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现代形态的美学研究而言, 目前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王国维是第一人, 并把王国维看作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开创者或奠基者。① 他的“艺术独立” 论和审美“无用之用” 说, 他的美育理论研究和中国古代文学的美学批评等, 已成为中国美学现代传统的重要基石。但是, 我国学术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 所谓的中国“现代” 美学, 主要是指某一时段的中国美学, 而少有学者从“现代性” 角度立论。因而, 诸多研究者往往从王国维最早引进西方美学思想、批判某些传统美学观念、提出一系列新颖的美学观点, 并由此构筑起中国现代美学的雏形等方面, 阐述他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之功。从今天的眼光看, 这样的研究当然有价值, 但还远远没有发掘出其现代美学的价值。所谓“现代”美学, 应是具有“现代性”的美学, 因此, 研究王国维对于中国现代美学创建和发展的重要贡献, 应着重其推动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思想和方法论意义。他从思维品格、价值论基础以及方法论等方面入手, 创建了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中国美学, 并对中国整个20 世纪美学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由此, 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王国维美学的历史性贡献, 以及它对今天及今后美学研究的思想和学术价值。一、现代美学的哲学意蕴1905 年, 年轻的王国维以中西比较的眼光指出: 中国人是实际的、通俗的, 而西方人是思辨的、科学的②。作为中国人之“特质”的“实际”是王国维在学术上加以批判的, 《论近年之学术界》就是王国维对当时学术界只重“实际”的一次全面批判。他指出, 先秦时期是“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 到两汉则有所停滞; 宋代儒学调和了中国固有的思想和印度的思想, 使思想由受动的时代“稍带能动之性质”, 但此后又停滞了。而当时传入的西洋思想, 就好比“第二之佛学”, 影响很大。可是, 在王国维看来, 此前中国所接受的西方学术主要是“形下之学”, 与中国思想上没有丝毫关系。从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开始, 加上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论说, 西方学术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然而, 王国维并不满意这些人对待西方学术的态度, 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以学术为手段, 以政治为目的。介绍西方哲学的, 兴趣在政治学与法学; 介绍西方文学的, “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 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 与哲学无异”。因此, 他提出了在当时极富新意的观点: “故欲学术之发达, 必视学术为目的, 而不视学术为手段而后可也。”③ 这种视学术“为政论之手段”的观念是传统的, 因此, 王国维还从历史的角度批判学术上的政治功利主义。那么, 独立的学术以什么为自己的目的呢? 王国维讲的就是真理和人生。他一方面引进了西方现代学术的普遍观念, 即学术以求真为目的; 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生命哲学家的人本主义思想, 主张学术以满足人性的需要为目的。他的学术独立论主张是从人固有的需要出发来立论的, 其直接的思想来源是叔本华关于“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而有形而上学的需要”的观点。所以, 在王国维那里, 学术也不仅仅是为了客观的真理, 还为了人生, 而且他把后者看作是根本, 他的学术独立论是指向人生价值论的。因为王国维所理解的“真理”, 实质上就是对“宇宙人生上之根本问题”的解释, 按照他当时的观点, 这种根本问题还是人生问题。正是确立了人生这个本体, 王国维才确立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形而上学根据。研读王国维的前期论著, 可以发现王国维反复强调学术独立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目的, 那就是关注甚至推崇学术的形而上意义。他讲学术独立, 首先是强调哲学的独立; 而哲学的独立,又是指哲学在“形上之学”意义上的独立。从康德、叔本华等西方现代哲学家那里, 王国维接受了“本体论”的观念以及“经验”与“先验”、“相对”与“绝对”、“形而下”与“形而上”等相对的概念, 并十分注重哲学作为形而上学思辨的性质和价值。王国维的这种学术主张固然同他近似国粹派的学术立场有关④, 但是, 更是出于他对西方现代哲学的一种敏感和对人生问题的关切。叶秀山评论说: “在当时中国学术界, 对于欧洲大陆和英美的哲学之区别, 不像现在这样清楚, 但实证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分界, 也还是有的。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王国维选择了欧洲大陆的哲学, 是一种根据自己的习性的自觉行为。”⑤ 他是深感中国的学术太关注形而下问题,注重实际经验有余而思辨和理论不足, 因而在引进和理解西方学术的过程中, 往往只看到“形下之学”, 即使是西方的形而上思想也往往被误解为形下之学。在他的心目中, 形下之学不是不必要, 而是低于形上之学。所以, 他评价学术明显地褒形上之学, 贬形下之学。这种学术追求源于王国维的学术志向, 他力图重建中国的思想文化, 创立真正可以与西方对话乃至比肩的中国现代学术, 而在他看来, 引进西方的形下之学(如科学技术) “与我国思想上无丝毫之关系”,惟有形上之学才可能改造中国的思想文化乃至国民性, 这就是他所谓的西方思想要“与我国固有之思想相化”⑥ 的要义所在。因此, 王国维讲学术独立要打破一切偏见, 并“毋以为政论之手段”, 正是以学术的形而上意义而言。也正是这种对学术的形而上学意义的追求, 使得王国维创立人生论的美学成为可能。在王国维的早期著述中, 哲学和艺术经常是相并列而论的, 认为二者都是最高尚、最无用的学术, 最需要强调它们的独立性。他认为: “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 哲学与美术是已。”二者以真理为目的, 哲学家发明真理, 艺术家表现真理。但是, 在中国历史上, 没有纯粹的哲学, 也没有纯粹的艺术。因为, 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家和艺术家, 哲学家和诗人作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他说: “若夫忘哲学、美术之神圣, 而以为道德、政治之手段者, 正使其著作无价值者也。”⑦ 于是, 哲学、艺术等学术应当独立于政治和道德之外, 前者不能作为后者的手段, 而应该有自己的目的。在他看来, 艺术与哲学一样, 都关注宇宙和人生的大问题, 只不过方法不同。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中, 他说中国文学中最可宝贵者, 不过周秦以前的古典, 他们都是亦哲学、亦文学的, 所以要理解这些经典, 必须注重其哲学底蕴。中国古代美学虽然也具备了某些形而上的哲思, 但就总体的原初形态而言, 更注重经验的归纳总结⑧, 特别是长期处于主流地位的儒家美学更是特别执着于现实的生活经验。这既是一种民族特点, 有显著的长处, 但也存在着理论思维上的不足。王国维在研读西方哲学美学的过程中, 首先抓住了其从哲学思辨的高度来反思审美经验和艺术的特征, 并针对中国传统美学在思维方法上的某些不足, 特别强调美学研究的现代哲学品格和形而上意义。他说: “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 有文学而无文法, 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 皆我国人之所不长, 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ness) 之地位也。”“言语者, 思想之代表也, 故新思想之输入, 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十年以前, 西洋学术之输入, 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 故虽有新字新语, 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⑨ 这里虽然直接论述的是言语更新问题, 实质上却是包含着检讨我国传统学术在理论思维方面的不足, 向西方学习形而上的理论思维方法, 以改造我国固有思想方法的现代性命题。王国维所主张的艺术独立论是同他接受了康德、叔本华等西方学者的审美独立论直接相关的。他说: “美之性质, 一言以蔽之曰: 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一切之美, 皆形式之美也。”⑩ 这里, 我们先不去追问王国维说这些话所包含的确切含义, 只是先指出, 这种审美独立论的现代性意义。现代性是在启蒙运动中被建立起来的现代时期的中心特征, 与纯粹理性至上和现代自我的自主决断相联系。现代人以理性为武器, 寻求一种基于统一形而上学构架的普遍观点来看待世界。他们寻求他们自己的主体性自律, 并拒绝历史、传统和文化的钳制11。“审美独立”或“艺术独立”的观点都基于这样的一种现代性思想, 即主张在文化领域中的人性以及价值的“自律”; 而使这种现代性美学思想得到合理证明的则是“审美无利害性”命题, 正如一位美国美学家所指出的: “除非我们能理解‘无利害性’这个概念, 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现代美学理论。”12 王国维始终抓住了来自康德、叔本华等西方现代哲人的“审美无利害性”理论, 来阐述他的“美是形式说”和“艺术独立论”, 其深层意义就在于突出美、审美和艺术的独立性这个现代美学命题, 从而使他的美学研究突破经验归纳和即兴感悟的传统套路, 具有了现代哲学的理性思辨特征。由此出发, 他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的研究也超越了传统学术的经验层面, 使得他的《红楼梦》研究、词学研究以及戏剧(特别是悲剧) 研究开创性地凸显了现代哲学自上而下的演绎思维品格。这些都从思维品格上创造性地推动了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二、人生论美学之创立王国维在中国美学中确立现代哲学的形而上品格的同时, 也给中国美学赋予了现代人本主义的精神。实质上, 当学术超越了实际经验范畴, 知识便有了全人类的共通性; 只有从形而上意义上看, 古今中外一切学术, 无论其是否有实用价值, 因为只追求宇宙人生的普遍真理, 所以只有真伪之别; 惟有从形而上意义上看, 学术的价值在于学术本身, 即认识真相, 而不能把它作为政治或者道德的手段; 惟有从形而上意义上看, 哲学和美学才可能以人为本, 才可能成为王国维所希望建立的人生哲学和人生论美学。或者反过来讲, 正是这种人本主义的立场, 决定了对于现代哲学思辨方法的选择。所以, 在王国维的思想中, 强调学术的形而上意义同强调学术以人生为出发点和归宿是完全一致的, 也是互为因果的。只有以形而上的观点来关照人生,才可能见出一个具有人文主义意义的人和人生; 只有在人文主义的意义上来关照人和人生, 才可能要求学术从一般的经验层面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可见, 王国维追求“形上之学”的知识观是同哲学和美学上的“人生论”价值观高度一致的, 正是这种一致性使得王国维实现了中国美学在价值定位上的现代转型。王国维曾经说过: “研究人如何而生活之问题, 此实科学中之科学”13, 这就是把人生作为其哲学和美学的形而上学的根据。而不以此问题为中心的所谓科学, 在他看来都是形而下的学问,也是他所不感兴趣的。当时对他影响最大的西方哲学家是叔本华, 在王国维看来, 叔本华主张人的本质是意志, 意志的“一大特质”是“生活之欲”14。既然哲学以人的本质为核心, 意志之源又在“生活之欲”, 那么, 在王国维看来, 所谓真理问题实际上也无疑就是人生问题了。可见, 王国维的学术独立论是要把学术从从属的、作为手段的地位转变为独立的、自律的地位,但这种学术自律并非是为学术而学术, 不是仅就学术本身来研究学术, 而是让人生问题在学术(哲学和艺术等) 中凸显出来, 使学术走向关注人生、理解人生、慰藉人生之路, 从而建立以人生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人生哲学、人生美学等等。他讲的作为哲学和艺术的目的的“真理”主要属于生存论范畴, 而作为认识论范畴的、西方式的客观真理问题, 在王国维的学术独立论当中实际上并不占有核心的地位。了解这一点, 正是我们理解王国维的哲学观和美学观的关键所在。在《〈红楼梦〉评论》中, 王国维一开始就直接进入关于人生与艺术(他称之为“美术”)的话题。接过叔本华的观点, 王国维认为生活的本质就是“欲”, 而由“欲”必然产生“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 三者一而已矣。”15 而要想使人生摆脱这种生而俱来的苦痛, 关键是使人忘记或超越“欲”, 实现这个功能的最佳途径就是艺术。在他看来, 由于艺术本身是超越了“欲”的(“欲者不观, 观者不欲”) , 因此它也具有了使人超越“欲”的功能。王国维是这样解释艺术的目的和价值的: “美术之价值, 对现在之世界人生而起者, 非有绝对的价值也。其材料取诸人生, 其理想亦视人生之缺陷逼仄, 而趋于其反对之方面。如此之美术, 维于如此之世界、如此之人生中, 始有价值耳。⋯⋯美术之价值, 存于使人离生活之欲, 而入于纯粹之知识。”16 这样, 在王国维那里, 审美和艺术成了人生的超脱之道。但是, 这种超脱不是经验界的逃避,而是形而上意义上的醒悟, 即获得内心的“平和”和“纯粹之知识”。所以, 王国维特别推崇悲剧的价值。按西方现代悲剧理论来看, 中国很少有“纯粹”的悲剧。王国维指出, 中国人的精神是世间的, 乐天的, 戏剧的结尾往往是“大团圆”, 而《红楼梦》却是“彻头彻尾之悲剧”, 而且是最高境界的悲剧。他照搬叔本华的悲剧理论, 以为在由“极恶之人”或“盲目命运”造成的悲剧, 以及“非例外之事, 而人生之所固有故”这三种悲剧当中, 以最后一种悲剧的价值为最高,因为“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他指出, 《红楼梦》“不过通常之道德, 通常之人情, 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 所以这种悲剧是“悲剧中之悲剧也”。整部《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就在于它是悲剧;而且, 这种美学价值又同伦理学上的价值是“相联络”的。王国维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认为悲剧“所以感发人之情绪而高尚之, 殊入恐惧与悲悯之二者, 为悲剧中固有之物, 由此感发, 而人之精神于焉洗涤。故其目的, 伦理学上之目的也”。他又根据叔本华的悲剧理论, 认为悲剧是艺术的顶点, 其作用在于揭示“人生之真相”。17 也就是说, 悲剧由于其净化作用和揭示人生真相的作用, 而具有美学和伦理学上的价值, 而且, 美学价值是由于悲剧所具有的伦理学价值而获得的。在西方学术影响下, 王国维论悲剧, 强调的是直面人生之苦痛或“忧患”, 认为只有从苦痛或忧患中觉醒而解脱者, 也就是懂得欲之无限、苦痛无限的道理, 而自觉放弃人生之欲, 这才可以说是真正具有了悲剧的价值。所以他说, 如果贾宝玉在黛玉死后自杀或放弃, 《红楼梦》就没有价值了。他解释说: “欲达解脱之域者, 固不可不尝人世之忧患; 然所贵乎忧患者, 以其为解脱之手段故, 非重忧患自身之价值也。今使人日日居忧患, 言忧患, 而无希求解脱之勇气,则天国与地狱, 彼两失之”。18 王国维的这种悲剧观倒是延续了较长时间, 上面那段话写于1904年, 到了1912 年出版的《宋元戏曲考》里, 他在评论元杂剧时, 他也表达了与之类似的观点,认为《窦娥冤》、《赵氏孤儿》最有悲剧性质, 主人翁出于自己的意志“赴汤蹈火”, 这种悲剧的内涵, 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也不愧色。19 这种确认人类的苦痛之不可避免而直面之, 并要求具有超越的勇气的悲剧观点是典型的西方现代悲剧观。雅斯贝尔斯曾指出, 在古代中国, 由于人们成功地取得了对宇宙协调一致的解释, 并在实际生活中与之保持一致, 人们总是把晴朗、美好、自然和高尚的人性和有条件的秩序看作更真实的东西, 所以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现代悲剧观念。20 而王国维却把人生的苦难作为生活的本真和必然来肯定, 并赞赏那种直面人生苦难而有超越的勇气的人物, 显示出与中国传统悲剧观念的鲜明分野。同时, 王国维的美学和伦理学旨趣在于通过悲剧使人从经验界向“纯粹”的形而上高度超越。他按照康德、叔本华等西方现代美学家的思想, 关注艺术的哲学意义和形而上价值, 所以认为悲剧是崇高的最高形式。所以, 他虽然认为艺术是“慰情”的, 似乎与中国古代美学中的艺术“慰藉”说没什么不同; 但是, 这种艺术“慰藉”说主要是在经验层面上展开的, 而王国维的悲剧“慰情”说主要不是在经验层次上, 而是在超经验的高度使人的情感进入“纯粹之域”。所以, 他在论述“古雅”时, 也说古雅介于优美和崇高之间, 可以使人超脱世俗, 进入到崇高境界。这样, 王国维在美学上追求形而上思维品格的人本主义内涵便比较清晰地显示了出来。王国维一向批评中国文化过于重视实用, 而不重视不可利用的艺术。在他看来, 这是不懂得艺术特殊重要功用的表现。于是, 他提出了关于审美和艺术的著名的“无用之用”命题: “呜呼! 我中国非美术之国也。一切学业, 以利用之大宗旨贯注之。治一学, 必质其有用与否; 为一事, 必问其有益与否。……美之为物, 为世人所不顾久矣! 庸讵知无用之用, 有胜于有用之用者乎? 以我国人审美之趣味之缺乏如此, 则其朝夕营营, 逐一己之利害而不知返者, 安足怪哉! 安足怪哉!”21 这一句源自《庄子》的“无用之用”22 道出了王国维关于审美和艺术性质与价值最彻底也最具独创性的见解, 是把握王国维美学之人本主义取向的关键所在。王国维主张审美和艺术的价值在于使人的情感得到满足和升华, 从而拯救人生, 这才是他主张审美和艺术独立、强调审美和艺术的形而上意义的本意所在。在他的心目中, 只有关注人生、解救人生和提升人生境界的文学艺术作品才是有价值的。他还接过叔本华的话说, 艺术当中以文学(诗歌、戏曲、小说) 为“顶点”, 因为“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23。正因为这种“人生艺术论”是以出世的精神解决现实的人生问题, 所以, 王国维讲审美无用, 实际上还是着眼于“用”; 他讲艺术的形而上意义, 实际上还是着眼于现实人生的解救。在“无用之用”这个命题里有两个“用”, 前一个是指世俗的政治、道德等说教功用, 后一个是指对人的心理和精神建设的功用。所以, 这两个“用”实际上也正好代表了两种关于审美功能的观念: 一种强调审美的政治功利, 一种强调审美的人文功能。而王国维讲审美的“无用之用”就是否定美学上的政治功利主义, 而主张美学上的人文功利主义。正是因为后一种功利主义强调以人生论为基础, 从审美和艺术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推演出对于人生以及社会的积极功用, 所以也可以把它叫作“审美功利主义”24。这种“审美功利主义”是以王国维对西方“审美无利害性”命题的独特理解为理论基础的。王国维认为美具有无利害性, 而这种审美的无利害性在于把对象视作美时, “决不计及可利用之点”。“其性质如是, 故其价值亦存于美之自身, 而不存乎其外”。再进一步, 由于美的形式不关涉人的利害,“遂使吾人忘利害之念, 而以精神之全力沉浸于此对象之形式中”25。这最后一步推论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按王国维的理解, 审美无利害性由观赏方式转变为美的对象或审美自身的功能, 关键在于在审美之时, 全神贯注于美的形式而忘却了利害考虑, 由此形成一种高尚纯粹的情感, 这种情感不仅是审美过程中发生的, 而且还可以迁移到审美过程之外的整个人生。