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自己找些找些资料写吧，把握一个主线。就是从唐朝开始，中日之间的交往，当然唐朝时候中日之间有一场战争，白江口之战，于是{（刘）仁师、（刘）仁愿及新罗王金法敏师陆军以进。（刘）仁轨乃别率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会陆军同趣周留城。（刘）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日，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扶）余丰脱身而走，获其宝剑。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一时并降。百济诸城，皆复归顺。这是资治通鉴里的。}说明中国是打了个大胜仗的。然后日本就比较听话了。明朝倭寇其实还不是代表日本政府的，还只是一群海盗。至于后来中国的没落，和日本从丰臣秀吉开始主张的侵略政策使得日本开始强大，日本在攻占朝鲜后就把目光朝向了中国。从而开始了中日之间的恩怨，这段历史比较好些，有大量的历史资料。今天的中日关系，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历史问题 ，一个领海问题。就是钓鱼岛和东海的问题。历史问题还不是多么难搞的，但领海问题搞不好，两个未来还难说不会再有战争。当然中国不会主动打仗，但是日本有侵略的历史，不会因为中国的忍让而停止继续要海权岛权的步伐。所以中国必须要不断真强实力，进行民主改革，争取更多可靠盟友。日本不可能，也不会成为中国的朋友，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日本向来都是信服打赢他的国家。对中国而言日本不是敌人，就是属国。
语言类的和经济类的比较好些！
《论西田哲学的理论特征》（《东方哲学研究》 1985年第1期）《论日本启蒙哲学家西周的 “ 理 ” 学》（《延边大学学报》 1988年第 1 期）《论朝鲜儒学史上的“四七论辩”》(延边大学朝研所编《朝鲜问题研究丛书》1985年第3辑) The Four Sven Debate in the Korean History, （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哲学》季刊， 1987年秋季）《日本电视的舆论导向作用》（《日本问题资料》 1994年第 12 期）《 日本对华 ODA 政策的演变和中日关系 》（《日本学刊》 1995年第 2 期）《 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作用及其演变 》 （《日本学刊》 1995年第 4 期）《 90 年代日本与西欧关系的基本特点 》（《日本学刊》 1996年第 2 期）《 冷战后日本的政界重组与外交调整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 1996年第 3 期）《 亚太经济合作与中日关系 》（载张蕴岭主编 :《合作还是对抗》论文集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 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机制及其演变趋势 》（载《面向 21 世纪的中日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7年）《中日关系发展机制的总体把握》（《日本学刊》 1997年第 1 期）《东北亚新格局和中日关系》（《当代亚太》， 1997年第 6 期）《 日俄 ( 苏 ) 关系的定位及其演变趋势 》（《日本学刊》， 1998年第 3 期）《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形成和演变》 ( 《当代亚太》 ,1998年第 7 期 )《 中日关系和文化视角 》(载《文化创造中日两国共同发展之路》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中美日俄关系的调整趋势和中日关系 》（《日本学刊》 1998年第 6 期）《 “ 小渊号 ” 不会驶出旧航道》（《世界知识》 1998年第 16 期）《小渊内阁的执政趋势》（《当代亚太》， 1998年第 9 期）《 战后日本安全战略的演变轨迹 》（辽宁大学论文集， 1998年第 3 期）Common Values and the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sian Countries(载 [ 日 ] 《追求亚洲共同价值 — 重新评价日本的 ODA 大纲》 , 日本东海大学， 1997年)“A Chinese View on Mult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关于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韩国国际问题调查研究所论文集， 1996年）“Regional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and the Role of Japan( 日本在东北亚合作中的作用 )” （韩国庆熙大学论文集 ,1996年）“Measures to Enhance Peace and Stabilit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in the Northeast Asia: Chinese Perspective and policies （韩国外交安保研究院主办国际会议， 1996年11月26—27日，汉城）《中日相互认识的机制和摩擦的构造》（日文，京都大学《日中韩相互认识与误解的表象》论文集， 1998年）《中日关系的现状与展望》(韩文，韩国外交问题研究院《政策论坛》， 1996年第3卷第2号)《中韩日三国的传统价值观和国民性》 ( 韩文，《韩中日三国的国民意识和文化比较》 , 国际研讨会论文， 1996年10月15日韩国 KBS 报告厅。 )《中日政治摩擦的结构、原因及其趋势》（日文，日本专修大学论文集）《日本的对华 ODA 与中日关系》（日文，日本龙谷大学论文集， 1999年）《世纪之交东亚地区的焦点问题》（载《东亚地区热点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年）《 19 世纪后半叶日本对外战略的选择 —— 以中江兆民的〈三醉人经纶问答〉为中心 》（ 19 世纪后半叶以后东亚历史的重新认识 ” 国际学术研讨会， 1999年10月）《石原当选东京都知事的潜在影响》（《当代亚太》 1999年第 5 期）《 日本对华 ODA 和成效与转折 》（《日本学刊》 1999年第 5 期）《中日关系的现状与展望》（ “ 日中人文社会科学协会成立 20 周年 ” 国际研讨会， 1999年8月28 ～29日）“ Background, Content and Trend of Sino-Japanese Partnership ”,（“调整中的中美日俄关系”国际研讨会 ,1999年10月22 ～23日）《 日本外交的第三次转型—— 21 世纪日本外交趋势 》（“ 21 世纪日本政治外交发展趋势 ” 国际研讨会， 1999年11月13 ～14日）《日本对外战略的演变轨迹》（《日本学刊》 2000年第 1 期）《值得高度警惕的动向》（《解放军报 / 时事周刊》 2000年1月24日）《中日关系和东北亚和平》(韩文， “ 第 2 次东北亚和平论坛 ” ，韩国世宗研究所主办， 2000年2月21日，北京凯宾斯基饭店)《 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 》（“第 4 次中日青年论坛：转型中的中国与日本 ” ， 2000年 4月29~30日）《东北亚安全形势的特点与前景》(“ 东北亚政治、经济、安全前瞻 ” 学术研讨会，韩国庆山大学主办， 2000年5月16日)《 日美同盟的“再定义”及其未来趋势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0年第 7 期）《东北亚两类安全问题及其发展趋势》（《当代亚太》 2000年第 8 期）《 中日伙伴关系的背景、实质及趋势 》（《日本学刊》 2000年第 5 期）《 中日伙伴关系的背景与趋势 》（英语，瑞典日本研究所“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 2000年8月19日）《日本 ODA 政策的调整趋势》（中国社科院欧洲所“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国际研讨会论文， 2000年9月15—16日）《东北亚安全的结构、焦点及前景》（国际友好联络会 “ 东北亚安全形势 ” 研讨会论文， 2000年10月30日）《 政经互动与中日经济关系 》（《中日关系史研究》 2001年第 1 期）《 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背景、理念与论争 》（《东北亚学刊》 2001年第 1 期）《经援政治化 —— 日本对华 ODA 政策调整》（《国际贸易》 2001年 2 月号）《 日本对华 ODA 中的 “ 利民工程无偿援助 ” 》（《日本学刊》 2001年第 3 期）《日本 “ 历史教科书问题 ” 》（《当代亚太》 2001年第 5 期）《 “10 3” 框架与中日政策取向》《当代亚太》 2001年第 6 期）The Readjustment of Japan 's ODA Policy and the Impacts on Its Aid to China( 东亚问题国际会议， 2001年5月18-19日，华盛顿 )Changes of Japan's Domestic Politics and Japan's ODA Policy toward China（国际关系学会香港会议， 2001年7月26-28日）《 小泉如何面对亚洲 》（《人民日报》 2001年8月17日）《日中韩政治与安全关系的现状和未来展望》（日文，东海大学和平战略国际研究所《东北亚新形势下的日中韩合作关系》 2001年9月7日）《冷战后日本人的对外战略论争》（载《当代日本社会思潮》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年）《 中日现代化的殊途与交错 》（《日本学刊》， 2001年第 5 期）《南北峰会以来的朝鲜半岛局势》（《当代亚太》， 2001年第 10 期）《 冷战后日本战略论争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1年第 11 期）《韩日关系的定位、调整和近期走向》（《当代韩国》， 2001年秋季号）Mend rocky Sino-Japanese ties now, China Daily,October,13-14,2001《 日本安全战略面临十字路口 》（《日本学刊》 2002年第 2 期）《 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趋势 》（ 1 万字，《国际经济评论》 2002年第 5-6 期）《 21 世纪初中日关系的特征与课题》 （ 1 万字，《日本学刊》 2002年第 4 期）《东北亚国际秩序的类型演变》（ 1 万字，《东北亚学刊》 2002年第 3 期）Building lasting friendship, China Daily, June 5,2002.《新世纪的中日关系——寻求对等的伙伴关系》（日文， [ 日 ] 经济产业研究所网站， 2002年7月1日）《‘后雁行模式'时代的中日关系》（ 1 万字，《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2年第8期）《东亚新发展模式与中日关系》（中日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2年9月7日）《战略创新乎 战略贫困乎——评《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日本学刊》2003年第1期)《战后中国的援助政策》（ [ 日 ] 《东亚》 2003年第 12 期《取决于双边政治氛围》（《国际贸易》 2004年 6 月号）《中日“政冷经热”现象探析》(《日本学刊》， 2004年第 5 期)《中日关系：转折期的特点和展望》 《日本研究》（2005年第2期）《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定位与演变》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5期）《日本政治结构的演变趋势》(《日本学刊》， 2006年第1 期)
