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要写这个。我觉得，文化交流之路比较好写。但是我也写不来，无从下手。
宋朝的资本主义萌芽，个人觉得好写
研究宋代的史籍及著作《宋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虞云国先生的《细说宋朝》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祖宗之法》苗书梅《宋代官员的选任和管理制度》汪圣铎《两宋财政史》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梁庚尧《南宋的乡村经济》曾瑞龙《经略幽燕》王曾瑜《宋代军制初探》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988年白钢全书主编、朱瑞熙分卷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6卷“宋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张其凡《两宋历史文化概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何忠礼、徐吉军《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戴建国《宋代法制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396页戴仁柱《十三世纪中国政治与文化危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刘晓译邓广铭《辛稼轩年谱》，上海古籍1979年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学生书局，1989孔繁敏《包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8元，1998梁庚尧《南宋的土地利用政策》，台湾大学文史丛刊之46种，1977年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庄景辉译本宋代官箴研读会编《宋代社会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东大图书公司，2001苏基朗《唐宋法制史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孙国栋《唐宋史论丛》，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唐代剑《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线装书局，2003，姚瀛艇《宋代文化史》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 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张其凡《宋初政治初探》，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 等等。宋代历史的基本史料主要有《宋史》，北宋史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南北宋之交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总论性论文王曾瑜 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朱瑞熙 二十世纪宋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孙景坛 关于宋代的历史定位及总体评估新探
不知道你的论文是哪个层次的，不好掌握材料的深度和分寸，不过宋代的历史有特色的很多，容易找到资料而且趣味性较高的有这些：从《清明上河图》看北宋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社会分工、人物服饰等；从“杨家将”或岳飞的传说阐析宋代忠君爱国、勇于献身等人文理念，深一点可以挖到理学的社会背景；宋词的流派和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等人的文化成就；在活字印刷、火药等重要发明方面的贡献……
众的生活水平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最直接反映。现有的反映宋代民众生活水平的论著多是写意式的，而且多是用阶级对立的方式进行阐述的；其把地主(传统观念下的剥削者)等同于统治者，把农民(传统观念下的小农即被剥削者)等同于被统治者；而且固有的逻辑是统治者高高在上，生活纸醉金迷、奢侈无度，被统治者特别是下层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而介于奢侈层和裹腹层之间的那最大多数人的群体却很少有人问津；而且这样的极端分层根本看不出历朝历代的比较特点。不管是先秦还是秦以后的情况，给人的感觉永远就是这样相似的极端模式，而且隐含着一种抑富扬贫的思想，似乎富裕都是靠剥夺取得的，而贫穷却都是被剥夺而招致；对人自身的才智优劣却不闻不问。其实对贫富而言，其制约因素都应包含社会制度和人自身才智因素两方面，只是不同制度每个人的致富的机会不同而已。尽管如此，人的致富机会和才智还是成正比的。只不过越是不合理的社会，这种比例系数越小罢了。鉴于此，笔者想通过考察宋代各时期的物价、官俸、军饷、劳务报酬以及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尽可能生动地展现当时的生活。所谓的“生动”是指：通过笔者的研究成果能让读者对宋代的生活水平同现代相较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比如说宋代某一阶段的一贯钱在现代人心目中是个怎样的概念?某个阶段所谓的富是个怎样的现代概念?只有这样才能让血肉丰满的社会生活史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宋代社会生活主要特点一．人们的衣食住行衣：宋代服饰体现了等级性和不同的行业特点。衣料也有较大的变化，由麻布向棉布发展，麻布还是最主要的衣料。食：宋代食品种类很丰富。南北饮食交流普遍，但总的来说，北方以面食为主南方主要吃米饭。茶和酒是常用的饮料。住：城市居民住瓦房，农民住茅屋，官僚、地主和富商住园林式住宅。各种家具种类繁多，而且高脚家具广泛使用。行：宋人代步的工具分为水陆两大类，主要有轿、车、马、骡、驴、牛、驮。大海船还有指南针。二．城市文化生活1．瓦舍：城内设有多处供居民娱乐的场所。宋代全国各地的茶肆应该数不胜数，与之相关也产生了多种社会角色和行业。茶肆是随着饮茶在社会生活中日益普遍化而出现的一种专门行业，坊肆数量众多，人流杂处，往往体现出市民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特征，有很强的社会性和公众性。宋初灭熟时，后蜀宫中金银玉器书画全部都被宋军收藏，“太祖阅蜀宫画图，问其所用，曰，以奉人主尔。太祖曰，独揽孰若使众观邪？于是以赐东门外茶肆”。他认为把图画挂在茶社能与民众一起观赏，可见茶肆在社会生活中接触平民的广泛性。而蔡绦述及宋代“遇禁烟节，至清明日则赐新火”遇执政、侍从等杂学士以上之家，而那些所谓“快行家者，昧爽多就执政、侍从之门，茶肆民舍取火爇烛，执之以烧”，举“茶肆民舍”以指称社会中的市民阶层，亦可见茶肆在市民社会生活中的代表性。茶肆除了经营茶饮，或为其他行业提供场地和多收费的由头外，还会随着时节经营一些其他物品。如《东京梦华录》卷二记汴京潘楼东街巷的“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领抹之类，至晓即散”。叶梦得《石林记》：“余绍圣间春官下第，归道录壁县，世以为出奇石。余时正病中，闻茶肆多有求售。”南宋杭州“自旧夕冬孟驾回，……天街茶肆渐已罗列灯球等求售，谓之灯市，自此以后，每夕皆然”。说明茶肆在元宵节前亦同时经营灯市。
确实不多，只有几篇我给你书名。1、《宋朝军事通信》发表于《国学》2、《由宋朝军事体制的弊端探寻宋朝外战弱势的根源》发表于《南方论刊》3、《透过更戍法看宋朝的军事法律制度缺失》发表于《法制与社会》4、《论张永德的军事才能及对宋朝建立的贡献》发表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宋朝军事“积弱”因素浅析》发表于《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6、《略论宋朝军事法律思想》发表于《军事历史研究》7、《宋朝大名府军事地位研究》发表于《河北大学》
你可以参考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对你来说,它应该是有价值的。
1、《宋代官府的回易》，《中国史研究》1981年4期，万字。2、《揽纳试探》，《文史》第13辑，，中华书局，万字。3、《宋代的官营便钱》，《中国社会经济史》1982年1期，万字。4、《税钞、粮食钞和盐钞》，《文史》第15辑，，中华书局，万字。5、《宋代货币地租分析》，《北京史苑》第1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万字。6、《宋代财政岁出与户部月支》，《文史》第18辑，，中华书局，1万字。7、《宋代财政与商品经济发展》，《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万字。8、《南宋各界会子的起讫、数额及会价》，《文史》第25辑，中华书局，万字。9、《宋代的关子》，《宋辽金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万字。10、《宋代地方财政研究》，《文史》第27辑，中华书局，万字。11、《从钱会中半看会子的法偿地位及其影响》，《中国钱币》1987年2期，万字。12、《北宋两税税钱的折科》，《许昌师专学报》1989年2期，万字。13、《<宋史>标点本举正》，《古籍整理与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万字。14、《北南宋物价比较研究》，《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万字。15、《王安石是经济改革家吗》，《学术月刊》1989年6期，万字。16、《南宋江北铁钱若干问题》，《中国钱币》1989年2期，万字。17、《叶适管理思想研究》，《浙江学刊》1989年4期，1万字。18、《宋朝礼与佛教》，《学术月刊》1990年5期，万字。19、《宋朝宗室制度考略》，《文史》第33辑中华书局，4万字。20、《宋代通判理州财事考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2期，万字。21、《宋朝对释道二教的管理制度》，《中国史研究》1991年2期，万字。22、《宋代僧道官制度考》，《古籍整理与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万字。23、《宋朝文官俸禄与差谴》，《中日宋史研究会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万字。24、《宋代释道披剃制度研究》，《浙江大学学报》1991年3期，万字。25、《宋朝礼与道教》，《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1年11月四川大学出版社，1万字。26、《关于宋代亭户的几个问题》，《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论文集》1991年12月四川人民出版社，万字。27、《宋朝理财体制由三司到户部的变迁》，《宋辽金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万字。28、《宋代的功德寺浅论》，《许昌师专学报》1992年3期，1万字。29、《宋代医官考》，《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1992年9月云南大学出版社，万字。30、《南宋对会子的两次大规模称提》，《中国钱币》1993年1期，1万字。