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位于陕西省南部，北依秦岭，南屏巴山，是两汉三国文化的主要发祥地，素有“汉家发祥地，中华聚宝盆”的美誉。历史上为修治褒斜道，遗留了蔚为壮观的褒斜道石门及其摩崖石刻群落。石门十三品：“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 “不食人间烟火”之仙品，被誉为“汉人极作”，学习书法“必修之古典”。 这次活动邀请了卢辉先生（汉中市博物馆馆长）、王景元先生（原汉中市博物馆副馆长）、倪文东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贺文荣先生（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书法系主任）为我们讲解。 首先我们观看了石门十三品的原址，石门栈道。是国家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褒斜道石门及其摩崖石刻，石门水库绿水盈盈，老师们走在栈道上为我们讲解了石门水库的建立与石门石刻的搬迁与保护的过程，带领我们观看了石门十三品存在的环境，如身临其境。而后在石门十三品展厅，我们看了著名的石门四品。 1.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 汉永平九年（66）年刻。16行，行5-11字不等。是现存最早的东汉摩崖刻石。此石书法气魄宏伟，布局饱满，笔画较细但遒劲有力，融入篆书笔意。高古伟岸，加上天然石纹背景更增添一种奇趣。 《褒斜道刻石》俗称《大开通》，铭文记载，当时汉中太守鄐君奉诏受广汉蜀郡巴郡邢徒2690人，动工开通褒斜道。历时三年之久，石门隧道就是当时首次开通的。宋时石为南郑令临淄晏袤所发现，刻释文于其旁，后被苔藓所掩，六百余年不为人知，直至清时才被发现，复流传于世。此刻石用笔以圆笔为主，参以篆意，与同处褒城稍后的《石门颂》、《杨淮表记》刻石用笔相似，然取势不同，此刻石呈外紧内松，气势饱满，结体奇崛。因自然石势作字，字大小及笔画的长短、粗细长短、粗细皆参差不整，没有波。 ，天真朴拙而很有气势，保留了早期篆书的许多特点。 2.石门颂 《石门颂》全称《汉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又称《杨孟文颂》。东汉建和二年（148年）十一月刻，摩崖隶书。汉中太守王升撰文，为顺帝初年司隶校尉杨孟所写的一篇颂词，内容为汉中太守王升表彰杨孟文等开凿石门通道功绩。《石门颂》原刻为竖立长方形，20行，行30 、31字不等。纵261厘米，横205厘米，全文共655字，刻在陕西褒城古褒斜道的南端。1967年因为在石门所在地修建大型水库，乃将此摩崖刻石从崖壁上凿出，1971年迁至汉中博物馆。保存至今，是“石门十三品”中的第五品。 书法古拙自然，富于变化。通篇字势挥洒自如，奇趣逸宕，素有“隶中草书之称。杨守敬《平碑记》中说：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 《石门颂》是东汉隶书的极品，又是摩崖石刻的代表作。它对后来的书法艺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人们称为国之瑰宝，清代张祖翼评说：“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也。 《石门颂》把碑和简结合起来，既有庙堂气象又有山野之气，是学习隶书的不二法门。3.杨淮表记 刻于东汉熹平二年（173），全称“司隶校尉杨淮表记”，亦称“杨淮碑”。杨淮、杨弼兄弟是《石门颂》中司隶校尉杨孟文（杨涣）之孙。东汉熹平二年(173)二月，同郡卞玉过石门，见《石门颂》，有感于杨氏祖孙业绩，因作此表纪，故又称《卞玉过石门颂表纪》。 《杨淮表记》为摩崖隶书，碑文7行，行25、26字不等，共计173字。该碑书法奇逸古雅，与《石门颂》相近。 清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评此石云：“润泽如玉，出于‘石门颂’，而又与石经《论语》近，但疏荡过之。”诚如康氏所言，“杨碑”最大的书法特色就是古奇纵逸，疏荡天成，后世之《爨龙颜》、《灵庙碑》大由所出，其字朴拙真率，巧夺天工，观之则生迥出尘寰，飘然物外之感。 但凡古隶，尚欠周正规矩，唯独于此，天人合一，而古意存焉。日常临写，心摹手追，浑思度外，可矫帖学习气之弊。 《杨淮表记》书法雄古遒劲，笔势开张，用笔沉着扎实，结字参差古拙。其章法，因石势而书，纵成列，横不成行，字态因字立形，疏宕天成。如第六行“也”字，为此行末字，故形体较大，第七行“过、此、追、述”四字，波笔舒展，极尽开张之势。石壁上部宽而五、六、七行行距远，下部窄而行距密，浑然天成。若将此刻与《石门颂》、《开通褒斜道摩崖》等视为一组，与同时期山东曲阜一带《史晨碑》、《孔彪碑》等庙堂碑相较，则见两地迥异之地域书风。传世墨本以“黄卞玉”等字未损者为佳，考见《校碑随笔》。 4.石门铭 《石门铭》全称《泰山羊祉开复石门铭》，镌刻于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由王远撰文并书丹、武阿仁凿字，属楷书书法作品。 摩崖通高175厘米，宽215厘米，原刻于陕西汉中石门东壁，后凿移到汉中博物馆。 《石门铭》是“石门十三品”之一，记载了梁、秦二州刺史羊祉重开废置已久的褒斜道之事。 它与《石门颂》有一脉相承之渊源，它吸取了同一地方的著名汉隶《石门颂》等的苍劲凝练的专利笔法，笔势与体势也吸取了《石门颂》的跌宕、开张、奇崛的特点，发展成为奇崛开张的北魏楷书。 拓本以旧拓首页“此”字不损者为佳。为精拓本。 石门四品蔚为壮观，对于其中的奥妙，是以前学习过程中不曾注意到的，我写字向来比较小心谨慎，对于摩崖刻石很多时候就是远观而不敢近，以前写《石门颂》尚觉潇洒之气溢洋溢，但所用字帖多为放大版本，更怯之，今日始知其原字并不是很大。此次访碑活动更让我对此大为改观，重新细细品味四品，渐喜爱之。名家临四品:
北魏著名的摩崖石刻之一。全称《泰山羊祉开复石门铭》。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509）正月，太原典签王远书丹、武阿仁凿刻于陕西褒城县东北褒斜谷石门崖壁。康有为将其列为“神品”，云：“石门铭飞逸奇浑，翩翩欲仙，若瑶岛散仙，骖鹤跨鸾”。
《离骚》塑造了一个纯洁高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表现了他高尚的品德和爱国情怀；《离骚》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浪漫主义抒情诗。
他们觉得离骚简直就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文学地位还是蛮高的，基本上只要研究古时的人都会知道这本书。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之一，该篇诗作长达375句、近2500字，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早最长的抒情诗，堪称中国历史第一抒情长诗。离的字意有：分开、分别，离别、离开;割取;相并、成排;陈列;经历;八卦之一，象征火;明;罹，遭受;缡，女子出嫁的佩巾;丽，依附;螭的古字，《广雅·释天》“山神谓之离”。骚的字意有：动乱、骚扰，骚乱、躁动;忧愁;狐臭味;扫。离骚一词，司马迁解释为离忧，王逸解释为别愁，班固解释为遭遇忧愁，近人又有解释为牢骚、劳商的，劳商即楚国流行歌曲名《劳商》。从离骚的字词本身来说，上述解释都有道理，也都能成立。但是，如果从屈原写作这首诗篇的时间、内容及其所欲达成的目的来分析，他是在遭受小人谗陷，被楚怀王冷淡、疏远之际撰写的(公元前313年左右)，是要写给楚怀王听的，意思是“我经历着思想波动，不得重用，便回去干老本行”。从这个角度来说，屈原用“离骚”作为篇名，取意为“陈述自己躁动不安的心情”。《离骚》全诗，从内容上可分为三大段落。第一段落，从“帝高阳之苗裔兮”到“岂余心之可惩”，共130句，内容分为5小节。小节1 、屈原在《离骚》开篇第一句就自述自己的出身高贵“帝高阳之苗裔兮”，这里的高阳指太昊、少昊。我们知道，屈原出身楚国的少数民族巴族，巴族的祖先为太昊、少昊;与楚王、楚人、楚国贵族的祖先颛顼相比，少昊曾孺帝颛顼，事见《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因此，屈原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说，楚王和楚国的贵族，你们不要瞧不起我，我的祖先比你们的祖先更高贵。接下来，屈原再述自己出生在虎年虎月虎日的大吉日子(巴人崇尚虎)，天赋聪慧、重视自身修养、志向高远，以及只争朝夕、变法图强、敢为天下先的政治抱负“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小节2 、讲述自己辅佐楚怀王进行立法改革，欲使楚国实现尧舜禹三代盛世。但是，却遭到小人谗陷，楚王毁约，被疏远、排除在楚国政坛之外。在这里，屈原指天为正，表达自己对祖国对君王的赤诚忠心，并痛惜灵修(楚王)毁约和反复多变：“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伤灵修之数化。”所谓楚王毁约，这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说法，普通臣僚是不会这样说的。屈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的从政，代表着楚国少数民族巴族抗秦的意愿，而且是与楚怀王达成约定的。公元前318年楚怀王被推举为合纵长，领导诸国共同抗秦，屈原正是在这时进入楚国决策层的，而楚怀王看中的则是巴人尚武精神所具有的战斗力。但是，楚怀王在外交问题上反复多变，而且既不精明又没有原则，时而抗秦，时而亲秦，以致失信于天下，失信于国人。屈原在《离骚》中多次用“灵修”代指楚王，例如“夫唯灵修之故也”、“伤灵修之数化”、“怨灵修之浩荡”。那么，屈原为何称楚王为“灵修”?显然，这不是楚国贵族、臣僚通用的称呼楚王的方式，而是屈原的独创。这是因为，屈原出身巴族巫师，本名灵均(灵即巫)，因此他有理由认为楚王是大巫师或巫师首领。修字意为美好、高、大，古人以身材高大为美;所谓灵修，即高大的巫师，亦即巫师之首。小节3 、描述自己在任职期间做了大量有益于国家的工作，但是却无法改变众小人钩心斗角奔走钻营的社会现状。自己深切感到时间在虚度，长此下去恐怕到老也实现不了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自己“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彭咸指巫彭、巫咸，古代著名的巫师;屈原出身祭司，法名灵均，所谓向彭咸学习，就是干自己的老本行。小节4 、描述自己早晨在朝廷上受到指责，傍晚就被罢免了官职，以致情绪非常低落和困惑，心情极为痛苦。尽管如此，自己仍然不肯同流合污，对美好事物的选择也不后悔“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其中特别提及“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所谓“众女嫉余”云云，表明屈原眉毛弯如月，身材修美，风流倜傥，再加上他那特立独行的举止，曾一度强烈吸引了王公贵族及其嫔妃女眷的注意和爱慕，并由此而遭到嫉妒，一时谣言四起。小节5 、描述自己复杂的心情和艰难的选择“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意思是，既然从政而获罪，不如修复自己原来的服装(巴人巫师的民族服装)，去重新做自己的老本行。在保持民族习俗的问题上，屈原的态度是坚决的“民生各有所好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第二段落，从“女须之婵媛兮”到“余焉能忍此终古”，共128句，内容分为4小节。小节1 、描述女须劝告自己要入境随俗，莫要与众不同。表明屈原被排挤出政坛后，曾一度回到家乡，或者在流放途中曾绕道回到家乡;家乡人虽然同情屈原的遭遇，但是并不理解屈原的主张。女须，其身份众说纷纭，或谓是屈原之姊妹，或谓是屈原之女，或谓是屈原的侍女、侍妾，或谓是屈原虚构的人物，其地位相当于灵氛、巫咸。从《离骚》“女须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的描述，以及女须所持的观点来看，她应当是屈原生活中的一个真实人物，很可能是屈原的姐姐。与此同时，女须的身份应当是一位女巫，其职务类似巫山十巫中的巫姑;陈士林通过楚语与彝语的比较，也认为“女须”意即“灵女”(《民族语文》1991年2期)。小节2 、描述自己来到南方，向帝舜陈述自己坚持人生理想的原因，并总结历史成败经验教训，继续阐述只有举贤授能，国家方能富强的主张。