的研究。有学者主张，价值思维是以人的生活实践为基础和依据的实践思维，它要求置身于主体社会性、历史性的现实生活实践关系中进行思考，从而将生活实践的结构、方式、形态和规则，提炼升华为具体的可操作的思维方式。与实体思维相对立，价值思维要求以人的生活实践为基础，在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全面关系、矛盾运动及其动态发展过程中，分析客体的存在、性质之于主体的意义，并系统、综合、创造性地把握它们，在生活实践中实现它们、变革它们。同时，价值思维又是一种属人的、以主体尺度为根据的、多向度的个性化的主体性思维，它与传统直观形式的思维相对立，是一种辩证的动态的生成性、过程性、历史性、批判性、否定性思维。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几大理论成果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充分研究中国发展道路中积累的“中国经验”，从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和命题，从而实现马克思理论的中国化、当代化，是建构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必由之路。具体地说，近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主要有三： 1．“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与社会迅猛发展的同时，一系列问题也突出出来：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越来越牵动人心，社会公正、社会稳定等社会问题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政策取向，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 有学者对历史上的发展观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明确区分了以国民经济的增长为目标的单纯“增长”与“发展”之间的界限。认为经济增长仅对经济而言，而发展的含义较广，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外，还包括社会状况的改善和体制的进步；而“综合发展观”则注重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的关系，强调发展是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转型、文化变迁、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方面的综合。有学者则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认为，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和社会结构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关于人、社会对于自然界的依赖性和社会历史连续性的观点是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据，总之，唯物史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而科学发展观是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应用和发展。还有学者把科学发展观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生产力尺度、制度尺度、人的全面发展尺度）的丰富和发展，认为它构成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的理论基础，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2．“和谐社会”目标的价值探讨。如果说“科学发展观”为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的话，那么，“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则更加具体地为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提供了价值取向。 有学者认为，和谐社会是人类文明的最高理想，而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中，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化类型对于和谐社会的理解各不相同。在当前，如何克服个人主义带来的现代性局限和弊端成为建构和谐政治社会观的阻碍和困境，以民主、法治和正义的方式作为实现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相统一的现实途径,无疑为解决这一难题并从而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提供了有效的解决之道。有学者对社会的不和谐状态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是建立在社会实践与生产理论、社会交换与社会结构理论基础之上的。社会冲突表面上是人们在社会交换中一种对抗性行为和关系，但其根源在于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不平等。还有学者则把建构“和谐社会”的理论目标与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认为任何国家的国家机器都承担着社会公共职能，而社会公共职能的基础是一个民族的“共同利益”。国家虽然是阶级矛盾的产物，但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在生产劳动中、在生存和发展中构成的以经济、政治和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相互依存关系的产生，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既可以靠国家和暴力机器的维护，也可以依靠大众意识的认同和承认，而“和谐社会”这一理念无疑代表了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3．“以人为本”社会发展观的哲学解释。“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原则和基本要求。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是在当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补充和创新。 有学者认为，哲学的归宿在于人，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目标和归宿。“以人为本”决策的提出不仅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种发展战略，而且富于哲学家的意蕴和根据。有学者把马克思唯物史观与西方人本主义哲学进行了比较，认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应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指导，而最根本的是把具体的、现实的人作为“本”。还有学者指出，人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人既是社会发展的积极创造者，又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受益者，既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和目的。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要求我们在认识和解决一切（经济的或社会的）问题时，都要同与人（人的本质、需要、使命、尊严、权利）的利害关系联系起来，把是否对人有利作为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最高评价尺度和最终归宿。 我们认为，对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其未来导向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性的说明与导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宗旨之所在，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更加充分地体现这一风格。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与超越的双重品格，既能够从哲学的角度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予以客观、全面的反映和合理的说明与解释，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找到问题的关键，也能够以一种反思性的态度对现实提出质疑，从而在对现实的审视与批判中提出未来发展的合理构想和价值取向。论文天下
建议选第三个题目，怎样理解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审题，理解关键的一点，什么是实践，实践包括了什么属性，然后写上去，然后有一点很必要写上去，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中，怎么对待实践的，（先得到感性认识，再得到理性认识，然后通过理性认识指导实践，反复循环）然后说说历史上的其他认识论，着重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进行对比，辩证否定其他认识论，凸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正确性，例如经验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康德的认识论，怀疑论的认识论，百科全书学派的认识论等等，再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比，得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性与正确性等等；然后就要谈存在方式，先写上辩证唯物主义的唯物论，什么物质决定意识，存在决定精神等等写上去，目的是要凸出世界的物质性，然后再举一个两个例子进行补充说明；然后就写上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理论，例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等，写上去，同样举一两个例子进行论证，最后总结一下，人的存在方式。最后，就是要结合上面的两方面做一个大综合，综合论述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命题。当然要有推理过程，这里不说，看你自己怎么说，例子就没有必要再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