所以, 审美和艺术具有了去除人生欲望的功能。这就是中国审美功利主义(审美功能论) 关于审美功能心理机制的认识, 蔡元培、鲁迅、丰子恺、朱光潜等人均接受了这种观念, 并同王国维一样, 由此建立起审美或艺术的功能论。审美功利主义的特征是: 既不同于传统的审美工具论, 也不同于西方现代的形式主义; 既反对“文以载道”式的艺术功能论, 又反对形式主义排斥审美和艺术的一切功能, 而是要求从审美和艺术本身来推演出审美和艺术对于人的生存和修养的独特而积极的功能, 即情感满足(宣泄) 和升华功能, 从而充分肯定审美的人生价值。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讲, 说“无用”, 说“去欲”, 很容易联想到古代道家的学说, 特别是“无为说”。王国维曾经给老子以“中国第一个哲学家”的美称, 并精彩地指出了老子“无为说”的真谛在“有为”: “老子虽说‘无为之有为’, 而仍注重于有为之一面……。”王国维认为这是区别老子和列子哲学“最不可忽过”的要点, 因此把老子说成理想家, 而对列子的个人消极解脱说则有所贬斥。26 这一褒一贬可以见出王国维讲审美和艺术超脱作用的真正用意所在, 而“无用之用”这句话的语式也同老子的“无为之有为”何其相似。这更加显露出王国维提出审美独立这个“矫激之言”的真谛在于积极入世的人生和社会关切。王国维曾深刻地指出, 老子学说崇尚“自然”、“虚静”, 但是,“绎其本旨所在, 别有一种真面目之理想或主张”, 27 我们今天研究王国维的美学, 也要以王国维读老子学说的方法, 深入地体会和揭示其学说的真实面目和精神实质。从总体上看, 王国维虽注重审美的无利害性和解脱之功效, 却从未放弃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虽然他的著作常显露出愤世嫉俗的情感, 但他的内心仍是积极的, 入世的。或者说,正是他的积极和入世, 才使得他那样地愤世嫉俗。这种“无用之用”的话语结构成为了中国现代美学中的审美功利主义的经典语式, 所谓“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蔡元培、朱光潜) ,所谓“美术似无用, 非无用也”、“不用之用” (蔡元培、鲁迅) , 所谓“无所为而为” (朱光潜对审美“无利害性”的汉译) 等等, 其用语的结构, 其表达的思想, 与王国维是一脉相承的。王国维与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 来自: 免费论文网既然具有形而上价值的审美和艺术是同现实人生相沟通的, 所以, 强调其形而上意义的王国维也不难把形而上的生命关怀转化为形而下的现实关注, 把无关于功利、仅作为形式的美和艺术应用于现实人生的解救乃至社会疾病的医治。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中, 王国维不仅转述了叔本华关于生活之本质是“欲”, “欲”得不到满足而生苦痛之类的观点, 而且把个人内心的苦痛与社会的罪恶联系在一起, 而美则可以消除人们的“利害之念”, 解除人生之苦痛, 从而也可以部分地消除社会之罪恶。他进一步描述了审美境界的状况: “此时之境界: 无希望, 无恐怖, 无内界之争斗, 无利无害, 无人无我, 不随绳墨而自合于道德之法则。一人如此, 则优入圣域; 社会如此, 则成华胥之国。”28 在这里, 王国维沿袭了中国传统的某种教育策略。他自己曾指出, 孔子教育的目的有二: “修己之德”和“治平天下”; “以修身为第一义, 治人为第二义”。29 其实王国维也是按此思路来阐发审美功利主义的功能性价值的: 解除个人生存之欲和苦痛为第一义, 建立无恐怖、无争斗、无人我之见的社会为第二义。孔子强调个人德性的修炼目的在于治理国家, 王国维所讲的“华胥之国”又何尝不是他的最高理想呢? 由此可见, 王国维创立的审美功利主义还不仅仅局限于对人的心理和精神本题的建设, 从中还可以引申出更为现实的社会改造意图(详见王国维《去毒篇———鸦片烟之根本治疗法及将来教育上之注意》) 。王国维的这种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就是利用艺术具有的情感满足和升华作用来解决现实问题, 这也是一种“无用之用”。而且从人们的情感入手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解放人的精神世界, 从理论上开启了以美育来实现感性启蒙的先河。后来的蔡元培、朱光潜等人的美育理论也都是依这条思路来立论的。例如, 蔡元培提出要以无功利性的美来使国人的情感“纯洁”, 从而克服作为人道主义最大阻力的“专己性”30; 朱光潜认为当时的社会问题主要在于“人心太坏”, 而要“洗刷人心”, 就要用审美、艺术来“怡情养性”31。所以, 他们都十分注重对国人消遣娱乐方式的研究和批判, 并把这作为国民性批判和改造的重要方面。这种思潮的一个传统来源是儒家的乐教和诗教, 而西方的来源是席勒、尼采、叔本华以及弗洛伊德等人以生命哲学和审美主义为特征的人本主义思潮。这些中国现代美学的开创者们从传统和西方吸取思想资源来解决中国的启蒙问题, 从而形成了极为独特的中国现代审美功利主义的又一重要特征。而由于关注审美对于情感的宣泄和升华作用而重视美育、倡导美育甚至实践美育, 则是这种审美功利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集中体现。三、沟通中西美学的研究方法中国现代美学是在中西和古今的交汇点上产生和发展的, 而王国维所提出的一些划时代的美学命题或观点也就是中西思想文化碰撞和交汇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 他所做的融合中西古今的工作并不是被动或盲目的, 而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自觉行为。他对于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理论, 而且还在于探索并形成了沟通中西和古今的方法论。前面已经提到, 王国维主张学术独立论的一个论据是叔本华关于“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而有形而上学的需要”的观点, 既然人皆有追求形而上知识的本性, 那么这种普遍的人性观也可以反过来击破学术上的“中外之见”。在王国维看来, 对于宇宙人生问题的解释是学术的目的,无论这种解释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 “其偿我知识上之要求而慰我怀疑之苦痛者, 则一也”, “学术之所争, 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而在是非真伪之外掺杂国家、人种、宗教的偏见, 那是“以学术为一手段”。因此他说: “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 学术之发达, 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 一面当破中外之见, 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 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32 由此可见, 在王国维心目中, 学术独立论同沟通中西学术的思想是一致的。沟通中西学术自然有一个出发点, 这个出发点就是王国维意欲解决的本土问题。王国维从德国现代哲学家、美学家那里引进了许多哲学、美学思想和方法, 但这种引进决不仅仅是一般知识层面上的介绍, 而是试图解决中国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包括他自己) 的生存困境以及与此相关的某些思想文化启蒙问题。首先是人生苦闷的问题。苦闷首先是王国维自己的人生问题, 他体质羸弱, 性情悲观忧郁,又喜好追问人生终极问题, 所以喜欢上了叔本华的哲学。由这种哲学, 他推而广之地认为当时中国社会人生的苦闷源自于“生活之欲”。他意识到, 人受功利欲求的驱使, 不能超脱利害关系, 这样的人生注定是痛苦的。于是, 他倡导研究哲学, 主张以人生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学术独立; 竭力推崇审美无利害性和美是形式等现代性美学
《人间词话》作为我国美学与诗学的典范之作，历来备受推崇。在《人间词话》中，他不仅指出以“境界”为主要评判标准的审美原则，还从其不同层面以诸多具象化的概念来进一步圈定了他的审美取向及审美理想，对于我们更为全面深入地品鉴诗词艺术美感，较为清晰地把握美学发展脉络，以至于把握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趋势都极具前瞻性的参考价值与学术意义。一、大破大立——对中国古典诗论的颠覆与重构 众所周知，在中国数千年的古典文论历程中，对于诗词鉴赏与批评的认识众说纷纭，各持一家之言，从未有过任何系统化、理论化的一套合乎规范的理论体系，这种毫无准的、主观评介的局面由来已久，且大有愈演愈烈的态势，甚至对于诗论概念本身都存在着各种争议与质疑。 或许是有感于历来诗论所处的盲目混沌的局面，再加上时代使然，受到西方美学思想濡染的王国维，对这一根深蒂固的现象深有感触，他凭借“境界”概念的摄入，引领我们的视角投射到另一种全新的诗论方式上来，刷新了人们对于诗词等古体鉴赏的一贯认识，并且由此掀开了笼罩在人们面前的传统面纱，以一种富含客观性、公允性的理论手段建构起与传统文论两相博弈的新型批判范式，使得诗论又陡升起一种新的高度，一新学界耳目。王国维以“境界”为纲目，开宗名义，“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并在引进概念的同时，诠释了这一概念的内核含义，即“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境界的诸多不可捉摸、意趣难求的节点尽集于一“真”字，求真成为“境界”说的入室门径，在中国古典诗论中，“意境”一词因其使用频率之高为大家所熟稔，“境界”一词虽非王国维先生首倡，但这种巧妙的变更与诠释，似乎在传达着一种诗论变革的信号，“它标志着由唐以后中国古典诗论的艺术品鉴论进入到一种融艺术品鉴与人生品鉴相交融的更为宏阔深沉的审美境域中”，或言之，王国维在试图接近艺术本身，并竭力探寻艺术本质，力求以“境界”的深入探究达到与读者内心两相契合的共鸣，逐渐超越并变革传统的、功利主义的、以伦理为参照标准的旧式词论体系，并以此为落脚点，层层推进，使得扑朔迷离的概念逐渐呈现在读者面前，而这一历程也正是王国维打破常规、革旧鼎新、标新立异的探究全貌。 王国维论词标举“境界”，并不是机械地、单调地照搬西方美学、诗学理论，康德与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对王国维影响深远，可视之为最重要的理论渊源，这已是学界不争的共识，即康德美学思想所奉行的重视自然与天才的创造力，叔本华美学思想所主张的根本的解脱与暂时的解脱之说:根本的解脱即绝对的忘我，以此达到对意志的全部否定；暂时的解脱即通过哲学上的沉思、道德上的同情以及艺术上对于美的观照，达到暂时的否定意志，暂时的忘我。而所谓美的观照，就是消除物我之间的差别，物我合而为一，以达到忘我境界。艺术的目的，就是把人们引入忘我的境界，暂时从意志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随着对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学者把视线转向了席勒诗学，认为席勒是对王国维美学思想极具影响的人，“若仅以‘西方影响’而言，《人间词话》中与‘境界’之‘真’相关的属于文学方面的观点，诸如‘写境’与‘造境’，‘主观之诗人’与‘客观之诗人’，‘理想’与‘写实’，决不能归‘本’于叔本华，而实出于席勒”，王国维的美学思想是脱胎于西方诸家，奠定于西方美学、诗学理论基础之上的，这也是他不拘俗套、开拓新路的源泉所在。 除此之外，他还从中国古典文论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学说。“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公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此举虽稍有自矜之态，细细咀嚼，还是颇有深意的。“兴趣”说、“神韵”说皆以作品所特有的韵味而言，是鉴赏之余油然而生的意会之感，不同于“境界”说所针对的文体本身，后者显然是前者的复合体，是取其要素而合一的探究词体本身的学说，也即是对“兴趣”说与“神韵”说的进一步申辩与整合，是对二者的传承与超越。作者始终以一种扬弃的眼光来审视文体本身及各家文论，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批判中继承，在经验上超越。与其说博采众长式的有机借鉴，不如说是独树一帜的重新架构——在提出自己的论点时，既从西方美学理论中引进诗论理念，又对中国古典文论中对诗词文体的固有模式提出质疑与诘问，针对性地一一予以剖视，以达到论证的缜密与公允。 二、廓清迷雾——对历史审美话语的消解与弥散 在逐步厘清“境界”及其内核“真”的概念涵义之后，王国维就“境界”之特性及其相关时代、相关流派、相关作品等文学现象及文学态势作了详细论断，为历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若干学术论题廓清了迷雾，指引了方向，极具理论性和超前性。 王国维就文学史发展的脉络基本依循盛衰进化的观点，“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中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我们分明可以察觉，王国维在文学代际进化方面是有着极为敏锐的历史观感的，在《宋元戏曲史》中亦有类似论述：“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和历史上众多词论家一致的是，王国维站在历史进化的理论基础之上，也在为词的历史地位呼号呐喊，将“词”这一文体置于“一代之文学”的评价高度，比之李清照《词论》所述“别是一家”的词学观点更甚一步，既肯定了词体作为独立文体的文学价值，更确立了词体作为有宋一代文学盛衰代表的文学地位，并且弘扬保留了词体的本体精神及美学风格。縠永先生曾在《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一文中将文学发展历程分为三时期，即原始时期、黄金时期和衰败时期。他指出：“原始的时期真而率，黄金的时期真而工，衰败的时期工而不真，故以工论文学未有不推崇第二期及第三期者；以真论文学未有不推崇第一期及第二期者。先生夺第三期之文学的价值而予之第一期，此千古之卓识也。”纵观三个时期的特征，唯以其“真”为贯穿始终的一大共性，而“真”与“不真”也顺承为文学盛衰之迹的决定因素。毋庸置疑，这与王国维所倡“境界”的内核涵义——“真”相互吻合，毫无二致。王国维关于文体盛衰的论点虽稍有偏颇，在论述时也较为单一粗略，然而这种观点的引入在当时特定时代条件下，是极具前卫性与开拓性的，较之以历史循环说来诠释文体流变的规律，文体盛衰的论点还是略胜一筹的，文体的代际盛衰自有其规律使然，然而并不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王国维先生极为妥当地处理了这一规律中有待解决与尚待商榷的问题。 在论及“隔”与“不隔”之别时，王国维强调“话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如此，便有了一个大致的概念界定。艺术作品（诗词）使得读者对于作者的诸多情感、情境、情景等获得一种全景式印象与感觉，王国维先生并不是单纯的概念引入，他并没有忽略诗论中对于概念清晰的辨别与信息精确的获取，为了更加清楚有效地使得读者捕捉抽象概念的具象化，他指出：“‘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云《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深浅厚薄之别。”“不隔”也即主观与客观之间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映衬，人、情、景三元重叠，给予读者一种直观的美感享受，由诗词中景与物所营造的氛围窥探出人的人生美学情致来，“隔”反之，矫揉造作，刻意用典，主观与客观之间断层不续，打乱了人、情、景的三元布局，壅塞了直取其旨的渠道。由此，“隔”与“不隔”便取得了迥异有别的艺术审美观感，引领读者达至境界悬殊的美学情致之中。对于那些试图以“矫揉装束”的方式谋划诗词布局的词人，他是抱着一种批判的角度的，如白石，梅溪、梦窗，评曰“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对于那些澄明透彻，“语语都在目前”者，他均持一种客观赞扬之态，如陶谢、东坡等人，“妙处皆在不隔”。王国维这种以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相互周旋的词论方式，不着痕迹地将观点穿插其中，极有说服力和煽动性。 三、正本清源——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开拓与疏导 王国维倡导的以“境界”说为主的审美范式对中国现代美学的整体趋向及其艺术精神的主体脉络均具有前瞻性的指导意义。现代美学的发轫与渐次成熟阶段所推崇的理论与王国维一贯倡导的美学理想是基本吻合的，美学理想的形成与发展是与美、艺术、人生等因素紧密相连的，文学即人学，人们在文学创作时的价值与意义，往往须经过时间的打磨考验，才会逐渐彰显出来，而作者在艺术创作时，希冀将艺术通往人生，指向生命，以艺术投射自身，以此来观照整个自我，其目标无外乎假借艺术与美的观照来衡量生命的高度。将人格境界作为其审美体验的最终旨归。 王国维曾指出：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概括来说，也就是诗词各有所长，词大多不能如诗般描摹宏大寥廓的社会现实之类的场景，而诗又不如词表达幽微窈渺的细腻深长地个人情思。这一观点得到了缪钺先生的高度赞赏，他指出：凡是一种文学艺术，皆有其产生之特殊条件，从而形成此种文学艺术之特质，而其长短得失亦寓于其中。今词之特质果何在乎？王静安先生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斯言得之。词兴于中晚唐而滋衍于五代，当时词人，于酒筵歌席之间，按拍填词，娱宾遣兴，寄怀写物，取资目前。因歌唱者多是少年歌女，故词中亦多写男女间之幽怨闲情，其风格则是婉约馨逸，有一种女性美，亦即王静安所谓‘要眇宜修’者也。这无疑是对王国维关于诗词文体之别观点的进一步阐释与总结，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辨别诗词文体特征具有指导意义。 针对王国维“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中衰者，皆由于此”的文体盛衰论的观点，中国现代美学大家朱光潜在吸收王国维美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在西方文艺中，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相代谢的痕迹也是如此。他还就格律与文体凋敝之间相反相成之间的关系作了论述：各派有各派的格律，各派的格律都有因成习套而“敝”的时候。格律都有形式化的倾向，形式化的格律都有束缚艺术的倾向。但是提倡不要格律也是一桩很危险的事。我们固然应该记得格律可以变为死板的形式，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第一流艺术家都是从格律中做出来的。比如陶渊明的五古，李太白的七古，王摩诘的五律以及温飞卿、周美成诸人所用的词调，都不是出自作者心裁。似乎在格律与文体流变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然而在朱光潜看来这并不足以称之为矛盾，他谈到“格律不能束缚天才，也不能把庸手提拔到艺术家的地位”，格律对于真正的诗人是毫无拘束的，甚至诗人或艺术家大都会做到“脱化格律的境界”，也就是说，格律的脱化活用反而成为了评定诗人艺术水准及其美学境界的潜在标准。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境界”说作了不同层面的阐释与例证，其中较为典型的便是“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只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朱光潜认为这种有我之境的解释即近代美学所谓的“移情作用”，并且他在王国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超物之境”与“同物之境”，“在‘同物之境’中物我两忘，我设身于物而分享其生命，人情和物理相渗透而我不觉其渗透。在‘超物之境’中，物我对峙，人情和物理猝然相遇，默然相契，骨子里它们虽是欣合，而表面上，却仍是两回事。在‘同物之境’中作者说出物理中所寓的人情，在‘超物之境’中作者不言情而情自见。‘同物之境’有人巧，‘超物之境’见天机”，这种观点深化了物与我的两元关系，使得艺术创作方式更具操作性，批评鉴赏方式更为具象化。丰子恺认为在艺术上都是好作品，但在科学上看来，都是虚假。把花，草，黄莺，青山，都当作人看，根本上已经错误了。岂止在艺术上，另有一种理想。根据了这种理想而观看世间，所见的都是艺术的真。这理想为何？就是主观强盛，把一切客观物象加以主观化。换言之，即把一切物象看作自己一样的人。于是梅花枝多情，春草嫌繁华，黄莺惜别离，青山伸头看，都合于“艺术的真”，并非虚空的了。丰子恺一生以“真”为其艺术理论的根本所在，不夸饰，不浮躁，他倡导“赤子之心”，认为这是艺术家所不可或缺的精神本质，也是艺术家创造艺术的源泉，丰子恺所主张的这些美学理论及艺术原则是对王国维《人间词话》“真景物”、“真感情”的进一步丰富与延伸。 王国维先生在词论方面提出的诸多概念及其这种兼容并蓄、大胆开放的论调与研究，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重新认识诗词文体的嬗变规律及词人创作情趣与审美理想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他启发我们用一种历史进化的思辨方式去发掘艺术作品创作过程中的规律，而不是将眼光聚焦于单一时代、单一词人、单一作品的咀嚼与鉴赏，尽管这种方法在当今学界研究之中有失偏颇，但词话中诸多观点仍具现实指导意义与参考价值，这种大胆引进、客观分析的态度也是这个时代所不可或缺的学习标杆。《人间词话》堪称词体理论的集大成者，是对传统词论的总结和升华。