小节3 、描述自己驾龙乘凤到远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实现而求索”，不顾路途如何遥远，都要上下求索、寻找理想。但是，雷师不听调遣，天宫守卫不肯打开天门，自己处处碰壁，暗示去国离乡之路走不通。在这里，屈原充分展示出他那超乎寻常的想象力，他命令羲和让太阳车慢慢行，请来月神望舒为先驱，忽而到昆仑山的空中花园悬圃，忽而到咸池饮马，忽而又到天宫叩门。显然，这得益于屈原的巫师出身，因为请神、命神之辞，乃巫师的工作之一，并成为习惯性思维;事实上，类似的修辞方式，大量存在于屈原的各种作品里，并成为屈赋的最突出的文学特征之一。小节4 、描述自己对历史上美女的追求，同时借寻求美女来展现自己对理想的执着决心。屈原在《离骚》中反复描述自己对美女的追求：“哀高丘之无女”、“相下女之可诒”、“岂唯是其有女”、“孰求美而释女”、“聊浮游而求女”，以及“求宓妃之所在”、“见有 之佚女”、“留有虞之二姚”等等。宓妃，相传是伏羲的女儿，溺死于洛水，遂成为洛水女神;有 之女，即帝高辛之妻;二姚，夏帝少康之妃。关于屈原在《离骚》中“求女”的寓意，古今注家纷争鹊起，或谓是求通君侧之人，或谓是求实现美政之途径，或谓是求红粉知己，或谓是求知音。其实，这里涉及到屈原的爱情与婚姻、家庭问题。或许，屈原反复诉说自己“求女”而均未果的经历，实际上是在陈述自己婚姻的屡屡失败：伏羲的女儿宓妃(暗指王族的公主)，太骄傲了，看不上自己;自己看上的有 氏美女(暗指贵族的千金)，别人已经疾足先得;自己还不如逃难的少康，没有人肯把女儿(暗指远方的世家女子)嫁给自己。当然，屈原在婚姻上的受挫，同时也是他在从政上受挫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一般来说，如果屈原出身楚国望族，上述情况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由于屈原出身楚国的少数民族巴族，而又在楚国宫廷从政。他的这种特殊身份，既失去了与本族女子结婚的机会，又同时受到楚国望族在通婚问题上的歧视和冷遇。在这种情况下，才华出众的屈原，尽管不乏爱慕自己的女子，也不乏自己爱慕的女子，但是却有情人终不成眷属，因而陷入强烈的失恋之中。正是由于屈原在婚姻和从政两个问题上都受挫，他才会萌生离开楚国政坛另谋出路的念头，并去征求女须、重华(舜)、灵氛和巫咸的意见。第三段落，从“索 茅以筵 兮”到“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共117句，内容分为3小节。小节1 、描写自己的追求未能实现，不知道出路何在，于是请灵氛占卜。灵氛占辞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劝屈原离开楚国，远走高飞莫迟疑。小节2 、描述巫咸降神，屈原向巫咸咨询自己下一步的人生出路，决定接受巫咸的意见，去国远游，“聊浮游而求女”、“周流观乎上下”。小节3 、描述自己择吉日出发远游，一路上兴致勃勃，但是忽然回首望见故乡，眷恋之情悠然升起，不肯就这样离去，因为自己内心深处仍然期待着楚王醒悟。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在《离骚》的最后一段话说：“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意思是：“算了吧!国内没有理解我的人，我又何必眷恋故都?既然我不能实现美政的理想，那么我就向彭咸那样生活吧。”屈原所谓的向彭咸学习，也就是要干自己的老本行。他在《离骚》中两次提到要向彭咸学习，意在强调其重要性。事实上，这句话是反着说给楚怀王听的，是在真诚地期待着楚王能够醒悟。纵观《离骚》全诗，不仅文辞流畅，而且也充分体现出屈原的机智和策略。事实上，屈原创作《离骚》，并不是单纯在发牢骚，更不是无病呻吟，而是有着明确的目的，意在通过这篇长诗，申明自己忧国、忧君、忧民之赤子之心，影响并感化楚怀王，以便能够继续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 或许，屈原之所以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就结束第一次流放，回到郢都，并获任三闾大夫之职，即与楚怀王读到《离骚》并有所感悟，不无关系。当然，屈原的去留，并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恩怨，而是有着时代的背景，这个背景就是楚国与秦国的外交关系。公元前313年，张仪自秦赴楚，劝楚怀王亲秦绝齐，并以割地六百里为饵，楚怀王利令智昏而信之。由于屈原持坚定的联齐抗秦的主张，因此遭到楚国亲秦派贵族的谗陷和排挤，楚怀王为表示亲秦之决心，遂疏远并进而流放屈原。此后，秦国背割地之约，秦楚交恶，楚怀王这时读到《离骚》，才又想到屈原，并重新起用屈原，直至公元前296年楚怀王客死秦国为止。据此可知，屈原创作《离骚》大约是在公元前313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卜居》称“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此言若是，则屈原被罢免左徒之职，到重新被任命为三闾大夫，其间隔当有三年之久，也就是说《离骚》约创作于公元前310年左右。
文学家认为离骚这部作品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在后世文人对屈原推崇备至，究其原因是屈原那种特立独行，砥砺不懈的节操，以及在逆境之中敢于坚持真理，反抗黑暗的精神；离骚在古文学界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这部书受到了所有文学家的推崇。
美术 教育 是素质教育的重要方面，特别在培养创造性思维方面具有其他学科不能替代的特殊优势，所以关心美术教育，为美术教育中的创新。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美术教育研究论文 范文 ，希望大家喜欢!美术教育研究论文范文篇一 《美术教育中的创造性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素质教育全面推广，这种理念为美术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主要阐述基础美术教学中的创造性教育 方法 。本文主要阐述了有关美术教育中的创造性研究的一些列问题。 【关键词】美术教育;创造性;研究 一、前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教育改革也在不断向前推进，素质教育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是美术教育，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美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方面，特别在培养创造性思维方面具有其他学科不能替代的特殊优势，所以关心美术教育，为美术教育中的创新。 二、培养学生美术创造的兴趣 在美术教学界，有一个广为人知的 故事 。故事里让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在同一堂美术课上画一束鲜花，中国学生的画法标准，花的种类和颜色与真花无异;而美国学生则抛弃了传统鲜花的画法，花的颜色虽然与实际不同，但极富 想象力 ，而且极富美感。这则故事或许是虚构的，但却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学生美术学习时的困境――缺乏创造力。因此，在美术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创造性十分有必要。培养学生的创造力，首先要培养学生美术创造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句话在教育中永不过时，兴趣能够激发学生在积极愉快和自觉氛围中学习，能够使学生在绘画学习中创造性地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这样学生的绘画中能够表现出创新的美感，而不是如同拍照般精确。 三、美术教学中创造性的体现---“美术家(艺术家)-作品”本位的创造性教育 美术家是美术作品的创作主体，如果说“创造性”是美术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美术”作品的核心价值，那么美术家创造作品便是充满“神奇”之魅的灵感喷薄并将之物化的这一过程。苏轼诗云：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美术作品便是美术家伸出“上帝之手”，将人类的审美情感物化为可视、可居、可游的图像世界。 当下有一种观念认为：基础教育阶段的美术教学，不是培养美术家或画家的教学。这一观念的误区在于混淆了美术家或画家作为职业分类与精神气息的之间本应有的区分。如果说美术家或画家仅仅作为一种技能性的职业，那么这种观念自有其合理之处，毕竟每个人的心志取向和职业定位有更为丰富与更为多元的自由选择，但紧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在基础教育阶段开设作为普修性质的美术课?还要配备“专业”出身的美术教师来实施开展美术教学? 所以美术家或画家更应该是作为精神气息的载体，而创造性便是这一精神气息的核心内容。即使在基础教育阶段，美术教学特别是美术实践的教学之实质便是使学生像美术家或画家那样进行创造性劳动。而这种创造性劳动是人本身就具有但在成长过程中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社会现实处境中逐渐被淡忘、忽略、屏蔽的能力，美术教学便是撞击这份屏蔽、唤醒这份遗忘，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能够更好地理解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1921-1986)所言：人人都是艺术家! “美术家-作品”本位的创造性教育，更多体现在美术实践教学这一模块中，即通过绘画研习、雕塑创作、工艺品制作等等技能性实践活动，实现审美创造性的物化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创造能力与想象能力。此处仅以绘画为例，绘画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精确地再现眼睛中所见到的“客观”世界，而是通过塑造具象或抽象的物事，感受、体悟点、线、面与色彩通过“神奇”的艺术组合成具有审美意蕴的形体，并通过这一并不同于所谓现实世界的形体，揭示、把握人类审美思维与审美情感的奥秘。如果没有相应的技术训练与动手能力的培养，所谓创造力与想象力最终只能沦为空谈。而不诉诸创造力与想象力的技术训练，也只是无法成为美术创作的机械描摹。 四、在美术教育中培养创造性思维 创新思维 不是一门课程，无法在有限的课时内完成教学工作，所以只能潜移默化地培养，美术课堂为学生个性的塑造、创造能力的培养提供了阵地，为创造性思维的开发创造条件也就义不容辞。 1.创造宽松自由的思维环境，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创造性思维的产生，必须具备宽松自由的思维环境。若没有“自由”又何来创意呢?而人的创意必须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才能发挥潜能。专家提供的求异思维、聚合思维、 逆向思维 等多种 思维方式 都是以“心里自由”为前提的。所以要提供自由的思维空间和自由探究的机会，要尊重不同寻常的看法，尊重不同寻常的想象，所以教师的美术素质与开放心灵对学生的想象力的开发是有益的。 美术教育中的想象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在美术作品欣赏中产生的想象，教师可以通过对作品的分析，启发学生的想象，深入作品的内涵。审美能力的培养与提高主要在这个方面来体现。二是作品创作前的想象，就是构思，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的思维，激发他们的表现欲望，肯定学生想法的价值，将学生追求成就的过程视作一种成就给予肯定，并通过技术的传授帮助他们实现想法，使他们在表现的过程中享受创作的乐趣。创新思维能力与造型能力的培养应该贯穿在这个其中。 2.提供便利的可利用的实践场所 创造性思维往往与创造活动是相联系的。人们总是在产生了某种创造性活动的动机和欲望，或者在某种创造性活动进行过程中，才可能产生创造性思维。美术作品的创作过程就是思维创造形象的过程，美术教育中这种思维与创造的关系尤为明显。所以在美术教学中要创造建设实践场所，在实践中培养创新思维的能力。 