31、《宋朝如何抑制官员贪赃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1万字。32、《儒家不与民争利思想的形成与影响》，《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第4期，万字。33、《湖北会子和关外银会子》，《宋代货币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10月，万字。34、《宋代火政考略》，《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1万字，与罗炳良同志合写。35、《关于宋代田赋征收白银的探讨》，《安徽钱币》1996年第2期，万字。36、《宋神宗时期铸行铜钱析论》，《北京金融》1996年第8期，万字。37、《宋金绍兴和议前南宋财政面临的严峻形势》，《岳飞研究》第四辑，中华书局，1万字。38、《读<通考钱币考>》，《洪皓马端临与传统文化》中国青年出版，1万字。39、《陕西铸钱监考》，《中国钱币》1998年第1期，1万字。40、《关于宋代纸币管理与形制的几个问题》，《北京钱币十年》，北京市钱币学会十周年纪念文集，1万字。41、《关于宋代祠禄制度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万字。42、《〈大冶赋〉注释商榷》，《中国钱币》1999年第1期，万字。43、《发运司与提点坑冶铸钱事》，《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万字。44、《宋代西南二京的帝后神御殿》，《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万字。45、《南宋楮币诗十首释读》，《炎黄文化研究增刊》第七辑，2000年9月，万字。46、《宋代货币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几个问题》，《转变与定型：宋代社会文化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2000年10月出版。47、《宋史人名补校》，《文献》2000年第4期（另分部分于《文史》作补白）。48、《读〈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札记节录》，《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1万字。49、《宋代官员俸禄和其他颁给分项考析》，《中华同人学术论集》，中华书局2002年5月版，万字。50、《读〈唐宋金银之研究谣代金银之用途〉札记》，《中国钱币论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9月版，万字。51、《宋代的童子举》，《文史哲》2002年第 6期，1万字。52、《宋代对铸钱业影响最大的几个铜场》，《中国钱币》2003年第3期，1万字。53、《宋代女性享受奉禄考》，《文史》总64辑，2003年第3辑，1万字。54、《南宋都城的花卉基地——马塍》，（韩）《宋辽金元史研究会第8辑别册》2003年12月。55、《宋代转运使补论》，《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谣辽金元史》2004年第3期转载。56、《宋代头子、宣头考略》，《文献》2004年第1期。57、《论宋代绢帛的货币功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58、《南宋晚期物价考论》，《文史》2004年第一辑《人大复印资料谣辽金元史》2004年第4期转载。59、《宋粮料院考》，《文史》2005年第一辑，2万字。60、《宋王朝与物价管理》，载《政府与经济发展》 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约17万字，与王茂华合作。61、《墨与宋代社会生活》，载《宋史研究论丛》第六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约万字，与胡玉合作。62、《试论〈宋史全文〉（理宗部分）的史料价值》，载《文献》2005年第4期，约万字，《人大复印资料谣辽金元史》2006年第1期转载。63、《宋朝卖官鬻爵考》，载《文史》2006年第4辑，约2、4万字。64、《宋太宗与佛教》，收入《宋史研究论丛》（第七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约1、2万字，与彭琦合作。65、《南宋后期盐政考论》，收入《盐文化研究论丛》（第一辑）巴蜀书社2005年12月版，约1、2万字，与郭兰合作。66、《试论北宋时期过度集权及其影响》，《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与史泠歌合作。67、《宋代僧人受戒制度研究》，《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68、《宋代的象棋》，《寻根》2007年第6期，与籍勇合作。69、《“八贤王”本事》，《国学》2007年第9期，与马元元合作。70、《北宋的年号寺观》，收入《宋史研究论丛》（第八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与马元元合作。71、《宋代寺院宫观中的御书阁、本命殿》，《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与王德领合作。72、《宋代保州宗室》，收入王少堂等主编《宋太祖故里与宋祖陵》，中国档案出版社2008年出版。73、《北宋中期宣抚使角色的转型》，《河北学刊》2009年第1期，与郑丽萍合作。74、《南宋王朝与观音崇拜》，《宋史研究论丛》（第九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75、《黄敏枝<宋代敕赐寺田表>补正辨析》，《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与马元元合作。76、《宋朝人的钱，多还是少？》，《国学》2009年第3期。77、《宏观把握 微观突破——简评<南宋宗教史>》，《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第1期。
《宋代交通史》（主持），国家社科规划项目，2004－2008“中国中古时期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研究”（负责子课题），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主持）2006－2009《北宋名臣——余靖》（独立承担），广东省委宣传部委托项目，2005－2006“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独立承担），中国博士後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00－2002“中国10到14世纪岭南之经略及区域社会变迁研究”， 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1BZS039，批准经费15万元。《7—16世纪中国南部边疆与海洋经略研究》，2012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项目批准号12JZD013，批准经费80万元。主要著作：1、《宋史研究丛稿》，（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3月版。2、《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7月版。3、《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4、《北宋名臣——余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5、《中国大运河史》（合著），中华书局2001年10月出版。6、《顿挫中嬗变——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西苑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主要论文：1、《宋代书判拔萃科考》，《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又载於刘海峰主编《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2、《赵宋当朝盛世说之造就及其影响——宋朝“祖宗家法”与“嘉祐之治”新论》，《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3、《宋代急脚递考》，《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又载於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1年第3期。4、《唐宋驿传制度变迹探略》，《燕京学报》新十七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5、《南宋摆铺创置时间考辨》，《文史》第63辑，中华书局2003年5月版。6、《宋代递铺种类考辨》，《文史》第51辑，中华书局2000年7月出版。7、《南宋对邮传之整饬与更张述论——兼谈朝廷与岳飞军前诏奏往来问题》，《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又载於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4年第1期。8、《关於南宋斥堠铺、摆铺的几个问题》，《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9、《“嘉祐之治”问题探论》，《学术月刊》2004年第9期。又载於《宋史研究论文集》（第十辑），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版。10、《“爱元祐”与“遵嘉祐”——对南宋政治指归的一点考察》，《学术研究》2005年第11期。又载於《宋史研究论文集》（第十一辑），巴蜀书社2006年8月版。11、《宋代文化政策宽明原因新探》，《河北学刊》2001年第5期。12、《金字牌递创设时间小考》，《江海学刊》1998年5期。13、《略谈<参天台五台山记>的史料价值》，《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二辑，中华书局2006年版。又载於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七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14、《参天台五台山记中的驿传与文牒》，《文献》2005年第4期。15、《<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所见的北宋乘轿风俗》，《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2期。16、《唐宋地志所记“四至八到”为道路里程考证》，《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4期。17、《地方志与域外汉籍：解开宋代驿传制度奥秘的钥匙——兼谈正史、政书、类书等文献对宋代典章制度记载之局限性》，（日）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文献资料学新解释的可能性》（2），2007年6月。18、《宋代交通史研究资料概说》，（日）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文献资料学新解释的可能性》（2），2007年6月。19、《唐宋中国交通中心之南移及其影响——对中国社会发展南北差别形成原因的一种解释》，（日）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文献资料学新解释的可能性》（3），2007年12月。