王国维在年轻的时候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和文学批评活动的内容。重点是他的文学批评作品和美学作品中所包含的一些文学思想。 王国维一生从事文学批评活动，主要集中在他26岁开始到36岁，这一段大约十年的时间。这十年大致上我们又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讨论中国和西方的美学思想以及文学问题。其代表作品是《红楼梦评论》。后期已研究中国传统词曲为主。代表作品是《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 王国维在《红楼梦》和《人间词话》之外，所写的其他的一些美学著作和文学批评，所表现出来的文学思想，对西方文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应用和汲取。他的代表性的论文有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红楼梦评论》、《叔本华与尼采》、《屈子文学之精神》等。主要看单篇的文章之中所表现出来的王国维的主要思想。 首先主要是说什么是美这一部分，它主要是受叔本华、尼采等一些人物的影响，谁在叔本华、尼采的一篇文章之中直接提出了对美的一种理解。夫美术者，实以静观中所得之实念，寓诸一物焉而再现之。他的意思是说，以文学艺术为代表的美术作品。实际上是作者在静观中所得的实念，实念就是理念。这个理念包含在一切的事物之中。而作家要做的艺术家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将体现在一切事物中的理念再现出来。理念是美的，主要的内涵。理念是一个超绝的东西，形而上的东西，但是它又存在于各个事物上面。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在反映客观事物的时候，特别要知道它们是存在于这个事物上的超级的理念。怎样获得这个理念？是我们人才能获得审美感受的首要条件。主体必须具备这样一个条件，主体必须做到无欲。他后来在《红楼梦评论》中所说，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在此间的你，我只有摆脱欲望的束缚，以一种静观的态度才能够把握现实生活中的美。这是王国维提出的获得美的一个主观的条件。 第二，美是可以爱玩而不可以利用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美的东西，我们只能够去欣赏，而不能从物质的利益上去利用这个东西。王国维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说，美之性质，一言以蔽曰，可爱玩而不可以利用者是已。……当我们进行审美欣赏的时候，一定要撇开功利的关系，如果以功利的关系来关注外物，那么这样就不是进行美审美的欣赏，而是从自己的一种物质需要去占有外在物质。这是王国维所提出的美，区别与其他物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一点受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对我们现代的美学影响也产生了。中国的文学的观念从王国维时代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开始不再像我们中国的传统社会那样，以纯粹的，教化的观点来观照文学艺术。因为这样没有办法充分的认识到文学艺术独特的审美价值。 所以王国维在《小说小言》中，他就说，凡哲学家无不兼为政治家。这里的哲学家是广义的，包括史学家，也包括艺术家。他说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文学家、哲学家、艺术家、史学家，除了在自己的专业上有所作为之外，他们都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作为王国维，他当时看来这是比较奇怪的一件事情。比如说他比较熟悉的中国的诗歌，他就以杜甫为例，他说杜甫在自己的诗歌之中，表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自谓颇挺出，立登要津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里实际上表现的，是杜甫杜子美的政治理想。胡不上书自荐达，做令四海如虞唐，这是韩愈的诗歌，也表现了对年轻后生的一种忠告。再看陆游的诗歌，寂寞已甘千古笑，曲池游望两河平，这是陆游在诗歌中所表现的北方的失地始终不能得到收复那种悲愤之情。当然也是他的政治理想。他举了这些诗人的作品之后，他说只有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如此的思想理想之时，诗人才能称之为大诗人。如果诗人没有这样的抱负在诗歌作品之中，没有表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就把它当做戏曲小说，其他的那些作家一样是游戏人生的东西。所以以侏儒倡优自处，世亦以侏儒倡优蓄之。倡优侏儒是中国古代的戏子的形象。他们主要是供达官贵人娱乐的，没有多少严肃的政治意义。由于王国维在年轻的时候受到西方文学的思想的影响。开始对中国传统的思想的价值观念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开始提出了一种新的文学价值观。 王国维在《小说小言》中所说，诗外上有事在，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我国人之金科玉律也。一定要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关心现实，书写自己的人生理想。呜呼，美术上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人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原因也。 王国维受到西方美学思想的影响，对中国的只教化的那个文学观念的反思，认为中国传统的那种价值观念有自己的局限性。使得没有独立的文学艺术出现，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如果仅仅觉得西方的美学思想来评价中国传统的文学价值观，中国传统的文学价值观使得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不发达，当然也是片面。这是王国维的早年的文学思想所表现的第二个方面。 第三，在早年的文学著作中还提出了，一切的美皆形式之美。他提出了两种形式，一种是，体裁，这个体裁和我们一般传统文学的体裁是不一样的。主要是指美所存在的不同的材质。包括自然、艺术等；第二，形式的美主要是风格。优美和宏壮，两种不同的美学范畴。还有古雅这个独特的美学范畴，也比较深入的讨论了古于今雅和俗的关系。
秦代和两汉文学，由于秦代历时短促，文学成就不高，因而主要是两汉文学的成就。从文学样式看，秦汉文学主要在辞赋、史传文、政论文和乐府诗歌等四个方面取得较高成就，在上有较为深远的作用和影响。秦代文学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至嬴子婴即位（公元前207）不久为刘邦所灭，仅历时15年,文学上无重要建树。秦王朝在统一全国之初，实行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不仅如此，秦王朝还对儒生实行肉体消灭政策,曾一举坑杀儒生460余人。在秦王朝统治期间，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先秦时代的文书典籍几全遭毁灭。“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文心雕龙·诠赋》),“秦皇灭典,亦造仙诗”（《文心雕龙·明诗》），即使遗留一些杂赋、仙诗（仙真人诗）亦皆亡佚。现在能看到的仅仅是秦始皇巡行各地时，等人写作的歌颂功德的文字，由于它们刻在各地山石之上，后世称为。它们在形式上模仿雅颂，为四言韵文，多以三句为韵。文学价值不高，但由于它们是今存最古的碑文，对后世的碑志文有一定影响。西汉文学 汉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在政治上恢复了分封同姓侯王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措施，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黄老的“无为而治”学说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在文化政策方面，惠帝时废除了秦的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加之战国以来百家之学的影响，各地侯王也仿效战国诸公子的办法,招致各种人才于自己的门下,这使汉初的哲学和社会思想都比较活跃自由，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汉初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和辞赋的发展上。汉初文士有战国游士的余风，喜欢奔走于诸侯、权贵之门，比较关心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并勇于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促进了政论文的发展。汉初政论文作者以、为最著名。他们注意总结秦王朝由弱转强、政权得而复失的经验教训，对如何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完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这些政论文议论宏阔，说理畅达，感情充沛，富于文采，对唐宋以后散文创作有明显的影响。汉初的辞赋属于战国的余绪,但汉初辞赋作者缺乏那样的强烈感情,多为模拟之作，作品亦多亡佚。现存的《招隐士》，其气象、格调逼近屈宋，为其中的佼佼者。贾谊在贬谪长沙时写有《吊屈原赋》和《鸟赋》，其中渗透了个人的身世感叹，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抱负,特别是后者,在体制和写法上，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是文景时期的重要作家，他以上书吴王、谏阻其谋反而知名于世。他的《七发》虽然不是以赋名篇，但其写法和格局都可以说是汉代新体赋——汉大赋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汉赋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汉武帝时代，西汉封建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经过汉初以来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汉武帝雄才大略，内外经营，进一步加强了汉王朝的封建集权制。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文化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容了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和黄老、刑名等思想。它不仅解释了汉王朝夺取政权的合理性，而且也指出了巩固统治的方法。从此以后，儒家思想就一直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这一方面对封建统一帝国的形成和封建集权制的巩固起着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定于一尊，对当时和以后的学术和文化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汉武帝时期至西汉末，文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乐府机关的设立、扩展，辞赋创作的繁荣和的出现。汉高祖时,叔孙通制定朝仪,使汉高祖体会到了“为皇帝之贵”，也使他认识到制礼作乐对建立封建王朝秩序的重要。汉初设立的乐府，其主要职能就是为了管理郊庙、朝会的乐章。但由于“大汉初定,目不暇给”,还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定制度，兴礼乐”（《汉书?礼乐志》）的工作。汉武帝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以兴太平”(《汉书·礼乐志》)为目的,把乐府规模和职能加以扩大,大规模搜集各地的民间歌谣，以丰富朝廷乐章。所谓“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班固《两都赋序》)，“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反映了当时制礼作乐的实际情况。乐府机关的设立和扩大，使各地民歌有了记录、集中和提高的条件，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汉乐府所演奏的乐章,除汉高祖唐山夫人以“楚声”为基础创立的《安世房中歌》和武帝时《郊祀歌》外，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还有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各地民歌55首。现除《铙歌十八曲》外，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铙歌》是武帝时吸收北方民族音乐所制的军乐，它的歌辞由于文字衍误过多，大都难于读通，其中少数言情和反映战场惨象的篇章，明白可诵，有一定现实意义。辞赋创作也因为“润色鸿业”的需要，在汉武帝时得到极大的发展,进入了汉赋创作最兴盛的时代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的赋，不算杂赋在内,有900余篇，而武帝时的赋就有 400余篇。司马相如是汉赋创作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家。他的《子虚》、《上林》赋，以宏大的结构、绚烂的文采和夸张铺陈的手法，描写了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和天子田猎的盛大，迎合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因而受到重视，表现出汉赋作为宫廷文学的特质。汉武帝周围，除司马相如外，还有、枚皋等所谓“言语侍从之臣”,他们“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如倪宽、董仲舒等也“时时间作”，从而造成了汉赋创作盛极一时的局面。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辞赋,在他周围也有一批辞赋作家,如、张子侨、、华龙等，他们的作品除一些描写帝王田猎、宫苑的大赋外，还有一部分是所谓“辩丽可喜”、“虞说（娱悦）耳目”的咏物小赋。但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不存。是西汉末年著名辞赋家他写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处处有模拟司马相如赋作的痕迹，缺乏创造性，但由于他才高学博，有的赋还写得比较流畅，有气魄。扬雄晚年认识到汉赋无补于讽谏的根本弱点，辍不复为，并在《法言》等著述中正面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强调文学内容与形式统一，这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汉赋是西汉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但就其思想和艺术的成就来说，并不足以表现西汉各方面的发展，真正代表这个时代文化发展最高成就的是的。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这就为《史记》的写作准备了物质条件。司马迁独立完成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史记》,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发展,树立了一块丰碑。《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中心，不仅开创了“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历史，所说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确地评价了司马迁在历史学和文学发展上的贡献。司马迁的《史记》在汉宣帝以后就在社会上传播，由于它记事止于汉武太初年间，就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来续补它,但大都文辞鄙俗,不能和《史记》相比。西汉后期散文成就表现在政论文方面，桓宽的和的奏疏、校书的“叙录”,继承汉初政论文传统,内容充实，说理明畅，表现了作者匡救时弊的热情。东汉文学 初始元年（公元8）,汉室外戚王莽代汉称帝，天凤四年（公元17），爆发了赤眉、绿林农民大起义。建武元年(公元25),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在政权性质上，东汉王朝是西汉王朝的继续。东汉初年，刘秀采取了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以及农业技术的进步，使生产有所发展，刘秀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推崇在西汉末年开始兴起的谶纬之学，它与今古文经学合流而泛滥于一时，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思想。在这样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东汉文学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的汉书是东汉史传文学的代表。它沿袭《史记》体例而小有变动，记叙西汉的历史，开创了中国断代史的先例,其中有一些人物传记,详赡严密。旧时史汉、班马并称，说明《汉书》同《史记》一样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汉政论文如《潜夫论》、崔《政论》、《昌言》等，继承西汉传统，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争是东汉反对谶纬迷信的杰出思想家,他的《论衡》是一部“疾虚妄”之书，对当时统治者所宣扬的神学迷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他还从这一精神出发，批判了当时“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并正面提出了一系列文学主张。