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墓志，Epitaph随葬记载墓主传记的文字。多刻于石和砖上，个别以铁铸或瓷烧成。内容包括姓名、家世、生平事迹和韵语颂辞等。东汉晚年和西晋墓中或有与墓志相近的方版和小型墓碑，但皆不自名墓志。北魏以后，方形墓志始成定制。下底上盖，底刻志铭、盖刻标题。所记内容真实，可作历史资料，也是确定墓葬年代的依据。埋入墓中的记死者姓名家世和生平事迹的文字。由于在志文之后附有用韵语所作之铭，故又称为墓志铭。一般多刻于石上，也有写刻于砖上的，还有个别的是用铁铸或瓷土烧成的。中国墓志约起源于东汉时期，魏晋以后盛行。日本、朝鲜受中国的影响也有墓志，日本的最早出现于奈良时代前期。河南洛阳出土的汉延平元年 (106)贾武仲妻马姜墓志，虽不自称为墓志，但所记的内容已与墓志相近。江苏邳县元嘉元年 （151）缪宇墓后室石门上方所刻的题记，有官职姓名、死葬日期、韵语颂辞，实为后世墓志铭之滥觞。当时由于盛行在墓前立碑，故此种埋入墓中的石刻文字是很少见的。魏晋时期严禁在墓前立碑，而埋入墓中的小型墓碑的数量增多，如洛阳出土的永平元年(291)徐夫人菅洛墓碑、元康元年(291)成晃碑，形式和内容都与地面上的墓碑相同，只是形体缩小而已。其后，有作圭形的，如洛阳出土元康九年徐美人墓志；有作竖长方形的，如北京出土的永嘉元年（307）华若墓志。它们都自称为“铭”，因为志文后皆有四言韵语组成的“颂”辞。也有比较简单的，只记姓名和卒年的，如江苏镇江出土的升平元年 (357)刘尅墓志。自称为“墓志铭”的是山东益都出土的刘宋大明八年 (464)《刘怀民墓志铭》，这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墓志铭。6世纪初的南北朝后期，墓志逐渐定型，志石多呈方形，志盖多呈盝顶形，也有个别作龟形的。墓志盖在南北朝时期尚不普遍，隋唐以后，志盖相合，遂成定制。志文的内容也逐渐形成一种固定的文体，首先叙述死者姓名、籍贯和家世谱系；再记其生平事迹，官职履历，并颂扬其政绩德行；最后记其卒葬年月和葬地；志文后为四字韵语的“铭”，以表达悼念哀思之情。南北朝至隋的墓志上皆不署撰者书者姓名，唐代以后才在志文标题下署撰者书者姓名和官衔。也偶有自撰墓志的，如甘肃兰州出土的明彭泽墓志，志前线刻彭泽肖像，志文为彭泽自述，长达7000余字，是特殊的一例。
墓志分上下两层，上层称为“盖”，下层称为“底”，底部刻有墓志铭，盖上刻有标题。墓志是一种悼念性的文体，更是人类历史悠久的文化表现形式。
墓志分两部分，上面的叫墓志盖，以篆书较多，多写朝代、籍贯、官阶、姓名等。下面的叫墓志铭，以楷书居多，详细书写姓名朝代籍贯、官阶，主要是生平事迹和生于哪年死于哪年，还有祝词，多是赞扬的话。
张黑女墓志的笔法特点如下：
一是中侧并用，方圆兼施。
二是横平竖直，不僵不滞。
三是风骨内敛，自然高雅。
四是化入篆隶，神韵风骨。
五是用笔厚重，形质拙实。
六是外貌秀美，刚柔相济。
七是点画轻盈,行笔顺畅。
一、章法：
章法，是作品中，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关系的安排与布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整幅作品的“布白”，又称为“大章法”，通俗上，我们把一个字里点画的安排，和一个字与多个字之间布置的关系称为“小章法”。
两者是一个道理，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的是整幅作品，而后者强调的是单个字。也就是“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主”。
《张黑女墓志》在空间布白上虚多实少，以虚为主，实为辅，二者相互映衬。各个点画在空间上的分布飘逸脱尘，空灵隽永。
章法布局精美，字距大于行距。文章最后几行出现的类似于行书的章法，又为整篇作品锦上添花。此帖还出现了删字符号，例如“长”字右侧的三个点，这种做法在行草书中多常见，在楷书中却甚为少见。
二、结构：
《张黑女墓志》的结构舒雅自然，包括了虚实、正斜、疏密、舒敛等许多的对比因素在其中，看起来结构自然统一。此志虽然结构上的奇特姿态虽然不多，但却谈不上刻板呆滞一说，反而更加的流动舒畅。
字形的大小和粗细看起来似乎一致，但仔细观察后却发现其中的千姿百态。抑或收紧，抑或展舒，抑或方抑或扁。
张玄墓志书法特点：
《张玄墓志》临写技法，大致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掌握：即用笔、结构、特殊字的用笔、章法。
1） 用笔。首先《张玄墓志》的用笔讲究中锋、侧锋的运用，尤其是侧锋、中锋之间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起笔：横、竖、短撇的起笔，其用笔方法为：侧锋起笔，而后转入中锋，这一点较难把握。其次，要注意藏锋与露锋的变化，体现出含蓄而不外露的笔意。在临写时，要注意线条的刚柔程度。此帖属秀美型，线条刚中寓柔，既要把握线条的挺拔，又要保持线条的秀润，取其圆浑之趣。第三，《张玄墓志》的行书笔意也为此帖增添了几分活力。更显灵动。如“然”字四点底及其“无”字的写法。
2） 结构。《张玄墓志》给人最直观的结体是呈横势，单字结构宽绰。有隶书结体的扁方之意。尤其是含有撇、捺的单字中，要注意撇、捺向左、右的伸展程度，体现出宽绰之意。再有结构严谨而又疏朗，有唐代书风之趣。总体来说，体势端庄而静密，疏朗而沉着，于奇宕中不失雅正，疏朗中不失茂密，婀娜中加以流丽。
3） 特殊字的用笔。《张玄墓志》中，除了其字形扁方外，还有其“戈钩”“卧钩”（竖弯钩）的写法，而且其捺画也是很有特点的。首先介绍一下“戈钩”，如“城”字。其用笔为：侧锋起笔，转为中锋，顺势运笔，注意戈勾的几个弧度，犹如柳枝的婀娜曲线。其次是“卧钩”，例如“光”字的卧钩，用笔为侧锋起笔转入中锋，顺势运笔，注意竖的弧度，而后轻提笔锋向右中锋行笔，要体现出轻盈之感，出钩完成。第三是捺画，捺画有“斜捺”、“平捺”、“走之捺”、“反捺”之分。此墓志捺画的捺脚是最具特点的，捺脚含蓄中又有外露，并且捺脚底端较直并且向右上方倾斜。第四是“走之捺”，它的写法不同于其它楷书范本。用笔方法为：露锋起笔，顺势行笔完成“点”之后侧锋入笔并轻顿，转入中锋后顺势略向右下方行笔，完成短竖；然后侧锋起笔转入中锋，略向右下方行笔并逐渐按笔至捺脚处，向右上方出锋。注意要有变化，不能千篇一律。
4） 章法。章法是构成一幅作品的大局。《张玄墓志》章法布局整齐，字距稍大，行距稍小。但在最后几行中出现错落的形态，貌似行书章法，又为整篇增添了几分光彩及灵动之气。在临习时要注意字与字之间的布局，行与行之间的关系。此帖在章法上值得一提的是在楷书中出现了删字符号，如“长”字右侧的三个点即是删除符号，这种做法通常是出现在行、草的章法中，在楷书中是极为少见的。