20、《宋代西南地区交通述略》，（日）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文献资料学新解释的可能性》（3），2007年12月。21、《宋代文书传递制度述论》，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22、《宋代南方陆路交通干线沿革述考》，张其凡、范立舟主编《宋代历史文化研究》（续编）（纪念陈乐素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版。23、《宋代驿传制度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商务印书馆2004年7月版。24、《宋代驿券考略》，《经济管理与社会科学前沿研究》（中国博士後学术大会论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25、《欧阳修私撰〈新五代史〉浅论》，《宋史研究论文集》（第八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26、《宋代关津管理制度初探》，《西南师大学报》1999年第2期。27、《宋朝对边塞进出境人员及贸易的管理》，《广西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28、《运河与两宋国计论略》，《徐州师大学报》2001年第2期。29、《从宋、金国力对比看绍兴和议的签订》，《徐州师大学报》1997年第2期。30、《纵横家学说探论》，《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31、《宋代佛教的俗化》，《杭州研究》1996年第2期。32、《欧阳修与佛教关系之一辨》，《漳州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
1.《四部精华·史部》文白对译（李华瑞、郭东旭、姜锡东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版。2.《中国经济发展史·宋辽夏金元卷》（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1月版。3.《中国改革通史》（十卷本）（漆侠主编、姜锡东副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年1月版。4.《丹青难写是精神》中国改革通史·综合卷（副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5.《内外交困中的艰难抉择》中国改革通史·两宋卷（副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6.《政府与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政府职能与作用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7月版。7.《宋史研究论文集》（朱瑞熙、王曾瑜、姜锡东、戴建国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版。8. 2010年《宋辽夏金元史电子馆》（主编之一）。9.《“中华文明的历史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姜锡东、丁建军主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10.《宋元时代的高丽史资料》（1-2辑）（参与主编），韩国新书院出版社2010年11月版。11.《辽宋西夏金代通史》（课题负责人、编委之一），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版。12.《华北文献丛书·史地卷》（姜锡东、梁松涛主编），学苑出版社2012年4月版。13.《保定商会档案》（姜锡东、许平洲、梁松涛主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14.《漆侠与历史学》（主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15.《宋史研究论丛》（第五辑至第九辑由姜锡东、李华瑞主编，第十辑至十三辑由姜锡东主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2012年版。
二十世纪对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研究，从一九一九年孟真的《王国维之<宋元戏曲史>》开端 到二○○○年底结束，共八十余年，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历程一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开创期(1919-1948)；（二）重建期(1949-1977)；（三）繁盛期(1978-2000)。以下分述三期的基本情况，勾勒其发展的大体轮廓。 一、开创期 这一时期从一九一九至一九四八，整整三十年。研究开始时王国维尚未去世，研究过程中 王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加上这三十年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形势，各政治派别为了本派的利益 曲解王氏文学批评，使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呈现复杂的状况。 1.王氏文学批评研究之奠基 前三十年的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中，著名学者的评价格外引人注目。 一九一九年元旦，时值《宋元戏曲史》单行本发行不久，傅斯年就发表了以《宋元戏曲史 》为题的书评。文章一开头就说：“近年坊间刊刻各种文学史与文学评议之书，独王静庵《 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其余间有一二可观者，然大都不堪入目也。”（注：傅斯年.宋元戏曲史[M].新潮第1卷第1号，）给予王氏《宋元戏 曲史》以高度评价。文中作者体会到了王氏开创性工作的难度，罗列了王氏的精辟之论。 北京朴社一九二六年重印《人间词话》，这是《人间词话》首次单行出版，俞平伯为之作 短序。俞氏从批评方法入手高度评价这本小书，同时也指出开展研究的难度。《人间词话》 单行本刊印和俞氏的序，使广大读者更方便接触王氏的文学批评，扩大了人间词话的影响。 陈寅恪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四大教授之一，两人私交甚笃。王氏自沉后，陈为其写清华纪念 碑铭文。陈氏不仅了解王之为人，更通读他的著作。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陈寅恪写 道：“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 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 者以轨则也。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崖之可望，辙迹之可寻。” 四十年代，郭沫若比较王国维与鲁迅，对他们的学术研究，郭沫若有这样的评论：“王国 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 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注：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J].文艺复兴，第2卷第3期，.） 以上著名学者的文章只是初步的评介，并没有对王文学批评进行深入细致、系统周密的研 究。从著名学者对王国维文学批评的评价可见出王氏文学批评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 位。由于学术大师们的推崇介绍，广大读者开始接触王氏文学批评，对王氏文学批评的整体 研究逐渐兴盛起来。 2.多样化的研究 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开创期三十年中，有四篇文章经常被研究者提及。吴文祺有二篇：《 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安先生》、《再谈王静安先生的文学见解》，李长之的《王国维 批评著作批判》和壳永的《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吴文祺、壳永、李长之代表三派人， 即革命派、传统派和科学社会主义派。他们从自身的地位、思想观念出发，用不同的批评视 角研究王氏文学批评。需要说明的是，在此革命派是指主张文学革命的派别。 我们先看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吴文祺的文章。在他的第一篇研究文章中，吴氏给予王国 维新文学家的地位。“不料在二十年前酸化了的中国文坛里，居然有一个独具双眼大声疾呼 地以小说戏曲为‘文学中之顶点’的人，其见解之卓越，较之现代的新文学家，有过之无不 及，其人为谁？就是海宁王静安先生。”（注：吴文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安先生[J].小说月报，卷17号外，.）作者通过大量引用《静庵文集》中《宋元戏曲考》中的论述，如强调文学的现实价值、肯定悲剧的力量、认为文艺的目的是给人审美的愉悦 、提出文学以自然为贵、反对格律和用典，借以表达革命派的文学主张——反对文言、力倡 白话。吴氏想借王国维的学术地位，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替文学革命制造声势。 吴氏的第二篇文章是找到了以前未见材料后对第一篇的补充。作者的立场没有改变。吴氏 的两篇文章，虽说是研究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实际上是摘抄王氏的文学见解为己服务，并没 有从整体上把握王氏的文学批评。所选材料多是王前期的杂文和《宋元戏曲考》中的一部分 观点，由于《人间词话》用传统的文论样式——词话来批评古典诗词，因此在两篇文章中不 曾一见，尽管它当时极常见，影响也越来越大。作者不了解王的为人，更谈不上理解，没有 看到王氏治学道路的转变。用王氏的话说是没有“入乎其内”，自己心存己见，这样的研究 牵强之处就在所难免。另外，作者的批评方法散漫随意，多是引用材料，少分析研究，没有 进一步深入丰富本派的理论，反映了革命派早期的激进浅薄。 李长之的《王国维批评著作批判》与吴文祺的第二篇文章发表于同一期《文学季刊》。李 文与吴文的弊端大致相似，不同的地方仅在于作者所持的立场，故在此不重复。 传统派的文章是《大公报》为纪念王国维逝世一周年发表的三篇文章中的一篇，作者题为 壳永，有研究者认为实际上是吴宓写的文章，此说可从。全文用文言写成，分三部分立论。 第一部分，历史的批评。开篇盛赞王氏对文学发展过程的论述和文学作品的评判标准具有历 史的眼光。第二部分，美学的批评。吴氏突出王国维所论第二形式之美，即古雅在文学批评 中的地位，且解说王氏后从事戏曲研究并没有放弃古雅说。第三部分，伦理的批评。《< 红楼梦>评论》中有一章专门讨论《红楼梦》伦理上之价值。就象王所用“美术”一词不是 我 们今天的美术一样，“伦理”一词在此是指宗教或哲学上人生的解脱。（注：壳永.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N].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3期，.）综观此文，条理清 晰、论述谨严，较客观地反映了王的文学思想。这与作者与王国维有深交且对王中后期的学 术思想熟识于心有关。但此文也有缺陷，从作者立论的三个方面，就可看出他的派别观点。 作者第二部分过度强调了古雅在美学上的地位，而《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发表于一九 零七年《教育世界》，此时王正在进行治学道路的转变。