摘 要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关键字 人民 关系 历史 合作 日本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二、中日关系的症结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摘 要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关键字 人民 关系 历史 合作 日本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二、中日关系的症结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论中日关系发展 在21世纪，对世界各国来说，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问题。没有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就谈不上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两国承担着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重要责任。中日两国关系如何，不仅对中日两国至关重要，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局势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一、70年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回顾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签署《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为标志，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二十六年来，中日两国之间虽出现过冲突，但从总体上看，两国关系还是以友好与合作为主的。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82年，中国总理访问日本，提出了发展中日关系“三原则”； 1987年9月日本众参两院通过《进一步增进日中友好关系的决议案》。当然，80年代中日之间也存在摩擦：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把“侵略”改成“进入”，中国政府曾对此提出强烈抗议；198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其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激起了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不满；1996年，日本自民党还把“实现首相和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和“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写入该党众议院选举公约。80年代以来，中日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有所增多，但两国政府为了两国的长远利益，多次表示重视发展中日关系。 二、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几个问题 1.历史认识问题是处理中日关系的一个原则性问题。战后日本对历史问题认识的不足, 导致中日政治关系的反复, 不利于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 2. 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对台湾实行过近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至今仍有着浓重的“台湾情结”。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和日美同盟的巩固，日本出于战略现实利益的考虑，对台湾问题越来越关切，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有日益突出之势。台湾问题成为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3.近几年，在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争执。去年，两国因钓鱼岛归属问题产生了一定的军事矛盾，双方互不相让，也引起两国以及世界人民的关注。中国境内频繁出现抵制日货的行为，两国关系也仿佛到了冰点。 以上三个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除此之外，还有经贸摩擦问题、经援政治化问题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要解决好这些问题的关键在日本自身。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真正放弃否认和歪曲历史的企图，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扫清障碍。 三、对中日关系展望 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为了维护长期以来历经艰难形成的中日关系大局，我们应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为构筑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而共同努力。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着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日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要以正确和发展的眼光看待日本，忘记怨恨，相互宽容。不要受一些媒体片面报道的影响，盲目爱国，更不要盲目反日，不要总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今天的日本。历史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不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阻碍。中日友好关系是长远的，不能因为一时的波动而否定两国长远的友好系。中日也应是友好的、稳定的邻居关系。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事业，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应忽视它，更不能破坏它，任何忽视、破坏中日友好的行为归根到底是违背了中日人民的长远利益。
摘 要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关键字 人民 关系 历史 合作 日本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二、中日关系的症结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从甲午战争至今，东亚经历了以“殖民、战乱、革命”为主的60年和以“和平、冷战、竞争”为主的60年。未来东亚是走向“安全、合作、统合”还是“对抗、冲突、内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前景。东亚战略格局几乎每十年发生一次重大变动。目前安倍晋三内阁的某些做法，与甲午战争前十年及伊藤博文内阁有相似之处。这预示着未来十年日本国家模式转型有脱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使中日矛盾再度成为东亚战略格局中的主要矛盾。中国需要深入、客观、全面地了解变化中的日本，加强协调，妥善应对。甲午战争120年来的警示与启迪第一，自甲午战争至今的120年来，之所以出现“战争”与“和平”两个甲子，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国家发展模式直接相关。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国家模式必然导致中日战争，甚至海洋国家之间的战争；二战后日本和平发展的国家模式，则没有造成中日军事冲突。目前，日本国家模式正处在新的转型期，尽管难以轻易复活军国主义，但如果日本以维护本国安全为由，逐步突破战后自我约束而脱离和平发展道路，也会以新的形式威胁中国的安全与主权。第二，东亚大国关系格局之所以大约每十年发生一次较大的变化，与相关国家发展模式成败引起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有关，同时也取决于各国当权者更迭后的决策偏好。继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安倍晋三内阁再度把中国视为主要军事对手的对外战略，正使中日矛盾第三次成为东亚战略格局中的主要矛盾。其原因之一是，在二战后建立“反华包围网”方面，50-60年代美国的对华冷战政策、60年代至70年代苏联的“亚太安全体系”均告失败，如今日本的安倍内阁似乎在做第三次尝试。2013年，在东北亚陷入孤立的日本，竭力诱导美国、拉拢东盟各国制衡中国即其表现之一。尽管目前中日矛盾的时代背景及矛盾性质与历史上的有所不同，但未来十年，这种矛盾如何变化将决定东亚战略格局走向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第三，无论国际格局如何变化，对于中国来说，无内乱则外患难至，靠人帮不如靠自强。中国要不断增强硬国力与软国力。在硬国力方面，科技、经济强，国防方能强。在软国力方面要抓一个核心，即提高法治化、科学化的正确决策能力与落实执行能力。中国要切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国经济总量曾是日本的三倍以上，但还是遭到日本的入侵。原因就在于中国海空军事力量薄弱，陆军则在军阀混战中自相残杀。因而“中国梦”的实现决不能以GDP所反映的经济规模总量来衡量，而要看科技和生产力水平的先进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拥有坚实的国防力量，同时要维护好国内社会政治的安稳，防止国际上“八国联军”式的“暴力的多边主义”对中国或中国周边地区的“包围”。第四，与国际格局变化相关的和平与战争问题需要从时代高度判断。在帝国主义殖民时代，后起的大国往往通过战争重新分割世界，谋求霸权，曾两次引发世界大战，中国均饱受其害。二战后，殖民主义体系不复存在，帝国主义难以通过占领殖民地建立世界霸权，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关系在加深，因而国际力量多极化与新兴大国崛起不需要依靠战争手段，而可以采取和平方式。战后，日本、德国都曾经历了和平崛起的历程。