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对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研究，从一九一九年孟真的《王国维之<宋元戏曲史>》开端 到二○○○年底结束，共八十余年，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历程一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开创期(1919-1948)；（二）重建期(1949-1977)；（三）繁盛期(1978-2000)。以下分述三期的基本情况，勾勒其发展的大体轮廓。 一、开创期 这一时期从一九一九至一九四八，整整三十年。研究开始时王国维尚未去世，研究过程中 王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加上这三十年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形势，各政治派别为了本派的利益 曲解王氏文学批评，使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呈现复杂的状况。 1.王氏文学批评研究之奠基 前三十年的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中，著名学者的评价格外引人注目。 一九一九年元旦，时值《宋元戏曲史》单行本发行不久，傅斯年就发表了以《宋元戏曲史 》为题的书评。文章一开头就说：“近年坊间刊刻各种文学史与文学评议之书，独王静庵《 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其余间有一二可观者，然大都不堪入目也。”（注：傅斯年.宋元戏曲史[M].新潮第1卷第1号，）给予王氏《宋元戏 曲史》以高度评价。文中作者体会到了王氏开创性工作的难度，罗列了王氏的精辟之论。 北京朴社一九二六年重印《人间词话》，这是《人间词话》首次单行出版，俞平伯为之作 短序。俞氏从批评方法入手高度评价这本小书，同时也指出开展研究的难度。《人间词话》 单行本刊印和俞氏的序，使广大读者更方便接触王氏的文学批评，扩大了人间词话的影响。 陈寅恪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四大教授之一，两人私交甚笃。王氏自沉后，陈为其写清华纪念 碑铭文。陈氏不仅了解王之为人，更通读他的著作。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陈寅恪写 道：“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 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 者以轨则也。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崖之可望，辙迹之可寻。” 四十年代，郭沫若比较王国维与鲁迅，对他们的学术研究，郭沫若有这样的评论：“王国 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 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注：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J].文艺复兴，第2卷第3期，.） 以上著名学者的文章只是初步的评介，并没有对王文学批评进行深入细致、系统周密的研 究。从著名学者对王国维文学批评的评价可见出王氏文学批评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 位。由于学术大师们的推崇介绍，广大读者开始接触王氏文学批评，对王氏文学批评的整体 研究逐渐兴盛起来。 2.多样化的研究 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开创期三十年中，有四篇文章经常被研究者提及。吴文祺有二篇：《 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安先生》、《再谈王静安先生的文学见解》，李长之的《王国维 批评著作批判》和壳永的《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吴文祺、壳永、李长之代表三派人， 即革命派、传统派和科学社会主义派。他们从自身的地位、思想观念出发，用不同的批评视 角研究王氏文学批评。需要说明的是，在此革命派是指主张文学革命的派别。 我们先看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吴文祺的文章。在他的第一篇研究文章中，吴氏给予王国 维新文学家的地位。“不料在二十年前酸化了的中国文坛里，居然有一个独具双眼大声疾呼 地以小说戏曲为‘文学中之顶点’的人，其见解之卓越，较之现代的新文学家，有过之无不 及，其人为谁？就是海宁王静安先生。”（注：吴文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安先生[J].小说月报，卷17号外，.）作者通过大量引用《静庵文集》中《宋元戏曲考》中的论述，如强调文学的现实价值、肯定悲剧的力量、认为文艺的目的是给人审美的愉悦 、提出文学以自然为贵、反对格律和用典，借以表达革命派的文学主张——反对文言、力倡 白话。吴氏想借王国维的学术地位，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替文学革命制造声势。 吴氏的第二篇文章是找到了以前未见材料后对第一篇的补充。作者的立场没有改变。吴氏 的两篇文章，虽说是研究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实际上是摘抄王氏的文学见解为己服务，并没 有从整体上把握王氏的文学批评。所选材料多是王前期的杂文和《宋元戏曲考》中的一部分 观点，由于《人间词话》用传统的文论样式——词话来批评古典诗词，因此在两篇文章中不 曾一见，尽管它当时极常见，影响也越来越大。作者不了解王的为人，更谈不上理解，没有 看到王氏治学道路的转变。用王氏的话说是没有“入乎其内”，自己心存己见，这样的研究 牵强之处就在所难免。另外，作者的批评方法散漫随意，多是引用材料，少分析研究，没有 进一步深入丰富本派的理论，反映了革命派早期的激进浅薄。 李长之的《王国维批评著作批判》与吴文祺的第二篇文章发表于同一期《文学季刊》。李 文与吴文的弊端大致相似，不同的地方仅在于作者所持的立场，故在此不重复。 传统派的文章是《大公报》为纪念王国维逝世一周年发表的三篇文章中的一篇，作者题为 壳永，有研究者认为实际上是吴宓写的文章，此说可从。全文用文言写成，分三部分立论。 第一部分，历史的批评。开篇盛赞王氏对文学发展过程的论述和文学作品的评判标准具有历 史的眼光。第二部分，美学的批评。吴氏突出王国维所论第二形式之美，即古雅在文学批评 中的地位，且解说王氏后从事戏曲研究并没有放弃古雅说。第三部分，伦理的批评。《< 红楼梦>评论》中有一章专门讨论《红楼梦》伦理上之价值。就象王所用“美术”一词不是 我 们今天的美术一样，“伦理”一词在此是指宗教或哲学上人生的解脱。（注：壳永.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N].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3期，.）综观此文，条理清 晰、论述谨严，较客观地反映了王的文学思想。这与作者与王国维有深交且对王中后期的学 术思想熟识于心有关。但此文也有缺陷，从作者立论的三个方面，就可看出他的派别观点。 作者第二部分过度强调了古雅在美学上的地位，而《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发表于一九 零七年《教育世界》，此时王正在进行治学道路的转变。作者忽视了这个转变，没有看到王 前期有一个“与叔本华之为伴侣之时代”（注：王国维.静庵文集·序[A].王国维论学集[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406.），也没有完全理解王前期的文学批评，如在第三 部分伦理的批评中，作者所谓的伦理道德并不完全等同于王氏文中所论之伦理。总的来说， 此文比上论两派文章更切合、更有深度，缺陷用王国维的话说是不能“出乎其外”。 朱光潜的《诗的隐和显》（关于王静安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也发表于一九三四年。 朱光潜的研究没有掺杂任何门派之见，他用诗的隐和显来代替解释王国维的隔和不隔、有我 之境和无我之境。朱氏比王国维年纪小，曾留学欧洲，接触了一些王不曾见到的文艺理论， 受二十世纪初欧洲美学思想的影响，他用谷鲁斯、立普斯的“移情说”理论，认为王氏所谓 “有我之境”实相反为无我之境，他名之曰同物之境；同样“无我之境”实为有我之境，朱 氏命名为超物之境，并且构架自己的理论体系，用了大量诗词进行论证，自成一说。（注：朱光潜.诗的隐和显[J]，人间世，第1期，.）朱光 潜的这篇文章，一改上面四篇研究论文的面貌，以自己扎实的古典诗词和通晓西学的优势， 为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研究打开了局面。可惜的是这一趋势并没有立即发展下去，直到差不多 五十年以后，纯学术研究才慢慢承续上前半个世纪的接力棒。 王国维前三十年的研究，从无到有，最后呈现多样化的研究格局，整体研究达到了一定的 高度。但与大师们的评价和王国维文学批评对中国近现代文论的深远影响比较，其研究状况 、研究水平是不相称的，还有待于拓展。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复杂，要点大致有三。其一 ，王国维所处时代及人生道路的复杂性。其二，王氏文学批评的写作发表与时代不同步，难 以形成共鸣。当王氏接受西方美学、哲学理论来改造中国古代文论时，走在时代前列；而国 内鲜有人知道、了解西欧的哲学，王氏的文章难以为时人所理解接受。王氏治中国宋元俗文 学——戏曲时，文学革命还没有开始。而当文学革命、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开始后，王 氏又回到了革命派的对立面，现实的批判掩盖了王氏曾作出的贡献。其三，其文学批评的本 身特征。如《<红楼梦>评论》的晦涩难懂、《人间词话》难以整体把握、《宋元戏曲史》 的艰深性、开创性等。 二、重建期 第二阶段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七年，也是三十年。研究主要在前十五年，后十五年由于 文化大革命，研究完全停顿。国内共有论文三十二篇，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的低潮期。 三十二篇论文中《人间词话》的研究占二十五篇，《宋元戏曲考》的研究占四篇，《<红 楼梦>评论》的研究最少，只有三篇。此期的研究，研究者尽量避开敏感话题，如王国维人 生道路、早期文学批评中受尼采、叔本华和康德思想的影响，即使做研究也无一例外的是批 批判，如佛雏的《对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再批判》、王达津的《批判王国维文学批评的哲 学依据》等。《宋元戏曲考》由于考证较多，相对较艰深，研究论文也不多。《人间词话》 解放前有几个版本，印数很大，流传广泛，内容与政治不太关联，自然研究得最多。这一时 期国内的研究紧跟政治运动的步伐，但也有学术性研究。整个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主 潮流的研究，二是重学术的研究。 按照现已成型的文学史分期，王国维应属于近代文学中的人物，文论也收入近代文论选。 由于近代文学强烈的现实性和能为政治运动服务，解放后、文革前这一段时间里，王国维变 成激进研究批判的靶子。其中林雨华的《试论王国维的唯心主义美学观》和王季思的《王国 维戏曲理论的思想本质》等就是主潮流研究的突出代表。 重学术研究的代表人物是钱仲联和周振甫。 钱仲联的文章《境界说诠证》（注：钱仲联.境界说诠证[N].文汇报，.）定义“境界”用王自己的论说材料说话，追寻“境界”说 的渊源，认为近人用艺术形象解释“境界”有一定理由，但“境界”还不完全等同于形象。 作者有感于当时研究文章的简单化倾向，自己虽然不发表很有见地的看法，但希望通过整理 相关研究资料，引导研究工作走上专业化、学术化的路子。 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具有如下特点：其一研究面狭窄，研究方法单调，导致论文质量低， 研究水平不高；其二受政治气候左右，表现出浓重的政治色彩。 