作者忽视了这个转变，没有看到王 前期有一个“与叔本华之为伴侣之时代”（注：王国维.静庵文集·序[A].王国维论学集[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406.），也没有完全理解王前期的文学批评，如在第三 部分伦理的批评中，作者所谓的伦理道德并不完全等同于王氏文中所论之伦理。总的来说， 此文比上论两派文章更切合、更有深度，缺陷用王国维的话说是不能“出乎其外”。 朱光潜的《诗的隐和显》（关于王静安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也发表于一九三四年。 朱光潜的研究没有掺杂任何门派之见，他用诗的隐和显来代替解释王国维的隔和不隔、有我 之境和无我之境。朱氏比王国维年纪小，曾留学欧洲，接触了一些王不曾见到的文艺理论， 受二十世纪初欧洲美学思想的影响，他用谷鲁斯、立普斯的“移情说”理论，认为王氏所谓 “有我之境”实相反为无我之境，他名之曰同物之境；同样“无我之境”实为有我之境，朱 氏命名为超物之境，并且构架自己的理论体系，用了大量诗词进行论证，自成一说。（注：朱光潜.诗的隐和显[J]，人间世，第1期，.）朱光 潜的这篇文章，一改上面四篇研究论文的面貌，以自己扎实的古典诗词和通晓西学的优势， 为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研究打开了局面。可惜的是这一趋势并没有立即发展下去，直到差不多 五十年以后，纯学术研究才慢慢承续上前半个世纪的接力棒。 王国维前三十年的研究，从无到有，最后呈现多样化的研究格局，整体研究达到了一定的 高度。但与大师们的评价和王国维文学批评对中国近现代文论的深远影响比较，其研究状况 、研究水平是不相称的，还有待于拓展。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复杂，要点大致有三。其一 ，王国维所处时代及人生道路的复杂性。其二，王氏文学批评的写作发表与时代不同步，难 以形成共鸣。当王氏接受西方美学、哲学理论来改造中国古代文论时，走在时代前列；而国 内鲜有人知道、了解西欧的哲学，王氏的文章难以为时人所理解接受。王氏治中国宋元俗文 学——戏曲时，文学革命还没有开始。而当文学革命、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开始后，王 氏又回到了革命派的对立面，现实的批判掩盖了王氏曾作出的贡献。其三，其文学批评的本 身特征。如《<红楼梦>评论》的晦涩难懂、《人间词话》难以整体把握、《宋元戏曲史》 的艰深性、开创性等。 二、重建期 第二阶段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七年，也是三十年。研究主要在前十五年，后十五年由于 文化大革命，研究完全停顿。国内共有论文三十二篇，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的低潮期。 三十二篇论文中《人间词话》的研究占二十五篇，《宋元戏曲考》的研究占四篇，《<红 楼梦>评论》的研究最少，只有三篇。此期的研究，研究者尽量避开敏感话题，如王国维人 生道路、早期文学批评中受尼采、叔本华和康德思想的影响，即使做研究也无一例外的是批 批判，如佛雏的《对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再批判》、王达津的《批判王国维文学批评的哲 学依据》等。《宋元戏曲考》由于考证较多，相对较艰深，研究论文也不多。《人间词话》 解放前有几个版本，印数很大，流传广泛，内容与政治不太关联，自然研究得最多。这一时 期国内的研究紧跟政治运动的步伐，但也有学术性研究。整个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主 潮流的研究，二是重学术的研究。 按照现已成型的文学史分期，王国维应属于近代文学中的人物，文论也收入近代文论选。 由于近代文学强烈的现实性和能为政治运动服务，解放后、文革前这一段时间里，王国维变 成激进研究批判的靶子。其中林雨华的《试论王国维的唯心主义美学观》和王季思的《王国 维戏曲理论的思想本质》等就是主潮流研究的突出代表。 重学术研究的代表人物是钱仲联和周振甫。 钱仲联的文章《境界说诠证》（注：钱仲联.境界说诠证[N].文汇报，.）定义“境界”用王自己的论说材料说话，追寻“境界”说 的渊源，认为近人用艺术形象解释“境界”有一定理由，但“境界”还不完全等同于形象。 作者有感于当时研究文章的简单化倾向，自己虽然不发表很有见地的看法，但希望通过整理 相关研究资料，引导研究工作走上专业化、学术化的路子。 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具有如下特点：其一研究面狭窄，研究方法单调，导致论文质量低， 研究水平不高；其二受政治气候左右，表现出浓重的政治色彩。 与前一期的研究相比较，本期研究批判的多，肯定的少，整个研究趋于同化，缺乏另类的 声音，传统的研究在本期基本绝迹。 三、繁盛期 经统计，繁盛期共有论文三百一十三篇，虽然时间比前两个时期短，但研究文章的数量是 前两期的十倍左右。学术研究经过建国三十年的制约束缚后，在解放思想的号角声中，逐步 走 上正轨，迎来了最后二十年的辉煌。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研究是时代潮流中的一支支流，它的 发展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历程。 1.八十年代研究概况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新时期刚开始，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承袭了解放后三十年的研 究 方向，《人间词话》的研究占主导地位。七九年共有六篇研究文章，其中《人间词话》的研 究占四篇；八零年共有十三篇文章，《人间词话》研究占七篇，另有二篇研究王的美学思想 ，其取材多从《人间词话》；八一年共十二篇，五篇是《人间词话》研究，七篇是文艺美学 研究；八二年共十四篇，八篇是《人间词话》的研究，二篇是文艺美学研究。《人间词话》 是王国维的文学批评代表作，易为大多数人接受，影响最大，对它的研究在整个王文学批评 研究中占重要地位，九十年代以后仍有为数不少的研究文章。但前四年的整个研究，我们还 是能感受当时学术界乍暖还寒的基本状况。 新时期初期研究工作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对王国维文学批评中美学、哲学思想的研究。八十 年代初中期，全国掀起美学热，以美学的观点来解说文学，成为流行趋势。马克思关于“艺 术”掌握世界的思想给大家以启发，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感悟”和“妙语”理论也成为一种 思考的资源。由此形成了多数人可以接受的“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 审美反映”的观点。对王的研究也卷入这一潮流，八十年代研究王文艺美学思想的文章，占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强，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三部专著，它们分别是卢善庆的《王国维文艺美学 观》和《王国维美学思想论》、聂振斌的《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 对王国维文学批评中哲学思想的研究与美学思想的研究类似，在此不复赘述。 八十年代末期，国民经济迅猛发展，低知识群体一部分人完成原始资本积累，成为新时期 富翁，而知识分子待遇偏低，与知识分子的贡献不对称，整个学术界的研究工作受到冲击， 知识分子纷纷下海，此时也正是中国学术的转型期。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研究也遭遇同样情形 ，这一段时间表现较为低迷，论文数量相对较少，质量不高，如八九年全年仅仅只有六篇论 文，为八十年代最少的一年，其中四篇是前人已谈到的或简单的评述，只有二篇相对价值较 高，即周锡山的《王国维的戏曲美学思想》、新雨的《王国维纯粹美学观新辨》。整年的文 章与前期的研究对比没有大的突破，从视角到观点以至批评方法都缺乏新意。 2.九十年代研究概况 九十年代以后，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呈现新的面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对前期研究的 深入，比较研究工作的开展和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史的研究。 (1)对前期研究的深入 新时期前一段的研究，上面已讲到多有建国后三十年研究模式的痕迹。九十年代随着整个 大环境的改变和学术本身的转型，学术研究逐步走上正轨，一部分文章承继着八十年代的话 题深入进行研究，论文质量大幅度提高。具体表现为：其一，研究的系统化和细致化。如陈 良运的《王国维“境界”说之系统观》，魏星的《王国维“三境界”源出尼采说》；其二， 注重结合历史背景进行研究。如郭志今的《晚清启蒙思潮与王国维非功利文学论》，蔡仲翔 、李哲理的《天才、超人、赤子——从王国维的作家论看中西文化的融合》；其三，王国维 文学批评现代意义的发掘。如张新颖的《王国维现代意识的变动过程》，童庆柄的《略论王 国维文艺思想体系及其现代意义》；其四，传统研究方法的续接。如蒋哲伦的《王国维论清 真词》，赵义山的《王国维元曲考源补正》；其五，新研究领域的拓展。如《论王国维对 二十世纪楚辞学研究的理论贡献》。 (2)比较研究工作的开展 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九十年代以后在国内蓬勃发展。杨牧曾推王国维为“中 国第一位从事东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王国维文学批评无疑再恰 当不过了，这是一个前景广阔的园地，九十年代产生了一批此类文章。柯尊全的《论王国维 的古雅理论兼与贝尔的形式理论比较》、周波的《中外文学关系：康德“意象”说与王国维 “意境”说比较》、蒋英豪的《王国维与世界文学》等是中西进行比较。国内不同时期进行 比较的有易容的《王国维的人生“欲”与“美”及梁启超的“趣味”说》、解玉峰在《论两 种戏剧观念——再读宋<元戏剧史>和<唐戏弄>》、耿明奇的《王国维与王夫之文艺观比较》 等。 (3)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的研究 进入八十年代，王国维研究逐渐发展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八十年代初中期每年有为数 不少的论文，到九十年代，海内外研究王国维的专著已经出版十多种。 唐增德的《评有关王国维研究的三本书》专评陈鸿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三部专著 ——《王国维与文学》、《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王国维年谱》。唐增德认为陈氏 三部著作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极其重视王国维史料的发掘搜集工作，以此作为研 究的基础；第二个特点是陈著不仅在资料的占有和考证上十分用力，而且在研究视野的开拓 上亦颇有气魄；第三个特点是著者勇于碰硬，拨谜析疑，在许多重要的然而又有争议的问题 上，提出了有理有据的新见解。 夏中义的《王国维诗学研究之研究》是从文献学比较的角度来肯定佛雏的《王国维诗学研 究》。 3.王氏文学批评研究专著 开创期和重建期没有出现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专著，随着研究深度、广度的扩展，研究专 著出现在繁盛期。繁盛期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的专著有叶嘉莹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 佛雏的《王国维诗学研究》、卢善庆的《王国维文艺美学观》和《王国维美学思想论》、陈 鸿 祥的《王国维与文学》、聂振斌的《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祖保泉、张晓云的《王国维与 人间词话》等。