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雅•释亲》云：“父之党为宗族”[1]。也就是说，宗族是指由父系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群体，不包括由婚姻关系联结而成的母族、妻族。这是有关学者们最为普遍接受的关于宗族的定义，也是本文所采用的定义。宗族是一种传统组织，但是，宗族聚居的程度，宗族的形态却是流变的。现在一般所说的宗族或家族，其形态是宋代以后形成，至明清达到全盛的。因此，我们现在所指谓的所谓“传统宗族”或“宗族传统”并非上古的传统，而是宋代以来的传统。本文将阐述中国历史上宗族聚居情况的变化，对不同时期具有普遍性的宗族形态加以简单的比较，描述中国南北方宗族聚居和宗族势力的强弱差异，分析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一、中国古代宗族聚居的历史变迁1、宗法制宗族如前所述，宗族是“父之党”，“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当然没有宗族。一般认为，宗族发源于父系氏族社会时期。考古资料发现，在中国的一些新石器时期遗址中，许多小屋与个别大屋并存，显示出当时已经出现了小家庭，并已经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和社会组织。例如，李玉洁、黄有汉《论仰韶文化的家庭形态》一文认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反映的都是个体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家庭形态，是一夫一妻的个体小家庭。并推断，在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之际，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世系群体开始形成，这种群体曾经是介于氏族和家庭之间的一种次生的血缘组织，也就是说，当时有家庭、宗族、氏族三层组织。从传说中部落间战争的频繁情况看，当时在氏族、宗族、家庭三级组织中，是以氏族组织为主导的。至少可以认为，氏族强于宗族。不过，在文字史前的三皇五帝时期，以至有了甲骨文的商代，历史的细节已失。历史上的所谓“宗法制度”，是西周时才完善并达到全盛的。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嫡长继承制。王国维在1917年发表的《殷周制度论》中断定商人无宗法制与嫡庶制。陶希圣也认为，西周以前没有完整的宗法。商末以前，嫡长继承还基本是自发的，并未自觉确立为制度，“兄终弟及”在商代王位继承中时有发生，其他贵族更是如此。到了商末，才正式确立嫡长继承制，到了西周终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宗法制度。但在西周，“礼”是“不下庶人”的，也就是说，只有贵族才具备宗法制度下的宗族，当然，贵族的宗族之下也有小家庭，但按照宗法制度，宗族对这些小家庭具有支配地位，小家庭依附于宗族。至于平民，则只有小家庭，无宗族聚居，也不行宗法，而是以小家庭为单位依附于贵族宗族。西周的宗法社会是与分封制相联系的。在分封制下，最高统治者为周天子，天子将其诸弟、诸子及一些功臣等分封为诸候，诸侯分封其诸子及一些家臣为卿(大夫)，卿(大夫)分封其诸子及一些家臣为士。各级当权者同时也是宗族的宗子，并实行嫡长继承制。各级宗族对上称小宗，对下称大宗，“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群弟”，这样，自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金字塔型宗族结构。各级宗主同时领有封地的政治、军事、司法等等各种权力。天子的领土称天下，诸侯的领地称国，卿(大夫)和士的领地称为家（在这里，与国对称的士大夫之“家”同时是一个政治单位，拥有对领地的政治、军事、司法等各种权力，因此，有孟子有“千乘之国，百乘之家”之说）。各级领主形成层层依附的政治和宗法隶属关系。从而构成了家、国一体，政权组织与宗族组织合一的庞大层级体系。进入春秋时期，分封制度难以为继，宗法制度随之松驰。西周末年，一些诸侯逐渐坐大，周天子逐渐失去了征伐诸侯之力，而在各诸侯国内部，宗法制度的控制力也大为减弱。进入春秋晚期，封建制度崩解，宗法制度离析，乃至正当其时的孔子有“礼崩乐坏”之慨。诸侯之间征战不已，强者吞并弱者，“王道”渐为“霸道”所取代。实行“霸道”并在与其他诸侯征战中不断强大起来的少数诸侯，上对周天子不敬，甚至问鼎之轻重，下对士大夫实行严厉控制，有目的削弱士大夫宗族的力量，于是，各诸侯国纷纷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及分封制度，利用各种机会变贵族封地为郡县，乃至实行“编户齐民”，打破了士大夫的宗族组织，使小家庭变成了普遍的社会基本单位。因为，只有打破内部一体化的宗族组织，使小家庭直接面对国家政权，才能实现国家更高程度的一体化，维护国家的集权统治，并在对外征战中动员全国力量，战胜同样实行“霸道”的其他诸侯国。显然，实行这种“变法”改制最为彻底的是当时的秦国，而正是秦国，最终在争霸中取得了胜利，建立了大一统的秦朝。郡县制替代分封制、官僚制替代宗法制，以及“编户齐民”，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秦统一六国后，直至汉初，除少数六国旧族外，中国很少有大规模聚居的宗族。以小家庭为基本社会组织，很少强宗大族的社会结构一直延续至西汉中期。秦末天下大乱，诸多揭竿而起武装集团中，基本没有主要依靠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宗族化军队，更多的是利用地缘关系和其他故旧关系组织起来。例如，陈胜、吴广起义的基干是征发到渔阳屯戍的闾左；项羽集团的主力是“江东子弟”。刘邦集团的核心人物，如萧何、曹参、卢绾、王陵、周鲽、樊哙、夏侯婴、任敖、周昌与周勃等人都是刘邦的同乡或故旧，绝少刘姓宗族子弟。司马迁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说：“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所分封的诸侯王中，与刘邦同宗姓者只有刘贾和刘泽二人。不过，异姓功臣封诸侯王的做法，很快就变成了只封刘姓王，不封异姓王。2、士族、世族宗族西汉二百余年（公元前207年到公元25年）和平环境，养育出了一些宗族。不但分封或派往各地为官的刘姓皇族不断发展，在全国各地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刘姓宗族，其他权贵的宗族也逐渐形成，构成了一种豪强势力。西汉中期以后，儒学的独尊也促进了古代宗族功能的复苏，而对儒学的吸收，使豪强宗族的成员文雅化，一些豪强大族的成员进入了国家官僚体系，把持各级政权，“士族”开始形成。在西汉末年的战乱中，宗族的力量已经显露出来。与秦末不同，这一时期，很多武装集团的核心是由宗族部队构成的。例如，由汉高祖刘邦九世孙刘秀领导的武装集团中，就有许多刘氏子弟，而率宗族、子弟、宾客先后归附刘秀的河北豪强，则是这一集团最终取得政权的有力支柱。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对农民实行了“让步政策”的同时，且对豪强大族也做出了很多让步，豪强大族也进一步“士族化”。又经东汉近二百年（公元25年—公元220年）的成长，到东汉末年，豪强大族，特别是一些成功地实现“士族化”，把持各级政权的豪强大族已成为社会的支配性力量。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宗族的力量更加显露无疑。在各大武装集团中，无不包容了诸多强宗大族。东汉末年的袁绍、袁术、孔融等集团是这样，魏、蜀、吴三国也是如此。在曹操集团中，曹氏宗族、司马宗族，以及其他一些宗族，如有关文献中常被引述的许褚、李典宗族。陈寿着《三国志.魏书.许褚传》云，褚“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李典传》说，典有“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孙吴政权的基础是江东大族。而刘备的蜀汉政权除利用现成的宗族力量外，还采用了刘关张三结义的拟亲形式。两晋南北朝时期，强宗大族聚居格局更是达到了全盛状态。和平时期，这些大族聚居一处，经营财产，兼并土地，吸纳部曲，出仕为官，不断壮大宗族势力。战乱时期，则或者构建坞堡，聚结自保；或者举族流亡，迁移他乡；或者投入更大武装集团，一些宗族成员成为一朝一国的文臣武将。当时的中国北方，大宗族聚居比比皆是，一逢战乱，则坞堡遍布，由北向南迁移的宗族大队部众不绝于途。如《晋书》所载：“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苏峻传》），“关中堡壁三千余所”（《苻坚载记》下）。西晋八王之乱时，庾衮“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晋末“及京师大乱，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晋书·祖逖传》）。《太平御览》上则有：“冀州郡县，堡壁百余”。这类聚居、屯聚或举族迁徒者人数常达数千，乃至数万。对这一时期的一些强宗大族，学术界通常称之为“士族”或“世族”。这些豪强大族常常与政权组织有密切的关系。名门望族为官者众多，并且世代迭出。与春秋以前不同，这一时期的官职并非世袭，而是一种举荐制的选官制度。但是，名门望族相互联姻，结为世交，相互护持，举荐者与被举荐者通常都是世族大家之人，甚至根据门弟选官在某种程度上制度化了。以至牒谱之学大兴，“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有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之说。除这些与政权组织有密切联系的士族、世族外，一般百姓也多有举族聚居者，称为庶族。也就是，宗族聚居是西汉至唐相当普遍的人口聚居格局。不过，“士族”、“世族”在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名门望族互相标榜，把持高级官职的情况至唐遗风犹存，甚至有些名门望族特别是山东望族不愿娶公主入门，因为李氏虽为皇族，但门望不足与山东名门相抵。但是，士族、世族毕竟还是走向了衰落。南北朝十六国时期，尽管士族尚称兴盛，但毕竟战乱频仍，特别是北方，由于少数民族的入迁，汉胡杂居，难免在文化方面融入“胡风”，宗族意识开始弱化。战乱本身也使宗族陷入不稳定状态，一些宗族离散甚至消亡。自隋代始，开始实行科举选官制度，从而剥夺了旧世族的部分特权，弱化了强宗大族与官职的联系，加之隋末农民战争的冲击，世族权势开始衰落。但在隋末的战乱中，宗族力量仍然存在于各路武装集团之中。入唐以后，科举制度逐渐完善，唐朝历代皇帝又有目的地抑制名门望族，因此，唐中期后，士族、世族进一步衰落，已经不能起支配性作用。唐末的战乱则又给了门阀士族致命一击。唐朝后期，藩镇割锯之势已成。唐王朝一旦崩解，便进入了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五个朝代，南方和河东地区先后存在十个地方性政权）。战乱时期，武力称尊，除战乱本身的影响外，文人、儒术的地位也自然降低，况且五代中有三代统治者（后唐、后晋、后汉）为北方少数民族沙陀人，对宗族起支持作用的意识形态大大削弱。尽管宗族聚居之风犹存，却失运河了以往士族与政权相联系的权势，内部的凝聚力也大大减弱。3、庶民宗族北宋重新建立统一政权后，为宗族的重新发育成长带来了和平稳定的环境，志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宋儒及其明清两代的后继者则为宗族的重建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政治制度和国家政策的改变为宗族复兴提供了政治合法性和行动的空间，宗族自身利益的诉求则为其提供了微观动力。由此，宗族聚居在一些地区得到了复兴，并在明清两代有所发展，宗族的形态也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面对社会结构松散，秩序混乱，人情谈漠的现实，中原理学家张载、程颐率先提倡重建宗族，以便“敬宗收族”，为建立他们理想中的社会秩序提供微观基础。朱熹更是将这一思想完善化、具体化并付诸实践，设计了一个与古代宗族制度有联系，但又不完全相同的宗族制度和组织模式，包括祠堂、族田、祭祀、家法、礼法、族长等宋代以来民间宗族制度的主要内容。北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范仲淹在吴县设“义田”以养济族众，办“义学”以育宗族子弟。此后，直到清末，宗族一直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和各级士绅的支持。从宋代到明清，以至到民国时期，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包括大批着名文人、大臣，如宋代的朱熹、明初的理学名臣宋濂、清代的曾国藩，大都积极参与宗族活动，他们不但是自己所属宗族活动的参与者、支持者乃至领导者，而且参与亲朋好友宗族的诸如修谱、立碑之类的活动。宋以后，历代政府也对宗族采取了宽容乃至鼓励的政策。很多文献提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政权组织“到县为止”。这一概括似乎过于简单化。自中国实行郡县制后，秦汉时期，曾设有“三老”、“亭长”等“乡官”。此后，乡里制度不断变化，但在很多时期，仍有“乡官”。只是到宋代才“完成了由乡官制向职役制的转化”[10]。且不论秦汉至唐代的“乡官”是否属于官，至少可以认为，与以前的朝代相比，宋以后的乡村与国家正式政权组织的联系更为间接，“乡官”的地位也逐渐下降，说“由乡官制向职役制转化”是道理的。而县以下的基层社会是由士绅治理的。这些士绅当然是与其所属宗族相联系的，在宗族聚居的地区，士绅通常也是宗族的代表，并且常常同时具有族长等宗族领导者的身份。因此，士绅的治理也即宗族的治理。而国家政权实际上认可了宗族的某些地域性治理权，包括赋役的组织、教化活动的实施、某些司法权力。当然，其中一些权力并非政府明确宣布，但在实践中，各级政府及其官员对宗族内部事务的治理权常常给以一定的尊重，“无形中使得宗族有了政府认可的某种自治权”[11]。在某些时期，国家甚至明令给予宗族某些权力。如雍正四年（1726）规定：“地方有堡子大村，聚族满百人以上，保甲不能编查，选族中有品望者立为族正，若有匪类令其举报，倘徇情容隐，照保甲一体治罪”[12]。翌年，雍正帝更在实际上给予了宗族组织对于族人的生杀大权，谕曰：“嗣后凡遇凶悍不法之人，经官惩治，怙恶不悛，为合族之所共恶者，准族人鸣之于官，或将伊流徙远方，以除宗族之害；或以家法处治，至于身死，免其抵罪，着定议具奏”，刑部随遵旨定例[13]。宋代以后历朝政府宗族政策的一项重大变化是允许庶民立祠。在宋以前，只有皇家、贵族以及一定品级以上的官员才能建立家庙，祭祀祖先，而且对家庙的规格、祭祀祖先的世代也有一定之规。宋代对庶民建立祠堂的限制虽未明令取消，但在实际执行中已经大大松驰。到明代嘉靖年间，经过朝廷的“大礼议”之辩，国家正式废除了关于建祠及追祭世代的限制，庶民得以置祠庙及追祭祖先。这一政策的改变对宋以来平民化的宗族形态重要支柱之一的宗族祠堂的建立提供了政治合法性，对宗族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政府还常常对族田、义田、祠堂等宗族共有财产提供保护，在意识形态上对宗族提供了各种支持，如对其成员有重大“忠孝节义”行为的宗族给予精神鼓励，如赐予匾额、赐建牌坊等。而科举制度的完善无疑也间接地促进了宗族的发展。当然，当宗族活动干扰了国家行政，构成对政权组织的威胁时，国家就会对宗族采取抑制政策。特别是“对于那些以联宗或联谱的方式跨地域建立的宗族祠堂”，其活动“超越了国家的行政建制”,越出了“国家划定的框架”的宗族，国家会采取抑措施加以抑制。“但大体上在承担赋役、思想教化、维护地方秩序等方面,地域化宗族是与国家保持一致的”[14]。社会环境、政治制度和政策、以及意识形态的变化改变了民众追求自身利益的约束条件。首先，科举制度为普通民众提供了通过仕途向上流动的契机。但是要使机会变为现实，需要对应举者提供经济的和社会关系的支持。普通民众的小家庭显然无力支持子弟长期脱离劳动，没有收入，且需要有不菲的花销，一心准备应试。此外，要在科场上取得成功，需要得到充分的书籍，请更好的老师或进入更好的书院（塾），与更高层次的同学切磋，乃至在科场上舞弊。而这些不能仅靠财富换得，或者单纯用收买的手段成本太高。因此，应举者需要联宗为族，举族为之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和拓展可利用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宗族中有人取得功名，步入仕途，可以给全族人带来荣耀，提高其声誉和社会地位，并为宗族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和政治上的保护。而且，这些宗族的“收益”中，如荣耀、政治保护，并不严格地随宗族的规模而递减。因而，有条件者也愿意联宗支持族内子弟应举。其次，即使不考虑应举，联宗成族，通过修订族谱复述、宣传或伪造宗族历史也有利于提高宗族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对于一些历史上曾被视为“贱民”、“蛮夷”的人们来说，就更是如此。对此，科大卫、刘志伟、萧凤霞、叶显恩等人曾经做过深入的研究[15]。再次，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代，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地权流转增加，社会流动性加大。而在多子平均析产制度下，如果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一个富有的家族很容易在两三代间由于析分家产而变为贫民。联宗为族，不仅可以提供经济上的互助，而且设立其产权转移受到严格限制的族田、义田、祠产，可以避免财产流入其他宗族，为宗族成员提供一种保险。复次，宗族可以聚集人、财、物，为全族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如修桥造路等。还可以联合同族举办各种需要超出小家庭组织规模的农田开垦和工商业事业，增加全族的经济收入。如明清时代广东沙田的围垦[16]。各地商帮的经营活动也普通地利用了宗族的组织力量、聚集力量。最后，在宗族林立的地域中，各宗族之间常常发生矛盾、冲突，这种冲突有时会引发宗族间的械斗，其惨烈程度有时不亚于敌国异族间的战争。联结为族则可以与其他宗族相抗，保护甚至扩大本族族众的利益。因为在这种争斗中，族众多的宗族常常会占有上风。当然，强大的宗族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来自地方官吏的侵害。