拿中学美术为例，中学美术包括绘画、工艺、雕塑等，每一门类的创作都离不开技巧与材料，需要适当的场地。因此，我们要尽可能地提供实践的场所，提供物质条件。我们一方面可以在校内创造条件，一方面可以与社会接轨，帮助学生实现探索创造的欲望。同时我们要充分地利用现代教学设施，把科技融入教学中，利用现代教学设施，丰富教学内容，为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开发提供便利。 3.关注学生的个体因素 这就是所谓的因材施教，首先要了解学生的个体情况，关注个体因素在学习中的积极作用。不是每个学生都热爱美术，美术教育并不是一定要把学生都培养成画家、艺术家。但我们应该使每个学生在学习美术的过程中有所收获，特别是在思维方式上，要善于观察，富于想象力。 个体的因素包括 文化 修养、思维的方式与专业素质。文化修养与学习成绩没有必然联系，主要是指学生知识面的大小，兴趣广泛的程度。美术教育中的创造性思维需要文化的修养，广泛的文化基础可以开启联想与智慧。专业素质是指对美术理论知识与技能的掌握，是创新最终得以实现的基础。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个体，都有自身的优势与潜力，有的善于动手，有的善于思考，有的善于观察，有的善于表现，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优势，设计合理的教学方式，使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创造才能，让有美术创造潜力的学生能有更好的提高，让美术方面不具特殊潜力的学生能够具有一定的审美修养与美术素质。 4.建立合理的鼓励机制，促发求知的主动性 鼓励机制可以成为创造力产生的外动力。当学校为学习成绩突出的学生设立奖学金时，奖学金在某种程度上便成为学习的动力。现代诺贝尔奖的设立同样促进了各个领域的创造力的开发。各类的美术作品比赛，也鼓励了一部分人的信心与学习主动性。 五、改善美术创造性教育的方法 1.所谓美术创造性教育，就是通过美术教育学生的过程，使学生发现生活的美和艺术的魅力所在，使学生摆脱模式化的事物，发现自然的神秘。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几点：合理的利用美术书籍、教材或者其他美术参考书中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要把这部分知识利用起来给学生展示，拓宽他们的思路;另外，老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发现学生不正确的理解要及时修正，确保学生审美观的正确发展。 2.要实现美术创造性教育不能急于求成，美术知识和绘画能力是美术学习的基础，只有基础牢固了，学生们才有能力去学习美术，去欣赏美术中的精华。尤其是新课程改革之后美术教材是将理论与实践隐含的合成一条学习的主线，把许多理论学习与绘画实践整合成为一个体系，这虽然在提高美术课堂中美术理论知识学习的氛围，但是这可能会出现美术教学中出现忽视理论基础的情况。忽视理论学习的美术教学是不符合美术创造性教育思想的，没有扎实的基本功，绘画及欣赏能力也不会提高，依然没有达到教育学生审美才能的目的。因此，提高美术创造性教育水平的前提就是打下扎实的美术知识基础，设计出多样的学习形式，逐步完善教学体系。 3.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美术创造性教育的核心思想。这也是全国校在美术教育过程中的一贯思想。细心的教师会发现，学生有一颗渴望发现的心，学生渴望成功。因此，摈弃那些束缚学生创造性的东西，发现学生的优点并充分发挥，才能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六、结束语 新课改的核心要求是对素质教育的实施，素质教育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为宗旨的。因此，在美术教学中，教师要通过采用多样化的 教学方法 和创新的教学机制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能力和创新意识对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和美术素养的提高极有帮助。 参考文献 [1]田立永.对美术教学的探索和思考.科技博览，2010，(22) [2]王芬.美术教育特点及其教育方法[J].知识经济，2011，(4)：101 [3]杨文虎.艺术思维和创作的发生[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 [4]宋晓亮.新视野下的美术教育探论[J].网络财富，2012，(3)：107 [5]毕伟民.试论美术活动对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J].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8，27：268 美术教育研究论文范文篇二 《高中美术教育中开展创造性教育的作用》 【摘要】随着当前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事业取得了进一步的深入发展，高中美术教育尤为突出。在现阶段，美术深入社会与生活各个领域，高中美术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以及艺术感觉。伴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在高中美术教育中引入了创造性教育，对于教学效率的提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主要结合创造性教育的科学内涵，从而具体阐述高中美术教育中开展创造教育的作用。 【关键词】高中美术创造性教育作用 在现阶段，素质教育旨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美术教育对于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以及艺术水平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美术课程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以及审美能力与实践能力。在新课改背景下，对于学生的综合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高中美术教学加入创造性教育元素，已经成为了当前高中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1.高中美术教育现状 美术教学模式陈旧 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诸多高校忽略美术教育，诸多教师关注的教学重点是学生专业技能以及专业理论知识的提高，讲究美术学理论以及教学理论的传授，以教学成绩为最终教学目的，教学模式缺少创新意识，教师与学生缺少必要的交流与沟通，没有从学生的学习角度出发，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低下，缺少兴趣以及热情。 美术教学理念有待更新 在高中美术教学过程中，学校通常偏向于智力于文化知识教育，忽视美育与道德教育，投入巨大人力、物力等资源，旨在提高学生的文化程度，没有重视美术课程的创新。在这种传统理念的作用下，美术课程可有可无，甚至没有被纳入期末考核项目中，不利于提高中学生学习美术的自主性以及能动性。同时，美术理论基础知识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学生无法形成系统的认知框架。除此之外，在高考中，美术生所占比例相对较少，因而学生也忽视了美术的学习，学生缺乏美术创造性思维。 美术教学目的模糊 高考制度强调分数的高低，统考决定着学生的未来，为了配合制度的发展，诸多高校对高考上线率的要求较高，因此在高中美术教学中设置了色彩以及 素描 等专业课程，但是缺乏美术基础理论知识课程。基于文化生渴望获取文化知识方面的前要求下，美术欣赏课程不能促进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生潜能的发挥。长此以往，在这种教学目的模糊的背景下，无法全面提高学生的德、智、体、美，重视文化，忽略美育，严重束缚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2.高中美术教育中开展创造性教育的作用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开展创造性教育，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以及自主性。在创造性教育中，教师导入自主性与竞争性，鼓励学生勇于探索，满足新课标要求，在培养学生美术技能的前提下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与个体感悟，给学生预留了充分的自主学习空间，有助于激起学生的探索兴趣。例如在学习中国古代 山水画 赏析时，教师要透视山水画特色，引导让学生自主探索并发掘山水画作品中的人文精神，进而感受艺术之美。 有助于营造良好的美术学习环境 开展创造性教育，有助于营造良好的美术学习环境，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良好的学习环境与氛围作为学生学习的关键条件，对于学生学习效率的提高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教师应加强与学生的交流与沟通，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内在的潜在，积极提倡民主意识，充分发挥组织与引导作用，用情感感化学生，使学生敢于发表自己的想法，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去探索知识。例如在学习中国现代 人物画 的过程中，可以利用多媒体导入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时期的变革现状，使学生了解中国现代美术发展阶段的状况，即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形成了中国现代美术的特点，结合中 国画 变革特点，开展优秀作品赏析活动，分析各自的艺术特色，从而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与创造性思维。 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 开展创造性教育，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受传统教育的束缚，讲堂作为教师为学生传播知识的场所，教师习惯以自我为中心，从自身角度去传授知识，学生的学习常常处于被动的状态，不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发散与发展。因此，将创造性教育理念融入美术教学体系中，摆脱传统灌输式教学模式的束缚，导入师生互动模式，有助于让学生与教师在交流中探索事物。例如在学习中国古代的漆器、玉器以及织绣工艺时，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要充分发挥引导作用，使学生了解传统工艺美术，加深对织绣、漆器基本知识与工艺特点的认识，引导学生创新学习其创作方法。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美术技能 不断开展创造性教育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美术技能。基于充分掌握理论基础的前提下，有助于为学生的自我创新提供广阔的思维空间。在高中美术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遵循循序渐进教学原则，采取合理方式加强教育，积极引导学生观察、思维与分析，从而提高学生的基本技能。例如在介绍 清明 上河图时，课前布置学生搜集与之相关的古画、光盘，教师以张贴挂图或者播放光盘为导入，学生能够展开想象，了解风俗人情、桥梁建筑以及道路交通，学习绘画造型与简单技术操作方式。当学生了解以及掌握基础理论知识后，教师可以开展野外写生活动，参观各类画展活动以及书画比赛，在活动中相互交流技巧，有助于拓宽学生的视野空间。 