东汉辞赋仍在司马相如的影响之下，模拟因袭的风气盛行，但以班固《两都赋》为开始的京都大赋，由宫苑而都城,在题材开拓上是一个进步。东汉中叶以后,政治极端黑暗，赋风开始转变，的《归田赋》以清丽的语言、情景交融的手法，表现了作者归隐田园的恬静心绪，是这一转变的标志。桓灵以后，一些愤世疾俗的士人如等，也写有揭露现实、抨击社会黑暗的短赋。这类抒情小赋数量虽然不多，但它突破了沿袭已久的赋颂传统，是魏晋六朝抒情赋的先导。现存汉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的作品。这些民歌形式多样，反映了东汉人民的苦难处境和思想感情，是东汉文学的重大收获。东汉文学的另一重大收获，是在乐府民歌和民谣影响下,文人的形成,无名氏是东汉文人五言的成熟作品。东汉文人五言诗是东汉后期中下层士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它们的作者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在创作中既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朴素自然、平易流畅的特色，又能借鉴、《楚辞》的艺术手法，在朴素自然中求工整，在平易流畅中见清丽，“深衷浅貌，短语长情”，极大地提高了诗歌的表现力和抒情性，这对以后魏晋五言诗的发展和的产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秦汉散文 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只存在15年。这期间除皇帝的诏令和臣下的奏疏等实用文字外，没有散文名篇传于后世。而在文学发展中起过一定影响的是完成于秦统一前秦王政八年（公元前 239）的《吕氏春秋》和李斯作于秦王政十年的《谏逐客书》。前者由秦丞相吕不韦主持，由其门客集体编著，它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说理，富于文学意味；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文遗闻，是后世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后者是李斯为谏阻秦王拟驱逐六国来客而作。文章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说辞的气势；而在文辞的修饰整齐、音节的和谐流畅等方面，又是汉代政论文和辞赋的先声。 两汉散文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政论文。西汉初年，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余风犹存。一些作家继承先秦诸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勇于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使汉初政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贾谊和晁错是这一时期政论文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政论文作品或针砭时弊，分析社会实际存在的矛盾；或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都写得深切著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就文章风格而论，贾谊、晁错各有特点，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指出：贾、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贾谊有文采而比较疏阔,晁错则见识深远,他们的政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而经学家的家法森严，章句烦琐，许多士人皓首穷经，日益脱离现实而不切实用。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起，东汉大盛，使空疏的经学又增加了神学色彩，一般士人也无不受到影响。所有这一切，使一般政论文也蒙上了空疏神秘的经学雾障，迂腐板滞而缺少生气。但少数作家能够冲破经学的束缚，继承贾谊、晁错的传统，对封建社会中日益尖锐的种种矛盾，统治阶级的腐化侈靡以及神学化的经学作了揭露和抨击。在文章风格上因受到辞赋创作的影响，有趋于整饬、排比的特点，但思想内容则与辞赋相反，绝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颂扬。 西汉宣帝时的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不仅保存了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也对当时的社会面貌有具体生动的反映，其中对时政的批评，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对不切实际、迂腐经生的讽刺,都很深刻。在形式上，《盐铁论》是汉赋主客问答形式的改造和变化，有创新意义。东汉政论文较著名的有王符的《潜夫论》、崔□的《政论》和仲长统的《昌言》。它们对东汉中叶以后的社会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文章结构严密，语言质朴，并常以历史故实和生动的比喻增强其论点的说服力。但就文章气势和文采而言，一般不如西汉的政论文。 东汉初年的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所著《论衡》（85篇）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他高举“疾虚妄”的旗帜,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并对传统的思想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批评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的错误态度，并在《问孔》、《非韩》、《刺孟》等篇中，对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孔孟的言论做了分析，并指出其荒谬的地方。由此出发，王充还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艺增》、《超奇》、《佚文》、《案书》、《自纪》等篇中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 汉代散文中的史传文成就突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汉书》在整个封建时代，都被史学家及文学家奉为典范。 中国史官的建置极早，他们掌管国家的典册，记言记事,积累并整理了大量文献,供统治者咨询和使用。现存的儒家“五经”及《左传》、《国语》等，其初大都出于史官之手。战国以后，特别是经过秦火，至汉王朝建立时，史官制度已名存实亡，典籍图书的散失更加严重。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社会经济、文化才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与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致，总结、整理历史资料就成为文化思想的必然趋势。《史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伟大著作，作者司马迁创造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而《史记》的人物传记,由于作者的匠心独运,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后代的文学家从中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宋代郑樵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都说明司马迁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伟大贡献。 汉宣帝以后，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续补《史记》。 东汉初年班彪“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其子班固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汉书》的体制虽承袭《史记》，但它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共 229年的断代历史，是继《史记》之后又一创造和发展，对后代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史学界均以班马、史汉并称。 汉代散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还有小说一类，《艺文志》载“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实为一千三百九十篇）。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桓谭也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李善注引《新论》)汉代小说作品大都亡佚,现存题为汉人所作者,如《十洲记》、《西京杂记》、《汉武帝内传》等,均出后人伪托。但据班固、桓谭所论,及汉代小说佚文、伪书所记,推测其内容当系志怪、志人之类,实为魏晋小说之滥觞。由于这些著作“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不本经传,背于儒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因而为当世儒者所轻贱,以至无法流传于后世。汉人小说虽不存,但现存的汉代散文著作中亦有类似小说者，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作者编纂这三部书的本意是用历史故事来宣扬封建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但其中除有先秦至汉代的史事外，也有一些流行于民间的轶事、传说和寓言，颇与后世小说相近。此外，《吴越春秋》、《越绝书》,旧时书录均入史部,称之为“杂史”、“载记”。两书都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史实，主要根据《国语》，亦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但其中也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四库全书总目》称《吴越春秋》中“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其写法对后世历史演义小说是有启发的。
东汉的王充很聪明，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用自己的思想批判了当时的观点和一些陈腐的旧思想。
太高深了。我不懂，加油！
十九世纪美国哥特小说的流行 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主人公，作案手法诡谲的密室凶杀案，直触人心阴暗面的扭曲想象……无论是鲁迅的《狂人日记》，还是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亦或是如今吸引大批读者的悬疑作家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爱伦坡哥特风格小说的影响。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这位被劳伦斯在《美国古典文学研究》中评价为“ 一位深入人类灵魂洞窟的地道冒险家 ”的创作奇才，将美国短篇哥特小说推向巅峰状态，为西方文学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哥特”一词原指古欧洲的一个蛮族，因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学界讽尖形拱棱状建筑时被引用，从而成为“野蛮、怪诞”的代名词，文学意义的哥特式类同建筑意义哥特式，都含有直指黑暗与诡异的色彩。起源于十七世纪英国的早期哥特风格文学为哥特文学提供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模版，即在怪诞惊悚的场景设计中，恶棍英雄式人物演绎一系列复仇事件，这为后期美国哥特作品的本土化与再创作提供了灵感土壤。1764年，美国作家贺拉斯·瓦尔蒲尔出版小说《奥特朗托城堡》，并在第二版书名旁增加副标题“一个哥特故事”确定哥特文学的命名，哥特小说作为世界边缘性文学种类之一，在美国城市高速发展时期，迅速得到读者的热情响应，并同样达到一个极速发展。 充满惊悚意味的哥特小说为何会拥有如此高的影响力？英国著名美学家博克在讨论美时，为“恐怖”与“美”的关系做出影射，他认为 人类最强烈的感情是恐惧，将恐惧进行艺术化的处理，可达到壮美之美。 由此可观，哥特小说在十九世纪美国的流行甚至如今中国推理剧或悬疑文学的大热，都可归其原因有二， 一是美学涵义中恐惧情绪对人类美感体验的震撼作用，二是时代涵义中城市发展所酝酿的人文焦虑与道德反思。 因此，美国著名哥特作家爱伦坡的哥特风格小说，除了刺激的情节之外，更有美学与社会含义融入其中。 爱伦·坡与哥特小说创作 埃德加·爱伦·坡是美国十九世纪杰出的诗人、短篇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亦是美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驱之一，其作品尤以风格诡异、精神错乱的惊悚小说与悬念迭起、逻辑缜密的推理小说为名，被认为是推理小说的创始人与科幻小说的催生者。由于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多沉郁迷离，充满哥特小说的怪诞风格，又能够突破哥特小说“恶棍英雄主义”的狭隘，因此可以认为，爱伦坡开创了哥特文学在美国发展的新阶段。 主人公形象平凡化、人称视角多元化、剧情结构严谨化、关注方向社会化是爱伦坡对传统哥特文学的四大突破。 前两点多见于爱伦坡惊悚小说，即在爱伦坡哥特惊悚小说中，行使复仇行动的主人公已不再是英雄人物，而是平凡之人，如《一桶蒙特亚白葡萄酒》、《泄密的心》等短篇惊悚小说的主人公均是无特定英雄背景的普通复仇者，增加了作品真实感；人称视角多元化突出表现在爱伦坡叙事时第一人称内外视角的转换，即一篇小说兼有内视角的现在进行时叙述与外视角描写下的回忆性内容叙述。剧情结构与社会关注更多在爱伦坡的推理小说里体现，如《金甲虫》密码解码破案、《莫格街凶杀案》密室破案、《被窃的信件》的“障眼法”模式，以及推理小说常见的报纸报道情况情节等，无一不体现爱伦坡对社会状况的反思与个人书写逻辑的重视。 爱伦坡对传统哥特文学的四点突破强化了哥特小说创作的深度与广度，除此之外，文学研究者们甚至认为爱伦坡哥特风格创作还涉足心理学、印象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等现代主义领域，这使坡之后的哥特作家深受其影响，哥特小说不再局囿于单纯封闭的恐怖氛围制造，心理探究、逻辑推理、社会反思等逐渐成为哥特倾向文学作品的重要关注点。 惊悚小说：心理疾病与灾难危机 “如果在我的作品中恐怖一直是主题，那我坚持认为那种恐怖不是日耳曼式的，而是心灵式的。” 爱伦坡曾对自己的惊悚类小说作出“心灵恐怖”的定义。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尚未诞生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爱伦坡的惊悚小说就已经具有前瞻性地以第一人称暴露了压抑与抵抗影响下的精神分裂者状态。《泄密的心》、《黑猫》、《一桶蒙特亚白葡萄酒》等短篇哥特小说中，爱伦坡以“我”个人的情感体验进行倾诉，让读者拥有身临其境的体验感，封闭地感受到精神分裂者的妄想情境——对他人眼神的恐惧，被迫害妄想所引起的攻击行为等，看似合乎逻辑却暗藏心理扭曲的诡计。 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就是鲁迅对此类心理疾病诡计叙述法的沿袭——借“狂人”之语，徘徊于吃人与被人吃、窥视与被窥视、他者对自己的特殊行为等妄想中营造恐怖氛围，从而影射社会状态。鲁迅晚年的谈话与书信也曾提到爱伦坡对其创作的影响，对比《狂人日记》与《黑猫》、《泄密的心》的主人公心理状态，不难看出他们具有完全相同的妄想型精神分裂人格特征，而且《狂人日记》更具有明确的社会指向性，把心理内部的恐惧感上升至社会批判。 与内部心理疾病相对的是外部灾难危机，爱伦坡《陷阱与钟摆》、《大漩涡历险记》、《红死魔的面具》等短篇哥特惊悚小说营造的是外部灾难带来的焦虑，如《陷阱与钟摆》的异教徒迫害恐惧、《大漩涡历险记》的自然环境恐惧、《红死魔的面具》的疾病瘟疫恐惧，均运用怪诞夸张的笔法，以某一项灾难为切入点，设立层层悬念兼以象征手法渲染恐怖氛围，放大人类生存的不安，触发绝望感，再由此让读者对生存状况及异化的自我进行反思。被《时代》杂志誉为二十世纪最杰出作家之一的英国女作家安吉拉·卡特曾撰哥特小说《埃德加·爱伦·坡的私室》，即用类似外部悲剧事件的描写解读了爱伦坡的“惊悚人生”。 推理小说：社会观察与逻辑强调 十九世纪上半叶是美国的城市大发展时期，也是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动荡时期。城市化进程加剧、大量人口涌向城市、各国移民迁入美国、南北方政治和经济矛盾日益加剧，诸如此类的社会碰撞使人们的思想与精神状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时尚与物质的追求与高犯罪率共同构成了当时美国的城市状态，爱伦坡的推理小说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孕育而生。《莫格街凶杀案》、《玛丽罗杰奇案》、《金甲虫》、《失窃的信》四篇被公认为是爱伦坡哥特推理小说的典型代表，悬念、言情、凶杀等哥特小说情节在思维缜密的推理叙述里更彰显其魅力。 德国思想家本雅明把侦探小说的发展归因为十九世纪初市民对都市生活的不安与威胁，从而“在侦探小说中寻找避难所”；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同样为推理小说这类具有商业属性的文学进行生产解读，他认为推理小说的出现是对充满逻辑规律的社会工业化在文学方面的体现。因此，城市化与工业化影响下诞生的爱伦坡推理小说，相当程度地反映了当时代的社会现状，《玛丽罗杰奇案》等作品的来源甚至也来自于当时报纸所刊登的凶杀案报道。 爱伦坡开启了真正意义的推理小说，他颠覆以往追捕凶手的冒险小说，把逻辑推理带入推理小说创作之中。 密室作案、密码破译、心理分析等主要剧情推进手段均着重强调逻辑思维的重要性，使唯美主义偏重“美”的叙述转换到偏重“思维”的探索。 近观如今流行于世的侦探推理作品，大多可溯寻爱伦坡哥特推理风格的影子，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集》里可以通过他人外貌推理职业的福尔摩斯与爱伦坡笔下通过他人表情作推理的杜宾相似，以及爱伦坡笔下侦探杜宾的助手负责充当情节叙述者与《福尔摩斯探案集》的华生医生相似，由此，现今常见的各类推理手段在爱伦坡哥特小说中找到原型亦不足为奇了。“作品的神秘、荒诞和疯狂只是外部的，而其内部一切都是理智的和严肃的。” 爱伦坡在他的哥特小说中创造了极具吸引力的悬念、营造出诡谲暗黑的惊悚氛围，但其内质却充满一个时代的焦虑与时代背景下对自我的关注，所以才能够历久弥新并开启一个哥特创作的新时代。因此，阅读爱伦坡，除了关注满足猎奇心理的表层笔法之外，我们应该更深一步地探究哥特风格文学背后所暗含的社会指向、美学思考与真正的理智严肃态度。
其作品是在任何时代都是“独一无二”的风格。语言和形式精致、优美，内容多样。侦探小说鼻祖、科幻小说先驱之一、恐怖小说大师、象征主义先驱之一，唯美主义者。