论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模式内容摘要：中国家族企业发生发展的阶段性,是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主体形态。家族企业封闭式的管理模式，阻碍了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分析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弊端入手，探究完善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提出一种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治理结构理论：委托-代理制。关键字：家族企业 可持续发展 委托-代理引 言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援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家族企业是私营企业中的主要组成形式，它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著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家族企业也同其他企业一样，面临著新的国内经济政策环境和全球化的国际竞争环境。从国内环境看，上个世纪80－90年代，家族企业的成长有两个基本的前提条件：一是政策环境，即改革开放，农村家庭经济成长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及管制政策的放松；二是经济环境，即短缺经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提供的产品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前者使我国家族企业从诞生之日起就小心翼翼，注重政策环境的变化和市场机会，寻求产权保护；后者则造就其粗放式经营和传统的管理方式。现阶段，这两个前提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政策环境看，向“制度经济”的转变为家族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从经济环境看，我们已告别了“短缺经济”，家族企业又称“古典企业”是企业组织形式中最古老的一种。但并不能说明它已经过时，相反，家族企业现在在世界上随时随处可见。即使最保守的估计也认为由家族所有或经营的企业在世界企业中占有65％至80％。但是，只有3/10的家族企业能够生存到第二代，1/10的生存到第三代，这些企业的平均寿命为24年，正好和创业者与企业维持关系的时间一致。机遇与挑战并存，这就是家族企业的处境。据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的抽样调查表明：私营企业家族化管理相当普遍，已婚企业主的配偶％在本企业做管理工作，已成年子女％在本企业做管理工作，％负责购销。在所有管理人员中，％由投资者担任，％由企业主或投资者的亲属担任，5％是他的邻居或同乡。当然，我国家族企业实行家族式管理，在特定的条件下有其积极意义的。它能够充分发挥亲缘伦理、人情伦理和地缘伦理的功能，使企业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企业成员能自觉服从家长〔老板〕的权威、劳动积极性高，能够互相信赖、团结一致、甚至不计报酬，从而减少交易费用。这些功能和作用，恰好适应了家族企业主初创时期的发展要求。大量的事实证明，家族式管理是家族企业早期积累的最有力的支撑，也是企业活力和生命力之所在。一、 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弊端家族企业又称“古典企业”是企业组织形式中最古老的一种。但并不能说明它已经过时，相反，家族企业现在在世界上随时随处可见。即使最保守的估计也认为由家族所有或经营的企业在世界企业中占有65％至80％。但是，只有3/10的家族企业能够生存到第二代，1/10的生存到第三代，这些企业的平均寿命为24年，正好和创业者与企业维持关系的时间一致。机遇与挑战并存，这就是家族企业的处境。据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的抽样调查表明：私营企业家族化管理相当普遍，已婚企业主的配偶％在本企业做管理工作，已成年子女％在本企业做管理工作，％负责购销。在所有管理人员中，％由投资者担任，％由企业主或投资者的亲属担任，5％是他的邻居或同乡。当然，我国家族企业实行家族式管理，在特定的条件下有其积极意义的。它能够充分发挥亲缘伦理、人情伦理和地缘伦理的功能，使企业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企业成员能自觉服从家长〔老板〕的权威、劳动积极性高，能够互相信赖、团结一致、甚至不计报酬，从而减少交易费用。这些功能和作用，恰好适应了家族企业主初创时期的发展要求。大量的事实证明，家族式管理是家族企业早期积累的最有力的支撑，也是企业活力和生命力之所在。尽管家族式管理在特定的企业发展阶段有其合理性，但是随著企业规模的扩大，市场竞争的加剧，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家族式治理模式的缺陷日益显现，成为家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具体表现为：其一、家族式集权管理模式降低了决策的科学性。随著企业规模的扩大，管理范围越来越宽，单单依靠个人力量或家族成员来监督，困难越来越大。此时无论是从技术、产品，还是从市场、融资等方面，均超出了管理者本人或家族成员所拥有的经验积淀和知识准备，其结果是企业主的决策往往脱离实际，以致造成企业经营效率的重大损失。其二、任人唯亲不唯贤，阻碍了优秀人才的进入。由于社会欺诈现象的存在，法制、信用体系及市场秩序的不健全，作为家族企业的掌门人非常敏感。他们对外人，能人总有戒备之心理，考虑自家企业的安全，甚至比发展还重要。因此家族企业经常录用家族成员或亲朋担任高、中层管理者，导致任人唯亲，用人唯亲。一方面会使管理混乱，原有的规章制度流于形式；另一方面又会使一些同家族没有关系但有才能的人，对企业失去信心，纷纷离去，使企业面临人才危机，阻碍了企业的发展。其三、最重要的是企业有了相当积累之后，家族成员之间利益矛盾日益加深，利益诱惑增大，谋取属于自己所有资产的冲动会逐渐超过对企业法人资产的关心。特别是事先企业产权在自然人之间未加严格界定的条件下，摩擦将会更大。随著企业内部利益矛盾的凸现，原有那种亲情、人情、乡情等变得脆弱和不堪一击，家族成员反目为仇，四分五裂。“中国人容易共患难，却不能共富贵”。一旦企业发展壮大，原来的人际关系网路不足以处理企业管理的各种复杂关系。尤其是如何决策，如何分享企业发展成果的冲突，随之接踵而来。很多家族企业在最关键的时候却是一种欲举无力，欲罢不能的境地，最终走向衰落。大量案例表明：家族式管理会带来的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企业的萎缩，二是企业的分化。家族规则有利于创业，不利于发展。二、完善家族企业治理结构是家族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家族企业普遍存在着家族化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方式。随著企业的发展，外部市场经济条件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变化，其不适应性越来越明显。家族企业要走向公司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还必须在明晰产权的前提下，摆脱家族式管理模式，进行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的创新。企业治理结构，是当前企业理论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也是近些年来西方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一般可以把企业治理结构界定为一整套制度安排，这些安排决定了企业的目标、行为，以及在企业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当中，由谁来控制企业，怎样控制企业，风险和收益如何在不同主体之间分配等。企业治理结构的本质，是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的契约，企业所有权包括企业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已成为企业治理结构的客体。尽管目前大多数的家族企业都不存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但家族企业即使不雇佣高级管理人员，也普遍存在著雇佣中级管理人员，以及需要激励约束经理人员的问题。因而家族企业也应建立完善的治理结构，并且随着家族企业的发展其治理结构也将不断完善。家族治理模式是指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实现分离，企业与家族合一，企业的主要控制权在家族成员中配置的一种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企业的所有权主要控制在由血缘、亲缘和缘为纽带组成的家族成员手中，主要经营管理权由家族成员把持，企业决策程式按家族程式进行。主要投资者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掌握企业决策权、经营管理权等。一般说来，集权管理具有摩擦少、效率高，对捕捉到的各种市场信息反应快等优点，这在企业创业之初或许是合适且是必要的。但当企业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企业的发展走出所有者直接控制的范围，或企业产权主体变为多元时，企业所有者直接经营管理企业就难以达到有效。此时，聘请外部的专业经营管理人员对企业进行管理和运作，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已成大势所趋。这是世界许多成功企业的发展经验，也是我国家族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三、阻碍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治理原因分析1、“位置观”的存在，致使家族成员难以让出管理“权力”根据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和管理结构，把管理由家族化转向专业化，使管理人员由亲属化转为专家化，对企业的监督由守法化转为市场化。实现“经理革命”，将是一个痛苦而又困难的过程。所谓困难，是由于这是对企业管理权力的重新配置，要让部分企业初创时期的“功臣”让出自己的权力，交由专业人土进行管理，本能地会产生抵触，从而增加权利转移的成本和风险。所谓痛苦，不仅仅是指一般家族成员失去在企业管理权网路中的位置，而产生的痛苦，更主要是企业的核心人物能否超越自我，自觉地从企业发展的需要出发，合理地确定自己的位置，自觉地将管理企业的权力交给更能胜任者去掌握。战胜家庭、家族的亲情远比战胜一般人际关系中的人情困难，而战胜自我又远比战胜亲情艰辛。2、约束机制的不完善，导致对代理人的信任危机西方企业信奉“人之初，性本恶”的人性假设，承认人的利己性，但“委托－－代理”制在西方企业却颇为盛行，这说明人的利己性并不构成企业对职业经理人的信任危机。原因在于西方企业在肯定了人的利己性的基础上，构筑了有效的防范制度，塑造了只有利他才能利己的行为方式，从而使企业目标与个人目标在相互满足的前提下达成一致，实现制衡。而我国家族企业在意识到别人的利己性的同时，对家族外的人员的不信任感却随之被强化了。在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形成的过渡时期，社会道德约束较为软弱，个人资讯情况无从获取，在家族企业产权保护不够完全的情况下，作为代理人的经理和所有者的目标函数通常是不相同的，存在著利益上不一致和资讯的非对称性，必然导致委托人对代理人监督成本增加。在我国现阶段，这种监督成本会特别昂贵。因为委托人〔所有人〕与代理人〔经理人〕既没有血缘、亲缘关系的维系，又没有与代理人相匹配的专业能力；既没有共同一致性的利益目标，又没有完整的仁义君子上的志同道合，监督成本自然很高。约束手段的缺乏，代理成本的攀升意味著委托－－代理制失去了现实的实行依据。3、“经理市场”的不成熟，难以有效地选择代理人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的历史阶段性，使得中国的人才市场，特别是经理市场极不完备，极具发展中的不统一、不规范、不成熟的特征。这就使得只能通过市场寻找代理人的家族企业缺乏有效的选择机制。这种经理市场的不完备和无序，给家族企业寻找代理人至少造成两方面的困难：一是缺少市场渠道，多数情况下经亲朋好友的推荐，缺乏选择比较的社会性、程式性、难以保证代理人的适宜性，二是缺乏竞争性的统一经理市场，经理人可以逃避市场监督和市场处置，这无疑给家族企业选择代理人的有效性和可监督性带来极大的困难。4、深刻的社会文化影响，给“委托－－代理”制埋下道德风险第一，中国传统中的人际交往可以用“关系式”概括，人与人之间主要靠情感维系，爱面子、讲情面。在社会活动中，中国人优先考虑，“仁慈、人道、友情”，其次才是“习惯、传统、理性思考”，最后才是“规则和法律”。所以，人们普遍不愿意受雇于人，而更多愿意自己做老板，“自己能干何必给别人打工”的情绪成为潮流。第二、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制度和道德上的原因，道德投机现象较为普遍，一些代理人不仅缺乏敬业精神，而且缺乏权利与责任对等的观念，对“免费搭乘”情有独钟。因而在经理人之间，道德投机成为时尚。这种状态反应在企业委托－－代理制上，自然是引发人的贪婪和不负责任的“放纵”，为有序的代理制度埋下了深刻的道德风险。第三、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有些家族企业宁肯高负债，也不出让股权，宁肯管理效率低，也不聘请外人进入，宁肯放弃市场选择人才的诸多机会，也要努力培养自己的子女接班等等。这些文化上的因素都成为制约中国家族企业采取委托－－代理，实现专业化管理的条件。深刻的文化传统，残酷的现实、高昂的成本、巨大的风险等等，已成为阻碍中国家族企业实行委托－－代理的障碍。当然，要克服这一障碍需要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四、构建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模式随着家族企业的发展，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也在不断发展著。对中国的家族企业来说，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否分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证家族企业高效率的运行。