下面择取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的代表专著——叶嘉莹的《王国维及文学批 评》来稍作评介。 叶著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的集大成者，此书由香港书局始印于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二年 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在国内出版发行。此书在国内一出版，国内王氏文学批评研究论文质量明 显提高，王国维文学批评专著遂如雨后春笋般破士而出。直到九十年代末，有研究文章还在 完全袭用叶嘉莹此书中的观点，如代迅的《成功与失误：王国维融会中西文论的最初尝试》 。叶氏此书可以说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繁盛期的扛鼎之作，自然也是八十年来王氏文学 批评研究的权威著作。具体在书中体现为结构完整和论说细密。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分两部分。第一编主要介绍王国维的生平。焦点在于第二章王国 维死因的探讨，第二章第一节叶氏罗列了王国维自沉原因的几种不同说法，第二、三节抓住 王氏自沉原因中的三种主要关系，即王氏与罗振玉、清室、民国政府的关系，弄清了这三种 关系，王氏自沉之原因就跃然纸上。而第一章从性格与时代论王国维治学途径之转变，则 是王氏之死和王氏文学批评研究的铺垫。第一章第一节叶嘉莹认为王氏的个性有三个鲜明的 特点。一是知与情兼胜的禀赋，二是忧郁悲观的天性，三是追求理想的执着精神。叶嘉莹对 王氏性格的研究，发前人所未发，三点结论有根有据，读后对王氏为人及文学批评的理解豁 然开朗。第二节时势对王氏的影响，主要是两次事变对王氏治学道路的影响。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二编探讨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占了全书差不多百分之八十的篇 幅，是全书的重点。第一章是序论。初步介绍王国维的二组文学批评，一组是以《<红楼梦> 评论》为主的前期杂文，一组是《人间词话》和同时期风格相近的一部分文章。而王氏的《 宋元戏曲考》叶嘉莹则没有提及，全书中也没有论及。 第二章探讨静安先生早期的杂文。即第一章所谓的第一组文学批评。第一节作者总论王氏 早期杂文，归纳出这些杂文中表现的几方面的文学观念。第一反功利的文学观，第二王国维 文学批评中的美学观念，第三是王氏对衡量文学作品之内容所持的价值观念。叶嘉莹的研究 特别注重分析，在归纳出结论后，他往往要探究出原因。在第一章中这样的例子时而可见， 在此，作者也分析了王国维这几点文论观点形成的三点原因：性格、西方影响、中国传统， 而且注意到每点观念中的这三方面所占比重。《<红楼梦>评论》理所当然是这一章的重点， 第三节全部讨论《<红楼梦>评论》，在介绍了此文后，作者对《<红楼梦>评论》一分为二的 评价，一方面是此文的长处，如：第一他认为《<红楼梦>评论》全以哲学与美学为批评之理 论基础，在七十年前的晚清时代，能够具有如此的眼光识见，便已经大有其过人之处；第二 ，批评体系的建立；第三，辨妄求真的考证精神。另一方面，《<红楼梦>评论》有一个无可 挽回的缺点，即完全用叔本华的哲学来解说《红楼梦》。在此节中，论缺点所占篇幅远远大 于优点，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此文的评价态度，前面当作者谈读此文的意义时，也是将对现 在的借鉴价值放在突出位置。叶氏在书中条分缕析，其说最为详备。此书印行后凡评价《< 红楼梦>评论》的文章都承袭叶氏的观点，此论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对《<红楼梦>评论》最权 威的评判。 第三章是下编的重点，论王氏文学批评代表作——《人间词话》。叶氏研究王国维自己编 定发表于《国粹学报》上的六十四则词话，把前九则定位为批评理论之部，后五十五则为批 评实践之部，此说是叶氏新创。王国维长期徘徊于旧传统、新理论之间，王氏写作《人间词 话》时正在逐渐回归传统学术，但王氏早年接触的西学却并没有完全抛弃，逻辑谨严、论辩 缜密也是王氏后期治甲骨、金石、史地之学的行文风格。对《人间词话》结构的安排可见出 王氏的苦心孤旨，同时也显现了叶氏治学的细致精微。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如关于《人间词 话》中的“境界”说，三年后在《宋元戏曲考》中都改为“意境”。解释这个现象时，普遍 的看法是认为王氏晚年修改前说，复用中国文论的旧范畴。而叶氏考究王氏文论，发现《人 间词话》的一年之前，又曾用它于《人间词话》已脱稿的三年之后，而且‘意境’二字之表 面字义又较‘境界’二字尤易为人所了解和接受，那么何以他在论词之专著《人间词话》一 书中，于标示他自己评词之准则时，却偏偏不选用一般人所认为易解的‘意境’二字，而却 选用了较难为人理解的‘境界’一词？以静安先生一向治学态度之谨严，其间自然必有其所 以选用‘境界’一词的道理，也就是说，‘境界’一词之含义必有不尽同于‘意境’二字之 处。”（注：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189-190.）不同之处在于“静安先生之选用此词，原来就特别重于其可以真切生动的感受及表 达之特质，而此种感受又兼内在之情意与外在之景物而言，是则境界一词盖原已含有一般指 作品中‘情意’或‘景物’的习惯用法之意。而无论其为‘情意’或‘景物’，既已表现于 作品之中，当然便也有一般习用的指作品中的一种抽象之界域之意。再就其可以作为衡量一 篇作品的艺术成就之基准言，当然也会有某一阶段或某一层次的意味。”（注：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96.） 叶氏系统受过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熏陶，推理思辩能力极强，明显让人感觉不同于建国后 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书中论述的逻辑性卓异于国内的学者。 截止二零零零年，全国共召开了三次王国维学术研讨会。它们分别是一九八七年六月八日 至十二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国际王国维学术研讨会”，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至二十七日在海宁召开的“海峡两岸王国维学术研讨会”，一九九七年在海宁召开的“九七 王国维戏曲史论学术研讨会”。华东师范大学于一九八三年、一九八七年、一九九零年出版 了了三集《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研讨会的召开和论文集的出版促进了王国维文学批评的 研究。 综观王氏文学批评研究的繁盛期，研究工作逐步脱离时代和政治影响，学术走上前沿，学 术个性得以张扬，尤其是九十年代的研究，这十年是王氏文学批评研究八十年来最重要的十 年，也是与前两期显著不同的十年。 展望本世纪的研究。就材料来说，《宋元戏剧史》及与其同期相关论文的研究应加强；就 研究方法来说，比较研究还大有作为，新的研究方法还需不断寻求运用，如其它学科的观念 和方法，文化学研究视角等；就研究态势来说注意深入细致与整体研究并重，深入细致还有 许多工作可做，如王国维写出《<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的个性心理研究，对王国 维文学批评的接受研究，由微观的研究作为基础来促进整体的研究工作。^
王国维之死，是一个世纪的谜语，但总觉得他是为“忧心”而死。他找到叔本华做他的精神引领，而从叔本华那里领会到的悲观主义恰好促成骤然赴死的决心。“人生问题，往复胸臆”，度量王国维的一生，寻觅于哲理，探求于史学，往复于“人生”。他在探索史学上做出现代少有人与之比肩的大贡献，问题在于，他的死是不是说明他往复于“人生”的途中，寻寻觅觅，终而冻馁于野，无得归所？ 其实，王国维也不仅是为“忧心”而死，他的遗言就是明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反顾”。他死的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世变”。如梁启超所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他也是为“文化”而死。凡是一种旧文化消逝，总有为此旧文化徇死的人。王国维属于这样的“前朝忠臣”。陈寅恪等人为王国维的骤逝，也由衷发出自己的感慨。如此复见王国维之死也并非忧一己之心。王国维死时也是很从容的，据颐和园园丁云，“先生约上午十点钟左右进园”，“初在石舫前兀座，久之，复步入鱼藻轩中，吸纸烟”。一个对自己的精神意义世界寻觅无着的人，会如此安详地从容他界吗？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一为“殉清”说。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 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 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二为“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 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回答者：天之翔云 - 秀才 二级 11-5 18:17 -------------------------------------------------------------------------------- 您觉得最佳答案好不好？ 目前有 0 个人评价 50% （0） 50% （0） 其他回答 共 2 条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他衣袋中有一封给家人的遗书，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 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遗书是前一天写下的。前一天清华研究所已放暑假，师生于工字厅开惜别会，王国维亦参加，与人作别如平时，因此他是从容赴死的。 其老友陈寅恪先生对其自沉有殊解：“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王国维为一代治学巨匠，其所遗《人间词话》被奉为文学批评之圭臬。 王国维为何自杀 1927年6月2日上午，中国20世纪杰出的学术大师王国维，正值其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消息甫传，顿使海内外学界同深哀悼。人们在痛惜他“中道而废”之时，更竞相揣度其不明不白自沉的原因。70余年来，猜测、推论，诸见纷陈而时有新见，又因各执一隅而难以定论，遂成20世纪中国文化界一大“公案”。 王国维自沉年代，正值中国社会处于激荡变革之际。1924年，冯玉祥兵临北京，逊帝溥仪被逐出宫。1926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后，北洋系统的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北洋政府分崩离析，京畿之地草木皆兵。此时，王国维任教的清华校园也失去往日宁静。 据当年的当事人回忆，其时王国维虽然日常言行无异常时，但言及时局，辄神色黯然，有“避乱移居之思”。而当时，他生活与精神上的依托者罗振玉已携眷东渡，梁启超养疴津门。生性孤僻的王国维与他人少有交往，唯与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过从颇密。6月2日早晨，王国维忽然找到吴宓，说有事将外出，需借用5元钱。