与前一期的研究相比较，本期研究批判的多，肯定的少，整个研究趋于同化，缺乏另类的 声音，传统的研究在本期基本绝迹。 三、繁盛期 经统计，繁盛期共有论文三百一十三篇，虽然时间比前两个时期短，但研究文章的数量是 前两期的十倍左右。学术研究经过建国三十年的制约束缚后，在解放思想的号角声中，逐步 走 上正轨，迎来了最后二十年的辉煌。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研究是时代潮流中的一支支流，它的 发展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历程。 1.八十年代研究概况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新时期刚开始，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承袭了解放后三十年的研 究 方向，《人间词话》的研究占主导地位。七九年共有六篇研究文章，其中《人间词话》的研 究占四篇；八零年共有十三篇文章，《人间词话》研究占七篇，另有二篇研究王的美学思想 ，其取材多从《人间词话》；八一年共十二篇，五篇是《人间词话》研究，七篇是文艺美学 研究；八二年共十四篇，八篇是《人间词话》的研究，二篇是文艺美学研究。《人间词话》 是王国维的文学批评代表作，易为大多数人接受，影响最大，对它的研究在整个王文学批评 研究中占重要地位，九十年代以后仍有为数不少的研究文章。但前四年的整个研究，我们还 是能感受当时学术界乍暖还寒的基本状况。 新时期初期研究工作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对王国维文学批评中美学、哲学思想的研究。八十 年代初中期，全国掀起美学热，以美学的观点来解说文学，成为流行趋势。马克思关于“艺 术”掌握世界的思想给大家以启发，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感悟”和“妙语”理论也成为一种 思考的资源。由此形成了多数人可以接受的“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 审美反映”的观点。对王的研究也卷入这一潮流，八十年代研究王文艺美学思想的文章，占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强，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三部专著，它们分别是卢善庆的《王国维文艺美学 观》和《王国维美学思想论》、聂振斌的《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 对王国维文学批评中哲学思想的研究与美学思想的研究类似，在此不复赘述。 八十年代末期，国民经济迅猛发展，低知识群体一部分人完成原始资本积累，成为新时期 富翁，而知识分子待遇偏低，与知识分子的贡献不对称，整个学术界的研究工作受到冲击， 知识分子纷纷下海，此时也正是中国学术的转型期。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研究也遭遇同样情形 ，这一段时间表现较为低迷，论文数量相对较少，质量不高，如八九年全年仅仅只有六篇论 文，为八十年代最少的一年，其中四篇是前人已谈到的或简单的评述，只有二篇相对价值较 高，即周锡山的《王国维的戏曲美学思想》、新雨的《王国维纯粹美学观新辨》。整年的文 章与前期的研究对比没有大的突破，从视角到观点以至批评方法都缺乏新意。 2.九十年代研究概况 九十年代以后，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呈现新的面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对前期研究的 深入，比较研究工作的开展和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史的研究。 (1)对前期研究的深入 新时期前一段的研究，上面已讲到多有建国后三十年研究模式的痕迹。九十年代随着整个 大环境的改变和学术本身的转型，学术研究逐步走上正轨，一部分文章承继着八十年代的话 题深入进行研究，论文质量大幅度提高。具体表现为：其一，研究的系统化和细致化。如陈 良运的《王国维“境界”说之系统观》，魏星的《王国维“三境界”源出尼采说》；其二， 注重结合历史背景进行研究。如郭志今的《晚清启蒙思潮与王国维非功利文学论》，蔡仲翔 、李哲理的《天才、超人、赤子——从王国维的作家论看中西文化的融合》；其三，王国维 文学批评现代意义的发掘。如张新颖的《王国维现代意识的变动过程》，童庆柄的《略论王 国维文艺思想体系及其现代意义》；其四，传统研究方法的续接。如蒋哲伦的《王国维论清 真词》，赵义山的《王国维元曲考源补正》；其五，新研究领域的拓展。如《论王国维对 二十世纪楚辞学研究的理论贡献》。 (2)比较研究工作的开展 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九十年代以后在国内蓬勃发展。杨牧曾推王国维为“中 国第一位从事东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王国维文学批评无疑再恰 当不过了，这是一个前景广阔的园地，九十年代产生了一批此类文章。柯尊全的《论王国维 的古雅理论兼与贝尔的形式理论比较》、周波的《中外文学关系：康德“意象”说与王国维 “意境”说比较》、蒋英豪的《王国维与世界文学》等是中西进行比较。国内不同时期进行 比较的有易容的《王国维的人生“欲”与“美”及梁启超的“趣味”说》、解玉峰在《论两 种戏剧观念——再读宋<元戏剧史>和<唐戏弄>》、耿明奇的《王国维与王夫之文艺观比较》 等。 (3)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的研究 进入八十年代，王国维研究逐渐发展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八十年代初中期每年有为数 不少的论文，到九十年代，海内外研究王国维的专著已经出版十多种。 唐增德的《评有关王国维研究的三本书》专评陈鸿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三部专著 ——《王国维与文学》、《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王国维年谱》。唐增德认为陈氏 三部著作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极其重视王国维史料的发掘搜集工作，以此作为研 究的基础；第二个特点是陈著不仅在资料的占有和考证上十分用力，而且在研究视野的开拓 上亦颇有气魄；第三个特点是著者勇于碰硬，拨谜析疑，在许多重要的然而又有争议的问题 上，提出了有理有据的新见解。 夏中义的《王国维诗学研究之研究》是从文献学比较的角度来肯定佛雏的《王国维诗学研 究》。 3.王氏文学批评研究专著 开创期和重建期没有出现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专著，随着研究深度、广度的扩展，研究专 著出现在繁盛期。繁盛期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的专著有叶嘉莹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 佛雏的《王国维诗学研究》、卢善庆的《王国维文艺美学观》和《王国维美学思想论》、陈 鸿 祥的《王国维与文学》、聂振斌的《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祖保泉、张晓云的《王国维与 人间词话》等。下面择取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的代表专著——叶嘉莹的《王国维及文学批 评》来稍作评介。 叶著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的集大成者，此书由香港书局始印于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二年 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在国内出版发行。此书在国内一出版，国内王氏文学批评研究论文质量明 显提高，王国维文学批评专著遂如雨后春笋般破士而出。直到九十年代末，有研究文章还在 完全袭用叶嘉莹此书中的观点，如代迅的《成功与失误：王国维融会中西文论的最初尝试》 。叶氏此书可以说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繁盛期的扛鼎之作，自然也是八十年来王氏文学 批评研究的权威著作。具体在书中体现为结构完整和论说细密。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分两部分。第一编主要介绍王国维的生平。焦点在于第二章王国 维死因的探讨，第二章第一节叶氏罗列了王国维自沉原因的几种不同说法，第二、三节抓住 王氏自沉原因中的三种主要关系，即王氏与罗振玉、清室、民国政府的关系，弄清了这三种 关系，王氏自沉之原因就跃然纸上。而第一章从性格与时代论王国维治学途径之转变，则 是王氏之死和王氏文学批评研究的铺垫。第一章第一节叶嘉莹认为王氏的个性有三个鲜明的 特点。一是知与情兼胜的禀赋，二是忧郁悲观的天性，三是追求理想的执着精神。叶嘉莹对 王氏性格的研究，发前人所未发，三点结论有根有据，读后对王氏为人及文学批评的理解豁 然开朗。第二节时势对王氏的影响，主要是两次事变对王氏治学道路的影响。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二编探讨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占了全书差不多百分之八十的篇 幅，是全书的重点。第一章是序论。初步介绍王国维的二组文学批评，一组是以《<红楼梦> 评论》为主的前期杂文，一组是《人间词话》和同时期风格相近的一部分文章。而王氏的《 宋元戏曲考》叶嘉莹则没有提及，全书中也没有论及。 第二章探讨静安先生早期的杂文。即第一章所谓的第一组文学批评。第一节作者总论王氏 早期杂文，归纳出这些杂文中表现的几方面的文学观念。第一反功利的文学观，第二王国维 文学批评中的美学观念，第三是王氏对衡量文学作品之内容所持的价值观念。叶嘉莹的研究 特别注重分析，在归纳出结论后，他往往要探究出原因。在第一章中这样的例子时而可见， 在此，作者也分析了王国维这几点文论观点形成的三点原因：性格、西方影响、中国传统， 而且注意到每点观念中的这三方面所占比重。《<红楼梦>评论》理所当然是这一章的重点， 第三节全部讨论《<红楼梦>评论》，在介绍了此文后，作者对《<红楼梦>评论》一分为二的 评价，一方面是此文的长处，如：第一他认为《<红楼梦>评论》全以哲学与美学为批评之理 论基础，在七十年前的晚清时代，能够具有如此的眼光识见，便已经大有其过人之处；第二 ，批评体系的建立；第三，辨妄求真的考证精神。另一方面，《<红楼梦>评论》有一个无可 挽回的缺点，即完全用叔本华的哲学来解说《红楼梦》。在此节中，论缺点所占篇幅远远大 于优点，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此文的评价态度，前面当作者谈读此文的意义时，也是将对现 在的借鉴价值放在突出位置。叶氏在书中条分缕析，其说最为详备。此书印行后凡评价《< 红楼梦>评论》的文章都承袭叶氏的观点，此论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对《<红楼梦>评论》最权 威的评判。 第三章是下编的重点，论王氏文学批评代表作——《人间词话》。叶氏研究王国维自己编 定发表于《国粹学报》上的六十四则词话，把前九则定位为批评理论之部，后五十五则为批 评实践之部，此说是叶氏新创。王国维长期徘徊于旧传统、新理论之间，王氏写作《人间词 话》时正在逐渐回归传统学术，但王氏早年接触的西学却并没有完全抛弃，逻辑谨严、论辩 缜密也是王氏后期治甲骨、金石、史地之学的行文风格。对《人间词话》结构的安排可见出 王氏的苦心孤旨，同时也显现了叶氏治学的细致精微。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如关于《人间词 话》中的“境界”说，三年后在《宋元戏曲考》中都改为“意境”。解释这个现象时，普遍 的看法是认为王氏晚年修改前说，复用中国文论的旧范畴。而叶氏考究王氏文论，发现《人 间词话》的一年之前，又曾用它于《人间词话》已脱稿的三年之后，而且‘意境’二字之表 面字义又较‘境界’二字尤易为人所了解和接受，那么何以他在论词之专著《人间词话》一 书中，于标示他自己评词之准则时，却偏偏不选用一般人所认为易解的‘意境’二字，而却 选用了较难为人理解的‘境界’一词？