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和两汉文学，由于秦代历时短促，文学成就不高，因而主要是两汉文学的成就。从文学样式看，秦汉文学主要在辞赋、史传文、政论文和乐府诗歌等四个方面取得较高成就，在上有较为深远的作用和影响。秦代文学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至嬴子婴即位（公元前207）不久为刘邦所灭，仅历时15年,文学上无重要建树。秦王朝在统一全国之初，实行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不仅如此，秦王朝还对儒生实行肉体消灭政策,曾一举坑杀儒生460余人。在秦王朝统治期间，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先秦时代的文书典籍几全遭毁灭。“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文心雕龙·诠赋》),“秦皇灭典,亦造仙诗”（《文心雕龙·明诗》），即使遗留一些杂赋、仙诗（仙真人诗）亦皆亡佚。现在能看到的仅仅是秦始皇巡行各地时，等人写作的歌颂功德的文字，由于它们刻在各地山石之上，后世称为。它们在形式上模仿雅颂，为四言韵文，多以三句为韵。文学价值不高，但由于它们是今存最古的碑文，对后世的碑志文有一定影响。西汉文学 汉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在政治上恢复了分封同姓侯王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措施，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黄老的“无为而治”学说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在文化政策方面，惠帝时废除了秦的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加之战国以来百家之学的影响，各地侯王也仿效战国诸公子的办法,招致各种人才于自己的门下,这使汉初的哲学和社会思想都比较活跃自由，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汉初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和辞赋的发展上。汉初文士有战国游士的余风，喜欢奔走于诸侯、权贵之门，比较关心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并勇于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促进了政论文的发展。汉初政论文作者以、为最著名。他们注意总结秦王朝由弱转强、政权得而复失的经验教训，对如何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完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这些政论文议论宏阔，说理畅达，感情充沛，富于文采，对唐宋以后散文创作有明显的影响。汉初的辞赋属于战国的余绪,但汉初辞赋作者缺乏那样的强烈感情,多为模拟之作，作品亦多亡佚。现存的《招隐士》，其气象、格调逼近屈宋，为其中的佼佼者。贾谊在贬谪长沙时写有《吊屈原赋》和《鸟赋》，其中渗透了个人的身世感叹，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抱负,特别是后者,在体制和写法上，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是文景时期的重要作家，他以上书吴王、谏阻其谋反而知名于世。他的《七发》虽然不是以赋名篇，但其写法和格局都可以说是汉代新体赋——汉大赋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汉赋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汉武帝时代，西汉封建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经过汉初以来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汉武帝雄才大略，内外经营，进一步加强了汉王朝的封建集权制。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文化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容了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和黄老、刑名等思想。它不仅解释了汉王朝夺取政权的合理性，而且也指出了巩固统治的方法。从此以后，儒家思想就一直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这一方面对封建统一帝国的形成和封建集权制的巩固起着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定于一尊，对当时和以后的学术和文化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汉武帝时期至西汉末，文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乐府机关的设立、扩展，辞赋创作的繁荣和的出现。汉高祖时,叔孙通制定朝仪,使汉高祖体会到了“为皇帝之贵”，也使他认识到制礼作乐对建立封建王朝秩序的重要。汉初设立的乐府，其主要职能就是为了管理郊庙、朝会的乐章。但由于“大汉初定,目不暇给”,还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定制度，兴礼乐”（《汉书?礼乐志》）的工作。汉武帝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以兴太平”(《汉书·礼乐志》)为目的,把乐府规模和职能加以扩大,大规模搜集各地的民间歌谣，以丰富朝廷乐章。所谓“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班固《两都赋序》)，“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反映了当时制礼作乐的实际情况。乐府机关的设立和扩大，使各地民歌有了记录、集中和提高的条件，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汉乐府所演奏的乐章,除汉高祖唐山夫人以“楚声”为基础创立的《安世房中歌》和武帝时《郊祀歌》外，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还有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各地民歌55首。现除《铙歌十八曲》外，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铙歌》是武帝时吸收北方民族音乐所制的军乐，它的歌辞由于文字衍误过多，大都难于读通，其中少数言情和反映战场惨象的篇章，明白可诵，有一定现实意义。辞赋创作也因为“润色鸿业”的需要，在汉武帝时得到极大的发展,进入了汉赋创作最兴盛的时代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的赋，不算杂赋在内,有900余篇，而武帝时的赋就有 400余篇。司马相如是汉赋创作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家。他的《子虚》、《上林》赋，以宏大的结构、绚烂的文采和夸张铺陈的手法，描写了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和天子田猎的盛大，迎合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因而受到重视，表现出汉赋作为宫廷文学的特质。汉武帝周围，除司马相如外，还有、枚皋等所谓“言语侍从之臣”,他们“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如倪宽、董仲舒等也“时时间作”，从而造成了汉赋创作盛极一时的局面。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辞赋,在他周围也有一批辞赋作家,如、张子侨、、华龙等，他们的作品除一些描写帝王田猎、宫苑的大赋外，还有一部分是所谓“辩丽可喜”、“虞说（娱悦）耳目”的咏物小赋。但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不存。是西汉末年著名辞赋家他写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处处有模拟司马相如赋作的痕迹，缺乏创造性，但由于他才高学博，有的赋还写得比较流畅，有气魄。扬雄晚年认识到汉赋无补于讽谏的根本弱点，辍不复为，并在《法言》等著述中正面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强调文学内容与形式统一，这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汉赋是西汉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但就其思想和艺术的成就来说，并不足以表现西汉各方面的发展，真正代表这个时代文化发展最高成就的是的。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这就为《史记》的写作准备了物质条件。司马迁独立完成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史记》,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发展,树立了一块丰碑。《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中心，不仅开创了“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历史，所说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确地评价了司马迁在历史学和文学发展上的贡献。司马迁的《史记》在汉宣帝以后就在社会上传播，由于它记事止于汉武太初年间，就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来续补它,但大都文辞鄙俗,不能和《史记》相比。西汉后期散文成就表现在政论文方面，桓宽的和的奏疏、校书的“叙录”,继承汉初政论文传统,内容充实，说理明畅，表现了作者匡救时弊的热情。东汉文学 初始元年（公元8）,汉室外戚王莽代汉称帝，天凤四年（公元17），爆发了赤眉、绿林农民大起义。建武元年(公元25),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在政权性质上，东汉王朝是西汉王朝的继续。东汉初年，刘秀采取了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以及农业技术的进步，使生产有所发展，刘秀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推崇在西汉末年开始兴起的谶纬之学，它与今古文经学合流而泛滥于一时，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思想。在这样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东汉文学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的汉书是东汉史传文学的代表。它沿袭《史记》体例而小有变动，记叙西汉的历史，开创了中国断代史的先例,其中有一些人物传记,详赡严密。旧时史汉、班马并称，说明《汉书》同《史记》一样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汉政论文如《潜夫论》、崔《政论》、《昌言》等，继承西汉传统，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争是东汉反对谶纬迷信的杰出思想家,他的《论衡》是一部“疾虚妄”之书，对当时统治者所宣扬的神学迷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他还从这一精神出发，批判了当时“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并正面提出了一系列文学主张。东汉辞赋仍在司马相如的影响之下，模拟因袭的风气盛行，但以班固《两都赋》为开始的京都大赋，由宫苑而都城,在题材开拓上是一个进步。东汉中叶以后,政治极端黑暗，赋风开始转变，的《归田赋》以清丽的语言、情景交融的手法，表现了作者归隐田园的恬静心绪，是这一转变的标志。桓灵以后，一些愤世疾俗的士人如等，也写有揭露现实、抨击社会黑暗的短赋。这类抒情小赋数量虽然不多，但它突破了沿袭已久的赋颂传统，是魏晋六朝抒情赋的先导。现存汉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的作品。这些民歌形式多样，反映了东汉人民的苦难处境和思想感情，是东汉文学的重大收获。东汉文学的另一重大收获，是在乐府民歌和民谣影响下,文人的形成,无名氏是东汉文人五言的成熟作品。东汉文人五言诗是东汉后期中下层士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它们的作者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在创作中既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朴素自然、平易流畅的特色，又能借鉴、《楚辞》的艺术手法，在朴素自然中求工整，在平易流畅中见清丽，“深衷浅貌，短语长情”，极大地提高了诗歌的表现力和抒情性，这对以后魏晋五言诗的发展和的产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秦汉散文 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只存在15年。这期间除皇帝的诏令和臣下的奏疏等实用文字外，没有散文名篇传于后世。而在文学发展中起过一定影响的是完成于秦统一前秦王政八年（公元前 239）的《吕氏春秋》和李斯作于秦王政十年的《谏逐客书》。前者由秦丞相吕不韦主持，由其门客集体编著，它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说理，富于文学意味；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文遗闻，是后世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后者是李斯为谏阻秦王拟驱逐六国来客而作。文章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说辞的气势；而在文辞的修饰整齐、音节的和谐流畅等方面，又是汉代政论文和辞赋的先声。 两汉散文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政论文。西汉初年，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余风犹存。一些作家继承先秦诸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勇于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使汉初政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贾谊和晁错是这一时期政论文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政论文作品或针砭时弊，分析社会实际存在的矛盾；或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都写得深切著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就文章风格而论，贾谊、晁错各有特点，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指出：贾、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贾谊有文采而比较疏阔,晁错则见识深远,他们的政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而经学家的家法森严，章句烦琐，许多士人皓首穷经，日益脱离现实而不切实用。