而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经历这一历程，其国防力量增强绝不意味以武力侵略别国。日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才符合本国利益与世界潮流，而谋求突破战后宪法自我约束、行使集体自卫权等，则有违世界潮流和日本的根本利益，并可能给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带来祸患。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中日间的关系一直是个敏感话题，主要是因为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而历史问题一直是我们很关注的一个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现今政治问题人处于一个严峻的形式，对于政治问题（涉及到的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等），我们应坚持领土完整，理性的分析问题，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只有维护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才能在现代世界中捍卫我们的尊严，才能在强国之重站住脚。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了，侵犯我们中国，我们的政府是不会允许的，中国的十四亿人民也绝不会答应的。中日两国应坚持“消除政治障碍”的共识，提升安全对话与军事交流的档次，缓解乃至解决领土与海域问题，开展大型经济项目合作。另外，中日还应共同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在朝核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坚持劝和促谈的立场，推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强化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解决环境、贫困等问题加强双边与多边合作，在更广泛的国际问题上加强政策协调。我们当下大学生，应该客观的看待中日关系，理性看待中日关系。我们青年一代需要的是理智的是非辨别能力,知道什么是威胁，什么是安全；什么是可取，什么是不可取。爱国不一定要徴战沙场，不一定要血染大地,抵制日货是爱国，学习日文也是爱国，其实每个为自己理想奋斗的中国人都在爱国，因为爱国最起码的就是让自己对我的国家有作用,不让自己成为国家社会的负担。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我们应该重视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政治问题，从而推动两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这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日两国的友好持续发展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都希望都过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这次的日本之行让我受益匪浅，让我对中日关系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一旦涉及到领土问题，我们绝不会让步，这是一个国家的尊严，作为大学生应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尊严，我们要在坚持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友好发展中日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合作，愿中日关系能够有所缓和，中日好友好发展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要谈论当代大学生如何看待中日关系，我觉得这个话题范围非常大，也是各种媒体（尤其是网上的）很热门的话题。但大多数观点都是从大处着眼，缺乏小处着手，空洞豪迈的说教很多很多，我就不再凑这种热闹了。但是仔细看看那些铺天盖地的观点，甚至没有观点的骂点，有时候到倒反而茅塞顿开了一些，有趣的是，在日华人看日本，或者看中日关系时，越是在日生活经历和时间长的人，越能从小处着眼，从最底层的生活中看那些到国内的人无法接触的一些琐碎细节，再从这些细节来仰视中日关系这个大问题，我觉得视角和觉悟的东西则完全不同，不仅更理性，也会变得更务实，我是在日多年的工程技术人员，也是企业人，借用在日本非常流行的企业管理术语来说，在日华人看中日关系应该是首先重视民意的ボトムアップ(Bottom up)，而不是官方导向的トップダウン（Top down）。视点不同，自然谋求达到顶点或目标的期待角度也不一样，因此在日华人中不乏坚实客观的思想，但往往这些非常有价值的思想无法被人理解，简单地被人斥为“哈日”，“汉奸”论调等等，以至于网上有“现在最爱国的恰恰是被骂为汉奸一族”的最新说法，此乃斗粪之题外话，免去不表。言归正传，那么究竟如何看待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中日关系呢？我认为首先必须认清究竟是谁在为中日关系奠定基础，或者说谁是左右未来中日关系的主流力量，为了寻找这个答案并不难，历史的纠葛不是我这种非专门人员可以搞清楚的，搞我们这种理工科的人性格也很Dry，那种乱麻既懒得去整理，也懒得看别人剪不断理不清，所以，中日之间无休止的争论也是徒劳的，这么看的话，马立诚的“历史的一页可以翻过去了”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仅仅是他漏说了注解：“但历史永远不能忘”，历史究竟是什么，其实凭亲身记忆我也只能跟人谈到文革时代，再往前难道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什么意思呢？因此不妨观察一下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出国的中国人至今的20年的变化，这20年我们眼中的日本和中国是如何直观地反映在我们眼前的呢？我觉得可以简单归纳一下为，日本是渐渐粪青化的ZF+相对冷静理智的国民，中国却恰恰相反（可能不是很准确，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里无法公开我精确评论自己国家的文字，在此割爱）。如果能正确地认识到日本这个国家现在的ZF，国民之间的这种不同于中国社会的差异，那么我认为作为一介平民，我在日本的力量虽然非常有限的，但是要让自己成为左右中日关系的主流的一分子也并不难，至少在日本我很有这方面的优势，作为在日华人，我的种种努力肯定要比在国内被埋葬在鸡蛋石头中，或被淹没在一片“卖国贼”的狂呼声中来得有价值。所谓让自己成为左右未来中日关系的主流力量，并非到处笑脸相迎与日本人搞无原则的“友好”，其实我非常讨厌“友好”这个词，因为自从中日建交以来，这个词既神圣又有着很多的虚伪，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如果我们今天依然抱着旧时代的产物去思维，新形势新时代下的中日关系肯定不可能走上正轨。“友好”不过是一种近乎小孩玩家家的游戏，这种游戏不管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在一个成熟的社会被看成是极其幼稚的，大多数日本人很含蓄的，但他们很多人就是这么认为的，可见日本人比我们务实，但他们并不会当面指出你的幼稚，这一点很多初来日本的中国人经常被蒙过去，也是中国人在日本人面前失去谦虚，莫名其妙自大的原因，而这种近代国民性的差异让日本获得了比中国更踏实更实惠的进步和飞跃。中日关系不是单纯的**关系，它的基础还在于两国国民，因此民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学习，相互交流是基础的基础。记得3年前我刚开始上中文网时说过（以前我从来不上网，最多在日语网上查技术资料或偶尔在日语网上反驳右翼），在日华人是中日关系的先锋队，那就必然会遇上很多的枪林弹雨，甚至来自自己人的误伤，有人说我脸皮厚，网上这些年这么多人骂我，我自岿然不动，依然用我的文字向国内传达一个真实的细节的日本，这并不会因为日本**或民间存在很多不明智的荒唐举动而改变我们对日本整体的研究和了解，同样，我也不会因为国内的日资商店被砸，或在日华人犯罪杀人而停止我向日本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只要真诚地传达，是人都会分辨好坏的，也没有必要当场逼问别人答案。日本国民不了解中国，所以很多日本人在看了我的文章介绍后，虽然无法赞同我的很多观点，但是对我的坦诚还是给予评价的，我觉得这就是承认对方，也是具备理解对方的姿态，相比之下我们的很多国民在这方面很欠缺，因此中日关系如果是放在一个平等的正常框架下来探讨的话，那就应该首先回到人与人平等的原点来谈论，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的对话和理解的平台，在这一点上，中国目前从大环境上来说很欠缺，也很艰巨，因此只有在日华人去不断创造，去影响所有的中国人，网络是个好东西，所以这也是我多年欲罢网而不忍的最大原因。要建立正常的中日关系，不仅仅是**之间的责任，也是每个国民的义务，中日关系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与两国国民的经济生活休戚相关的问题，国民之间的主流意识如果发生了偏差，那么**纵使有三头六臂，也无法力挽狂澜的，因此我们很多中国人担心日本右倾化，军国主义化，就近20年的时间变迁来看，的确日本政坛鹰派不断得势，这里面不仅仅是日本政坛本身的一些原因，与日本国内的经济状况，国民对未来生计的担忧，乃至国际情势的影响都有关系，但是我认为日本的主流意识依然是珍惜今天的民主主义，坚持和平主义，反对军国主义的，这是非常值得信赖和评价的东西，也是我们中国社会应该努力的方向。我这么说，很多中国人也许会反驳我，既然你把日本国民抬举得那么高，民主社会怎么会让右倾**连任这么久？他们不是照样参拜靖国鬼庙了？其实要反驳这种观点，用“无知”两个字就足够回答。日本国民选举的**支持项目中，去看看最关注的前3项是什么就一目了然了，因为参拜鬼庙所以支持现在的**究竟占了百分之几，估计会让中国人大失所望。在日华人应该都知道这些数据信息，我就不再拷贝了。长期以来，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误区，那就是用自己的大脑代替别人思维，用自己的社会环境中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当作地球标准。其实，无论是在网上，还是我亲身来回中日两地之间接触的各种国人，即使是当今中国，人们的思想也日益活跃，多样化，多元化正在各个领域日益形成，很多是表达的自由度问题。既然如此，那么早于我们成熟了那么多年的日本社会存在右派左派又有什么奇怪的，有什么可以炒作的呢？实在要炒作，我们也可以炒作日本左派言论啊？那就看我们需要什么了，所以看一个国家是不是白痴，看主流媒体是不是白痴就足够了。日本的媒体相当自由，前几天出差在新干线上我还看了最新的《周刊新潮》，有一篇讥讽驻华使馆的日本官员公开在中国报纸上承认南京大屠杀，说该官员拿了日本国民的税金，究竟是代表哪国ZF在发言？《周刊新潮》表示要采访该官员，遭到拒绝后皮笑肉不笑地说：“他只能接受中国媒体采访发言，日本的媒体就不行了吗？”看到这里我不禁哈哈大笑，在排山倒海这么多的日本媒体中，拒绝你一个小小的《周刊新潮》杂志就能说是人家拒绝日本媒体了？人家还可以选择亲华的《朝日新闻》，也可以选择老右报纸《产经新闻》，也可以选择中道派的《读卖新闻》《每日新闻》，等等等等，不过既然有那么多媒体，出一个《周刊新潮》这样的白痴也不足为奇的，问题是这种记事被国内的人看到了，肯定是又要一番炒作，搞的像全日本就只有一本《周刊新潮》似的（有这种留日海龟粪青偶尔会翻译后在网上传播的，还不忘开头来一段热血抗日骂论）。