现代企业理论认为，出资者利润最大化是企业最重要的目标，作为出资者的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而成为委托人，经理人员只是其代理人，这样难免存在著经理人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代理问题。因而“如何在不改姓的前提下实现发展？”这才是家族企业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是家族企业有效推行委托－－代理制的难点所在，为此：1、完善企业内部的组织机构及其运行机制家族企业公司化管理是指产权是家族成员的，而管理是建立公司治理结构，实行公司化管理。公司制家族企业要依法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使其权力结构、决策机制、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既互相独立、职责分明、各司其责，又相互协调、形成合力。这四种机构的权责和工作方法工作程式要界定清楚，其中关键是要明确和董事会作为企业决策中心的职能。董事会成员可以在知识上、智慧上和资讯上实现互补，提高决策的质量，使决策更具有权威性。同时董事会的组成、运行要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规范运作。经理班子作为执行机构，全面负责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并对董事会负责。这样可以避免企业主个人独断专行，也可以摆脱家族成员的干扰。2、健全经理人员的择优机制著名管理专家钱德勒曾指出：“指导各级工作的执行经理这一职业，变得越来越技术化和职业化。”“当许多单位工商企业在规模和经营多样化方面发展到一定水平，其经理变得更加职业化时，企业的管理就会和它的所有权分开。”也就是说随著公司制家族企业的发展，不仅所有权分散到许多股东之中，而且管理权和所有权也发生了分离。公司的股东丧失了对财产的控制权，出现了专门负责企业经营管理的经理阶层，这就是人们说的“经理革命”。我国家族企业的发展需要这种“经理革命”。面向市场聘用职业经理人员，是家族企业冲破家族式管理必须迈出的一步。引进职业经理管理企业将会改变出资人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的状况。同时，它为原有家族式企业管理人员与出资人之间设置一道屏障，改变原有管理的人情化和随意化。当然，在我国目前尚未形成规范的职业经理人市场的情况下，要积极发挥企业协会的作用，由企业协会对经理人实施个人信用评价。另外借助产品市场竞争的力量，通过市场指标强化职业经理人的职业使命，以达到降低企业成本的目的。3、健全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现代公司企业高层经理人员的报酬激励是多元化的。通常包括固定收入〔工资〕、风险收入〔奖金、股票等〕、远期收入〔股票、期权〕等。工资或薪水是预先确定的，并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不变。奖金通常由董事会根据企业家的短期业绩来确定。这些都是对职业经理的短期激励，有利于激励经理人员提高企业经营业绩，但容易导致短期行为。长期激励主要是通过股票赠予与期股制和期权制等形式让经理人员持有公司的股票，以一种产权制度的安排把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捆绑”起来，以激励经营者提高企业资产经营效益和资产质量，从而减少代理人的道德风险。目前，我国家族企业要逐渐建立并完善这种多元化的报酬激励机制，作为构造现代企业制度的一项重要措施。4、加强文化建设，弥和价值理念差异制度和法律再完善，也有失效的时候。在我国积极倡导以德治国的今天，加强家族企业的文化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资讯不完全的情况下，经理人对企业的损害是暗中进行的，法律、制度此时就显得苍白无力。但企业文化的力量可以使经理人自动修正侵害企业的行为。当职业经理人与企业抱有共同价值信仰时，不仅可以大大降低监督成本，而且可以通过文化的渗透力巩固家族的控制力，确保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5、更新用人观念，正确处理企业与员工的关系人是企业成败的因素之一。家族企业必须摆脱“任人唯亲”，血缘、地缘关系的束缚，代之以“任人唯贤”的新观念。大胆引进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并给予发挥才干的宽松环境。在企业与员工的关系上，要视员工为社会人而非纯粹经济人，变单纯的雇用关系为亲切的合作伙伴关系，给员工予信任与尊重。因而，家族企业应建立合理的薪酬体系和公平的绩效评估制度，使员工在获得物质报酬的同时，业务水平也得到相应提高，使员工与企业组成一个非血缘关系的命运共同体，这将是推动家族企业前进的无形动力。6、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进行产权结构调整家族企业应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产权结构的调整，由产权单一的独资企业向产权主体多元化的股份制企业转变。要敢于给外人股份，积极吸引外部资本进入企业，家族成员之间也可以实行产权多元化。一方面分散企业的经营风险，为企业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保证；另一方面，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一家一户”“家族化”的企业治理结构。7、进行管理思想的创新思想为行为之先导。成功企业一个重要经验在于思想观念的创新。没有新思想、新观念，也就没有企业的管理创新。而我国家族企业的管理基本停留在传统的经验或管理阶段，缺乏新的管理知识和新的管理思想，已经成为家族企业走向现代企业制度的严重障碍。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企业经营活动中最重要的资源，人对知识的掌握和驾驭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企业创新，使得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突出和重要。这就要求家族企业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建立起每一个员工都有施展才华的激励机制，努力营造尊重、和谐、愉快、进取的氛围，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想象力、创造力、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从而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益。参考文献：1、顾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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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发展论文
无论在学习或是工作中，大家一定都接触过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训练我们运用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能力。写论文的注意事项有许多，你确定会写吗？以下是我整理的家族企业发展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要] 本文从知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家族企业的定义和特征、发展路径及未来趋势做了探讨。知识的有限性和有限理性是家族企业走向社会化的主要因素，家族企业由内在制度占主导到外部制度占主导的转变是家族企业突破发展瓶颈，是实现社会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途径。
[关键词] 家族企业；知识论；制度；经济学；发展路径
一、家族企业的定义及中国家族企业的特征
1.家族企业的定义
美国著名学者钱德勒对家族企业下的定义为：“企业创始者及其最亲密的合伙人(和家族)一直掌有大部分股权。他们与经理人员维持紧密的私人关系，且保留高阶层管理的主要决策权，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政策、资源分配和高阶人员的选拔方面”。也有的学者认同美国学者唐纳利的定义，把家族企业界定为统一家族至少两代产生能与公司经营控制权的经济组织。潘必胜认为，当一个或数个具有紧密联盟关系的家庭拥有全部或部分所有权，并直接或间接掌握企业经营权时，这个企业就是家族企业。
综合以上定义，可以看出，家族企业是一个或数个有紧密关系的家族拥有全部或部分产权，并直接或间接掌握企业的经营权，合法传给后代的企业。
2.家族企业的特征
家族企业的特征，也即优势和劣势。其优势是：降低市场契约或企业契约配置资源的交易成本；减少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成本。家族内部关系中的利他主义可以克服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成本巨大而造成的委托代理问题。家族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组织的主要特征是家族企业的资源配置大部分是通过利他主义和有关的义务确定的，这在企业成立初期资金技术缺乏的情况下作用尤其突出。其劣势是：不能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对家族以外的人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产权的封闭型，增加了企业的融资难度；管理方面以人情和伦理代替制度规范，使企业管理制度扭曲；集权式的管理模式不利于形成正确的战略决策。其特点：家族企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差序格局”，受中国宗族文化的影响很大，家族文化这种非正式制度安排是家族企业优缺点的主要根源。
对于如何对家族企业治理取长补短，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学者们多认为，家族企业的发展要实现家族企业的产权社会化、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企业外部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完善、社会信用机制的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建立、资本市场的完善等。应当说，这些研究触及了家族企业变革的'实质，但对于家族企业必须转变的理论研究似嫌薄弱，下面本人力图运用知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说明家族企业变革的内在原因。
二、“知识问题”是家族企业变革和社会化的本质因素
知识按传递方式可以分为可言传的知识和不可言传的知识，可言传的知识可以靠语言记录来进行传递，不可言传知识需要学习者的亲身实践。新知识的获得产生于边际性适应和既有知识的变化，分为突变性的知识增长和适应性知识增长两类。个人要作出决策，就要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信息（获取知识），信息的收集需要成本，信息成本是从一无所知变为无所不知的成本，极少有交易者能负担得起这一过程。同时，信息收集的特殊之处在于个人在获得信息之前不可能了解获取某类信息的预期成本和效益。所以知识搜集成本必须被看作“沉淀成本”。信息的收集、新知识获取的成本是单个人或单个组织所无力承担的，因此人们才会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来与他人和其他组织进行分工和合作。
由知识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家族企业只依靠企业主或其家族的知识和经验，是不可能使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的，企业产权和经营权的封闭性是家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要打破这个瓶颈，家族企业只有使企业社会化，也即是股权的社会化和经营管理权的社会化、监督的社会化，这是家族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国外之所以有许多百年的家族企业，是与其企业的社会化，广泛吸收社会的知识、智慧、资金分不开的。因此，虽然国外家族企业和中国家族企业都称为家族企业，但其内涵和外延是有区别的，中国的家族企业主要处于企业生命周期的创业期和成长期，企业的社会化还没有提上日程。
欧美的家族企业一般只是掌握部分所有权而基本不掌握经营权，中国的家族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完全由一个家族来掌控。所以欧美的家族企业家族的影响已十分淡化，事实上完成了由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型，完成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社会化。现代企业制度是各种契约和制度的集合，通过这些契约和制度，能够迅速有效地实现信息的收集，降低收集成本，这也是欧美家族企业常盛不衰的原因。中国家族企业受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影响，同时，外部法律制度、经理人制度、融资制度的不健全也阻碍了中国家族企业向更高形式的家族企业发展，阻碍了企业社会化的进程。因此，中国的家族企业由于代理成本的高昂和对经理人机会主义与败德行为缺乏有效的法律和制度资源约束，始终不能改变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封闭性。中国的家族企业由于不能充分利用社会已有知识，单纯依赖企业创始人和家族的有限知识，最终造成了企业发展停滞或迅速破产。
三、家族企业内在制度向外在制度的转变是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途径
有限知识和有限理性是法治社会存在的基础，同样也是企业治理的基础。知识的有限性证明了理性的有限。制度是为减少信息收集和获取新知识的成本而固定下来的经验。制度可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内在制度是群体内随经验而演化的原则，而外在制度则被定义为外在地设计出来并靠政治行动由上面强加于社会的规则。内在制度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外在制度则需要国家来制定。内在制度在构建社会交往，沟通自我中心的个人和实现社会整合上具有极其主要的意义。内在制度主要包括习惯、内化规则、习俗和礼貌、正式化内在规则四种类型。
家族企业的制度大多属于内在制度，是中国传统家族伦理观念的产物。血缘、姻缘、地缘、学缘、业缘、构成了企业的内在制度环境，这种内在制度是家族企业创业期和成长期的主要制度，企业主要通过这种关系进行治理。这种家庭与企业合二而一的治理机制在家族企业产生和发展时期，能够发挥内在制度增强企业凝聚力、决策迅速、管理成本低廉的特点，这主要是由家庭存在的利他主义思想和追求家庭共同利益的结果。但随着家族企业的发展壮大，家族成员的利己主义抬头，容易发生利益摩擦。企业发展所必须的社会化也因产权和经营权的封闭型而迟滞，无法引进外部智源和进行融资，权力的过分集中容易导致决策失误，企业的整体利益和家族某些成员的利益容易发生冲突。