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起，东汉大盛，使空疏的经学又增加了神学色彩，一般士人也无不受到影响。所有这一切，使一般政论文也蒙上了空疏神秘的经学雾障，迂腐板滞而缺少生气。但少数作家能够冲破经学的束缚，继承贾谊、晁错的传统，对封建社会中日益尖锐的种种矛盾，统治阶级的腐化侈靡以及神学化的经学作了揭露和抨击。在文章风格上因受到辞赋创作的影响，有趋于整饬、排比的特点，但思想内容则与辞赋相反，绝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颂扬。 西汉宣帝时的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不仅保存了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也对当时的社会面貌有具体生动的反映，其中对时政的批评，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对不切实际、迂腐经生的讽刺,都很深刻。在形式上，《盐铁论》是汉赋主客问答形式的改造和变化，有创新意义。东汉政论文较著名的有王符的《潜夫论》、崔□的《政论》和仲长统的《昌言》。它们对东汉中叶以后的社会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文章结构严密，语言质朴，并常以历史故实和生动的比喻增强其论点的说服力。但就文章气势和文采而言，一般不如西汉的政论文。 东汉初年的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所著《论衡》（85篇）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他高举“疾虚妄”的旗帜,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并对传统的思想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批评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的错误态度，并在《问孔》、《非韩》、《刺孟》等篇中，对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孔孟的言论做了分析，并指出其荒谬的地方。由此出发，王充还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艺增》、《超奇》、《佚文》、《案书》、《自纪》等篇中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 汉代散文中的史传文成就突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汉书》在整个封建时代，都被史学家及文学家奉为典范。 中国史官的建置极早，他们掌管国家的典册，记言记事,积累并整理了大量文献,供统治者咨询和使用。现存的儒家“五经”及《左传》、《国语》等，其初大都出于史官之手。战国以后，特别是经过秦火，至汉王朝建立时，史官制度已名存实亡，典籍图书的散失更加严重。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社会经济、文化才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与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致，总结、整理历史资料就成为文化思想的必然趋势。《史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伟大著作，作者司马迁创造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而《史记》的人物传记,由于作者的匠心独运,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后代的文学家从中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宋代郑樵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都说明司马迁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伟大贡献。 汉宣帝以后，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续补《史记》。 东汉初年班彪“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其子班固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汉书》的体制虽承袭《史记》，但它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共 229年的断代历史，是继《史记》之后又一创造和发展，对后代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史学界均以班马、史汉并称。 汉代散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还有小说一类，《艺文志》载“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实为一千三百九十篇）。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桓谭也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李善注引《新论》)汉代小说作品大都亡佚,现存题为汉人所作者,如《十洲记》、《西京杂记》、《汉武帝内传》等,均出后人伪托。但据班固、桓谭所论,及汉代小说佚文、伪书所记,推测其内容当系志怪、志人之类,实为魏晋小说之滥觞。由于这些著作“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不本经传,背于儒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因而为当世儒者所轻贱,以至无法流传于后世。汉人小说虽不存,但现存的汉代散文著作中亦有类似小说者，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作者编纂这三部书的本意是用历史故事来宣扬封建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但其中除有先秦至汉代的史事外，也有一些流行于民间的轶事、传说和寓言，颇与后世小说相近。此外，《吴越春秋》、《越绝书》,旧时书录均入史部,称之为“杂史”、“载记”。两书都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史实，主要根据《国语》，亦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但其中也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四库全书总目》称《吴越春秋》中“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其写法对后世历史演义小说是有启发的。
东汉的王充很聪明，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用自己的思想批判了当时的观点和一些陈腐的旧思想。
孔子作为中国私学教育的第一人，是我国最早、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论孔子教育思想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析孔子的教育思想》
摘 要：孔子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孔子办教育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二是孔子教育弟子全面发展，把德育放在首位;三是教育弟子了解国情，热爱祖国，弟子积极参加改革。
关键词：教育思想;德育;德政礼治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05-314-01
孔子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创办私学，把文化知识传播到民间，为中国古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孔子的教育思想非常丰富，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的东西很多，下面仅从三个方面加以探讨：第一，孔子办教育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第二，教育弟子全面发展，把德育放在首位;第三，教育弟子热爱祖国，积极参加改革。
一、孔子办教育的目的是为实现他的政治理想服务的
孔子生活在春秋晚期，社会历史正处于大变革时代，奴隶社会正在崩溃，封建社会即将诞生，历史潮流不可逆转。孔子要历史回到西周奴隶制盛世去是不可能的。他在鲁国从政与当权者季氏不合，从三十五岁开始招收门徒，培养自己的追随者。随后又带着弟子遍访东方各国，历尽艰辛地宣传自己的主张，终不被各国执政者所用，最后，他只得痛苦地回到鲁国。返鲁后，他广招门徒，开门设教，意欲通过办教育培养人才，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
孔子的教育思想是要培养推行德政礼治的人才。在一个国家推行德政礼治，要靠圣君、贤臣和良民。圣君、贤臣、良民不是天生的，但可以通过教育培养出来。因此，他很重视教育的作用。他说：人之“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主张人人都应受教育，这就是他的“有教无类”的光辉思想。在他看来，春秋时代不但没有圣君，就是具有君子品德的圣君也没有见过。即使如此，既定之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否则就是非礼和不忠。受过教育的小人就成为良民，是施政、供驱使的对象。贤臣是实行“德政礼治”的决定力量。而贤臣主要是从受过教育的贤人、君子、士中选拔出来的。贤人是具有最高品德的知识分子，只要当权者任用他，就成为贤臣，有了贤臣，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君子是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士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有了合格的君子和士，也可以从中选出贤臣。孔子办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教育培养出一批贤人和优秀的君子与士，供各国国君选作贤臣。通过贤臣治国，实行“德政礼治”，就可以使国家达到像西周初期那样的“太平盛世”。
二、孔子办教育也非常重视全面发展，并把德育放在第一位
首先，孔子“四教”，德育为主。孔子施教的首要内容是“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四教之中，文是文化历史知识的学习，行、忠、信都是思想品德的修养。孔子认为思想品德教育是主要的，文化知识的学习是从属的，只有先接受他所要求的思想品德教育，然后学习文化知识才有用处。因此，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要求弟子首先培养自己具有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品德，“行有余力”，然后才学文化知识。孔子还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也可以看出孔子在教育学生时，把思想品德教育是放在首位的。
其次，孔子施教把德育放在首位，从古人概述孔子传授《六经》的教育意义时，也可以得到证明。最早提到《六经》的《庄子》载：“邹鲁之士，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礼记・经解》和《史记・滑稽列传》也有类似记载，不过是出自孔子之口。可见孔子总述《六经》的教育意义和教育价值时，把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放在《六经》教育的第一位的。
三、教育弟子热爱祖国，弟子积极参加改革
孔子本人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对生育他、长养他的鲁国，怀着深厚的感情。当祖国处于危急的时刻，他挺身而出去拯救她，使她免受耻辱。如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鲁定公与齐景公会盟于夹谷，孔子为相，正当两君相见时，齐人恃其强大，发动突然袭击，“鼓噪而起，欲以执鲁君”。面对这突发事件，孔子不畏强暴，临危不惧，坚持面对面的斗争，终于赢得胜利，鲁定公平安回国。充分反映了他不辱君命，维护鲁国尊严的爱国主义精神。孔子自己爱国，也教育弟子爱国。公元前484年，齐恃强伐鲁，鲁政在季氏，孟孙氏和叔孙氏向齐求和，孔子的弟子冉求和樊迟在季氏门下为吏，则主战，二人带着季氏门下的七千甲士和三百徒卒，大败齐师于鲁郊。孔子称赞冉求、樊迟说：你们“能执干戈以卫社稷”保卫了祖国，使人民免遭屠戮。
孔子办教育，重视教书育人，为社会培养出一批有用人才。孔门弟子有三千人，他们开始把文化知识传播到民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弟子中学有成就者七十二人，被称为“贤人”。如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德行最好;宰我、子贡善于言辞，长于办外交;冉有、季路，善于从政;子游、子夏，善于文学。由于孔子施教重视社会实践，弟子在实践过程中，逐步看清了社会需要，学成后，不拘泥于师教，积极参加社会改革。其中，有名的要数子夏。孔子死后，子夏到魏国河西收徒讲学。他曾“为魏文侯师”，“文侯师事之，咨问国政焉”，给战国初年任用李悝变法，大力推行改革政策的魏文侯出谋划策，作出过重要贡献。其他弟子在学习期间，就陆续从政者有：子路为鲁季氏宰(总管)、为卫蒲邑大夫，后又做过卫大夫孔悝的邑宰。子夏为莒父宰，冉求为季氏宰，子游为鲁武城宰，冉雍为鲁季氏宰，密子贱为鲁单父宰，巫马期也曾为单父宰，仲弓为莒父宰，子羔为费宰，宰我为临淄大夫，子贡常相鲁卫，惠叔兰曾为卫司寇等。他们大都是在积极推行改革政策的大夫门下任得力助手。子路、冉求、冉雍等在帮助鲁国新兴势力的代表季氏推行改革政策方面，作出过突出的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孔子办教育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二是孔子教育弟子全面发展，把德育放在首位;三是教育弟子了解国情，热爱祖国，弟子积极参加改革。概括起来就是：教育要为政治服务，教育要把德育放在首位，教育弟子爱国。这些我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我们今天在进行教育改革时，还值继承和借鉴。
孔子教育思想论文【1】
摘 要：在东方的教育发展史上，孔子是不可不提及到的人物，他的教育思想至今对我们产生影响。
解读他的教育思想，对当今社会教育具有启发和教育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孔子 《论语》因材施教仁 教学思想 启示
孔子(约公元前551-前479年)是我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和“礼”，提倡“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强调忠孝和仁爱。
教学思想与教学方法是承认先天差异，但更强调“学而知之”，主张“有教无类”，重视因材施教，这些思想在《论语》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孔子的教育思想从多方位的分析和总结，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了解他的思想，对于教育的发展意义重大。
一、教育对象：有教无类
据记载，孔子门生三千，而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教育沿袭着“学在官府”的传统，教育被贵族子弟垄断，平民子弟是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
之所以有这么多学生，是因为孔子首次提出“由教无类”认为世界上一切人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