接钱后就出校门雇人力车急行而去。到了下午，家人找到吴宓处，说他没留片言出门至今未回。吴宓便着人四处寻觅，后从车夫处得知一长者去了颐和园，众人便到颐和园，也是遍寻不得。后来又从管理员处得知，有一长者曾在排云殿鱼藻轩字走廊徘徊多时。大家又寻踪找去，只见一地烟蒂，却不见人影。忽见稍远一点地方水中似有人影，有人就下水探寻，果然触到一人体，头没于湖底泥中，而后背衣衫还未完全浸透——正是已死多时的王国维。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一为“殉清”说。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二为“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郭汾阳（光明日报.）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著有《静安文集》。 1907年起，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辛亥革命后以清室遗老自居。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 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 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五品）。 次年冬天，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胡适、顾颉刚等人邀约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仅任教授；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 1927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也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 当时的一些清朝遗老把王国维比作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认为“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 参考资料：光明网 回答者：lmasdf - 见习魔法师 三级 11-5 18:18 -------------------------------------------------------------------------------- 王国维早年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外语，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后来却又被其利用，激愤之下，不肯偷生！ 1922年在溥仪的紫禁城小朝延内当五品官“南书房行走”，并得到了“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的封赏。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由于自己的阶级局限性，思想极其郁闷，留下“经此世变，义地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个人恩怨，“国家”存亡，圣人亦难免于俗世，死因大概如是，请各位方家指教！
王国维： 旧红学家中，有一位既不是评点派，也不是索隐派、题咏派，而是自成一派的，他就是王国维。王国维是最早从哲学与美学的观点来批评《红楼梦》之艺术价值的红学家。王国维首先建立了以哲学和美学双重理论基础的文学批评体系，其次他提出辩妄求真的考证精神，使红学的研究能脱离旧红学的猜谜式的附会。 新红学主要派别及思潮
1 、《论两种戏剧观念》，《研究》 1999 年第 1 期2 、《明代曲论中的当行论》，《学术月刊》 1999 年第 9 期；3 、《南戏本不必有“套”，北剧原不必分“折”》，《中华戏曲》总第 25辑，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 年版。4 、《北杂剧“外”辨释》，《文献》 2000 年第 1 期5 、《北杂剧“冲末”辨释》，《中华文史论丛》总第 62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6 、《“悲剧”、“喜剧”与中国戏曲研究及其它》，《戏剧艺术》 2000年第 3 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戏曲、戏剧研究” 2000 年第 6期转载；7 、《 20 世纪元曲研究刍议》，《南京大学学报》 2001 年第 1 期，《新华文摘》 2001 年第 5 期转载；8 、《读南图馆藏李开先〈改定元贤传奇〉》，《文献》 2001 年第 2 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01 年第 10 期转载；9 、《“过锦”纵横》，《戏史辨》第 2 辑，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1 年版10 、《元曲杂剧“题目正名”推考》（台湾）《民俗曲艺》第 140 期（传统戏曲专辑 Ⅱ）， 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 2003 年 6 月版11、《20世纪中国戏剧艺术特征研究之述评》，《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12、《吴瞿安先生与20世纪中国戏剧的研究》，《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13、《 巫风傩影中的迷失 —评田仲一成〈中国戏剧史〉》，《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 2004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戏曲、戏剧研究》2004年第6期转载；14、《九十年来中国昆曲研究述评》，《南师大学报》2005年第1期15、《20世纪戏曲文献之发现与南戏研究之进步》，《文献》2005年第1期16、《也谈中国昆曲作为“文化遗产”的保存问题》，《戏剧艺术》2005年第1期17、《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之今读》，《文学遗产》2005年第2期18、《近代以来京剧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戏曲艺术》2005年第1期19、《试论20世纪前期的中国戏剧研究》，《求是学刊》2005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舞台艺术》2006年第3期转载20、《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戏剧研究》，《东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21、《脚色制作为中国戏剧结构体制的根本性意义》，《文艺研究》 2006年第5期22、《论角儿制》，《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23、《百年中国戏剧学刍议》，《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3期24、《元剧“楔子”推考》，《戏剧艺术》2006年第4期
落花之下的独立人——从宋词中的落花意象浅析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关键词】 落花 命运偶然性 文人的个人际遇 家国忧患意识【内容摘要】宋词中的意象浩如烟海，本文将选取“落花”这一意象，从士大夫阶层、失意文人以及女性词人，三个层面，结合具体作品，和词人写作时的背景和心态，试分析“落花”意象在宋词中的特殊意蕴和内涵，及其中所表达的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和家国意识。花在一个春天完成从盛开到凋落的生命周期，提示着四季循环，暗示着时光流逝。落花凋零，飘摇随流水，太多的人看到这样的一幕，都会觉得一种不可自制的悲伤。这是因为，花之迅速凋落，乃是“人之生死、事之成败、物之盛衰”的缩写。叶嘉莹先生在《迦陵论诗从稿》中也曾这样写道：“枝头上憔悴暗淡的花朵，较之被狂风吹落的满地繁红更加使人觉得难堪。后者虽使人对其夭亡深怀惋惜，而前者则使人清清楚楚地认识到生命由盛而衰，由衰而灭的残酷的事实。后者属可避免之偶然的意外，前者则是不可逃避的一切生物之终结的定命。” 看落花的人，由落花生命的逝去，而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就如同飘忽不定的落花一样偶然,毫无定则。从而，产生了一种，命运无常的悲戚心理。落花便由一种单纯的自然事物，转变成为了一种富有丰富的艺术内涵的意象。其实，最早提出这种落花意象中所蕴含的人类命运偶然观的是南朝的范缜。在《南史范缜传》中，这样写道：“竟陵王子良精言佛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开藩篱落于粪溷之中。”这段话是他与竟陵王萧子良就关于因果报应说所作的辩论。范缜说，“人生好象落在地上的花朵，有些花朵被风吹落到厅堂里，飘落到席子上，坐垫上，正如你一样出身高门，享受富贵；而有些花瓣被吹到粪坑里，就像我，一生不幸。”这即是说，人的富贵、贫贱，只不过是偶然的遭遇不同罢了。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富贵贫贱完全是自然的偶然现象。它包含了一种不可知论的前提，即人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只能听其自然安排，个人是无能为力的。综观宋词史，在宋代诗人的词作中，落花意象比比皆是，有约六百多首。写花开的少，写花落的多。因为宋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具有纤巧细致的特点，更容易表现优美、悠闲或忧愁的情绪。故而，落花这种美丽、短暂、动态的意象，以忧伤之美，给词人留下的印象必然更为深刻。飘零的落花中，弥漫着春光不再、青春不再、美人迟暮的感慨与恐惧。缤纷的落花是宋词中伤春主题的核心意象。在词中，落花意象染上更多个人境化、女性化的色彩。同时，又由于作者的地位、身份、所处情境的不同，落花意象中所包含的思想内蕴也不尽相同。但是，我认为，采用落花意象中的词人，通常是借落花来感时伤物的，表达那种生命易逝、命运难料的情怀。在描写落花的时候，大多处于一个抑郁不得志的状态。对“落花”意象的表述，是一个由外在意象对内心世界进行表述的过程。从历史上看，首先，宋代是一个重文抑武，优渥文人的时代。为了适应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科举成为了入仕的主要途径，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从而形成了读书办学和研究学术的社会风气。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质。明朝徐有贞在《重建文正书院记》中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盛过之。”宋代统治者，鉴于前朝之教训，对文化没有实行专制，使学术思想得以活跃。宋代知识分子吸取了佛、道理论，与儒学相结合，形成了与“汉学”相对立的“理学”，以及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境遇的探寻。但是，他们可以论政，却仍然是统治者手中的筹码。其次，在经济方面，宋代基本做到了长治久安，商业繁荣。这也使宋代文学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宋朝的发展是一个从北方向南方的迁移过程。北宋前期境内比较安定，但是，在逐渐迁移的过程中，国势渐微，尤其是到了南宋，国力已大不如前。