要解决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必须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也即企业的外在制度。这是因为内在制度有其自身的适用范围，内在制度往往含义模糊，弹性较大，不利于节省信息收集成本；企业主或家族成员根据内在制度管理企业，往往存在偏见和倾向性，不利于形成公平、公正、公开、竞争合作的企业秩序；内在制度的执行往往缺乏强制措施，处理结果难以服众；内在制度不能强制企业成员做出可靠的契约承诺，使作为契约集的现代企业组织松散，缺乏竞争力；内在制度的执行和发挥左右往往依靠歧视和排外，区分内部人和外部人，排外性和小规模是内在制度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企业史表明，内在制度只能把企业推进到一定的规模，超出这个规模，外在制度也即现代企业制度就开始处于主导地位，这种制度和家族企业的社会化过程相辅相成，使家族企业成为现代的、开放的、公正、公平的企业。当然，外在制度在家族企业占主导的前提条件是外部法律制度的完善，真正实现依法治国，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完善，社会诚信机制建立。所以外在制度的真正实行还有待于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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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经济政策》[M].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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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姓是中国最早的姓氏之一，其渊源可以追溯到4200多年前的黄帝第十世裔孙若木。从古徐国至今，数千年的发展使得徐姓成为中国当今第十一大姓，近2000万人口。在徐姓人口大省的江西，徐姓位列全省第十大姓，作为北徐最重要的一支，由东汉高士徐稚衍生的“南州徐氏”更是占据了当今世界徐姓人口的一半左右。徐姓家谱是以特殊形式记载徐姓宗族发展的史书，在中国传统社会血族习俗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是徐姓血脉的谱系。所谓“家乘谱牒”，就是一个家族或宗族的世系表谱，通常叫做家谱、族谱，又称宗谱、支谱、世谱、世系录、通谱、总谱、会谱等等。家谱则是人们最常用的说法。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徐姓家乘谱牒是以特殊形式记载徐姓宗族发展的史书，在中国传统社会血族习俗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是徐姓血脉的谱系。家谱本是一种家族以表谱形式记录家族历史和家族世系繁衍与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大约产于夏王朝。家谱在盾代以前，由于具备证明血缘身份，以利选官和适应门阀制度中婚姻与社会交往等政治方面的功能，因此，得到了政府的普遍重视。政府设置了专门的“谱局”、“谱库”一类机构，专门负责编制和收藏、管理各类家谱。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熟悉、了解谱牒更成为一种学问，上流社会，人人都需要了解和研究，不然，不仅影响入仕、婚嫁，即使一般的社会交往也难以进行。南朝时士人尤重家讳，如果你在某人面前偶尔提到他的父、祖名讳，那他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你下不了台。史书记载，刘宋时一位叫王弘的人，“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传为一时佳话。这也成了当时上流社会人士追求的一种境界。在南朝诸多谱牒学家中，徐勉就是其中很有名的一位。他曾任梁代的吏部尚书，负责官吏选拔、任免之事，据《梁书》本传记载，徐勉“该综百氏”，即熟悉各姓家谱、世系，不仅选官时做到“彝伦有叙”，公允合品，就连日常待客，也是应对如流，“皆为避讳”，同时还著有《百官谱》20卷，是南朝时著名的谱学专家。宋朝以后，家谱的政治作用削弱，但记录家族历史，纯洁家族血统，团结、约束家族成员，教育家族后人，增进家族成员的荣誉感、向心力和归属感，以及提高本家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声望、地位的作用增强。除了皇帝的家谱--玉牒为政府所修、政府收藏之外，宋代以后的家谱均由私人修纂，政府不再干预，也不负责收藏、保管。纂修家谱就成了各家族自己的事。当然，由于家族是社会统治的基础，家族稳定，社会就容易安定，因此，政府对各家族建家庙、修家谱之类能够加强家族内部团结的事情大都还是采取支持和鼓励的态度。历代玉牒的修纂，也起了间接倡导的作用。真正意义上的徐姓家谱出观于魏晋以后，东晋贾弼之撰《十八州百一十六郡谱》，南朝官修《百家谱》、《十八州谱》、《新集诸州谱》等，其中都包含有徐姓人的谱牒。到了唐代，唐太宗命高士廉修《氏族志》，徐姓被列为上等。南宋陈过庭在《徐氏族谱叙》中说:“传之唐之太宗，奏天下谱牒，退新门进旧望，左膏粱右寒微，合193姓1891家，而徐氏亦与首称焉。”此后的《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姓氏录》、《姓族系录》、《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元和姓纂》等一系列官谱中有关徐姓的部分，都保存了一些唐代徐姓家谱资料。除了官谱之外，魏晋到隋唐时期私修家谱的风气也非常盛行，这一时期的徐姓人也私修了不少家谱，国家谱局的巨制官谱正是对这些为数众多的私谱汇总整理而成的。经过唐末农民起义的涤荡和封建割据之间的混战，唐以前的家谱大都散佚，谱学作为学问也很少流传，这便是史书上所说的“谱学中绝”。 宋代 欧阳修首先撰成《欧阳氏族谱》，接着苏洵编成《苏氏族谱》，在他们二人的首倡下，许多士大夫纷纷为自己的家族编修家谱，形成了“私谱盛行”的局面，徐姓自然也加入了修谱行列中，现在见到的《东海徐氏老谱》便是北宋时期重新编定的。 清代 编修家谱之风达到了顶点，编谱和修谱成为清人宗族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以致于现存的家谱中包括徐姓大都是清代和民国编修的。作为中华大姓，徐姓人是很重视 家谱编修的，是修家谱最多的姓氏之一。据几个中国家谱的主要收藏地的统计可知:北京图书馆共收藏 家谱2770种，其中徐姓家谱87种，永于(119种)、陈(110种)二姓之后居第三位;美国犹他家谱学会 藏有中国家谱2594种，其中徐姓有67种，居第六位;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有家谱2565种，其中徐姓有63种，居第八位。 民国时期 是编修家谱最盛的时期，中国现存的家谱大都出于这一时期，其内容之充实，体例之完备，都是其他各代家谱所不及的。出于这一时期的《江阴梧塍徐氏宗谱》便是中国传统家谱的一个典范。此谱始修于明宣宗宣德已酉年(1429)，仅明代就编修过5次。清代又有徐仲昭顺治年间修成的《家传》、徐东维修《乾隆辛丑谱》、徐光授修《道光丙戌谱》、徐圣才修《同治癸酉谱》、徐浚明修《光绪丁未谱》。特别是《同治癸酉谱》的编纂水平最高，做到“序昭穆则世次祥明，考行实则文献足征”。所以，梧塍徐氏宗谱被时人誉为“大江南北谱牒之冠”。 现存的《梧塍徐氏宗谱》，是抗日战争时期梧塍徐氏马镇支派推族长徐聘莘主持重修的，这次重修以《光绪丁未谱》为蓝本，因而保存了明、清两代多次重修梧塍徐氏宗谱的主要内容。此谱共52册59卷。明代杰出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便出于江阴梧塍徐氏。赖于《江阴梧塍徐氏宗谱》的保存，使人们对正史失载的徐霞客本人以及其先世和后代的情况才有所了解。据《宗谱》记载，江阴梧塍徐氏是东汉末年徐稚的后裔，徐稚为江西南昌郡人，号称“南州高士”。一世祖徐锢在北宋末年曾任开封府尹，在金兵南侵、宋室南渡之际，带了大批“中原文献”，扈跸南来，随南宋小朝廷播迁于杭州。四世祖徐守诚南宋宁宗庆元间曾任吴县尉，举家迁到苏州。此后“诸子姓散居荆侯、云间、琴川”，即宜兴、松江、常熟一带。到了元代，徐守诚之子徐千十一，始迁至江阴县西顺令梧塍里居住，所以五世祖徐千十一实际上是江阴梧塍徐氏的始祖。梧塍里的具体地望在今江阴县祝塘乡大宅里。九世祖徐麟曾以布衣应诏明廷，出使西蜀，招抚羌人。后辞荣归故里，广置田产，成为拥有近十万亩土地、藏有数千卷书籍的富豪大家、文献巨室。从十一世祖徐颐始，到徐元献、徐经、徐洽四世皆有文名。到十六世祖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时，虽家道已经中落，但夫妻努力经营，使“家业得以复振”。 家谱修成后，为了保证家族血缘延续的完整记载，都必须在一定时间内续修。至于家谱应多长时间续修一次，基本上没有统一规定，大致处于自发状态。如清代玉牒，规定10年一修，民间家谱，有规定10年、15年、30年、60年，最多到三世，即90年一修的。然而，虽然各家族有所规定，但由于战乱、兵燹、瘟疫及自然灾害等外在原因，再加上家族自身的迁徙、人才、经费、资料和对家谱作用认识等家族内部原因，能够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续修的家族并不多见，至多是在一定时间段内按规定续修。现存的各徐姓家谱中，能够见到修谱记录最早的是隋代。据《新安徐氏宗谱》中保留了一份隋炀帝大业十三年 (617)修《氏族谱》时主修者高士廉给隋炀帝的奏折，奏折里提到，为编《氏族志》，隋炀帝曾下诏“九州百郡仕贵赍先世谱状投上秘阁，品为四海大姓，”于是，时任尚宝丞的“徐宇等投进谱状”。这里的谱状，是家谱的一种简单形式，大约只有世系，但由此也可看到，徐姓在隋代，已有简单家谱编成。此外，在唐代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大约武则天又想再修一部《氏族志》之类通谱，下诏“在廷臣僚，属四海望族，令行具先世名公巨卿为官得姓之由，各宜采摭来上，俾下有司辑成家谱，以传将来。”即是命百官报送家谱，殿中侍御史徐有功、左补阙侍中徐有业遵旨，“进先世名臣家谱”。此处的“家谱”，大约比前世的“谱状”要详尽一点吧。另据《延寿徐氏族谱》介绍，早在唐昭宗光化二年(899年)，本家族即已修谱旷。在现存徐氏家谱中，《小留徐氏宗谱》十二卷，共连续修过十一次，此谱亦名《小留徐氏九修宗谱》，分别为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穆宗隆庆四年(1570年)，清圣祖康熙十七年(1678年)、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高宗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宣宗道光十一年(1831年)、文宗咸丰九年(1724年)、德宗光绪二年(1876年)、溥仪宣统三年(1911年)，由于谱中有北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年)两篇旧序，故这个徐姓家族连续所谱当在11次。此外，《姚江徐氏宗谱》从明神宗万历年间到1916年，三百多年，共九修。《马嘶桥徐氏宗谱》也是从明万历年间至民国五年，共十修，再加上宋代旧序，可见也有十几修。修谱频率最高的当数《云阳徐氏族谱》，从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年)至1926年，343年间，共十三修，每次修谱的间隔分别为:15年、30年、34年、40年、35年、41年、28年、19年、31年、17年、31年、22年。这种修谱频率和修谱次数在其他家族中是不多见的。据《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的《中国家谱目录》记载，留传至今的各类徐姓家谱共789种，仅上海图书馆就收藏了326种。但这仅仅是见于这三部目录中的，这三部目录没有收载的公私所藏决不会少于千种，但具体多少，只能有待于《中国家谱总目》修成后，方才能有一个大致准确的数目。 《泾川徐氏宗谱》 中的“修谱十(生月)十乐”文: 一不宜语言造次，妄议大典; 二不宜学识不广，担当重任; 三不宜耗糜公费，优游以待; 四不宜漫施笔墨，僭列笔端; 五不宜评论人品，瑕瑜莫掩; 六不宜越分兼营，气力枉用; 七不宜劝勉过激，多生畏忌; 八不宜时俗不从，性成固执; 九不宜思虑寡当，贻诮老成; 十不宜口是心非，负疚永夜。 何莫非获之处。至如: 继绍久远，以崇祖德，一乐也; 联集繁众，以笃宗谊，二乐也; 尊卑序，行派正，三乐也; 忠义著，善良表，四乐也; 追溯幽踪，考述隐迹，五乐也; 庙宇因之以整，坟茔因之以清，六乐也; 同祖各迁之地，得分晰而明也，七乐也; 不经谋面之人，得常常亲见之，八乐也; 同族之善者知之，其不善者亦知之，九乐也; 虚生一世，藉手一时，十乐也。 并不妨互勘之，互白之，是亦经其事者所不敢自欺。 有关徐姓家谱的编纂原则和要求，我们还可以从以下这两部家谱的凡例看个大概。这两部家谱分别为: 《洞庭南徐徐氏家谱》，乾隆四十年修，《徐氏宗谱》，光绪十九年修。两部谱不是一个家族，不在一个地区，相差二百多年，因而，在内容、范围与侧重点方面，存在许多不一致之处。其中《徐氏宗谱》更加详尽，除具有一般意义上得凡例之外，还有详加说明凡例内容的“宗谱规条”，使人一目了然。 家谱修成之后，印数是固定的，编号分颁给族内有关人员保管、珍藏，并有详细记录。保管者仍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如《慈南徐氏宗谱》就有这样的规定:“一每岁元旦藏谱者各携谱至宗祠，当众验阅一过，随给馒首两枚。二逐年春秋两季，将谱各向日翻晒，以免蠹蚀鼠伤等情。三各房分藏之宗谱，如有藏贮不谨，蠹坏遗失者，作不孝论。四统谱归宗长掌管，以备族人检阅。但检阅时必须在宗祠，点烛、焚香、沐手敬读，以照诚谨。珍视之情，跃然纸上。在其他宗族的家谱上，也都有类似的不准外借、盗卖的规定。如有违犯，惩罚是逐出宗族。徐姓各家族均是一个宽容和充满同情心的家族。反映在家谱中，对于一些已经客观存在而又为别的姓氏家谱所不能容忍或人谱的内容，如养子，僧道、妻父等，在某些徐姓家谱中都能够被收录。 《徐氏宗谱》规条中，即有族人出家为僧道，可注明出家某庙某寺，这种僧道可人谱，也是笔者所仅见，也只有在徐姓家族中能有这种涵量。其他如《慈南徐氏宗谱》、《月湖徐氏宗谱》，或直接收录，或辟专章收录族内养子。《新何徐氏宗谱》不仅收录养子，还收录妻父之名，理由是:“娶妻必载妻父之名:以女子不出名，故详其所生也。”在《稠泉徐氏五修族谱》最后，还专设“生生录”、“纪生录”两部分，以随时记录家族中出生或故去的人物，这在别的家谱中也是不多见的。徐姓家谱大多有固定的体例和格式，一般包括谱名、谱序、凡例、谱论、遗像、恩荣录、先世考、族规家法、祠堂、五服图、世系、传记、族产、契据文约、坟茔、年谱、艺名、名绩汞、仕宦记、字辈谱、续后篇、领谱字号等内容，其中谱名、谱序、遗像、先世考、世系、传记等是最为常见的内容，也是徐姓家谱的核心部分。 《东海徐氏老谱》一册，45页，民国十八年由宁陵的徐辑校，石印。这部家谱虽然印行于民国时期，但 它是宁陵徐氏在编撰印行《睢阳徐氏通谱》时，为了“报本追远”，在新谱还没有编定时而提前重印的老谱，它有着非常悠久的渊源。此谱始修于东晋太宁元年(323)，由司空崔琳、治谱官徐令意和左散骑常侍徐行坚撰修。到北宋天圣兀年(1023)，由徐姓著名人物、祥符五年状元徐爽重辑会修。到了南宋又经过多次重修，加入朱熹的《徐氏谱序》和文天祥的《徐氏族谱像跋》。这部家谱保存着早期家谱的某些形制，包括谱名、谱序、遗像、世系表谱几部分，其核心部分是世系表谱，虽然非常简略，但因其纂修时间比较早，保存了早期徐姓的一些重要资料。
一、 问题的提出
姓氏是一种高深莫测的文化，很值得研究。于是，我们姓徐的对徐姓作了一次调查。
二、 调查方法
1、 上网浏览关于徐姓的文件，了解徐姓来源和徐姓历史名人。
2、 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搜集有关徐姓的名人故事。
三、 调查情况和资料整理
四、 结论
1、 我国徐姓历史悠远，传说他姓改徐姓由来者很多。据《百家姓溯源》所载，五代时，李升改姓徐，名知诰，他的后代也以徐为姓。另外，南京徐姓，大多秦烩后代，因耻于秦烩所作所为，全都改为徐姓。
2、 徐姓是我国当代人口姓氏排行第十位的大姓中，人口众多，约占全国汉人的，约为万人。
3、 在历史这幅多姿多彩的画卷中，我们徐姓人才辈出。东汉著名女诗人徐淑，明代名将徐达，明代杰出的旅行家游记文学家徐霞客，近代杰出画家、美术教育家徐悲鸿，一言不发进曹营的徐庶等等，举不胜举。
拘役氏族谱和衣姓人普遍说法，衣姓原本姓马,祖上是尚衣局负责成衣制作的，“衣”是皇帝赐的姓。衣姓目前在山东栖霞市有一部分，比较兴旺，有“先有衣马营，后有栖霞城”之说,岁月沧桑，后来衣马营变成两座坟茔，是风水宝地，原位置现建成宾馆。另外，辽宁庄河等地的衣姓也非多，据传是清朝一妇女带着几个儿子闯关东时期发展繁衍起来的。现在衣姓逐渐遍布全国各地甚至海外,都是从山东、辽宁两地走出去的． 在山东临朐县也有大量衣姓人士，据2002年临朐县衣氏族谱第七次修缮版介绍，临朐的衣氏祖先是从栖霞迁入的，尊称为衣始祖，由于衣氏在临朐的世代繁衍中尊崇德孝忠信，集善存德，与世无争，因而枝繁叶茂、历代多出儒将文官，女多慈母，男多长寿。中国人都听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因为古代文献中清楚地记录了夏、商、周三个最早的朝代。但是，就有案可稽的最早的年代来说，司马迁的《史记》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两代，只有帝王的世系而无年代。这就是说，五千年文明史中仅有三千年“有史可查”。对国民来说，“这事儿很煞风景”，使人说起五千年文明史来，“理不直，气不壮”；对学者来说，“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不能得到中外史学界的公认”而令人愤愤不平。 为填补中国文明史的空白，“夏商周断代工程”于1996年正式设定，成为中国“九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为了使工程规定的目标能顺利实现，国务院成立了由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为组长、七个部委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李铁映、宋健二人为工程特别顾问。聘任历史学家李学勤、碳-14专家仇士华、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为工程“首席科学家”，主持由21位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工作。这个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分九个课题，四十四个专题，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就有二百人。据报道，这一高层次的科研工程，连办公室秘书都是博士后。