以静安先生一向治学态度之谨严，其间自然必有其所 以选用‘境界’一词的道理，也就是说，‘境界’一词之含义必有不尽同于‘意境’二字之 处。”（注：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189-190.）不同之处在于“静安先生之选用此词，原来就特别重于其可以真切生动的感受及表 达之特质，而此种感受又兼内在之情意与外在之景物而言，是则境界一词盖原已含有一般指 作品中‘情意’或‘景物’的习惯用法之意。而无论其为‘情意’或‘景物’，既已表现于 作品之中，当然便也有一般习用的指作品中的一种抽象之界域之意。再就其可以作为衡量一 篇作品的艺术成就之基准言，当然也会有某一阶段或某一层次的意味。”（注：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96.） 叶氏系统受过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熏陶，推理思辩能力极强，明显让人感觉不同于建国后 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书中论述的逻辑性卓异于国内的学者。 截止二零零零年，全国共召开了三次王国维学术研讨会。它们分别是一九八七年六月八日 至十二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国际王国维学术研讨会”，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至二十七日在海宁召开的“海峡两岸王国维学术研讨会”，一九九七年在海宁召开的“九七 王国维戏曲史论学术研讨会”。华东师范大学于一九八三年、一九八七年、一九九零年出版 了了三集《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研讨会的召开和论文集的出版促进了王国维文学批评的 研究。 综观王氏文学批评研究的繁盛期，研究工作逐步脱离时代和政治影响，学术走上前沿，学 术个性得以张扬，尤其是九十年代的研究，这十年是王氏文学批评研究八十年来最重要的十 年，也是与前两期显著不同的十年。 展望本世纪的研究。就材料来说，《宋元戏剧史》及与其同期相关论文的研究应加强；就 研究方法来说，比较研究还大有作为，新的研究方法还需不断寻求运用，如其它学科的观念 和方法，文化学研究视角等；就研究态势来说注意深入细致与整体研究并重，深入细致还有 许多工作可做，如王国维写出《<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的个性心理研究，对王国 维文学批评的接受研究，由微观的研究作为基础来促进整体的研究工作。^
王国维之死，是一个世纪的谜语，但总觉得他是为“忧心”而死。他找到叔本华做他的精神引领，而从叔本华那里领会到的悲观主义恰好促成骤然赴死的决心。“人生问题，往复胸臆”，度量王国维的一生，寻觅于哲理，探求于史学，往复于“人生”。他在探索史学上做出现代少有人与之比肩的大贡献，问题在于，他的死是不是说明他往复于“人生”的途中，寻寻觅觅，终而冻馁于野，无得归所？ 其实，王国维也不仅是为“忧心”而死，他的遗言就是明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反顾”。他死的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世变”。如梁启超所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他也是为“文化”而死。凡是一种旧文化消逝，总有为此旧文化徇死的人。王国维属于这样的“前朝忠臣”。陈寅恪等人为王国维的骤逝，也由衷发出自己的感慨。如此复见王国维之死也并非忧一己之心。王国维死时也是很从容的，据颐和园园丁云，“先生约上午十点钟左右进园”，“初在石舫前兀座，久之，复步入鱼藻轩中，吸纸烟”。一个对自己的精神意义世界寻觅无着的人，会如此安详地从容他界吗？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一为“殉清”说。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 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 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二为“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 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回答者：天之翔云 - 秀才 二级 11-5 18:17 -------------------------------------------------------------------------------- 您觉得最佳答案好不好？ 目前有 0 个人评价 50% （0） 50% （0） 其他回答 共 2 条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他衣袋中有一封给家人的遗书，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 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遗书是前一天写下的。前一天清华研究所已放暑假，师生于工字厅开惜别会，王国维亦参加，与人作别如平时，因此他是从容赴死的。 其老友陈寅恪先生对其自沉有殊解：“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王国维为一代治学巨匠，其所遗《人间词话》被奉为文学批评之圭臬。 王国维为何自杀 1927年6月2日上午，中国20世纪杰出的学术大师王国维，正值其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消息甫传，顿使海内外学界同深哀悼。人们在痛惜他“中道而废”之时，更竞相揣度其不明不白自沉的原因。70余年来，猜测、推论，诸见纷陈而时有新见，又因各执一隅而难以定论，遂成20世纪中国文化界一大“公案”。 王国维自沉年代，正值中国社会处于激荡变革之际。1924年，冯玉祥兵临北京，逊帝溥仪被逐出宫。1926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后，北洋系统的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北洋政府分崩离析，京畿之地草木皆兵。此时，王国维任教的清华校园也失去往日宁静。 据当年的当事人回忆，其时王国维虽然日常言行无异常时，但言及时局，辄神色黯然，有“避乱移居之思”。而当时，他生活与精神上的依托者罗振玉已携眷东渡，梁启超养疴津门。生性孤僻的王国维与他人少有交往，唯与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过从颇密。6月2日早晨，王国维忽然找到吴宓，说有事将外出，需借用5元钱。接钱后就出校门雇人力车急行而去。到了下午，家人找到吴宓处，说他没留片言出门至今未回。吴宓便着人四处寻觅，后从车夫处得知一长者去了颐和园，众人便到颐和园，也是遍寻不得。后来又从管理员处得知，有一长者曾在排云殿鱼藻轩字走廊徘徊多时。大家又寻踪找去，只见一地烟蒂，却不见人影。忽见稍远一点地方水中似有人影，有人就下水探寻，果然触到一人体，头没于湖底泥中，而后背衣衫还未完全浸透——正是已死多时的王国维。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一为“殉清”说。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二为“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郭汾阳（光明日报.）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著有《静安文集》。 1907年起，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辛亥革命后以清室遗老自居。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 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 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五品）。 次年冬天，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胡适、顾颉刚等人邀约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仅任教授；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 1927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也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 当时的一些清朝遗老把王国维比作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认为“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 参考资料：光明网 回答者：lmasdf - 见习魔法师 三级 11-5 18:18 -------------------------------------------------------------------------------- 王国维早年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外语，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后来却又被其利用，激愤之下，不肯偷生！ 1922年在溥仪的紫禁城小朝延内当五品官“南书房行走”，并得到了“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的封赏。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由于自己的阶级局限性，思想极其郁闷，留下“经此世变，义地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个人恩怨，“国家”存亡，圣人亦难免于俗世，死因大概如是，请各位方家指教！
王国维： 旧红学家中，有一位既不是评点派，也不是索隐派、题咏派，而是自成一派的，他就是王国维。王国维是最早从哲学与美学的观点来批评《红楼梦》之艺术价值的红学家。王国维首先建立了以哲学和美学双重理论基础的文学批评体系，其次他提出辩妄求真的考证精神，使红学的研究能脱离旧红学的猜谜式的附会。 新红学主要派别及思潮