这也造成了南渡之前后词人词作的不同。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文化土壤,才有助于宋代词人心态和价值取向的孕育和形成。而价值取向和处世心态一旦确立和稳固，宋代词人才会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配下，随心而动，去实现冶游、饮酒、隐逸、谪居、参禅等多彩的人生体验。我大体上将宋代的知识分子分为三类，将从三个类别分述之。第一类是士大夫阶层。他们多沉浮于宦海，有报国之心，却难以为统治阶级所真正接纳，从而产生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这一类型，在宋代词人中占了较大的比重。以晏殊、欧阳修为例。提起落花词，不得不提晏殊。晏殊以一寒门士子而至于位极人臣，但是，检索晏殊长达五十年的仕宦生涯，其于政治历史却无足以彪炳史册的突出建树。晏殊的性格，中庸之气稍重，不是那种不避风险，敢于斗争的人。经多年宦海风波的历练,他养成了处事圆通的习惯。这种性格，以及他的家世背景，必然导致了他虽身居高位，但却无法很好的施展抱负的状况。落花的意象，可以自然为他表达对个人际遇的无奈和悲哀。在耳熟能详的《浣溪沙》中，他这样写道：“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其中，“ 怜取眼前人”一句，语出自元稹《会真记》中的崔莺莺诗：“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这是宴会上即兴之作。下片首两句虽然仍是念远伤春，但气度较大，从放眼河山到风雨惜别，引出眼前人，并与上片别宴离歌前后呼应。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定义此首为伤别之作。起句，叹浮生有限；次句，伤离别可哀；第三句，说出借酒自遣，及时行乐之意。换头，承别离说，嘹亮入云。意亦从李峤“山川满目泪沾衣”句化出。“落花”句就眼前景物，说明怀念之深。末句，用唐诗意，忽作转语，亦极沉痛。通过“落花”这两个富有生命流逝色彩的意象，明确地集中和体现了 “伤逝”之情。而因为春和美好生命的明显关联，对 “伤春”主题的揭示就等于展示了抒情主人公对美好年华的留恋，而时间性作为规定此在之 “在世”的基本性质，就在这种特殊的、在本质上是对生存本身的 “留恋”中被揭示出来。可以设想，假若没有这两个负载着主人公万千情思的生命化意象，此在又如何能从 “生命”自身中直观地感受到生命流逝的痕迹呢？晏殊需要以“落花”中所蕴涵的这种哲学人生观作为化解痛苦的灵药，其中包含着的无理性,不公平,可以,使他聊以平息底里矛盾的声音,得到短暂的心灵超脱。而欧阳修与晏殊又有着很大同。虽欧阳修词作不多，但仍多次出现了“落花”的意象。如《蝶恋花》中：“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里所谓“乱红”即是落花。此词写暮春闺怨，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你可以参考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对你来说,它应该是有价值的。
摘要：苏轼是经历北宋中期到后期的文学大家，他上承以欧阳修为文坛盟主的北宋中期诗文革新运动大潮，将诗、文、词等诸种文学艺术样式推向了北宋的最高峰，下开“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加上李廌、陈师道，又称为“苏门六君子”）等人才辈出的局面，成为欧阳修之后更为杰出的文坛领袖。文章对苏轼生平、思想、创作道路以及苏文、苏诗、苏词作详细介绍，并对苏轼在宋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和影响加以评价。关键词：苏轼 苏轼散文、辞赋、四六 苏诗 苏词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 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要敢于革新独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 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他是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大家，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一、苏轼的古文和辞赋、四六（一）、苏轼的文道观与苏轼散文的艺术风格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认为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答虔倅俞括》）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此点与《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相同）。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象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苏轼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热心奖掖后进，培植不少人才。他的作品在宋代广为流传，对宋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苏诗受到金代诗人、明代公安派作家和清代宗宋派诗人的推崇。苏文长期沾溉后学，其小品随笔更开明清小品文的先声。史论、政论—苏轼擅长写议论文。谈史议政的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大都是同苏轼政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作品。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除有一部分大而无当带有浓厚的制科气外，确也有不少有的放矢、颇具识见的优秀篇章。如《进策》、《思治论》、《留侯论》等，见解新颖，不落窠臼，雄辩滔滔，笔势纵横，善于腾挪变化，体现出《孟子》、《战国策》等散文的影响。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韧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2小品文史论、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所写书札尺牍如《上梅直讲书》、《与李公择书》等，大都随笔挥洒，不假雕饰，使人洞见肺腑。随笔、杂感、琐记，写人记事，言简而明，信笔挥洒，颇饶情致。如《记承天寺夜游》、《记游松风亭》，随手拈来，即有意境和性情。此类文字，实开晚明小品文一派。另有《仇池笔记》，亦系后人辑录而成。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正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例如《日喻》中的两段比喻：作者： .* 2006-7-8 11:05 回复此发言 删除--------------------------------------------------------------------------------2 论苏轼的文学成就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造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龠，以为日也。日之与钟，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浮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于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此文论证了对事物的认识不能依赖片面的见闻，必须经过实践才能掌握事物规律和道理，说理十分透辟。但它的说理是借助生动的事例，或者说是通过形象来展现的，所以它给读者的印象不但深刻，而且生动鲜明，既能使人得到知性的认识，又能带来审美的愉悦。3叙事记游之文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叙事记游的散文在苏文中艺术价值最高，有不少广为传诵的名作。记人物的碑传文如《潮州韩文公庙碑》，记楼台亭榭的散文，如《喜雨亭记》。其写景的游记，更以捕捉景物特色和寄寓理趣见长，如《石钟山记》、前后《赤壁赋》，即地兴感，借景寓理，达到诗情画意和理趣的和谐统一。苏轼的记叙体散文,常常熔议论、描写和抒情于一炉，在文体上，不拘常格，勇于创新；在风格上，因物赋形，汪洋恣肆；更能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字的影响。《石钟山记》是一篇以论说为主的游记，它围绕石钟山的得名，根据实地考察的见闻，纠正前人的说法，并引申出没有“目见耳闻”的事物，不能“臆断其有无”的哲理，思路清晰，论证透辟。尤其可贵的是此文的议论是在情景交融的优美意境中逐步展开的，例如写月夜泛舟察看山形一段：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仞，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宵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寥寥几笔即画出一个幽美而又阴森的境界，读之恍如身临其境，作者赏幽探险、务实求真的情怀也随之展现无遗。而情景交融的描写又是直接配合议论的，堪称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由于苏轼作为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即止，很少有芜辞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寺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二）、苏轼的辞赋和四六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取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如写景的一段：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幽美、澄澈的景色与轻松愉悦的心情构成开阔明朗的艺术境界，而那种渺渺茫茫、若有若无的虚幻感觉，又直接为后文写超然物外的人生哲理作了铺垫，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表达能力和语言技巧。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典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情情之作。如《谢量移汝州表》：作者： .* 2006-7-8 11:05 回复此发言 删除--------------------------------------------------------------------------------3 论苏轼的文学成就只影自怜，寄命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二、苏轼的诗苏轼今存诗2700多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彩。同情人民、关心生产是苏诗的一个突出内容。但更多地方则针砭了新法的流弊。部分关怀生产的诗歌，如《次韵章传道喜雨》、《答吕梁仲屯田》、《石炭》、《秧马歌》、《游博罗香积寺》等，表现了人民的痛苦，针砭了时弊,情真语挚，朴实无华，对前人很少涉及的社会题材，多所开发，取材广泛，命意新颖。