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着述。——题记他，一个平凡至极的人。他没有秦皇汉武的创举，他没有商鞅范彝的谋略，他更没有富可敌国的财富，没有位高权重一手遮天的能力，更没有指点江山的霸气。与他们相比他只是繁星中的点点火星，如此的微不足道。但他演绎出了他的史诗，平凡中的不平凡，他便是孟子。他，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体，他认为哲学的思想中最高的范畴是天。他，在那个战火的年代了，在那民贱君贵的不平扥的时代中。他傲然站出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藐视王权的思想。他将所有人无论贫贱，无论高低平等看待，在他的眼中人人平等，“圣人与我同类者”他的傲然如此。他，一个身如草芥之人却心系天下。走访四海，关心民生，面对王权，他无所畏惧，直谏而言道：“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王权至上的年代中依旧无法动摇他的思想。面对高位的诱惑，生死的威迫他依旧保持着本心。与人乐乐而非独乐乐，这便是他的乐。他，如大海包纳以为。他始终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不善，水无有不下。面对不善，他用善去感化，面对不仁，他直言请柬“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他提倡仁政，而仁者无敌正是他的民本思想。他，一介平凡书生，却成为了使人眼中的胜任圣人：他，一位平凡的老百姓，却无视金钱名利的威诱：他，一个平凡的子民，却舍生于直言进谏的艰苦道路上。他，一个平凡的人，却在我们每个人之上，他拥有着天一般的胸怀，一样的淡然。他，瞰破了天道，看透了红尘，他所为的，只是保持本心。
古人对哲学的探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算术题。第一，孟子和荀子属于不同时期的人。孟子比荀子早几十年，几十年定然有所变化损益。特别那个时期是个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激化。第二，他们的经历大有不同，用现在的话说叫荀子看到的大部分是人性恶的一面。第三，最主要的就是这点了。他们二人都继承了孔子的儒家学说，但孔子主要的思想分两方面，一个是“仁”，一个是“礼”，“仁”主张以博大的心怀关爱世界芸芸众生，所以世人皆有恶性。“礼”主张理性节制自我，孟子的很多书中都谈到这个礼，著名的五伦十义，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就是他首先提出后经朱熹发展而来的。所以二者的看法才迥然不同，虽都是儒学，但若相同，岂非后人有盖棺定论之谬？无论有多少分歧，对于儒家学派的人物，崇古是目的，也是手段，目的都是维护传统礼教。“忠”，尽力为人谋;“恕”，推己及人。“忠恕”, 简而言之就是“已所不欲, 勿施于人” ; 从深层次看, 就是“已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自己决定对人建立仁爱之心，别人才会对你仁爱，自己决定对人豁达、宽容，别人才会对你豁达、宽容。最早将忠恕联系起来的是中国春秋时代的曾子。他在解释孔子“吾道一以贯之”时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是以待自己的态度对待人。孔门的弟子以忠恕作为贯通孔子学说的核心内容，是“仁”的具体运用。忠恕成为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不论从单纯还是深层的方面看, 都是从己出发, 以己之所好, 推及人之所好,以己之所恶, 推及人之所恶。这种推己及人的办法就是“恕”道。所谓“仁者爱人” , 也就是对他人有同情心, 有关心他人的真实感情, 要设身处地考虑别人的处境和利益。这些话听起来并不新鲜, 但确是人类长期社会生活关系中道德经验的总结。克己就是克制、约束自己, 复礼是符合于礼。孔子所谓的“礼”是周礼, 是维护社会伦理道德之礼，其中心内容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等级制, 分封制, 世袭制。他一生的梦想就是要复兴这个周礼。礼与仁的关系就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子是用仁来充实礼的, 因此“克已复礼”虽然复的是周礼，但孔子引用这句话, 则赋以新的含义。孔子要求复兴周礼, 但不是完全因袭周礼。因为完全因袭周礼已不在能充分地发挥周礼的作用, 所以, 他对周礼有一定的补充和发展, 这就是他所说的对周礼的损益。孟子对孔子的“仁”有这样的描述：“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仁，当然不等于“恻隐之心”，所以孟子没说“仁，恻隐之心也”。不过，一个人如果有了“恻隐之心”，那就是“仁”，或者说就有“仁爱之心”了。恻和隐，都有忧伤、悲痛的意思。所以，恻隐之心，就是“忧伤之心”，就是“悲痛之心”。恻隐之心，并不是自己悲痛，自己忧伤，而是能够体验到别人的悲痛，别人的忧伤，从而不忍心让别人悲痛忧伤。所以，恻隐之心，其实就是同情心、怜悯心。恻隐之心的基础和核心，则是“不忍之心”。仁，首先是“不忍之心”。“不忍之心”乃是道德的基础和底线。孟子之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每个人的“内在理性”，这种理性不仅是先天的，而且是具体的，即“仁义礼智”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说仁，与孔子虽有层次上的不同，大体上还是继承孔子的意义。孟子对义，则比孔子有较多的发挥。孟子常把仁与义连在一起说，如“仁，人之安宅;义，人之正路。”又说“仁，人心;义，人路。”又“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在孟子的眼中，仁与义根源是一致的，但义毕竟不同于仁，仁是道德本身、是一切道德的主体观念，义是具体行为的准则与规范，“正路”与“敬长”正是有准则与规范的意义。孟子解释孔子的仁为“恻隐之心”，义为“羞恶之心”。恻隐之心是仁爱的自然表现，虽然具体，但没有规范意义。羞恶之心，是自我抑制的心理表现，有规范的作用。讲“义”，显然更符合孟子就具体行为探讨内在道德理性的主题。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同样的问题，孟子由“义”来处理。“不为苟得”是指义，“患者有所不避”也是说人有义无反顾的道德之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是说羞恶之心丧失后的情形。反之，人若能遵义而行，则绝不苟活，纵然刀斧加身，又有何惧呢?”
孔子是儒学的鼻祖，生活於春秋末期。他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孟子是战国儒学的代表，被尊称为“亚圣”，地位仅次於孔子。孔孟”的思想足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荀子是与孟子同时代的儒家的另一位代表。 “而荀子亦是先秦孟子之后的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他创立了博大的儒学思想体系，也为儒学在中国几千年的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同是儒家大师，同出儒门，为中国儒家学做出了杰出贡献，但三人在教育思想方面的观点却有所不同，我们不能武断地对他们观点的妄然作出对或错的判断，但是通过对三者进行一个比较、探讨，却有可能得出一些于我们有益的结果。一、“德”、“仁”与“礼”——教育价值取向之比较孔子的一生希望透过其学说，改变当时王道衰微，礼乐崩坏的现象，以求恢复周礼，重整受破坏的社会秩序。孔子的思想以“仁”为中心思想，“仁”就是指个人内在修养及感情的蕴蓄。“仁者，人也。”所谓“克己复礼谓仁”（《论语�6�1颜渊》）。“礼”是孔子思想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孔子曾经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6�1为政》）还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6�1八佾》）孔子认为，到了周代，“礼”发展得最完备，因此，他最为崇奉的是周礼他教育弟子的基本原则，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6�1颜渊》）。行为上恪守自己的名分就是守“礼”，越出自己的名分就是违礼。因此，孔子明确提出“正名”的主张，认为社会各阶层人士要按其本身身行事，不能有所僭越。他主张复礼，即恢复周礼。他认为“名不正，言不顺”，只有达到“复礼”和“正名”，便能达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6�1颜渊》）的和谐社会。他主张实行利民的德政，反对害民的苛政。孔子主张在位者须以身作则，躬行礼仪，故曰:“不能正其身，如何正人?”在上位者若能以身作则， 以德化民， 则不必靠刑罚杀人之方法来求治。为了达到德政的目的，他强调以教育作为施政的手段，要宣传忠君孝亲、奉公守礼，这是教育最为直接为政治服务的表现。孔子主张在位者须以身作则，躬行礼仪，故曰:“不能正其身，如何正人?”在上位者若能以身作则，以德化民， 则不必靠刑罚杀人之方法来求治。特别是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候，不宜只用强制性的刑罚， 而应加强感化性的礼教。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6�1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6�1为政》)“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道草，草上之风必偃。’” (《论语�6�1颜渊》)用严刑峻法治国，是孔子坚决反对的。他主张以德、以礼去教化民众，这样，“则民耻于不善而又以至于善也”。这是孔子所崇尚的治国必治本的至善之道。孟子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和“德治”的思想，提出了“仁政”的主张。“仁”是其整个思想的最核心的范畴，它既体现了人道的原则，同时又为理想人格规定了多重内涵。在“仁”这一总范畴之下，孟子将其展开为仁、义、礼、智等具体的范畴。就其内涵而言，仁、义、礼、智既是主体内在的品格，又表现为行为的规范，它们从不同侧面展开了同一道德理想：仁的基本要求是爱人，引伸为一种普遍的仁爱精神；义表现为一种道德责任感和道德上的自我意识；礼体现的是一种尊重伦理，注重规矩的价值取向；智反映的是理性的判断能力，它赋予主体一种自觉的品格。在这四重品格中，仁是最根本的，而义、礼、智是作为体现仁的精神所必不可少的要素而提出的。孟子将仁爱的精神推广开来，即所谓“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 (《孟子�6�1尽心下》)，体现于社会政治生活，仁道便成了仁政。作为德治的具体形式，孟子将道德的力量(即仁的力量)张扬到极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6�1离娄上》)而且“仁人无敌于天下”(《孟子�6�1尽心下》)。在这里，是否实行仁政是国家兴亡，天下得失的关键所在，在仁道的无敌神威面前，一切非道德的物质因素都显得微不足道。而要推行仁政，就一定要重视用仁爱精神来教化百姓，因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6�1尽心上》)。他最欣赏的以德服人的典型是“七十子之服孔子”(《孟子�6�1公孙丑上》)，其境界真正达到“中心悦而诚服”(《孟子，公孙丑上》)。由此观之，“仁”是孟子整个思想，更是贯穿于其教育始终的价值标准。
孔丘、孟轲、荀况是先秦儒家的三个主要代表，孟子、荀子都极力推崇孔子，俨然以孔子的直接继承者自居。孟轲说：“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乃所愿，愿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说：“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讦，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荀子•儒效》)。但由于历史上孔、孟并称，后世遂认为孔孟思想完全一致，浑然一体。建国以来，由于受某些政治风潮影响，一个时期在孔、荀之间似划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认为孔学与荀学势如水火。实际上，这两种观点都有辩明之必要。 孟学偏离孔学的四个方面就孔学与孟学而言，论者尽管可从许多方面论证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然而却不能泯灭这样一个事实，即孔学与孟学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何以见得呢?让我们先从孔孟“仁”的思想谈起。“仁”在《论语》中主要有四层含义：一、仁是一种涉及个人的道德修养。如： 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而已。” (《雍也》)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 二、仁是一种行事准则。如： 子贡问为仁。子曰：“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同上） 三、仁是一种向往追求的美德。如： 苟志于仁矣，无恶也。(《里仁》)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 四、仁是一种理想的统治秩序。如：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 但无论《论语》中仁的含义有几种，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仁是一种外在于人、经过人的主观努力方能达到的，它并非人天性所然。如第一层含义，可理解为仁的思想；第二层含义，可理解为仁的标准；第三层含义，可理解为仁的境界；第四层含义，可理解为仁的政绩。 我们再看《孟子》中的“仁”。 “仁”在《孟子》一书中也有如下四层含义：一、从“仁”的缘起来说：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告子上》) 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离娄上》)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尽心下》) 就是说，仁是与身俱有，是内在于人的，无须经过人的主观努力，在人的自身中即可找到。 二、仁乃处理家庭关系的准则，说穿了，仁即孝：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梁惠王上》) ‘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命也，有性焉……。(《尽心下》) 三、仁是-种恻隐之心、或曰不忍人之心：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告子上》)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尽心下》) 四、仁是一种理想的政治： 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离娄上》) 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滕文公上》)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尽心上》)。 以上几层含义，关键是第一层，即仁乃人之天性，与生俱有，由此一层推而广之，人自然要亲亲、行孝。由此推而广之，施及自身亲人以外，自然会产生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由此恻隐不忍人之心，施及政事，是为不忍人之政；为不忍人之政而思贤若渴，天下即可大治。因此在孟子看来，“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也”(《告子上》)。所以，从仁的存在，求仁的方式，达到仁的手段，孔孟两人恰好走了一条相反的路线。孔学与孟学的第一个差异就在于此。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孔孟对人的本性的认识有所不同，前者重客观，后者则是主观的、唯心的。 虽然孔子对人的本性问题缺少系统论述(即《公冶长》中所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等天道，不可得两闻也”)，但一些只言片语仍值得注意，最为人熟知的就是《论语•阳货》中“性相近，习相远也”的论述。