1 、《论两种戏剧观念》，《研究》 1999 年第 1 期2 、《明代曲论中的当行论》，《学术月刊》 1999 年第 9 期；3 、《南戏本不必有“套”，北剧原不必分“折”》，《中华戏曲》总第 25辑，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 年版。4 、《北杂剧“外”辨释》，《文献》 2000 年第 1 期5 、《北杂剧“冲末”辨释》，《中华文史论丛》总第 62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6 、《“悲剧”、“喜剧”与中国戏曲研究及其它》，《戏剧艺术》 2000年第 3 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戏曲、戏剧研究” 2000 年第 6期转载；7 、《 20 世纪元曲研究刍议》，《南京大学学报》 2001 年第 1 期，《新华文摘》 2001 年第 5 期转载；8 、《读南图馆藏李开先〈改定元贤传奇〉》，《文献》 2001 年第 2 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01 年第 10 期转载；9 、《“过锦”纵横》，《戏史辨》第 2 辑，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1 年版10 、《元曲杂剧“题目正名”推考》（台湾）《民俗曲艺》第 140 期（传统戏曲专辑 Ⅱ）， 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 2003 年 6 月版11、《20世纪中国戏剧艺术特征研究之述评》，《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12、《吴瞿安先生与20世纪中国戏剧的研究》，《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13、《 巫风傩影中的迷失 —评田仲一成〈中国戏剧史〉》，《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 2004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戏曲、戏剧研究》2004年第6期转载；14、《九十年来中国昆曲研究述评》，《南师大学报》2005年第1期15、《20世纪戏曲文献之发现与南戏研究之进步》，《文献》2005年第1期16、《也谈中国昆曲作为“文化遗产”的保存问题》，《戏剧艺术》2005年第1期17、《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之今读》，《文学遗产》2005年第2期18、《近代以来京剧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戏曲艺术》2005年第1期19、《试论20世纪前期的中国戏剧研究》，《求是学刊》2005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舞台艺术》2006年第3期转载20、《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戏剧研究》，《东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21、《脚色制作为中国戏剧结构体制的根本性意义》，《文艺研究》 2006年第5期22、《论角儿制》，《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23、《百年中国戏剧学刍议》，《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3期24、《元剧“楔子”推考》，《戏剧艺术》2006年第4期
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 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先秦时期 （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唐中后期 （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宋金时期 （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朝时期 （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明清时期 （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 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3.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
戏剧是描写人生的艺术，真实应是它的第一要素，人们常说，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在我看来，真是戏剧的基础，是生命；善是这个生命的意义、价值；美使得这个生命有持久的可以品味的艺术魅力。 何谓真实？它是有一些基本品质的。第一，它能使观众信以为真。观众明知戏是假的，舞台所演是个虚构的世界，看戏是娱乐，是一种精神游戏，为什么又很乐意在心理上接受戏剧的支配，做“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的有意识的自欺”呢？原因就在舞台上表现的人生，能使观众产生可以出入于自身经历的种种联想，从而加深对人生的体悟。有了这种联想、体悟，就会获得虽假犹真的审美愉快。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说：“戏剧与任何艺术相比更要求中肯恰当。如果一出戏能令人相信‘事情正是这样的’，那么，即使它缺点很多，仍不失为好戏。”如果一出戏连可信这一关也过不去，观众在看戏过程中不断产生疑问，就难以进入审美状态，有时甚至感到智力受了伤害。这样的戏还谈什么真实呢？第二，戏剧的真实还必须是动人的，是情感化了的真实。在社会科学中，真实可以用理性来直接表达。但在戏剧中，理性隐藏在情感之中，是靠情感的真实来影响观众的。明代作家袁于令说得好：“剧场假而情真。”这个“情真”，先由艺术家体验到了，他先被自己的体验所激动，才有可能打动观众。而戏剧的情感，是感性状态的理性，总是包含着是非判断的。表现美好的情感或邪恶的情感，都是经过了艺术家理性之光的照耀，是审美化了的东西，不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所以看莎士比亚的悲剧，不会染上麦克白的野心、理查三世的残忍、奥赛罗的猜疑。戏剧中的真总是要通向善的。现代戏曲在对人性的描写上，会超脱于过去的价值判断，其表现方式也不一定黑白分明，有些作品还着力于表现“灰色地带”，仍然不会泯灭是非善恶，泯灭理性精神。那种不包含是非善恶的愉快，只是一般的消遣性娱乐，成不了高尚的娱乐，不是戏剧真正的审美愉快。因而第三，戏剧的真实，还应当是有力量、有力度的。这种力量，源于戏剧的真实、真情，不是细琐的、卑微的，而是表达了某种“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旨趣”（黑格尔语），或者如恩格斯说的“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我们不能要求许多作品都有思想力度、深度，但如果太缺少这类作品，现代戏曲就没有脊梁骨了。 真实不同于事实，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真实是一种感受，是来自客观又对于客观有认识意义的主观感受。真实不同于事实。历史学要靠事实，戏剧艺术要靠真实。戏剧所以要写“事实”（故事）只是为了让观众感受真实，并非为了“事实”本身；而这个“事实”一般也不必是现实中的事实（或称实事）来支持的。鲁迅论讽刺艺术时说：“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艺术离不开虚构，允许幻想，甚至可以出神出鬼。写历史剧，在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之间，艺术家可以自由摆动。摆动的自由，服从于能表现出一种令人信服的“内在的可能性”（莱辛语），并且，它是和艺术家的意图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达到情与理的相互渗透和自由转换。我们似乎有一种重事实、轻真实的倾向，如所谓重大题材，以为找到了它就可以获得巨大的真实了，客观效果常常并非如此，因为受实事的束缚较多，就难以在真实的开掘上获得充分自由。在过去传媒不发达的年代，写时事新闻的戏很有号召力，现在已经不是这种情况了。对于观众来说，戏中的“事实”在时间上离我们是近还是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心灵的贴近对艺术家和观众都很重要。而且还应看到，时间距离恰恰是创作上拥有较大自由度的有利条件，京剧《曹操与杨修》、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就是很好的例子。 真实靠正确的形式支撑黑格尔有句名言：“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供我们观照，打动我们的情感。”艺术家要传递给观众的真实，或者说，能被观众感受的真实，都是经过形式中介的。艺术家是用形式同观众打交道的。所谓“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也可以叫做正确地进行形式化，进行形式创造。联系到戏剧，这个形式怎样才是“正确的”呢？有几个基本观点可说。 首先，在戏剧中，形式化就是动作化。从艺术分类学的角度来说，戏剧是动作的艺术。它有两个基本品质：（一）“动作就是实现了的意志”；（二）“动作在本质上须是引起冲突的”（黑格尔语）。戏剧动作不等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对于后者，必须经过选择、提炼，被赋予以上两个品质，才成为戏剧动作。而意志和冲突，产生于过去又直接指向未来，其当下的感性过程就是戏剧情节，就是性格的历史。因为动作是实现意志、引起冲突的，就会“导致动作和反动作”，就有了戏剧性。我们看戏，觉得“平”、“冷”，觉得“没戏”，多半是由于缺少真正具有戏剧意义的动作。没有动作化的真实，不是戏剧的真实。 其次，戏剧动作是有不同形式的。对于演员来说，动作不是单指形体动作（表情、姿态），而是语言、心理、形体的总和。其感性呈现就是角色形象。戏剧所以会有不同的样式，如话剧、歌剧、芭蕾舞剧、戏曲（要说“剧种”，这才是真正的剧种分类，我们戏曲中的所谓“剧种”，有许多是地方性因素，并不都具备样式类别的意义），归根到底，在于动作有不同的形式。话剧的动作是接近生活本来形态的，它的重点是语言，是口语化的台词。歌剧的重点是歌唱和音乐，舞剧的重点是舞蹈和音乐。歌剧不以舞作为动作形式，舞剧不以歌作为动作形式。而戏曲的动作是一种有歌有舞的综合形式，通常称之为唱念做打。不管是哪一种戏剧样式的动作，包括写实主义的话剧在内，都是“第二自然”，是人工的自然，都是经过了精心处理的艺术形式。所以，要“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时，有个先在的条件，只能“放在”特定戏剧样式的动作形式里，因而动作化时，有没有样式意识，是能否“正确”的一个重要关键。观众看有些戏曲常要批评它是“话剧加唱”，多半是在整体的形式化中缺乏样式意识。有明确的样式意识，是创作上的一种本体自觉。 其三，动作形式既有继承性也有变易性。以戏曲而言，无论唱念做打，都具有历史地积累下来的形式技巧，其规范化形态通常叫做程式。形式既然是艺术家和观众的特殊关系的体现，因而在形式化过程中，重视剧种的样式特征，充分运用固有的程式技巧，是同尊重观众的欣赏需要相一致的。然而这种继承性又是相对的，它会随时由于表现真实的需要，作出某种幅度的变易。所以形式化不可以简单地等同于程式化。形式化大于程式化，形式化中可以吸纳、融入非程式的因素。说得再大胆一点，在现代戏曲的创造中，形式化乃是程式化和反程式化的多样统一。现代戏曲的形式化，还包含一个新的任务：要实行形式上的更广泛的新的综合。有了这种更广泛的新综合，才能在同一种戏剧样式中，实现演出样式的多样化。演出样式的核心是演员的动作，是动作的样式特征，但光有这个核心还不够，还要有它的外延部分，包括听觉方面的音乐、音响和视觉方面的化装、服装、布景、灯光。另外，还可以在观演关系上作特殊的空间处理。有了这些因素的积极而又“正确”的介入，演出样式才能获得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而这方面的经验，戏曲自身较少，要靠借鉴外来经验，这是戏曲现代化中不能跳开的过程。引进外来经验，常常会产生不协调，吸纳容易消化难呀，却又不能因噎废食。艺术上的现代化，有创新和破坏的两面性，要尽量保护创新，减少破坏。这要靠实践经验的积累，培养出一批艺术大家，才能逐渐减少混乱和痛苦。真实的形式化一旦获得整体性成功，会给观众以极大的审美愉悦。到了这儿，真又通向了美。观众看戏，既要由真带来感动，又要由善带来心灵的净化、升华，还要由美带来反复的品味，持久的陶醉。但满足于感动以至心灵的震撼，还不是戏剧审美经验的全部，能够达到朱光潜说的“内容沉没下去，形式浮现出来”（沉没不是消失，浮现出来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这时候，才可以说，我们真正是把戏曲当艺术品来欣赏了，才能深入体会戏曲艺术的无穷