话说唐人喜欢在写墓志的时候贴金已不是新闻，墓志铭中各种隐恶扬善、粉饰乾坤、无中生有的情况屡见不鲜，而唐人自己对此也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大凡为文为志，纪述淑美，莫不盛扬平昔之亊，以虞陵谷之变，俾后人睹之而瞻敬。其有不臻夫德称者，亦必模写前规，以圃远大。至天下人视文而疑者过半，盖不以实然故绝。”通观这些墓志可知古人写墓志时往往最讲究两点：一是为逝者讳，不揭其短；二是为逝者捧，乃至无中生有为其贴金。白居易的《秦中吟·立碑》一诗就对这种现象作了嘲讽：勋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见山中石，立作路旁碑。 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复以多为贵，千言直万赀。 为文彼何人，想见下笔时。但欲愚者悦，不思贤者嗤。 岂独贤者嗤，仍传后代疑。古石苍苔字，安知是愧词。 我闻望江县，麹令抚茕嫠。在官有仁政，名不闻京师。 身殁欲归葬，百姓遮路岐。攀辕不得归，留葬此江湄。 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无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石碑上记载的都是些功比姜太公、德如孔仲尼之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流传后世，而那些真正有真才实干的人却因为没有立碑吹捧，只能任名声淹没在岁月中，最后也就只有当地人知道。白居易此诗正是讽刺了这种为了立碑而夸耀门第、歌功颂德之风。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当时人为了给逝者求得一篇好墓志铭，往往要出很大的一笔价钱专门找人来撰写，而撰者为丰厚的利润所驱使，也不管逝者的为人品德事迹究竟如何，只为了应付所需，随手就能写出功德和姜太公孔子一样伟大的为贤者嗤、令后代疑的文字。《旧唐书·李邕传》中就有记载：“邕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賫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钜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李邕是唐朝著名的书法家，尤其擅长歌功颂德的碑文，也正因为有着“鬻文获金”这样强大的生活技能，所以李邕虽然经常被贬官，但生计并不成问题，甚至还能用这些润笔费来应付结友交游所需的巨大开销。刘禹锡也曾在祭韩愈文中说过：“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提到韩愈因为善写碑文，经常通过给别人写碑文而赚取巨额稿费一事。事实上韩愈曾为王用撰写了墓碑，于是得到了“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作为报酬。韩愈还在《平淮西碑》大力称赞了韩弘的贡献，因此得到了韩弘的“绢五百匹”，即相当于四百贯钱，而韩愈当时一个月的薪水仅二十五贯钱，一年也不过三百贯，由此可知这种润笔费极为可观。至于韩愈其他的“谀墓”之作，颇受时人讥讽，他的朋友刘叉曾十分眼红韩愈写碑文赚的这些润笔费，拿了他数斤金子扬长而去，还振振有词道：“你这是谀颂死人得来的，不如送给我当生活费。”白居易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后也收到了价值六七十万钱的“臧获、舆马、绫帛，泊银鞍、玉带之物”，虽然白居易念及与元稹之间的情谊本不愿接受，但推辞不得之下便将这些财物捐给了香山寺，以作修缮寺庙之用。正因为撰写墓志的报酬是如此的丰厚，在这样巨大的利益驱使下，这些墓志铭的执笔人也就不能不为逝者粉饰贴金，乃至颠倒黑白、无中生有了。不过这种“鬻文获金”的行为总是不大令人瞧得起的，《太平广记》中便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唐宰相王玙好与人作碑志。有送润毫者，误叩右丞王维门，维曰：‘大作家在那边。’”就连杜甫也曾作诗嘲讽过李邕这些以撰写墓志换取巨额稿费之人：“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驎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可见时人对这些好撰墓志铭之人的鄙夷态度。当然，在墓志上贴金并不是唐人才有的习惯，而是自古已有之。早在北魏时就有人明确指出这种墓志贴金的现象了，《洛阳伽蓝记》中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辞损实。”一个人活着时不过是中庸之辈，但他死后碑文墓志里无不搜罗尽天地之间的大德，和活着的人所能办到的各种好事。如果这个人是君王，那么就能与尧舜相抗衡；如果这个人是臣子，那么就与伊尹有着相同的政绩。所谓活着时是大贼盗跖，死后却能粉饰为伯夷叔齐一样的人物，这些都是在借助虚妄华丽的辞藻损害事实真相。而墓志中这样隐恶扬善、粉饰乾坤、无中生有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比如史书记载唐玄宗的皇甫德仪很早就失宠了，皇甫德仪病重期间唐玄宗正忙着宠爱武惠妃，武惠妃则忙着陷害太子李瑛、鄂王李瑶等几个皇子，而皇甫德仪所生的李瑶也因为生母失宠无法为自己说话而惶恐不安，但这并不妨碍墓碑上将皇甫德仪吹捧成绝代宠妃：“上以之服事最旧，佳人难得，送药必经於御手，见寝始迥於天步。月氏使者，空说返魂之香；汉帝夫人，终痛归来之像。”皇甫德仪的墓碑上称其病重时，唐玄宗每天亲自送药给她喝，等她安然入睡后徘徊在宫殿门口迟迟不肯离去；皇甫德仪死后，唐玄宗还像汉武帝思念李夫人那样思念她。然而事实上凡是有幸得到皇帝亲自伺候服药的后妃，都会像李煜的大周后那样在史书上留下记载，而不是只能见载于墓志上的贴金之语。何况就在皇甫德仪死后不过一年多的时间，李瑶就因为武惠妃的构陷在唐玄宗一日杀三子的悲剧中含恨被害了。残酷的现实撕碎了墓志华丽而苍白的辞藻，昭示着这位无宠妃嫔恐怕连临死前见皇帝最后一面都只是个奢求。又比如沛郡夫人武氏的墓志上自称是“故周定王驸马都尉攸暨太平公主第二女”，是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的次女。但根据这位武氏卒于开元二十五年，享年五十四岁的情况来看，武氏最迟出生在嗣圣元年，而彼时太平公主的丈夫还是薛绍，又如何与武攸暨生下所谓的第二女呢？再比如吴王李恪的次子李玮的墓志上称其父李恪是“帝之爱子”“优宠特殊”，然而就史实而言，李恪的一生当中不仅没有任何得宠事迹，反而不过是犯了踩庄稼和赌博这样的小错就连续多次被贬去都督的官职，先后削去实封共600户，只剩200户的实封，这样糟糕的待遇在唐太宗14个儿子中仅此一例。虽然后来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后又过了7个多月的时间，曾一度心血来潮想改立李恪为太子，但这样的想法唐太宗却只对最不可能同意的长孙无忌一人说过，被反驳后不但再也不曾提及此事，对提名未果身陷险境的李恪也毫无保护措施，反而又严厉地将李恪告诫了一通：“你若是不遵纪守法，西汉的燕王刘旦就是你的下场，就算你是我儿子我也救不了你！”虽然有人认为这番警告是唐太宗在“保护”李恪，要他自己小心谨慎一些，但李恪作为亲王，他的性命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皇帝手里，光是告诫李恪自己谨言慎行是没有用的，只有让未来的皇帝李治知道要善待李恪才能达到保护李恪的目的。也正因为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汉高祖刘邦临终前特地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要他日后一定要照顾好他曾经欲立未果的赵王如意；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时也反复强调过立李治的原因是为了能同时保住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而唐太宗既然能想到要为李承乾、李泰、李治的日后安危做打算，又为什么没为李恪日后的安危做出同样的安排呢？想来李恪若是真的如儿子墓志中所吹嘘的那样，是“帝之爱子”“优宠特殊”，又如何会遭此待遇？还有父子三人皆至宰相的韦思谦，史书中明确记载他的续弦妻子王婉作为继母对继子韦承庆十分严苛，动不动就体罚他。而王婉的亲生儿子韦嗣立不忍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哥哥，于是主动脱下衣服请求代替韦承庆接受杖责，王婉自然没有应允，于是韦嗣立便自己杖责自己，王婉心疼亲生儿子，这才对韦承庆略好一些。结果在王婉的墓志中，这位明明对亲子继子区别待遇的典型后妈却被描述成了一位慈爱有加，对继子视若己出的好母亲：“前夫子子承庆，八岁偏罚，十岁便为夫人所养，抚存训奖，慈爱无隆，学宦婚娶，并夫人所成立。常谓所生子嗣立、淑等曰：时俗妇人，罕有明识，前妻之子，多被憎嫌，孝已伯奇，皆其人也。此吾之所深诫，亦尔辈所明知。”——足可见当时的墓志贴金风气之烈，已然到了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的地步。