综上所述，创造性教育对高中美术教学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现阶段，要遵循学生的需求规律，教师要不断创新教学方案，积极鼓励学生，认真观察身边的事物，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总之，要想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必须要结合创造性教育模式，让学生养成勤于独立思考的良好习惯，大胆创新，充分发挥自身的潜能以及创造能力，从而健全学生的人格。 参考文献： [1]柳建平.议课改中高中美术创造性教学的策略[J].大众文艺，2010(02) [2]吴燕.勿把“手段”当“目的”―从艺术教育三维课程开发的角度谈高考美术教学[J].美术大观，2013(10) [3]戴少宏.普通高中美术课程内容与美术作业设计[J].美术大观，2013(09) [4]姚磊.中职新疆班学生美术欣赏课教学的创新实践研究[J].职业教育(中旬刊)，2013(09) 美术教育研究论文范文篇三 《美术教育在提升学生审美观上的应用》 在新课程标准的教育背景下，随着我国社会的高速发展，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如何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已经成为高校教育的重点研究课题，而学生综合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学生审美观的培养，在这个过程中，美术教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引导学生去认识美、感受美、创造美，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提高学生的审美观念，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一、提升当代学生审美观的必要性 中国史学家陈寅格先生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期曾提出过“独立之思想，自由之思想。”这是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对于独立、自由的渴望，也是中华民族一直倡导的人文精神。在当代教育背景下，对于大学生的要求不再只是单纯地专业知识的提高，还要求学生整体素质的提升，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作为社会一份子应该具备的。让学生学会认识美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和审美理念看待世界，培养更加适合现代中国社会的审美观念是当务之急。 二、高校教学中美术教育的现状 在中国现阶段的教育体系中，美术教育虽然一直贯穿始终，但是通过各阶段教学中美术教育课程设置的比重的比较，不难发现，在教育的初级阶段，尤其是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美术课程占着很大的比重，但是到了高中、大学，很多学生都忽略了它的真正价值，包括家长、教师、学校、社会等各个方面，都未能给予重视，认为美术教育只是单纯地教给学生绘画技巧，认识不到美学对于培养学生审美观念、人文修养、价值观等方面的作用，导致了同学基本都不能在学习生活中培养和建立自己的审美观念，这也是美术教育在大学阶段的一个困境[1]。 三、大学美术教育在培养学生审美观的应用策略 (一)汲取优秀的 传统文化 ，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观念和审美思想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社会背景下，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不断加，中西方的思想文化也开始产生了碰撞、交融，人们的价值观也趋于多元化，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许多优秀的文化瑰宝、道德品质在这个过程中不断遗失，许多学生的审美观念更加青睐于西方，不够本土化，甚至有一些都不够现实，这种现状下就要求高校教育中的美术教育及时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给学生展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艺术作品，让学生体会其中的意境，认识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美感、价值和魅力，培养好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观念，让学生的审美理念更适合中国社会的需求。 (二)搭建多元化的信息资源平台，拓宽学生的审美 渠道 高校教育中的美术教育与教育初级阶段的中小学教育相比有所不同，中小学教育只要求学生的认知和模仿能力，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最基础的对生活中美的感受，而大学教育更注重培养学生多元化的审美理念，多层次的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在大学美术教育过程中，不应只是单纯地绘画，而应该更多地整合信息资源，让学生能够通过更多的作品了解美学的应用，从美术作品中体会各种文化背景下社会思想、人文理念、作者的表达意图和表达方式，感受中西文化的异同、不同作品的优劣、个人的鲜明特点，为加强学生的领悟能力提供更多的背景、丰富的材料、多种途径。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让学生感受美术知识与社会环境、历史文化、现实生活的有机结合，让学生能够通过多种渠道感知美的存在，提高学生的审美感知能力和人文艺术修养。 (三)由美术课堂的教学辐射到日常生活的感知 目前大学美术教学的方式仍然以课堂教学为主，主要是通过老师的讲述和对美术作品的赏析来传授基本的美术技法和美术欣赏情趣，虽然这种教育方式是当前相对匮乏的资源背景条件下较为合理、较为实际的教学方式，这种美术课程也给予了学生了解美、认识美的基础，了解了美术在生活中的积极意义，但是对于学生来说，美的知识是不能只用课堂上的时间就能学全的。教师在课堂上也应运用现代化教学方式，以学生为主体，多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甚至可以让学生参与教学结果的评价过程，让学生切实感受到审美理念的不同，对比优秀的艺术作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2]。除了在课堂上采用更丰富的教学方式和教学资源外，还应该结合学生的日常生活，采用灵活的教学方式，给予学生美的实际体验，如野外写生、户外旅游、实地考察、自主设计等，充分利用展览馆、博物馆、标志性建筑、工艺品市场等，在这个过程中让学生体会美术与现实世界的有效结合方式，美术对于社会、人文、政治、历史等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3]。 现在的中国社会在教育、艺术、文化、经济等方面都有了巨大的改变，美的艺术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它的价值和意义也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它不仅培养人们的审美观念，改变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而且提高了人们的自身修养，带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发展。而学生审美观念的提升就需要高校教育中的美术教育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也要及时转变自己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思想，不要只注重对学生画技的考评，而忽略了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艺术修养，同时老师要注重自身的品德文化修养，因为老师是学生的榜样，教师的一言一行、品德素质、价值观念直接影响了学生。学生也要通过多方面、多层次的感受、交流体会美的意义，提升自己的审美观念，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4]。 四、 总结 立足于当前的时代背景和美术教育现状，家长、教师、社会都应转变对美学知识的偏见，改变思想理念，老师应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础，从中汲取优秀成分，同时参考西方艺术文化，形成对比，体会美学对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作用，并且从美术课堂的基本教学模式拓展到多种资源结合的现代化教学方式，使学生更多感受美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提升审美观念，学会用美的眼睛，美的心态来认识社会、服务社会。
我最钦佩的教育家主题论文题目怎么命 ：1、教师心理素质现状及应对策略研究2、单亲家庭、贫困家庭子女的心理健康教育研究3、学生学习动机的培养与激发研究4、学习困难学生的特征及其干预研究5、学生的非智力因素研究6、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7、影响学生学习效率的因素研究8、创造型教师成长的心理学研究9、我国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现状及问题10、当前教师职业倦怠现状、成因及对策研究11、高校扩招后就业现状研究12、网络教育管理模式研究13、中学生网络成瘾及对策研究14、中（小）学生厌学问题及对策研究15、独生子女问题研究16、独生子女教育问题研究17、独生子女社会问题研究18、学习困难学生现状及对策研究19、学习困难学生心理及教育策略研究20、独生子女问题行为及对策研究21、高校贫困大学生心理问题研究22、高校大学生勤工助学研究23、当前青少年常见的心理问题及对策研究24、教育生态环境研究25、外国教育史上某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与我国教育改革（这是论文方向，自己确定小标题）26、外国教育制度研究（这是论文方向，自己确定小标题）27、外国教育思想研究（这是论文方向，自己确定小标题）28、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29、我国义务教育投入存在的问题与对策30、浅析税费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状况31、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探讨32、“一费制”的实施对学校办学经费的影响33、我国现行义务教育投资体制的弊病及其改革34、我国教育投资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35、论择校费与教育公平36、论教育的经济功能