英文原文：Helen, thy beauty is to me Like those Nicean barks of yore, That gently, o'er a perfumed sea, The weary, wayworn wanderer bore To his own native shore. On desperate seas long wont to roam, Thy hyacinth hair, thy classic face, Thy Naiad airs have brought me home To the glory that was Greece And 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 Lo! in yon brilliant window-niche How statue-like I see thee stand, The agate lamp within thy hand! Ah, Psyche, from the regions which Are Holy Land! 译文：海伦，你的美在我的眼里， 有如往日尼西亚的三桅船 船行在飘香的海上，悠悠地 把已倦于漂泊的困乏船员 送回他故乡的海岸。 早已习惯于在怒海上飘荡， 你典雅的脸庞，你的鬈发， 你水神般的风姿带我返航， 返回那往时的希腊和罗马， 返回那往时的壮丽和辉煌。 看哪！壁龛似的明亮窗户里， 我看见你站着，多像尊雕像， 一盏玛瑙的灯你拿在手上！ 塞姬女神哪，神圣的土地 才是你家乡！ 作者是是唯美主义者，十九世纪美国诗人、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其作品唯美的主要表现是在语言和形式上的精致、优美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
王国维（1877—1927） 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王国维是我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他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 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一、家世渊源 王氏家族的先世祖籍开封。《宋史》有王氏先世王圭、王光祖传，远祖王圭、王光祖、王禀、王荀四世，均以战功显赫，其中王圭、王禀及王荀死于国难，尤以王禀于靖康元年，在太原抵抗金兵，守城御敌而殉国，是一位勋绩卓著的抗金民族英雄。王禀之孙王沆随宋高宗南渡，袭安化王爵，赐第盐官，遂定居于此，已有八百余年的历史。到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已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孙。海宁旧有安化王祠，始于明弘治年间，嘉靖壬子年毁于火，后又重建，移之邑治之东，今旧祠已不存。王氏家族因抗金名将王禀及袭封前爵、赐第盐官的王沆，在海宁受到当地人民的长期敬仰。王国维对此也深感自豪，撰有《补家谱忠壮公传》。 二、治学活动及主要经历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清光绪三年旧历丁丑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浙江海宁市盐官镇双仁巷，自1877年出生到1899年赴上海就读农学社及东文学社以前，他的童年、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在海宁故乡度过的。四岁时，母亲凌夫人去世，他和姐姐蕴玉的生活主要由叔祖母照顾，而他的读书生活，则主要受到其父王乃誉的影响。王乃誉，字与言，号莼斋，早年读书并习贾于茶漆肆，贸易之暇，攻书画、篆刻、诗古文辞，博涉多才，治学精进不穷，尤于书法、画理用力最勤，著有游目录八卷，古钱考一卷及其它文稿，题画诗、画粕等数卷。王国维生活在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家庭里，从小聪颖好学。1883年，他七岁起，先后入邻塾从师潘紫贵（绶昌）及陈寿田先生就读，接受过塾师的启蒙教育，并在父亲王乃誉的指导下博览群书，涉猎了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并初步接触到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维新思想，逐步形成了读书的志向和兴趣。 1892年，王国维入州学，名在第六十余名，同年赴杭应府试未取。1893年，又赴杭应科试不第，1894年赴杭州考人崇文书院。他自从考入州学后，并未用主要精力准备应试，而是从博览群书中产生了对史学、校勘、考据之学及新学的兴趣。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大量的西方文化科学向中国输入，王国维接触到新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追求新学的强烈愿望。虽然因为家贫而不能以资供其外出游学，他仍关心时事，研读外洋政书和《盛世危言》、《时务报》、《格致汇编》等等，至1897年，他在同邑陈枚肃家任塾师时，很不安心在家乡为人作家庭教师，由其父为之请人推荐留洋学堂，向往出国留学。 1898年正月，王国维由父亲王乃誉亲自陪送，踏上了赴上海求学的航程，由水路抵沪，入《时务报》馆。二月，入罗振玉所办东文学社。其时在《时务报》社师事维新派人士欧榘甲，在东文学社从师日本教师藤田八丰、四岗佐代治，学习日文之余，兼学英文及数理等。是年戊戍变法，六君子遇害，王国维深感不平，“颇有扼腕槌胸、搔首问天之慨”（据王乃誉《日记》）。1900年春，王国维为参加出洋考试及安排赴日留学事奔波，在罗振玉的资助及藤田、田岗两位日本教师的帮助下，于1900年12月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因病于次年农历四月二十六日由东京返国抵沪，五月返家养病。八月后，赴武昌农学校任译授。王国维的编译工作，始自王氏在东文学社时期，日本留学后，他又在罗振玉办的《教育世界》发表了大量译作，继而成为该刊的主笔和代主编，通过编译，并加以自己的论述，介绍了大量近代西方学人及国外科学、哲学、教育学、美学、文学等领域的先进思想。他从1898年到上海（时年二十二岁），至1906年三十岁其间，除在东文学社、东渡日本留学，还曾任教于南通师范学校、江苏师范学堂等。此时他以攻哲学为主，研究了康德、叔本华、尼采哲学，兼英法诸家，结合先秦诸子及宋代理学，又攻西方伦理学、心理学、美学、逻辑学、教育学，所译心理学、逻辑学名著有开拓之功。他自称这一时期为，“兼通世界之学术”之“独学”时期。代表作有《红楼梦评论》及《静庵诗稿》、《人间词》。此外王国维曾担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三十岁以后，转治文学。他第一次全面地向国人介绍了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并对莎士比亚、但丁、歌德等进行介绍和比较，介绍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名著及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等人。同时，王国维还对美学、词学进行研究，写出了著名的《人间词话》，对中国戏曲史进行研究，撰有《曲录》等多部著作，为《宋元戏曲考》的完成奠定了基础。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解体，王国维携全家随罗振玉东渡日本，侨居四年余。在罗振玉的帮助下，有机会静下心来做学问，研究方向转向经史、小学。他与罗振玉一家相邻居，平时互相切磋，往返论学，协助罗氏整理大云书库藏书，得以尽窥其所藏彝器及其他石器物拓本，并与日本学者广泛交流，学力乃骎骎日进。他在《国朝金文著录表序》中说：“东渡后，时从参事（指罗氏）问古文字之学，因得尽阅所藏拓本”。他治甲骨文字，始于此时。由于专力于研究新发现的史料，并能以古文字学为基础，研究古史，从古器物到古代书册、服装、建筑，所涉甚广，著述甚丰。此外，在戏曲研究方面亦有重大的突破，所著《宋元戏曲考》，被誉之为“戏曲史研究上一部带有总结性的巨著”。在日本期间，王国维有感于时局动荡和清王朝灭亡，结合人生体验，有诗作问世，编定诗集《壬癸集》。这一时期，他的生活颇安定，学术上也更有成就，他自述此间“生活最为简单，而学问则变化滋甚。成书之多，为一生冠。”只因生计问题，有同乡邹安邀其返沪，为英国人哈同编《学术丛编》杂志，他不愿再以全家生活有累罗振玉，遂于1916年回国。在哈同“广仓学窘”《学术丛编》任编辑主任，兼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申骨文字及商周历史研究，作出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曾参与编摹《浙江通志》，为江南著名藏书家蒋汝藻编《乌程蒋氏密韵楼藏书志》等。并将辛亥以来重要的研究成果，编成《观堂集林》，其中《艺林）八卷、《史林》十卷、《杂林》二卷，对后世具有很大的影响。 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按清代惯例，在南书房工作，大都应是进土、翰林以上学问渊博的著名人物，王国维虽只是布衣出身，以他的学识，与杨钟羲、景方、温肃三人同时入南书房工作，有幸得窥大内所藏，曾检理景阳宫藏书。次年冬天，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遂有崇仰他学问的胡适、顾颉刚等人推荐他担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院长职，仅任教职。讲授《古史新证》及《说文》、《尚书》等课程，从事《水经注》校勘及蒙古史、元史研究，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同时他自身的学术也更加精进，学术成果丰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论殷周、释甲骨、释钟鼎，处处卓绝，语语精到，皆出自己心得、发明和独创，对古代历史古代地理等研究做出重大贡献，博得海内外学人的推崇和尊敬。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鱼藻轩昆明湖自沉，终年五十岁。8月14日葬于清华园东一里西柳村七间房之原。清华大学有王国维纪念碑，至今仍存。1960年1月清华大学因基建迁其棺于北京福田公墓，一九八五年八月树碑，由著名金文专家、受业弟子、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戴家祥撰碑记，著名书法家沙孟海书碑文。北京市文物局十分重视王国维之墓的修缮工作，投入资金及人力，于一九八五年修复。座落在观潮胜地浙江海宁盐官镇的王国维故居，亦于一九八五年修复，被定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供中外学者和游人观瞻。 王国维娶莫氏，生潜明、高明、贞明。莫氏故世，继室潘氏，生子纪明、慈明、登明，生女东明、松明、通明（早殇）。 三、学术贡献及著述 王国维学识博大精深，著述宏富，通日、英、法诸国文字，先后在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古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汉唐史、敦煌文献及西北地理、蒙古史、元史、图书管理学、版本目录学等多学科研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治一门，通一门，造诣至深，且能以自己的真知灼见，做出超越前人和时代的成绩，王国维学术思想和成就“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巨大影响，享有国际盛誉。”“确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以通人之资，成专家之业的思想家、大学者”，虽然，他“离开我们已半个多世纪了，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各种创作、考释、校注、跋论、专文等，其中许多论断，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证明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不易之论’，为中外学术界所敬仰。”（《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一集、第三集前言）。 王国维运用甲骨文治商周史，这在学术界是前无古人的创举，他在甲骨学研究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注意用新材料、新方法解决新问题，综合比勘。将甲骨资料与其他史料相互参证，在历史地理、古代祀典、制度、古文字辨析、甲骨断代、甲骨缀合研究诸方面均有创获，对学术界有巨大的影响。他在对殷王世系的考订中取得了卓著成果，所作《殷墟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是研究商代历史最有贡献的著作，这不仅是王国维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最大成就，亦为近代学术史上一大盛事。他根据卜辞中的地名与古文献相印证，撰成《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运用文献和金文资料写成《三代地理小记》、《鬼方昆夷猃狁考》、《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说商》、《说毫》、《说耿》、《说殷》等论文，进行了包括都邑在内的古代方国地理研究，在历史地理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他还对殷代的祀典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著有《殷礼征文》，提出的一些重要论点至今仍确切不可易，他对殷代礼制的研究成果，对启发后人研究殷代文化制度有很大的帮助。所作《殷代制度论》，则运用甲骨文与古文献资料互相印证，探讨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和政治文化制度的演变。其研究方法为他首创之“二重证据法”，已成为后人疏通证明古代历史的科学方法，至今仍不失其重要意义。 王国维在史学研究方面，不仅是我国应用甲骨文、金文研究和解释中国古代历史的创始者，而且，他还以“熟于两汉史事”著称，他与罗振玉合编《流沙坠简》，从事两汉、晋屯戍诸简的考释工作，他在秦汉史研究中着重于考订史事及对汉郡的考释和西陲古地理的考证，主要著述有《秦郡考》、《汉郡考》、《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考》、《后汉会稽东部侯官考》、《流沙坠简序》、《汉魏博士考》等。他在唐史研究方面，第一个据唐写本考证唐史，在职官制度、均田制及其他史事考订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著名的韦庄《秦妇吟），是我国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韵文叙事诗，因讳曾长期不传于世，经王国维据《北梦琐言》及用残本互勘，才得以复传。他还证补唐史，填补了两《唐书》的空白。 王国维在匈奴史研究方面，根据古器物和古文字的考释，研究各族名称的历史演变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他是近代国内史学界第一个研究匈奴族源的学者，也是第一个就匈奴的族属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指出殷代的鬼方是匈奴的族祖，他从古器物、古文字考出其族源来自鬼方、昆夷、猃狁，其考订论证详细、精审，为匈奴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代表作《鬼方昆夷猃狁考》及《西胡考》、《西胡继考》，广征博引古文献及钟鼎彝器铭文，研究古代北方游牧部族史，对研究匈奴族源、职官、文化制度及其与汉族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学术界至今仍有深远影响，成为后人借鉴的宝贵文献。 王国维对蒙古族史和元史的研究，着重于对有关史料进行考订，依据史藉及其他有关资料进行精审的校勘和分析，并作精辟的考订，对蒙古族在历史上的存在及发展进行研究。他考证蒙古族在历史上的发展情况，并未局限于元史，他认为蒙古族的崛起，与契丹、女真兴衰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将蒙古史与元史、辽史、金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他研究元史，校录了唐宋以来古行记七种，每种都搜集了两种以上版本进行校注，在校注史籍的同时研究蒙古统治者与汉族经济文化的关系，研究蒙古族的早期发展及流变。他考察史料，撰写专著，撰《耶律文正公年谱》、《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元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蒙古史扎记》、《鞑靼考》（附鞑靼年表）、《荫古考》、《黑木子室韦考》、《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金界壕考》、《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等，还编辑了蒙元重要史料多种，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贡献。 王国维还长期致力于古代历史地理名著《水经注）的研究校勘，他掌握了《水经注》宋刊残本及明清以来的主要版本和抄本，不仅对《水经注》本身进行了精审的校勘，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通过对版本、抄本的因袭、源流、翔实程度的研究，使他在考释古器物、古地理，研究殷周秦汉历史，尤其是在西北史地和蒙方、元史研究中对古地理问题，更得心应手，驾轻就熟。 王国维在早期受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青年时期研究哲学，他认为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可爱者不可信”，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论理学、纯粹之美学”，而严复介绍的实证论则是“可信者不可爱”的哲学，王国维作为科学家，倾向于实证论，但他又系统地介绍了叔本华的哲学学说。近代两种哲学思潮的对立也反映在王国维的哲学思想上，这种矛盾体现在他的哲学思想和学术研究中，表现为既有对思辨哲学（他称为“纯粹之哲学”）的酷嗜，又有尊重客观的知识的实证精神。他能用实证精神对“概念世界”进行反思，并从哲学高度总结治学方法。他在分析批判传统哲学范畴和自觉运用实证方法方面，有其独特的贡献。蔡元培曾说：“王氏介绍叔本华与尼采的学说固然很能扼要，他对于哲学的观察也不是同时人所能及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王国维攻治哲学的成果，一部分已收入《静安文集》及《续编》，另有32篇发表在（教育世界》的论文，其中哲学总论2篇，中国哲学10篇（皆为论文），西方哲学20篇（论文6，传记14）（今人谭佛雏先生辑有专集《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 王国维治美学、文学，与其治哲学并重，他曾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文学家。”在我国近代文学史上，他向国人介绍荷马、但丁、莎土比亚、拜伦、斯蒂文森、歌德、席勒、黑贝尔、托尔斯泰等外国大文学家。他还研究中国文学，写了著名的《人间词话），其“境界说”等美学、文学理论，则将中西美学、文学思想“化合”，影响深远，他提出的“成大学问、大事业之三境界”内蕴深邃，至今广为传诵、脍炙人口。所作《红楼梦评论》，则是《红楼梦》研究史上第一篇比较系统、比较全面地论述《红楼梦》诸问题的重要论文，在红学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性、突破性的重大意义。他的诗词创作，也颇有独持风格，其《人间词》115首，长于抒情，风格多样，且含哲理，思深感锐，显现其睿智、敏感之灵光，清邃隽永，是他将其美学、文学理论付诸实践的结晶。 王国维研究中国古典戏曲史，达到了前人未有的高度，郭沫若曾指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末元戏曲考》）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壁。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性的成就，一直领导着后学。”王国维把他深厚的学术根坻及中国文学的修养，同西方先进的戏剧文学理论、科学缜密的研究方法相结合，第一次揭开了中国戏曲艺术的起源和形成问题，勾勒出宋元戏曲发展史的轮廓，为戏曲史研究积累了系统的资料，把戏曲艺术提高到历史科学的范畴，在文学史上为元杂剧和南戏争得了应有的地位。