自己去挖几个古墓吧，开个玩笑。坐享其成？似乎大学有点太滋润了吧，你自己到网站上找几篇文章就行，就论述文物保护不力啊等等很多都可以做论文的。
西汉青铜羽人 我国西汉时期，由于冶铁技术的进步，铁器大量使用，冶铜业及其制造业降于次要地位。因此，汉代的青铜器与商周时代的青铜器相比大为逊色。但因民间日用器皿、皇家及贵族宫廷中使用的奢侈品、装饰品仍多采用铜器，特别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铸造青铜货币，所以青铜器制造仍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1966年，在陕西西安市西关南小巷发现一处西汉窖藏，出土了一批西汉贵族用铜器，包括钫、铜薰炉、灯、铛等，制造工艺都很精细。其中一件青铜人作跪坐状，通高15．3厘米，重1．3公斤。长脸，两大耳竖立高出头顶，脑后梳有锥形发髻，尖鼻阔嘴，眉骨、颧骨隆起。身着无领紧袖右衽长衣，束带，赤足。背部有双翼，膝下也有鳞状垂羽。双膝间有半圆形凹穴，底部有一固定器物的插孔。青铜人双手作捧持状，手持何物不知。据专家考证，这就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羽人形象。 我国古代有关神仙思想起源很早，其中有传说讲述人修行成仙后长出羽翼，飞到天上成为仙人，这种有羽翼的仙人便是羽人。 古文献中有一些这方面的记载，《楚辞·远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王逸注：“人得道身生毛羽。”洪兴祖补注：“羽人，飞仙也。”《太平御览》卷六六二引《天仙品》云：“飞行云中，神化轻举，以为天仙，亦云飞仙。” 羽人的形象在汉代画像石中多见。 例如1954年南京博物院发掘的江苏睢宁县九女墩汉墓出土的画像石，有一幅表现羽人的石刻。画面上一个采摘仙果的羽人，头戴冠，身穿短衣，头后长发飘扬，背上有羽翼，腿上有羽毛。汉代铜镜上纹饰内涵丰富，西汉末至东汉中期流行一种制作精细的规矩纹镜，纹饰内区一般为一圈十二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铭文，外区在代表天宇的规矩纹中间，穿插着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还常配以羽人、鸟、兽形象，旋转奔驰，图案精美。 无独有偶，1987年在河南洛阳东郊也出土了一件鎏金羽人，此人与西安市西关南小巷出土的羽人极其相像，惟其手中持一中空长方体和圆柱体的连体插物架，由此可知西安的羽人手中原来可能也有一个相似的插物架。The color-painted and red-grounded coffin excavated from the tomb of the Han Dynasty in Ma Wang Dui is a rare treasure of Chinese lacquer history with rich contents and advanced painting skill. However, few people had made specific and profound research on it since its coming out of the land in 1972.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tried to make a preliminary study on its painting structure, pattern design, color matching and corresponding factors. 丧葬用具是汉代髹漆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诸侯王、公主、贵人皆樟棺，洞朱，云气画。公，特进樟棺黑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漆”（1）。这里棺上髹漆，也视等级不同而分为三等，即洞朱云气画，黑漆、坎侯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朱地彩绘棺（图1），就是洞朱云气画。棺长米、宽92厘米、通高89厘米。其绘画内容非常丰富，绘画技巧极其高超，是我国漆工艺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但自1972年出土以来，还没有人对它作过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对此棺的绘画结构、纹饰、设色和线描及相关问题进行初步分析研究，以就正于方家。 一、朱地彩绘棺的绘画结构（布局）的分析 朱地彩绘棺的画面运用对称与平衡的构图原则，布局工整，摆设匀称，图案精巧多变。具体从以下部分研究： 1、盖板（图2），画面有边框，纹饰绘勾连雷纹，主题是二龙二虎呈祥，穿梭蟠绕，空地以云纹填补，使整体花纹构成一华盖之状。图中两龙首相向于画面中上方，身披鳞甲，向两侧屈伸；二虎相背，形象写实，位置在龙首下方，实居全画幅中央。画面以此二虎为中心，花纹结构形成对称的格局，摆布很均匀。 2、头挡与足挡（图3、4），绘菱形云纹边框，头挡的主题，正中是一座山峰，两侧各有一鹿，昂首腾跃，足挡画的是双龙穿璧，悬着的谷纹巨璧，安排在画中央，绶带分垂，龙身夭矫宛延，穿璧而过。画面上保持对称布局。 3、左侧壁（图5），以云纹为边框，正中绘一山峰，两旁对称构图，各画一龙纹，呈波浪起伏状，左侧近龙首处一虎，回首向山；近尾处一鹿，鹿首向左，两角粗壮，四足翘举，反身而跃。右侧绘一朱雀，展翅跃飞，与左侧的虎相应；龙尾之前，有一仙人攀附龙身，与左侧的鹿相对应；空隙处以云纹作适当点缀，使画面保持匀整。 4、右侧壁（图6），也有云纹边框，画面为繁复的勾连云纹，暗含龙首爪之形，极穿插变化之能事。 二、朱地彩绘棺纹饰的分析 朱地彩绘棺，其绘有六条龙、三只虎、三只鹿、一只凤、一位仙人和一座仙山，以及一只悬挂的玉璧，这些云气纹与动物纹均为汉代漆器主要的纹饰之一，它们从不同侧面，集中反映了汉人的升仙思想。 1、云气纹。关于云气纹，书多有记载，如：“云气画惟裳”（2）。 因此，云气画是汉代漆器压倒一切的装饰内容：它或作主题纹饰，或作非主题纹饰，完全没有这种装饰的漆器很少。汉代云气纹如此盛行，是因为汉人笃信人有灵魂，不仅死后可以成仙，甚至生前就可以成仙，长生不老。《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注引《太原真人茅盈内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蒙，乃于华山之中，乘云驾龙，白日升天。”这种相信人可以长生不老，可以成仙的信仰，在汉武帝时期达到了顶峰。朱地彩绘棺中的每个部分中，均饰有缭绕的云气纹，还有云纹边框，纹饰为繁褥的勾连云纹，系当时贵族彩绘漆棺的流行图案。 2、动物纹。漆器上的动物纹，是以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草虫的形象入画的，它们有的来自现实生活，有的则是幻想中的神兽仙禽，有的作吉祥物出现，而朱地棺所绘龙、鹿、虎、朱雀都是古代的瑞兽，即所谓“四灵”。《礼记·礼运》有“麟、凤、龟、龙谓之四灵”的记载。 （1）龙纹。龙纹是汉代漆器最主要的纹饰之一。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它是我们祖先在人类历史上独创的精神文化，即是我国古代人们幻想中的神灵动物。