浅谈对孔子教育思想的认识发布者：郑茜 发布时间：2006-6-23 12:13:00 内容摘要孔子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在教育方面的表现尤为杰出和卓越，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的教学思想至今仍闪耀着睿智的光芒，而他与学生之间互爱平等的师生关系也是今天的教育者着力追求的目标。全面认识孔子教育思想，将有助于启迪我们今天的教育者更深入的了解教育的意义之所在。正文文字大小：大 中 小 孔子是我国最早、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作为中国私学教育的第一人，孔子的一生除了参与政治之外，其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教育活动。孔子对教学规律的认识有精辟的见解，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而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孔子所积累的丰富的教育思想，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诲人不倦”等教育思想至今还闪耀着睿智的光辉。2005年9月2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2次执行局会议讨论，正式决定从2006年起，由山东省和济宁市政府每年出资15万美元(首期为5年)，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孔子教育奖”。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高级别的奖项，也是第一次以中国人的名义设立的教育奖项。中国的教育家千千万万，为何独以“孔子”为名设立教育奖？我们实在是有必要对孔子的教育思想做一次全面的认识。一、有教无类的教学主张在教育思想中，孔子明确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认为应该扩大受教育的对象，只要诚心求教，不分贵贱贫富，都应热心教诲。“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束修是腊肉干，是当时贽见老师的礼物，只要愿行束修之礼的，也就是说愿意在孔子门下学习的，孔子都是不会拒绝的。所以，在孔子的3000弟子中，有鲁国当政的贵族子弟孟懿子，也有被人称为“贱人”的仲弓父和“鄙家”子弟子张；有以货殖致富，家累千金的子贡，也有蓬户瓦牖，捉襟见肘的原思和穷居陋巷、箪食瓢饮的颜渊；有北方的卫人子夏，陈人子张，又有南国吴人子游。孔子不因弟子的出身、贫富、资质、国籍的差异作区别对待。南郭惠子曾问子贡说：“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回答说：“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隐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说明孔子门下的确是良莠不齐的，他相信通过教育可以化愚为智，化恶为善。孔子扩大教育对象，创办私学，打破官府垄断教育的局面，由“学在官府”发展为“学在四夷”[1]，使一部分平民有受教育的机会，有助于摆脱奴隶主贵族对教育的垄断，加速文化下移的进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有教无类”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使文化在贫民中传播，为新兴的地主阶级培养了一批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人才，有助于华夏文化的发展，奠定了战国百家争鸣的基础，，对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文化交流有积极意义。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的是，孔子的有教无类并不是等同于孔子主张教育平等，更不是主张教育普及，孔子虽然提出“有教无类”，但至少女性是排除在外的，他认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论语•阳货》)，所以，女性必然是被孔子排除在教育对象之外的，而他“来者不拒”之后的“去者不止”的作法也是其未主张教育普及的表现。但无论如何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教育实践，使文化在中国的土地上，在民间的百姓中广泛的传播，为我国教育的普及和蓬勃发展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同时，在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末期和把狄夷看作非我族类的时代，孔子秉持“有教无类”的教学主张，不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华夏与狄夷，皆将其作为教育对象，这也充分显示了孔子作为一名教育家的极大的革命勇气和魄力。二、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 孔子是我国第一个主张“因材施教”的教育家。虽然孔子并未概括出“因材施教”四字，这是由二程和朱熹从孔子的实践活动中概括出来的，曰“夫子教人，各因其材。”[2]但是从孔子一生的教育实践看，他确实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完整、最深入地把因材施教方法运用于教学过程的教育家。孔子实施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则建立在“听其言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对学业生的志趣、专长、能力等有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由也果”(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为人豁达、大度)，“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柴也愚”(高柴较迟钝)，“参也鲁”(曾参较耿直)，“师也辟”(子张较偏激)……等等，对每个学生的性格特点，孔子都是心里有数，在掌握了每个人的特点之后，孔子有的放矢的对其施以不同的教育，具有鲜明的针对性。读《论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孔子在当学生向他问“仁”、问“政”、问“知”时往往会根据学生性格、个性的不同给予不同的回答。在《论语• 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樊迟的资质较鲁钝，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总之，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作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每个学生的思想实际，又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综观孔子的诸位弟子之所以各有所长，有德行、政事、言语、文学方面的成绩，正是孔子尊重学生的个性，发挥学生专长，因材施教的结果。而最令人惊叹的是，孔子根据学生不同的心理状态和思维过程进行施教，成为了世界上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的教育家。在孔子看来，所有的学习，无论是学习知识或培养道德都是建立在学生自觉需要的基础之上的。他将因材施教与启发式诱导相结合，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利用启发诱导的方法，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对于这样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想，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教育艺术，孔子则只用了几句予以表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启发”一词也正是由此而来。按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3]孔子的启发式教育是建立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培养学生的思考基础之上的，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让其学生举一反三，要求学生不但要“闻一知二”，进而更要达到“闻一知十”的境地，而教师则只是从旁加以点拨，起到引导和促进的作用。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特色之一：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和学习主动性的发挥，重视学生认知能力的发挥，就是通过启发式教育来体现的。正是在这样的教育方法之下，学生充分发挥主体意识，最终达到豁然开朗，欲罢不能，乐学好学的境界。也正是因为这样，孔子才能培养出一大批有独立见解、博学多闻的重要原因。三、教学相长的教学理念在教学上，孔子提倡师生之间的相互切磋，共同讨论，互相启发，以求教学相长的良好效果。孔子的教学形式主要是采用了谈话法，有许多人一起谈的，也有与个别人的交谈，《论语》记载的就是孔子与其弟子之间相互问答，讨论的情况。孔子在教学中主张民主，其思想基础就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4](p87)。他提出教师在教学中不能妄自臆度，不能专断，不能固执己见，不能自以为是。在谈话教学中，孔子注意造就一种自然、友爱、诚恳的学习气氛。“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鼓励学生各抒己见。在教学过程中，孔子切实实践着“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孔子的弟子子路性格率直鲁莽，出于对孔子的爱护常常向孔子提出批评性的意见，孔子很关心、爱护子路，对他的批评亦真心接受；而作为孔子最为得意的弟子的颜回，由于从未对孔子提出过疑问和批评，反而引起孔子的不满，批评颜回的这种态度“非助我者也” [4](P111)。子游为武城宰很有政绩，孔子视察时“闻弦歌之声”，便“莞尔而笑”并言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马上反驳，说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意思说：我的为政都是从老师你那里学来的，孔子则马上就说：“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4](P182)。孔子并不以子游的“当仁，不让于师” [4](P170)而难堪或怨恨，而是当即肯定了他的意见，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孔子与弟子之间的平等交流，形成了一种轻松和谐的教学氛围，使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距离缩短了。整个教学过程即是教师教授知识的过程，又是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两者辩证互动，就教师而言，教即是学，教与学互相促进，互相提高。就学生而言，从教师处学得知识的同时仍需自己努力，方能有所提高。教因学而得益，学因教而日进。从而也真正实现了“教学相长”，实现了共同进步。四、互爱平等的师生关系孔子的“师道尊严”是建立在与学生平等互爱的基础之上的。孔子作为一位圣人、圣师，但他却并没有“至圣先师”的架子，他并没有把自己凌驾于学生之上，他对学生谦和友爱，他对学生的教育总是展开在与学生的结伴郊游中，展开在与学生席地而坐的交谈中，这是一种充分的平等和民主。孔子的学生对孔子敬而不畏，崇而不惧，他们对孔子畅所欲言，有疑必问。孔子与学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师生之间有如父子、朋友。孔子对学生的生活是关怀备至。对于不求上进，白天睡大觉的宰予，孔子的批评是很严肃的“朽木不可雕也，类土之墙不可圬也” [4](P45)，这无情的责备是建立在孔子作为一名老师对学生强烈的责任感之上的，是一种真正的有情，正因为有了孔子的“无情”批评和热心教诲，才使“昼寝”的宰予最终能序在四科，成为孔门之贤。伯牛有疾，孔子亲自探望，“自牖执其手”，无限感慨地说：“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4](P58)哀痛之情一览无余，溢于言表。孔子门下最得意的弟子当属颜回，但颜回短命早夭，“颜回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呼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4](P112)，颜回的死让孔子涂感哀伤，有一次他曾说“颜回很好学，可惜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再也没有像他那样的了。”婉惜、哀痛怀念之情令人感伤。孔子对学生的热爱，同样也赢得了学生们对他由衷的敬爱。