这句话正确解释是：“人的本性是相近的，但人之所以有高低贵贱之分，君子小人之别，乃是由于“习”，即后天习俗所染的结果。有鉴于此，孔子十分注意后天学习环境对人思想的影响。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均见《为政》)，“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而孟子则与此相反，他的主要观点是人性本善。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与孔子相比，孟子对后天学习的论述就贫乏得多了，虽然其《尽心上》中有“君子所教者五”，对孔子因材施教的原则有所发挥，然其根本目的是恢复发展人固有的善性，“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 以上是孔学与孟学的第二个差异。 论到孔、孟对人之本性的认识，自然也应分析一下他们对修身之道的看法。实际这一方面孔孟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孔子修身，首重客观外界对人的影响，如： 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 其次，注重礼的约束作用，如：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论语•雍也》)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秦伯》) 再次，注重身体力行： ‘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 孔子虽亦不废自省，但极少见，可举者仅下面两条： 见不贤而自内省也。(《论语•里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 然第一条是与“见贤思齐”相提并论，第二条亦仅从“远怨”角度而提，表现了一种消极避祸的思想。 孟子修身之道所走的路线恰与孔子相反。孟子首重内心自省： 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冶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孟子•离娄上》)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 孟子又认为，修身之关键乃禁其“放心”：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孟子•告子上》)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 他虽然注意到了客观外界对人的影响，但却是从存心养性，使人之善良不致丧失出发的：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孟子•公孙丑上》) 所以他现身说法，以自己不动心、持其志，善养其浩然之气以激励后学： 我四十不动心……持其志无暴其气……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之所生，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 由此可知从修身的途径、方法，修身所达到的目的，孔孟两人都有重大区别。这是孔孟之学的第三个区别。 孔孟还有一个重要区别，这就是为政之道。孔子为政，首推礼德：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其次，特重建立在人伦基础上的统治阶级内部秩序的巩固：齐景公闻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子路》)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论语•为政》) 再次，强调修身正己以达政化之道：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论语•子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 而孟子为政之道的基础同样是人性本善、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仁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于我者，智皆扩而充之……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以此推己及人，行之以不忍人之政，即仁政： 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矣，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梁惠王上》) 孟子有时亦提先王之政，如：“如耻之，莫若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孟子•离娄上》)。然先王之政，实即仁政，两者实为一回事：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孟子•离娄上》) 从上所引可知，孟子的为政思想，实际不过将人本身固有的善性充分发挥出来，由己及人，推而广之，达到尽孝、仁亲、爱民，进而仁覆天下。虽然他在施政上还提出了不少具体措施，如尊贤使能，注意善教，不得罪于巨室等，然其根本是由此而出发，这与孔子为政首重礼德，注重统治阶级内部等级秩序显然不同。这是孔孟之间的第四个区别。 孔、孟之不同，实际还可再举出一些，但以上四点也足能说明孔学、孟学并非浑然一体，而是存在相当差异的。 也正因此，荀子在其《非十二子》对子思、孟轲之学进行了激烈的攻击，认为他们“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因而使“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世。”言外之意，无非是说，孟子是在先圣先王的旗帜下贩卖自己的舶来品，他们是一伙挂羊头卖狗肉的而已。 关于荀子攻击思孟诸人“按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的内容，后人有多种猜测，但不管荀子所指称的是什么，一个确定不移的事实是，在孟子稍后，已有人认为孟子学说有背孔子思想。以上分析，亦可为荀子立论做一佐证。 荀学复归孔学的四个方面那么荀学与孔学关系又如何呢?从上引荀子言论中亦可以看出，荀子是以孔子嫡派传人自诩，以恢复孔学精神相标榜的。如细读《荀子》一书，可知荀子确也在许多方面反孟子之道而行之，部分地恢复了作为儒学奠基人孔子思想的主要倾向。荀子对孔学的复归主要可归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是根据孔子“性相近，习相远”观点，批判了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人性本恶思想。其《性恶》一文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据此他认为：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于小人，其性一也……凡所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所贱于桀跖小人者，从其性，顺其情，安恣睢，以出于贪利争夺……故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 (同上) 他认为人之本性与外界关系，就如良马有衔辔鞭策及如造父一样的好驭手，互柙配合，才能一日千里，所以“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才能“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也”，如“与不善人处”，只能得到“身且加于刑戮而不自知”的结果。这一点完全与孔子重视后天学习的思想相吻合。从《荀子》首列《劝学》与《论语》首列《学而》也可说明这一点。 荀子复归孔学的另一个表现是关于礼的论述。 如前所述，孔子是十分重礼的，他认为礼是人的完美道德形成的关键，是国治政化的首要途径。然到孟子手里，礼的重要被大大忽视。《孟子》中的礼在多数场合就仅局限于～种朝聘辞受婚丧嫁娶的礼仪，如“其接也以礼”，“其馈也以礼”(《万章下》)，“事君无义，进退无礼”(《离娄上》)，“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滕文公上》)。孟子实际上已抛弃了孔子关于礼在修身治国方面具有巨大作用的思想。而到荀子手里，则公开，亮出了孔子重礼的旗帜，并把礼提到一个十分隆崇的地步。 荀子关于礼的论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礼的最主要特色是养人之欲，是有别：故礼者养也，刍豢稻梁，五香调味，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芯，所以养鼻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礼论》)。 二、礼为“人道之极”，是推原先王之道，寻求仁义之本的主要途径：故绳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规矩者，方圆之至，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礼之中焉能思索，谓之能虑，礼之中焉能勿 易，谓之能固，能虑能固，加好之者，斯圣人矣。 (《礼论》)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劝学》) 三、礼是国家治乱之根本。 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上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劝学》)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夫妇不得不欢。(《大略》) 这些实际都是孔子重礼思想的具体化。 荀子复归孔学的第三个表现是对孔子中庸之道的具体阐述。中庸是孔子的一个基本思想，就孔子观点而言，中庸主要有二层意义：其一，从修身而言，它指一种无过无不及的美德，如：“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其二，在为政治国上，表现为持中执正之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舜其大知也欲！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同上)而孟子治身论政，强调收其放心，推其仁心，很少论及中庸。不仅如此，从他的“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之类激切言论来看，可知其存在不少极端思想，与中庸之道相去更远。程颐评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四书章句•孟子序说》)，也是就这一点而言的。荀子高扬中庸思想，表现了维护孔子学说的坚定立场。 荀子对孔子中庸思想的继承发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认为中庸乃修身养心之关键：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毅猛戾，则辖之以道顺；齐节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修身》) 二、认为中庸乃处事以枢机：主尊贵则恭敬而傅，主信爱则谨慎而赚，主专任则拘守而详……贵而不为夸，信而不处谦，任重而不敢专……福事至则和而理，祸事至则静而理，富则施广，贪则用节……(《仲尼》) 三、认为中庸乃治政理国之原则：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 (《儒效》)贤能不待次而举，中庸不待政而化。(《王制》) 四、认为中庸与人之日常起居饮食等都有密切关系： 心平愉则色不及佣(孙诒让：“佣与庸通，犹言常”)，而可以养目，声不及佣而可以养耳，蔬食菜羹而可以养口，粗布之衣，粗系川之履而可以养体……(《正名》) 这些方面，都表现了荀子对孔学的有意继承。 荀子恢复孔学传统方面所作的又一努力是对孔子正名思想的发挥。 正名思想亦是孔子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这一思想的提出主要是基于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而礼乐征伐之所以自诸侯出，甚至“陪臣执国命”，臣弑君、子弑父不断发生，主要是因当时的“实”与“名”不相符，即实际上的君做不到周礼规定的君之名应尽的职分，实际上的臣也不安于周礼所规定的臣之名所应尽的职分。是现实世界之“实”违反了先王所制的“名”，才引起许多无道反常现象。为了避免社会动乱，首先须正名，让各人重新按照“名”所规定的去做。 孟子明确提到正名问题的言论很少，因孟子判断是非的标准，主要是仁。以这个标准，如果君不象君，臣也不必全尽臣道，因此当齐宣王提到“汤放桀，武王伐纣”，问他“臣弑其君可乎？”他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矣。”(《孟子•梁惠王下》) 荀子的正名愿望，似乎比孔子还要强烈。荀子生活的时代，正是战国名辩思想蜂起之时。当时的情况是：“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荀子•正名》)。荀子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非常重视正名的重要性，他认为：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其民悫；悫则易使，易使则公。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正名》) 荀子主张，通过正名，达到“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以正道而辨奸”，“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说行则天下正”的目的。即：使人民认识一致，思想统一，遵守秩序，服从法令，天下归于正道。这一点完全与孔子正名思想一致。以上几点足能说明我们前面所提问题，即孔学和荀学之间，绝非势若水火，判如冰炭，而是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的。当然由于时代不同，荀子对孔子思想发展得更为系统完整，许多亦超出了孔子思想。然就孔、孟、荀三人关系而言，孔与孟的相异程度要远远超过孔与荀的相同处，孔子与荀子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呢?我们认为，孔孟荀生活的时代很值得研究。孔子生活的时代，虽然礼崩乐坏，但毕竟周天子还维持着一个天下共主的名义，因此孔子不惜四处游说，希望各诸侯国能克己复礼，恢复周的统治威权。而荀子生活时代已到战国末期，这个时期趋于统一倾向已很明显。两个时代相比，虽然统一向分裂、分裂向统一，起跑点截然相反，然为统一而努力，却是生活于两个时代人们的共同愿望，所以孔子思想虽然是倒退复辟的，但稍加改造，就会成为新兴阶级建立自己政权的理论依据和主要手段，于是形成了孔、荀之间的共同点。而孟子生活的时代，正当战国中期，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连名义也不存在了。这个时期，战国列强都在纷纷寻求领导群雄的主要途径和方法，孟子的仁义学说，即迎合这种需要而产生。当时分裂局面已成普遍现象，“攻地以战杀人盈野，攻城以战，杀人盈城”，这一状况有别于孔子时代。统一形势未萌，每一国家都暂时不能把其他国家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一状况又有别于荀子时代，于是形成了孔、荀学说的接近和孔、孟学说的较大差异。
孟子和孔子相同点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孟子和孔子区别：人格不同、著作不同、主张不同
一、人格不同
1、孟子：孔子偏向敦厚。
2、孔子：孟子则偏向愤世疾俗。
二、著作不同
1、孟子：《孟子》
2、孔子：《论语》
三、主张不同
1、孟子：孟子主张“义”。
2、孔子：孔子主张“仁爱”。
一、人格上
首先，从两人的人格来看。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激进。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自然要以身作则，要别人大气，自己就得是个敦厚的儒者长者。
这与孔子的人生经历有关，孔子早年家贫，作过吹鼓手，也放过牛羊，他是自学成才，历经磨难，因而他自然就养成了谦逊的性格，他向长者请教时也总是恭恭敬敬。不仅如此，孔子也善于、肯于向别人请教。