无论贫贱之人，还是富贵之人，都有接受的权利。
孔子说：“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
“束修”是一条腊肉干，是当时贽见老师的礼物，只要有愿行束修之礼的，也就是愿意在孔子门下接受教育的，孔子是不会拒绝的。
这并非孔子受他的礼，而愿意教他学习，只是“束�”是当时人们都能承担的，任何人均可到他们下接受学习。
这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故事跟能说明孔子对待受教育者资格的要求。
有一个名为互乡的地方，此地之人不善，难与言。
互乡一童子求见孔子而孔子接受了，门人非常疑惑，孔子解释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
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论语・述而》)这就是说，只要一个人肯进取，不管其曾经怎样，只要现在能洁身自爱，以求获得教育机会，我们就不可以剥夺他受教育的权利。
充分说明了有教无类的教学思想。
二、教育方法，内容和目标
1.教育方法
在孔子的教学思想中，“因材施教”和启发诱导是教育的基本方法。
因材施教，根据学习的人的志趣、能力等具体情况进行不同的教育。
孔子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论语子路》)这就体现了孔子对学生的了解。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也。”(《雍也》第21章)意思是教学上要根据不同学生，不同的智力水平，教授难度不同的教学内容。
此举虽无“因材施教”四字，但在朱熹的《四书集注》中“夫子教人，各因其材”，充分说明孔子教人，因材施教。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意指：一个人不到他倾全力去尝试了解事理，但却仍然想不透的程度，我是不会去启示他的。
不到他尽全力想要表达其内心的想法，却想不到合适言词的程度，我是不会去开导他的。
如果告诉他一个角落是这样的，他还不能推悟出其它三个角落也是一样的，那我就不会再多说什么了。
句中一“启”一“发”充分体现了孔子的启发式教学。
这个方法对当代教育具有启示的作用。
2.教育内容
孔子教育内容：“孔子教学继承了西周六艺教育传统，教学纲领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基本科目是诗、书、礼、乐。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其中道德教育内容：仁与礼、孝悌、忠信。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论语・八佾》)意指：人心若没有了仁，把礼来如何运用，人心若没有了仁，把乐来如何运用。说明仁礼在教学的重要。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论语・里仁》)意指侍奉父母，他们若有过失，要婉言劝告。
话说清楚了，却没有被接纳，仍然尊敬他们，不要违逆对抗，继续操劳而不怨恨。
这是孝悌充分体现。
子曰：“民无信不立”(《 论语・颜渊》)意指人没有信用就没有立足之地。
一个国家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就要垮掉，强调忠信在教育上重要性。
他向学生讲授“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儒学思想中教学内容后又增加“六艺”，包括为礼、乐、射、御、书、数。
包含了道德修养、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和训练。
孔子教学不以书本为学习全部资料，而是在书本学习同时，在生活中也同时学习。
这样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打下基础。
3.教育目标
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意指一个真君子做到了内心的仁、知、勇，从而就少了忧、惑、惧。
这体现了孔子在教育人学习要达到的教育目标。
而在培养目标上，孔子注重“举贤才”为国家培养人才也是孔子教育的目标。
“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与孔子的举贤才是一致的，从这句话中就体现了孔子为国家培养人才的目标。
孔子告诫学生“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论语・里仁》)，孔子推荐学生担当政治事务，在举荐人才时有原则，首先，学习不优异，不可做官：其次，要在国家政治开明时才可做官，否则宁可隐退。
所以在孔子教育思想中只有做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和“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才达到了教育的目的。
孔子教育思想对历史的贡献，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扩展了教育对象;“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效果;;重视文化的传承，对教材进行建设，为后世儒家奠定了进经籍教育体系的基础;更提出了“终身学习”的思想，“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通过他自己证明了这一说法，对教育的启示：在教学中，教师不放弃每一位学生，了解每一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学习思想，从而选择适合学生方法进行教学，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做到“活到老、学到老”，终身学习。
从而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于社会和个体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教育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更是不可磨灭的。
参考文献：
[1] 朱熹(宋).《论语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
[2] 刘嘉铭.《教育公共基础笔试》[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11论文期刊：
[3] 曲红艳.《孔子教育思想浅析》[J].黑龙江科技信息 2008年21期
孔子教育思想研究【2】
[摘要]孔子作为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教学经验，创造了卓有成效的教学方法，总结倡导了许多宝贵的教育主张和原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
他的这些教育经验和原则，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宝贵遗产，至今仍对我们的教育实践有着行之有效的指导意义。
我针对孔子著名的“有教无类”、 “乐学”、 “因材施教”以及一些比较具有参考价值的教育思想进行浅析。
[关键词]孔子“有教无类”“乐学”“因材施教”“变通”
正文：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
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认为治理国家最根本的要靠教育，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只靠政令、刑律去治理国家，百姓只能被动地去遵纪守法，而不能够有廉耻之心，不懂得为什么要自觉地去遵纪守法，是不能够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的。
如果用教育的'方法去教育人民，使人民能够用礼法去约束自己，懂得言行的规范，就能够自觉地遵纪守法，那么国家就能够得到治理，孔子认为政令、刑律都不如教育更加有效，因而孔子一生开私塾，广收弟子三千，有才能者就有七十二人，因而孔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教育思想，孔子的教育思想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重视学生的发展和老师的发展，他的教育思想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我在这里仅仅就其中有代表性的几点进行分析。
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意思是说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受教育。
又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意思是说只要给我一些薄礼，我从来没有不教的。
这在当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仅仅是王孙贵族，普通人的子女也可以接受教育，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孔子认为“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
他认为人的素质都是一样的，只因为环境与教育的不同，才使人有了差别，尽管当时孔子已被人尊为圣人，但他始终强调自己不是生而知之的人，是学而后知的。
由此可见，他认为任何人只要受到教育都可以成为圣人，他强调学而后知，不仅是谦虚，也是他的信念。
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后身体力行，在教学实践中贯彻了他的主张，在他的弟子中就有各式各样的人，既有贵族，也有被称为鄙人的下层人士，也有像颜渊那样的贫穷的人。
孔子教导学生要注重提高道德素质，也提倡老师要讲究职业道德。
从以上可以看出，孔子把德育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点。
如果我们的教育管理者，只懂搞教育，而不懂道德要求，那么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一个有很高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科学家，却助纣为虐，为战争贩子研制杀人武器;一个掌握有高超印刷技术的科研人员却研究和大量印刷假币，严重干扰和威胁国家经济，这样的人于百姓、于国家、于社会有何益呢?值得欣慰的是，现在有许多有识之士已开始认识到素质教育的重点是道德教育。
在学习态度方面，孔子推崇的是使学生“乐学”。
《论语》的第一句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可见孔子非常重视要使学生愿意学习和乐意学习，他从自己长期的教育实践中认识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也就是说，只有把学习当作乐趣，迷上了学习，才能取得最好的学习成效。他说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他还对别人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从这些议论可以看出孔子本人就是非常乐于学习的人，正因为把学习当作乐趣，才能学得进，学得好，成为博学多识的人，所以孔子认为要想使学生学好，首先要让学生“乐学”。
为了使不同的学生都能学有所得，学有所长，他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点，在教学中 "因材施教"。
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子路与冉有向孔子请教同一个问题，听说了一件事，要不要马上去做?孔子对子路说：“有父兄在，不可以如此。”对冉有却说：“可以去做。”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公西华对此发生疑问，孔子解释说：“冉有退缩，故鼓励其进取;子路则勇于进取，故使之知有所退缩。”(见《论语·先进》)这个故事就是比较典型的因材施教的例子。
如上面所说，孔子的学生之所以各有所长，也正是他因材施教的结果。
孔子能熟练运用启发式教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不到学生想弄明白而不能弄明白的时候，不去点拨;不到他想说而又说不清楚时，不去启发。
从而极大地调动学生的求知欲望。
孔子的教育方法灵活多变，有诸多辉煌创造：如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学思结合，知行统一，温故知新、循序渐进，叩其两端，举一反三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千古流传，至今仍在教学中发挥作用。
除了以上关于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贡献以外，孔子还难能可贵地提出了“终身学习”的思想，并且身体力行。
他现身说法地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在孔子看来，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没有年龄阶段的限制。
这种学而不厌的精神，不仅成为千百年来鼓舞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活到老、学到老”的光辉榜样，而且在当代被进一步发展成为信息时代最有价值、最富于创造性的教育理念——终身教育思想。
根据新课改的要求，为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而进一步培养其创新、创造能力，教师要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开展启发式教学，要求学生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目前我们还有相当部分教师还没有改变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方式，这种状况必须下大力气扭转。
哲学告诉我们：变，才是事物的发展规律，不变就不能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
参考文献：
[1]《论语》
[2]《论语名言解析》
[3]讨论法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广西教育》
[4]语文课程改革应当反思的几个问题 《语文建设》
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
对于孔子思想，大家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呢？下面就随我一起去阅读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相信能带给大家帮助。
论文摘要:
孔子的教育思想有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以约驭博、寓教于乐等,分析其教育思想对当今教学方法有重要启示。
论文关键词:
孔子;教育思想;当代教育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一生非常重视教育,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含有丰富的唯物辩证法因素,因此至今仍有不朽的生命力,它对今天的教育仍然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从中我们可以获得极大的教益和启示。
1 倡导“有教无类”,主张“因材施教”,发展学生个性与全面教育相结合