周游列国时，颜回掉队，等追上来时，孔子说：“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4](P117)师生之间生死与共的深情可见一斑。难怪孟子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5]孔子死后，众弟子如丧考妣，以丧父之礼待之，在墓旁守孝三年，而子贡仍不忍离去，又独留三年。后来孔子的弟子及鲁国的其他人，相率前往孔子墓旁居住安家的有百余户，因而那儿就被命名为“孔里”(《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对每个学生都是关爱有加同时又是一视同仁，这其中也包括了一个特殊人物，就是孔子的儿子孔鲤。孔子的弟子陈元以为孔鲤从孔子那里得到了什么特殊传授，但经过调查后却发现没有这回事，高兴地说：“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远其子也。”[4]( P178)孔子主张父子“亲亲”，但却不把它用在与孔鲤的师生关系上，在与学生的相处中不亲亲疏疏，实在难能可贵。孔子穷数十年的教育经验，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所总结出来的具有深远意义和深刻启发性的教育思想，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人民赖以生存的精神文化资源。二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从事教育工作的过程中，仍时时感受到中国的教育乃至世界的教育在许多方面依旧受到孔子教育思想的深刻影响。孔子确实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位伟大的开创型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在经历了岁月的磨砺和历史的洗礼之后的今天更显得睿智而可贵。参考文献[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 金良年.论语集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3] 刘俊田.四书章句集注.贵州: 贵州人民出版社，[4]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5] 杨伯峻.孟子泽注.[M].北京:中华书局,
青铜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发明，它是红铜和锡、铅的合金，也是金属治铸史上最早的合金。青铜发明后，立刻盛行起来，从此人类历史也就进入新的阶段－青铜时代。 中国使用铜的历史年代久远。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并开始使用铜。1973年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曾出土一件半圆型残铜片，经鉴定为黄铜。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左右）出土一件青铜刀，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明。相对西亚、南亚及北非于距今约6500年前先后进入青铜时代而言，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较晚，但却不能否认它是独立起源的，因为中国存在一个铜器与石器并用时代，年代距今约为5500~4500年。中国在此基础上发明青铜合金，与世界青铜器发展模式相同，因而可以排除中国青铜器是由境外传播而来之说。 “国之大事，在祀及戎”。对于中国先秦中原各国而言，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祭祀和对外战争。作为代表当时最先进的金属治炼、铸造技术的青铜，也主要用在祭祀礼仪和战争上。夏、商、周三代所发现的青铜器，其功能（用）均为礼仪用具和武器以及围绕二者的附属用具，这一点与世界各国青铜器有区别，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青铜器文化体系。 一般把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时期和转变期。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也就是中国传统体系的青铜器文化时代；转变时期指战国末期－秦汉时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不仅数量上大减，而且也由原来礼乐兵器及使用在礼仪祭祀，战争活动等等重要场合变成日常用具，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一、形成期 距今4500~4000年龙山时代，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代。古文献上纪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形成期的铜器有以下特点： １、红铜与青铜器并存，并出现黄铜。甘肃省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一件范铸的青铜刀；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遗址发现两件带孔红铜牌饰；河南省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内出土一件含锡7%的青铜容器残片；山西省襄汾陶寺墓地内出土一件完整铜铃，系红铜；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两件黄铜锥；山东省栖霞杨家圈出土黄铜残片。发现铜质制品数量最多的是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齐家文化，有好几处墓地出土刀、锥、钻、环和铜境，有些是青铜，有些是红铜。制作技术方面，有的是锻打的，有的是用范铸造的，比较先进。 ２、青铜器品种较少，多属于日常工具和生活类，如刀、锥、钻、环、铜镜、装饰品等。但是应当承认当时人们已能够制造容器。此外，在龙山文化中常见红色或黄色陶鬶，且流口，腹裆部常有模仿的金属柳钉，如果认为这时的铜鬶容器与夏商铜鬶，爵、斝容器功能一样的话，当时的青铜器已经在或开始转向礼器了。 ３、一般小遗址也出土铜制品，一般居民也拥青铜制品。此外，这个时期的青铜制品多朴实无饰，就是有纹饰的铜镜也仅为星条纹、三角纹等等的几何文饰，绝无三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感。 二、鼎盛期： 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或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还有一些是专门做殉葬的明器。青铜礼器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文饰种类也较多。 青铜器最常见花纹之一，是饕餮纹，也叫兽面纹。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距今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山东龙山文化继承了这种纹饰。饕餮纹，本身就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吕氏春秋·先识》篇内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故此，一般把这种兽面纹称之为饕餮纹。饕餮纹在二里头夏文化中青铜器上已有了。商周两代的饕餮纹类型很多，有的像龙、像虎、像牛、像羊、像鹿；还有像鸟、像凤、像人的。西周时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色彩逐渐减退。龙和凤，仍然是许多青铜器花纹的母题。可以说许多图案化的花纹，实际是从龙蛇、凤鸟两大类纹饰衍变而来的。 蝉纹，是商代、西周常见的花纹，到了春秋，还有变形的蝉纹。春秋时代，螭龙纹盛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把其他花纹差不多都挤掉了。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制作工艺的精巧绝伦，显示出古代匠师们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用陶质的复合范浇铸制作青铜器的和范法，在中国古代得到充分的发展。陶范的选料塑模翻范，花纹刻制均极为考究，浑铸、分铸、铸接、叠铸技术非常成熟。随后发展出来毋需分铸的失蜡法工艺技术，无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一大进步。 在青铜器上加以镶嵌以增加美观，这种技术很早就出现了。镶嵌的材料，第一种是绿松石，这种绿色的宝石，至今仍应用在首饰上。第二种是玉，有玉援戈，玉叶的矛，玉刃的斧钺等。第三种陨铁，如铁刃铜钺，铁援铜刃，经鉴定，铁刃均为硕铁。第四种是嵌红铜，用红铜来组成兽形花纹。春秋战国时也有用金、银来镶嵌装饰的青铜器。 东周时代，冶铸技术发展较高，出现了制造青铜器的技术总结性文献《考工记》。书中对制作钟鼎、斧斤、弋戟等各种器物所用青铜中铜锡的比例作了详细的规定。由于战争频繁，兵器铸造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吴、越的宝剑，异常锋利，名闻天下，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铸剑的匠师，如干将，欧治子等人。有的宝剑虽已在地下埋藏两千多年，但仍然可以切开成叠的纸张。越王勾践剑等一些剑，其表面经过一定的化学处理，形成防锈的菱形、鳞片形或火焰形的花纹，异常华丽。 中国青铜器还有一特点，就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过任何肖像。不少的青铜器用人的面形作为装饰品，如人面方鼎、人面钺等，但这些人面都不是什么特定人物的面容。更多的器物是人的整体形象，如人形的灯或器座；或者以人的整体作为器物的一部分，如钟架有佩剑人形举手托住横梁，铜盘下有几个人形器足之类，这些人形大部分是男女待从的装束，而且也不是特定婢奴的肖像。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立体像、人头像，大小均超过正常人，均长耳突目，高鼻阔口，富于神秘色彩，应是神话人物。 商周青铜器中数以万计的铜器留有铭文，这些文字，现在一般叫金文。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起着证史、补史的作用。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文字以铸成者为多。凹入的字样，称为阴文，少数文字凸起，称阳文。商代和西周，可以说铭文都是铸成的，只有极个别用锋利的工具刻字的例子。 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完全是刻成的铭文。战国中期，大多数铭文已经是刻制的，连河北省平山中山王汉墓的三件极为典重的礼器，都是契刻而成，其刀法异常圆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古人认为青铜器极其牢固，铭文可以传流不朽，因此要长期流传的事项必须铸在青铜物之上。因此，铭文已成为今天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材料。 三、转变时期； 转变时期一般指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这一时期。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及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封建社会最终建立，传统的礼仪制度已彻底瓦解，铁制品已广泛使用。社会各领域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器物大多日用化，但是具体到某些青铜器，精美的作品还是不少的。如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掘获的两乘铜车马。第一乘驾四马，车上有棚，御者为坐状。这两乘车马均为青铜器铸件构成，大小与实际合乎比例，极其精巧。车马上还有不少金银饰件，通体施以彩绘。第二乘马，长、高米，可以说是迄今发掘到的形制巨大、结构又最复杂的青铜器。 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从而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可以说不再有什么发展了，因而本网对中国古代铜器发展的研究，至隋唐为止。 追问： 复制别人的 这个我刚看过 鄙视这类团队 回答： 我只是代表我 不代表团队啊·········· 追问： 额 这话我喜欢 采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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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论文怎么写:1、当时青铜器的数量及总体情况；2、多夏商西周时期青铜文化的继承和发展；3、其特点：铸刻文字的青铜器和青铜农具的种类数量；4、青铜器的使用范围；