孟子则不同，孟子更偏向愤世疾俗，倾向激进，并强调“格”、“气节”。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
2、仁与仁政
从他们对“仁”的看法来看，孔子是大厦的奠基者，孟子是大厦的建立者和完善者。孔子针对“春秋无义战”提出了“仁”思想，他并没有将“仁”的思想形象化具体化，“仁”还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
孔子的思想是以仁为核心的体系，仁分为成德之仁和为政之仁两个方面：成德之仁要求个人在爱的基础之上，遵守一系列的道德规范，实施以忠恕为核心的方法体系以塑造个人的完美人格。
为政之仁就是把道德作为政治的基础，以周礼为落脚点，通过正名回复周礼。成德之仁是出发点，为政之仁是目的。成德之仁主张仁的核心精神是“爱”，“爱人”是“仁”的基本内容。
孟子则在“仁”的基础上将其形象为“不忍之心”，并建立“性善论”来对其进行论述，进而提出“仁政”的概念。由“仁”到“仁政”是一种从社会道德到社会政治的一个飞跃，这种飞跃将能更好的巩固“仁”的观念，并能更好地施行“仁政”。
他的仁学思想是继承孔子仁学的核心基础之上的，通过鲜艳的“人皆有不忍之心”，得出仁政，要求执政者“保民而王”：贵民是其核心，以德配君和制民之产是对贵民思想的落实。仁政与孔子的思想相比，更加具有制度化和体系化的特征。
扩展资料
孔孟——世界影响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是唯一从未中断、延续至今的一种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能远播海外，以伟大的人文精神———人道（人文）、仁道、文明、和谐、中道思想辐射到周边国家，形成广大的儒家文化圈。
这充分说明了孔子思想不仅对中华文明，而且对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以，孔子早已是属于全世界和全人类的孔子，孔子的思想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易经》的“以同而异”（求同存异理论来源）、“与时偕行”（与时俱进的出处）“和谐社会”（保和太和、万国咸宁）思想都成了世界共同遵循的治国方略。
儒学早在汉唐时期便超出中国范围，向东南亚和东北亚国辐射，形成“儒教文化圈”。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孔子创立的儒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而且是东亚地区的文化传统和文明精神，在世界思想史和世界文明史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孔孟
简析孔孟思想中的之“仁”的异同摘要：儒学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具统治地位的思想，儒家是对国人影响最深的一种流派。“仁”是早期儒家学说的重心，从孔子提出“仁者爱人”的概念到孟子的“恻隐之心仁也”的转变，简单说来应该是孔子的“仁爱”到孟子的“仁政”的一个发展的过程，而孔孟对于“仁”的理解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伦理和政治两个方面。关键词：仁；仁爱；恻隐之心；仁政孔子的“仁者爱人”拉开了中国儒家学说关于“仁”的探索的序幕， “仁”可以说是其理论的中心，而在其去世百年后，孟子又重新举起“仁”的大旗，提出“恻隐之心仁也”的观念。孟子最推崇孔子，司马迁《史记》载：“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孟子通过对孔子"仁"的推演、对孔子事迹的述评和对孔子的高度评价，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奠定了孔子的圣人地位，同样也对“仁”作了一定的自我认识上的探索和阐述，渐成一家之言，“仁”内涵的改变也反映了从孔子到孟子思想发展的理论轨迹，揭示了孟子思想学说与孔子的深层面联系。而对于“仁”具体的理解，就属于所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为之智”了（《易·系辞上》），孔子的“仁”强调人伦义务，希望人人尽职尽责，也就是主张“仁爱”，关注人的行为与价值；孟子继承与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仁”就成为对于人民的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爱心德体现，发展成包括思想生活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这也就是孟子的“仁政”思想。孔孟在仁上既有一致之处、又有各自的区别所在。仁是儒学的重要概念，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标准和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仁从其它德性中超拔出来，并被赋予它新的内涵，孔子《论语》中多说明仁的表现、适用范围，强调的是人性伦理；所有关于“仁”、“乐”的规范，都不过是施仁的一种手段，是“仁”这种人生至理得以达到的一种方式方法，即“仁为体，义、礼、智、信为用”；而孟子将孔子所倡导的仁者爱人思想和自己主张的“性本善”的理论用于现实的政治领域，把根源于血缘亲属关系中的仁爱原则引向对社会的仁德，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提出了“恻隐之心，仁也”的观念。孟子认为，人生来就有一种最基本的共同天赋本性——“不忍之心”，孟子把道德的取向提升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问题，提出人的天然的“不忍”的本心是“仁”的开始，也就是仁的产生的必要条件，这就在思想上架构起了孟子的“仁政”思想的基础。孔孟二人对“仁”的阐述不尽相同，这些阐述恰巧表现为二者之间的延续性和一致性；孔子虽然多次提到仁，但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孟子给出了仁的定义，这多少是对孔子思想的补充和丰富。孔子讲“仁者爱人”，亲人当然是自己的“仁”的首要对象（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孟子的恻隐之心作为本能的人之为人的一种爱，首先当然反映在对亲人的爱（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孔孟二人对“仁”不同的阐述在结构上有很大的重合性、互补性，即在伦理层面上的“仁”是一种递进的、互补的关系，而孔孟在社会政治方面对“仁”的不同阐述则体现两代圣人对施“仁”于天下的各自独特的体会。牟宗三先生说，在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思想只有治道没有政道，所谓治道就是治权的道理，即有效地进行社会和政治管理的方法论原则，所谓的政道，就是政权的道理，就是证券的合法性问题，治道是运用的，而正道是架构的（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对于牟先生的鉴理不敢悉同（可能存在感悟功力尚浅以及理解偏差问题），我认为儒家思想关于正道的建构从孔（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孟（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开始萌芽，一直到秦末的“陈胜王”以及后来的西汉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君权神授，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一直是王朝建立者所倚重的重要根基。中国儒家的政治思想历来注重的是内圣外王，我认为孔子的模式应是“内圣及外王”，是一种成之而反观的关系，是反思的、发散的；孟子则主张“内圣而外王”，是因果的；孔子认为“外王”最好的方法是先内圣，孟子则认为内圣是外王的必要条件，必须做到内圣才会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才有外王的权利，主宰之天才会降任于斯。在外王学特别是治道的理论上“仁”的运用方面，孔子强调“仁德”和以礼治国，孟子突出强调其“民贵君轻”思想，要求君主“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孔子在政治上的仁爱是从君主的角度出发去关爱民众的一中思想，而孟子的仁政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即不忍人之心人有恻隐之心则君主要有不忍人之政，所以孟子的仁政思想要求君主体谢下民与民同乐，君主与民众是一种利害相同礼乐相融的关系；孔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在治道上如何实行“仁”的思想，都是“仁”的思想外延，是不同角度、不同深度的理解与阐述。来源：群文天地
首先，对待人性问题，孔子主张“仁”为根本，而孟子主张“义”为首要。我们如果稍微留心一下他们二人的观点不难发现，孔子在许多场合都要求人们尊奉“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天下之民莫非王臣”的愚忠思想，他因此也就要求人们忍辱负重无怨无悔的接受统治者的奴役，要“温良恭俭让”而不可“锋芒毕露”；但是孟子却主张“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若“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孟子还说“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由此可见，孔子要把人们的思想行为局限在“礼”的权限范围内，不让人们对统治阶级有丝毫的反叛；而孟子以为“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也就是说，孟子更主张一个人要有个性，不能畏首畏尾，惟命是从。据说孟子初到齐国打算劝说齐王不要好战喜功，应“乐民之乐”，不成想被齐王称病拒绝接见，而是派了手下应付孟子的到来。孟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称病不见来使。身边的人怕触怒了齐王都纷纷劝说孟子“王命不可违”，要孟子三思而后行，但孟子还是坚持了自己的立场。更可甚者，孟子为了显示他对齐王的蔑视，第二天一大早就若无其事的赶出门到东家送殡了。孟子的这种行为在孔子看来那可是“大逆不道”“不可教也”但孟子却认为“其横逆由是也------此亦妄人也已也。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与禽兽又何难哉？”。这是多么富有挑战性的反叛啊！ 其次，在人格培养方面，孔子一味强调“克己复礼”忍辱负重无怨无悔，他让弟子们磨砺意志其实就是要为统治阶级服务；而孟子以为“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也就是说孟子主张一个人只有经历了磨砺才能真正具备“治国安邦平天下”的德才，也才能奉献于社会造福于他人的，他并不认为磨砺意志就单单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对个人的节操等也有作用的。 另外，在君臣关系上孔孟的观点也是不一致的。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而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尤其在对待“仁义理智”方面，孔子侧重强调“克己复礼”而孟子主张“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成，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最后，在对待学问上，孔子以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而孟子以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等。 一言以蔽之，有关孔孟思想的异同之处是枚不胜举的，前人本来就已经有过更高深的见解了，我在这里只是只言片语的把自己的理解写出来，以求同仁和大家不吝赐教，以期提高我对儒学的再认识。 孔子、孟子同为儒家代表人物.孟子"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后世也将孔孟并称,然而考察<论语>和<孟子>,我们却发现孔孟有很多不同之处:孔子将政治理想摆在自己人生价值的首位,而孟子则有更多的人生追求;孔子无法忘怀于政治,孟子则寄情于"大丈夫"人格;孔子谨小慎微,孟子则狂放豁达;孔子因理想与现实的不和谐而矛盾,孟子则执着于人格的精神.
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
对于孔子思想，大家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呢？下面就随我一起去阅读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相信能带给大家帮助。
论文摘要:
孔子的教育思想有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以约驭博、寓教于乐等,分析其教育思想对当今教学方法有重要启示。
论文关键词:
孔子;教育思想;当代教育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一生非常重视教育,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含有丰富的唯物辩证法因素,因此至今仍有不朽的生命力,它对今天的教育仍然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从中我们可以获得极大的教益和启示。
1 倡导“有教无类”,主张“因材施教”,发展学生个性与全面教育相结合
孔子,作为我国第一所私学的开创者,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提倡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孔子在招收弟子时,不重身份,不看财产多少,也正因为如此,孔子的弟子很多,各个社会、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还有父子二人同学于孔子的,如颜回、曾参等。孔子的这种思想观点,奠定了后世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基础,开历史之先河,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教学中不能没有统一要求,但不从学生实际出发,忽视学生在资质、性格、才能、兴趣等方面的差异就无法达到统一要实现的目标。孔子将因材施教与全面教育巧妙地结合起来,解决了教学过程中的这一矛盾。在《论语》中,有不少生动的事例表明,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法,例如,在(《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樊迟的资质较鲁纯,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已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这样,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做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就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
“因材施教”这个概念孔子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出,是朱熹在概括孔子的教学经验时,指出:“夫子教人各因其材”,遂有了“因材施教”的名言。但孔子的教学实践却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他始终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各方面才能的人。孔之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与他对学生有深刻、准确、全面的了解是分不开的。孔子十分注意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方式,观察了解学生,他非常熟悉学生的特点,能够用精辟的语言相当准确地概括出学生的特征。如:“由也果”(认为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为人豁达、大度),“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柴也愚”(高柴较迟钝),“参也鲁”(曾参较耿直),“师也辟”(子张较偏激),等等。对每一位学生的才能特点、性格特征,孔子心里也都有数。并且他还把学生的性格特征分为三种类型:“狂者”、“中行”、“狷者”,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即人有偏激、拘谨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三种不同性格。