它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汉代，人们特别重视龙的崇拜。汉人认为，龙是吉祥物，它能为人们辟邪除凶，给人们带来平安幸福。汉代铜镜常有“左龙右虎辟不祥”（3）。“左有青龙，喜怒无殃咎，千秋万岁。（4）”其次，汉代广泛流传着乘龙升天成仙的说法，人们渴望成仙，所以，对龙有一种特别深厚的感情。龙在汉代的地位较前期已有很大的提高，这与汉书记载的刘邦为称帝而提高身世的神话有关：“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是交龙于上，而已有娠，遂产高祖。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5）”从此天子为龙种，天子与龙有了血缘关系，龙就变得更加高贵无比了。并且，经皇帝的大力宣传，大力推崇，龙在社会中，占据了超越一切的重要地位。由于上述原因，漆器上的龙纹总是占据着画面的中心位置，总是作为主体纹饰出现，其他一切纹饰都要服从于它，从属于它。朱地棺所绘的六条龙足以说明这一问题。这些龙有虎爪蛇尾，均为汉代漆器上龙纹的主要造型——蛇体型，它们蜿蜒修长如蛇，舌细长如蛇信（图7）。这种形态的龙纹，基本上是先秦龙纹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它们身上披麟甲而有凤羽，均应为翼龙，又叫飞龙。其动感极强，凌厉而豪迈，有倒海翻江的气势、遨游于太空云气之中。 （2）虎纹。汉代漆棺上的虎纹，多用作吉祥纹饰，汉铜镜上常有“驾交龙、乘浮云、白虎引合直上天。”的铭文。虎是汉代“四灵”、“五灵”或“四神”之一。《淮南子·天文训》说：“西方，金也……其兽白虎”。表明白虎是四灵中的西方之神。它具有辟邪去凶的神力。“刘氏作镜佳且好，白虎辟邪不知老。（6）”白虎还被视作瑞兽。《东汉会要·祥瑞》记载，汉安帝延光三年（公元124年），颍川的地方官报告皇帝说，阳翟两次出现白虎祥瑞。朱地彩绘棺画面中绘有三只斑虎，张牙舞爪，威风凛凛，形象写实。 关于朱地彩绘棺盖上龙虎斗（图2）这一题材，它起源于何时，无据可查。但李正光先生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先秦以前有凤和龙斗，凤和虎斗的图象，而未见龙虎斗的纹样，我们知道，在氏族社会，每个氏族毫无例外地确定一种动物、植物或自然现象为自己氏族的标志，这种标志称为图腾，我国上古时代也有图腾崇拜，前人说，吴人和越人以龙为图腾，巴人以虎为图腾，楚人以凤为图腾，因此，凤斗龙，凤斗虎的图象，是象征楚人与吴越与巴人之间的战争，这样的图象就作为纪念楚人战胜巴越人的丰碑而出现了，秦的统一，各国逐步变分为合，他们的图腾也从此化敌为友了，到了汉代，龙、虎、凤都统一于中原，因此，棺盖上的二龙二虎相斗，应该不是不同国家之间的战争。秦汉时，人们相信人死之后，灵魂可以飞升上天，而上天须乘龙或“瑞兽”才得至。因此，它应该是用来保护和导引死者灵魂升天之意了（7）。1995年永州市鹞子岭M2：68出土一件通高厘米、梳口宽厘米的鎏金镂空龙凤虎纹铜梳柄，上面也有二龙二虎相斗的纹饰。 （3）鹿纹。这也是汉代漆器纹饰中较多的一种。先秦至汉代视白鹿为仙兽。《楚辞·哀时命》就有“浮灵雾而入冥兮，骑白鹿而容与”的记载。《汉乐府·长歌行》说白鹿乃是仙人的坐骑：“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瑞应图》曰：“天鹿者，纯善之兽也，道备则白鹿见，王者名惠及下则见。”朱地彩绘棺的头挡及左侧壁中共绘有三只鹿，其中两只昂首腾跃。 （4）凤纹。这也是汉代漆器装饰最主要题材之一。凤也和龙一样，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动物，是我们祖先，在遥远的古代创造的一种精神文化，为幻想中的神鸟（8）。它能为人类带来光明，降临祥瑞。凤凰的出现，即预兆着天下太平，人们能生活得更加幸福美满。同时，汉人还将凤鸟看作神仙和天帝的使者，如“凤鸟下，见神人”（9）。根据汉代文献记载，凤鸟种类有近20种之多，朱雀为其中的一种。无论朱雀、朱鸟，还是凤凰，均为南方之神，代表南方。朱地彩绘棺的左侧壁中，绘有一朱雀，它只身于右边的龙身之间，展翅欲飞，气宇轩昂。 3、几何纹。作为汉代漆器主要纹饰之一的几何纹，共有10余种之多，菱纹为其中一种，这些纹饰往往是作为二方连续纹样或四方连续纹样，装饰在漆器的口沿、圈足或四周，或作装饰带，布置于画面之中。朱地彩绘棺除盖板外，其余四面均饰以菱形几何纹作边框的装饰。 4、璧纹。璧是汉代重要的礼器，它的用途非常广泛，主要用于祭祀、婚礼和聘礼。所以，漆器上常有璧纹作装饰，而漆葬具上的璧纹尤其多见。朱地彩绘棺足挡所绘双龙穿璧的纹饰，悬挂的璧为谷纹。何谓谷纹璧，《周礼·春官·典瑞》有“子执谷璧”的说法，郑注也有解释：“谷，善也，其饰若粟纹然。”所谓“饰若粟纹”，是指璧面琢磨排列有序的凸起的许多小乳丁，看似一颗颗的粟粒，所以称之为谷纹璧。 漆葬具上的璧象征天，它最直接地反映人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原注：“璧圜像天”，“琮八方像地”。彩绘棺悬挂着的玉璧（图3）之所以象天，除了直观的譬喻象征意义外，玉石艳丽晶莹的光泽，流动如云的纹饰及滑腻如脂的质地，都可能使古人把它和彩霞璀璨变化无穷的天联系起来。《论衡·谈天篇》：“儒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销炼五色不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玉璧在漆画中，除少数悬璧图外，大都和四灵（或五灵）、大傩及升仙等内容有关的画面组合在一起。所以，朱地彩绘棺的双龙穿璧，就有墓主人乘龙升天的寓意。长沙砂子塘汉墓的双鹤穿璧，就有墓主人灵魂乘鹤升天之意。长沙曹女巽墓苓床有祥云拱璧，因为死者躺在此床上，其灵魂就可以冉冉升天。另外，汉代画像石墓的门楣上常常雕刻横向的一对背向的龙，大有二龙中间穿一璧、三璧、五璧、七璧，甚至多达九璧者，多为奇数璧，将蟠龙刻于墓门的门楣上，有辟邪守门之寓意。二龙穿璧正是其“避”的谐音。是以保护其墓内的主人不受侵害。 5、羽人纹。所谓羽人，就是身长羽毛的人。或者人得道，成为“羽化登仙”之人。据史料记载：“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10）”东汉王逸注：“《山海经》容有羽人之国，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毛羽也。”汉人还认为，凡人要升仙，必须经过羽化的阶段，首先要学修德，方能“中生毛羽，终以飞升”。除具有这种精神修练外，还要在技术上具备一套升仙体能，存思导引，服丹药，行房中术，方能羽化成仙。传说西汉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鸿宝苑秘枕中之书，铸成黄白，白日飞升”，其中鸿宝苑秘、枕中之书，实为导引守道成仙之书，黄白乃为金丹银丹之说。刘向《列传仙》记载一个叫渥全的人，他学道后，体生羽毛，飞升成仙。 汉代漆棺纹饰中，又见到不少羽人，朱地彩绘棺的左侧壁有一裸体侧身，双手攀龙的白须羽人，即仙人（图11），云�纹中，多有羽人出现，马王堆一号墓黑地彩绘棺就是如此。绘有羽人纹的还有湖南长沙砂子塘一号汉墓的漆棺（11），江苏邗江姚庄101号汉墓的漆奁和盒（12），江苏邗江县扬寿乡新莽墓的漆案（13），朝鲜汉墓出土的玳瑁漆盒、江苏连云港市海州网瞳汉墓的漆盒（14），长沙211号汉墓的漆盒（15），这些羽人，一般都是肩、头、腋、手、足长有毛羽，他们出现的场合，除少数单独出现外，大多数是处于仙境之中，他们腾云驾雾，遨游于太空之中。另外，作为羽文化主体，它们也屡屡出现在汉代的陵墓画像石图像中，或伴随在西王母，东王公旁，或以仙禽瑞兽为左右护驾升天。除此之外，羽化也出现在帝王贵族官僚的宫殿官府中，可见对羽化升天的崇拜，已达到了宗教般的狂热激情，可以说是一种宗教式的布道，使羽化观念在生活中无处不在。