摘要：夏代作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时期，其青铜器的审美特征突出地表现在酒器和兵器的造型形式和纹饰意蕴之中。尽管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仍然显得相对朴实，但其实用功能和形式美感兼具的造型，以及变化多样的几何纹和威严庄重的动物纹装饰，却凸显了其鲜明的时代审美风格：寓意象征性、庄严厚重性和整体适应性。这为商周青铜器鼎盛时代的到来，在审美的造型、纹饰和风格上均作了必要的铺垫。关键词：夏代青铜器;造型;几何纹;动物纹;寓意象征;庄严厚重Abstract: As the development time of Chinese Bronze Age, the 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Xia Dynasty bronze utensil prominently is shown on modeling form and decorative design of drinking utensil and weapon. Although this time’s bronze utensil still appeared relatively simple, the modeling with practical function and form esthetic sense, as well as the changed diverse geometry decoration and the dignified grave animal decoration, actually display its bright time esthetic style: Implication symbolic, dignified massiveness and overall compatibility, which prepare both for the arrival of Shang and Zhou bronze prosperous time and the esthetic modeling, decorative design, word: The Xia dynasty’s bronze; modeling; geometry grain; animal grain; implication symbol; dignified早在6500年前，陕西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先民铸造出了第一块铜片；随后，从马家窑文化到龙山文化时代，先民们又遗留下来了陶寺遗址的铜铃，登封王城岗遗址的残铜片、坩锅残片等；到了甘肃青海的齐家文化时代，他们则开始冶铸或冷锻出铜刀、凿、锥、钻头、斧、匕、指环以及小饰件和镜子等铜器。这些显示了中国文化由“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缓慢过渡。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工艺在总结新石器时代器物制造经验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夏县东下冯遗址这一片独特面貌的早期青铜文化区域，同中国历史记载的夏王朝统治的范围大致吻合；考古发掘的大量青铜器，又与夏人的一些史实——如夏禹的 “贡金九牧，铸鼎物象”（《左传•宣公三年》）、“以铜为兵”（《越绝书•记宝剑》），夏后启的采矿冶铜等，也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尤其是二里头遗址中发掘的炼渣、炼铜坩埚残片、陶范碎片，表明青铜器的冶炼作坊已初具规模。因此，“青铜器的大量铸造和使用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二里头文化……已进入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时期”[1]。夏代青铜器已经开始走出新石器时代青铜器制造的原始阶段，其大量的礼器和兵器形成了中国青铜器造型的基本格局，神秘的兽面纹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主体图案，庄严厚重的审美感受更是代表了中国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风格，这些均为商周青铜器艺术鼎盛时期的到来作了必要的铺垫。一 造型形式以二里头文化遗址为代表的夏代文明，其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礼器中的酒器爵、斝、角、盉，饪食器鼎，兵器中的戈、钺、镞，乐器中的铃，以及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和残存的圈足器等，从而奠定了中国青铜器以礼器和兵器为主要形制的造型格局。在众多的器形之中，仅就青铜爵而言，“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爵大体上有两种造型，一类是原始型的，即爵的样式基本上是模仿陶爵的，它的外形和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手制陶爵有着相似的特征，细腰、平底、短足，呈荷叶状的边口部和流从口部的延伸不甚规整，外观颇像用手捏成的陶器。另一类造型是比较精致型的，器壁匀薄流狭长而线条优美精细，虽然同是细腰平底，显然是在陶范上事先作过细致修整的，三足细长而微呈曲线形”[2]。这种原始型和精致型的变化，实际上体现了从早期到晚期夏代青铜器造型由简单向复杂多样，由粗放向精致演变的审美历程。早期的青铜器形制主要受同时期的各类陶器的影响。如夏代早期作为食器的青铜三足云纹鼎，矮小、无柱、口沿平直，其祖型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陶鼎；作为酒器的青铜束腰爵，素面无柱，形体单薄古拙，充满着浓厚的原始初创气息，其流的长短、俯仰以及爵身趋扁宽的形式也同龙山文化的豫西三里桥类型和豫北后岗类型陶器如出一辙，并没有摆脱陶爵的三条矮尖足附于器底的外侧、形体圆润以及没有棱角变化等浓重特征，更“没有形成青铜器所特有的准确造型和挺劲的轮廓线，也未经精工磨砺”[3]，这无疑是二里头青铜爵的最早形式。铜鬲的口沿也与陶鬲口沿的折沿式和侈沿式相对应，其足仍沿用规整圆锥体的陶鬲足。因而，这一时期的青铜容器“从其形制特征来讲，它们几乎全与同时的陶器相同，它们的发展演变也与相应的陶器同步”[4]。夏代早期的青铜器尚处于祖型于陶器的阶段，还没有形成自身独立的审美特征。到了夏代后期，青铜器则相对精巧，造型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此时，青铜爵造型的陶器特征显著减退，在注重实用的同时，还十分讲究形式感，增设了距离很近且具有装饰性的两乳钉状柱，三足分布规矩，接近于等腰三角形，口沿呈凹弧流线型。另外，爵的侧面设一折弧形大鋬，鋬面上又加铸两个狭长的镂孔，既有效控制了鋬的厚度，又增饰了具有装饰效果的镂孔纹；1959年上海博物馆自废铜中抢救出来的乳钉纹管流爵，其一侧设斜置的流管，流上铸两个方折形饰物，造型别具一格，其鋬下有一圈较宽的假腹，其上铸用多个空心圆孔，形成镂空的装饰效果；尤其是二里头出土的乳钉纹长流爵，流特别细长，作狭槽状，尾与其对应，既平衡了重心，又显得修长而纤细，三足尖端呈弯弧线状而外撇，这些与扁平直立式样规整的橄榄形爵身搭配和谐，刚柔相济，已经脱离了夏代陶爵的体制，并成为中国酒具的形象代表。这时的青铜鼎，其腹部较为高深，配三只四棱锥形空心足，两耳立于口沿上，其中一耳与一足呈垂直线对应，另一耳则位于另外两足中间，整体造型兼具实用和审美的双重要求，给人一种规整中有生气，对比中显和谐的审美感受。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创新型的高颈扁腹直壁斝（二里头遗址六区M9：1），口沿上设两个三菱锥状矮柱，腹部鼓起，下承三个大空锥足，器壁很薄，其先进的设计直接是二里岗文化铜斝的原始祖型。夏代晚期处理器壁匀薄的技巧，也为商代青铜器物新颖造型的设计开创了先河。二 纹饰意蕴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一方面对同时期的灰陶和礼玉的纹饰有所继承，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专制社会形成阶段的特征对其纹饰作了一定的扬弃，所以无论是纹饰的结构特征，还是其表现方法，均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夏代青铜器纹饰多以乳钉或圆饼状的实心的连珠纹，以及弦纹、云雷纹等几何纹为主，虽然还没有发现像商代青铜器上直接铸刻的饕餮动物纹为主题的装饰，但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用绿松石镶嵌而成的动物头部图案的铜牌饰上，却已经形成了这一动物纹的基本模式，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动物纹的先河。（一）几何纹几何纹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早已出现，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则开始模仿陶器的各种几何纹饰类型，出现了一些简单的连珠纹、弦纹和云雷纹，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先河。这些几何纹虽然相对单纯和平面化，却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变化和结构上的美感，体现了丰富的审美风尚和极具时代性的文化内涵。最早出现的连珠纹图案呈小圆珠状，有单排和双排两种横式排列，圆圈也有实心和空心之分，多饰在器物的肩上或器盖的边缘等部位，其形成也经历了一定的演变过程。如青铜器上的乳钉等，首先可能是防碰撞的实用功能和相对规则的装饰功能的统一，后来其实用功能退化，渐渐演化为专门的装饰性图案。二里头乳钉纹斝颈部突出的圆饼状乳钉纹（即连珠纹），作为青铜器上简单而原始的纹饰，就是在防滑的实用基础上而形成的。据考证，连珠纹是用一个管状器在陶范上印制的，圈与圈间距的疏密，横行排列的整齐，虽不很严格，却显得自然。如二里头铜爵上也饰有很不规矩的圆点纹，作单向或双向排列，类似的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角，其杯体下部也铸有圆圈状的连珠纹。弦纹也是青铜器上简单的纹饰，为一根凸起的直或横的线条，简洁朴素。它一般与乳钉状连珠纹配合使用，并且多作为连珠纹的边框。如夏代晚期的乳钉纹管流爵的颈上也饰弦纹三道，其间夹杂疏密有致的双排乳钉纹，显得规整而又有变化；二里头出土的铜斝，与鋬相背的腰腹正面装饰有两道凸弦纹，中间则夹有一排五颗乳钉纹，从而在腹部形成了一周由凸弦纹与圈纹组成的宽带纹，显得简洁而利落，形成了夏代青铜器纹饰的特有形式，与青铜时代的其它阶段的纹饰风格迥异。云雷纹是夏代青铜器上最为典型的几何形图案，是用利器在陶范上刻划而成，圆柔形的云纹和方折形的雷纹连续出现，构成了回旋式线条，显得自然流畅。夏代青铜鼎的腹部一般多饰以云雷纹，较特殊的是二里头六区（KM3：2）青铜戈，其曲内后部也铸有凸起的云纹，纹间的凹槽内还镶嵌有绿松石，将相对神秘庄重的云雷纹打扮得楚楚动人，寓庄严与审美于一体。这种云雷纹的阳纹线条在纹饰中间均形成一个圆圈，颇似神秘而狞厉的斜角目纹，周围再搭配饰以抽象而富于变化的阳纹线条，整个构图简洁而生动，寓狞厉与生气为一体，很可能就是商周青铜鼎上兽面纹的胎形。