他著有八部关于中国古典戏曲史的研究专著，其研究成果，令世人瞩目。 王国维在教育学研究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他站在维护新学与西学的立场上，提出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教育观点，反映了当时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倡导引进西方思想，通过改革教育来振兴中华的热望。他提出了关于教育宗旨、知识论、高等教育、学校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论述，尤其是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培养完全人格的体、智、德、美四育的教育主张，还提出了“完全之知识”的论述及师范教育、高等教育方面的论述，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及教育思想的发展，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的教育学论文及关于教育学及教科书的译著，主要发表在《教育世界）。 王国维在图书馆学、版本学，目录学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早期在学部图书馆任职时，积极介绍了国外新兴学科辨学（即逻辑学）、心理学等，编译英百科全书条目中所收《世界图书馆小史》，此译作被收入学部档案珍藏；他在介绍图书馆史的同时，还系统介绍了图书馆学概论及上古、中古、近世期图书馆的发展演变，尤其介绍了文艺复兴时期图书馆，美国、英国的图书馆及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图书管理法。在晚清时期的中国，王国维积极介绍国外图书馆的概况。其译作虽然30年代才公开发表，但译成后于内部流传，有一定影响，在三十年代，也作为图书馆学的一部重要学术译著，对当时的图书馆事业起到了推动作用。王国维作《库书楼记》、《查他山文集》、《敬业堂文集序》、《传书楼记》，记述清内阁藏书概况及北宋、明代至明末私家藏书之演变，是研究中国图书馆史宝贵的文献资料。王国维对目录学有深入的研究，曾遍校历史上重要的目录学著作，还编撰目录学著作，亲自纂目录、编索引，撰《五代两宋监本考）、《两浙古刊本考》、《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等，发前人所未发，填补了版本沿革研究的一大空白，他还勇于革新创造，其所校所勘所撰，言之甚凿，论说精当，在目录遗产的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校勘古籍，所批所校书目190多种，所校诸本，皆成善本，大多为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所珍藏，以传后世学人。 王国维生前著作六十余种，他自编定《静安文集》、《观堂集林》刊行于世。逝世后，另有《遗书》、《全集》、《书信集》等出版。更有今人整理出版之遗著、佚著多种。 王国维作为一代大学者，平生钻研学问而无穷尽，他平日不介人政治圈子，不营生计，不交权贵，不慕荣华，不图享受，平日深居简出，生活简朴，虽交游不广，然与同时代之学术界人士有广泛接触，除与罗振玉、缪荃荪、沈曾植等人交流学术，交往较密，其《书信集）所收书信中就有与数十位学者的论学通信，他还与日本、法诸国学者有很多的学术交流。做学问是他一生的全部工作和事业，他以其杰出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独特的地位。1987年初夏，在王国维逝世60周年之际，由华东师范大学主办，在上海召开国际王国维学术研讨会，台湾也举行了纪念王国维先生逝世60周年学术座谈会。1994年，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在海宁市召开海峡两岸王国维学术研讨会。我们对他留下的学术遗产进行继承和发展，将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发扬光大。
王国维（1877—1927） 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王国维是我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他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 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一、家世渊源 王氏家族的先世祖籍开封。《宋史》有王氏先世王圭、王光祖传，远祖王圭、王光祖、王禀、王荀四世，均以战功显赫，其中王圭、王禀及王荀死于国难，尤以王禀于靖康元年，在太原抵抗金兵，守城御敌而殉国，是一位勋绩卓著的抗金民族英雄。王禀之孙王沆随宋高宗南渡，袭安化王爵，赐第盐官，遂定居于此，已有八百余年的历史。到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已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孙。海宁旧有安化王祠，始于明弘治年间，嘉靖壬子年毁于火，后又重建，移之邑治之东，今旧祠已不存。王氏家族因抗金名将王禀及袭封前爵、赐第盐官的王沆，在海宁受到当地人民的长期敬仰。王国维对此也深感自豪，撰有《补家谱忠壮公传》。 二、治学活动及主要经历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清光绪三年旧历丁丑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浙江海宁市盐官镇双仁巷，自1877年出生到1899年赴上海就读农学社及东文学社以前，他的童年、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在海宁故乡度过的。四岁时，母亲凌夫人去世，他和姐姐蕴玉的生活主要由叔祖母照顾，而他的读书生活，则主要受到其父王乃誉的影响。王乃誉，字与言，号莼斋，早年读书并习贾于茶漆肆，贸易之暇，攻书画、篆刻、诗古文辞，博涉多才，治学精进不穷，尤于书法、画理用力最勤，著有游目录八卷，古钱考一卷及其它文稿，题画诗、画粕等数卷。王国维生活在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家庭里，从小聪颖好学。1883年，他七岁起，先后入邻塾从师潘紫贵（绶昌）及陈寿田先生就读，接受过塾师的启蒙教育，并在父亲王乃誉的指导下博览群书，涉猎了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并初步接触到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维新思想，逐步形成了读书的志向和兴趣。 1892年，王国维入州学，名在第六十余名，同年赴杭应府试未取。1893年，又赴杭应科试不第，1894年赴杭州考人崇文书院。他自从考入州学后，并未用主要精力准备应试，而是从博览群书中产生了对史学、校勘、考据之学及新学的兴趣。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大量的西方文化科学向中国输入，王国维接触到新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追求新学的强烈愿望。虽然因为家贫而不能以资供其外出游学，他仍关心时事，研读外洋政书和《盛世危言》、《时务报》、《格致汇编》等等，至1897年，他在同邑陈枚肃家任塾师时，很不安心在家乡为人作家庭教师，由其父为之请人推荐留洋学堂，向往出国留学。 1898年正月，王国维由父亲王乃誉亲自陪送，踏上了赴上海求学的航程，由水路抵沪，入《时务报》馆。二月，入罗振玉所办东文学社。其时在《时务报》社师事维新派人士欧榘甲，在东文学社从师日本教师藤田八丰、四岗佐代治，学习日文之余，兼学英文及数理等。是年戊戍变法，六君子遇害，王国维深感不平，“颇有扼腕槌胸、搔首问天之慨”（据王乃誉《日记》）。1900年春，王国维为参加出洋考试及安排赴日留学事奔波，在罗振玉的资助及藤田、田岗两位日本教师的帮助下，于1900年12月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因病于次年农历四月二十六日由东京返国抵沪，五月返家养病。八月后，赴武昌农学校任译授。王国维的编译工作，始自王氏在东文学社时期，日本留学后，他又在罗振玉办的《教育世界》发表了大量译作，继而成为该刊的主笔和代主编，通过编译，并加以自己的论述，介绍了大量近代西方学人及国外科学、哲学、教育学、美学�%
【推荐】比较文学的论文
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论文了吧，论文是学术界进行成果交流的工具。你写论文时总是无从下笔？下面是我整理的【推荐】比较文学的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 要：
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有利于增进民族之间的了解、团结与合作，有利于各民族吸取他民族的文化精华，创造世界性文学。
关键词：
比较文学 民族文化 交融
文学是一个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以及特定历史时代赋予的意识形态的载体。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商品交换的日趋频繁，各民族的文化也随着贸易往来、战争、迁徙而相互渗透、融合、影响。但是，这种渗透、融合以及影响直到十九世纪初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无意识的，缓慢的。一个民族吸取外民族的文化也是感性的，不自觉的。自从1816年法国在大学课堂开设比较文学教程后，人类才开始自觉地理性地将本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文学与外民族的文学进行比较，比较出民族精神，文化的精品，从而辩证地快捷地吸取前人创造的文化精髓。近两个世纪以来，随着机器大生产的高速发展，竞争日益激烈，文明与落后的差距越来越大，各民族的性格特点暴露无遗。于是，吸取本民族的经典文化和外民族的精品文化，使本民族强盛、在竞争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成为当务之急，创造世界性文学将纳入议事日程。为此，作为民族文化精神比较的比较文学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在各国大学开设和发展壮大起来。
首先，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有利于我们对外民族文化去伪存真，他为我用，创造世界性文学。一个民族的文学总离不开本民族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地域环境。文学存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各民族文学都有相对稳定的阵地，起初接受外来文化是被动的，不自觉的，缓慢的，这是因为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支配着自己。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争鸣，汉魏六朝时的佛教，都足以说明中国文化巨大的包容性。而蒙古族统治时的元朝，满州族统治时的清朝，中原人虽然成了他们的“俘虏”，但他们却成了中原文化的俘虏（汉化）。“国家当行汉法无疑也”（《元文类鲁斋遗书》卷七），“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州旧制”（《清世祖实录》卷八四），体现了中国文化非同寻常的坚韧性，向心力，化合力。正因为这一特点，才使国人盲目地处在“举世皆浊，惟我独尊”的自我陶醉之中，使得一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儒家文化已经走过了辉煌时期，走进了死胡同。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七十年是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的艰难期，渐进期，当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碎了紧闭的国门时，有识之士认为应向西方人学习现代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尽管这种出发点是报仇雪恨的“制夷”，在某些国人看来过于委屈，但这却是思想意识的一次解放，它至少让国人睁眼看世界，看到了因自身落后惨败的甲午中日海战，泱泱大国输在历来向自己学习的弹丸小国手下，使国人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仅仅有先进的技术是不足以拯救国家的，要富国强兵还必须从制度上变革。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国人再次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应当从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民族精神上变革。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反省的过程中，鲁迅挖掘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国民的劣根性；柏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酱缸文化”，它很容易让人变成“酱缸蛆”。二十世纪上半叶翻译文学的兴盛，正是国人大量吸取外来文化有力的例证。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的文学，除了少量的苏联文学翻译外，又迈入了闭关自守的误区，改革开放后的思想大解放，翻译界才又活跃起来。
从二十世纪初到世纪末，不管是作家的创作还是广大读者以及国民的思想意识无不受西方文化强劲的冲击和影响，他们无一不在吸取外来文化的精髓。鲁迅的《狂人日记》受俄国作家果戈里同名小说的影响，借狂人之口发泄内心的激愤；郭沫若的《女神》形式上受美国自由诗人惠特曼的影响，在思想上受印度诗人泰戈尔泛神论和德国诗人歌德的影响。王蒙五十年代曾说：“我们这一代是吸苏联文学的奶长大的。”就王蒙等人当时的创作来说无不在模仿苏联文学，而王蒙新时期的创作《春之声》、《蝴蝶》等一系列作品受到西方意识流作家作品的影响，这些关系与其说是中国作家在跟进摹仿外国作家的创作方法，不如说外国作家作品为中国作家提供了观察审视社会现实人生的新视角，他们不但为国人创造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而且拓展了国人的视野，启迪了国人的思想。不过，作家也好，读者也罢，他们生存在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土壤，在吸取外来文化精髓时不可能完全西化，因为还有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滋养着他们。他们从中西文化交融中吸取有价值的.养料。
比较文学正是站在理性的高度对各民族文化进行客观的比较，让作家继承借鉴有价值的创作手法及创作风格，让读者去伪存真，吮吸各民族文化的精华。而各民族在共同吸取前人文化的过程中对生存、生态、环境、发展等方面的认识会逐渐趋于一致，时间一长，作家自然会创作出人类共同关注关心的文学作品，世界文学的大同时代也就不远了。
其次，开展比较文学有利于增进民族间的了解，有利于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在当今经济一体化与世界多格局的国际环境下，各国民间往来、商品贸易、政治外交日趋频繁，互助互利的合作得到不断加强。但是，团结与合作的前提是了解，由于民族、地域环境、政治制度、历史渊源的差异，各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质，要交往与合作就必须互相了解对方的特质，进而理解包容他们的这种特质，求同存异。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互相间的隔阂，建立互助互利的关系。日本大和民族，他们在侵华战争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心灵创伤，但是，我们在不忘耻辱的同时，还应该理性地看到大和民族不甘落后、敢为人先的开拓进取精神。他们从大化改新、明治维新一步一步跃入世界强国之林。因此，我们不要停留在痛恨仇视的民族感情上，应找准契机学习他们的民族精神。文学上，日本平安和江户时期曾大量吸取中国的古典文化，但二十世纪，日本文学已走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前面。日本江户时期的文学――世界上最短的诗歌形式――俳句，与中国的唐诗宋词在创作上的音韵格律意境有惊人的相似。
再次，开展比较文学，可以为文学研究开辟新道路，有利于其他学科如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研究的深入。这里比较文学已超过了这门课程本身，而是作为一种方法论运用到其他学科领域，使研究更为深入、成就更为显著。以前，我国是文学与理论研究大多局限在历时性的单线条的承袭与发展关系之中，极少把它放在世界文学及理论的大背景下考察，忽略了各国文学及理论之间的渊源关系，使我国的文学研究难以取得新的成果。我们的文学批评多是感性的直观的，缺乏西方文学批评的逻辑性、思辨性和理论深度。在这方面晚清著名文学理论家王国维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大胆运用了康德、黑格尔的思想，采用比较的方法，把《红楼梦》放在世界文学背景下进行研究，在研究宋元杂剧时自觉与西方戏剧进行比较，给后人留下了不朽的学术著作《人间词话》、《宋元戏剧史》。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更不能只是纵向研究，而应将其放在国际大背景下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这样，就可以避免孤立的研究，使研究更为深入、客观。
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
对于孔子思想，大家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呢？下面就随我一起去阅读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相信能带给大家帮助。
论文摘要:
孔子的教育思想有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以约驭博、寓教于乐等,分析其教育思想对当今教学方法有重要启示。
论文关键词:
孔子;教育思想;当代教育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一生非常重视教育,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含有丰富的唯物辩证法因素,因此至今仍有不朽的生命力,它对今天的教育仍然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从中我们可以获得极大的教益和启示。
1 倡导“有教无类”,主张“因材施教”,发展学生个性与全面教育相结合
孔子,作为我国第一所私学的开创者,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提倡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孔子在招收弟子时,不重身份,不看财产多少,也正因为如此,孔子的弟子很多,各个社会、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还有父子二人同学于孔子的,如颜回、曾参等。孔子的这种思想观点,奠定了后世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基础,开历史之先河,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教学中不能没有统一要求,但不从学生实际出发,忽视学生在资质、性格、才能、兴趣等方面的差异就无法达到统一要实现的目标。孔子将因材施教与全面教育巧妙地结合起来,解决了教学过程中的这一矛盾。在《论语》中,有不少生动的事例表明,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法,例如,在(《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樊迟的资质较鲁纯,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已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这样,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做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就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