孔子,作为我国第一所私学的开创者,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提倡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孔子在招收弟子时,不重身份,不看财产多少,也正因为如此,孔子的弟子很多,各个社会、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还有父子二人同学于孔子的,如颜回、曾参等。孔子的这种思想观点,奠定了后世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基础,开历史之先河,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教学中不能没有统一要求,但不从学生实际出发,忽视学生在资质、性格、才能、兴趣等方面的差异就无法达到统一要实现的目标。孔子将因材施教与全面教育巧妙地结合起来,解决了教学过程中的这一矛盾。在《论语》中,有不少生动的事例表明,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法,例如,在(《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樊迟的资质较鲁纯,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已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这样,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做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就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
“因材施教”这个概念孔子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出,是朱熹在概括孔子的教学经验时,指出:“夫子教人各因其材”,遂有了“因材施教”的名言。但孔子的教学实践却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他始终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各方面才能的人。孔之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与他对学生有深刻、准确、全面的了解是分不开的。孔子十分注意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方式,观察了解学生,他非常熟悉学生的特点,能够用精辟的语言相当准确地概括出学生的特征。如:“由也果”(认为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为人豁达、大度),“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柴也愚”(高柴较迟钝),“参也鲁”(曾参较耿直),“师也辟”(子张较偏激),等等。对每一位学生的才能特点、性格特征,孔子心里也都有数。并且他还把学生的性格特征分为三种类型:“狂者”、“中行”、“狷者”,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即人有偏激、拘谨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三种不同性格。
再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共西华曰:“由也问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样的问题,由于询问者的情况不同,孔子的答复也不同,“一进之,一退之,所以约之于义理之中,而使之无过不及之患也”。由于学生的个性特点不同,所以在他们问仁、问礼、问政、问孝的时候,孔子的回答往往是深浅难易、繁简详略各不相同。
在因材施教的同时,孔子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全面教育。《论语述而》篇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史记孔子世家》也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子弟”。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同样学习文行忠信、诗书礼乐,程度不同,能力也各异。有的“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有的“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之宰”;有的“束带立于朝,可与宾客言”,同样是身通大艺者,也各有特长,“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我们从孔子运用“因材施教”这一原则的经验中,可以受到两点启发:第一,教育和教学必须从学生实际出发,避免盲目性;第二,既要坚持共同目标和统一标准,又要善于发现和注意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避免一刀切。
2 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
谈到“启发式教学”,许多人都会想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以“产婆术”著称的启发教育,但事实上,孔子不仅一贯坚持启发式教育,而且“启发”这个名称本身也是由孔子所创造的。孔子所创造的启发式教学其内涵要比苏格拉底更丰富、更为深刻。我们不妨将之称之为“产婆术”的苏格拉底启发式对话与孔子的启发教学作一下比较。
一位名叫欧谛德谟的青年,一心想当政治家,为帮助这位青年认清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苏格拉底运用启发式方法和这位青年进行了下面的对话(以下都苏问,欧答)问:“虚伪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偷盗、欺、奴役等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如果一个将军惩罚那些极大地损坏了其国家利益的敌人,并对他们加以奴役这能说是非正义吗?”答:“不能。”问:“如果他偷走了敌人的财物或在作战中欺敌人,这种行为该怎么看呢?”答:“这当然正确,但我指的是欺朋友。”苏问:“那好吧,我们就专门讨论朋友间的问题。假如一位将军所统帅的军队已经丧失了士气,精神面临崩溃,他欺自己的士兵说援兵马上就到,从而鼓舞了斗志取得胜利,这种行为该如何理解呢?”答:“应该算是正义的。”问“如果一个孩子有病不肯吃药,父亲他说药不苦、很好吃,哄他吃了下去,结果治好了病,这种行为该属于哪一类呢?”答:“应属于正义类。”苏格拉底仍不罢休,又问:“如果一个人发了疯,他的朋友怕他自杀,偷了他的刀子和利器,这种偷盗行为是正义的吗?”答:“是,他们也应属于这一类。”问:“你不是认为朋友之间不能欺吗?”答:“请允许我收回我刚才说过的话。”
从这一段生动的对话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启发式教学的特点是:抓住思维过程中的矛盾,启发诱导,层层分析,步步深入,最后导出正确结论。
下面再看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按照宋人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未达其辞。”可见,“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进行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明白时的矛盾心理。这个时候老师应该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启发思路,这就叫“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一种想说又难以表达的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孔子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它却生动地表现出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出现的两种心理状态,或者可以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和苏格拉底对话法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彼此都十分重视学生思维过程中的矛盾,但二者处理思维矛盾的方法完全不同:苏格拉底是通过教师连续不断地提问,迫使学生陷入自相矛盾的状态,从而把学生的认识逐步深化,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由此可见,苏格拉底的对话法实际上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完全被老师牵着鼻子走,这种启发式教学虽然能够是学生印象深刻,但由于学生的主动性发挥得不够,对于较复杂问题的理解恐怕难以深入。
而孔子则是由教师或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认真思考,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第二种矛盾且暂无法解决时,教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可见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自终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教师只是从旁边加以点拨,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两种启发式教学都很有效,都能促进学生进行思维,但是,显然孔子的启发式有更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因而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
3 求知应求实,勤奋,学思并重
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主张求知应先端正态度,求知应先求实。一个有智慧的人贵在自知,明白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一个人能够做到自知,就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也就能通过学习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另外孔子曾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论语述而》)他对当时人们对历史上不确凿的事任意牵强附会大为不满,教导学生做学问要实事求是,要向古人学习,古人对待历史不确凿的作法就是存疑。存疑,并不是有疑问不提出来而有所保存。恰恰相反,他是指在自己实事求是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要敢于对自己认为不确凿的问题提出疑问。“尽信书,不如无书”,在当今的教学实际过程中恰恰就需要这种思想,要鼓力学生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所接触到的事物,要敢于从课本中走出来,不要唯书本马首是瞻,对自己认为有错误的问题要敢于质疑。否则,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一旦失去,在学习上就永远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一、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二、孔子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二）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三）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
对于孔子思想，大家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呢？下面就随我一起去阅读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相信能带给大家帮助。
论文摘要:
孔子的教育思想有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以约驭博、寓教于乐等,分析其教育思想对当今教学方法有重要启示。
论文关键词:
孔子;教育思想;当代教育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一生非常重视教育,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含有丰富的唯物辩证法因素,因此至今仍有不朽的生命力,它对今天的教育仍然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从中我们可以获得极大的教益和启示。
1 倡导“有教无类”,主张“因材施教”,发展学生个性与全面教育相结合
孔子,作为我国第一所私学的开创者,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提倡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孔子在招收弟子时,不重身份,不看财产多少,也正因为如此,孔子的弟子很多,各个社会、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还有父子二人同学于孔子的,如颜回、曾参等。孔子的这种思想观点,奠定了后世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基础,开历史之先河,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教学中不能没有统一要求,但不从学生实际出发,忽视学生在资质、性格、才能、兴趣等方面的差异就无法达到统一要实现的目标。孔子将因材施教与全面教育巧妙地结合起来,解决了教学过程中的这一矛盾。在《论语》中,有不少生动的事例表明,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法,例如,在(《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樊迟的资质较鲁纯,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已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这样,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做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就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
“因材施教”这个概念孔子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出,是朱熹在概括孔子的教学经验时,指出:“夫子教人各因其材”,遂有了“因材施教”的名言。但孔子的教学实践却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他始终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各方面才能的人。孔之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与他对学生有深刻、准确、全面的了解是分不开的。孔子十分注意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方式,观察了解学生,他非常熟悉学生的特点,能够用精辟的语言相当准确地概括出学生的特征。如:“由也果”(认为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为人豁达、大度),“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柴也愚”(高柴较迟钝),“参也鲁”(曾参较耿直),“师也辟”(子张较偏激),等等。对每一位学生的才能特点、性格特征,孔子心里也都有数。并且他还把学生的性格特征分为三种类型:“狂者”、“中行”、“狷者”,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即人有偏激、拘谨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三种不同性格。