再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共西华曰:“由也问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样的问题,由于询问者的情况不同,孔子的答复也不同,“一进之,一退之,所以约之于义理之中,而使之无过不及之患也”。由于学生的个性特点不同,所以在他们问仁、问礼、问政、问孝的时候,孔子的回答往往是深浅难易、繁简详略各不相同。
在因材施教的同时,孔子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全面教育。《论语述而》篇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史记孔子世家》也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子弟”。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同样学习文行忠信、诗书礼乐,程度不同,能力也各异。有的“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有的“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之宰”;有的“束带立于朝,可与宾客言”,同样是身通大艺者,也各有特长,“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我们从孔子运用“因材施教”这一原则的经验中,可以受到两点启发:第一,教育和教学必须从学生实际出发,避免盲目性;第二,既要坚持共同目标和统一标准,又要善于发现和注意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避免一刀切。
2 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
谈到“启发式教学”,许多人都会想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以“产婆术”著称的启发教育,但事实上,孔子不仅一贯坚持启发式教育,而且“启发”这个名称本身也是由孔子所创造的。孔子所创造的启发式教学其内涵要比苏格拉底更丰富、更为深刻。我们不妨将之称之为“产婆术”的苏格拉底启发式对话与孔子的启发教学作一下比较。
一位名叫欧谛德谟的青年,一心想当政治家,为帮助这位青年认清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苏格拉底运用启发式方法和这位青年进行了下面的对话(以下都苏问,欧答)问:“虚伪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偷盗、欺、奴役等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如果一个将军惩罚那些极大地损坏了其国家利益的敌人,并对他们加以奴役这能说是非正义吗?”答:“不能。”问:“如果他偷走了敌人的财物或在作战中欺敌人,这种行为该怎么看呢?”答:“这当然正确,但我指的是欺朋友。”苏问:“那好吧,我们就专门讨论朋友间的问题。假如一位将军所统帅的军队已经丧失了士气,精神面临崩溃,他欺自己的士兵说援兵马上就到,从而鼓舞了斗志取得胜利,这种行为该如何理解呢?”答:“应该算是正义的。”问“如果一个孩子有病不肯吃药,父亲他说药不苦、很好吃,哄他吃了下去,结果治好了病,这种行为该属于哪一类呢?”答:“应属于正义类。”苏格拉底仍不罢休,又问:“如果一个人发了疯,他的朋友怕他自杀,偷了他的刀子和利器,这种偷盗行为是正义的吗?”答:“是,他们也应属于这一类。”问:“你不是认为朋友之间不能欺吗?”答:“请允许我收回我刚才说过的话。”
从这一段生动的对话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启发式教学的特点是:抓住思维过程中的矛盾,启发诱导,层层分析,步步深入,最后导出正确结论。
下面再看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按照宋人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未达其辞。”可见,“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进行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明白时的矛盾心理。这个时候老师应该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启发思路,这就叫“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一种想说又难以表达的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孔子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它却生动地表现出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出现的两种心理状态,或者可以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和苏格拉底对话法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彼此都十分重视学生思维过程中的矛盾,但二者处理思维矛盾的方法完全不同:苏格拉底是通过教师连续不断地提问,迫使学生陷入自相矛盾的状态,从而把学生的认识逐步深化,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由此可见,苏格拉底的对话法实际上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完全被老师牵着鼻子走,这种启发式教学虽然能够是学生印象深刻,但由于学生的主动性发挥得不够,对于较复杂问题的理解恐怕难以深入。
而孔子则是由教师或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认真思考,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第二种矛盾且暂无法解决时,教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可见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自终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教师只是从旁边加以点拨,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两种启发式教学都很有效,都能促进学生进行思维,但是,显然孔子的启发式有更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因而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
3 求知应求实,勤奋,学思并重
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主张求知应先端正态度,求知应先求实。一个有智慧的人贵在自知,明白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一个人能够做到自知,就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也就能通过学习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另外孔子曾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论语述而》)他对当时人们对历史上不确凿的事任意牵强附会大为不满,教导学生做学问要实事求是,要向古人学习,古人对待历史不确凿的作法就是存疑。存疑,并不是有疑问不提出来而有所保存。恰恰相反,他是指在自己实事求是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要敢于对自己认为不确凿的问题提出疑问。“尽信书,不如无书”,在当今的教学实际过程中恰恰就需要这种思想,要鼓力学生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所接触到的事物,要敢于从课本中走出来,不要唯书本马首是瞻,对自己认为有错误的问题要敢于质疑。否则,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一旦失去,在学习上就永远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一、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二、孔子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二）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三）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孔子说：“我十五岁开始立志学习，三十岁能自立于世，四十岁遇事就不迷惑，五十岁懂得了什么是天命，六十岁能听得进不同的意见，到七十岁才能达到随心所欲，想怎么做便怎么做，也不会超出规矩.” 孔子说：“学习而不思考，人会被知识的表象所蒙蔽；思考而不学习，则会因为疑惑而更加危险.” 子贡问：“孔文子凭什么可以被称为‘文’呢？”孔子回答：“孔文子聪敏又勤学，不以向职位比自己低、学问比自己差的人求学为耻辱，所以可以用“文”字作为他的谥号！” 孔子说：“譬如用土堆山，只差一筐土就完成了，这时停下来，那是我自己要停下来的；譬如在平地上堆山，虽然只倒下一筐，这时继续前进，那是我自己要前进的.” 孟子说：“大王的不明智，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即使有一种天下最容易生长的植物，晒它一天，又冻它十天，没有能够生长的.我和大王相见的时候也太少了.我一离开大王，那些‘冻’他的奸邪之人就去了，他即使有一点善良之心的萌芽也被他们冻杀了，我有什么办法呢？比如下棋作为一种技艺，只是一种小技艺； 但如果不专心致志地学习，也是学不会的.奔秋是全国闻名的下棋能手，叫奔秋同时教两个人下棋，其中一个专心致志，只听弈秋的话；另一个虽然也在听，但心里面却老是觉得有天鹅要飞来，一心想着如何张弓搭箭去射击它.这个人虽然与专心致志的那个人一起学习，却比不上那个人.是因为他的智力不如那个人吗？回答很明确：当然不是.” 孟子说：‘完全相信书，还不如没有书.我对《尚书》武成一篇，所取不过两三片竹简罢了.仁德的人在天下没有敌手.凭周武王这样很有仁道的人去讨伐商纣王这样很不仁道的人，怎么会使血流得那么多，以致连打仗的杵也都在血水中漂流起来呢？。
孔孟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思想精髓是主张"仁义"
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以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观点。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大。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
庄子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思想精髓是主张"道德"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思想，故历史上老庄并称，道家思想又称为老庄思想。
庄子思想的可贵之处，是具有朴素的唯物自然观和辩证法因素。他认为“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庄子·则阳》），气，即物质自然性，故其主观精神的道，是与客观自然的气分不开的。庄子继承和发展了春秋后否定天命观的思想，认为“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气”（《庄子·知北游》。），死，亦为客观自然的事，无君臣尊卑之别，这无异揭示了人的自然属性，否定了权贵奴役人民的合理性。他指出客观事物都是变化的，“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庄子·秋水》。
客观事物的变化，则是由于矛盾双方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庄子·则阳》。）]。庄子在认识到客观事物的变化及其矛盾双方作用的同时，又进一步认为对立的双方是可以转化的，“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庄子·知北游》。）]无疑的，这都是庄子继承了老子朴素辩证法的积极一面，是老庄思想的精华所在。
但是，由于老子在肯定客观事物矛盾对立而相互转化的同时，却忽略了矛盾转化的条件和新旧质的区别，庄子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却把朴素的辩证法进而引向了相对主义。他认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齐物论》。]，世界上没有是非、善恶、美丑之分，“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同上。）]双方都自以为是，而以对方为非，实际上没有绝对的是非。庄子的这种相对主义必然导向怀疑主义，如“庄子梦为蝴蝶”，不知是庄周梦为蝴蝶，抑或是蝴蝶梦为庄周，形象地反映了这种认识论的不可知论和怀疑论。庄子一生饱受战乱之苦，无法摆脱冷酷无情的现实，故对一切均持怀疑态度，失去了探索真理的信心，是“小国寡民”思想的典型表现。庄子的相对主义，固属唯心主义体系，但他觉察到了认识的相对性，指出了物质的不确定性，对后来唯物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是有启迪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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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我十五岁开始立志学习，三十岁能自立于世，四十岁遇事就不迷惑，五十岁懂得了什么是天命，六十岁能听得进不同的意见，到七十岁才能达到随心所欲，想怎么做便怎么做，也不会超出规矩.”
孔子说：“学习而不思考，人会被知识的表象所蒙蔽；思考而不学习，则会因为疑惑而更加危险.”
子贡问：“孔文子凭什么可以被称为‘文’呢？”孔子回答：“孔文子聪敏又勤学，不以向职位比自己低、学问比自己差的人求学为耻辱，所以可以用“文”字作为他的谥号！”
孔子说：“譬如用土堆山，只差一筐土就完成了，这时停下来，那是我自己要停下来的；譬如在平地上堆山，虽然只倒下一筐，这时继续前进，那是我自己要前进的.”
孟子说：“大王的不明智，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即使有一种天下最容易生长的植物，晒它一天，又冻它十天，没有能够生长的.我和大王相见的时候也太少了.我一离开大王，那些‘冻’他的奸邪之人就去了，他即使有一点善良之心的萌芽也被他们冻杀了，我有什么办法呢？比如下棋作为一种技艺，只是一种小技艺； 但如果不专心致志地学习，也是学不会的.奔秋是全国闻名的下棋能手，叫奔秋同时教两个人下棋，其中一个专心致志，只听弈秋的话；另一个虽然也在听，但心里面却老是觉得有天鹅要飞来，一心想着如何张弓搭箭去射击它.这个人虽然与专心致志的那个人一起学习，却比不上那个人.是因为他的智力不如那个人吗？回答很明确：当然不是.”
孟子说：‘完全相信书，还不如没有书.我对《尚书》武成一篇，所取不过两三片竹简罢了.仁德的人在天下没有敌手.凭周武王这样很有仁道的人去讨伐商纣王这样很不仁道的人，怎么会使血流得那么多，以致连打仗的杵也都在血水中漂流起来呢？