“因材施教”这个概念孔子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出,是朱熹在概括孔子的教学经验时,指出:“夫子教人各因其材”,遂有了“因材施教”的名言。但孔子的教学实践却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他始终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各方面才能的人。孔之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与他对学生有深刻、准确、全面的了解是分不开的。孔子十分注意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方式,观察了解学生,他非常熟悉学生的特点,能够用精辟的语言相当准确地概括出学生的特征。如:“由也果”(认为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为人豁达、大度),“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柴也愚”(高柴较迟钝),“参也鲁”(曾参较耿直),“师也辟”(子张较偏激),等等。对每一位学生的才能特点、性格特征,孔子心里也都有数。并且他还把学生的性格特征分为三种类型:“狂者”、“中行”、“狷者”,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即人有偏激、拘谨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三种不同性格。
再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共西华曰:“由也问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样的问题,由于询问者的情况不同,孔子的答复也不同,“一进之,一退之,所以约之于义理之中,而使之无过不及之患也”。由于学生的个性特点不同,所以在他们问仁、问礼、问政、问孝的时候,孔子的回答往往是深浅难易、繁简详略各不相同。
在因材施教的同时,孔子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全面教育。《论语述而》篇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史记孔子世家》也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子弟”。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同样学习文行忠信、诗书礼乐,程度不同,能力也各异。有的“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有的“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之宰”;有的“束带立于朝,可与宾客言”,同样是身通大艺者,也各有特长,“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我们从孔子运用“因材施教”这一原则的经验中,可以受到两点启发:第一,教育和教学必须从学生实际出发,避免盲目性;第二,既要坚持共同目标和统一标准,又要善于发现和注意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避免一刀切。
2 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
谈到“启发式教学”,许多人都会想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以“产婆术”著称的启发教育,但事实上,孔子不仅一贯坚持启发式教育,而且“启发”这个名称本身也是由孔子所创造的。孔子所创造的启发式教学其内涵要比苏格拉底更丰富、更为深刻。我们不妨将之称之为“产婆术”的苏格拉底启发式对话与孔子的启发教学作一下比较。
一位名叫欧谛德谟的青年,一心想当政治家,为帮助这位青年认清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苏格拉底运用启发式方法和这位青年进行了下面的对话(以下都苏问,欧答)问:“虚伪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偷盗、欺、奴役等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如果一个将军惩罚那些极大地损坏了其国家利益的敌人,并对他们加以奴役这能说是非正义吗?”答:“不能。”问:“如果他偷走了敌人的财物或在作战中欺敌人,这种行为该怎么看呢?”答:“这当然正确,但我指的是欺朋友。”苏问:“那好吧,我们就专门讨论朋友间的问题。假如一位将军所统帅的军队已经丧失了士气,精神面临崩溃,他欺自己的士兵说援兵马上就到,从而鼓舞了斗志取得胜利,这种行为该如何理解呢?”答:“应该算是正义的。”问“如果一个孩子有病不肯吃药,父亲他说药不苦、很好吃,哄他吃了下去,结果治好了病,这种行为该属于哪一类呢?”答:“应属于正义类。”苏格拉底仍不罢休,又问:“如果一个人发了疯,他的朋友怕他自杀,偷了他的刀子和利器,这种偷盗行为是正义的吗?”答:“是,他们也应属于这一类。”问:“你不是认为朋友之间不能欺吗?”答:“请允许我收回我刚才说过的话。”
从这一段生动的对话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启发式教学的特点是:抓住思维过程中的矛盾,启发诱导,层层分析,步步深入,最后导出正确结论。
下面再看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按照宋人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未达其辞。”可见,“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进行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明白时的矛盾心理。这个时候老师应该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启发思路,这就叫“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一种想说又难以表达的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孔子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它却生动地表现出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出现的两种心理状态,或者可以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和苏格拉底对话法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彼此都十分重视学生思维过程中的矛盾,但二者处理思维矛盾的方法完全不同:苏格拉底是通过教师连续不断地提问,迫使学生陷入自相矛盾的状态,从而把学生的认识逐步深化,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由此可见,苏格拉底的对话法实际上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完全被老师牵着鼻子走,这种启发式教学虽然能够是学生印象深刻,但由于学生的主动性发挥得不够,对于较复杂问题的理解恐怕难以深入。
而孔子则是由教师或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认真思考,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第二种矛盾且暂无法解决时,教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可见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自终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教师只是从旁边加以点拨,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两种启发式教学都很有效,都能促进学生进行思维,但是,显然孔子的启发式有更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因而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
3 求知应求实,勤奋,学思并重
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主张求知应先端正态度,求知应先求实。一个有智慧的人贵在自知,明白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一个人能够做到自知,就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也就能通过学习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另外孔子曾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论语述而》)他对当时人们对历史上不确凿的事任意牵强附会大为不满,教导学生做学问要实事求是,要向古人学习,古人对待历史不确凿的作法就是存疑。存疑,并不是有疑问不提出来而有所保存。恰恰相反,他是指在自己实事求是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要敢于对自己认为不确凿的问题提出疑问。“尽信书,不如无书”,在当今的教学实际过程中恰恰就需要这种思想,要鼓力学生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所接触到的事物,要敢于从课本中走出来,不要唯书本马首是瞻,对自己认为有错误的问题要敢于质疑。否则,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一旦失去,在学习上就永远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一、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二、孔子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二）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三）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孔丘 （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字仲尼。排行老二， 汉族人，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据有关记载，孔子出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南辛镇鲁源村）；孔子逝世时，享年73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先秦和秦汉保存下的《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孔子：子姓，以孔为氏，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昌平乡(今曲阜市南辛镇)人。家中排行第二。是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古文献整理家——相传曾修《诗》《书》，订《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后人把孔子的言行语录，作成《论语》。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子”：古代对成年男子的尊称，在战国末期时期，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成年男子都可以称为“子”，而且都希望别人称自己为“子”，因为“子”还是一种爵位，所谓“公侯伯子男”是也。但是，真正能获得别人以“子”相称的，一般是两种人：要么在社会上公信力较高的，如“老师”；要么就是较有道德的贵族；孔子、老子属于前者。而孔子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之一。他还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在天道观上，孔子不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又对其持怀疑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 孔子与孟子并称“孔孟”，孔子被尊为“至圣”“素王”，孟子为“亚圣”。孔子又称“文圣” 据记载，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华夏族)后裔，故为子姓。周灭商后，周武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夏邑)。 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即为孔子的先祖。自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之后，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氏，其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内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是鲁国出名的勇士，叔梁纥先娶施氏曜英，生九女而无一子，其妾生一子孟皮，但有足疾。在当时的情况下，女子和残疾的儿子都不宜继嗣。叔梁纥晚年与颜徵在生下了孔子。孔子的伟大思想与孔子母亲很大关系，其母在和他的外祖父颜襄对孔子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孔子的母亲曾去尼丘山祈祷，然后诞下孔子，又因孔子刚出生时头顶的中间凹下，像尼丘山；故起名为丘，字仲尼（伯、仲、叔、季是兄弟行辈中长幼排行的次第，“伯”为老大，“仲”为第二，“叔”为第三，“季”为最小的。孔子字仲尼，由“仲”字可知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二，但是如果把姐妹也合起来排序，就以孟、仲、叔、季为序了，在兄弟姐妹中，居长的（大哥或大姐）为“孟”。所以孔子在家排行老二，字仲尼，但他哥哥的字是“孟皮”，而不是“伯皮”）。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病逝，之后，孔子的家境相当贫寒。由于身处乱世，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的空间，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使强大的齐国也畏惧孔子的才能，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七十二，便是著名的七十二贤。七十二人中有很多为各国高官栋梁。又为儒家学派延续了辉煌。孔子对后世影响深远，虽说他“述而不作”，但他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后世并尊称他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认为他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称《易经》十翼，或称易传)，著《春秋》。《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而且古代，小孩进学堂第一个拜的就是孔子。 美国诗人、哲学家爱默生认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 1988年，75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集会，会议结束后发表联合宣言，呼吁全世界“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500年前，去孔子那里汲取智慧。” 孔子像孔子幼年时极为聪明好学，二十岁的时候，学识就已经非常渊博，被当时人称赞为“博学好礼”。同时，鲜为人知的是孔子继承了父亲叔梁纥的英勇，身高九尺六寸，按西汉尺厘米计算，是厘米。臂力过人，远非后世某些人认为的文弱书生的形象。并且，孔子酒量超凡，据说从来没有喝醉过。但孔子从不以武勇和酒量为豪。 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经常思考治理国家的诸多问题，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 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今汶上县）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代，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孙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 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亡。孔子62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安贫乐道 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怀着 与人为善的理念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编辑本段孔子名言 孔子像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子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 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译文 孔子说：“知道学习不如喜欢学习，喜欢学习不如以学习为快乐。” 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 译文 孔子说：“明智的人喜欢水，仁慈的人喜欢山；明智的人好动，仁慈的人好静；明智的人快乐，仁慈的人长寿。”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译文 孔子说：“君子胸怀宽广，小人忧愁悲伤。”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编辑本段孔子的思想体系政治思想 其核心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经济思想 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孔子所谓"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利"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他说："见利思义"。①要求人们在物质利益的面前，首先应该考虑怎样符合"义"。他认为"义然后取"，即只有符合"义"，然后才能获取。孔子甚至在《论语·子罕》中主张"罕言利"，即要少说"利"，但并非不要"利"。