再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共西华曰:“由也问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样的问题,由于询问者的情况不同,孔子的答复也不同,“一进之,一退之,所以约之于义理之中,而使之无过不及之患也”。由于学生的个性特点不同,所以在他们问仁、问礼、问政、问孝的时候,孔子的回答往往是深浅难易、繁简详略各不相同。
在因材施教的同时,孔子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全面教育。《论语述而》篇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史记孔子世家》也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子弟”。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同样学习文行忠信、诗书礼乐,程度不同,能力也各异。有的“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有的“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之宰”;有的“束带立于朝,可与宾客言”,同样是身通大艺者,也各有特长,“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我们从孔子运用“因材施教”这一原则的经验中,可以受到两点启发:第一,教育和教学必须从学生实际出发,避免盲目性;第二,既要坚持共同目标和统一标准,又要善于发现和注意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避免一刀切。
2 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
谈到“启发式教学”,许多人都会想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以“产婆术”著称的启发教育,但事实上,孔子不仅一贯坚持启发式教育,而且“启发”这个名称本身也是由孔子所创造的。孔子所创造的启发式教学其内涵要比苏格拉底更丰富、更为深刻。我们不妨将之称之为“产婆术”的苏格拉底启发式对话与孔子的启发教学作一下比较。
一位名叫欧谛德谟的青年,一心想当政治家,为帮助这位青年认清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苏格拉底运用启发式方法和这位青年进行了下面的对话(以下都苏问,欧答)问:“虚伪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偷盗、欺、奴役等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如果一个将军惩罚那些极大地损坏了其国家利益的敌人,并对他们加以奴役这能说是非正义吗?”答:“不能。”问:“如果他偷走了敌人的财物或在作战中欺敌人,这种行为该怎么看呢?”答:“这当然正确,但我指的是欺朋友。”苏问:“那好吧,我们就专门讨论朋友间的问题。假如一位将军所统帅的军队已经丧失了士气,精神面临崩溃,他欺自己的士兵说援兵马上就到,从而鼓舞了斗志取得胜利,这种行为该如何理解呢?”答:“应该算是正义的。”问“如果一个孩子有病不肯吃药,父亲他说药不苦、很好吃,哄他吃了下去,结果治好了病,这种行为该属于哪一类呢?”答:“应属于正义类。”苏格拉底仍不罢休,又问:“如果一个人发了疯,他的朋友怕他自杀,偷了他的刀子和利器,这种偷盗行为是正义的吗?”答:“是,他们也应属于这一类。”问:“你不是认为朋友之间不能欺吗?”答:“请允许我收回我刚才说过的话。”
从这一段生动的对话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启发式教学的特点是:抓住思维过程中的矛盾,启发诱导,层层分析,步步深入,最后导出正确结论。
下面再看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按照宋人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未达其辞。”可见,“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进行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明白时的矛盾心理。这个时候老师应该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启发思路,这就叫“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一种想说又难以表达的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孔子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它却生动地表现出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出现的两种心理状态,或者可以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和苏格拉底对话法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彼此都十分重视学生思维过程中的矛盾,但二者处理思维矛盾的方法完全不同:苏格拉底是通过教师连续不断地提问,迫使学生陷入自相矛盾的状态,从而把学生的认识逐步深化,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由此可见,苏格拉底的对话法实际上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完全被老师牵着鼻子走,这种启发式教学虽然能够是学生印象深刻,但由于学生的主动性发挥得不够,对于较复杂问题的理解恐怕难以深入。
而孔子则是由教师或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认真思考,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第二种矛盾且暂无法解决时,教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可见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自终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教师只是从旁边加以点拨,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两种启发式教学都很有效,都能促进学生进行思维,但是,显然孔子的启发式有更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因而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
3 求知应求实,勤奋,学思并重
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主张求知应先端正态度,求知应先求实。一个有智慧的人贵在自知,明白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一个人能够做到自知,就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也就能通过学习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另外孔子曾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论语述而》)他对当时人们对历史上不确凿的事任意牵强附会大为不满,教导学生做学问要实事求是,要向古人学习,古人对待历史不确凿的作法就是存疑。存疑,并不是有疑问不提出来而有所保存。恰恰相反,他是指在自己实事求是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要敢于对自己认为不确凿的问题提出疑问。“尽信书,不如无书”,在当今的教学实际过程中恰恰就需要这种思想,要鼓力学生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所接触到的事物,要敢于从课本中走出来,不要唯书本马首是瞻,对自己认为有错误的问题要敢于质疑。否则,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一旦失去,在学习上就永远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一、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二、孔子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二）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三）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孔子作为中国私学教育的第一人，是我国最早、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论孔子教育思想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析孔子的教育思想》
摘 要：孔子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孔子办教育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二是孔子教育弟子全面发展，把德育放在首位;三是教育弟子了解国情，热爱祖国，弟子积极参加改革。
关键词：教育思想;德育;德政礼治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05-314-01
孔子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创办私学，把文化知识传播到民间，为中国古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孔子的教育思想非常丰富，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的东西很多，下面仅从三个方面加以探讨：第一，孔子办教育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第二，教育弟子全面发展，把德育放在首位;第三，教育弟子热爱祖国，积极参加改革。
一、孔子办教育的目的是为实现他的政治理想服务的
孔子生活在春秋晚期，社会历史正处于大变革时代，奴隶社会正在崩溃，封建社会即将诞生，历史潮流不可逆转。孔子要历史回到西周奴隶制盛世去是不可能的。他在鲁国从政与当权者季氏不合，从三十五岁开始招收门徒，培养自己的追随者。随后又带着弟子遍访东方各国，历尽艰辛地宣传自己的主张，终不被各国执政者所用，最后，他只得痛苦地回到鲁国。返鲁后，他广招门徒，开门设教，意欲通过办教育培养人才，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
孔子的教育思想是要培养推行德政礼治的人才。在一个国家推行德政礼治，要靠圣君、贤臣和良民。圣君、贤臣、良民不是天生的，但可以通过教育培养出来。因此，他很重视教育的作用。他说：人之“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主张人人都应受教育，这就是他的“有教无类”的光辉思想。在他看来，春秋时代不但没有圣君，就是具有君子品德的圣君也没有见过。即使如此，既定之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否则就是非礼和不忠。受过教育的小人就成为良民，是施政、供驱使的对象。贤臣是实行“德政礼治”的决定力量。而贤臣主要是从受过教育的贤人、君子、士中选拔出来的。贤人是具有最高品德的知识分子，只要当权者任用他，就成为贤臣，有了贤臣，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君子是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士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有了合格的君子和士，也可以从中选出贤臣。孔子办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教育培养出一批贤人和优秀的君子与士，供各国国君选作贤臣。通过贤臣治国，实行“德政礼治”，就可以使国家达到像西周初期那样的“太平盛世”。
二、孔子办教育也非常重视全面发展，并把德育放在第一位
首先，孔子“四教”，德育为主。孔子施教的首要内容是“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四教之中，文是文化历史知识的学习，行、忠、信都是思想品德的修养。孔子认为思想品德教育是主要的，文化知识的学习是从属的，只有先接受他所要求的思想品德教育，然后学习文化知识才有用处。因此，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要求弟子首先培养自己具有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品德，“行有余力”，然后才学文化知识。孔子还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也可以看出孔子在教育学生时，把思想品德教育是放在首位的。
其次，孔子施教把德育放在首位，从古人概述孔子传授《六经》的教育意义时，也可以得到证明。最早提到《六经》的《庄子》载：“邹鲁之士，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礼记・经解》和《史记・滑稽列传》也有类似记载，不过是出自孔子之口。可见孔子总述《六经》的教育意义和教育价值时，把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放在《六经》教育的第一位的。
三、教育弟子热爱祖国，弟子积极参加改革
孔子本人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对生育他、长养他的鲁国，怀着深厚的感情。当祖国处于危急的时刻，他挺身而出去拯救她，使她免受耻辱。如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鲁定公与齐景公会盟于夹谷，孔子为相，正当两君相见时，齐人恃其强大，发动突然袭击，“鼓噪而起，欲以执鲁君”。面对这突发事件，孔子不畏强暴，临危不惧，坚持面对面的斗争，终于赢得胜利，鲁定公平安回国。充分反映了他不辱君命，维护鲁国尊严的爱国主义精神。孔子自己爱国，也教育弟子爱国。公元前484年，齐恃强伐鲁，鲁政在季氏，孟孙氏和叔孙氏向齐求和，孔子的弟子冉求和樊迟在季氏门下为吏，则主战，二人带着季氏门下的七千甲士和三百徒卒，大败齐师于鲁郊。孔子称赞冉求、樊迟说：你们“能执干戈以卫社稷”保卫了祖国，使人民免遭屠戮。
孔子办教育，重视教书育人，为社会培养出一批有用人才。孔门弟子有三千人，他们开始把文化知识传播到民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弟子中学有成就者七十二人，被称为“贤人”。如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德行最好;宰我、子贡善于言辞，长于办外交;冉有、季路，善于从政;子游、子夏，善于文学。由于孔子施教重视社会实践，弟子在实践过程中，逐步看清了社会需要，学成后，不拘泥于师教，积极参加社会改革。其中，有名的要数子夏。孔子死后，子夏到魏国河西收徒讲学。他曾“为魏文侯师”，“文侯师事之，咨问国政焉”，给战国初年任用李悝变法，大力推行改革政策的魏文侯出谋划策，作出过重要贡献。其他弟子在学习期间，就陆续从政者有：子路为鲁季氏宰(总管)、为卫蒲邑大夫，后又做过卫大夫孔悝的邑宰。子夏为莒父宰，冉求为季氏宰，子游为鲁武城宰，冉雍为鲁季氏宰，密子贱为鲁单父宰，巫马期也曾为单父宰，仲弓为莒父宰，子羔为费宰，宰我为临淄大夫，子贡常相鲁卫，惠叔兰曾为卫司寇等。他们大都是在积极推行改革政策的大夫门下任得力助手。子路、冉求、冉雍等在帮助鲁国新兴势力的代表季氏推行改革政策方面，作出过突出的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孔子办教育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二是孔子教育弟子全面发展，把德育放在首位;三是教育弟子了解国情，热爱祖国，弟子积极参加改革。概括起来就是：教育要为政治服务，教育要把德育放在首位，教育弟子爱国。这些我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我们今天在进行教育改革时，还值继承和借鉴。