关于徐姓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报告一、问题的提出 一次偶然地翻开百家姓，看到了徐姓，于是突发奇想，徐氏的祖先是谁？徐氏的发源地又在哪里？徐氏又有哪些名人？许多问答题一下子涌上我的心头，使我迫不及待的搜集徐姓的历史和现状。二、调查方法 1.查阅有关中华姓氏的书籍，阅读报刊，上网浏览，了解徐姓的来源和徐姓历史名人。 2.走访有关部门，了解徐姓人口和分布情况。3.通过多种途径，搜集徐姓的名人故事。三、调查情况和资料整理 四、结论 1. 若木，伯益之子，伯益曾佐大禹治水，为禹治水成功立下 了汗马功劳，因此在论功行赏时，伯益的儿子若木被封到古代的徐地，建立了徐国。2. 传到三十二世徐偃王时，由 于他爱护百姓，施行仁政，结果不仅徐国，连周围三十几个诸侯国都非常拥戴他。在历史这幅多姿多彩的画卷中，我们徐姓人才辈出。东汉著名女诗人徐淑，明代名将徐达，明代杰出的旅行家游记文学家徐霞客，近代杰出画家、美术教育家徐悲鸿，一言不发进曹营的徐庶等等，举不胜举。
建议你读这两本资料，中文资料有限，还是直接读英文的好：1)Franz Kafka's The MetamorphosisBook by Harold Bloom; Chelsea House, )REHEARSALS OF DISCOMPOSUREAlien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in Modern Literature: Franz Kafka Ignazio Silone, D. H. Lawrence T. S. Eliot，by Nathan A. Scott Jr. ，KING'S CROWN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1952
一般来说，以格里高尔的心理世界为切入点不是太好写。应为卡夫卡写变形记的初衷是讽刺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的黑暗。我这里有一段资料供参考，是当时的时代背景：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黑暗的现实，痛苦的生活，使得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失去信心，一方面寻求出路，锐意改革，一方面又陷于孤独、颓废、绝望之中。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些思想敏锐的艺术家认为世界是混乱的、荒诞的，他们著书立说，批判资本主义的人际关系，批判摧残人性的社会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现代主义文学应运而生。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冷酷，人对社会的绝望。艺术上强调使用极度夸张以至怪诞离奇的表现手法，描绘扭曲的人性，表现人的本能和无意识的主观感受，开掘个人的直觉、本能、无意识、梦幻、变态心理以至半疯狂、疯狂的言行、心理。现代主义的优秀文学作品探索人的心灵，为揭示人的内心世界提供了新的艺术手法。相信你一定看过这篇文章，格里高尔的家人态度在不断地转变，作者描写这种人情反差，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对人的异化，致使亲情淡薄，人性扭曲。《变形记》的主题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卡夫卡创作的文学作品的主题，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体验和理解。有人认为《变形记》的主题是：表现人对自己命运的无能为力，人失去自我就处于绝境。也有人认为，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无利于人，自行死亡；一家人重新工作，走向新生活；存在就是合理，生活规律是无情的。所以我认为，这篇论文议论的应该就是这么几个方面，所以，站在客观角度，以第三人称的口吻来写这篇论文比较好，谢谢！这是变形记在百度的网址，可以去看一下！谢谢！
中国(大陆)当代作家对卡夫卡的接受和回应显然是与中国的外国文学领域对卡夫卡的译介分不开的,因为中国作家通常是没有可能阅读到卡夫卡作品的原文的。而中国对卡夫卡的翻译介绍比较晚,解放前对卡夫卡的零星介绍还不足以引起作家们的注意和重视。大概到了1966年,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卡夫卡的6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审判》。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中国作家恐怕很少有机会读到这个译本。1979年初《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由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并发表了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卡夫卡及其作品才算是第一次在中国公开亮相。接下来,1981年初《外国文学》发表了卡夫卡的4个短篇:《判决》、《乡村医生》、《法律门前》和《流氓集团》。随后,卡夫卡的幽灵便迅速在大江南北弥漫,在各种文艺刊物上出头露面。由于“在卡夫卡这里人们无法获得其他作家所共有的品质,就是无法找到文学里清晰可见的继承关系”,[1]因此,卡夫卡在中国作家心中最初引起的更多的是惊讶和不解,而不是认同和接受。但对于少数敢于探索、勇于冒险的作家而言,他的影响却是深刻而又长久的,并且通过这些作家,卡夫卡终于在中国扎下根来,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将卡夫卡引以为“知音”。 一、“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中国作家徐星曾经说过,“现代主义不是形式主义,而是生活方式问题,真正超脱的人实际是最痛苦的人。卡夫卡活着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写什么样的作品是生活方式决定的,是命中注定的。”[2]的确,卡夫卡的生活和写作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模仿的。卡夫卡,这位西方现代艺术的怪才和探险家,他以痛苦走进世界,以绝望拥抱爱人,以惊恐触摸真实,以毁灭为自己加冕……他是现代世界里的唯一的“精神裸体者”,他的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创作,他的创作完成了他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星一句话便道出了卡夫卡生活和创作的本质。 卡夫卡的生活虽然是不可模仿的,但他的创作却是可以借鉴的。的确,卡夫卡极大地影响了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 1999年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丛书《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其中莫言、余华、皮皮均选了一篇卡夫卡的小说。皮皮说,那些好的小说“会陪伴你度过各种光阴。每次读起,无论是晴朗的午后,还是小雨的黄昏,你都会跟它们做一次交流,围绕着生死爱恨。”[3](P1) “当年我已经从它们那里获得了超值的享受和补益,今天我再一次从它们那里收获。”[3](P1)在这些好小说中有一篇就是卡夫卡的《在流放地》。皮皮在大学里写的学士论文就有关卡夫卡的,因此她对卡夫卡曾有过一番研究。她在读《在流放地》时,“经历了很丰富的阅读感受,平静、紧张、恐怖、思索、佩服等等,尽管它的篇幅对此而言显得过于短暂。”[3](P12) 在影响余华的10部短篇小说里,也有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余华说:“我之所以选择《在流放地》,是因为卡夫卡这部作品留在叙述上的刻度最为清晰,我所指的是一个作家叙述时产生力量的支点在什么地方……《在流放地》清晰地展示了卡夫卡叙述中伸展出去的枝叶,在对那架杀人机器细致入微的描写里,这位作家表达出了和巴尔扎克同样准确的现实感,这样的现实感也在故事的其他部分不断涌现,正是这些拥有了现实依据的描述,才构成了卡夫卡故事的地基。事实上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只是人们更容易被大厦的荒诞性所吸引,从而忽视了建筑材料的实用性。”[4](P5) 面对卡夫卡等的作品,余华说,“我就像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它们将我带走,然后让我独自一人回去。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4](P11)余华在其他地方还多次谈到卡夫卡。1990年,余华在一篇名为《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的文章中写道,“1986年让他兴奋不已”,[5]这一年他读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这篇小说“让我大吃一惊……让我感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形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作家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的,既定的观念去理解形式。卡夫卡解放了我。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堆破烂。”[5]他认为卡夫卡的出现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奇迹”。[5]卡夫卡那种异常锋利的思维,他那轻而易举直达人类痛处的特征给余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医生查看病人的病情时,发现了患者身体右侧靠近臀部处一个手掌大小的伤口: 玫瑰红色,有许多暗点,深处呈黑色,周边泛浅,如同嫩软的颗粒,不均匀地出现淤血,像露天煤矿一样张开着。这是远看的情况,近看则更为严重。谁会见此而不惊叫呢?在伤口深处,有许多和我小手指一样大小的虫蛹,身体紫红,同时又沾满血污,它们正用白色的小头和无数小腿蠕动着爬向亮处。可怜的小伙子,你已经无可救药。我找到了你硕大的伤口,你身上这朵鲜花(Blume)送你走向死亡。① 余华读罢感到震惊不已。这种冷静客观的对血淋淋事实的描写,尤其是用“鲜花”来形容伤口,使余华大开眼界。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在读了卡夫卡《乡村医生》后写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卡夫卡完成了余华的成名作。在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中,余华笔下中学教师自残的场面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他嘴里大喊一声‘劓!’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了鼻子。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唇抖动起来,像是在笑。接着两条手臂有力地摆动了,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拼命地喊一声:‘劓!’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举到了眼前,对着阳光仔细打量起来。接着伸出长得出奇也已经染红的指甲,去抠嵌在锯齿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鲜血浸透,在阳光下闪烁着红光。”[6](P151-152)余华在这种充满血腥味的、残酷无情的“死亡叙述”中更是将异常冷漠、绝对超然的叙述笔调和风格推向了极至。 1999年余华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卡夫卡和K》的文章,专门论述了卡夫卡与《城堡》中的K之间的关系。余华说:“内心的不安和阅读的不知所措困扰着人们,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没有人们已经习惯的文学出路,或者说其他的出路也没有,人们只能留下来,尽管这地方根本不是天堂,而且更像地狱,人们仍然要留下来。”[1](P46)面对卡夫卡的作品,还包括他的书信、日记,余华“留下来”认真研读、细细体会。他说:“卡夫卡一生所经历的不是可怕的孤独,而是一个外来者的尴尬。这是更为深远的孤独,他不仅和这个世界所有的人格格不入,同时他也和自己格格不入。”[1](P39)至于卡夫卡的叙述手法,余华更是推崇备至:“卡夫卡的描述是如此的细致和精确”,“又充满了美感”,“叙述如同深渊的召唤”。论及卡夫卡日记和小说的关系时,余华又说:“卡夫卡的日记很像是一些互相失去了联系的小说片段,而他的小说《城堡》则像是K的漫长到无法结束的日记。”[1](P40)余华以其作家的敏感和深刻,很快就从卡夫卡那里捕捉到了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在影响莫言的10部小说里,莫言也提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莫言认为,一篇好的小说,应当具有独特的腔调。这种独特的腔调,“并不仅仅指语言,而是指他习惯选择的故事类型、他处理这个故事的方式、他叙述这个故事时运用的形式等全部因素所营造出的那样一种独特的氛围”。[7](P2)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就是这样一篇小说。这是一篇“最为典型的‘仿梦小说’,也许他写的就是他的一个梦。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像梦境。梦人人会做,但能把小说写得如此像梦的,大概只有他一人。”[7](P7)莫言感觉到了卡夫卡的独特腔调,并在他的小说中也有所借鉴和表现。 宗璞开始阅读卡夫卡的时间较早,那是在60年代中期。她原本是为了批判卡夫卡才阅读卡夫卡的,但是,她却发现卡夫卡在她面前“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令她大吃一惊。她说,“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是一种抽象的,或者说是原则性的影响。我吃惊于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更明白文学是创造。何谓创造?即造出前所未有的世界,文学从你笔下开始。而其荒唐变幻,又是绝对的真实。在文革中,许多人不是一觉醒来,就变成牛鬼蛇神了吗?”。[8]她的小说《我是谁?》写“文革”期间人变成蛇的异化情态,“孟文起和韦弥同样的惊恐,同时扑倒在地,变成了两条虫子……韦弥困难地爬着,像真正的虫子一样,先缩起后半身,拱起了背,再向前伸开,好不容易绕过一处假山石。孟文起显然比她爬得快,她看不见他,不时艰难地抬起头来寻找。”[9](P38)这种写法,显然是受到了卡夫卡《变形记》的影响。但是,在宗璞的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又直露地发出了我终究是人的愿望,这又使得她与卡夫卡区别开来了。