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中国人真的是被日本右派牵着鼻子走，你越是急吼，我越是让你跳，你们说，这中日关系还有几个人能看清真正的方向？在近期的中日关系上，总的来说我觉得中国ZF的对应基本上还是属于冷静理智的，但是由于中日关系中至今为止积压的负的遗产太多，明显的显得外交智慧（包括政客之间的外围智慧）不够，日本右翼当政者正是利用这一点，不断为自己获取国内政治资本，挑战国际政治舞台，这一点在日华人我想看得应该比国内的人更清楚，日本社会由于信息（无论是正规渠道还是民间小道）比较流通，自由和发达，因此国民能从各种不同的信息中自主地筛取，判别，形成各自的思想。当然也有很多日本人并不关心中日关系，就像在爱国还是不爱国的问题上，日本人有这两种自由，而中国人几乎没有，谁说自己有不爱国的自由，顿时一片骂声。这种滑稽的现象就不可能在日本出现。最后谈谈在日华人具体该如何为中日关系尽力，我认为首先要让所有的中国人在了解日本的同时了解在日华人这个独特的群体，了解我们的眼光，我们的所思所想，坦诚客观是最基本的姿态。日本不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国家，但是我们必须清醒，日本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不仅仅是先进的科技（虽然对于理工科出身的我这种企业人来说，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研究和学习日本还不能单纯的局限于自己的专业范围，甚至把留学的概念局限在学日语打工或拿一张文凭上。不久前，有一位在美华人在谈到对留日华人的印象时曾激烈批评我们是光顾拿小日本的工资，不关心国家大事的群体，我承认在日华人中这样的人不少，但并非全部，客观地说，在日华人的整体素质不如在美华人，这可能与留日和留美的门槛高低设定不同有关，虽然也有偷渡美国的中国人，但是与偷渡日本，乃至假冒留学，假冒结婚，假冒其他等等的混入日本打工赚钱，甚至犯罪的中国人的人数相比，日本远远大于美国，这是无法否定的事实，但不等于这就是在日华人群体，或者说是这个群体的主流。我在想，同样是海外华人，如果在美华人，甚至在欧，在澳华人不能理解我们在日华人这个群体的主流，那么我们怎么期待国内的人理解我们，理解日本，整理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方向呢？所以我认为互相理解，互相对话在我们民间这一步做得扎实了，那么这种方式不仅仅适用于不同居住地区的同国人，也适用于不同国家的人，这一点，在海外的华人，无论是哪个国家都有体验的。被妖魔化的日本，我们来到了这里，却有无数的例子可以告诉别人，日本人也是人，他们跟我们一样有喜怒哀乐，扬善抑恶，也有互相帮助，亲情温情，抵制和反对颓废色情文化，他们反战，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热爱和平。因此，中日关系的关键还是掌握在两国国民手中，在日华人理应比国内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更有作为。
摘 要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关键字 人民 关系 历史 合作 日本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二、中日关系的症结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写作思路：可以根据历史发展以及当代的基本国情进行阐述，中心要明确，语言要通顺连贯等等。
正文：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中国与日本的交往由来已久。同为东亚两个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在历史的舞台上，谁也无法忽略谁的存在。
中日关系又是国际关系中复杂的一环，充满了许多变数。这些变数无疑给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带来了不稳定因素。中日关系的走向，不仅是中日双方所关心，也为世界各国政要所注目。总的来说，中日关系的发展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国际因素的影响。
中国和日本的接触最迟可追溯到隋唐时期。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巨大，自然也波及东边岛国日本。如同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艳羡中国的文明制度一样，日本对中国社会的一切都有很大的兴趣，并发挥了日本民族拿来主义的优良传统。
据史料记载，在各国学习唐风的热潮中，日本尤为积极。短短几年间，日本派往中国的留学生就有数百人，这些人在唐朝的国家教育机构学成回国后，成为了日本政治社会改革的主流人物。当时中国和日本的交往频繁，时有互派学者留学生到对方国土，上求学传教。
著名的鉴真就有六次东渡日本的经历，而在唐帝国朝廷上担任官职的日本留学生也为数不少。日本当时的社会制度，甚至是生活习俗都极力模仿隋唐，经过大化改新，日本借助中国的影响完成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在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发展态势良好，且中国在双方交往的过程中处于主要地位，是影响国，日本处于附属地位，是被影响国。
在官方和民间的交往中，和平和共同发展是主线，反映了当时中国包纳百川的大国风度和日本虚心向学的民族传统。这种环境的形成主要是高层领导人的政治主张和初次接触的稳定过渡期进入元明时期，中日关系变得复杂起来，蒙元的两次远征使日本改变了对中国的传统看法；在清一代，日本起初对满清政权抱有不信任的态度。
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日本的上流社会视满清统治者为蛮夷，在清初对台湾政权的支持和对满清政权的敌对可以知之；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中国和日本的社会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已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中国的所谓政治家面对强权主义，不敢反抗，反是服从和退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日关系一度处于冻结的状态。这主要是两个阵营的划分的影响和中日民族感情的结果。中日关系发展至今也充满了不稳定因素。
首先，日本对华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看法和政策。
其次，中日在经济上的冲突主要表现在能源问题。再者，中日关系的走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中日民族历史观问题。总的来说，中日关系在新世纪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中日关系的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共同为亚洲的经济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另一方面，中日关系的走向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能源问题，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是解决中日问题的三大关键。中国和日本的明天既掌握在两国政府的手中，也掌握在两国人民的手中。从目前国内人民对中日关系的评价言论来看，正确看待的居多鲁莽行事的少。
作为当代大学生，特别是一名学生党员，我更赞同“正确看待中日关系合理发挥爱国热情”的观点。爱国方式的理性选择，是-种胸襟；爱国情感的理智表达，则是一种胆略。日本右翼不顾历史、无视未来的倒行逆施，不仅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损害了日本人民的利益。
所以我们的爱国行为，既要顾及自己长远而根本的利益，不为泄一时之愤而损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早日实现民族复兴的大局；也要顾及中日友好的远景，不因言行过当、伤及无辜而授人以柄。原则上的据理力争，不应影响言行上的以理待人。经贸的合作、民间的交往，从来都是双方互动、共同依存的。
在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在日资企业中，有许多是中国工人。有无数的日本人在中国，也有无数的中国人在日本。传统关系。上的“一衣带水"在现实利益上的“连筋带骨"，尤需我们在动机与效果的统一上，从民族大义与国家大局出发，“激于义”而“止于理”。
中日关系“虽然很多人认为安倍具有鹰派色彩，但他第一次出任首相时首访中国，提出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这说明他是一个具有政治智慧的人。而当下，能够改变中日关系大局的也只有安倍。”这是记者身边许多中日友好人士对于安倍晋三的评价，很多人也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在不久前结束的众议院大选中投票给了他。然而，安倍在大选期间的强硬表态为他赢来的保守派支持该向何处去？虽然安倍的外交政策开始出现务实色彩，但如何平衡国内的保守派同时修复外交问题，则是考验安倍执政能力的真正时刻。转向务实外交？安倍的外交安保政策的走向，一度令人担忧。在大选期间，安倍数次表示要建立国防军，行使集体自卫权，向钓鱼岛派驻公务员等激进言论，并表示民主党执政时期制造了外交混乱，他要杜绝该情况的继续。该番强硬表态，吸引了大量国内保守派的选票。能否兑现选举承诺，是安倍如何建立国民信任的关键。不过，安倍在众议院大选获胜后，态度马上出现了改变，数次言及中日关系都表示：“日中关系是极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将努力重回战略互惠关系的出发点。”进而有消息称，安倍因顾及中方反应，22日决定暂时推迟向钓鱼岛派驻公务员。此外还考虑在新政府诞生后让自民党副总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高村正彦作为特使前往中国。安倍修复外交的举措不仅面向中国，同时他还计划向俄罗斯和韩国分别派出特使。同时，为了避免刺激韩国，他还决定不以政府名义举办“竹岛日”纪念活动。这些都显示出了他处理外交问题的成熟。其实，早在安倍赢得大选前，他就在日本著名政论杂志《文艺春秋》上撰写文章表示，“若再次成为首相，将谋求与关系恶化的中国重新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对华关系的两个前提安倍在胜选后立即表示将首先访美，并迅速与奥巴马确认了访美日程。虽然安倍本次首访国家并非中国，但并不意味着安倍忽视中国。民主党执政时期，因为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重回亚洲”等政策，日美同盟一度出现了裂痕。有分析认为，安倍急于访美，除了修复日美关系，同时也因亚洲整体环境早已不同于5年前。朝鲜频频发射人工卫星，中韩因领土问题同日本摩擦不断，都让安倍急于听取美国对于东北亚形势的意见。可以预见的是，美国的意见将左右安倍对华政策的走向。安倍具体的对华政策或将要等到他从美国访问回来，才能最终明确。而安倍在谈到日后的施政环境时，反复提及到明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前，自民党仍需保持紧张感。皆因为，目前自公两党的联合政权掌握着众议院三分之二的议席，如果明年参议院选举也可获得半数乃至三分之二的议席，则意味着自公两党获得了绝佳的执政空间，不但可以改变“扭曲国会”(与野两党各自占据众参两院多数席位)的现状，还可为欲推行的政策铺平道路。比如安倍屡次提及的修宪问题。他早在上任首相时就开始了修宪之路，推动成立了旨在确定修改宪法程序的《国民投票法案》。12月17日，赢得大选的安倍明确表示，本次任期内为实现修宪目标首先要着手修改宪法第96条，降低在修宪条件上国会发动国民投票需要三分之二议员赞成的条件。然而修宪在日本国内仍然存在较大阻力，执政搭档公明党就持谨慎意见，因此关键因素为在明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是否能赢得多数议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安倍目前将专心推行经济改革及改善外交，修宪计划或将等到明年7月后再讨论。因此，综合分析安倍的对华政策，短期之内将会寻求平稳，为施政创造良性空间。而真正决定其对华政策，将要取决于明年1月访美及明年7月参议院选举的结果。