孔子教育思想论文【1】
摘 要：在东方的教育发展史上，孔子是不可不提及到的人物，他的教育思想至今对我们产生影响。
解读他的教育思想，对当今社会教育具有启发和教育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孔子 《论语》因材施教仁 教学思想 启示
孔子(约公元前551-前479年)是我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和“礼”，提倡“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强调忠孝和仁爱。
教学思想与教学方法是承认先天差异，但更强调“学而知之”，主张“有教无类”，重视因材施教，这些思想在《论语》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孔子的教育思想从多方位的分析和总结，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了解他的思想，对于教育的发展意义重大。
一、教育对象：有教无类
据记载，孔子门生三千，而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教育沿袭着“学在官府”的传统，教育被贵族子弟垄断，平民子弟是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
之所以有这么多学生，是因为孔子首次提出“由教无类”认为世界上一切人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
无论贫贱之人，还是富贵之人，都有接受的权利。
孔子说：“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
“束修”是一条腊肉干，是当时贽见老师的礼物，只要有愿行束修之礼的，也就是愿意在孔子门下接受教育的，孔子是不会拒绝的。
这并非孔子受他的礼，而愿意教他学习，只是“束�”是当时人们都能承担的，任何人均可到他们下接受学习。
这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故事跟能说明孔子对待受教育者资格的要求。
有一个名为互乡的地方，此地之人不善，难与言。
互乡一童子求见孔子而孔子接受了，门人非常疑惑，孔子解释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
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论语・述而》)这就是说，只要一个人肯进取，不管其曾经怎样，只要现在能洁身自爱，以求获得教育机会，我们就不可以剥夺他受教育的权利。
充分说明了有教无类的教学思想。
二、教育方法，内容和目标
1.教育方法
在孔子的教学思想中，“因材施教”和启发诱导是教育的基本方法。
因材施教，根据学习的人的志趣、能力等具体情况进行不同的教育。
孔子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论语子路》)这就体现了孔子对学生的了解。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也。”(《雍也》第21章)意思是教学上要根据不同学生，不同的智力水平，教授难度不同的教学内容。
此举虽无“因材施教”四字，但在朱熹的《四书集注》中“夫子教人，各因其材”，充分说明孔子教人，因材施教。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意指：一个人不到他倾全力去尝试了解事理，但却仍然想不透的程度，我是不会去启示他的。
不到他尽全力想要表达其内心的想法，却想不到合适言词的程度，我是不会去开导他的。
如果告诉他一个角落是这样的，他还不能推悟出其它三个角落也是一样的，那我就不会再多说什么了。
句中一“启”一“发”充分体现了孔子的启发式教学。
这个方法对当代教育具有启示的作用。
2.教育内容
孔子教育内容：“孔子教学继承了西周六艺教育传统，教学纲领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基本科目是诗、书、礼、乐。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其中道德教育内容：仁与礼、孝悌、忠信。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论语・八佾》)意指：人心若没有了仁，把礼来如何运用，人心若没有了仁，把乐来如何运用。说明仁礼在教学的重要。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论语・里仁》)意指侍奉父母，他们若有过失，要婉言劝告。
话说清楚了，却没有被接纳，仍然尊敬他们，不要违逆对抗，继续操劳而不怨恨。
这是孝悌充分体现。
子曰：“民无信不立”(《 论语・颜渊》)意指人没有信用就没有立足之地。
一个国家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就要垮掉，强调忠信在教育上重要性。
他向学生讲授“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儒学思想中教学内容后又增加“六艺”，包括为礼、乐、射、御、书、数。
包含了道德修养、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和训练。
孔子教学不以书本为学习全部资料，而是在书本学习同时，在生活中也同时学习。
这样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打下基础。
3.教育目标
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意指一个真君子做到了内心的仁、知、勇，从而就少了忧、惑、惧。
这体现了孔子在教育人学习要达到的教育目标。
而在培养目标上，孔子注重“举贤才”为国家培养人才也是孔子教育的目标。
“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与孔子的举贤才是一致的，从这句话中就体现了孔子为国家培养人才的目标。
孔子告诫学生“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论语・里仁》)，孔子推荐学生担当政治事务，在举荐人才时有原则，首先，学习不优异，不可做官：其次，要在国家政治开明时才可做官，否则宁可隐退。
所以在孔子教育思想中只有做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和“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才达到了教育的目的。
孔子教育思想对历史的贡献，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扩展了教育对象;“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效果;;重视文化的传承，对教材进行建设，为后世儒家奠定了进经籍教育体系的基础;更提出了“终身学习”的思想，“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通过他自己证明了这一说法，对教育的启示：在教学中，教师不放弃每一位学生，了解每一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学习思想，从而选择适合学生方法进行教学，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做到“活到老、学到老”，终身学习。
从而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于社会和个体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教育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更是不可磨灭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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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嘉铭.《教育公共基础笔试》[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11论文期刊：
[3] 曲红艳.《孔子教育思想浅析》[J].黑龙江科技信息 2008年21期
孔子教育思想研究【2】
[摘要]孔子作为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教学经验，创造了卓有成效的教学方法，总结倡导了许多宝贵的教育主张和原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
他的这些教育经验和原则，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宝贵遗产，至今仍对我们的教育实践有着行之有效的指导意义。
我针对孔子著名的“有教无类”、 “乐学”、 “因材施教”以及一些比较具有参考价值的教育思想进行浅析。
[关键词]孔子“有教无类”“乐学”“因材施教”“变通”
正文：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
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认为治理国家最根本的要靠教育，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只靠政令、刑律去治理国家，百姓只能被动地去遵纪守法，而不能够有廉耻之心，不懂得为什么要自觉地去遵纪守法，是不能够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的。
如果用教育的'方法去教育人民，使人民能够用礼法去约束自己，懂得言行的规范，就能够自觉地遵纪守法，那么国家就能够得到治理，孔子认为政令、刑律都不如教育更加有效，因而孔子一生开私塾，广收弟子三千，有才能者就有七十二人，因而孔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教育思想，孔子的教育思想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重视学生的发展和老师的发展，他的教育思想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我在这里仅仅就其中有代表性的几点进行分析。
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意思是说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受教育。
又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意思是说只要给我一些薄礼，我从来没有不教的。
这在当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仅仅是王孙贵族，普通人的子女也可以接受教育，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孔子认为“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
他认为人的素质都是一样的，只因为环境与教育的不同，才使人有了差别，尽管当时孔子已被人尊为圣人，但他始终强调自己不是生而知之的人，是学而后知的。
由此可见，他认为任何人只要受到教育都可以成为圣人，他强调学而后知，不仅是谦虚，也是他的信念。
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后身体力行，在教学实践中贯彻了他的主张，在他的弟子中就有各式各样的人，既有贵族，也有被称为鄙人的下层人士，也有像颜渊那样的贫穷的人。
孔子教导学生要注重提高道德素质，也提倡老师要讲究职业道德。
从以上可以看出，孔子把德育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点。
如果我们的教育管理者，只懂搞教育，而不懂道德要求，那么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一个有很高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科学家，却助纣为虐，为战争贩子研制杀人武器;一个掌握有高超印刷技术的科研人员却研究和大量印刷假币，严重干扰和威胁国家经济，这样的人于百姓、于国家、于社会有何益呢?值得欣慰的是，现在有许多有识之士已开始认识到素质教育的重点是道德教育。
在学习态度方面，孔子推崇的是使学生“乐学”。
《论语》的第一句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可见孔子非常重视要使学生愿意学习和乐意学习，他从自己长期的教育实践中认识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也就是说，只有把学习当作乐趣，迷上了学习，才能取得最好的学习成效。他说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他还对别人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从这些议论可以看出孔子本人就是非常乐于学习的人，正因为把学习当作乐趣，才能学得进，学得好，成为博学多识的人，所以孔子认为要想使学生学好，首先要让学生“乐学”。
为了使不同的学生都能学有所得，学有所长，他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点，在教学中 "因材施教"。
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子路与冉有向孔子请教同一个问题，听说了一件事，要不要马上去做?孔子对子路说：“有父兄在，不可以如此。”对冉有却说：“可以去做。”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公西华对此发生疑问，孔子解释说：“冉有退缩，故鼓励其进取;子路则勇于进取，故使之知有所退缩。”(见《论语·先进》)这个故事就是比较典型的因材施教的例子。
如上面所说，孔子的学生之所以各有所长，也正是他因材施教的结果。
孔子能熟练运用启发式教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不到学生想弄明白而不能弄明白的时候，不去点拨;不到他想说而又说不清楚时，不去启发。
从而极大地调动学生的求知欲望。
孔子的教育方法灵活多变，有诸多辉煌创造：如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学思结合，知行统一，温故知新、循序渐进，叩其两端，举一反三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千古流传，至今仍在教学中发挥作用。
除了以上关于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贡献以外，孔子还难能可贵地提出了“终身学习”的思想，并且身体力行。
他现身说法地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在孔子看来，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没有年龄阶段的限制。
这种学而不厌的精神，不仅成为千百年来鼓舞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活到老、学到老”的光辉榜样，而且在当代被进一步发展成为信息时代最有价值、最富于创造性的教育理念——终身教育思想。
根据新课改的要求，为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而进一步培养其创新、创造能力，教师要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开展启发式教学，要求学生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目前我们还有相当部分教师还没有改变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方式，这种状况必须下大力气扭转。