摘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关汉卿的研究进行梳理，分别从元明清三个朝代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在对关汉卿的人物评价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在关汉卿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关键词：关汉卿；戏剧；关学引言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对的关汉卿研究己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沉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对关汉卿的研究简单的梳理。本论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为中国文学史上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辉煌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在于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其发展则远远不如戏剧创作本身。元代对于关汉卿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的研究，是十分匮乏和片面的。一些零散的点评并没有达成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论述。包括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这也为后人的研究和学习留下了一种空白。元代对与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多数是针对其才能方面，与理论相关的很少。元代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主要是对关氏的肯定：（一）对关汉卿才学的肯定，以及对关汉卿戏剧语言风格的赞誉，确立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地位，肯定他戏剧的社会价值。熊自德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武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关汉卿、庚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殊。”杨维祯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庚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杨维祯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祯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原故。（二）对关汉卿的人品性格方面的评价。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德说“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的风流品性。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严格限制戏剧活动，《大明律·刑律杂犯》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代大力推行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将戏剧活动乃入到掌控范围之内，将戏剧变成教化人民的工具。这里要提到皇室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朱权认为，论剧最高标准应为“治世”，最高艺术境界为“安以乐”与“心之和”为。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推崇“神仙道化”剧，并将其列在《杂剧十二科》之首。他极力主张剧作家应当“有不吃烟火食气”，而“无纤翁尘俗之气”，以阻隔剧作家与显示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戏剧观念必然使朱权在评价元代已经被推崇为戏剧大家并占有第一位置的关汉卿时，不得不说他是“可上可下之才”。（二）明代从“诗”的角度对元杂剧进行评价。如朱权“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又如明代刘揖《词林摘艳.序》云：“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词擅场者，如关汉卿，庚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虽异而宫商相宜，此可被于弦竹者也。”明代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以上均是从元杂剧“诗性”语言的角度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的评价，所以，关汉卿在明代戏剧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三、清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清代对于关汉卿的态度较为平和。有关记载如下：李玉《南音三籁·序言》中云：追至金元，词变为曲。实甫、汉卿、东篱诸君子，以濒瀚天才，寄情伴吕，即事为曲，即曲命名，开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宫十三调之正始，或为全本，或为杂剧，各立赤帜，旗鼓相当，尽是骚坛飞将。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二《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有云：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俄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焦循《易余篱录》卷十五：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乃论其诗，失之矣。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中有云：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著也。诸家虽未开南曲之体，然南曲正当得其神味。观彼所制，圆溜潇洒，缠绵蕴籍，于此事固若有别材也。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王弃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嚎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综合以上记录，从研究关汉卿的角度讲，不仅肯定了关汉卿的文学地位与创作风格，也给后人进行关汉卿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另有两则记录对关汉卿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则是清代中后期的梁廷梢，他在《藤花亭曲话》卷二中有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娇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散彼美，计赚婚姻，文义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在关汉卿众多的戏剧创作中，梁廷梢选择了不是关汉卿优秀之作的《玉镜台》进行评论，颇为新奇，他所说的“本事”应该是指戏剧创作的“立意”，而对于《玉镜台》的“立意”，他是认为没有新意、过于直白，或者说没有跳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对《玉镜台》的“结构”又有赞赏之意，表达了他个人对戏剧创作要讲究“结构布局”的观点。另一则记录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其中卷八《纪事》中“关汉卿故里”条云：汉卿，元祁州之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人也。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很少很少，其中关氏生平、籍贯的资料更是少而又少，现存的记录有：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记有关汉卿“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的记录；清姚之胭《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三引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的记载。《祁州志》的记载，使研究关汉卿的籍贯又增添了一条新的信息，为后来的诸多学者研究关汉卿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开拓了研究的范围。四、20世纪对关汉卿的研究关汉卿研究在20世纪成为研究元代杂剧中的热点，对其在元杂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充分的认识，肯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纪文学、戏剧史上的“大家”和杰出地位。王国维是近现代开启中国古代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研究之幕的第一人，也是研究关汉卿的第一人，他对关汉卿的评价奠定了20世纪元杂剧研究中的崇高地位。与王国维大致同一时代的吴梅（1884—1939）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肯定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地位和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很有见地的。郑振铎也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续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15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后来，郑振铎又在1958年6月28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也关注元杂剧的研究，1936年发表了《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其结论为：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过杭州，在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还嫌太早。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得”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的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在130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卓有成效，对当代的研究者很有影响，对他的推论也很难找到资料、证据进行质疑。