在卡夫卡那里,异化是一种世界观,无时无刻不在;而在宗璞那里,异化只是暂时的现象,是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在卡夫卡那里,变形既是形式,又是内容,在宗璞那里,变形只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在卡夫卡那里,叙述是冷静和客观的,作者置身于故事之外,漠然地注视着这一切,而在宗璞那里则是夹叙夹议,作者置身其中,感情悲愤激越,最后作者甚至直接站出来说道,“然而只要到了真正的春天,‘人’总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或者说,只有‘人’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才会有真正的春天。”[9](P61)这样直露的议论,已经不大像是写小说了。宗璞说过,她的作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可称为“外观手法”,另一类则为“内观手法”,后者“就是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虽然荒诞不成比例,却求神似……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写的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在精神上是那样的准确。他使人惊异,原来小说竟然能这样写,把表面现象剥去有时是很有必要的,这点也给我启发。”[10]可见,宗璞的这种“内观手法”显然来源于卡夫卡,但是,宗璞并不想走向彻底的荒诞变形,她笔下的人物虽然已蜕变为“蛇”,然而,最终仍然是人性占了上风。宗璞的另一篇小说《蜗居》简直就是一篇卡夫卡式的寓言小说。小说中主人公的背上长出一个蜗牛的硬壳,他便像蜗牛一样的爬行。但与卡夫卡不同的是,宗璞具有浓烈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并且,一有机会她就直接地表露出来。 蒋子丹的情形与宗璞有点相似。1983年她在读过卡夫卡等作家的作品后,便想试着写一种荒诞小说,这种小说“所有的细节都真实可信(至少貌似真实可信),没有一句话让人费解,但在骨子里横着一个荒诞的内核,这个内核里又包裹着某种险恶的真实。”[11]她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作了她的短篇小说《黑颜色》、《蓝颜色》、《那天下雨》和中篇小说《圈》。当时很多读者都看不懂这些小说,但她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她说,“我觉得一个作家选择了错误的目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根本没有目标。”[11] 格非也非常钟情于卡夫卡,并研究过卡夫卡。他曾对鲁迅与卡夫卡进行过比较分析,他说:“鲁迅和卡夫卡,他们都从自身的绝望境遇中积累起了洞穿这一绝望壁垒的力量,而‘希望’的不可判断性和悬置并未导致他们在虚无中的沉沦。从最消极和最悲观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牺牲者和受难者。而正是这种炼狱般的受难历程,为人类穿越难以承受的黑暗境域提供了标识。”[12]“与卡夫卡一样,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了存在的不真实感,也就是荒谬感,两者都遇到了言说的困难,言说、写作所面临的文化前提不尽相同,但它们各自的言说方式对于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瓦解的意向却颇为一致。”[12]卡夫卡的这种荒谬感、言说的困难,以及对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和瓦解,对格非的创作恐怕不无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也许是通过鲁迅这一中介而得以完成的。 在格非的小说《边缘》中有一段描写使人们不由得想起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小说中有一位名叫仲月楼的医生,“他脸上时常挂着一种不经意的笑容,即使是他在手术台上摆弄死人的时候也是如此。”[13](P169)小说里写到这位医生一次给一位重伤员施手术,他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位伤员在痛苦地颤抖、痉挛。他一面不紧不慢地按照某种固定的程序做着他所应该做的一切,一面又津津有味地向小说的叙述者“我”大谈如何勾引女人:① 仲月楼用一把镊子从那处伤洞里伸进去,试着将那枚弹头夹出来,有几次差一点获得了成功,但每次快要弄出来的时候,弹头又像泥鳅一样滑了进去。仲月楼抬起袖管擦了擦脸上的汗珠,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等到女人的身体发软,你才可以撩开她的裙子,然后抚摸她。只要你有耐心,女人最终会支持不住的。” 仲月楼自言自语地说着,站在一旁的护士好像早就感到不耐烦了。她提醒仲月楼,那个躺在香案上的伤兵说不定已经死了。 仲月楼没有搭理她,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门外。 …… “我想他的确已经死了。”仲月楼说。[13](170) 伤员死了,仲月楼看去毫不动情。一个客观、冷漠、简单的“说”字,令我们对仲月楼的情感状态一无所知。 二、通向灵魂的城堡 被誉为中国文坛独立特行的女作家残雪,有“中国的卡夫卡”之称。有评论者写道,“如果说,80年代的《苍老的浮云》、《天窗》、《山上的小屋》等作品中喷薄而出、纷至沓来的梦魇般的意象,与卡夫卡那现实主义般地精确刻画荒诞事物的风格仍保持一定距离的话,那么,在90年代创作的那些更为节制、纯熟、理性的小说中,我们隐约地感到,残雪与卡夫卡达成了更深的默契。”[14]1999年残雪推出了一本专门解读卡夫卡的大著《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15]更是让人们吃了一惊。残雪作品中所包含的那种极端个人化的声音一直令许多读者望而兴叹,她笔下的那个冷峻、变态和噩梦的世界也一直难以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她在偌大的中国似乎缺乏知音,然而,她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国度里却发现了卡夫卡,并引以为知音。于是,奇迹便发生了,一个20世纪末的中国女作家与一个20世纪初的奥地利男作家在灵魂深处相遇、对话,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砰然心动的事。 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卡夫卡的评论和著述可以说汗牛充栋,存在主义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的本质……而残雪却几乎将所有这些评述都悬置一旁,直截了当地将卡夫卡当作一个作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作一个小说家来理解。在残雪看来,卡夫卡是一个最纯粹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道德家、宗教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他的全部创作不过是对作者本人内心灵魂不断地深入考察和追究的历程。 这样一来,残雪似乎一下子就抓住了卡夫卡最本质的东西。的确,写作就是卡夫卡生命中的一切,没有了写作,卡夫卡的生活将变得毫无色彩和意义。卡夫卡说:“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一种朝着写作的集中。当我的肌体中清楚地显示出写作是本质中最有效的方向时,一切都朝它涌去,撇下了获得性生活、吃、喝、哲学思考、尤其是音乐的快乐的一切能力。我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萎缩了。”“我写作,所以我存在。”他“不是一个写作的人,而是一个将写作当作唯一的存在方式、视写作为生活中抵抗死亡的唯一手段的人。”[16]只有写作才能证明卡夫卡的存在。卡夫卡为了写作而拒绝了友谊、爱情、婚姻和家庭,他选择了他自己所惧怕的那份孤独。卡夫卡大概可以算世界上最孤独的作家,而他的小说所表现的也正是现代人的这种孤独感,所以,卡夫卡自己的生活与创作就在这里合而为一了,他成了在生活上最无作为和在创作上最有成就者。 残雪对卡夫卡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颇有同感,她在一篇名为《黑暗灵魂的舞蹈》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是这种写作使我的性格里矛盾的各个部分的对立变得尖锐起来,内心就再也难以得到安宁。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内部躁动的实质,我只知道一点:不写就不能生活。出于贪婪的天性,生活中的一切亮点(虚荣、物质享受、情感等等)我都不想放弃,但要使亮点成为真正的亮点,惟有写作;而在写作中,生活的一切亮点又全都黯然失色,没有意义。[17](P11) 这段话与卡夫卡如出一辙,而与卡夫卡不同的是:残雪并没有拒绝丈夫、儿子和家庭。残雪的孤独更多的是灵魂的孤独,在现实生活中她比卡夫卡幸运得多。 对于卡夫卡著名的三部长篇小说,残雪就是从这一角度开始了她的解读。残雪认为,《诉讼》描述了一个灵魂挣扎、奋斗和彻悟的过程。“K被捕的那天早上就是他内心自审历程的开始”,“史无前例的自审以这种古怪的形式展开,世界变得陌生,一种新的理念逐步地主宰了他的行为,迫使他放弃现有的一切,脱胎换骨。”[15](P85)那么,城堡是什么呢?它“似乎是一种虚无,一个抽象的所在,一个幻影,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奇怪的是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且主宰着村子里的一切日常生活,在村里的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出它那纯粹的、不可逆转的意志。K对自己的一切都是怀疑的、没有把握的,唯独对城堡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15](P192)原来,城堡就是生命的目的,是理想之光,并且,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心里。《美国》实际上意味着艺术家精神上的断奶,“一个人来到世上,如果他在精神上没有经历‘孤儿’的阶段,他就永远不能长大,成熟,发展起自己的世界,而只能是一个寄生虫。”[15](P38) 至于卡夫卡的一些短篇小说,在残雪看来,《中国长城建造时》象征着“艺术家的活法”;《致某科学院的报告》记录了“猿人艺术家战胜猿性,达到自我意识的历程”;《乡村教师》中的老教师体现了“艺术良知”;《小妇人》及《夫妇》描述了“诗人灵魂的结构”;《地洞》则表现了艺术家既要逃离存在遁入虚空,又要逃离虚空努力存在的双重恐惧…… 看来,残雪完全是以独特的、写小说的方式来解读和描述卡夫卡的作品的,这使得读者在惊讶残雪的敏锐、机智和个性外,也渐渐地开始怀疑,残雪在这里究竟是在解读卡夫卡,还是在构筑她自己心中的卡夫卡?抑或真正的卡夫卡其实就等于她心中的卡夫卡?她究竟是在解读小说,还是在创作小说?我认为,无论残雪的初衷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由于有了残雪的解读,卡夫卡在中国的“知音”将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写关于卡夫卡的论文,主要从其作品《变形记》来分析卡夫卡的一生
摘要中应排除本学科领域已成为常识的内容；切忌把应在引言中出现的内容写入摘要；一般也不要对论文内容作诠释和评论(尤其是自我评价)。2、不得简单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比如一篇文章的题名是《几种中国兰种子试管培养根状茎发生的研究》，摘要的开头就不要再写：“为了……，对几种中国兰种子试管培养根状茎的发生进行了研究”。
傣族源于古代“百越”的一支“滇越”。早在公元1世纪的汉文史籍中已有关于傣族先民的记载。近年的考古研究证明，远古时，傣族先民就生息在川南、黔西南、桂、滇东以西至伊洛佤底江上游沿岸至印度曼尼破坡广阔的弧形地带。
历法 傣族有千余年的老傣文文献，有古老的贝叶经。傣族有自己独特的历法。傣历和公历纪元相差638年，即公历的639年为傣历元年。傣历的年是阳历年，月却是阴历月。傣历分为三季，一至四月为冷季，五至八月为热季，九至十二月为雨季。每隔三年的九月为闰月，这种历法现仍通用于泰缅等地。 文学 傣族文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古歌、神话、创世史诗产生和发达的时期；二是英雄史诗、传说、歌谣形成和昌盛的时期；三是故事、叙事长诗兴起和繁荣的时期；四是新文学蓬勃的时期。 著名的《傣族古歌谣》共收30首傣族古歌，反映了原始时期傣族先民的生产活动和生活状况。天地起源神话有《英叭开天辟地》、《古老的荷花》、《费梅嘎帕》（《大火烧天》）等，人类起源神话有《葫芦人》、《葫芦生蛋》、《人类果》、《污垢泥人》等，洪水神话有《葫芦传人种》等，图腾神话有《鸟姑娘》、《象的女儿》、《神牛之女》等。史诗有《巴塔麻嘎捧尚罗》、《变扎贡帕》（《古老的荷花》）、《细木过》、《天地万物的来历》。英雄史诗有《厘俸》。歌谣主要是情歌、习俗歌、劳动歌、童谣等。 傣族人十分喜爱诗歌，尤其是叙述长诗。佛教的传入，傣文的创制，都对叙事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傣族民间艺人接受、翻译和传播外来的佛经文学，同时还把傣族民间故事吸纳进来，创作了大量的民间叙事长诗。据研究，仅阿銮叙事诗（即以佛本生经为核心内容的佛祖轮回转世的修行故事）的数目就多达550部。 总的来说，常见的傣族叙事诗有《金蛙阿銮》、《口袋阿銮》、《大叶子阿銮》、《金羚羊阿銮》、《香谷阿銮》、《酸鱼阿銮》、《十二位王妃的眼珠》、《朗兑罕》、《兰嘎西贺》、《相勐》、《召树屯与楠玛诺娜》、《娥并与桑洛》、《金皇冠》、《三牙象》、《七头七尾象》等作品，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 戏剧 傣剧傣剧是云南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戏曲剧种之一，流传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各县市及保山部分傣族聚居区。 傣剧发源于有一定人物情节的傣族歌舞表演及佛经讲唱，后吸收滇剧、皮影戏的艺术营养，与此同时，傣剧从土司衙门扩散到民间，涌现出大量民间傣剧表演组织。新中国建立后，傣剧有了新的发展。1960年第一个专业演出团体潞西县傣剧团成立，1962年扩建为德宏州傣剧团。 1962年，《娥并与桑洛》参加西南区少数民族戏剧观摩演出引起轰动，被誉为“东南亚的明珠”。除德宏州傣剧团这样的专业团体以外，较大的傣族村寮几乎都有业余演出队伍。目前傣剧基本上只为老年人所喜爱，年轻人因为听不懂而对其没有多大兴趣。傣剧在传承方面的困难日益凸现[1]。 民歌舞蹈 傣族民歌曲调节奏灵活优美抒情。德宏民歌曲调鲜明重音突出，西双版纳民歌滑音装饰音较多，瑞丽山歌活泼爽朗各有特色。舞蹈种类很多，动作及内容主要模拟当地常见的动物的活动，在此基础上加以人格化。孔雀舞既来源于孔雀优美动作的模仿，也来源于傣族美丽动人的传说。著名舞蹈家刀美兰因表演孔雀舞而闻名中外。 节庆 著名舞蹈家——刀美兰(傣族)泼水节（傣历新年）是傣族最富民族特色的节日。节期在傣历六月，相当于公历4月。泼水节这一天人们要拜佛，姑娘们用漂着鲜花的清水为佛洗尘，然后彼此泼水嬉戏，相互祝愿。起初用手和碗泼水，后来便用盆和桶，边泼边歌，越泼越激烈，鼓声、锣声、泼水声、欢呼声响成一片。泼水节期间，还要举行赛龙船、放高升、放飞灯等传统娱乐活动和各种歌舞晚会。其大多数都与佛教有关。 民居 傣族人居住的竹楼是一种干栏式建筑。竹楼近似方形，以数十根大竹子支撑，悬空铺楼板；房顶用茅草排覆盖，竹墙缝隙很大，既通风又透光，楼顶两面的坡度很大，呈A字形。竹楼分两层，楼上住人，楼下饲养牲畜，堆放杂物，也是舂米、织布的地方。 服饰 傣族男子一般上穿无领对襟袖衫，下穿长管裤，以白布或蓝布包头。傣族女子的服饰各地有较大差异，但基本上都以束发、筒裙和短衫为共同特征。筒裙长到脚面，衣衫紧而短，下摆仅及腰际，袖子却又长又窄。 饮食 傣族以大米为主食,喜爱糯米，最具特色是竹筒饭。制作方法是将新鲜的糯米装进竹筒后加水后，用一个玉米胡塞上，放在火上烧烤，吃起来清香可口。傣族还有很多特色烧烤。傣族的凉拌也十分美味，比如干巴丝，包烧鱼等等，那可是美味至极啊。 普洱茶是云南普洱特产，唐代就远销中国各地，清代时远销东南亚及南亚，现已进入日本和西欧等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成为中外驰名的名茶。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特产非常丰富，仅水果就有110多种，这里动植物品种繁多，是有名的“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1991年，西双版纳国家自然保护区正式向外界开放，人们可以亲身游历大自然的宝库，体味浓郁的亚热带风情。 傣族风味小吃也很多。如有一种糍粑是用糯米饭舂成团，包苏子糖馅做成的圆饼，用抹上腊油的芭蕉叶包好，食时可用火烘软或炸后蘸蜂蜜吃。粑丝是用水把米粉搅成颗粒，蒸熟后舂成团，擀成薄而大的圆饼，冷后叠成叠，食时烫软入碗，撒各种调料。泼水糍粑是用糯米粉和成团，包红糖蒸熟，再裹上一层炒香的碗豆面，用芭蕉叶包好可作待客点心。还有把糯米饭泥炸后做成的麻脆等。 香茅草烤鱼香茅草烤鱼，是一道傣族风味菜。一般先将洗净的鱼裹上味道芬芳的香茅草，然后置于火上烧烤，并抹上适量的猪油，烤时香气四溢，这样烤出来的鱼香味扑鼻，鱼肉酥脆、味道鲜美独特。