羽人形象于魏晋南北朝以降走向衰落，逐渐消失殆尽。 6、仙山。神话中高大的树木，险峻的高山有通天作用，人可以利用其升入天界，这种作用在仙话中被继承下来。朱地彩绘棺的头挡的正中和左侧壁板上绘有高山，周围饰以缭绕云纹，它应是仙山，虽然东海的蓬莱三山也是所谓仙山，战国时每有求不死药之举，但画面上的山并没有海，因而可能是百神所在之昆仑山的象征，以上均代表仙界。神话是仙话的一个源头。《山海经》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因昆仑是神话中离天最近的地方，具有通天的作用自不必说，同时它又是天帝的下都，昆仑之主又是天帝的女儿，从昆仑山往来于天、地间是极方便的。“神之游，过天门，车千乘，敦昆仑”（16）。天上的神灵在跨过天门，步出天界停留的第一站便是昆仑山。神话的仙化使昆仑山成了有名的仙山，聚居着以西王母为首的仙人群体，那里有为西王母取食的三青乌、羽人、九尾狐、玉兔和有能让人长生不死的仙药，成为最重要的仙人系统。昆仑的通天作用更加突出地表现在人们的意识中。“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是谓太帝所居”（17）；“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铜；二曰玄圃；一句阆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是为太帝之居”（18）。昆仑仙话体系的形成、发展是神话仙话的结果，天界与昆仑本来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见，嘉祥武氏祠西王母、东王公迎接墓主人升仙的图画被置于祠堂顶部亦是有其道理的。 三、朱地彩绘棺绘画设色的分析 汉代的漆器以五光十色、瑰丽多彩而得到人们喜爱。所以漆器的着色，是漆器装饰的一个重要方面。黑、红二色是中国古代漆器的传统。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禹作漆器，黑染其外，而朱画其内”（19）的说法。到汉代，黑、红二色仍然是漆器的基本色调。红色是用漆油调丹沙而成。《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利数世，家亦不訾”。“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巴蜀寡妇清暴富的故事，说明漆器髹红色所需丹沙之多。不过尽管黑红二色仍是汉代漆器的底色，但是，在黑红底之上，都彩绘出万紫千红的花纹来。 汉代对色彩已有较深刻的认识和研究，当时人们认为颜色有正色和间色之分，青、赤、黄、白、黑五色为正色，正色混合，千变万化，可以调出许许多多的间色来。如西汉史游的《急就篇》、东汉许慎的《说文》等书，记载汉代纺织品可以染出二十多种不同的颜色来，而汉代漆画的颜色，则比丝织品还要丰富得多。考古发现的汉代漆器的颜色，有黑、红、金、银、朱红、黑红、紫红、灰、黄、赭、蓝、白、青、绿、草绿、灰绿、褐、橙黄、棕黄、粉绿、铁色、栗色、粉褐、藕褐、赤褐、黄白、赭黄、藕白、棕黑、乳白、鹅黄、浅赭、草黄等数十种颜色。这些色漆，主要是用丹沙、石黄、雄黄、红土、白土、铅粉等矿物性颜料和蓝靛等植物性颜料，与漆、油调合而成。 作为汉代漆器中着色极为成功的作品——朱地彩绘棺，里外通体髹鲜艳耀眼的朱漆，外璧朱漆地上的纹饰，用青绿、粉褐、藕褐、赤褐、白、黄棕等明亮色彩平涂，绘出各种“祥瑞”图案：盖板的两龙为粉褐色，赭色勾边，鳞斑纹内填以绿色，白色的牙齿。两虎为赤褐色。龙虎间穿插粉褐色流云。盖板周沿，饰以赭黄色勾连雷纹。棺的左侧壁中的山是用赤色，龙是粉褐色，虎为褐色，并带酱黑色条斑纹，伏鹿为藕褐色，仙人为粉褐色，头发白色，云为藕白色，左侧面、头挡、足挡也都绘有各种彩色图案。除少部分因脱落、氧化产生的色彩混淆外，大部分彩绘保存较好，由于有凸出的线穿扦在各色之间，从而缓和了色彩对比的矛盾冲突。流动线和各类动物纹饰都是描绘在朱地彩绘棺上，不但色彩明快，对比强烈，同时给人鲜明和谐的感觉，全器显得富丽堂皇。 四、朱地彩绘棺绘画线条的分析 线是中国传统绘画最基本的表现手段，原始社会的彩图就已用线、点来进行装饰，楚墓中出土的漆器和帛画，线的运用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汉代漆器上的绘画，无论是漆画还是油画，都是用毛笔来进行的。其主要画法，有线描、平涂和渲染，其中又以线描为主。汉代漆绘的线条，以纤细为其特征，既挺拔，又柔和，而且富有弹性。 朱地彩绘棺的用线，就更加令人佩服。不但线描的技法很多，并达到娴熟的地步。如云纹四周的流动线，有刚有柔，有长有短，粗细随意，刚则挺拔有力，柔则圆转舒徐，笔力流畅，毫无凝滞之感，真是线随云势、云动线威，驰骋飞舞，整个画面气势磅礴，表现出云海翻腾的强烈运动感。每根线头，又有节奏地饰以横点。所绘线条，色由厚到薄，形成浅浮雕感，与凸出的云纹轮廓线协调统一。根据用笔的方法进行分析，有中锋、侧锋、转笔和甩笔。用笔不但使用指力、腕力和肘力，更多地地方使用臂力。因为棺大，如不靠臂力，弯曲自如的长线是无法描绘的。有些线，从笔锋可以看出它不是描的，而是写的，用不同的线和笔触来表现用笔的转折、顿挫、节奏，充分地创造、运用和发挥了线的表现力和线条美。彩绘棺的线描，充分反映出汉初这些无名画师的技艺非凡。过去人们一谈到线描，总是用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梁楷的折芦描，以及“曹衣出水”、“关带当风”等名典来说明其技法和成就。殊不知早在战国晚期至汉初的漆器绘画，就已为我国绘画艺术线描这个基本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堆漆手法的分析 “堆漆”是西汉漆器装饰手法的新创造。所谓“堆漆”，是利用漆粘稠不易展开的特性，使图象高出画面，有时还特意用漆灰或油灰堆起，使图像具有立体感，有如后世壁画的沥粉堆金。朱地彩绘棺就是采用此种方法进行装饰的。技法中最值得研究的是，神怪与禽兽的描绘，采用线和面结合的表现方法来选型，利用色的厚、薄和笔痕处理物象的轮廓和形体结构、前后关系和透视感；每个形态都似一座浅浮雕。如羽人头部的颧、额、鼻、眼都处理得轮廓分明，结构清晰（图11），对四肢的描绘，则注重胫骨肌和肱肌的表现，采用堆色的方法使之隆起。基本形态完成后，在适当的地方用线勾划，把形体结构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根据动势，用细如发丝的线，在头部和膝、肘关节及臂部描出毛须，来增加羽人的奇异和运动感。真是“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内，力健有余”。对动物的爪、牙的描写，则用笔尖饱色欲滴成点，甩笔有锋，从而增强了物象的凶猛和牙、爪的锋利感觉。根据用笔方法进行分析，描绘神兽时还采用了刮和推笔等方法，用笔不但使用笔尖，还使用了笔腹与笔根对肌肉的绘制，是在笔含色饱满时，用腹部随结构偏转重压，使颜色向一边挤出，使之产生一种厚薄不匀的浅浮雕感。这种技法，可能是由于漆器工艺本身的特定条件促使而形成的；因为漆器表面光滑，只有用漆和油调矿物色才能有牢固的附着力。又因矿物色调漆和油，色稠不易展开，容易形成堆画，没有渗透。如头挡的谷纹璧，谷粒明显凸起，增加了璧的真实感。古代画师在长期的实践中，从髹漆到漆书，从线描到平涂，逐渐掌握了矿物色调漆和油绘引起色稠这个特点，采用各种不同的工具和技法，利用色的稠粘，用厚薄等方法来塑造图像，从而取得了像朱地彩绘棺这样高质的艺术成就。这种方法，在战国晚期就已开始运用，长沙楚墓出土的彩绘狩猎纹漆奁，就是用类似的方法绘制的，不过技法还未达到彩绘棺的高度。汉代称之为“油画”，《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大贵人、贵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画軿车。”