苏轼的写景诗和理趣诗，艺术价值最高，最为脍炙人口。《游金山寺》、《望海楼晚景》、《望湖楼醉书》、《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描绘了长江夜色、江南晴雨、西湖胜景；《登常山绝顶广丽亭》、《百步洪》、《登州海市》等诗，则逼真地描绘了江北的地方风物和名胜。苏轼不但善于观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不同特点，而且以欣喜爱悦的感情描绘了农村环境的清新朴厚。在岭南所写的农村景物诗，体现出作者同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融洽的关系。苏轼善于从日常生活和普通自然小景中悟出新意妙理，发人所未发，写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诗。如《题西林壁》、《琴诗》、《泗州僧伽塔》等篇，即景寄意，因物寓理，意在言外，余味不尽。还有些诗常常满涵着爽朗乐观的情趣，体现出不畏逆境，傲视磨难的精神。苏诗奔放灵动，逸态横生，才思四溢，触处生春，艺术上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苏轼体察敏锐，诗笔爽利，无论描写风光、物态和人情，都可做到写物传神，颇饶情韵。苏诗想象丰富，奇趣横生，比喻新颖贴切，引人入胜。苏诗有时直抒胸臆，议论英发，文思如潮，极富气势。苏轼对古近各体均能驾驭自如，但更长于古体和七言。他的七古波澜壮阔，变化莫测，最能体现奔放的才情，妙笔驰骋，奇气横溢。五古则写得朴厚无华，词清味腴，以自然入妙见胜。苏轼的七律也很出色，气韵天成，格调流丽圆转，略与白居易、刘禹锡诗风相近，而更为奇警。苏轼对五言近体用力较少，五律五绝不多，而七绝则写得精美明快，有不少传诵颇广的名篇。（一）、苏诗题材取向1、向外：积极干预社会现实——“一肚皮不合时宜”——批判现实通过描写民生疾苦（天灾人祸）表达对现实的批判。蝗旱之灾：《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老农释耒叹，泪入肌肠痛。”洪涝之灾：《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官自倒帑廪，饱不及黎元。”赋役之祸：《吴中田妇叹》：“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通过反思历史以批判现实。如《荔枝叹》：2、向内：进行深入的人生思考——哲理的思索——苦闷与超脱——乐观旷达的精神（“心如已灰之木，身似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哲理的思索。《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3、苦闷与超越。深刻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苏诗中虽然时时有传达逆境中的苦闷者，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则表现出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写苦闷者，如《寒食雨二首》，写“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生活困境和“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心态，语极沉痛。4、体现乐观、表现超越者。如《初到黄州》有“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之句，黄州、惠州、儋州，皆东坡贬谪流放之地，苏轼能从贬谪流放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以幽默的笔调化解之，其乐观旷达的精神可见一斑。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笔势飞腾，辞采壮丽，并无衰疲颓唐之病，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作者： .* 2006-7-8 11:05 回复此发言 删除--------------------------------------------------------------------------------4 论苏轼的文学成就这是苏轼从儋州遇赦北归时所作，诗中流露出战胜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宠辱不惊的阔大胸怀，气势雄放。（二）、苏诗艺术风貌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1）翻新出奇的艺术技巧苏诗比喻生动新奇，层出不穷。《南园》“春畦雨过罗纨腻”《百步洪》连用七喻描摹奔水：“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妙喻连生。苏诗用典稳妥精当，浑然天成。作诗安慰落第的李廌云：“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堪称用典精妙的范例。苏诗对仗既精工又活泼流动，构思打破常规。《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山忆喜欢劳梦远想，地名惶恐泣孤臣。”看似平淡实则奇警，看似松散实则精练，诗中几乎不可复睹具体的技巧，因为它的艺术追求是从整体上着眼的。（2）无与伦比的表现能力。赵翼《瓯北诗话》云：苏轼“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临流照影，汲水煎茶，在东坡笔下都写得格外生动有趣。《泛颍》“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续丽人行》咏周昉美人画“背面欠伸内人”，从虚从着笔，推想画中人之美貌“若教回首却嫣然”。化难为易，举重若轻。（3）刚柔兼济的“清雄”风格苏轼转益多师，曾模仿过陶、李、杜、韩、孟诸家，乃至诗友黄庭坚的诗风，都能惟妙惟肖。体现出多元化的审美情趣。苏轼尤其重视两种相互对立的风格的融合，在他的创作中，十分注意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互相渗透互相调节。毫无疑问，苏诗主导风格是雄放，有些作品甚至有粗豪而少余蕴的缺点，然而苏诗中许多佳作已经做到了刚柔相济，从呈现出“清雄”的风格。三、苏轼的词在北宋词坛上，苏轼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从今存三百四、五十首东坡词来看，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是多方面的。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境。他以健笔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来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篇。苏轼在词中,更多地倾入自我，表现个性。（满江红）“江汉西来”即景怀古，用祢衡的遭遇暗寓愤懑不平的感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他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改革，最终突破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成为一种可与诗相提并论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苏词直到清代，仍为陈维崧等词家所宗法。（一）、诗词一体的词学观。苏轼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词“为诗之苗裔”（《祭张子野文》）词“自是一家”（《与鲜于子骏》）（二）、对词境的开拓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抟抟。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人，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作者： .* 2006-7-8 11:05 回复此发言 删除--------------------------------------------------------------------------------5 论苏轼的文学成就既表现了他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以后复杂的人生感慨。《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分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笑谈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向外在的世界拓展.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生活交际、闲导读书及躬耕田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大自然的壮丽景色。苏词对自然山水的描绘，或以奔走流动的气势取胜，如“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满江红》，或以清新秀美的见称，如“山雨潇潇过，溪桥浏浏清。小园幽榭枕苹汀，门外月华如水，彩舟横。”（《行香子·过湖州作》）有的则把对自然山水的观照和对历史人生的反思结合起来，在雄奇壮阔的自然美中融注入深沉的历史感和人生感慨，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用自己的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三）、以诗为词所谓以诗为词，就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元佑词人以诗文句法入词，始于苏轼。具体表现：1、题序的大量使用2、典故的运用四、苏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综上所述，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从文学史的范围来说，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其一，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其二，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所以，苏轼受到后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必然。苏轼在当时文坛享有极大声誉，是欧阳修之后的文坛盟主。苏门四学士，秦、黄、陈、张苏门六君子，秦、黄、陈、张、晁、李苏轼影响下的文人。李格非、李之仪、唐庚、张舜民、孔平仲、贺铸等。总之，苏轼是个文艺全才，诗、散文、词、书法、绘画都有杰出的成就。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均对当时与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参考文献：〔1〕唐圭璋：《全宋词》，中华书局，1999年1月新1版〔2〕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月版〔3〕王兆鹏：《唐宋词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4〕王水照：《苏轼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