浅谈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x0d儒家思想自产生之日起就颇受瞩目，其侧重社会取向的价值观，富有伦理特色的政治观，追求自我完善的道德观，在中国封建时代长期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在世界观方面，它是理性的；在人生目的方面，它是功利的；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态度方面，它是和谐的.凡此都与现代社会的观念有着相似或相通的地方.所以说，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儒家思想依然有其正面的价值和积极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资源，挖掘它的积极面，对市场经济有着建设性作用，对现代管理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x0d在世界观方面，儒家思想是一种理性的文化，同现代社会的理性世界观有着一致性，它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以及社会政策制定的原则，同现代资产阶级思想是相通的，所以，它能够迅速理解并接受现代的理性文化，从而使东亚社会先于其他落后地区，选择了现代化道路.\x0d 由此可见，儒家的具体实践原则，都是本着理性的精神，在一定的环境中，依据人们的利益需要制定出来的，是可以理解的东西.儒家思想同现代社会的观念有着相似或较为一致的地方.也正因为理性的思维方式使然，二战后的韩国、台湾、新加坡尽管资源贫乏，但由于他们理性地选择了现代化道路，实现了经济的腾飞.\x0d在人生目的方面，儒家思想是功利的，东亚的儒家思想把人生的目标放在现世，追求现世的成功，有强烈的成就动机，这同现代社会价值观有共通之处.\x0d 在儒家这种思想支配下的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功利主义者.自秦汉以来的中国一直就贯穿着强烈的功利思想.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东亚民众普遍鄙视懒惰与不思进取，崇尚勤俭与成功.各行各业的人们，起早贪黑，勤奋异常，而在家庭消费方面，非常节俭，为的就是发财致富.由于古代生产力水平不高，依靠农业积累财富需要很长时间，长此以往，使得中国人在勤俭方面，世界闻名.由于农业积累财富缓慢，艰难，因而做官是一条便捷的致富之路.中国自秦汉以来，除国君外，行政官员均对民众开放，任人唯贤，“学而优则仕”，自隋朝就确立了科举制度.所以一般民众就把读书做官视为成功发迹、光耀门楣的终南捷径.\x0d 儒家文化在人生目的观方面所具有这种强烈的成就动机，正是现代社会大力提倡的东西，它对东亚现代化成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x0d 所以，在人生目的观方面，东亚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强烈的功利动机，同现代社会是共通的，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它为东亚现代化提供了强劲的心理支持.\x0d 在社会关系方面，儒家文化统治下的东方社会，重法治，但更推崇礼治，因而具有教强的和谐性与稳定性，这种方式有利于社会化的、分工合作紧密的现代社会，这种高度的社会整合性是东亚经济起飞的秩序保证.\x0d 儒家道德说教的内容，后人总结为“八德四维”，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与“礼仪廉耻”.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四维八德”，中心精神是强调责任与义务，注重集体与和谐，不大重视个人的权利.在东亚现代化过程中， *** 在经济计划制定方面，注重整体的和谐一致，讲求完美，讲求照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取得社会各个方面的理解和协助，因而制定计划无不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广泛地搜集材料，争取广泛的社会参与，反复斟酌，最后博得各个方面的认可，方才付诸实施，所以，一般都能顺利完成.\x0d 儒家思想的流传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虽然改革开放的今天与春秋末期已是天壤之别，但其依然具有生命力，这缘于随社会形势的变化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企业文化建设也并非一劳永逸，在市场经济瞬息万变的今天，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唯有适时调整自己才能更好.作为企业文化的第一设计者——企业家应及时把握各种变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有新的突破，在旧有的传播途径外注意开辟新的通道，让员工在接受企业价值观的基础上及时获得新的观点.而所有这些都可归为：创建以团队协作为基本形式，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为基本方法，以实现共同远景而全力以赴为基本特点的学习型组织.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自创立之日起就颇受瞩目，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曾长期作为社会正统思想，它久经岁月风云的洗刷，已经根植于人们的心灵深处，涵养、陶冶着历代知识分子的高贵人格和浩然丈夫气，今天仍然闪耀着其灿烂的光芒.我们应该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解读、研究它，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使古老的儒学为今天、今后的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做出新的贡献.。
我所了解的孔子和孟子 徐佳 五千年的风霜雨露，造就了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德.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因孔孟思想而灿烂.孔孟的思想、孔孟的学风、孔孟的精神对我们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学而时习之ت不亦乐乎？”他主张学习要温故知新ج“知之为知之ت不知为不知”ت告诉我们做学问要有诚实的态度ج“仁”是他学说的精髓ت他主张“爱人”ت认为统治者应体察民情ت爱惜民力.“为政以德”ت他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ت他的学说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思想ت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ت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ت大教育家、思想家——孔子. “天时不如地利ت地利不如人和”ت他坚持“人和”胜于一切ج“得道者多助ت失道者寡助”ت他主张“得民心者得天下”ج“生ت亦我所欲也ج义ت亦我所欲也ت二者不可得兼ت舍身而取义者也”ت他提倡做人要做到“舍生取义”.他反对一切战争ت认为“民贵君轻”ت认为统治者应轻徭薄赋ت实行“仁政”.他还主张按时令砍伐树木ت不过分捕捞鱼虾ت他希望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思想ت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ت他就是儒家学说的另一位代表——孟子.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ت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ت他们的思想对我们的生活仍有影响ث“仁政”仍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ت以人为本依旧是我们瞩目的焦点ت孔子的《论语》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ة从中我们可以学到为人处世、治学等方面的知识„„ “富贵不能淫ة贫贱不能移ة威武不能屈ة此之谓大丈夫”ة孟子教给我们做人的道理ة高官厚禄不能贪图ة贫穷低下不能动摇意志ة武力威胁不能屈服ة在利益面前要舍生取义ة见利忘义永远是可耻的行为„„感受孟子的正气ة我们会终生受益. 历史的风吹走了一切ة却吹不走他们的精神ث历史的雪掩盖了一切ة却掩盖不了他们对我们的影响ث历史的雨冲刷了一切ة却冲不去他们的正气.学古为今用ة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值得我们终生去探索. 点评 小作者善于积累ة从孔孟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入笔ة以清新的语言ة洒脱的文笔ة细腻的心思ة向读者娓娓道来.文章构思巧妙ة引人入胜ث立意高远ة耐人寻味ة是一篇难得的佳作.文中引用了很多孔孟的名言并加上了作者的理解ة可见作者对孔孟研究比较透彻ة了解比较详细ة课外阅读面比较广.文章 *** 飞扬ة排比句轻灵流畅ة如欢快的风把读者带向了历史的深处ة使读者在富有诗意的意境中产生无限遐思.。
很多糟泊的旧文化，至今仍然是人们思想的枷锁.“中庸之道”调和了社会矛盾，使人们分不清是非.忠君思想，使人们逆来顺受，封建等级形成了“官本位”的思想，阻碍了我国法制进程.而以男权为中心，使女性地位屈于从属的附庸，女性解放在某些程度上还受孔孟之道毒害，这一切在当今社会仍然渗透了思想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儒家学说糟泊仍然是思想领域最大的障碍. 鲁迅在小说《狂人日记》里就对孔孟之道作了彻底否定，鲁迅借狂人说：我翻开历史的一查，这个历史没有年代，但是每一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可是我看到了半夜才从字逢里看出来，原本写着两个字：“吃人”. 当乘坐旅游小火车走马观花在孔墓，若大的园林埋葬了从孔子到74代大家族嫡系子孙，只有坐游览车参观，孔家陵园是用厚实的高墙围起来的.陵园古树参天，历代封建皇帝可能都要祭扫孔墓，那个满族铁木真的后代，清朝乾隆皇帝还把公主下嫁给孔家，可见封建王朝对孔子的推尊，包括蒋介石也推崇儒家思想，孔子的子孙受到历代封建王朝关照，家丁兴旺，两千多年经久不衰，这是中国文化的奇迹. 孔家是个大家族，长子承接家业，家族观念很强，孔家正是按照“父父、子子”来构建封建大家庭，傍系搬离孔府，据说60几代差一点短了香火，后来讨了几房姨太太才把香火延续下去.无后为大，这是孔子的思想，现在计划生育，不知有多少人要断后，孔子的后代要还是生活在曲阜，肯定不答应计划生育，文化显赫的大家族怎么能断后，一个大家族终于从古老土地上消失了，孔子的后代移居美国享受现代物质文明，而留给我们的是如何在思想上扬弃儒家学说，这是时代赋予给我们的课题. 驱车离开了曲阜，屹立在齐鲁大地的高墙深院的孔庙，很快就眼帘消失了，似乎读懂了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兴衰史，现代文化就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废墟之上，一个时代文化的发展是社会文明的标志.。
孔子和孟子认为有孝心的人才可以做上官。而那些没有孝心，不会孝顺父母的人是不配做官的。孔子和孟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孟子前几百年，是历史上第一个教育家。他虽然只是齐国的一个小官，但在他门下学习的人却不下千人。孟子虽然在孔子后几百年，但这并不影响对文学的热爱，这也许要感谢他的母亲，孟子的母亲希望孩子能爱上读书，因此，不惜搬家三次。
在孟子小时候孟子很天真、活泼、精力充沛。在他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只能和母亲相依为命。还好孟子的母亲很有毅力，每天都给孟子讲一些故事：比如伏羲八卦、女娲补天、神农尝百草、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皇帝造舟车、大禹治水、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等，小孟子完全沉浸在孟子母亲的讲叙之中。孟子的住区实在是太闹了，不是叫卖声就是笑声、哭声，让孟子不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让母亲大伤脑筋，孟子的母亲想：在这样的环境下怎么能学得下呢？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因此孟子的母亲便有了搬家的念头。其实孟子的母亲是三居两迁，并不是真正的搬了三次家。
儒家学说：“百善以孝为先。”凡事都要以孝为先，这也是为好官的基础。
二千五百年前，来自泰山山脉的北风吹动着一位倚仗凝思的老人的衣角，但风中这位鲁国的国公依旧一丝不苟，这种庄严在风动的夕阳中与相邻的泰山辉映在一起，多少个斗转星移后迎送着一个个朝阳.他就是万世师表，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
每一位伟人的诞生，都伴随着天将降大任前的磨砺与洗礼.孔子的一生无疑是一次人世间的苦行.他出身于曾经的贵族，却必须面对家族没落的现实，他创造了以仁为本的思想，却要应对尔虞我诈的世事.年少的贫困病未泯灭他远大的志向，中年的挫折未曾动摇他那不去的斗志，晚年的离丧没能阻挡他思想的升华！他三十而立办教育，开私塾，使贫困人民得以走进知识的殿堂，他“有教无类”的教学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知识传播突破了出生，阶级的鸿沟，他“因材施教”的理念是知识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使知识走进民间，面向大众.是他让中华民族成为了“全民有知”的民族，他这个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壮举，是我们的民族的知识水平远远超越了当时任何以出生决定知识走向的民族，为中华民族若干年后各个盛世的腾飞积蓄了雄厚的知识力量.
这位慈祥的老人，不仅告诉他的学生以及他身后千千万万的华夏儿女，学习知识的目的，同时也交给了世人学习的方法.大的方面能够治国经世，小的方面可以净口修身，他教化世人用“义”和“礼”来阐述“仁”的思想，用“智”和“信”来传播“仁”的观念.学习方法上要“温故知新”，要“举一反三”，在细微处体现出伟人不朽的智慧光辉！
不朽的思想总是与时俱进，孔子这位鲁国的老人，这位为教育的实施，为正气的传播，为治国方略的施展而努力奋斗的伟大先哲，他的思想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焕发着着耀眼的光芒，同时被时代赋予了新的含义.当今的世界“文明的冲突”随处可见，局部的战火弥漫着硝烟，纷乱的动荡使生灵涂炭.我国国内因社会转型而带来的问题亦急需解决.当今的时代最需要什么？需要“和谐”！而孔子的理想不正是贫富平均.重视民生的个守本分的和谐社会吗？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与我国现阶段追求的缩小贫富差距，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又是何等的契合！二千五百多年的时光弹指一挥，孔子的思想却永立东方，并已走向世界！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孔子，为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伟人
浅论庄子“得道”思想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价值
山东省利津县第一中学 杨富丁（257400）
笔者在教授岳麓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Ⅲ）•文化发展历程>>；第2课有关庄子思想的时候，发现庄子“得道”思想对促进中学生心理健康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欲做这一方面的探讨。
《庄子•大宗师》篇这样描绘真人：不知道悦生，不知道恶死；出生不欢喜，入死不拒绝，无牵无挂的去，无拘无束的来；知道自己的来源，不追求自己的归宿；事情来了就欣然接受，忘其死生任其复返自然，不用心智去损害道，不用作为去辅助天。在庄子看来，只要具备上述真人的观念和行为，就是“得道”之人了。
考前的焦虑在中学生中较为普遍，主要表现为以下精神情绪状况：总是担心考不好，怕考不好对不起父母辛勤的汗水和恩师的谆谆教诲，怕考不好在同学中抬不起头来，怕考不好证明自己的学习能力差，升学前途渺茫，心理负担很重，常伴有烦躁不安，精神紧张，晚上睡不着觉，好发脾气等负性精神情愫。我们采用庄子“得道”思想中“无牵无挂的去，无拘无束的来”，“事情来了就欣然接受”的精神文化去教育学生，告诉他们考前不要想考试之后的一切人和事，不要想考试的结果，做到“去也终须去”“无牵无挂”，只须冷静面对，“欣然接受”考试。这样就有利于他们调适心态，保持心理的平和，缓解考前的焦虑，逐步改变这些负面心理情绪。从而大大提高考试的心理素质，改善心理健康水平。