这里的“油画軿车”，就是指用油漆描绘花纹的车子。既然使用的材料是色调漆和油，造型的技法是面线结合，并以色块来体现物象的形体结构的朱地彩绘棺的漆画，也应该叫油画。过去很多人认为，油画是外来种，油画外来之说是值得商榷的。傅举有先生在“中国漆器的巅峰时代”一文中指出：“汉代漆器上的‘油画’，和始于古希腊、十七世纪传入中国的西洋画有很多相似之处，如都是用油调颜料作画，颜色有较强的遮盖力。所以有人说：中国油画不是外来品种，但是中国的油画和西洋油画毕竟还是有不同的地方，如西洋油画所使用的油，是亚麻仁油、核桃油、罂粟油等快干油；而汉代的油画，则主要是用我国特产的干性植物油——桐油”。朱地彩绘棺就是有力的物证，只是西汉以后，漆器绘画被针刻、镶嵌等新兴技法所代替，加之单线平涂的壁画、绢画和纸画的兴起，致使这种技法逐渐失传。 六、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朱地彩绘棺的主要艺术风格有： 一、构图讲究对称平衡，题材没有脱离汉代的仙灵思想，以龙、虎、鹿、朱雀、仙人等多种象征祥瑞的图像，表现死者与它们一同攀登仙山，寻求“登之乃神”的神仙极乐世界。 二、设色既艳丽夺目，又与当时的宗教观念密切相关，这种对色彩的处理方法，取其强烈、明快等特点，由于它的吸引力，一直为我国人民所喜爱，直到今天，我国的民间工艺、年画、建筑装饰还保留着这种风格。 三、绘图技巧娴熟，以线描为主，兼用平涂渲染，还通过堆漆使纹饰显出浮雕感。漆器上的画面一般都不大，在有限的平面上，不事细致的描绘，而以简炼的线条，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进行高度的概括和夸张，着重于神态的表现。综上所述，无论从构图、纹饰、设色、线的技法，新工艺的使用，朱地彩绘棺的绘画技巧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他不但具体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绘画艺术风格，而且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西汉初期绘画艺术的珍贵资料。 注 释 ① 《后汉书·礼仪志》 ② 《后汉书·舆服志》 ③ 王土伦：《浙江出土铜镜》附《历代镜铭选录》，文物出版社1987年出版。 ④ 同上 ⑤ 《汉书》卷一《帝经》 ⑥ 汉代铜镜铭文 ⑦ 李正光：《龙虎斗——朱地彩绘棺》，《轪侯家》，第二期。 ⑧ 傅举有：《中国漆器的嶷峰时代——汉代漆工艺综论》，《中国历史暨文物考古研究》，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 ⑨ 《汉代铜镜铭文》 ⑩ 《楚辞·远游》 ⑾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砂子塘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63年第2期。 ⑿ 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姚庄101号西汉墓》，《文物》1988年第2期。 ⒀ 扬州博物馆、邗江县图书馆：《江苏邗江县扬寿乡宝女墩新莽墓》，《文物》1991年第10期。 ⒁ 南京博物院：《江苏连云港市海州网瞳庄汉木椁墓》，《考古》1963年第2期。 ⒂ 中国考古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长沙发掘报告》第121—123页。图版84、83。 ⒃《汉书·礼乐志》 ⒄《淮南子·坠型训》 ⒅《水经注》引《昆仑经》 ⒆《韩非子·十过篇》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S1期 汉代羽人形象试探上面可以看。也许是你所需要的。
“墓”就是“慕”——“孝子所思慕之处。”换句话说，墓虽然是为死人修的，却是活人“思慕”的表现。如果想表现自己是个孝子，那就得在造墓下葬的事儿上多下点工夫。说“疑冢”之前，我们先来说说“冢”。中华文化那叫一个博大精深。比如说汉字，“墓”、“坟”、“茔”、“冢”、“丘”、“垅（垄）”、“山”、“陵”、“寝”，以及不太常用的“土”、“培”、“堬”、“垜”，表面看指的都是同一种事物——人死之后的埋骨之所，但在古人看来，这几个字的意思有着明显的差别。“墓”，指的是掘坑穴葬后盖土与地平齐，不植树。这当中透漏出的是中国人早期朴素的丧葬观念——“不树不封”，《礼记·檀弓上》说“古也，墓而不坟”，意思就是古人下葬之后是不会在地面上起坟头的。所以“墓”字在这几个字中堪称最为原始、正宗。“坟”，恰好与“墓”相对，它的本义就是土堆，在先秦专指葬后地面上积土成堆。“茔”，意思是墓地，是用作墓葬的那块土地的本身。“冢”，本义是大，《红楼梦》里面称秦可卿为“冢孙妇”意思可不是她死了，而是说她是嫡长孙之妻，嫡长，在家族中当然意味着“大”。《说文》，解释说：“冢者，高坟也。”也就是说只有封土高大的坟，才能叫“冢”。“丘”，本意就是葬穴上的封土堆，“垅”、“垄”的概念与此相近。但是，在礼法等级森严的先秦时期，普通人只能能用“墓”、 “坟”、“垅（垄）”，王公级别的人才能够用“丘”，如苏州虎丘，就是因为吴王阖闾葬在这里而得名。比“丘”规格更高的是“山”和“陵”。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说：“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故通曰‘山陵’矣。”意思就是，在秦朝，“山”是称呼天子坟墓的专有名词，到了汉朝，刘帮把规矩改了，叫“陵”，所以“山陵”专指帝王之墓，不能乱用。至今八宝山那个也只能用“公墓”，孙中山、蒋介石的安息之地才能叫“中山陵”、“蒋陵”。墓葬的最高级别是什么呢？是“寝”。寝原指正式的起卧房间，古代的宫殿都是“前朝后寝”，即前面用于朝见办公，后面用于起居饮食。君主死后要“寝庙奕奕”，就是说庙和寝相连，前面的“庙”中供奉牌位，用于祭祀，后面的“寝”中安放帝王生前的衣物用具，像生前一样侍奉。后来秦始皇把寝和庙分离，庙仍然留在国都，寝则转移到陵墓附近。按照礼仪，每个月庙中祭祀的日子，就有专人把寝里供奉的衣物送到庙中转一圈，表示皇帝来接受了祭祀。这种礼仪延续到了汉朝，但汉惠帝刘盈看望吕后所走的复道刚好在刘邦衣冠从寝到庙的那条路的上方，活着的皇帝不愿意绕路，大臣要避免礼制不合就只能打死鬼皇帝的主意，于是把庙也挪出了长安，迁到刘邦的长陵附近。从此寝、庙进一步与陵结合，非但有山一样高大的封土堆，还有巍峨的寝殿供灵魂游豫享乐，这才是最高等级、皇帝专用的墓地。除了称谓不同，还有很多其他规矩。比如《周礼·春官》称：“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墓上封土的高低和植树的多少都要与死者生前的地位相一致，否则便是越礼。汉代这个规定仍然有效，“别尊卑也。王公曰‘丘’，诸侯曰‘封’”，“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连盛殓用的棺材，也因为身份地位不同而有不同规格，身份越高，棺椁层数就越多。“天子之棺四重”，“诸公三重，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这就是说，除了直接盛放尸的“棺”，天子在棺外还可以加四重“椁”，封为公侯的人可以棺外三重椁，侯爵、大夫递减，到了“士”这一级只能用棺来直接下葬，不能再套椁。《论语》里说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回早亡，颜回的父亲想拆了孔子的车给颜回做一层椁，被孔子断然拒绝。除了舍不得车的因素，孔子更怕越礼，因为颜回是“士”，按照礼法是不能用椁的。鼎，在先秦时最重要的礼器，贵族要“列鼎而食”，用鼎的数目是规定好的。天子九鼎，卿大夫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入葬的时候，随葬的鼎也要照此规定，丝毫不能逾越。