傣族的语言分三种方言，即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泐语、德宏地区的傣那语和孟连等地的傣绷语。傣族也有自己的文字，按使用地区不同，可分为傣泐文、傣那文、傣绷文和傣端文四种。长期以来，傣族人民用这些文字记载着傣族源远流长的历史，使大量文化典籍及民间手抄本得以流传至今。傣族信仰南传佛教，又称“小乘佛教”、“上座部佛教”。小乘佛教源于古印度，传人傣族地区的具体年代于史无考，兴盛于12世纪以后。小乘佛教初传人傣族地区时，曾受到本地原始宗教的抵制，但由于它得到当权者的支持，在傣族地区大兴佛寺．遂使之在傣族社会渐居主导地位。小乘佛教适合傣族农村自然经济的特点，以村落为中心开展宗教活动，其在每个村寨都建有寺院，在宣经讲道的同时也接受世俗信徒的布施。傣族农村中佛寺、佛塔甚多，仅西双版纳地区就有佛寺一百二十多处，现存规模较大的佛塔有瑞丽县的姐勒、陇川县的景坎、盈江县的曼勐町三座，其建筑、雕刻、绘画皆十分精美。傣族人民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也受到佛教很大影响，如傣族的传统节日关门节、开门节、泼水节等，亦多与佛教活动有关。过去傣族的文化教育由寺院垄断，男子只有人寺为僧才能通过宗教教育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故傣族男子一般七八岁起就到寺院出家，直到成年后还俗，也有少数人自愿留寺，成为终身僧侣。在没有学校的年代，佛寺便成为傣族男童学习傣文的场所，佛寺的这种教育形式被称为“寺塾教育”或“佛寺教育”。而传授的佛教经文被刻制在贝叶上。成为著名的“贝叶文化”。贝叶是用棕榈科贝多罗树的叶片，经煮、晒、压后修整成册，在册的两端打孔用绳串起。然后用特制的铁笔将文字刻在上面。再用小桐子油拌烟墨刷在贝叶上，使文字清晰地显示出来。这种工艺能防潮、防腐、防蛀，数百年后字迹仍然清晰，对保存傣族文化起到巨大的作用。傣文贝叶文献十分丰富．仅西双版纳一地。即拥有贝叶经书八万四千卷，故人们常以贝叶经泛指所有贝叶文献，将之视为傣族文化的代表和象征。傣文贝叶文献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佛教经典，分经、律、论“三藏”，即本来意义的贝叶经；一类是傣文书籍，分天文、历法、文学、数学、农业、医药、历史、政治、军事等若干相对独立的学科，其中包括各种体裁、题材的文学作品。正是由于贝叶文化的兴起和繁荣，才使傣族文学亦得到了巨大发展。从题材来源看，傣族贝叶文学可分为三部分：一是记录、整理、改编傣族民间口传文学的作品，如《巴塔麻嘎捧尚罗》（创世神话史诗）；二是引入信奉南传佛教诸民族国家的文学作品。如众多的佛经故事和印度民间故事；三是由佛寺培养的傣族知识分子创作的作品，如《占响》（英雄史诗）。从体裁样式看。傣族贝叶文学可分为散文和韵文两类：散文类作品包括神话、传说、故事等，其中仅长篇故事作品就有四十部；韵文类作品包括歌谣、叙事长诗等，其中在西双版纳能找出目录的叙事长诗就有五百多部。由此可见。傣族贝叶文学多题材、体裁作品的大量出现。与佛教的传人及贝叶经文的流行有着直接、密切的联系。傣族散文作品中，有许多古老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其内容涉及山川风物、飞禽走兽等自然万物，更关乎开天辟地、安邦兴国等英雄传奇，如《布桑该与牙桑该》、《勃俄特农》、《破葫芦开创人类》、《泼水节的来历》、《小金鹿的故事》、《金鲤鱼》、《千办莲花》等。其中的《布桑该与牙桑该》是傣族最早的创世神话。经历代流传至今，以至今日傣族人民仍把“布桑该与牙桑该”称为“我们的祖宗”。傣族地区还流传着召玛贺、艾苏和艾西等智者的故事，这些被人民理想化的人物，都具有超常的胆识谋略和过人的术能本领。傣族韵文体诗歌，包括歌谣和叙事长诗两类，被刻载在贝叶上成为书面文学而流传后世，同时又作为口头文学而在农村广泛流传。由于口头文学的传播需要，傣族农村中出现了一批职业或半职业的民族歌手，傣族称之为“赞哈”，译意“会唱的人”。赞哈系从傣族氏族社会执掌祭祀活动的“盘赞”（意为会祭神的人）发展演变而来，是一个专司歌唱之职的特殊社会群体。进入封建领主社会后。统治者对赞哈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管理．形成了一整套“赞哈制”，包括授级管理、师徒授艺和演唱制度等。赞哈制在佛教传人时业已成熟，历代赞哈肩负着传承傣族口头文学的重任，他们博学强记、即兴而歌，对保存、传播傣族民间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民间艺术家。傣族文学以叙事长诗最为著名，如《召树屯》、《相勐》、《葫芦信》、《嘎聋》、《松帕拉》、《朗布京》、《占响》、《兰勇西贺》、《松帕敏与嘎西娜》、《苏文纳和她儿子》、《千办莲花》、《娥并与桑洛》等，都是脍炙人口的民间文学珍品。傣族的叙事长诗，可分神话叙事诗、爱情悲剧叙事诗和阿銮的颂歌三类。神话叙事诗与神话传说的内容基本相同．而爱情悲剧叙事诗则对封建宗法制度、婚姻制度乃至僧侣教规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最为独特的是阿銮的颂歌，它是傣族贝叶文学中的一系列诗体故事．以作品的完整性和系列性在傣族文学中自成一体。“阿銮”一词据说来自梵文，泛指某一类型化的群体，其含义有两种解释，一指古老的英雄人物，二是对理想人物的尊称。阿銮集英俊与善良、智慧与勇敢于一身，是傣族人民心目中敬仰的英雄人物。阿銮故事的作品来源有两种渠道，一是印度巴利文佛教文学《佛本生经》，二是傣族民间神话传说和故事，其内容涉及当时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阶级关系、伦理道德、婚姻恋爱等各个方面，堪称傣族民间故事的总汇。又因其作品数量丰富、讲述范围宽广，故民间有“百十部牛车也拉不完”之说。阿銮的颂歌，不仅以极其丰富的内容展示了傣族古代社会的历史生活画面，表达了傣族人民美好的生活愿望和人生理想，而且也以其丰富的想象、神奇的境界、浪漫的情调、夸张的手法、精到的笔触、艺术的语言所呈现出的独特艺术风格，使作品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长久的生命力，成为傣族民间文学宝库中的一支奇葩。傣族的民间艺术也丰富多彩，尤以音乐、舞蹈最为闻名。傣族的民间音乐，主要有民歌小曲、歌舞音乐、说唱音乐、宗教音乐等。民歌小曲有山歌、情歌、劳动歌、风俗歌、儿歌、酒歌等，表现内容十分广泛；歌舞音乐有“依拉咴”（泼水节歌舞曲）、“喊马西双”（十二马调）、“喊伴光”（银鼓调）、孔雀歌等；说唱音乐是以赞哈为代表的各种演唱，多由一人演唱，另一人吹筚（傣笛）或弹琴伴奏；宗教音乐多用于礼神拜佛活动，有小乘佛教中的吟经调、净水调、受戒调、拜佛调，还有原始宗教音乐中的祭神调、巫婆调、跳神调等。傣族音乐的伴奏乐器，主要有象脚鼓、锘锣、葫芦丝、大鼓、韵板等，其中尤以象脚鼓和金锘锣最具民族特色。傣族的舞蹈姿态优美、形象生动，舞蹈动作多为动物形态的模拟和美化，形成以阴柔之美见长且柔中带刚的动作韵律，其中犹以孔雀舞与象脚鼓舞最为著名。傣民认为孔雀温和、美丽、善良、智慧，是吉祥和幸福的象征，并以跳孔雀舞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和理想。孔雀舞有拖翅、晒翅、展翘、抖翘、亮翅、点水、蹬枝、歇枝、开屏、飞翔等动作。其舞蹈语汇丰富，感情内在含蓄，舞姿富于雕塑性。象脚鼓根据鼓形似象脚得名，傣民认为大象威武雄壮、神圣不可侵犯，是民族尊严和精神的象征，因此他们在跳象脚鼓舞时，尽情张扬着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其舞姿稳重刚健、热情豪迈，讲究鼓点和击法的变化，注重舞、乐节奏的配合。
傣族起源于怒江、澜沧江中上游地区；在傣族先民活动的澜沧江、怒江中上游一带，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古遗址，其中的“玉水坪遗址”（怒江州兰坪县通甸镇）经鉴定至少有一万多年历史、“塘子沟遗址”（保山市隆阳区蒲缥镇）经鉴定至少有八千多年历史；从出土的房屋遗迹、用火遗迹、劳作工具、动物化石等各类实物可以看到傣族先民翔实厚重、形象鲜明生动的无字史书。
至少在三千多年前，傣族先民已经在澜沧江、怒江中上游地区建立若干个小国，其中“勐掌”（“勐”意为“地方、国家”，“掌”意为“象”，“勐掌”即“象之地”、“象之国”，“勐掌”包括澜沧江两侧的保山盆地、漕涧盆地、彬阳盆地）势力最大；汉朝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史记》中将“勐掌”记为“乘象国”。
公元前五世纪，澜沧江、怒江中上游地区的傣族小国以“勐掌”为中心组成联盟国家，“勐掌”君王成为整个联盟国家的共主，各国民众称其为“诏隆”（多译写为“九隆”、意为“大王”）、各国君王称其为“哀隆”（多译写为“哀牢”、意为“大哥”），“勐掌”也逐渐被称为“勐达光”（意为“中央之国”，“达光”意为“目光焦聚的地方”，延伸为“中央、中心”）。《华阳国志》、《后汉书》等汉文典籍将这个傣族联盟国家记为“哀牢国”，傣文典籍则记为“勐达光”（音译“达光国”、意译“中心国”）。
公元前109年，汉朝吞并滇国（滇池、抚仙湖周边）后，征讨滇国以西的“昆明”、“嶲”等部族，顺势进入更西边的“勐达光”（哀牢国）领土设置军事据点（县）；之后百余年，“滇”、“昆明”、“嶲”等族多次反汉，皆被汉朝追入“勐达光”（哀牢地）；傣族先民吸收了大量“滇”、“昆明”、“嶲”等族人口，最终形成势力庞大的民族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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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发展》我国的民间舞源远流长,十分丰富,一般又可分为汉族民间舞和少数民族民间舞两类.民族民间舞流传于民间、受民俗文化制约、即兴表演但风格相对稳定、以自娱为主要功能的舞蹈形式。不同地区、国家、民族的民间舞蹈，由于受生存环境、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民族性格、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因素影响，以及受表演者的年龄性别等生理条件所限，在表演技巧和风格上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民间舞不乏朴实无华、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形象生动等特点，历来都是各国古典舞、宫廷舞和专业舞蹈创作不可或缺的素材来源。由于我国各民族社会结构、经济类型、生产方式等方面的不同，千百年来民间舞蹈都是在特定时空、特定群体中传承的，“特定时空”大多包括宗教仪式、祭祖祈神、年节聚会、生产劳动、婚丧嫁娶、谈情说爱等民俗事项；“特定群体”指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人民，他们大都喜爱用本民族的民间歌舞来表达自己喜、怒、哀、乐的情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劳动小憩或亲朋相聚时，他们也要唱唱跳跳歌舞一番，民间歌舞是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舞蹈家对原生态的舞蹈进行整理，从纯民间风格、动态中提取了大量可以单独使用的动作素材并使其“元素化”，成为能够遣词造句的语素。很显然，这个过程必然造就一个不同以往的结果，民间舞被“肢解”了，但是民间舞的功能被扩大了，虽然看上去似乎离“民俗”远了些，但离舞台却更近了。一：民族民间舞蹈的文化结构民间舞蹈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用人类自身的形体动作和思想情感来表现社会生活、体现民族历史和传情达意、抒发情怀。民间舞蹈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紧密相连，早在史前时期，我们的祖先就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来表达他们激动时的感情，舞蹈活动几乎渗透到劳动、狩猎、争战、祭祀和性爱等一切领域。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原始舞蹈也随之发展分化，一部分成为为奴隶主表演的舞蹈，以后发展为宫廷舞蹈；另一部分是奴隶们的舞蹈，从祭祀性或其他功能的舞蹈逐渐发展成为民间舞蹈，由于各民族历史发展不平衡，一些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文字，因此很少在史书中留下其踪迹。然而极为宝贵的是植根于人民生活沃土中的民间舞蹈，经过数千年的传承演变，至今仍流传于各民族群众生活中，尤其是地处边疆交通不便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仍较多地保留着原生态的舞蹈特征，具有史前舞蹈的性质。它们的表演形式、风格特色及其内容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涉及到民族历史、宗教信仰、生产方式、风土民情、道德伦理、审美情趣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民间舞蹈是社会文化交织融合的总汇演。二：民族民间舞蹈发展的多元、多样和复杂性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变迁，首先表现在其内涵和功能的大包容量，在当代社会多元文化的相互渗透浸染下，使其古今交错、新老混杂。青海玉树草原的赛马会是康巴藏区远近闻名的草原盛会，每年水草丰美、牛肥马壮的七八月，都要在玉树结古镇草滩上进行民族歌舞、格萨尔说唱、赛马、射箭等表演，以及贸易交流等。90年代初，玉树的藏传佛教各教派寺院，把法舞《羌姆》搬上民俗节日赛马会进行展演，数百年来《羌姆》作为藏传佛教法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方式始终恪守传内不传外的原则，即遵循在寺院内由喇嘛僧侣表演的规则。现在寺院的活佛和喇嘛自愿地把法舞和群众性民间歌舞联合演出，从而使《羌姆》冲出了寺院的禁锢，增强了表演性、娱乐性，淡化了佛法的神秘感、威慑感，把宗教和世俗的关系拉近了，这一做法在全民信教的藏区很有积极意义，可以说，这是新时期党的民族政策落实的结果。《羌姆》法舞的变化，不仅体现在表演时空的移位和表演程序的简化，更重要的是加强了宗教世俗化的发展。三：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建设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建设的定位是，以中国各民族民俗舞蹈文化为基础、本土文化特征为依据，以加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本性建设为目标，同时在比较其他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发展研究的基础上，完善当代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学科体系。我们在研究中国各民族民间舞蹈的历史及其继承和发展的同时，还要继续研究完善中国各民族民间舞蹈学科的师资队伍建设、教材建设、课群建设、实践教学交流建设和教学管理建设。更要继续研究民族民间舞蹈动态的本质特征，在民族、民俗、民间文化的基础上，深入探讨，走到民间，挖掘整理和提炼当前未纳入教材的民族民间舞来完善现有教材体系。培养出民族民间舞蹈尖子人才（一是培养演员尖子人才，一是培养教师尖子人才），针对不同学员给予不同的学习侧重，因为不同的民族民间舞蹈有其完全不同的风格特性。我们知道，一个学员不可能在短短的四年中将民间舞蹈学习面面俱到。所以，学员必须在全面学习基础教育的同时对某一、两个舞有所作为、有所精通、有所成绩。实践、教学、交流、实习是教育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验证获取的知识或教学成果及学生能力的重要步骤。如果抓好舞蹈实践、教学、交流的建设，就能使学生在学习期间提早得到社会实践的机会，真正将理论联系实际。其实，民族民间舞蹈创作无论怎样的表现和发展，都必须在“民族民间”四个字上下功夫，否则必将在舞蹈的海洋中失去个性，失掉性别，消失在人为的、主观的舞蹈臆造中。研究民间舞，必须从本质出发到现象，再从现象出发回归本质，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循环。