精神强迫症状在中学生中也常常出现，其典型的精神特点是有意识的自我强迫和有意识的自我反强迫并存。明明知道这件事不该想，想它没有任何意义，但是还是禁不住自己去想，致使人非常痛苦，常伴随着性格的孤独、敏感、多疑、刻板、胆怯，严重影响了中学生的心理人格健康和学习的发展。我们采用庄子“得道”思想中的“忘其死生任其复返自然”的“顺其自然”的文化精神去教育学生，使他们知道当强迫观念出现时，不要在意，不去管它，不要企图靠自己的意志去制止这种强迫观念，该干啥就干啥，“顺其自然”地学习和生活，这样坚持下去，出现精神强迫的情绪观念就会减轻，有意识的自我强迫和自我反强迫的恶性循环就会被打破，强迫与反强迫的矛盾症状就会逐步解开。这和日本著名的森田疗法思想核心“顺其自然”的基本内涵是一致的。
可见庄子“得道”思想对缓解和摆脱考前焦虑情绪及强迫性精神情绪有积极的意义，从而有利于改善和提高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当然，我们要抛弃庄子“得道”思想中的消极人生观，发挥其积极的价值用于日常的中学生心理辅导，促进中学生的健康发展。
墨子成就墨子的哲学思想反映了从宗法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小生产者阶层的二重性，他的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为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其神秘主义的糟粕也为秦汉以后的神学目的论者所吸收和利用。墨子作为先秦墨家的创始人，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 另外墨子在科学技术领墨子域中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主要者有： 1．宇宙论方面 墨子认为，宇宙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个体或局部都是由这个统一的整体分出来的，都是这个统一整体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也就是整体包含着个体，整体又是由个体所构成，整体与个体之间有着必然的有机联系。从这一连续的宇宙观出发，墨子进而建立了关于时空的理论。他把时间定名为“久”，把空间定名为“宇”，并给出了“久”和“宇”的定义，即“久”为包括古今旦暮的一切时间，“宇”为包括东西中南北的一切空间，时间和空间都是连续不间断的。在给出了时空的定义之后，墨子又进一步论述了时空有限还是无限的问题。他认为，时空既是有穷的，又是无穷的。对于整体来说，时空是无穷的，而对于部分来说，时空则是有穷的。他还指出，连续的时空是由时空元所组成。他把时空元定义为“始”和“端”，“始”是时间中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位，“端”是空间中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位。这样就形成了时空是连续无穷的，这连续无穷的时空又是由最小的单元所构成，在无穷中包含着有穷，在连续中包含着不连续的时空理论。 在时空理论的基础上，墨子建立了自己的运动论。他把时间、空间和物体运动统一起来，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在连续的统一的宇宙中，物体的运动表现为在时间中的先后差异和在空间中的位置迁移。没有时间先后和位置远近的变化，也就无所谓运动，离开时空的单纯运动是不存在的。 对于物质的本原和属性问题，墨子也有精辟的阐述。在先秦诸子中，老子最早提出了物质的本原是“有生于无”（《老子》第1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40章）。墨子则首先起来反对老子的这一思想，提出了万物始于“有”的主张。他指出，“无”有二种，一种是过去有过而现在没有了，如某种灭绝的飞禽，这不能因其已不存在而否定其曾为“有”；一种是过去就从来没有过的事物，如天塌陷的事，这是本来就不存在的“无”。本来就不存在的“无”不会生“有”，本来存在后来不存在的更不是“有”生于“无”。由此可见，“有”是客观存在的。接着，墨子进而阐发了关于物质属性的问题。他认为，如果没有石头，就不会知道石头的坚硬和颜色，没有日和火，就不会知道热。也就是说，属性不会离开物质客体而存在，属性是物质客体的客观反映。人之所以能够感知物质的属性，是由于有物质客体的客观存在。 2．数学方面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理性高度对待数学问题的科学家，他给出了一系列数学概念的命题和定义，这些命题和定义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严密性。 墨子所给出的数学概念主要有： 关于“倍”的定义。墨子说：“倍，为二也。”(《墨经上》)亦即原数加一次，或原数乘以二称为“倍”。如二尺为一尺的“倍”。关于“平”的定义。墨子说：“平，同高也。”(《墨经上》)也就是同样的高度称为“平”。这与欧几里得几何学定理“平行线间的公垂线相等”意思相同。 关于“同长”的定义。墨子说：“同长，以正相尽也。”(《墨经上》)也就是说两个物体的长度相互比较，正好一一对应，完全相等，称为“同长”。 关于“中”的定义。墨子说：“中，同长也。”(《墨经上》)这里的“中”指物体的对称中心，也就是物体的中心为与物体表面距离都相等的点。 关于“圜”的定义。墨子说：“圜，一中同长也。”(《墨经上》)这里的“圜”即为圆，墨子指出圆可用圆规画出，也可用圆规进行检验。圆规在墨子之前早已得到广泛地应用，但给予圆以精确的定义，则是墨子的贡献。墨子关于圆的定义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圆的定义完全一致。 关于正方形的定义。墨子说，四个角都为直角，四条边长度相等的四边形即为正方形，正方形可用直角曲尺“矩”来画图和检验。 这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正方形定义也是一致的。 关于直线的定义。墨子说，三点共线即为直线。三点共线为直线的定义，在后世测量物体的高度和距离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晋代数学家刘徽在测量学专著《海岛算经》中，就是应用三点共线来测高和测远的。汉以后弩机上的瞄准器“望山”也是据此发明的。 此外，墨子还对十进位值制进行了论述。中国早在商代就已经比较普遍地应用了十进制记数法，墨子则是对位值制概念进行总结和阐述的第一个科学家。他明确指出，在不同位数上的数码，其数值不同。例如，在相同的数位上，一小于五，而在不同的数位上，一可多于五。这是因为在同一数位上(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五包含了一，而当一处于较高的数位上时，则反过来一包含了五．十进制的发明，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正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卷中所说：“商代的数字系统是比古巴比伦和古埃及同一时代的字体更为先进、更为科学的“，“如果没有这种十进位制，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个统一化的世界了“。 3．物理学方面墨子关于物理学的研究涉及到力学、光学、声学等分支，给出了不少物理学概念的定义，并有不少重大的发现，总结出了一些重要的物理学定理。 首先，墨子给出了力的定义，说：“力，刑(形)之所以奋也。”(《墨经上》)也就是说，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即使物体运动的作用叫做力。对此，他举例予以说明，说好比把重物由下向上举，就是由于有力的作用方能做到。同时，墨子指出物体在受力之时，也产生了反作用力。例如，两质量相当的物体碰撞后，两物体就会朝相反的方向运动。如果两物体的质量相差甚大，碰撞后质量大的物体虽不会动，但反作用力还是存在。 接着，墨子又给出了“动”与“止”的定义。他认为“动”是由于力推送的缘故，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止，以久也，无久之不止，当牛非马也。”的观点，意思是物体运动的停止来自于阻力阻抗的作用，如果没有阻力的话，物体会永远运动下去。这样的观点，被认为是牛顿惯性定律的先驱，比同时代全世界的思想超出了1000多年，也是物理学诞生和发展的标志（亚理士多德认为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没有力物体就不会运动，而停止是物体的本性，这样的观点是符合常人观测的结果的，却是肤浅和错误的）。 关于杠杆定理，墨子也作出了精辟的表述。他指出，称重物时秤杆之所以会平衡，原因是“本”短“标”长。用现代的科学语言来说，“本”即为重臂，“标”即为力臂，写成力学公式就是力×力臂(“标”)=重×重臂(“本”)。现在人们一般都习惯于把杠杆定理称为阿基米德定理，其实墨子得出杠杆定理比阿基米德早了200年，应称之为墨子定理才是公允的。此外，墨子还对杠杆，斜面、重心、滚动摩擦等力学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这里就不一一赘述。在光学史上，墨子是第一个进行光学实验，并对几何光学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家。如果说墨子奠定了几何光学的基础，也不为过分，至少在中国是这样。正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卷中所说，墨子关于光学的研究，“比我们所知的希腊的为早”，“印度亦不能比拟”。 墨子首先探讨了光与影的关系，他细致地观察了运动物体影像的变化规律，提出了“景不徙”的命题。也就是说，运动着的物体从表观看它的影也是随着物体在运动着，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当运动着的物体位置移动后，它前一瞬间所形成的影像已经消失，其位移后所形成的影像已是新形成的，而不是原有的影像运动到新的位置。如果原有的影像不消失，那它就会永远存在于原有的位置，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所看到的影像的运动，只是新旧影像随着物体运动而连续不间断地生灭交替所形成的，并不是影像自身在运动。墨子的这一命题，后来为名家所继承，并由此提出了“飞鸟之影未尝动”的命题。 随之，墨子又探讨了物体的本影和副影的问题。他指出，光源如果不是点光源，由于从各点发射的光线产生重复照射，物体就会产生本影和副影；如果光源是点光源，则只有本影出现。 接着，墨子又进行了小孔成像的实验。他明确指出，光是直线传播的，物体通过小孔所形成的像是倒像。这是因为光线经过物体再穿过小孔时，由于光的直线传播，物体上方成像于下，物体下部成像于上，故所成的像为倒像。他还探讨了影像的大小与物体的斜正、光源的远近的关系，指出物斜或光源远则影长细，物正或光源近则影短粗，如果是反射光，则影形成于物与光源之间。 特别可贵的是，墨子对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等进行了相当系统的研究，得出了几何光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他指出，平面镜所形成的是大小相同、远近对称的像，但却左右倒换。如果是二个或多个平面镜相向而照射，则会出现重复反射，形成无数的像。凹面镜的成像是在“中”之内形成正像，距“中”远所成像大，距“中”近所成的像小，在“中”处则像与物一样大；在“中”之外，则形成的是倒像，近“中”像大，远“中”像小。凸面镜则只形成正像，近镜像大，远镜像小。这里的“中”为球面镜之球心，墨子虽尚未能区分球心与焦点的差别，把球心与焦点混淆在一起，但其结论与近现代球面镜成像原理还是基本相符的。 墨子还对声音的传播进行过研究，发现井和罂有放大声音的作用，并加以巧妙地利用。他曾教导学生说，在守城时，为了预防敌人挖地道攻城，每隔三十尺挖一井，置大罂于井中，罂口绷上薄牛皮，让听力好的人伏在罂上进行侦听，以监知敌方是否在挖地道，地道挖于何方，而作好御敌的准备（原文是：令陶者为罂，容四十斗以上，……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内迎之）。尽管当时墨子还不可能明了声音共振的机理，但这个防敌方法却蕴含有丰富的科学内涵。 4．机械制造方面墨子是一个精通机械制造的大家，在止楚攻宋时与公输般进行的攻防演练中，已充分地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才能和造诣。他曾花费了3年的时间，精心研制出一种能够飞行的木鸟。他又是一个制造车辆的能手，可以在不到一日的时间内造出载重30石的车子。他所造的车子运行迅速又省力，且经久耐用，为当时的人们所赞赏。 值得指出的是，墨子几乎谙熟了当时各种兵器、机械和工程建筑的制造技术，并有不少创造。在《墨子》一书中的“备城门”、“备水”、“备穴”、“备蛾“、“迎敌祠”、“杂守”等篇中，他详细地介绍和阐述了城门的悬门结构，城门和城内外各种防御设施的构造，弩、桔槔和各种攻守器械的制造工艺，以及水道和地道的构筑技术。他所论及的这些器械和设施，对后世的军事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 5．哲学方面墨子的哲学建树，以认识论和逻辑学最为突出，其贡献是先秦其他诸子所无法比拟的。 墨子认为，人的知识来源可分为三个方面，即闻知、说知和亲知。他把闻知又分为传闻和亲闻二种，但不管是传闻或亲闻，在墨子看来部不应当是简单地接受，而必须消化并融会贯通，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因此，他强调要“循所闻而得其义“，即在听闻、承受之后，加以思索、考察，以别人的知识作为基础，进而继承和发扬。 墨子所说的“说知”，包含有推论、考察的意思，指由推论而得到的知识。他特别强调“闻所不知若已知，则两知之”，即由已知的知识去推知未知的知识。如已知火是热的，推知所有的火都是热的；圆可用圆规画出，推知所有的圆都可用圆规度量。由此可见，墨子的闻知和说知不是消极简单地承受，而是蕴涵着积极的进取精神。 除闻知和说知外，墨子非常重视亲知，这也是墨子与先秦其他诸子的一个重大不同之处。墨子所说的亲知，乃是自身亲历所得到的知识。他把亲知的过程分为“虑”、“接”、“明”三个步骤。“虑”是人的认识能力求知的状态，即生心动念之始，以心趣境，有所求索。但仅仅思虑却未必能得到知识，譬如张眼睨视外物，未必能认识到外物的真象。因而要“接”知，让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去与外物相接触，以感知外物的外部性质和形状。而“接”知得到的仍然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它所得到的只能是事物的表观知识，且有些事物，如时间，是感官所不能感受到的。因此，人由感官得到的知识还是初步的，不完全的，还必须把得到的知识加以综合、整理、分析和推论，方能达到“明”知的境界。总之，墨子把知识来源的三个方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认识论领域中独树一帜。 墨子又是中国逻辑学的奠基者。他称逻辑学为“辩”学，把其视之为“别同异，明是非“的思维法则。他认为，人们运用思维，认识现实，作出的判断无非是“同”或“异”，“是”或“非”。为此，首先就必须建立判别同异、是非的法则，以之作为衡量、判断的标准，合者为“是”，不合者为“非”。这种判断是“不可两不可”的，人们运用思维以认识事物，对同一事物作出的判断，或为“是”，或为“非”，二者必居其一，没有第三种可能存在，不可能二者都为“是”，或二者都为“非”，也不可能既“是”又“非”，或既“非”又“是”。用现代的逻辑学名词来说，这就是排中律和毋矛盾律。 由这一思维法则出发，墨子进而建立了一系列的思维方法。他把思维的基本方法概括为“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小取”)。也就是说，思维的目的是要探求客观事物间的必然联系，以及探求反映这种必然联系的形式，并用“名”(概念)、“辞”(判断)、“说”(推理)表达出来。“以类取，以类予”，相当于现代逻辑学的类比，是一种重要的推理方法。此外，墨子还总结出了假言、直言、选言、演绎、归纳等多种推理方法，从而使墨子的辩学形成为一个有条不紊、系统分明的体系，在古代世界中别树一帜，与古代希腊的逻辑学、古代印度的因明学并立。 6.军事方面中国古代战争最著名的守城战术典籍是墨家的《墨子》，《墨子》十五卷，其中第十四、十五卷全篇介绍了守城的装备、战术、要点，共二十篇，存十一篇，为《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即蚁伏，指步兵强行登城）》，《迎敌祠》，《旗帜》，《号令》，《集守》。《墨子》中的守城战术及其丰富，仅存的十一篇就几乎含盖了所有的冷兵器时代的攻城术。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墨子的科学造诣之深，成就之大，在中国古代杰出科学家的行列中堪称为佼佼者之一。遗憾的是，墨子在科技领域中的理性灵光，随着后来墨家的衰微，几近熄灭。后世的科学家大多注重实用，忽视理性的探索，此实为中国科技史上的莫大损失。