可以说，看看墓的封土、棺椁、随葬礼器，大致就能判断出墓主是哪个阶层的人。上古人之所以不树不封，本质上还是因为生产力低下，人的寿命很短，犯不着为尸体费那么大劲。后来生产力发展，家有余财，生年延长，时间也充裕了，于是有功夫去怀念逝去的亲人。清代学者段玉裁认为，“墓”就是“慕”——“孝子所思慕之处。”换句话说，墓虽然是为死人修的，却是活人“思慕”的表现。如果想表现自己是个孝子，那就得在造墓下葬的事儿上多下点工夫。于是，不树不封的狭义的“墓”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高的封土，从堆土成丘到最后“因山为陵”——直接拿一座山当封土堆，一百里外都能看见儿子的一片孝心。其实还不仅是儿子，有钱有势的人往往生前就开始选址给自己营造墓地，跟买地盖房一个道理，自己选的才最满意，并不存什么忌讳。“始皇初继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秦始皇从继位就开始搞工程，前后征发了70多万人，对工程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但规模搞得再大，死后到底有没有灵魂、灵魂能不能来享受墓中陪葬的一切，这事儿谁都不敢打包票，秦始皇也不能先死一次试试，于是他后来开始研究长生不老，尽量避免自己赔本。地上的坟头越来越多，地下的墓穴当然也越挖越大，填进去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从生前的日用品或珍爱之物，到成堆的金银财宝、成箱古玩字画，中国社会的厚葬风气形成了。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的妇好墓，出土了两件“司母辛”大方鼎，另有近2000件青铜器、玉器，墓主妇好是武丁的第一位王后，可见早在商代就有了厚葬的现象，当然，比之后世帝王，这只是小巫见大巫。厚葬，本质上还是和儒家大力宣扬的“孝”相关。《礼记》说：“事死如事生”，《汉书》说：“事亡如事存”，孝顺的后背当然要把最好的东西献给尊长，死活不是问题，阴阳不是距离。尤其遇上老爷子指定某件珍品陪葬的时候，儿子再舍不得也得打落门牙和血吞。例如唐太宗李世民，一定要拿王羲之《兰亭集序》的真本殉葬。高宗李治虽然也酷爱王羲之，满心不乐意，最后还是得按照老爹的意思来。到了唐朝末年，节度使温韬以盗墓为己任，“唐帝诸陵发之殆遍”，李世民的昭陵也未能幸免，《兰亭集序》自此不知所踪。不知李治地下有知，会不会后悔得再死一次。
这是最权威，最标准的资料。汉墓壁画的发现，始于东北地区。从20世纪初到1945年，随着西方考古学的东渐，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田野考古，先后发掘了辽宁省辽阳北园、迎水寺、玉皇庙、南林子及大连营城子等地的汉魏时代的壁画墓。20年代末，河南省洛阳市旧城西八里台的一座西汉晚期空心砖壁画墓也因被盗掘而发现，部分空心砖现藏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2年和1955年，在河北省望都县先后发掘了东汉晚期的两座大型砖室壁画墓(见)。到1966年止，通过对洛阳市烧沟西汉晚期无名氏壁画墓（见）、山西省平陆枣园村墓、江苏省徐州黄山陇、山东省梁山后银山、河南省密县打虎亭东汉晚期的两座大型壁画墓(见)、内蒙古托克托及辽阳棒台子和三道壕等多座壁画墓的发掘，初步了解到汉墓壁画的分布情况及其区域特点。70年代，又先后发掘了河北省安平逯家庄、定县八里店、陕西省千阳、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晚期大型砖室壁画墓（见）和洛阳西汉晚期卜千秋壁画墓(见)，进一步全面了解到汉墓壁画的分布、产生年代和壁画题材内容。1986年8月,又发掘了辽阳北园3号墓。1987年4月在西安交通大学校园内发现的西汉墓壁画是迄今最早、最完整的天象图壁画。至此已发掘的汉壁画墓共计30多座。[编辑本段]分期与分区汉墓壁画可分前、后期。前期为西汉早期到东汉早期，仅有八里台、 烧沟无名氏、卜千秋、枣园、千阳、西安、内蒙古鄂托克、商丘等地8座;后期为东汉中、晚期，包括此外所有汉墓壁画。 西汉中期以后，随着豪强大族厚葬习俗的发展，在当时经济文化中心或军事要塞便出现了壁画墓。后期壁画墓数量增加,分布范围扩大。它们的分布可划分为6个区域：①豫、陕、晋区,主要是前期的8座壁画墓。②豫、苏、皖、晋区，主要有打虎亭、黄山陇、后银山及安徽亳州董园村等地的壁画墓。③冀中南区，主要有望都所药村、安平逯家庄、 定县八里庄等地的壁画墓。以上3个区域土地肥沃,河流纵横,是当时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④长城沿线区，主要有内蒙和林格尔、托克托、霍洛柴登以陕北榆林等地的壁画墓。这一区域是东汉政府北方的边防重地。⑤辽南区，集中分布在辽宁省辽阳市北郊太子河两岸地带，主要有北园、棒台子、三道壕车骑墓等壁画墓，此外还包括大连市营城子壁画墓。辽阳是当时辽阳郡首府，汉魏之际是公孙氏割据政权统治的中心,也是未经汉末战乱,经济文化持续发展的地区。⑥河西区，处丝绸之路的要冲，有一些简单的壁画墓。[编辑本段]第一区域类型特点第 1区域洛阳的无名氏墓和卜千秋墓都是带双丁字形耳室的仿券顶空心砖墓，千阳墓则为拱形顶的土洞墓，枣园村墓为小砖券墓。墓室规模都较小，长仅4～6米多一点。壁画内容都以天象和神话故事为主，也有少量历史故事和庄园、农耕题材。以王莽新朝（公元9～23）前后的枣园村墓为例,墓长米,由1个主室和1个耳室组成。主室内绘满壁画,券顶上绘有云气和四神图，四壁绘有车马、房屋和人物。其中绘在南壁和西壁的牛耕和耧播图，真实地描绘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场面,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是中国最早表现农业生产活动的绘画作品。这一期壁画,构图简单,风格质朴，有的甚至还保留着西汉早期帛画的某些特征。西安交通大学内的西汉墓天象图壁画,表现大型二十八宿图像,构图浑然一体，色彩明艳焕丽。墓中主室壁画上部代表天空，下部象征山川大地。上部壁画以仙鹤、祥云和日月星辰图案为主，绘有二十八宿星辰及苍龙、白虎、朱雀、玄武4种图像。彩云间绘有一组组仙鹤,翔状各异；祥云线条流畅，运笔自如。二十八宿加绘形象生动的人物、动物来说明各宿的名称，使人一目了然。壁画还使人看到中国最早的晕染法绘画技巧。[编辑本段]第二到四区域类型特点第2～4区域各具特点。豫、苏、皖、晋区的壁画墓，像本区域流行的墓一样，大多采用纯石结构或砖石混合结构，而且壁画和画像石往往混用。墓型有两种：①较简单的如东汉中期的后银山墓，是砖石结构前后室墓，长米，宽米，壁画绘于前室，内容主要有淳于卿出行、曲成侯驿故事和天象等；②东汉晚期的墓室结构复杂，规模巨大，有前、中、后三重主室，长达15米左右。其中黄山陇墓和董园村2号墓为纯石结构,打虎亭汉墓为砖石混合结构。除黄山陇墓外,其余3墓墓门都有精美的石刻画像。墓主车骑出行和乐舞百戏是本区壁画的主要内容。冀中至冀南区全是规模宏伟的多室砖墓,多横券顶,一般有前、中、后三重主室，长达20米左右。其中望都2号墓具五重主室,全长达32米。安平逯家庄墓，墓室由前、中、后室以及耳室、侧室共10个室组成，全长19米。在前室南耳室、中室、中室南耳室绘有车马出行、鸟瞰建筑群、属吏、乐舞等巨幅壁画。根据出行图的导从制度和墨书题记纪年，墓主当为死于灵帝熹平五年 (176)的安平王。人物众多的属吏图是本区最富有特色的壁画内容。长城沿线区的墓形与冀中、冀南区相近，但多穹窿顶。其中，托克托县闵氏墓由前、中、后三重主室和5个耳室组成,全长13米多。壁画主要绘于中室及东、西耳室,内容残存有侍女、车马、庖厨等,画像旁的墨书榜题，证明墓主为闵姓豪强。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是本区最大，同时也是迄今所见内容最丰富的汉墓壁画。