《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孔子认为："义以生利"。即先有了"义"，才能生出利。《易传·文言》说："利者，义之和也。"这是把对立的"义"和"利"两者统一了起来。这种思想很符合孔子的主张，《左传·昭公十年》记载晏婴说："义，利之本也。"义是利的根本。与孔子的主张也是一致的。孔子反对片面追求功利。他认为在"利"的面前，必须时刻以"义"来衡量是否应该取。他说，符合道义然后才去取得，这样人们就不会厌恶他的取得。相反，"放于利而行，多怨"。①即片面追求个人私利，并以此作为行动的指导思想，就会产生许多的怨恨。因此，孔子认为，干不符合道义的事而获得富贵，就如同浮云一样，②不屑于用不义的手段取得富贵。孔子还认为，对待"义"与"利"的态度，可以区别"君子"与"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义"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则只知道"利"而不知道"义"。这就是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子既然重"义"，则势必轻视体力劳动。他对想学农的弟子樊迟十分不满，骂他是"小人"。孔子还认为，种田的人就免不了饿肚子，而读书的人就能做官而享受俸禄。 由于孔子保守的政治态度，因此对待经济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比如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从法律上承认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时代的重大经济改革；但是据《左传》说，孔子修《春秋》时记载"初税亩"，目的是批评其"非礼也"。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鲁国又"用田赋"，即按亩征收军赋，孔子也表示反对。①但是孔子却主张"富民"。他从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认为对民众的剥削不应采取竭泽而渔的办法。他在《论语·阳货》中主张为政要宽，说："宽则得众"。他在卫国和弟子冉有论政，提出对民众要"富之"。②即富民的主张。在孔子看来，民众富足了，国君没有不富足的；而民众不富足，国君没有富足的。在《论语·尧曰》中还记载，孔子主张"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对民众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另一方面，他又主张赋税要轻一些，徭役的摊派不要耽误农时。《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还对当时的为政者进行说教，要求为政者不要过于奢侈，要注意节俭。他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同时，还主张"节用而爱人"。这里面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运用于经济领域。教育思想 孔子首次提出“有教无类”，认为世界上一切人都享有受教育的的权利。在教育实践上他 美学中的孔子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应该“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因材施教”。他认为学生应该有好的学习方法如“举一反三”、“温故而知新”；学习还要结合思考“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好学“三人行必有我师”；学习态度要端正。孔子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有启发和教育的重要意义。美学思想 孔子的美学思想核心为“美”和“善”的统一，也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孔子提倡“诗教”，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学艺术当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并且孔子认为，一个完人，应该在诗、礼、乐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学思想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影响巨大。编辑本段近世发展 孔子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是指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儒学。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儒学大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孔子，“德侔天地，道贯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的文化圣人；儒学，以孔子学说为基础，以历代儒家宗师的理论为主体形成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日前，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由文化部、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隆重举行。它是国际性的文化论坛、高规格的学术盛会，它的召开是世界儒学界的一大盛事。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日本前内阁官房长官武村正义与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法国、英国、比利时、丹麦、澳大利亚等22个国家和地区、86个儒学研究机构的172位专家学者、各界人士共襄盛举。这些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专家学者、各界人士，围绕儒学的历史研究、儒学的当代价值、儒学的现代阐释、儒学的世界传播、儒学与和谐文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与广泛对话。 曾几何时，北京第29届奥运会开幕式淋漓尽致地在全世界面前展现了辉煌灿烂的五千年中华文明。有识之士指出，它的主线就是“乐礼善学，尚中贵和”的儒学精髓。2008名演员击缶而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古琴声中，身穿古袍、手持竹简的孔门弟子，齐声诵读《论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礼之用，和为贵”等儒家经典名句；887块活字印刷字盘变换出3种不同字体的“和”字，表达了“和而不同”“和为贵”的中华人文理念。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此在五大洲进一步传播，“孔子热”“儒学热”更加“薪助火传”。 周和平说，在历史的长河中，儒学既保持着其仁爱、和谐的精神特质，又带有不同时代的文化烙印，它以开放的姿态生发扩展，为世界文明形态的延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上，新世纪的儒学又一次发出了合乎历史发展、合乎人类利益的时代声音。儒学：如何在中国普及、在全世界传播 当代最著名的儒学学者之一杜维明曾经指出，跟韩国、新加坡乃至中国台湾相比，中国大陆在保持儒学传统方面还存在着差距。相当多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大众对传统文化的渴求，儒学在中国的普及以及在全世界的传播应该成为当下儒学研究的重要话题。 山东大学王钧林认为，如果儒学仅仅停留在儒者的小圈子里，它通常被视为一种思想、学说，很难说它是一种文化。儒学只有走出儒者的小圈子，来到社会，深入到大众之间，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东西，推行礼教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倡导仁义改变社会风气，才会从儒学那里孕育出儒家文化。澳门学者也提出，应该在中小学提倡每天读“一分钟孔子”。 9月28日，与会代表们前往曲阜孔庙参加了祭孔大典，因此，一些代表对全球各地的祭孔仪式展开了讨论。孔子研究院的孔祥林指出，孔庙遍布于中国、韩国、越南、日本等，中国古代从国家到各级地方政府也都设有文庙，文庙有重要的三重社会公用：崇德、报本、教化。政府通过孔庙教育臣民学习儒家思想，推崇德义，砥砺伦常，加强道德修养。这类文化设施对于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今天的社会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保护。浙江工商大学的赵荣光教授通过考察比较中国曲阜、台北和韩国成均馆孔庙释奠礼，认为孔庙释奠礼应当按博物馆原则再现历史原貌，加强相关制度、礼仪、乐舞、服饰、器物、祭品等一系列具体事宜。在条件具备时，有关方面应向联合国“申遗”。 台湾地区的董金裕介绍，古代的祭孔分为“秋祭”和“春祭”，台湾的“秋祭”主要遵循“古礼”，即在礼仪、服装、音乐、舞蹈等方面遵照明代祭孔的规程，并根据时代特点压缩仪式的时间、接纳女性参加祭孔；“春祭”则融进了更多的时代特点，采用年轻人比较能够接受的方式，其主要作用是吸引年轻人走近孔子、接触儒学。 一些专家指出，在当下复杂的文化背景中，儒学在全世界的传播和普及并不会一帆风顺，甚至困难程度远远超越大家的想象。来自丹麦的安德森认为，儒学的普及并不是价值观的强加。孔子哲学强调彼此了解，孔教是调和的一种价值观。他认为应该用协调的方式推广儒学，而不是一种说教的方式进行。 与会专家相信，我们在研究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同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也将进一步走向世界，并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将把人类带入一个和平、稳定、繁荣、进步的新时代。正像张岱年先生曾经说过的——“盲目的批判孔子的时代过去了，盲目的尊崇孔子的时代也过去了，科学的研究孔子的时代到来了。”孔子是中国的，儒学是世界的。 孔子为我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一直被历代统治者视作正统学科，以至作为任贤用能的标准，影响延绵数千年至今。 子临川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一）文化
1、“一带一路”视阈下实施中原文化走出去路径研究
2、商丘市红色典籍整理与开发利用研究
3、“互联网+”行动计划与网络文化建设研究
4、“十三五”时期商丘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研究
5、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创新保护研究
6、传统美学精神的当代价值研究
7、传统文化与“文明商丘”建设研究
8、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商丘市的发展机遇研究
9、商丘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研究
10、河南文脉传承与城市特色构建研究
11、商丘名人文化产业化与中原经济区建设
12、“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传播研究
13、“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原文化传播与交流
14、河南省红色典籍整理与开发利用研究
15、“十三五”时期河南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研究
16、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美丽乡村建设研究
17、商丘文脉传承与城市特色构建研究
（二）文艺学
1、浅论审美与文化的关系
2、略论大众审美文化的历史与现状
3、论宗白华美学思想
4、论审美现代性
5、广告的审美特征论析
6、论诗歌语言
7、论马克思主义的悲剧观
8、论文艺的娱乐作用
9、论意境的美学特征
10、论文学语言的多义性
11、文学审美特征论
12、“话语蕴藉说”评说
13、浅析“典型论”
14、浅论“意象”
15、浅论“叙事学”
16、文学消费心理研究
17、关于文学话语“陌生化” 问题
18、浅论“结构”与“解构”
19、论艺术真实
20、论文艺欣赏中的心理距离
21、浅论文艺欣赏中的共鸣与沟通
22、论艺术直觉
23、论艺术虚构
24、浅论美育与社会的文明进步
25、浅论文学流派在艺术创作中的意义
26、简论文学作品形式的独立审美特征
27、浅论新时期文学发展与典型内涵的新变化
28、浅论新时期诗歌审美特点的新变化
29、论当代 中国 的大众文化
30、论艺术创作的通感与错位
31、论审美变形
32、论艺术想象在文学创作中的价值
33、论文艺作品可能产生的负面 影响
34、论本世纪中国文论的 现代 性主题
35、浅论儒家美学在中国古典美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36、浅论庄子美学思想对中国艺术精神的影响
37、论朴素美
38、蔡仪美学思想述评
39、浅论朱光潜在当代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40、评李泽厚美学思想
41、浅论中国意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42、浅论禅宗对中国美学发展的影响
43、试论文学语言的审美特征
44、论艺术接受中的个体差异
45、浅论人类审美态度的演进历程
46、论悲剧审美的道德内涵
47、当代中国大学生审美情趣考察
48、论形式美的美育效应
49、浅论美育与社会人文精神的转化与重建
（三）古代文学
1、试论杨万里诗歌的俗与雅
2、唐传奇的文学价值
3、薛涛的文学创作
4、鱼玄机的创作
5、浙西词派及其词人简述
6、小红低唱我吹萧――姜夔的词与音乐略探
7、黄庭坚的文学思想
8、李清照词创作的社会蕴含与价值
9、宋代女性创作的“悲愁”本色
10、试论宋诗中杭州民俗的描写及其表现
11、论张先的慢词
12、“表面滑稽而骨子里沉痛”――苏轼“以游戏文字为诗”浅论
13、从潘金莲看《水浒传》的婚姻和爱情
14、论《镜花缘》中的唐小山形象
15、论弹词小说《再生缘》中四位女性形象之对比关系
16、浅论凌鞒酢抖拍》之盗贼观
17、浅论李渔的人生观在戏剧、小说中的体现
18、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和《卖油郎独占花魁》看拟话本的爱情婚姻观
19、试论张岱《西湖梦寻》、《陶庵梦忆》中的禅趣
20、浅析《牡丹亭》中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
21、《水浒传》中绰号问题浅析
22、论香菱形象的文化命义
23、“二尤”悲剧在《红楼梦》大悲剧中的原型意义
24、刘姥姥形象的文化意蕴
25、巧姐形象的文化意蕴
26、两对位势悬然却下场略等的母女一一赵姨娘探春及凤姐巧姐漫议
27、度人与救世一一疯僧与刘姥姥形象的不同意蕴
28、贾宝玉同性恋倾向诠释
29、《聊斋志异》中的悍妇心理构件
30、论《聊斋志异》的传奇艺术
31、《世说新语》的语言风格
32、《世说新语》的语言技巧
33、《世说新语》的写人技巧
34、《世说新语》与中国古代小说
35、王梵志诗歌的独特内涵
36、试论李商隐爱情诗的意象
37、论李贺诗的多种风格
38、论《金瓶梅》中的民俗描写
39、论《儒林外史》对八股制艺弊端的反思
40、论《红楼梦》中诗歌之功能
41、对生命的漠视――试论《水浒传》叙述的暴力化倾向
42、白居易《长恨歌》多重意蕴浅探
43、论《史记》中下层人物的描写
44、浅论《史记》的游侠精神
45、论苏轼的出世和入世
46、试探陆游的“梅”情结
47、论李白的咏侠诗
48、《三国演义》中的择主思想比较
49、《儒林外史》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50、浅论《儒林外史》对人性的扭曲
（四）现当代文学
1、论李健吾的短篇小说（或者：论李健吾小说的平民化）
2、论“后浪漫派”小说的艺术特质
3、《风萧萧》中的.意象
4、张爱玲小说的影视改编
5、《小团圆》中的母亲形象
6、《小团圆》中的女性形象
7、《小团圆》的叙事特色（或者：《小团圆》的复调叙事）
8、老舍小说的影视改编
9、老舍小说的爱情叙事（或：老舍的女性观）
10、老舍、邓友梅、王朔的“京味儿”小说
11、老舍、邓友梅笔下的旗人形象
12、茅盾的另类小说
13、论钱钟书的短篇小说
14、沈从文小说中的男性世界
15、张恨水小说中的女性世界
16、浅析现代人文主义思潮
17、论新写实文学中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
18、沈从文作品中的人文情怀
19、早期乡土小说的民俗价值
20、乡土文学与乡土小说
（五）外国文学、比较文学
1.《美狄亚》的女权主义重读
2. 中国、希腊神话中的女神形象比较
3.《十日谈》的狂欢化民俗特征
4. 《堂吉诃德》的想象性虚构与写作策略
5. 《奥赛罗》的后殖民重构
6. 试论莫里哀性格喜剧的类型化特征
7. 从后殖民主义批评角度解读《鲁滨逊飘流记》
8. 《巴黎圣(原文来自： 蓬 勃范文 网: 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选 )母院》人物设置的圆形结构
9. 从原型批评角度看于连形象
10. 《荒原》的“死亡情结”
11.论《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集体无意识
12. 鲁迅《药》中的基督受难形象分析
13. 《边城》和《伊豆的舞女》的比较研究（最好再加副标题，突出论点）
14. 《雪国》中 “雪”与“火”的意象研究
15. 泰戈尔的《沉船》与易卜生的《娜拉》中女性形象的比较
16. 论海明威小说创作中的“硬汉性格”。
17. 弗洛伊德主义和劳伦斯的小说《儿子与情人》
18.论流浪汉小说的艺术特征
19.中国武侠小说和其实文学的比较研究
20.《奥瑟罗》的悲剧冲突艺术
21.《呼啸山庄》与《金锁记》情感世界之比较
22.果戈理《死魂灵》的讽刺艺术
23.论《百年孤独》的孤独意识
24.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主题探析
25.哥特式小说的原理和发展
26.《浮士德》的善恶冲突论
27.试论《巴黎圣母院》的美丑对照原则
28.茶花女与杜十娘比较
29.哈姆莱特形象的接受和误读
30.重评巴洛克风格
（六）美学
1、美在文心：刘勰文学观探微
2、宗白华意境理论的诗学意义
3、论钟嵘《诗品》对诗之本质及诗美境界的阐释
4、王国维与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
5、李安华语作品文化解读
6、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道家艺术精神
7、鸿雁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审美意蕴
8、略论王国维的文艺思想体系及其现代意义
9、《人间词话》境界说与中国传统诗说之关系
10、论“悲秋”的母题及其文化意蕴
11、梁启超美学思想及其价值启思
12、“陌生化”理论在文学创作中的运用
13、网络时代的大众文化
14、王国维诗学的创化之道
15、论网络诗歌生产与消费的快餐化
16、亚里士多德的“陶冶”说与孔子的兴观群怨
17、柏拉图的音乐美学与中国先秦时代的乐论
18、浪漫主义诗论与中国的“人民性”的当代意义
19、以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视点看莫言的“红高粱”小说系列
20、诗论喜剧语言的美学特征
21、试论“童心”与艺术创作的关系
22、论文学创作的审美理想
23、由宗白华《美学散步》看“人生艺术化”
24、庄子“无为”美学思想初探
25、《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中国四大古典名著电视改编研究
26、成功的复合式改编：《罗生门》
27、从《霸王别姬》看导演陈凯歌的美学观念
28、论孔子的美学思想
29、论庄子的美学思想
30、论中国古代美学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