除此之外，二里头文化中出现的几何纹还有近似水涡的涡纹；阳纹线条纵横交错而成的网格纹，如二里头遗址五区M1:1青铜鼎腹部饰有粗疏的带状网格纹；以及绿松石镶嵌十字纹，如1975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圆形青铜器上就饰有两头粗中间细的十字纹，另外一件夏代晚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在其中心圆孔周围的正反两面也用形状规整的小绿松石片镶嵌成两周十字图案，并在其内外用绿松石片组成两个圆周将其围住，整个图案排列整齐有序，又富于变化。十字纹、圆圈纹与中心镂孔形成方圆，体现了虚实融合的和谐形式感。（二）动物纹到了夏代晚期，铜牌饰的出现才标志着中国青铜器中以夸张形式或以幻想中的动物头部为主体的抽象兽面图案，这也是迄今发现的青铜器上最早的动物纹。该纹饰的动物头部，除两眼之外的其他部分，均为抽象的，而不是具体表现实样的。这可以追溯到龙山文化遗址中石锛上怪异的动物纹饰，身上横条沟曲形的刻线与青铜兽面纹就极为相似，新寨二里头一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陶器盖上也有类似的怪兽纹饰。夏代兽面铜牌上的兽面纹，图案设计简单质朴，特别突出兽目，后来逐渐发展成二里头玉柄形器上的饕餮图案，并成为早商及其以后青铜容器上兽面纹和饕餮纹的祖型。李学勤分析山东日照两镇的玉锛饕餮纹、河南偃师二里头铅的嵌绿松石青铜牌饰饕餮纹时，也指出了其审美过渡性：“山东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确实可以看成良渚文化和商代这种花纹的中介”[5]。夏代也有部分铜酒器在器盖的边缘饰以变形的动物纹图案，并且特别突出骇人的双目，营造了一种威严的氛围，既与使用者的礼仪和等级地位相呼应，也与夏代关于龙的神话传说相印证。夏代青铜器上的动物纹装饰，当为商周同类青铜器纹样的滥觞，而且经过变形的动物纹图案也形成了后来青铜纹饰的主体。总之，夏代晚期的青铜器纹饰，一方面赋予了青铜器外在形式的华美与瑰丽，如青铜质料的器物表面，刻以单层平雕纹饰，且纹饰多作条带状，往往给人以既有力度和锐度的触觉感受，又有流畅和圆润的视觉感受，“灵活的线形纹饰弥补了青铜器体块特质的不足，赋予了凝重的青铜器以生命的气息”[6]，形成了刚柔相济的艺术审美韵味；另一方面又承载着特定的文化意味和精神特质，夏代先民把现实以及臆想的物象铸刻在象征权力、威仪和用以祭祀的青铜礼器上，如夏代九鼎的纹饰既满足了其宗教性的龙崇拜，也通过把天下各地的自然资源和财富绘制成图象，刻铸于鼎上，以此作为帝王享有灵物和征收贡赋的象征，突出其现实的攫取权力和树立威信的政治意义。三 艺术风格夏代青铜器由于工艺技术的演进而极大地促进了先民们审美理想的物化，在各类器物造型和纹饰的审美设计中，充分吸收夏王朝这个全新社会形态中的精神内涵和生活习俗，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形象化抽象化地熔铸于这一高贵典雅的青铜器物之中，从而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青铜艺术风格：寓意象征性、庄严厚重性、整体适应性。一是寓意象征性。夏代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特定功用及其造型纹饰的文化内涵是极具寓意象征性的，不仅寄寓着当时夏代贵族和下层民众对所谓自然力量的利用和膜拜，而且还直接象征着当时社会的政治权力和等级制度。青铜礼器和兵器造型庄重，纹饰逐渐走向神秘化，发挥着“钟鸣鼎食”的重要作用。《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夏代青铜九鼎的纹饰图案在象生的背后，仍然隐含着一定的表意性，用鼎的大小、轻重和不同形状、纹饰来象征各种事物和等级制度，既是天下各地自然资源和财富的体现，也是帝王享有灵物和征收贡赋的象征。夏代晚期出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根据其平直无锋刃的造型和镶嵌绿松石十字纹的纹饰判断，应该不是一件简单的兵器，“而可能作为仪仗用，是一种军事权力的象征，是现实所有者身份的特殊兵器”[3]，寄寓象征着夏代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和精神内涵。同时，夏代青铜器的装饰性纹饰自此一改以往的仿生化形式模拟，更多地向着抽象化方向发展。如镶嵌十字纹方钺上的十字纹，是一种抽象的线条，二里头五区M4出土的青铜兽面牌饰，有突出的圆目，装饰性和抽象性特征较明显。夏代是一个充满残酷战争和奴役的时代，这种兽面纹饰“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祗。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7]，夏代青铜礼器的王权性象征在其纹饰尤其是在兽面纹中彰显无疑。因此，夏代社会生活内容和宗教礼仪的丰富，特别是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精神性特征，强化了夏代器物创造的寓意象征性。二是庄严厚重性。青铜器在夏代作为国家第一重器，其礼仪性比当时全社会普及的陶器要浓厚得多，无论是其坚硬的质地、凝重的色泽，还是独特的造型、别样的纹饰，都在陶器、玉器的基础上融入了审美形式的因素，呈现出威严而凝重的审美风格，形成一种独具时代气息的庄严厚重美。如夏代青铜爵改造了以往陶爵的基本造型，力求使器物的上中下各部位比例协调，左中右各部位保持平衡，以便器物的重心落在中心位置，从而取得沉稳的视觉效果。同时，流管等附件的安置，也在不破坏整体平衡的原则下进行，成为一种有效调节平衡的手段，显得规整而庄严；镶嵌绿松石兽面纹图案的双目以及周围的抽象化线条，装饰虽简洁，却突现出神秘动物的凶猛与残酷，且采用对称平衡的方式，更是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审美感受。同时，夏代青铜器的社会政治功能性也极大地影响着青铜艺术的发展方向，几何式的方圆结构，长短大小的比例变化，器腹多为圆方造型，下面贯之以三足，与夏礼的规范性合拍。如青铜鼎在仿照新石器时代陶鼎造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国家的理念，对称规整的双耳立于口沿之上，坚实浑厚的三足承于圆腹之下，营造了一种厚实而稳定的氛围，确实有“定鼎”的气度，成为国家的象征。厚重而不失其精致，形体规整而又显得大方，夏代器物在活泼愉快的自然美基础上形成了厚重而神秘的庄严美，而这种庄严厚重性蔚为夏代青铜艺术的主流，也是整个三代青铜器艺术的审美特质之一。因此，夏代青铜器整体风格的形成，一方面与青铜艺术本身内在求变的的传承与创新有关，另一方面外在的社会、政治、文化也在其演变中也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从而实现了器物整体造型和纹饰庄重风格和现实社会权力等级制度庄严氛围的完美统一。三是整体适应性。夏代青铜器尤其注重器物造型、纹饰及其功用的整体适应性。“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主要是器物的形象特点，各种附饰和纹饰的整体适应性水平”[8]，因而夏代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也正是表现为其形制、装饰和功能的整体性和相应性，在表现形式、表现手法上，均讲究别致的形制与其特殊功能的紧密联系，讲究纹样及图案在各种不同器皿具体部位结合时的“适形造型”方式。如上海博物馆馆藏的一夏代钉形柱爵，其中腰极细，与上部伸出的流尾，以及下部外撇的锥足形成分段，既利于饮用，又方便摆放，形制与功用得到了完美的结合。此外，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也“布置严谨，意匠奇妙，虽是一种装饰艺术，但和器的形制是一致的，表现一个时代工艺美术的时代特征，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观念形态”[9]，并且这些纹饰形象随着不同时代的社会风俗和制作目的的不同，附着于不同的青铜式样上而表现出不同的精神内涵与艺术趣味，从而突显了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与功用整体适应性的时代特征。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呈盾牌状的铜牌饰，其凸面由各式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排列成浅浮雕式的兽体形象，多为龙的各种变体，且下体背侧有的还饰以卷云纹，飞龙在天的威严和自由，与夏代先民的龙崇拜思想以及铜牌饰的礼仪功能相得益彰，铜牌饰的纹饰与功用也就在夏代先民的想象中得到了整合。“中国真正进入青铜时代大约是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的，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5世纪中叶，包括古代文献上记载的夏、商、西周和春秋几个历史时代是中国的青铜时代。时间长达1600年左右”[10]，而在这1600年的演变历程中，夏代青铜器中礼器和兵器的两大工艺造型，几何纹与兽面纹的工艺装饰，以及独具时代特征的庄严厚重的审美艺术风格，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我国青铜器工艺的源头，为商代和西周时代青铜铸造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参考文献：[1]张之恒 周裕兴.夏商周考古[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32-33.[2]马承源.中国青铜器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4-15.[3]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夏商篇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7、16.[4]郑光.二里头陶器文化论略[J].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4.[5]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J].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90.[6]朱志荣 邵君秋：《商代青铜器纹饰的审美特征[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1: 99.[7]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57.[8]马承源.中国青铜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5.[9]容庚 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102.[10]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275.
撰写毕业论文是检验学生在校学习成果的重要措施，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大学生在毕业前都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任务。申请学位必须提交相应的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学位。可以这么说，毕业论文是结束大学学习生活走向社会的一个中介和桥梁。毕业论文是大学生才华的第一次显露，是向祖国和人民所交的一份有份量的答卷，是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报到书。一篇毕业论文虽然不能全面地反映出一个人的才华，也不一定能对社会直接带来巨大的效益，对专业产生开拓性的影响。实践证明，撰写毕业论文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是保证出好人才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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