榆林一带的汉墓壁画，多以朱、黑等色直接绘于砖墓上,内容主要有车马、人物、建筑等,其年代可能早至东汉中期。辽阳区的壁画墓除营城子为砖结构外，其他全为石结构。大型墓平面呈方形，由前室、后室、回廊、两个耳室和数目不等的小室组成，长、宽一般均在7米左右。小型墓由前室、后室和1或2个耳室组成,后室多分为2个或3个棺室,一般长5米左右。壁画直接绘于石面，内容以车骑出行、百戏和宴饮等为主。[编辑本段]东汉中、晚期壁画墓的特点与前期相比，东汉中、晚期壁画墓的特点是：①墓室规模宏大，结构复杂；②壁画面积增加，一般在50平方米以上,有的近200平方米，而且有许多情节复杂、幅面宽阔的连壁巨作；③内容丰富，除表现墓主经历、身份、权力、威仪和财富的车骑出行外，乐舞百戏、属吏、坞壁、农耕等成为主要题材，而且出现了祥瑞图；④绘画技法多样，壁画艺术水平较高；⑤墨书榜题较多，使壁画内容一望可知。[编辑本段]题材内容大致可归纳为7类:①表现墓主庄园中生产活动场面的农耕、桑园、放牧、射猎等； ②表现墓主仕宦经历和身份的车骑出行、任职治所、属吏、幕府以及坞壁等； ③表现墓主享乐生活的燕居、庖厨、 宴饮、乐舞百戏等； ④宣扬儒家伦理道德、强调人身依附关系的经史故事，如孔子、老子、周公一类的古代圣贤，荆轲、伍子胥一类的忠臣义士，丁兰、秋胡妻一类的孝子列女等； ⑤神话故事类，主要有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一类仙人和表现天上世界的仙禽神兽； ⑥在天人感应论影响下产生的祥瑞图，如麒麟、芝草、神鼎等； ⑦天象类，如日、月、星宿、云气和象征四方星座的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各类内容在墓中的分布，一般是①、②、③、④类内容绘于前、中、后室或耳室，⑤、⑥、⑦类内容绘于墓室顶部和墓门部位。[编辑本段]技法以毛笔为主要绘画工具，使用朱、 绿、黄、橙、紫等色调的矿物质颜料,因而壁画色彩历久不变,发现时一般都很鲜艳。造型手法上继承春秋晚期以来的写实而夸张的传统，在绘制技巧上则发展了战国至西汉早期宫廷壁画和帛画上所见的墨线勾勒轮廓再平涂施色的手法。前期技法还比较单一，到东汉晚期，出现了大笔涂刷的写意法、没骨法、白描法,有的画面如望都1号墓的属吏人物还使用了渲染法。在构图上，它已摆脱了春秋晚期以来呆板的图案式横向排列的形式，注意讲求比例和透视关系。这些成就，为中国绘画的成熟奠定了基础。[编辑本段]思想渊源汉墓壁画之所以盛行，主要是统治者提倡孝道和厚葬，产生“事死如事生”的思想。特别是东汉时期实行察举孝廉的制度，是人们踏上宦途的必经之路。因此，所谓“崇饰丧祀以言孝，盛饷宾客以求名”的风气四处弥漫，厚葬之风越演越烈。很多人竭家所有，为父母或自己修建坟墓，在模拟生人居住的地下墓室壁面上，大量绘制表现生前权势、威仪和财富的生活及历史神异形象，以期获得“孝”的声誉，有利于仕宦之途，这就是汉墓壁画盛行的社会根源所在。
《汉代墓室壁画研究》研究对象是两汉时期的基室壁画。“壁画”一词，广义来说泛指以任何工具和技法绘制于建筑物墙壁面上的画像，狭义来说专指以笔和墨及各色颜料之类绘画于建筑物墙壁面上的画像。中国考古学对“壁画”的研究，主要采其狭义的解释。汉代墓室内的墨笔彩绘画像，与画像石、画像砖、石棺画以及其它器物表面的画像等，各有相当数量的遗存，各有定名，也各自成为独立的研究门类。本论文是对汉代墓室壁画的考古学综合研究。研究方法是对中国各地出土的数十座汉代壁画墓标本进行收集、分类、排列、整理、比较、分析，探讨从西汉到东汉时期，壁画墓及墓室壁画的发展状况，重点研究墓室壁画在汉代丧葬文化中的功能与意义。
酒泉丁家闸五号墓社树壁画考南昌东晋漆盘的启示——论南北朝墓葬艺术中高士图像的含义逝者的“面具”——论北周康业墓石棺床画像风格背后——西汉霍去病墓石刻新探关于墓葬壁画起源问题的思考——以河南永城柿园汉墓为中心西汉石椁墓与墓葬美术的转型山东临淄东汉王阿命刻石的形制及其他关于汉代丧葬画像观者问题的思考墓主画像研究墓主画像的传承与转变——以北齐徐显秀墓为中心逝者的“面具”——论北周康业墓石棺床画像青州北齐画像石与入华粟特人美术——虞弘墓等考古新发现的启示论“邺城规制”——汉唐之间墓葬壁画的一个接点崔芬墓壁画初探压在“画框”上的笔尖——试论墓葬壁画与传统绘画史的关联2006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承担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等课题。郑岩多次参与国内外研讨会，并协同著名美术史家巫鸿先生发起“汉唐之间”中国考古美术的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论文集三部。郑岩先生多次提出“美术考古学”这一美术史领域的次学科，并且将其定义为“以考古提供的材料为核心，融美术史与考古学的交叉学科”，郑岩在其亲自撰写的文章《考古学提供的仅仅是材料吗？》和《论“美术考古学”一词的由来》二文中详实的论述了美术考古学这一美术史新学科的发展演变史。郑岩先后翻译多部外文美术史著作，其个人论文亦多次被翻译到国际学术界，在汉唐美术史与美术考古领域达到国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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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章是指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使用的印章。 由于公安部对办理刻制印章的手续未作统一规定，所以各地公安机关对刻制印章手续的规定有所不同。根据刻制印章的种类不同，手续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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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然人签名时，应签署法定姓名，并应签署全名。法律并未禁止当事人签名时使用简称，也未禁止使用曾用名、艺名、笔名、化名、小名或绰号以及画押、画圈等代签名，但这些签名方式可能增加发生争议时的举证难度。
3、重要的合同尽量面签。面签时也要注意签字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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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章只需压盖在成文日期上即可。
中国旧时公文直行竖写，成文日期写在公文最后，并要求顶格直写一行，用印（多用方形大印）时上印边压盖年号下年份的第一个数字，下印边压盖月份，是为“齐年盖月”。
建国后，1955年国家机关印章改为圆形，1956年公文实行横排横写后，用印则无此要求，只需压盖在成文日期上即可，但仍沿用此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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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展开应该能够将骑缝章还原成原章，只有这样才是比较规范的骑缝章，才能发挥骑缝章的作用。
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齐年盖月
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骑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