抄作业是不好的。不过我能提供些资料1.孟子：孟子（前372年～前289年），战国时期鲁国人。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著有《孟子》一书。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有作品《孟子》流传后世。孟子中心思想：《仁政》《王道》参考名句：长幼有序。——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惟孝顺父母，可以解忧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2.墨子：墨子，约在公元前468年～前376年，名翟(dí)，鲁人。墨子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创立墨家学说，并有《墨子》一书传世。中心思想：《非攻》《兼爱》参考名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译文】兴天下的利益，除天下的祸害。兼爱。【译文】不分等级，不分远近，不分亲疏地爱天下所有的人。非攻。【译文】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人类和平。尚贤【译文】不分贵贱地推荐、选拔、使用德才兼备的人。尚同。【译文】政令、思想、言语、行动等要与圣王的意志相同一。节用。【译文】反对奢侈浪费，主张勤俭节约。节葬。【译文】反对厚葬久丧，主张薄葬短丧。非乐。【译文】反对奢靡的音乐活动，提倡节约人财物力。非命。【译文】反对命运之说，主张强力从事。天志。【译文】天是有意志的最高主宰，天的意志是兴利除害。明鬼。【译文】辨明鬼神的存在，鬼神能扬善惩恶。兼相爱，交相利。【译文】既爱自己也爱别人，与人交往要彼此有利。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庄子：庄子（约前369年—前286年），汉族。名周，字子休（一说子沐），后人称之为“南华真人”，战国时期宋国蒙(今安徽省蒙城县,又说今河南省商丘县东北民权县境内）人。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学说涵盖着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根本精神还是归依于老子的哲学。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们的哲学为“老庄哲学”。中心思想《天道无为》参考名句：《周庄梦蝶记》,《逍遥游》（自己看吧，网上的翻译大把）综述：些墨子好点，因为他的思想和现代更符合，比较好上手
哇 你太幸运了 我们作业要求刚写了一篇 是原创啊。。。字数有2700多，不知道你能用不？要给我加分哦。。。呵呵：特立独行的侠客们——墨者墨翟创立的墨家学派在先秦时候曾经是个非常显耀的学派，影响非常大。墨家的社会伦理思想以“兼爱”为核心，提倡“兼以异别”，反对儒家所提倡的社会等级观念。它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以尚贤、尚同、节用、节葬作为治国方法。它还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提出非攻的主张。这样，墨学很快成了儒学强有力的对手。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可见当时墨家的思想是可以和儒家分庭抗礼的。可是汉代以后墨家几乎有失传的味道，直至清代以后，墨学才又渐渐重回学术界的视线内。在现今处处高呼“复兴国学”的潮流下，墨家和其他学派一样俨然成了众人追捧的香饽饽。对于墨家学派我没有做过很深入的研究，只能浅谈我印象中的墨子和墨者。我觉得在诸子思想中，墨家是一支很独特的哲学派别。虽然和儒家并称显学，但他们的风格差距很大。儒家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儒雅的谦谦君子的形象，而墨子和他学生却是一群义勇兼备、特立独行的侠客。这种勇敢、侠义的风格和气质使得墨家成为一枝独秀。说墨家独特，首先创始人墨子的身世就是个谜。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他也只有寥寥数笔的记载：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他的生卒年无据可考，甚至姓名都有不同的说法，因为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姓墨的人，有人说他叫翟乌，有人说因受墨刑而得姓墨，还有人说是因为墨子脸黑而姓墨。关于他的籍贯更是莫衷一是甚至荒诞不经，司马迁说他是宋人，有人说是鲁人，有人说是楚人，还有人甚至说他是印度人，阿拉伯人。这侠客来路不明，就更增加了他的神秘感。其次，墨子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挑战孔子的第一人。《淮南子》里说，墨子最初是儒家的门徒，后来他认识到儒者的礼繁琐而不切用，反对儒家提倡的厚葬，于是毅然决然地背弃儒家，自立门派，自树旗帜，而且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他的学派及思想，到了战国中期孟子之时已经弥满天下，甚至有压倒儒学之势。我们知道，儒家是靠很多人、群体的力量弘扬开来的，前有孔子，后有曾子、子思，然后是孟子，孟子下面还有荀子，而墨家就只有一个墨子。墨子几乎是靠他一个人的力量在和儒家一个强大的团队在作对抗，他提出“背周道而用夏政”，由孔儒的思路来个反向思考，别立一派成一家之言，这种特立独行的精神，也正是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侠客作派。再次，墨家学派是非常讲究刻苦自励的，能够跟着墨子当学生的人，都是非常有吃苦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墨子自己就身体力行的奔走四方，亲自劳作，生活条件尽量减低。荀子评墨子为“瘠墨”，孟子曾说“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些评语生动描写出墨子苦行者的形象。墨子的这种人格特质和他出身下层社会是有密切关系的。孔子虽然出身没落的贵族，但好歹还是统治阶级。而墨子已经彻彻底底是个手工业者（姑且当他的职业是木匠），是被统治阶级了。他的平民出身，不仅决定了他的文化取向，也影响了他的人格特质。墨子的非礼、非乐、非儒，主张节用、节葬，都是平民阶层孕育出来的思想。墨子的坚忍不拔、清苦自守使墨家学说经由他的生命践履成为一种人生的教化，这种教化引导人们在有生之年勤勉节俭、摈绝歌舞和音乐，死后只需粗衣薄棺、不求厚葬久丧。这样的教化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但墨子还是凭借自身力行精神感召了数百徒众，墨者的团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行动团体，是一个有作为的实干团体。墨子对勇敢也是大加赞赏的，所以墨家满门勇士。《淮南子》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这记载的是楚国吴起之难中，为阳城君守城殉难的墨者达180多人，而他们本来是可以弃城自全的，这足以说明墨家勇敢惨烈的侠义作风。写到这，我不由的想起了电影《墨攻》中墨者革离的形象，带领梁城百姓，抵抗赵国庞大军队的攻击。电影中人物的造型就是具有墨家的外貌标志和人格特质：草鞋、麻布粗衣，辛苦奔波，勇敢侠义，以救世为职志。最后，墨家这个学派从体制上和儒家、道家、法家都不一样，其它学派都只是学问上的传承，老师带学生，他们之间只有学问上的联系，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墨家学派有严密的组织架构和严格的制度。组织里最高的首领叫“巨子”，墨子生前有没有叫“巨子”我们无从得知，但他死后，他的弟子—禽滑离算是墨家学派的第二号人物，他就是“巨子”，以后一代代往下传，有点像后来禅宗传衣钵一样。“巨子”对手下的学生和组织里的人，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是双重身份，第一是老师，教学生学问；第二，他是首领，安排你做事，指派你任务。墨者团体组织的严密性和对巨子的绝对服从性让我很惊异。学生不仅仅要“自苦为极”，手足胼胝，吃的是最粗糙的食物，穿的是破破烂烂的衣服，拼命的帮老师干活，干活挣来的钱都交给老师，最恐怖的是“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服从到跳进火海在刀刃上走路，你杀死他，他脚后跟都不转一下，是迎着死亡上去的。这固然有点夸张，但给人一点黑社会、恐怖组织的味道。而墨子学派最终不是恐怖分子也不是黑社会，因为他们有一个东西在支持着他，这就是“侠”，是“义”。墨者团体之所以有一致的行动，对首领可以说惟命是从，这是建立在有共同的目标和思想基础上的。前面为阳城君守城集体战死的例子说明他们的行动是以非攻为手段，以达成兼爱的共同理想。墨子为什么反对进攻别人的国家？因为墨子认为进攻别人的国家，就好似强占别人的东西，是不道德的。既然是不道德的，我就要反对你，哪怕这件事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要你是不义的，我就要反对你，这就是“侠”的作风。《墨经》上讲“任侠”有这样两句话：“士损己而益所为，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不惜损害自己的利益，或者是要做自己厌恶的事情，去帮助别人解决困难。这就叫做“侠”。墨家学派确实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后来梁启超曾有一段话：“古今中外，同情心之厚，义务观念之强，牺牲精神之富，基督而外，墨子而已。”基督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佛教讲“普度众生”也是这样的精神。由上述可以看出，墨家学派除了是一个学术流派，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同时也有非常强的宗教性，有宗教的特征。开头我们说过墨家在汉代已经衰微，而秦汉后两千多年也没有再出现过一个真正的墨者，因为不论是墨家兼爱、非攻的思想，或是墨者团体的性质，与专制帝王的利益都是相冲突的，必遭灭绝的命运，这是历史的必然。但墨者所表现的宅心公正，以显正直，欲伸张民间的委屈，欲伸张社会的正义的侠义精神，却潜伏在下层社会，继续滋长着，遗爱人间。墨子和他的墨者们是在乱世中奔波的侠客，他们是孤独的，终其一生反对侵略战争和不义之战。战乱时代，他们发出和平的号召，这些侠客值得我们崇敬。
老子 影响我一生 我的思想有很大一部分和道德经上的相符
二人的人性论在以下四方面存在较大分歧： 1、“性”所指不同。孟子“性善论”中“性”主要指人的社会属性。“性者，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尽管他提到过一些人的自然属性，但却不承认这是本性中的性。而荀子“性恶”论中的“性”则主要是指人先天遗传的自然属性。“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正名》），荀子所讲的人性，是人的自然机能和性情。 2、对“性”本源的认识不同。孟子将普通的道德属性加在了“天”上，把“天”看成是一种抽象的道德规范，天道、人性合一。荀子提出了“天明人之分”的观点，“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并从理论上论证了要从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同时，他还用天人之分的观点去论证了“性伪之分”：“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荀子·性恶》） 3、孟子强调先验的道德观，荀子强调后天的极伪而成。孟子通过“四端”论，说明了人的本性已经具有仁义礼智的“善端”，道德观念即是善端的扩充。同时，孟子还提出了良知良能来补充“四端”，同样“良能”也是生而就有的能力。而荀子指出“人之学者其性善”，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因此，他反复强调道德观念是后天学习积累而成的。从大方面说，孟子的性善论是站在历史事件已达到的静态成果角度，而荀子的性恶论则是站在动态的历史实践的追求过程角度。 虽然，两种学说存在着一些不同，但同为儒家思想，“性善论”“性恶论”仍有不少相同点。主要归结为以下两点： 1、人性追求目标同一为“善”。孟子不仅认为人生来本善，而且也认识到后天教育环境的不同导致最重的人性差异。基于此，他提出了追求善的人性目的论“明人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父，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样才会达到善的目的。可见孟子是以善为人性追求的最终目标的。荀子的性恶论虽然主张人性是生来为恶的，但他的性恶论追求的目标也是善而不是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里不难看出他不仅提出了人性善的问题，而且还有一种追求善的倾向。他指出，“古之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执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重刑罚以禁之，是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由于认为人性恶，所以荀子要求通过圣人教化、用礼义法度引导人不断进步，从而达到最高境界——人人为善，合于善也。由此可见，荀子的“礼义之化”同孟子所追求的善有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妙。这充分表现了孟荀人性论在追求目标上的一致性。 2、修养人性的方法同样为教育。孟荀在人性最好追求上都归结于善，在达到此目标的途径上，也都选择了通过教育来修养人性。前者是扩充善端，后者是化性为伪。 孟子认为教育首先是要通过反求诸己的自我教育。“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孟子要求人们存心养性，“求其放心”，把失去的善找回来并扩充之。其次，孟子还十分重视教师对人性追求善的作用。他曾明确指出，“教人以善，谓之忠”、“夫子教人以正”（《孟子·离娄下》）由此，孟子对教育的重视可见一斑。 荀子由于主张人性恶，故他注重化性为伪，通过教育使人为善。“伪”是人为、加工的意思，在这里主要就是指教育，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教育才会使人变善，符合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 同时荀子也强调环境教育在人性善恶转化中的作用，“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捏与之俱黑。”（《荀子·劝学》）基于此，他强调“君子居必择邻，游必就士”，使自己在优良环境中受到熏陶，从而使自己符合圣王之道，以达到善的目的。另外，荀子还提供了积习致善的方法。通过锲而不舍和持之以恒，达到“涂之人可以禹”的境地。 当然，除此之外，二人的人性论在一些细节上亦有相似之处，比如孟子的“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与荀子“顺是”的类似，孟子寡欲思想同荀子节欲思想的相似等。 对两位巨匠人性思想的研究，两千年后的今人的热情，亦如古人。当然，孟子、荀子人性学说，在立论逻辑上都存在较明显的漏洞，严格讲都未必说得通，但这都是时代的产物。人性善也好，恶也罢，孟荀两家都建立在儒家价值坐标之下，其最终都将引领世人走完善的历程。