第一章 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历史沿革本章将以史实与数据为依据，考察中日经济关系在过去50多年的发展历程。重新考察这段历史，就是要从这段“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中理清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脉络，考证两国经济往来在各自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以及经济关系对两国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从而为进一步考证两国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相互影响奠定基础。第一节 复交前的中日经济关系中日复交之前，经济往来比较简单，主要是贸易往来，而且此一时期的贸易往来受到了政治限制。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对于没有外交关系的中日来说，贸易往来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主要是为政治需要服务的，其象征意义也更大。一、50年代的两次贸易协议与两次贸易协定1、第一次贸易协议。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占领下的日本当局曾与新中国有着相当规模的贸易往来，然而由于冷战的需要以及朝鲜战争爆发，日本追随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禁运限制了两国贸易的发展。1952年6月，由日本绕道西欧经过苏联访问新中国的三位日本国会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代表日方贸易团体与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并代表中方贸易团体的南汉宸签订了《中日贸易协议》，这是一个以物易物的简要民间协议。协议规定双方到该年底各出口3000万英镑。随后的11月，根据第一次贸易协议日本“巴商事”株式会社与中国进出口公司在北京签订了第一个38万英镑的进出口合同，然而日本当局不予批准，第一个合同最终未能履约。由于日方执行美欧的“封锁禁运”，导致了两国贸易迟迟没有进展，中方两次同意展延协议。尽管如此，第一次中日贸易协议也仅仅执行了协议总金额的5%。2、第二次贸易协议。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后，在“日中议联” 的推动下，日本国会通过了《促进中日贸易决议》，日本的贸促运动逐渐兴起。同年9月，“日中议联”接受中国贸促会邀请，组团参观访华。访华期间，双方经过20多天的谈判，于10月29日签订了第二次中日贸易协议。这次协议仍然是同类物资交换的易货贸易协议，协议金额仍然是各方出口3 000万英镑。本次协议在14个月期间，完成了总额的，比第一次协议的执行情况已经大大改善。3、第一次贸易协定。第二次贸易协议签订后，中日民间友好运动升温，鸠山、石桥两届内阁也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在这种政治氛围下，第一次贸易协定于1955年5月4日在东京签订。与以往不同，此次协定是中国具有民间和政府双重性质的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东京期间签订的；而且在日本一方，以鸠山为首的日本内阁首次对协定表示了支持和协助，此次贸易得以由两国国家银行支付清算。称为协定而不称为协议，正是因为已经与官方发生了联系。协定的贸易额仍然是3 000万英镑，依然是甲乙丙类物资同类易货原则，为期一年并在一年届满之后因协定中的双方互设商务机构问题没有进展再延长了一年。第一年完成贸易协定总额的，第二年完成。4、第二次贸易协定。岸信介上台后，采取了敌视大陆的政策。谈判第二次贸易协定的日本通商使节团迟至1957年9月才到达北京开始谈判，由于双方在中国在日商务代表机构的问题上迟迟难以达成一致，直到1958年3月日本通商使节团再次访华才签订了第二次中日贸易协定。此次协定仍然采取同类物资易货的原则，协定金额发生了变化，即一年内各方出口3 500万英镑。然而，由于1958年5月长崎国旗事件 的发生与日本政府的错误态度，该协定仅履行了一小部分。随后，中日贸易完全中断。二、60年代的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三届内阁的对华政策，基本上都是“政经分离”——政治上承认台湾，不承认大陆，经济上同大陆进行一定程度的贸易。不过三届内阁的掌握程度不同，因此三届内阁期间中日贸易情况也有变化。1960年，对华持敌视态度的岸信介因为在国会强行通过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招致人民的反对，被迫下台。其继任者池田勇人对华采取了较为友好的政策，中日民间贸易开始恢复。1962年11月，中日双方代表廖承志和高崎达之助签订了《备忘录》，其中规定：双方开展长期综合的易货贸易，自1963年到1967年的第一个五年内，列出双方有计划长期供应的主要商品货单，平均每年进出口交易总额约为3 600万英镑。此外，双方还同意互设常驻机构、互派记者。1963年6月，中日间第一个成套设备合同签订，并使用了日本输出入银行贷款。随后又签订了两项大型合同，但由于日本受到台湾和美国的压力，不再使用日本输出入银行的贷款；而最后这两笔合同也因“吉田书简” 事件而失效。佐藤上台后，对华政策再次转向，中日间贸易受到影响，因而未能在1967年备忘录第一个五年结束后续签贸易。尽管佐藤上台前后，中日关系处于低谷，但是直到中日复交日本中小贸易商社仍然同中方有相当数额的贸易往来。从表一来看，中日贸易额在1960年代初期之前一直都是相当小的，但是1960年代中期以后中日贸易额却有很大的增长，尽管1964年佐藤上台后对华采取了较为敌视的政策。之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对华政策较为友好的池田内阁同中方签订了长期贸易合同，这些合同的相当部分得到了执行；另一方面，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在1960年代初期严重恶化，使得中苏贸易受到了极大影响。此时中国需要的进口的大部分物资和产品都转向从日本获得，因而中日贸易额较大。表一、复交前的中日贸易历年统计 （单位：百万美元）历 年 中国经贸部统计 日本通关统计中方出口 中方进口 合计 日方出口 日方进口 合计1950 21 26 47 19 39 581951 11 12 5 21 271952 3 1 4 14 151953 6 3 9 4 29 341954 20 14 35 19 40 591955 58 25 83 28 80 1091956 64 63 128 67 83 1501957 59 55 114 60 80 1401958 32 48 80 50 54 1051959 — — — 3 18 221960 — 2 20 231961 21 14 36 16 30 471962 31 42 73 38 46 841963 64 64 129 62 74 1371964 141 160 302 152 157 3201965 192 261 454 245 224 4691966 269 333 603 315 306 6211967 233 304 537 288 269 5571968 204 334 539 325 224 5491969 222 381 582 390 234 6251970 223 582 806 568 253 8221971 281 592 873 578 323 901（资料来源：转引自林连德：《当代中日贸易关系史》，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2月，第188页，189页）第二节 复交后的中日经济关系20世纪70年代初期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美国的对华战略也因而发生了变化。1971年10月25日，在联大第26届大会上，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随后不久，1972年2月21日至2月27日，尼克松一行终于实现了北京之行，中美双方于27日发表了“上海公报”。这两件大事，震动了整个世界。而日本所受到的冲击又是比其他任何国家更为巨大的。多年以来，日本一直追随美国“遏制”中国，但是日本在尼克松正式发表将访问中国的讲话之前几分钟才最终得知美国与中国的接触。美国的“越顶外交”给日本带来的所谓“尼克松冲击”震撼了日本朝野，同时也正因为美中关系的改善，日本才得以获得了美国的允许而与中国建交。田中组阁之后，迅速与中国接触，并于1972年9月29日发表联合声明，中日邦交正常化终于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去除了中日发展经济关系的一系列政治障碍，从此中日经济关系也进入了一个突飞猛进的新时代。复交之后的中日经济关系也可以大体上分为两个时期，中日复交到90年代初期，两国发展经济关系，同时也考虑中日友好的大局；90年代中后期至今，两国间被初期的友好所暂时掩盖的问题以及两国发展之中产生的新问题均浮出水面，经济关系中“友好”的因素越来越少，逐渐走上常轨。另一方面，尽管复交之后中日经济关系发展迎来了新的高潮，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从复交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中日经济关系复交初期，双方的友好关系在从官方到民间的各个层次上迅速发展，两国人民对彼此的好感日益加深，双方往来频繁。良好的政治氛围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理想的大环境，双方经济合作大大发展。（一）、贸易关系。1、政府间贸易协定、长期贸易协议的签署和贸易混合委员会的成立。复交之后，两国政府立即根据联合声明着手进行两国政府间一系列协定的谈判，在经过多次磋商之后，中日政府间贸易协定终于在1974年1月签订。这一贸易协定是中日间第一个正式的“政府间”贸易协定，周恩来总理在1960年提出的三原则中的“政府协定”终于实现，两国贸易关系走上了正常的轨道。在这一协定的基础上，在中日两国政府和经济界的共同努力下，中日贸易大幅度增长。中日两国贸易协定的签订揭开了中日贸易的新篇章，为了巩固两国间的贸易联系同时也是实现日本经济界人士就长期贸易协议问题提出的设想和建议，1978年2月14日，稻山嘉宽和土光敏夫率领日中长期贸易访华团到达北京，并最终于16日中日双方签订了长期贸易协议。该长期协议“期限为1978年至1985年共8年，规模为各方出口金额累计100亿美元。日方在头五年以延期付款方式出口技术设备70亿美元至80亿美元，建设器材20亿美元到30亿美元；中方在头五年逐年增加原油、炼焦油、动力煤出口，原油从700万吨逐渐增加至1500万吨，煤炭从50万吨逐渐增加至370万吨，后三年的数量另订。” 