孙楷第在《关汉卿行年考略》一文中认为，关汉卿生年在宋淳枯元年至十年（1241—1250），卒年在元延枯七年至泰定元年（1犯0—1犯4）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冯玩君在《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中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表现了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1958年的“关热”形成了1949年以后元杂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关汉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一是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者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提出了各种观点，对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辨析，并发现了新的史料，通过讨论，学界对关汉卿的生平以及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文章有：赵万里《关汉卿史料新得》公布了他发现的《析津志·名宦传》中的关一斋小传；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戴不凡《关汉卿生平新探一一从高文秀是东平府学生员说起》等都是研究关汉卿的重要成果。二是对关汉卿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评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研究作品是这一时期关汉卿研究的特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观点后，研究者主要把关汉卿的曲辞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研究。自1949年至“文革”开始的17年里确实是元杂剧也是关汉卿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尽管有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政治思维定势的介入导致的学术讨论方向的偏颇，但总体上讲，对关汉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铺垫的基石作用，为当代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十年期间，大陆的学术空气凝滞，研究停止，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还是下工夫对关汉卿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梁沛锦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合著的《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该书对关汉卿现存杂剧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而卢元骏的《关汉卿考述》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初步探讨关汉卿生平创作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的进步使研究者又获得了“科研”的春天，很多学者的心情与干劲像接受阳光与雨露的小草在科学园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学术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大量注入，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受西方思潮的启发，打开并形成自己新的学术视野。这些同样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形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热烈的学术氛围，并推动了各项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继1958年后，关汉卿研究再度出现高潮。20世纪50年代末期，田汉、夏衍等人还倡导建立“关学”，此项工作虽然没有像他们期盼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关汉卿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成立了全国性的关汉卿研究会，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文章，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仅关汉卿的传论，就有野马的《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谭正璧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等论著。多种选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收集了关汉卿现存的18部全本杂剧（包括存疑的）3种残剧，并且在编注、注释、剧本存疑探讨等方面，作到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再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宣传关汉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20世纪，关汉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起到了保存和宏扬中国古代戏剧的作用，也使人们包括整个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除诗歌、小说以外元代戏剧艺术的辉煌和关汉卿在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结论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的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历史局限性的。纵观20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的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参考文献：1.论关汉卿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林岳晋阳学刊2003年02期2.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李样林华夏文化2003年02期3.“铜豌豆”与“马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杂剧创作倾向之不同李建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2期4.关汉卿的民间情怀孙燕华上海戏剧2003年01期5.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南权本质张维娟戏曲艺术2003年02期6.试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张海燕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2期7.人文奥运为何要请关汉卿吴志根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10期8.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何悦玲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02期9.“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钱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10.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章宏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04期
中西方丑角在正戏和民娱中的功能差异与嬗变、刘文峰 (2013) 中国戏曲史. 三联书店, 北京, 593. 、刘文峰 (2013) 中国戏曲史. 三联书店, 北京, 34. 等等这些文献，你也可以在世界文学研究上找戏剧的论文，看看别人的参考文献
内容摘要：
本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业余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多彩，而戏曲也渐渐重新得到了人们的青睐，学者、专家对其的研究也逐渐提上了日程。
关键词：
元曲四大家、戏剧经典人物形象、研究述评
正文：
关汉卿的《窦娥冤》，感天动地，使闻者伤心，听者流泪；白朴的《梧桐雨》，向我们讲述了一位帝王与妃子的真挚情感；马致远的《汉宫秋》，写尽了一代明君为了国家的兴盛痛失所爱的心酸；王实甫的《西厢记》表达了“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走近他们，觉得这些人物仿佛成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眼前，引得我们不住的去探究、思索。
一、 感天动地窦娥冤
关汉卿，号已斋叟，汉卿是他的字，前半生坎坷，在夹缝中求生存，后半生积极创作，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剧作，如带有喜剧色彩的《救风尘》和悲剧《窦娥冤》，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和对黑暗腐朽社会的不满。但相比较而言，我更欣赏窦娥，以下是对她的形象研究分析。
简单地说，窦娥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幼年时父亲为了能有盘缠上京赶考，把她卖给蔡婆婆家当童养媳，成年后又经历了丧父之痛，不过这一切对于从小在苦日子中“浸淫”过的窦娥来说，都算不了什么。但是从这时起，才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及生命的终结。在要不要改嫁的问题上，窦娥和蔡婆婆产生了意见分歧，蔡婆婆是年长寂寞，本无可厚非，但她最不该的是不顾窦娥的意愿逼她改嫁，这倒也就罢了，蔡婆婆毕竟是她的长辈，“尊老爱幼”的孝道不允许她忤逆婆婆。当然，如果放在现代，我绝对支持窦娥的做法——拒婚不从，但是那个时代这样的做法是不明智的，更何况她并不是完完全全的不尊重蔡婆婆，至少她的死因是帮蔡婆婆顶罪。窦娥不畏强权、敢于抗争的'精神值得人称道，但她的死往往会让人产生“生不逢时”的惋惜。
在窦娥死前，她曾经发了三个誓言，即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三年大旱，我个人觉得，这三个誓言，除了六月飞雪，都是有可能发生的，而“无巧不成书”，这样的际遇也恰恰证明了窦娥遭受的不平，所以可以说，她是一个骨子里倔强但却有着自己为人处事的原则的人。
二、秋雨梧桐夜落时
白朴，字仁甫，号兰谷。他自幼颠沛流离，作品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浓重的沧桑感。而他所传至今的《梧桐雨》和《墙头马上》，却偏偏是爱情题材的戏剧，而我这里所要说的是及爱情、政治为一体的历史剧《梧桐雨》，题名来自白居易的同题材诗作《长恨歌》中“秋雨梧桐夜落时”一句。这一句给人一种暗示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结局的意味，因而我很喜欢，这是一种凄楚之美。