当然，我们并不固守，我们要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变革、创新永远是继续生存的标志，发展才是硬道理。四：民族民间舞蹈技巧1.技巧风格化中国古典舞技巧追求能力素质的极限展示，而中国民间舞技巧追求的是审美风格的完美体现。古典舞中的技巧同身韵可以是各自独立的，而民间舞中的技术技巧是同舞蹈风格紧密相融、难以分开的。也就是说民间舞的技巧不是纯技巧，而是风格化的技巧。中国民间舞的技巧发展趋向，应该是风格化技巧的强化与发展。风格化技巧既包括民间舞蹈中的各种道具性舞蹈技巧，又包括各民族民间舞蹈中特有的旋转、跳跃、翻身等技巧。中国民间舞系副教授明文军在《由厦门班毕业课想到的》一文中，曾提出过将道具的运用往极限上发展而构成民间舞技巧的教学设想。实践证明，这种教学设想是科学的、可行的。我们的民间舞有许多极富特色的道具舞蹈形式，是可以去挖掘、研究和发展的。比如汉族的手绢、扇子、鼓、伞、棒；藏族的热巴鼓、辫鼓、背鼓；蒙族的筷子、盅碗；朝鲜族的长鼓、象帽等等。还有民间舞中的各类旋转，也是风格性很强的技巧。比如维族舞蹈中的各种跪转、夏克转、空转、平转，讲求快速、多姿、戛然静止，犹如鹰隼迎风回旋。而朝鲜族民间舞蹈中的旋转则讲求平稳，优雅，犹如仙鹤悠然自得。2.技巧情感化民间舞中的技巧是与渲泄生命情感和烘托场面气氛紧密结合的，是民间舞者内心激情的物化。如果没有情感的投入，再高难、再精湛的技巧形式在民间舞中也会变得苍白无力，毫无光彩。我曾经从电视录像中看过一些民间舞剧目，现在虽已记不起它们的名儿了。但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它们的“技巧性”都很强，表演中动则旋子3600，静则控腿1800……。但这些技巧成了游离于舞者情感和舞蹈风格之外的“无情之举”，因而毫无艺术感染力可言，反倒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对此而言，我比较欣赏的是云南省歌舞团创作的男子三人舞《小伙、四弦、马樱花》，其热情风趣、朴实无华的风格让人百看不厌、回味无穷。这个剧目也安排了诸如倒踢紫金冠、小翻、抢脸等一些技巧，但这些技巧是在演员们情感的自然流露中，是在舞蹈情绪的层层推进中恰到好处地完成的。这种情感化了的技巧，极大地丰富了舞者的艺术表现力，增强了舞蹈的艺术感染力。3.技巧艺术化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民间舞从广场向剧场的转化，民间舞技巧的功能已不仅限于渲泄情感和渲染气氛了，它将逐步向塑造舞蹈形象、表现人物心理、营造舞台意境的艺术化方向发展。有人说，杨丽萍表演的民间舞根本没什么技巧，为什么能获得大众的普遍喜爱和专家的如潮好评呢?其实仔细分析起来，杨丽萍那独特的动作语汇的运用就是民间舞的艺术化技巧的最高体现。《雀之灵》中的舞蹈造型与动态，已不同于广场原生态的傣族孔雀舞了。它通过艺术化地夸张与变形，将孔雀那高洁、超然的灵性进一步升华，创造出了一个似真似幻、虚虚实实的艺术仙境。正如于平教授所评价的那样：“《雀之灵》的过人之处，在于它以‘技’成‘形’却又不为‘技’和‘形’所累。当你在欣赏杨丽萍的《雀之灵》时根本发现不了技巧的痕迹，因为“杨丽萍是用‘技以求道’的生命意识在创造‘生之灵光’。在那翩跃翔舞的孔雀中，杨丽萍倾注了自己全部的人生感兴、人生悟觉、人生意趣和人生睿思，使这一舞蹈独白充溢着恬静的生命和谐感与坚毅的生命自信心。”因此，我认为民间舞技巧运用的最高境界就是将之艺术化，让技巧的全过程完全隐匿在舞蹈表演的情理、律动之中，而不“显山露水”，刻意为之。民族民间舞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有如地基和房子。“继承”，是一幢房子的地基，“发展”，则是建筑于地基上面的房子。如果缺少这个地基，就无法谈得上建造什么房子；同样，如果不是为了建房子，那么光是打下一个地基，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对民族民间舞的继承，就是为了发展，而发展却有赖于继承，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下面就这一问题分别谈谈我们的一些看法。五：继承我们在上面把继承比作一幢房子的地基，那么说，继承便是根本了。这个基础打得怎样？是否牢固？直接影响着房子。我们搞舞蹈、戏剧、体操的不是常有这样一句“七分键子三分提”的口诀吗？若想以后的“提”翻得好，翻得高，就得下苦功练好这“七分键子”。基础打好了，以后要如何“翻”，建什么房子，那就能驾轻就熟，水到渠成了。继承既是根本，在比分上，它也应该是“七分”了，因此，其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尤其在当今而言，我们认为更应着重这一工作。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有四。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我们的民族民间艺术之花，被摧残至雕零枯萎的境地。民间艺人，有的已死去，剩下的年纪也相当大了，只能口授不能身教，鉴于这种情况，如不及时挖掘、整理，就有失传的危险。由于“四人帮”出于反革命的需要，在文艺领域中提出“文艺必须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作品主题思想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创作方法上必须遵循“三突出”。使得文学艺术走上了一条形而上学的创作道路，一切被概念化的口号所代替。舞蹈的内容不是“献苹果”，就是“献香茶”、“献披肩”等等，家乡有什么就献什么。要不然就是毛主席来到我家乡，来到我边寨；好象毛主席看过的麦穗不用施肥也能长得好，毛主席看过的牛羊不用料理也能长得肥又壮。这种没有真情实感的概念化的舞蹈，怎会受群众的欢迎？我们的民族民间舞蹈本来是多姿多彩的，但那时在舞台上只能运用那么几个为数不多的、作为一种政治术语的舞蹈语汇。只要你稍微越出这条界线，就说你是资产阶级低级庸俗的情调，不健康的表现等等。就是这种所谓“革命文艺”，使得我们宝贵的民族遗产失去了原有的光彩。我们的演员虽也穿着各民族的服装，但跳的不再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舞蹈。在这样的局面下，我们的演员不爱演，观众不爱看，编导不知所措。要尽快扭转这种局面，就有必要从温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遗产。虽然我们的一些老专家，老编导曾经掌握了一些传统的东西，但他们在十年浩劫中给“四人帮”的“棍子”打得晕头转向，现在多少还有些“脑震荡后遗症”，原来熟悉的东西变得生疏或遗忘了，曾收集到的民族民间素材被烧毁或丢失，而我们年青的一代和民族民间艺术又隔绝了十年之久。这些都说明了继承民族民间传统艺术，是当务之急。然而，要继承和发展民族民间艺术，必须要有深厚的民族感情——民族的自尊和自豪感；而这种自尊和自豪感，也只有在向民族民间艺术学习、不断地了解、熟悉民族民间丰富多彩的艺术的过程中，逐步得到增强的。在大连的单项舞蹈比赛中出现了一些优秀的民族民间舞，如《水》、《追鱼》、《金山战鼓》等节目，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反映自然景物和花鸟虫鱼的节目，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我们的民族本来就是最擅长于通过描写大自然和大自然的生灵来表达和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的。“触景生情，寓情于景”，素来就是我们民族民间艺术的特色和传统手法，这在我们的古典文学、民间传说中尤为盛行，在我们的诗歌、词赋及国画中就更为突出。而这些成功的艺术珍品，在世界的艺术宝库中也永远闪烁着其夺目的光彩。本来，在舞蹈艺术上采用这一传统的艺术手法，是无可非议的。但为什么会有一些同志指责这次单项舞蹈比赛中出现太多的“花鸟虫鱼”？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质量不高。这正如：好花虽多还嫌其少，恶草虽少却厌其多。这种质量不高的现象，进一步说明了我们必须尽早老老实实地向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学习，从中吮吸其丰富的营养，才能不断地充实和提高我们的创作内容和质量。这几年和外界加强了文化交流，西方文化涌进来，在文化交流中，我们开阔了视野，吸取了不少有益的东西，对我们的创作实践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如《割不断的琴弦》、《刑场上的婚礼》、《希望》、《再见吧！妈妈》等节目，在借鉴和吸收外来东西方面做出很大成绩，相形之下，我们觉得民族民间舞的创新就不够。原因是我们的根子在民间中扎得不深。就拿广东省来讲，打倒“四人帮”至今已好几年了，但对广东的民族民间舞的重视仍然停留在口头上，编导还是浮在上面（这不是编导的责任，而是没钱下去）。这也是造成这次广东参加单项舞蹈比赛的节目质量不高的原因之一。去年我观看了“英歌会”，发现专业编导掌握的素材远不如群众。这几年群众已把他们的“英歌”发展得更为健壮有力了。后来我们去粤北汉族地区看“舞狮”，群众也把它发展了，而我们手头上的素材还是五十年代的。据说汕尾一带的“钱鼓”，也有丰富的队形和动作，但我们都没有很好的去继承、去挖掘，就忙于创新，创不来就生吞活剥地加几个现代派舞蹈动作进去谓之创新。这不是好办法。要真有所创新，就得老老实实地，认真地，在挖掘、继承和整理我们民族民间舞的工作上下功夫。文章有点零乱，尽供楼主借鉴参考。
这个简单。需要的私聊也可以
群舞《书魂》作品赏析摘要：艺术是人的精神的表现形式，经典的作品总能带给人持久的艺术感染力，从而提升人的情操，震撼人的心灵。朝鲜族民间舞蹈，不论是活动在中国东北地区传说中坛君时代的古朝鲜，还是貊貌、扶余、高句丽以及朝鲜半岛上的三韩，都是爱好与擅长歌舞的古老民族。朝鲜民族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关键字：朝鲜族、节奏、呼吸、技能正文： 《书魂》从这个题目来看，它想变现的必定是与读书有关系的，从舞蹈作品来看，舞者们手中折扇表现成书。折扇在舞者们手中，似书又非书，似笔又非笔，但是却又万变不离其中。段段与读书有关，段段都表现出读书人心里对书的热爱和理解。 在我对朝鲜舞的学习中，我认为朝鲜舞是一个让气息贯穿全身，用气带动全身，用心带动神的舞蹈，这正符合《书魂》中的“魂”字。要跳朝鲜族舞蹈，就一定不能只是单纯的去学习它的的舞蹈动作，因为朝鲜族舞蹈的动作可以说是所有舞种动作最少的一个，所以我们更多的要去和感悟，由气息带动，发自内心的诉说。就像这“魂”字是要用灵魂来舞蹈的。读书同样也是让我们的灵魂得到升华，让我们能有更好提升的一个重要途径。 舞蹈是时空表现艺术和动态造型艺术，它以艺术化的人体动作，即通过人体富有协调性、韵律感、审美化的动作、姿势、造型、动作组合和动作过程来表达内心情感，是人类审美意识和情感表达在人体动态形式中的对象化，是舞蹈艺术劳动的具体成果。动作是舞蹈艺术最基本的语言。在舞蹈艺象的特定情境中，构成动作的姿态、节奏、速度、空间走向、动作力度与情感强度的统一所体现的情感倾向，以及动作在运动中的“力效”，在音乐、舞美等多种手段的配合下，可以表现不同的情感，塑造不同的人物性格和形象，展示无数复杂的心境和情感冲突，使舞蹈艺术在连绵不断的起伏跌宕中展示内容，表现人物情感，创造各具特色、生动鲜明的舞蹈艺象，具有造型美、流动美、情感美的巨大欣赏价值。从动作上看，朝鲜族舞蹈动作多是圆形的。手臂是圆形的，身体是圆形的，路线也是圆形运动，因此不管是静态造型还是动态运动轨迹都体现出这种完美的对称方式。朝鲜族舞蹈动作其特点是幅度大，表演者的内在情绪与动作和谐一致，长于表现潇洒、欢快的情绪。其伴奏音乐旋律优美，节奏多变。从《书魂》舞蹈形式来看，它并没有华丽的包装。很简单的中国水墨画颜色，白色和灰黑色，但是就是如此简单的舞蹈布景和服装道具，足以把我们带到那书香水墨中，静静的感悟书的魅力和它独有的气息，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读书的意境之美。似乎真的让每个看过这个舞蹈作品的人，都爱上读书，爱上书的那种书香味道。“胸藏文墨虚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不正是我们每个人追求的境界吗？任何一个舞蹈的学习都是循序渐进的，而且不仅仅是空洞的动作，每个民族的舞蹈都是有一定的内涵在里面，它们的美是由内向外展现的。《书魂》以折扇为舞蹈道具，扇舞动作细腻，节奏变化多，充分的体现了朝鲜族舞蹈的风格和特征。朝鲜族民间舞蹈的呼吸的运用最具有典型意义，气息的运用是朝鲜族舞蹈中的一大特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它的动律与风韵，内在美与舞姿美的融合，都是通过特有的节奏形式由于呼吸方法协调一致，以达到艺术升华的结果。书魂的音乐具有独特而鲜明的节奏特点，给舞蹈提供了丰富细致的内心节奏及表现力。呼吸运用，是朝鲜族舞蹈中的一大风格和特点，也是一个重要环节，人们常常把呼吸的运用看成是动作的延续发展和把握住动作分寸的内在力量。注重贯穿于整个动作过程的始终，并贯穿于身体的各个部位，甚至细致到手指，脚腕和脚趾，而呼吸的节奏、长短、轻重、缓急等又是体现朝鲜民族舞蹈风格特点。技能方面，朝鲜族舞蹈连绵不断的起伏过程和柔韧性较强的动作特点，是需要膝部和脚腕子的严格控制来完成和体现的，特别是下肢动作特点，直接波及到上身和手臂，并体现在整个动作流动中的协调细致的要求上。通过完好的外部技能来更好的控制内心节奏，以此来表现更完美的舞蹈艺术形象。 朝鲜族民间舞蹈——朝鲜民族先民中，不论是活动在中国东北地区传说中坛君时代的古朝鲜，还是貊貌、扶余、高句丽以及朝鲜半岛上的三韩，都是爱好与擅长歌舞的古老民族。据史料记载：古朝鲜“有婉转悦耳的音乐、歌谣，有轻快多姿的舞蹈”。扶余有“腊月祭天”的风习，届时“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平时也是“行人无昼夜、好歌吟，音声不绝”，高句丽则有“暮夜辄男女群聚为倡乐”的习俗。朝鲜民族悠久的乐舞传统中，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因此，不论是唐、宋两代还是以后的文化输入，他们都能在广泛吸收外来的乐舞形式中，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并使之不断发展。又由于宫廷的“乐舞”与民间的“乡乐”互为影响，相应提高增强了民间舞蹈的民族色彩，而且擅长歌舞的古老风习至今盛行不衰。这些传统的因素都深深影响着如今朝鲜舞蹈的风格与特色。这些传统的因素都深深影响着如今朝鲜舞蹈的风格与特色。书魂中不乏这些传统因素的表露，让书魂在在传统风格与现代特色之间搭起了一个完美的桥梁：既能突出传统的美，又能将现代的独特融为一体。这些因素交织、融合在一起，遂形成特有书魂的审美情趣，并在民间舞蹈中展示出来。书魂是朝鲜民族内在美与舞姿美的融合，是通过特有的节奏形式与呼吸方法协调、升华的结果，展示出他们独特的心态与风韵。中国东北部山清水秀的长白山下居住着朝鲜族，在大自然的陶冶下和各民族的交往中，保持着尚白、敬老、重礼节、喜洁净的习俗，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朝鲜族民间舞蹈的特有风韵，以潇洒、典雅、含蓄、飘逸而著称。这些风格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古时候非常讲究汉学，以能否吟诵、书写汉文诗词、文章水平之如何，来评定文化之高低。儒家孤芳自赏、清高脱俗，道家养生、飞升的思想，形成舞蹈的潇洒、飘逸的风格。三从四德的封建思想束缚着妇女的发展，这是历史的局限，而妇女的端庄、温静的美德，则形成舞蹈含蓄、柔美的风格。另外，民间舞蹈中的“波罗舞（钹舞）”“僧舞”等，则来自佛教的仪式活动。书魂中体现出了男子的潇洒、飘逸风格，并将儒家的清高脱俗等理念深深体现出来。 舞蹈的开始是以一段童音为背景音乐，不仅体现出了所要表现的内容，而且非常迅速的将我们的思路带到了课堂。中间的一个舞者在拿着手中的笔忙碌的写着作业，其他的同学有在嬉戏，有的在休息，有的在发呆，这不仅让我们勾起了我的校园回忆。上课时间到了，他们用完美的舞蹈肢体语言，表现着上课时认真态度。这些动作不用稍多加任何修饰，却表现的如此的透彻，实在让我们眼前豁然一亮。在起舞的时候，他们是那样的潇洒与自信，让我不仅看到了认真，还看到了舞蹈所带来的视觉享受。从空间的上方看，他们做的是那样的有韵律，分布的是那样的完美，简直挑不出一点瑕疵。在领舞舞动的时候，让我赫然想到的是一个老师去检查学生的学习，看着他们在学习时候的忘我精神，老师不禁自豪的给了一个赞赏，当我看到领舞将手里的扇子重重的打入手心，我就感觉到了他给学生的赞赏是那样高。老师满意的坐下，也读起了书，心无杂念。在后来每个舞者展开合上扇子的时候，给我的是感觉是，一个个学生学有不满足与现在所学，积极去寻求新知识、新思想。当一个呼声“嘿哼哈咦”喊出，给我们的是一个个学生不怕失败，不畏挫折的去寻求自己的理想。在书魂中所有舞者一起展开扇子走动，我俨然看到了一个潇洒的云鹤像我们走来。这里将学生功成名就的喜悦表现出来。在结束时一切都那样的完美，学生完成学业，老师教学有方，这些完美的画面在那样一霎那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