1979年3月，长期协议委员会双方负责人举行定期会晤，签订了会谈纪要，一致同意将协议的期限延至1990年，在协议13年期间，将原定目标金额再增加一至二倍，即各方出口200—300亿美元。后来，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双方也对协议的内容做适当调整。根据中日贸易协定，中日双方政府还组建了贸易混合委员会，自1975年开始委员会召开了多次会议。通过接触、协商，更好的解决了双方贸易过程中出现的如贸易平衡问题、产权问题、关税问题等等摩擦，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另一方面，该委员会通过定期协商、及时解决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有助于两国贸易更加健康的进行，推动了两国的贸易往来。2、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复交以来，在良好的氛围下，在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中日两国贸易关系迅速发展，贸易规模逐年扩大；在贸易结构上，由于双方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主要还是垂直分布。1972年中日贸易额仅10亿多美元，1975年达到了近40亿美元，1981年几乎达到了100亿美元，是1972年的10倍，1991年又迅速跃升至200多亿美元。中日贸易在双方的贸易总额中也占有较大的比重，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如此。以1985年为例，按照中国外贸部的统计，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约亿美元，中日贸易占中国外贸总额的左右，占中国外贸对象国首位；按日本海关通关统计，1985年日本外贸总额亿美元日中贸易占日本外贸总额的6%，为日本外贸对象国中第二位。从表二中可以看到，中日贸易规模扩张的速度非常快。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友好的政治氛围为经济往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政府间各项协定的签署也极大地便利了经济交往。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自70年代逐渐走上正轨，尤其是1970年代末之后，中国大力发展经济，经济建设需要进口大批物资。早在60年代中苏交恶以后，中国失去了东欧的技术和设备来源，日本就开始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进口来源。在1979年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又一次形成进口浪潮，日本仍然是最主要的来源。80年代以来，中国轻工业开始加快发展，日本在此期间向中国大量出口消费品和工业原料，1983年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只有55亿美元，1985年就达到了150亿美元。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自从1966年直到80年代中期，日本近20年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最重要的进口来源。在双方的进出口结构中，中方出口的主要是原材料、初级产品：石油、煤炭及其他矿产品、服装和农产品。其中石油和煤炭是中方出口的最主要产品，1978年石油和煤炭的对日出口占到了对日贸易的40%还多，1987年比重下降了，但是也仍达近30%。日方主要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钢铁、化工和机电产品，以重工业制品为主。从中日贸易长期协议中也能清楚地看到这种贸易结构，原因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下，中国能出口的产品不多，主要也就是自然资源、初级产品，而这些能源正是缺少资源却十分需要资源的日本想要的；同样，日本对华出口以钢铁及设备为主也正是由于中国要进行各方面的建设。两国的贸易交往给双方都带来了好处。表二 复交后初期的中日贸易历年统计 （单位：百万美元）年 份 中国经贸部统计 日本通关统计中方出口 中方进 口 合计 日方出 口 日方进口 合计1972 608 491 11001973 1039 974 20131974 1984 1304 32891975 2258 1531 37891976 1662 1370 30331977 1938 1546 34851978 3048 2030 50791979 3698 2954 66531980 5078 4323 94011981 5095 5291 103871982 3510 5352 88631983 4912 5087 99991984 7216 5957 131741985 5610 70830 16440 12477 6482 189601986 4364 9499 13863 9857 5678 155351987 5016 7243 13159 8248 7396 156451988 7133 7300 14433 9475 9852 19328（资料来源：转引自林连德：《当代中日贸易关系史》，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2月，第189页）（二）、投资关系日本对华投资始于1979年，自1979年至80年代末这一段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在逐步增长，但是总体看来，投资件数比较少，项目规模也比较少。在1984年和1988年日本对华投资出现了两次小高潮，但是这两次均属于小规模的试验阶段，投资量不大，而且投资主要集中在饭店、旅馆等投资易于短期收回的的行业和领域，而这两次小高潮也随着中国经济的调整很快衰落了。1979至1990年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件数仅1404件，合同金额总共亿美元，实际执行了亿美元。这一投资规模不仅在同期日本对外投资所占微乎其微，即使在日本对东亚和东南亚投资中也无足轻重。8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远远少于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等单个国家所吸收的日资。日本对华投资不热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建设刚刚起步，投资的硬件条件不够完善，而且初期也将投资的主导对象定位于港澳和海外华侨；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走向也有很多不同看法，日方对直接投资也仍然有或多或少的顾虑。（三）、政府开发援助及其他资金合作1、政府开发援助。日本政府自1979年开始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1979至1984年日本向中国提供第一批日元贷款3 300亿日元，年利率3%，偿还期包含10年宽限期共30年。1984年3月，中曾根康弘首相访华期间表明日本政府决定从1984年至1990年的7年期间，向中国继续提供第二批日元贷款，总额4 740亿日元。2、其他资金合作。除了两批低息日元贷款外，日本政府还向中国提供了一些临时政府贷款和少量无偿援助，而且在两国金融业和民间财团中也有广泛的合作。其中主要是日本输出入银行的能源开发贷款和中方在日本发行债券。能源开发贷款是日本政府为了鼓励成套设备出口设立的信贷资金，由专门设立的日本输出入银行管理。1979年5月和1984年12月日本输出入银行两次与中国银行签订备忘录，两次共向中方提供了10 000亿日元的贷款，这两次贷款用于中方采购中方为开发石油和煤炭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和器材。此外，为了开辟筹措资金的新途径，在日本四大证券公司和有关银行的协助下，中国自1982年开始在日本发行债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福建投资企业公司首次在日本发行了私募债，后来中国银行、中信、福建投资、上海国际信托投资等公司陆续在日本发行公募债券。“1982年1月至1987年8月，中方在日发行债券19次，合计金额达3650亿日元和亿美元。” 这些资金合作扩大了中国的资金来源，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二、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的经济关系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在各个方面高速发展，取得了十分巨大的成绩。（一）、贸易关系1、贸易规模。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在短暂的“平成景气”之后，经历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1996年以后，日本经过一系列调整改革，经济刚刚有了起色，但是却在不久后遭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寒流，日元大大贬值，国内经济再度萧条。在这些情况下，国内需求减少，进口增长停滞不前，有的时候甚至出现减少。日本从中国进口却较小地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有较大幅度上升，中日贸易增长速度远远大于日本外贸增长速度。拿2001年来说，日本对全球贸易出口减少，进口也减少，但是惟有对华贸易总额比上年增长4%。 据中国海关统计，1991—1996年，中日贸易年增长幅度均在20%以上，而1990年至今中日贸易也以年均15%左右的速度增长，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年均增速。从贸易额来看，1991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为亿美元，1995年达到578亿美元，2002年就突破了1 000亿美元大关, 2004年中日双边贸易额则迅速突破了1 500亿美元。1993——2003年，连续11年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也早已超过韩国和台湾地区，自1995年以后连续多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贸易伙伴，2004年最终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从图一和图二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日贸易、美日贸易的变化情况。很明显，中日贸易在不断上升，美日贸易在下降，中日贸易对日本来说越来越重要。图一（(1)）日本对中美出口情况图二 ((2) )日本从中美进口情况（表格资料来源：日本贸易振兴会网站）另一方面，中日双边贸易在两国各自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都很大。“1990年,对华贸易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出口仅占,进口占,而1999年分别上升到和。” 2000年对华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首次达到10%，2003年则超过了15%。对日贸易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也一度逐年上升,1990年,出口占,进口仅占,而2000年分别上升到和。