李、杨的爱情故事，有点俗套于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但因为男女主角身份尊贵，再加上当时的政治动荡，而使得这样的爱情有了一抹不一样的色彩。“自古帝王多薄情”，所以李对杨的情，成了杨“红颜祸水”的佐证，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作为一名帝王，“要江山更要美人”其实有时候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现实情况是“为江山弃美人”，四大美女之一杨玉环的悲剧命运其实与她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的。
三、破幽梦孤雁汉宫秋
马致远，号东篱，他的《天净沙 秋思》被称为“秋思之祖”，他本人也有“曲状元”的美誉。同时，马致远也写过一系列杂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汉宫秋》。
《汉宫秋》是围绕历史上出名的“昭君出塞”的故事而创作的，关于这一历史事件一直以来都是众说非云，而我比较欣赏的“事实”是前几年拍的由李彩桦主演的电视剧《昭君出塞》，毛延寿对昭君一见钟情，因而私藏昭君真实画像，昭君与呼韩邪在成婚前巧遇，两情相悦，而汉元帝则成了彻彻底底的“跑龙套”。这个版本降低了昭君在边塞生活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将呼韩邪与昭君之间由美色产生的欲望上升到由情爱产生的欲望，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昭君由为国牺牲变成了为爱奉献，削弱了她的形象对后人的启发影响作用。不过说到底，她也只是个小女人罢了。但是，即便如此，我仍然很佩服她的远嫁他乡的勇气。毕竟，就现代的观念来看，远距离恋爱都难保劳燕凤飞，何况是为了爱人嫁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呢，也或许，你勇敢了一回，做了选择，但当激情退去，你还能用什么来支撑你的婚姻？因而我认为，“有情人终成眷属”并不难，难的是之后你该怎么做。
所以说，昭君是果决的，亦是幸福的，因为她一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并愿意为此付出努力。
四、天长地久西厢记
王实甫，名德信，代表作《西厢记》，简言之，讲的是丞相之女崔莺莺与赴考考生张君瑞一见钟情，私定终身后终成眷属的故事。
《西厢记》不同于一般的“才子佳人”类的小说，它有一个完美的大结局，但这并不表示我对崔莺莺的做法是赞同的。身为一名大家闺秀，私会男子并以身相许是绝对不明智的，不然现代也不会有“先上车后补票”的事件的发生了，其实追溯起来，古来有之。记得曾经有人说过，年轻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而我要说，女孩子要懂得保护自己，嫁给一个爱自己而自己不爱的人并不可怕，糟糕的是，当一切尘埃落定，“不贞”却成为了夺走你幸福的侩子手。
结论：
“情”之一字，其实是世上最难解的题，当友情、亲情、爱情产生冲突时，该如何取舍？我记得《昭君出塞》中昭君决定虽呼韩邪离开时，呼韩邪问过她选择的原因，昭君说“离开父母我会心痛，而离开你我会心碎，所以我情愿心痛也不愿日后心碎”。这句话曾一度感动了我，至今记忆犹新。誓言往往是美好的，可当它冲撞了现实，选择便成了最为艰难的事，有些事我们没经历过所以不能带有偏见，综观现实才能做出最为恰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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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查查’吴梅‘这个国学大师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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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要写这个。我觉得，文化交流之路比较好写。但是我也写不来，无从下手。
宋朝的资本主义萌芽，个人觉得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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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的论文是哪个层次的，不好掌握材料的深度和分寸，不过宋代的历史有特色的很多，容易找到资料而且趣味性较高的有这些：从《清明上河图》看北宋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社会分工、人物服饰等；从“杨家将”或岳飞的传说阐析宋代忠君爱国、勇于献身等人文理念，深一点可以挖到理学的社会背景；宋词的流派和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等人的文化成就；在活字印刷、火药等重要发明方面的贡献……
1、《宋代官府的回易》，《中国史研究》1981年4期，万字。2、《揽纳试探》，《文史》第13辑，，中华书局，万字。3、《宋代的官营便钱》，《中国社会经济史》1982年1期，万字。4、《税钞、粮食钞和盐钞》，《文史》第15辑，，中华书局，万字。5、《宋代货币地租分析》，《北京史苑》第1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万字。6、《宋代财政岁出与户部月支》，《文史》第18辑，，中华书局，1万字。7、《宋代财政与商品经济发展》，《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万字。8、《南宋各界会子的起讫、数额及会价》，《文史》第25辑，中华书局，万字。9、《宋代的关子》，《宋辽金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万字。10、《宋代地方财政研究》，《文史》第27辑，中华书局，万字。11、《从钱会中半看会子的法偿地位及其影响》，《中国钱币》1987年2期，万字。12、《北宋两税税钱的折科》，《许昌师专学报》1989年2期，万字。13、《<宋史>标点本举正》，《古籍整理与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万字。14、《北南宋物价比较研究》，《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万字。15、《王安石是经济改革家吗》，《学术月刊》1989年6期，万字。16、《南宋江北铁钱若干问题》，《中国钱币》1989年2期，万字。17、《叶适管理思想研究》，《浙江学刊》1989年4期，1万字。18、《宋朝礼与佛教》，《学术月刊》1990年5期，万字。19、《宋朝宗室制度考略》，《文史》第33辑中华书局，4万字。20、《宋代通判理州财事考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2期，万字。21、《宋朝对释道二教的管理制度》，《中国史研究》1991年2期，万字。22、《宋代僧道官制度考》，《古籍整理与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万字。23、《宋朝文官俸禄与差谴》，《中日宋史研究会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万字。24、《宋代释道披剃制度研究》，《浙江大学学报》1991年3期，万字。25、《宋朝礼与道教》，《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1年11月四川大学出版社，1万字。26、《关于宋代亭户的几个问题》，《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论文集》1991年12月四川人民出版社，万字。27、《宋朝理财体制由三司到户部的变迁》，《宋辽金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万字。28、《宋代的功德寺浅论》，《许昌师专学报》1992年3期，1万字。29、《宋代医官考》，《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1992年9月云南大学出版社，万字。30、《南宋对会子的两次大规模称提》，《中国钱币》1993年1期，1万字。31、《宋朝如何抑制官员贪赃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1万字。32、《儒家不与民争利思想的形成与影响》，《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第4期，万字。33、《湖北会子和关外银会子》，《宋代货币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10月，万字。34、《宋代火政考略》，《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1万字，与罗炳良同志合写。35、《关于宋代田赋征收白银的探讨》，《安徽钱币》1996年第2期，万字。36、《宋神宗时期铸行铜钱析论》，《北京金融》1996年第8期，万字。37、《宋金绍兴和议前南宋财政面临的严峻形势》，《岳飞研究》第四辑，中华书局，1万字。38、《读<通考钱币考>》，《洪皓马端临与传统文化》中国青年出版，1万字。39、《陕西铸钱监考》，《中国钱币》1998年第1期，1万字。40、《关于宋代纸币管理与形制的几个问题》，《北京钱币十年》，北京市钱币学会十周年纪念文集，1万字。41、《关于宋代祠禄制度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万字。42、《〈大冶赋〉注释商榷》，《中国钱币》1999年第1期，万字。43、《发运司与提点坑冶铸钱事》，《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万字。44、《宋代西南二京的帝后神御殿》，《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万字。45、《南宋楮币诗十首释读》，《炎黄文化研究增刊》第七辑，2000年9月，万字。46、《宋代货币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几个问题》，《转变与定型：宋代社会文化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2000年10月出版。47、《宋史人名补校》，《文献》2000年第4期（另分部分于《文史》作补白）。48、《读〈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札记节录》，《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1万字。49、《宋代官员俸禄和其他颁给分项考析》，《中华同人学术论集》，中华书局2002年5月版，万字。50、《读〈唐宋金银之研究谣代金银之用途〉札记》，《中国钱币论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9月版，万字。51、《宋代的童子举》，《文史哲》2002年第 6期，1万字。52、《宋代对铸钱业影响最大的几个铜场》，《中国钱币》2003年第3期，1万字。53、《宋代女性享受奉禄考》，《文史》总64辑，2003年第3辑，1万字。54、《南宋都城的花卉基地——马塍》，（韩）《宋辽金元史研究会第8辑别册》2003年12月。55、《宋代转运使补论》，《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谣辽金元史》2004年第3期转载。56、《宋代头子、宣头考略》，《文献》2004年第1期。57、《论宋代绢帛的货币功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58、《南宋晚期物价考论》，《文史》2004年第一辑《人大复印资料谣辽金元史》2004年第4期转载。59、《宋粮料院考》，《文史》2005年第一辑，2万字。60、《宋王朝与物价管理》，载《政府与经济发展》 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约17万字，与王茂华合作。61、《墨与宋代社会生活》，载《宋史研究论丛》第六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约万字，与胡玉合作。