哲学告诉我们：变，才是事物的发展规律，不变就不能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
参考文献：
[1]《论语》
[2]《论语名言解析》
[3]讨论法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广西教育》
[4]语文课程改革应当反思的几个问题 《语文建设》
就中国现代形态的美学研究而言, 目前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王国维是第一人, 并把王国维看作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开创者或奠基者。① 他的“艺术独立” 论和审美“无用之用” 说, 他的美育理论研究和中国古代文学的美学批评等, 已成为中国美学现代传统的重要基石。但是, 我国学术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 所谓的中国“现代” 美学, 主要是指某一时段的中国美学, 而少有学者从“现代性” 角度立论。因而, 诸多研究者往往从王国维最早引进西方美学思想、批判某些传统美学观念、提出一系列新颖的美学观点, 并由此构筑起中国现代美学的雏形等方面, 阐述他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之功。从今天的眼光看, 这样的研究当然有价值, 但还远远没有发掘出其现代美学的价值。所谓“现代”美学, 应是具有“现代性”的美学, 因此, 研究王国维对于中国现代美学创建和发展的重要贡献, 应着重其推动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思想和方法论意义。他从思维品格、价值论基础以及方法论等方面入手, 创建了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中国美学, 并对中国整个20 世纪美学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由此, 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王国维美学的历史性贡献, 以及它对今天及今后美学研究的思想和学术价值。一、现代美学的哲学意蕴1905 年, 年轻的王国维以中西比较的眼光指出: 中国人是实际的、通俗的, 而西方人是思辨的、科学的②。作为中国人之“特质”的“实际”是王国维在学术上加以批判的, 《论近年之学术界》就是王国维对当时学术界只重“实际”的一次全面批判。他指出, 先秦时期是“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 到两汉则有所停滞; 宋代儒学调和了中国固有的思想和印度的思想, 使思想由受动的时代“稍带能动之性质”, 但此后又停滞了。而当时传入的西洋思想, 就好比“第二之佛学”, 影响很大。可是, 在王国维看来, 此前中国所接受的西方学术主要是“形下之学”, 与中国思想上没有丝毫关系。从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开始, 加上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论说, 西方学术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然而, 王国维并不满意这些人对待西方学术的态度, 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以学术为手段, 以政治为目的。介绍西方哲学的, 兴趣在政治学与法学; 介绍西方文学的, “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 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 与哲学无异”。因此, 他提出了在当时极富新意的观点: “故欲学术之发达, 必视学术为目的, 而不视学术为手段而后可也。”③ 这种视学术“为政论之手段”的观念是传统的, 因此, 王国维还从历史的角度批判学术上的政治功利主义。那么, 独立的学术以什么为自己的目的呢? 王国维讲的就是真理和人生。他一方面引进了西方现代学术的普遍观念, 即学术以求真为目的; 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生命哲学家的人本主义思想, 主张学术以满足人性的需要为目的。他的学术独立论主张是从人固有的需要出发来立论的, 其直接的思想来源是叔本华关于“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而有形而上学的需要”的观点。所以, 在王国维那里, 学术也不仅仅是为了客观的真理, 还为了人生, 而且他把后者看作是根本, 他的学术独立论是指向人生价值论的。因为王国维所理解的“真理”, 实质上就是对“宇宙人生上之根本问题”的解释, 按照他当时的观点, 这种根本问题还是人生问题。正是确立了人生这个本体, 王国维才确立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形而上学根据。研读王国维的前期论著, 可以发现王国维反复强调学术独立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目的, 那就是关注甚至推崇学术的形而上意义。他讲学术独立, 首先是强调哲学的独立; 而哲学的独立,又是指哲学在“形上之学”意义上的独立。从康德、叔本华等西方现代哲学家那里, 王国维接受了“本体论”的观念以及“经验”与“先验”、“相对”与“绝对”、“形而下”与“形而上”等相对的概念, 并十分注重哲学作为形而上学思辨的性质和价值。王国维的这种学术主张固然同他近似国粹派的学术立场有关④, 但是, 更是出于他对西方现代哲学的一种敏感和对人生问题的关切。叶秀山评论说: “在当时中国学术界, 对于欧洲大陆和英美的哲学之区别, 不像现在这样清楚, 但实证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分界, 也还是有的。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王国维选择了欧洲大陆的哲学, 是一种根据自己的习性的自觉行为。”⑤ 他是深感中国的学术太关注形而下问题,注重实际经验有余而思辨和理论不足, 因而在引进和理解西方学术的过程中, 往往只看到“形下之学”, 即使是西方的形而上思想也往往被误解为形下之学。在他的心目中, 形下之学不是不必要, 而是低于形上之学。所以, 他评价学术明显地褒形上之学, 贬形下之学。这种学术追求源于王国维的学术志向, 他力图重建中国的思想文化, 创立真正可以与西方对话乃至比肩的中国现代学术, 而在他看来, 引进西方的形下之学(如科学技术) “与我国思想上无丝毫之关系”,惟有形上之学才可能改造中国的思想文化乃至国民性, 这就是他所谓的西方思想要“与我国固有之思想相化”⑥ 的要义所在。因此, 王国维讲学术独立要打破一切偏见, 并“毋以为政论之手段”, 正是以学术的形而上意义而言。也正是这种对学术的形而上学意义的追求, 使得王国维创立人生论的美学成为可能。在王国维的早期著述中, 哲学和艺术经常是相并列而论的, 认为二者都是最高尚、最无用的学术, 最需要强调它们的独立性。他认为: “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 哲学与美术是已。”二者以真理为目的, 哲学家发明真理, 艺术家表现真理。但是, 在中国历史上, 没有纯粹的哲学, 也没有纯粹的艺术。因为, 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家和艺术家, 哲学家和诗人作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他说: “若夫忘哲学、美术之神圣, 而以为道德、政治之手段者, 正使其著作无价值者也。”⑦ 于是, 哲学、艺术等学术应当独立于政治和道德之外, 前者不能作为后者的手段, 而应该有自己的目的。在他看来, 艺术与哲学一样, 都关注宇宙和人生的大问题, 只不过方法不同。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中, 他说中国文学中最可宝贵者, 不过周秦以前的古典, 他们都是亦哲学、亦文学的, 所以要理解这些经典, 必须注重其哲学底蕴。中国古代美学虽然也具备了某些形而上的哲思, 但就总体的原初形态而言, 更注重经验的归纳总结⑧, 特别是长期处于主流地位的儒家美学更是特别执着于现实的生活经验。这既是一种民族特点, 有显著的长处, 但也存在着理论思维上的不足。王国维在研读西方哲学美学的过程中, 首先抓住了其从哲学思辨的高度来反思审美经验和艺术的特征, 并针对中国传统美学在思维方法上的某些不足, 特别强调美学研究的现代哲学品格和形而上意义。他说: “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 有文学而无文法, 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 皆我国人之所不长, 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ness) 之地位也。”“言语者, 思想之代表也, 故新思想之输入, 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十年以前, 西洋学术之输入, 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 故虽有新字新语, 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⑨ 这里虽然直接论述的是言语更新问题, 实质上却是包含着检讨我国传统学术在理论思维方面的不足, 向西方学习形而上的理论思维方法, 以改造我国固有思想方法的现代性命题。王国维所主张的艺术独立论是同他接受了康德、叔本华等西方学者的审美独立论直接相关的。他说: “美之性质, 一言以蔽之曰: 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一切之美, 皆形式之美也。”⑩ 这里, 我们先不去追问王国维说这些话所包含的确切含义, 只是先指出, 这种审美独立论的现代性意义。现代性是在启蒙运动中被建立起来的现代时期的中心特征, 与纯粹理性至上和现代自我的自主决断相联系。现代人以理性为武器, 寻求一种基于统一形而上学构架的普遍观点来看待世界。他们寻求他们自己的主体性自律, 并拒绝历史、传统和文化的钳制11。“审美独立”或“艺术独立”的观点都基于这样的一种现代性思想, 即主张在文化领域中的人性以及价值的“自律”; 而使这种现代性美学思想得到合理证明的则是“审美无利害性”命题, 正如一位美国美学家所指出的: “除非我们能理解‘无利害性’这个概念, 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现代美学理论。”12 王国维始终抓住了来自康德、叔本华等西方现代哲人的“审美无利害性”理论, 来阐述他的“美是形式说”和“艺术独立论”, 其深层意义就在于突出美、审美和艺术的独立性这个现代美学命题, 从而使他的美学研究突破经验归纳和即兴感悟的传统套路, 具有了现代哲学的理性思辨特征。由此出发, 他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的研究也超越了传统学术的经验层面, 使得他的《红楼梦》研究、词学研究以及戏剧(特别是悲剧) 研究开创性地凸显了现代哲学自上而下的演绎思维品格。这些都从思维品格上创造性地推动了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二、人生论美学之创立王国维在中国美学中确立现代哲学的形而上品格的同时, 也给中国美学赋予了现代人本主义的精神。实质上, 当学术超越了实际经验范畴, 知识便有了全人类的共通性; 只有从形而上意义上看, 古今中外一切学术, 无论其是否有实用价值, 因为只追求宇宙人生的普遍真理, 所以只有真伪之别; 惟有从形而上意义上看, 学术的价值在于学术本身, 即认识真相, 而不能把它作为政治或者道德的手段; 惟有从形而上意义上看, 哲学和美学才可能以人为本, 才可能成为王国维所希望建立的人生哲学和人生论美学。或者反过来讲, 正是这种人本主义的立场, 决定了对于现代哲学思辨方法的选择。所以, 在王国维的思想中, 强调学术的形而上意义同强调学术以人生为出发点和归宿是完全一致的, 也是互为因果的。只有以形而上的观点来关照人生,才可能见出一个具有人文主义意义的人和人生; 只有在人文主义的意义上来关照人和人生, 才可能要求学术从一般的经验层面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可见, 王国维追求“形上之学”的知识观是同哲学和美学上的“人生论”价值观高度一致的, 正是这种一致性使得王国维实现了中国美学在价值定位上的现代转型。王国维曾经说过: “研究人如何而生活之问题, 此实科学中之科学”13, 这就是把人生作为其哲学和美学的形而上学的根据。而不以此问题为中心的所谓科学, 在他看来都是形而下的学问,也是他所不感兴趣的。当时对他影响最大的西方哲学家是叔本华, 在王国维看来, 叔本华主张人的本质是意志, 意志的“一大特质”是“生活之欲”14。既然哲学以人的本质为核心, 意志之源又在“生活之欲”, 那么, 在王国维看来, 所谓真理问题实际上也无疑就是人生问题了。可见, 王国维的学术独立论是要把学术从从属的、作为手段的地位转变为独立的、自律的地位,但这种学术自律并非是为学术而学术, 不是仅就学术本身来研究学术, 而是让人生问题在学术(哲学和艺术等) 中凸显出来, 使学术走向关注人生、理解人生、慰藉人生之路, 从而建立以人生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人生哲学、人生美学等等。他讲的作为哲学和艺术的目的的“真理”主要属于生存论范畴, 而作为认识论范畴的、西方式的客观真理问题, 在王国维的学术独立论当中实际上并不占有核心的地位。了解这一点, 正是我们理解王国维的哲学观和美学观的关键所在。在《〈红楼梦〉评论》中, 王国维一开始就直接进入关于人生与艺术(他称之为“美术”)的话题。接过叔本华的观点, 王国维认为生活的本质就是“欲”, 而由“欲”必然产生“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 三者一而已矣。”15 而要想使人生摆脱这种生而俱来的苦痛, 关键是使人忘记或超越“欲”, 实现这个功能的最佳途径就是艺术。在他看来, 由于艺术本身是超越了“欲”的(“欲者不观, 观者不欲”) , 因此它也具有了使人超越“欲”的功能。王国维是这样解释艺术的目的和价值的: “美术之价值, 对现在之世界人生而起者, 非有绝对的价值也。其材料取诸人生, 其理想亦视人生之缺陷逼仄, 而趋于其反对之方面。如此之美术, 维于如此之世界、如此之人生中, 始有价值耳。⋯⋯美术之价值, 存于使人离生活之欲, 而入于纯粹之知识。”16 这样, 在王国维那里, 审美和艺术成了人生的超脱之道。但是, 这种超脱不是经验界的逃避,而是形而上意义上的醒悟, 即获得内心的“平和”和“纯粹之知识”。所以, 王国维特别推崇悲剧的价值。按西方现代悲剧理论来看, 中国很少有“纯粹”的悲剧。王国维指出, 中国人的精神是世间的, 乐天的, 戏剧的结尾往往是“大团圆”, 而《红楼梦》却是“彻头彻尾之悲剧”, 而且是最高境界的悲剧。他照搬叔本华的悲剧理论, 以为在由“极恶之人”或“盲目命运”造成的悲剧, 以及“非例外之事, 而人生之所固有故”这三种悲剧当中, 以最后一种悲剧的价值为最高,因为“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他指出, 《红楼梦》“不过通常之道德, 通常之人情, 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 所以这种悲剧是“悲剧中之悲剧也”。整部《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就在于它是悲剧;而且, 这种美学价值又同伦理学上的价值是“相联络”的。王国维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认为悲剧“所以感发人之情绪而高尚之, 殊入恐惧与悲悯之二者, 为悲剧中固有之物, 由此感发, 而人之精神于焉洗涤。故其目的, 伦理学上之目的也”。他又根据叔本华的悲剧理论, 认为悲剧是艺术的顶点, 其作用在于揭示“人生之真相”。17 也就是说, 悲剧由于其净化作用和揭示人生真相的作用, 而具有美学和伦理学上的价值, 而且, 美学价值是由于悲剧所具有的伦理学价值而获得的。在西方学术影响下, 王国维论悲剧, 强调的是直面人生之苦痛或“忧患”, 认为只有从苦痛或忧患中觉醒而解脱者, 也就是懂得欲之无限、苦痛无限的道理, 而自觉放弃人生之欲, 这才可以说是真正具有了悲剧的价值。所以他说, 如果贾宝玉在黛玉死后自杀或放弃, 《红楼梦》就没有价值了。他解释说: “欲达解脱之域者, 固不可不尝人世之忧患; 然所贵乎忧患者, 以其为解脱之手段故, 非重忧患自身之价值也。