2001年以来，出现了新情况。尽管中日贸易额在不断增加，中日贸易在日本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如表四所示），但是在中国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却在降低（如表三所示）。这表明中日贸易关系中持续了几十年的中方对日的依赖——在相当的时期内是严重依赖——出现了变化，日本对中国的依赖性大大增加，而中方对日方的依赖性逐渐降低。表三 日本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中的地位 单位：亿美元，%年度 中国进出口总额A 对日贸易额B 比重B/A 位次2001 12002 12003 1表四 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 单位：亿日元，%年度 日本进出口总额A 对华贸易额B 比重B/A 位次2001 913947 107903 32002 943364 127074 32003 989241 153689 2转引自薛敬孝：《1980年以来中日经济关系的演变》，载《现代日本经济》，2005年第一期90年代以来中日双边贸易强劲发展的原因其一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扩大了自身的出口能力,同时也增加了对日本产品和资金的需求量;其二是日元升值和日本经济战略的转变。由于日元升值,使日本国内资金相对过剩,也使日本国内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从而促使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为了减少与美国、欧洲的经济摩擦,日本企业转移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又逐步从欧美转向东亚地区。中国及时地抓住机遇,提供优惠政策,吸引日商来华投资设厂。由于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增加,带动了日本的机械设备、生产原料及零部件的对华出口。同时日资企业的产品大量反销日本,也促进了中国纺织品、服装家电等制成品的对日出口;其三是双边政府间资金合作的加强。日本政府对华ODA的扩大,对开拓中国市场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促进了民间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和双边经济交流。2、贸易结构。90年代以来，中国对日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的绝对数量还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但是在整体出口中的地位已经大大下降。中国对日出口增长的主力是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中国服装占据着压倒多数的日本服装市场份额。其他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玩具及游戏用具的出口也迅速增长。档次较高的机械、机器类产品如复印机、照相机、精密仪器类产品的零部件的出口也持续旺盛。中国对日出口产品中工业制品比重的上升，行业间分工向部门内部分工的转化，甚至部门内生产程序分工的出现，都标志着双边贸易正在向水平方向发展，这种趋势及促进了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是，尽管中国对日出口中工业制品的比重在增加，但是纺织、服装及轻工等初级产品和钢性产品居多，而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机电仪器产品、弹性产品较少，中日双边贸易结构优化的潜力仍然很大。此外，日本对华技术贸易在中国的技术引进中占重要地位。70年代以来中国从日本引进了大量的技术设备,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90年代以来,又有了新的发展。1990—1999年,中国从日本引进技术设备共5280项,总金额达亿美元。日本在中国技术引进国别中,始终居前4位,其中1993年居第一位,1994—1996年连续3年居第二位。90年代从日本技术设备的大量引进更进一步促进了我国产业装备的现代化和技术进步,特别是在家电、石油化工及钢铁等行业体现得尤为突出。表五 1990年以来的中日贸易历年统计 （单位：亿美元）年份 中方统计 日方统计中方出口 中方进口 合计 日方出口 日方进口 合计1989 中国对外贸易年鉴各年版（二）、投资关系。1991年以后，在中国吸引的外资大幅度增加的同时，日本再次形成了对华投资的高潮。1992—1995年，日本对华投资达到了第三次高潮。“1992年中国批准的日本对华投资项目数相当于前13年的总和，当年批准项目数为1 805个，协议日资金额为亿美元，实际投入金额亿美元；1993年批准项目数为3488个，协议日资金额为亿美元，实际投入金额亿美元，分别比1992年增长、和。1994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项目为3 018个，协议金额为亿美元，实际投入亿美元，协议金额和实际投入分别比上年增长和，居中国引进直接投资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第四位。” 到1995年，日本对华投资出现第一个高峰，达到了亿美元。1996年，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项目数量和协议额虽然比上年分别下降了和，但是实际投资额也达到了亿美元，占中国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额的。主要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此后对华投资放缓甚至有所下降。然而，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渐消除以及中国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到新世纪之初投资再次出现高峰。2001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达到了4301亿美元；据中国外贸部统计，2002年日本对华投资项目2745个，合同金额53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亿美元。2003年实际使用金额则达到了亿美元，2004年前10个月的直接投资使用金额就接近了这个水平，达到了亿美元。根据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统计也可以看出同样的增长趋势。据日本大藏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申报额统计（大藏省只统计一亿日元以上的申报项目），1995年度，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项目达到了770件，投资额达4320亿日元（亿美元），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分别比上年度增加了和，约占日本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和对亚洲地区直接投资总额的。首次超过对东盟地区的投资总额，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日本第二大投资国。截至1997年3月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4066件，金额达到亿美元。此后呈现下降趋势，1999年度为761件、838亿日元，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下降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经过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下降，2000年和2001年合同额分别比上年增长40%多。 尽管日本对华投资有起有落，但在对华投资国别和地区中始终处于重要要地位。截至2005年2月底，日本累计对华直接投资
中日经贸关系，可从历史，到现在，再展望未来。作为全球化经济的今天，中日经贸已经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化经济，希望能够从这里入手去写。不用写空泛的东西，只要自己有一个理论，然后根据这个理论去寻找可以支撑你论点的证据，再加上你个人的思考，出来的东西，就不会只是通篇都是别人影子的文章了。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 1、不断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 2、陷入迟滞的中日政治关系。这一点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近几年中日之间一直没实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互访，这对于两个近在咫尺的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两国间最大的政治障碍是历史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长期的战争状态粉碎了中日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相互师从、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与和平氛围，民族情绪开始发生历史逆转。这种逆转对后来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其程度之深刻，时间之持久，范围之广泛，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分。与历史问题相伴而来的还有两国在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日美安保问题等分歧。这一系列原则分歧的存在，再加上近年数起具体事件的发生，如参拜靖 国 神社问题。二、中日关系的症结 1、两强并起。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 2、中日两国间政治磨擦因素和大众传媒的片面报道，不仅阻碍着两国增进相互理解，而且不断制造出新的相互误解乃至相互敌对的情绪。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将对中日共同文化基础产生抵消作用。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日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这种为政治的、情绪的因素而牺牲两国利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利益的倾向是十分可悲的。 3、日本的认识问题。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复杂的，昔日煌达的经济如今深陷低迷，日本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地区国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事实。