62、《试论〈宋史全文〉（理宗部分）的史料价值》，载《文献》2005年第4期，约万字，《人大复印资料谣辽金元史》2006年第1期转载。63、《宋朝卖官鬻爵考》，载《文史》2006年第4辑，约2、4万字。64、《宋太宗与佛教》，收入《宋史研究论丛》（第七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约1、2万字，与彭琦合作。65、《南宋后期盐政考论》，收入《盐文化研究论丛》（第一辑）巴蜀书社2005年12月版，约1、2万字，与郭兰合作。66、《试论北宋时期过度集权及其影响》，《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与史泠歌合作。67、《宋代僧人受戒制度研究》，《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68、《宋代的象棋》，《寻根》2007年第6期，与籍勇合作。69、《“八贤王”本事》，《国学》2007年第9期，与马元元合作。70、《北宋的年号寺观》，收入《宋史研究论丛》（第八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与马元元合作。71、《宋代寺院宫观中的御书阁、本命殿》，《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与王德领合作。72、《宋代保州宗室》，收入王少堂等主编《宋太祖故里与宋祖陵》，中国档案出版社2008年出版。73、《北宋中期宣抚使角色的转型》，《河北学刊》2009年第1期，与郑丽萍合作。74、《南宋王朝与观音崇拜》，《宋史研究论丛》（第九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75、《黄敏枝<宋代敕赐寺田表>补正辨析》，《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与马元元合作。76、《宋朝人的钱，多还是少？》，《国学》2009年第3期。77、《宏观把握 微观突破——简评<南宋宗教史>》，《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第1期。
《宋代交通史》（主持），国家社科规划项目，2004－2008“中国中古时期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研究”（负责子课题），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主持）2006－2009《北宋名臣——余靖》（独立承担），广东省委宣传部委托项目，2005－2006“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独立承担），中国博士後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00－2002“中国10到14世纪岭南之经略及区域社会变迁研究”， 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1BZS039，批准经费15万元。《7—16世纪中国南部边疆与海洋经略研究》，2012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项目批准号12JZD013，批准经费80万元。主要著作：1、《宋史研究丛稿》，（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3月版。2、《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7月版。3、《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4、《北宋名臣——余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5、《中国大运河史》（合著），中华书局2001年10月出版。6、《顿挫中嬗变——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西苑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主要论文：1、《宋代书判拔萃科考》，《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又载於刘海峰主编《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2、《赵宋当朝盛世说之造就及其影响——宋朝“祖宗家法”与“嘉祐之治”新论》，《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3、《宋代急脚递考》，《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又载於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1年第3期。4、《唐宋驿传制度变迹探略》，《燕京学报》新十七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5、《南宋摆铺创置时间考辨》，《文史》第63辑，中华书局2003年5月版。6、《宋代递铺种类考辨》，《文史》第51辑，中华书局2000年7月出版。7、《南宋对邮传之整饬与更张述论——兼谈朝廷与岳飞军前诏奏往来问题》，《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又载於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4年第1期。8、《关於南宋斥堠铺、摆铺的几个问题》，《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9、《“嘉祐之治”问题探论》，《学术月刊》2004年第9期。又载於《宋史研究论文集》（第十辑），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版。10、《“爱元祐”与“遵嘉祐”——对南宋政治指归的一点考察》，《学术研究》2005年第11期。又载於《宋史研究论文集》（第十一辑），巴蜀书社2006年8月版。11、《宋代文化政策宽明原因新探》，《河北学刊》2001年第5期。12、《金字牌递创设时间小考》，《江海学刊》1998年5期。13、《略谈<参天台五台山记>的史料价值》，《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二辑，中华书局2006年版。又载於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七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14、《参天台五台山记中的驿传与文牒》，《文献》2005年第4期。15、《<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所见的北宋乘轿风俗》，《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2期。16、《唐宋地志所记“四至八到”为道路里程考证》，《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4期。17、《地方志与域外汉籍：解开宋代驿传制度奥秘的钥匙——兼谈正史、政书、类书等文献对宋代典章制度记载之局限性》，（日）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文献资料学新解释的可能性》（2），2007年6月。18、《宋代交通史研究资料概说》，（日）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文献资料学新解释的可能性》（2），2007年6月。19、《唐宋中国交通中心之南移及其影响——对中国社会发展南北差别形成原因的一种解释》，（日）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文献资料学新解释的可能性》（3），2007年12月。20、《宋代西南地区交通述略》，（日）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文献资料学新解释的可能性》（3），2007年12月。21、《宋代文书传递制度述论》，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22、《宋代南方陆路交通干线沿革述考》，张其凡、范立舟主编《宋代历史文化研究》（续编）（纪念陈乐素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版。23、《宋代驿传制度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商务印书馆2004年7月版。24、《宋代驿券考略》，《经济管理与社会科学前沿研究》（中国博士後学术大会论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25、《欧阳修私撰〈新五代史〉浅论》，《宋史研究论文集》（第八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26、《宋代关津管理制度初探》，《西南师大学报》1999年第2期。27、《宋朝对边塞进出境人员及贸易的管理》，《广西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28、《运河与两宋国计论略》，《徐州师大学报》2001年第2期。29、《从宋、金国力对比看绍兴和议的签订》，《徐州师大学报》1997年第2期。30、《纵横家学说探论》，《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31、《宋代佛教的俗化》，《杭州研究》1996年第2期。32、《欧阳修与佛教关系之一辨》，《漳州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
1.《四部精华·史部》文白对译（李华瑞、郭东旭、姜锡东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版。2.《中国经济发展史·宋辽夏金元卷》（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1月版。3.《中国改革通史》（十卷本）（漆侠主编、姜锡东副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年1月版。4.《丹青难写是精神》中国改革通史·综合卷（副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5.《内外交困中的艰难抉择》中国改革通史·两宋卷（副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6.《政府与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政府职能与作用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7月版。7.《宋史研究论文集》（朱瑞熙、王曾瑜、姜锡东、戴建国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版。8. 2010年《宋辽夏金元史电子馆》（主编之一）。9.《“中华文明的历史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姜锡东、丁建军主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10.《宋元时代的高丽史资料》（1-2辑）（参与主编），韩国新书院出版社2010年11月版。11.《辽宋西夏金代通史》（课题负责人、编委之一），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版。12.《华北文献丛书·史地卷》（姜锡东、梁松涛主编），学苑出版社2012年4月版。13.《保定商会档案》（姜锡东、许平洲、梁松涛主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14.《漆侠与历史学》（主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15.《宋史研究论丛》（第五辑至第九辑由姜锡东、李华瑞主编，第十辑至十三辑由姜锡东主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