孟子与荀子虽然同为儒家宗师，但二人对人性善恶的问题却有着截然相反的论断。他们的观点被各自的信仰者所持守，并且延续争论至今，依旧是莫衷一是，难以达成共识。究其根本，是人们没有把二人对人性内容的界定搞清楚。所以许多的争论往往都不是针锋相对的，这就难免陷入偏执和迷乱。本文首先要对孟子、荀子人性论中“性”的内容加以疏释。 一、人性的分化——耳目之官与心之官 孟子曰: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离娄》下），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告子》上）。由这两段显著的文字以及《孟子》全文看来，孟子眼中的人性并非是同于一般禽兽的耳目之欲，而是与这些万物共有的意志欲望相异的“几希”，亦即孟子所言的心之官的“思”的能力，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让我们足以称为万物之灵的理性。这才是孟子言性的内容。 我们再来分析荀子所指的人性。从先天自因这一点来说，荀子认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 “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正名篇》）；从性的具体表现来看”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性恶篇》）；从顺欲的后果来看，荀子给我们警示道“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不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礼论》）。由此我们看出荀子所言之人性与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言的意志有很大的相似，都是指人先天所有的、盲目的、无厌的生理心理方面的欲望冲动。 由于“争则乱，乱则穷”（同上），荀子把人性界定为意志欲望就自然会得出性恶的论断。孟子在谈到耳目之官时，也认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所以在顺逐意志欲望会引发社会混乱这一点上，孟荀二人是有共识的。但是，孟子却依然把耳目之欲归同于万物的一般共性，而把人的能思的心，亦即“本心”（《告子上》）着重地拔离出来，以标示人的特异，并以此坚信人性本善。如果仅从他们对人性的各自界定并由此推论出人性的善恶来看，他们的逻辑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他们的论断在与现实生活的碰撞中，却出现了让不得不我们去作进一步思考的种种矛盾。 二、矛盾的产生——与现实的碰撞 孟子坚信人性本善，是他对人心的思的能力的信心。求取意志欲望的满足是万物共有的本能，作为人，我们的超越性就体现在我们具有思考、反思的理性；并且在孟子看来，心之官对耳目之官的驾驭能力是肯定的。他告诉我们“体有贵贱，有小大”， “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告子》上）。无疑，在孟子的思维体系中，贵者、大者指的是心之官，而耳目之官自然是贱者、小者；人心中的仁义礼智四端定能如水灭火般克服人欲所导致的不仁。但是孟子不能无视社会生活中许多的不仁不义之徒，如果人性果善，恶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孟子为自己找来了两条理由：一是蔽于物的耳目之官遮蔽了心之官的思的能力——“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二是不良环境的影响——“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 （同上）。这种解释乍看之下好象很有道理，但如果深入地思考便会发现孟子思路中存在的逻辑悖论。既然“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为何耳目之欲能够遮蔽心之思而“陷溺其心”（同上），如果人性中的善容易受到不良环境的影响，那么除去富岁、凶岁的自然原因不说，对于孟母三迁中逃避的那些不良的人群，他们又是受了什么人的影响呢？也就是说如果君子与小人处会变坏，那么小人又是受谁的影响成为小人的，谁是天生的第一个小人呢？面对“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庄子•胠箧》），孟子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认为虽然“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告子》上)，但这并不能说水不能灭火。不知是该为孟子的坚定的信念而悲哀还是敬佩。 既然荀子认为人性本恶，那么为人们所遵守的礼仪法则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荀子曰：“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相长，是礼之所起也。”（《礼论》）又云：“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性恶》）“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同上）与孟子一样，荀子也重视教化、环境对人的影响。但同中有异的是，孟子虽然要求“谨庠序之教” (《梁惠王上》)，但他更重视内在的养心、存心、尽心，由仁义礼智四端的扩充实现“由仁义行”（《离娄下》），教化不过是一种辅助的手段而已；荀子则不然，他既然认定人性本恶，那么靠人从自身中寻找善肯定是不可能的，而只能靠圣人制定的礼法来“化性起伪”了（《性恶》），他又以“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修身》)来强调师的重要性。荀子推广仁义的方法恰是孟子所反对的外在的“行仁义” （《离娄下》）。至此，矛盾又产生了，那就是作为师的圣人、君子，他们的礼义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谁是第一位宗师呢？大概在荀子的眼中，他们就是远古的贤王尧舜禹了。但贤王也是人啊，他们的人性难道就不是恶的吗？由此可见荀子的性恶论就有难以周遍的悖谬之处。 三、矛盾的化解——“知也者，争之器也”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孟子与荀子在推广教义的过程中都与现实生活发生碰撞而产生了让我们困惑的悖谬矛盾，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并且要加以进一步思索的。在阅读叔本华与老庄的著作时，我们便能获得一种豁然开朗的启发，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如庄子所言的“知也者，争之器也”（《人间世》）。此句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它在纷乱如麻的思绪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由此理清的线头。叔本华在《心理的考察》中同样指出“理智存在的目的仅在于满足生活中的欲望而照亮其前程”。此言一发，《孟子》中的耳目之欲为何能遮蔽心之思、心之仁义礼智，《荀子》中“圣人积思虑”而人性又为何是恶的问题便得到了第一步的重要解答。 不管是思也好，虑也好，在孟荀的眼中，人的思虑的能力无疑是人性可以为善的根本原因。但孟子的“思”却常被欲望所遮蔽，荀子的“虑”也并没有让当时的人以及我们后世子孙们看到多少建设性的成果。为什么，其根源就在于孟荀二人都认为理性对意志是占有主导地位的，而庄子、叔本华却告诉我们理性不过是意志的奴仆罢了，我们不妨把这种理性称为狭隘的理性。至此，关键的问题不再是人性善恶的问题，而是转向了理性与意志孰主孰仆的问题。 庄子虽没有像叔本华那样把世界的本原归于意志，但他对现实人生中理性（产生知识、技艺、仁义礼法）与意志的关系却有着智者的敏锐洞察。在《庄子》一书中，我们在许多地方都可以指点出这种醒世之谈——“知出乎争”“知也者，争之器也”（《人间世》），“圣人不谋，恶用知”（《德充符》），“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胠箧》），“杀盗非杀人”（《天运》）（此句一出，仁义尽废），“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仪度”（《应帝王》）。老子有言“智慧出，有大伪”（《老子•十八》叔本华也说“人们的全部谋划和设计都是受其肉体享乐和物质福利的欲望所驱使而制定的”（《心理的考察》）。人类一直以理性自负，但庄子与叔本华的论断却颠覆性地指出，人虽有理性，但它与动物的爪牙无异，依然是追逐无厌欲望的工具而已，只不过从效用上来说，人的理性是最强大的爪牙罢了。
荀子是集百家之大成！它是以儒家为主的思想，但同时也吸取了百家的精华
一、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在儒家思想史上最早提出人性问题的是孔子，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但他并未明言人性善恶。到孟子时，各家各派的人性理论纷纷扬扬，有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世子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论”，无名氏的“有性善，有性不善论”。与这些理论不同，孟子的人性论为性善论。孟子不赞同告子“生之谓性”的命题，反对以人的自然属性来定义“人性”，因为自然属性为人兽所共有，不足以表现人类所独有的特征，他主张以人独有的仁义礼智等善性为“性”。他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他发挥了子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命题和道德的五行说，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当然，他不认为人先天就具有完备的仁、义、礼、智等善性，而是说人生来就具有仁义礼智等善性的萌芽。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对人生来就具有的这四种善端，还必须尽自己后天的主观努力去培养它、扩充它。孟子还把心、性、天贯通在一起，使其人性论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同时，他还提出了略显神秘的“存夜气”“养浩然之气”等修养方法。不同与孟子，荀子认为“生之所以然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荀子﹒正名》），“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1]（《荀子﹒性恶》）而且，他进一步指出，所谓人性，就是生而好利，生而疾恶，生而有耳目之欲，生而有饥寒之需等；如果对它们听之任之，就会出现种种社会问题，不堪收拾。由此，他提出性恶论，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同上）。并批评孟子的性善论：“孟子：‘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同上）但他亦肯定人有向善的可能，“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荀子﹒正名》）“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于性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荀子﹒性恶》）“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之也。”[2]（同上）君子和小人在本性上是一样的，但君子知道化性起伪，用心的“思虑”支配欲望和情感，以仁义和礼乐来规范、限制它们。二、孟子和荀子人性论的比较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孟子和荀子人性论的相似之处。首先，孟子的性善论为人们设想了人所要达到的道德境界，要人们自觉攀登；荀子的性恶论也提出了一种理想的做人规范，鼓励人们去努力追求。孟子从人人具有善性出发，指出人们可以通过志于仁义、存心向善、重耻知辱等方法达于至善，“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从人人具有恶性出发，也把善作为人们所要达到的目标，指出通过对人的本性的改造，可以使人为善，达于至善，“涂之人可以为禹”。而且他们二人的道德理想都继承自孔子的道德理想，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其次，他们在讲人性时都注意到了人的生理需求和欲望。孟子说：“好色，人之所欲”，“富，人之所欲”（《孟子﹒万章上》），“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孟子﹒尽心下》）。荀子说：“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之所不免也”（《荀子﹒王霸》）“人生而有欲”，“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积蓄之富”（《荀子·荣辱》）。不同的是，孟子在讲口目耳鼻体之性时，还加有“有命也，君子不谓性也”。但是，学者更关心的还是两位儒学大师的人性论的差别。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两人的人性论实在有很大不同，故荀子曾多次批评孟子。让我们先来看看荀子是如何批评思孟学派的。《非十二子》篇：“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非随时设教救当世也”。《性恶》篇批评性善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岂不过矣甚哉！故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3]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矣……立君上，明礼义，为性恶也。”从以上几段话我们可以看出荀子批评孟子的原因：荀子认定“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故孟子的性善论，即仁义礼智为人性所固有论，危害极大。思孟认为五行是人天生的本性，但孔子认为要靠后天习得，故五行说“在荀子眼中，是公然违背孔子遗教的行为”。[i]五行说属形上学，是纯思辨性的，远离时事。在攻城略地的时代背景下，五行说几乎没有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实用价值，无实施的可能。[ii]荀子主张天人之分，反对思孟的天人合一。[iii]五行概念体系有矛盾，而且荀子是唯“礼”派，与思孟的唯“仁”派分歧巨大。[iv]比较说来，孟子确实非常相信人的向善之心：“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孟子·公孙丑上》）而荀子则绝不会相信普通人天生便有如此的向善之心。他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败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乱纷乱礼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法，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归于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才是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的行为表现，或者至少是圣人兴起之前人们的生存状态。“故枸木必将待隐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同上）荀子认为礼义是圣人化性起伪的工具，它们是用来限制人们的性情的。“伪”是要加于“性”之上的东西，而不是普通人先天的善端的扩充。这种不同也解释了为何孟子强调“反身而诚”，而荀子强调“强学而求有之”。而且孟子的人性论中还有心、性、天相贯通的学说，主张天人相分的荀子也绝不会赞同此类学说。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都能得到经验的支持，两人也可对表面上反对自己的学说的经验做出符合自己的学说的解释。[4]中国学者围绕人性问题争论了一千多年也没有得出定论，我就更加无法有把握地判断两人的学说孰优孰劣了。根据心理学家对婴儿的研究，人在婴儿时期就能够表现出对别人的痛苦的同情，并且还会试图安慰他们。但生活中大多数人的行为似乎也支持荀子的学说，亦或者是人们容易记住别人背信弃义的行为、对自己造成伤害的行为，而容易忘记别人对自己的帮助，因此人们就常常觉得人心叵测。所以，我认为，孟子和荀子对人性的不同理解并无对错之分，他们的思考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辉。他们通过自己的深入观察让后世学者了解到人性的各种可能，并且建立了与自己的人性论相应的对历史、政治、道德等不同理论。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这些理论体系都将是后世学者思考的起点，为他们树立了典范，使他们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的一个不足就是他们都没有注意到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的社会结构会影响人们的欲望和德性。“感觉、情欲、情感，是不能质疑和不可批评的。我们是本来就有我们所有的感觉的，‘一种情感也是一个原始的存在物’。但是，欲望、激情等等并不是本来就有的，它们不是感觉和情感，它们能够在不同程度上被改变、被批判、被拒绝和被发展等等。”[v]德性是可以改变的，人的欲望也是可以被激起和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