日本要摆脱以下观念：（1）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不参加地区歧视性经贸组织；（2）继续追求在东亚领头羊角色，维护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3）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为保选票，不敢开放国内某些脆弱领域；（4）回避历史，认为如果认罪有损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首先要以一个正常大国的姿态和度量行事，无论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难，依然故我。只有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国家才能对你这种身份认同。 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般来说，外部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的效果往往大于中日两国的直接互动的效果，这可能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律，我们沿着这个规律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关键可能还得从外部的整合入手，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与问题。换言之，中日矛盾的解决并不在中日关系本身，而是在于双方是否具有战略眼光，首先致力于亚洲的整合，第一步当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在东亚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要极力摆脱争夺领导权的思维，而以东盟为主导先建立合作机制。领导权并不是拼命争来的，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领导权的争夺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未来的亚洲不可能是中国的亚洲或日本的亚洲，只能是联合的亚洲，亚洲的中国和亚洲的日本。中日的和解与合作又将大大推动东亚联合的事业。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摘 要：中日邦交正常化30多年以来，特别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两国的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合作领域日益扩大，彼此的依赖关系越来越紧密。但挑战与机遇并存，两国也经历了诸多曲折与摩擦。理性分析并全力推动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促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必将给中日两国带来“双赢”局面，对整个亚洲的经济腾飞同样意义深远。本文对现阶段中日贸易状况及相关要素进行全面考察与系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中日经贸，贸易摩擦，直接投资，贸易收支 一、中日经贸关系的总体状况及主要特点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日双边贸易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按中国海关统计，1972年恢复邦交时双边贸易额仅有亿美元，2005年达到亿美元，34年中增长倍，占中国当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3%，而2006年第一季度达到亿美元，同比增长，其增长之迅速可见一斑。随着中日经贸关系的不断深化，两国已相互成为对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1993~2003年的连续11年间，日本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04年，受欧盟东扩等因素的影响，日本下降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但两年以来双边贸易额仍继续着快速增长的势头。另一方面，2001年以来，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市场；2002年起，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总体上作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不可动摇。通过对最近几年中日贸易发展状况及相关要素的全面考察与分析，中日经贸关系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由“垂直互补型”向“水平竞争型”方向发展 中日贸易赖以发展的分工基础是以垂直型国际分工为基本特征的,这是由两国生产要素禀赋差异产生不同的比较优势所决定的。这一特征反映在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上,就是日本对华出口以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为主,而中国对日出口则以技术和附加值含量较低的劳动资源密集型的低端产品为主。这也意味着中日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以垂直互补型为主、水平竞争型为辅。 从动态变化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中日贸易赖以发展的分工基础逐渐向水平型国际分工转化,在中国对日出口的商品结构中,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所占的比重正在逐步提高,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越来越显现出“水平竞争型”特点。中国从日本进口最大的变化是钢铁比重逐渐下降，同时一般机械和电器机械迅速上升；中国向日本出口最显著的变化是原料性产品和纺织品比重下降，同时机电产品的比重大幅度上升。 当然，目前在中国对日出口的高端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日本在华投资企业提供的。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增长带来的产业内、企业内贸易迅速扩大，直接推动了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向“水平竞争型”转化。 (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经历剧烈波动后稳步增长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当时投资额仅为1400万美元，一直呈增长趋势,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于1997年达到最高点，此后开始出现剧烈波动,项目数到1999年减少至1167件,合同金额减少至亿美元,而实际使用金额到2000年减少至29. 2亿美元。最近几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又开始显现出迅速增长的势头,按照中方统计,项目数在2003年、2004年和2005年分别增长、和,实际使用金额分别达到亿美元、亿美元和亿美元。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日本企业不断将主要的生产和经营基地向中国转移，带动其生产和经营活动所需机器设备和主要零部件大规模向中国出口，从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诱发出口效果”；另一方面，日本企业不断将主要的生产和经营基地向中国转移，导致日本国内市场所需的大量产品要通过从中国进口来满足，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逆进口效果”。中日双边贸易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形成了中日贸易与投资的良性互动。 (三)中日贸易依赖关系发生变化 近年来，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日本经济停滞的背景下，中日贸易的依赖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具体表现为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和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对华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990年的扩大到2005年，而同期对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下降为。还可以从贸易密集度角度分析，贸易密集度是反映两国贸易依赖关系强弱的一个最重要指标。贸易密集度又可以分为出口密集度与进口密集度。其公式为： 出口密集度=(A国对B国的出口额/A国的出口总额)/(B国进口总额/世界贸易中进口总额) 进口密集度=(A国从B国的进口额/A国的进口总额)/(B国出口总额/世界贸易中出口总额) 如果贸易密集度大于1，则表明两国的双边贸易关系比较紧密，两国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如果贸易密集度小于1，则表明两国的贸易关系还比较弱。贸易 密集度的绝对数值表明，中日双边的贸易关系一直处于极为密切的状态，两国的贸易依存关系非常强。表1贸易密集度的数值变化则表明，中日两国的相互依赖程度在不断加强，特别是近些年日本对中国出口贸易密集度和中国对日本进口贸易密集度一直呈上升的态势。这实质上意味着中日双边贸易的相互依存关系在迅速扩张的过程中发生着明显变化,日本对华贸易依存度相对提高,而中国对日贸易依存度相对下降，日本对中国出口的增长已经成为其恢复经济景气的重要引擎之一。 (四)中日贸易收支向中方逆差型转变 按照中方统计口径,在中日双边贸易收支关系中早已呈现出双方在不同年份交互出现逆差的特点,而近年则形成中方逆差(日方顺差)不断扩大的特征。在2001年的中日贸易中，中方尚有顺差亿美元,2002年则转为逆差亿美元，2003、2004和2005年逆差扩大，分别为亿美元、亿美元及亿美元。据中国海关最新统计,2006年1—2月中国对日出口亿美元,由日进口亿美元,逆差已达亿美元，同比增长。步入新阶段的中日贸易在收支关系上之所以朝着中方逆差型发展,主要是基于两大背景:一是中国加入WTO后,正在逐步履行市场开放承诺,而日本早已按照WTO的要求达到了较高的市场开放度,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潜力明显小于中国；二是中日双方经济增长差异导致了明显的进口扩张能力差异。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中国进口增长率也大大高于日本，这势必导致双方在吸纳对方进口商品的能力上也存有很大差距。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经济增长态势差别导致的进口扩张能力的差异在未来还会持续下去,由此势必导致中日双边贸易收支关系继续朝着“中方逆差,日方顺差”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