今使人日日居忧患, 言忧患, 而无希求解脱之勇气,则天国与地狱, 彼两失之”。18 王国维的这种悲剧观倒是延续了较长时间, 上面那段话写于1904年, 到了1912 年出版的《宋元戏曲考》里, 他在评论元杂剧时, 他也表达了与之类似的观点,认为《窦娥冤》、《赵氏孤儿》最有悲剧性质, 主人翁出于自己的意志“赴汤蹈火”, 这种悲剧的内涵, 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也不愧色。19 这种确认人类的苦痛之不可避免而直面之, 并要求具有超越的勇气的悲剧观点是典型的西方现代悲剧观。雅斯贝尔斯曾指出, 在古代中国, 由于人们成功地取得了对宇宙协调一致的解释, 并在实际生活中与之保持一致, 人们总是把晴朗、美好、自然和高尚的人性和有条件的秩序看作更真实的东西, 所以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现代悲剧观念。20 而王国维却把人生的苦难作为生活的本真和必然来肯定, 并赞赏那种直面人生苦难而有超越的勇气的人物, 显示出与中国传统悲剧观念的鲜明分野。同时, 王国维的美学和伦理学旨趣在于通过悲剧使人从经验界向“纯粹”的形而上高度超越。他按照康德、叔本华等西方现代美学家的思想, 关注艺术的哲学意义和形而上价值, 所以认为悲剧是崇高的最高形式。所以, 他虽然认为艺术是“慰情”的, 似乎与中国古代美学中的艺术“慰藉”说没什么不同; 但是, 这种艺术“慰藉”说主要是在经验层面上展开的, 而王国维的悲剧“慰情”说主要不是在经验层次上, 而是在超经验的高度使人的情感进入“纯粹之域”。所以, 他在论述“古雅”时, 也说古雅介于优美和崇高之间, 可以使人超脱世俗, 进入到崇高境界。这样, 王国维在美学上追求形而上思维品格的人本主义内涵便比较清晰地显示了出来。王国维一向批评中国文化过于重视实用, 而不重视不可利用的艺术。在他看来, 这是不懂得艺术特殊重要功用的表现。于是, 他提出了关于审美和艺术的著名的“无用之用”命题: “呜呼! 我中国非美术之国也。一切学业, 以利用之大宗旨贯注之。治一学, 必质其有用与否; 为一事, 必问其有益与否。……美之为物, 为世人所不顾久矣! 庸讵知无用之用, 有胜于有用之用者乎? 以我国人审美之趣味之缺乏如此, 则其朝夕营营, 逐一己之利害而不知返者, 安足怪哉! 安足怪哉!”21 这一句源自《庄子》的“无用之用”22 道出了王国维关于审美和艺术性质与价值最彻底也最具独创性的见解, 是把握王国维美学之人本主义取向的关键所在。王国维主张审美和艺术的价值在于使人的情感得到满足和升华, 从而拯救人生, 这才是他主张审美和艺术独立、强调审美和艺术的形而上意义的本意所在。在他的心目中, 只有关注人生、解救人生和提升人生境界的文学艺术作品才是有价值的。他还接过叔本华的话说, 艺术当中以文学(诗歌、戏曲、小说) 为“顶点”, 因为“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23。正因为这种“人生艺术论”是以出世的精神解决现实的人生问题, 所以, 王国维讲审美无用, 实际上还是着眼于“用”; 他讲艺术的形而上意义, 实际上还是着眼于现实人生的解救。在“无用之用”这个命题里有两个“用”, 前一个是指世俗的政治、道德等说教功用, 后一个是指对人的心理和精神建设的功用。所以, 这两个“用”实际上也正好代表了两种关于审美功能的观念: 一种强调审美的政治功利, 一种强调审美的人文功能。而王国维讲审美的“无用之用”就是否定美学上的政治功利主义, 而主张美学上的人文功利主义。正是因为后一种功利主义强调以人生论为基础, 从审美和艺术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推演出对于人生以及社会的积极功用, 所以也可以把它叫作“审美功利主义”24。这种“审美功利主义”是以王国维对西方“审美无利害性”命题的独特理解为理论基础的。王国维认为美具有无利害性, 而这种审美的无利害性在于把对象视作美时, “决不计及可利用之点”。“其性质如是, 故其价值亦存于美之自身, 而不存乎其外”。再进一步, 由于美的形式不关涉人的利害,“遂使吾人忘利害之念, 而以精神之全力沉浸于此对象之形式中”25。这最后一步推论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按王国维的理解, 审美无利害性由观赏方式转变为美的对象或审美自身的功能, 关键在于在审美之时, 全神贯注于美的形式而忘却了利害考虑, 由此形成一种高尚纯粹的情感, 这种情感不仅是审美过程中发生的, 而且还可以迁移到审美过程之外的整个人生。所以, 审美和艺术具有了去除人生欲望的功能。这就是中国审美功利主义(审美功能论) 关于审美功能心理机制的认识, 蔡元培、鲁迅、丰子恺、朱光潜等人均接受了这种观念, 并同王国维一样, 由此建立起审美或艺术的功能论。审美功利主义的特征是: 既不同于传统的审美工具论, 也不同于西方现代的形式主义; 既反对“文以载道”式的艺术功能论, 又反对形式主义排斥审美和艺术的一切功能, 而是要求从审美和艺术本身来推演出审美和艺术对于人的生存和修养的独特而积极的功能, 即情感满足(宣泄) 和升华功能, 从而充分肯定审美的人生价值。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讲, 说“无用”, 说“去欲”, 很容易联想到古代道家的学说, 特别是“无为说”。王国维曾经给老子以“中国第一个哲学家”的美称, 并精彩地指出了老子“无为说”的真谛在“有为”: “老子虽说‘无为之有为’, 而仍注重于有为之一面……。”王国维认为这是区别老子和列子哲学“最不可忽过”的要点, 因此把老子说成理想家, 而对列子的个人消极解脱说则有所贬斥。26 这一褒一贬可以见出王国维讲审美和艺术超脱作用的真正用意所在, 而“无用之用”这句话的语式也同老子的“无为之有为”何其相似。这更加显露出王国维提出审美独立这个“矫激之言”的真谛在于积极入世的人生和社会关切。王国维曾深刻地指出, 老子学说崇尚“自然”、“虚静”, 但是,“绎其本旨所在, 别有一种真面目之理想或主张”, 27 我们今天研究王国维的美学, 也要以王国维读老子学说的方法, 深入地体会和揭示其学说的真实面目和精神实质。从总体上看, 王国维虽注重审美的无利害性和解脱之功效, 却从未放弃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虽然他的著作常显露出愤世嫉俗的情感, 但他的内心仍是积极的, 入世的。或者说,正是他的积极和入世, 才使得他那样地愤世嫉俗。这种“无用之用”的话语结构成为了中国现代美学中的审美功利主义的经典语式, 所谓“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蔡元培、朱光潜) ,所谓“美术似无用, 非无用也”、“不用之用” (蔡元培、鲁迅) , 所谓“无所为而为” (朱光潜对审美“无利害性”的汉译) 等等, 其用语的结构, 其表达的思想, 与王国维是一脉相承的。王国维与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 来自: 免费论文网既然具有形而上价值的审美和艺术是同现实人生相沟通的, 所以, 强调其形而上意义的王国维也不难把形而上的生命关怀转化为形而下的现实关注, 把无关于功利、仅作为形式的美和艺术应用于现实人生的解救乃至社会疾病的医治。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中, 王国维不仅转述了叔本华关于生活之本质是“欲”, “欲”得不到满足而生苦痛之类的观点, 而且把个人内心的苦痛与社会的罪恶联系在一起, 而美则可以消除人们的“利害之念”, 解除人生之苦痛, 从而也可以部分地消除社会之罪恶。他进一步描述了审美境界的状况: “此时之境界: 无希望, 无恐怖, 无内界之争斗, 无利无害, 无人无我, 不随绳墨而自合于道德之法则。一人如此, 则优入圣域; 社会如此, 则成华胥之国。”28 在这里, 王国维沿袭了中国传统的某种教育策略。他自己曾指出, 孔子教育的目的有二: “修己之德”和“治平天下”; “以修身为第一义, 治人为第二义”。29 其实王国维也是按此思路来阐发审美功利主义的功能性价值的: 解除个人生存之欲和苦痛为第一义, 建立无恐怖、无争斗、无人我之见的社会为第二义。孔子强调个人德性的修炼目的在于治理国家, 王国维所讲的“华胥之国”又何尝不是他的最高理想呢? 由此可见, 王国维创立的审美功利主义还不仅仅局限于对人的心理和精神本题的建设, 从中还可以引申出更为现实的社会改造意图(详见王国维《去毒篇———鸦片烟之根本治疗法及将来教育上之注意》) 。王国维的这种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就是利用艺术具有的情感满足和升华作用来解决现实问题, 这也是一种“无用之用”。而且从人们的情感入手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解放人的精神世界, 从理论上开启了以美育来实现感性启蒙的先河。后来的蔡元培、朱光潜等人的美育理论也都是依这条思路来立论的。例如, 蔡元培提出要以无功利性的美来使国人的情感“纯洁”, 从而克服作为人道主义最大阻力的“专己性”30; 朱光潜认为当时的社会问题主要在于“人心太坏”, 而要“洗刷人心”, 就要用审美、艺术来“怡情养性”31。所以, 他们都十分注重对国人消遣娱乐方式的研究和批判, 并把这作为国民性批判和改造的重要方面。这种思潮的一个传统来源是儒家的乐教和诗教, 而西方的来源是席勒、尼采、叔本华以及弗洛伊德等人以生命哲学和审美主义为特征的人本主义思潮。这些中国现代美学的开创者们从传统和西方吸取思想资源来解决中国的启蒙问题, 从而形成了极为独特的中国现代审美功利主义的又一重要特征。而由于关注审美对于情感的宣泄和升华作用而重视美育、倡导美育甚至实践美育, 则是这种审美功利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集中体现。三、沟通中西美学的研究方法中国现代美学是在中西和古今的交汇点上产生和发展的, 而王国维所提出的一些划时代的美学命题或观点也就是中西思想文化碰撞和交汇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 他所做的融合中西古今的工作并不是被动或盲目的, 而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自觉行为。他对于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理论, 而且还在于探索并形成了沟通中西和古今的方法论。前面已经提到, 王国维主张学术独立论的一个论据是叔本华关于“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而有形而上学的需要”的观点, 既然人皆有追求形而上知识的本性, 那么这种普遍的人性观也可以反过来击破学术上的“中外之见”。在王国维看来, 对于宇宙人生问题的解释是学术的目的,无论这种解释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 “其偿我知识上之要求而慰我怀疑之苦痛者, 则一也”, “学术之所争, 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而在是非真伪之外掺杂国家、人种、宗教的偏见, 那是“以学术为一手段”。因此他说: “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 学术之发达, 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 一面当破中外之见, 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 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32 由此可见, 在王国维心目中, 学术独立论同沟通中西学术的思想是一致的。沟通中西学术自然有一个出发点, 这个出发点就是王国维意欲解决的本土问题。王国维从德国现代哲学家、美学家那里引进了许多哲学、美学思想和方法, 但这种引进决不仅仅是一般知识层面上的介绍, 而是试图解决中国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包括他自己) 的生存困境以及与此相关的某些思想文化启蒙问题。首先是人生苦闷的问题。苦闷首先是王国维自己的人生问题, 他体质羸弱, 性情悲观忧郁,又喜好追问人生终极问题, 所以喜欢上了叔本华的哲学。由这种哲学, 他推而广之地认为当时中国社会人生的苦闷源自于“生活之欲”。他意识到, 人受功利欲求的驱使, 不能超脱利害关系, 这样的人生注定是痛苦的。于是, 他倡导研究哲学, 主张以人生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学术独立; 竭力推崇审美无利害性和美是形式等现代性美学
《人间词话》作为我国美学与诗学的典范之作，历来备受推崇。在《人间词话》中，他不仅指出以“境界”为主要评判标准的审美原则，还从其不同层面以诸多具象化的概念来进一步圈定了他的审美取向及审美理想，对于我们更为全面深入地品鉴诗词艺术美感，较为清晰地把握美学发展脉络，以至于把握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趋势都极具前瞻性的参考价值与学术意义。一、大破大立——对中国古典诗论的颠覆与重构 众所周知，在中国数千年的古典文论历程中，对于诗词鉴赏与批评的认识众说纷纭，各持一家之言，从未有过任何系统化、理论化的一套合乎规范的理论体系，这种毫无准的、主观评介的局面由来已久，且大有愈演愈烈的态势，甚至对于诗论概念本身都存在着各种争议与质疑。 或许是有感于历来诗论所处的盲目混沌的局面，再加上时代使然，受到西方美学思想濡染的王国维，对这一根深蒂固的现象深有感触，他凭借“境界”概念的摄入，引领我们的视角投射到另一种全新的诗论方式上来，刷新了人们对于诗词等古体鉴赏的一贯认识，并且由此掀开了笼罩在人们面前的传统面纱，以一种富含客观性、公允性的理论手段建构起与传统文论两相博弈的新型批判范式，使得诗论又陡升起一种新的高度，一新学界耳目。王国维以“境界”为纲目，开宗名义，“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并在引进概念的同时，诠释了这一概念的内核含义，即“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境界的诸多不可捉摸、意趣难求的节点尽集于一“真”字，求真成为“境界”说的入室门径，在中国古典诗论中，“意境”一词因其使用频率之高为大家所熟稔，“境界”一词虽非王国维先生首倡，但这种巧妙的变更与诠释，似乎在传达着一种诗论变革的信号，“它标志着由唐以后中国古典诗论的艺术品鉴论进入到一种融艺术品鉴与人生品鉴相交融的更为宏阔深沉的审美境域中”，或言之，王国维在试图接近艺术本身，并竭力探寻艺术本质，力求以“境界”的深入探究达到与读者内心两相契合的共鸣，逐渐超越并变革传统的、功利主义的、以伦理为参照标准的旧式词论体系，并以此为落脚点，层层推进，使得扑朔迷离的概念逐渐呈现在读者面前，而这一历程也正是王国维打破常规、革旧鼎新、标新立异的探究全貌。 王国维论词标举“境界”，并不是机械地、单调地照搬西方美学、诗学理论，康德与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对王国维影响深远，可视之为最重要的理论渊源，这已是学界不争的共识，即康德美学思想所奉行的重视自然与天才的创造力，叔本华美学思想所主张的根本的解脱与暂时的解脱之说:根本的解脱即绝对的忘我，以此达到对意志的全部否定；暂时的解脱即通过哲学上的沉思、道德上的同情以及艺术上对于美的观照，达到暂时的否定意志，暂时的忘我。而所谓美的观照，就是消除物我之间的差别，物我合而为一，以达到忘我境界。艺术的目的，就是把人们引入忘我的境界，暂时从意志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随着对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学者把视线转向了席勒诗学，认为席勒是对王国维美学思想极具影响的人，“若仅以‘西方影响’而言，《人间词话》中与‘境界’之‘真’相关的属于文学方面的观点，诸如‘写境’与‘造境’，‘主观之诗人’与‘客观之诗人’，‘理想’与‘写实’，决不能归‘本’于叔本华，而实出于席勒”，王国维的美学思想是脱胎于西方诸家，奠定于西方美学、诗学理论基础之上的，这也是他不拘俗套、开拓新路的源泉所在。 除此之外，他还从中国古典文论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学说。“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公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此举虽稍有自矜之态，细细咀嚼，还是颇有深意的。“兴趣”说、“神韵”说皆以作品所特有的韵味而言，是鉴赏之余油然而生的意会之感，不同于“境界”说所针对的文体本身，后者显然是前者的复合体，是取其要素而合一的探究词体本身的学说，也即是对“兴趣”说与“神韵”说的进一步申辩与整合，是对二者的传承与超越。作者始终以一种扬弃的眼光来审视文体本身及各家文论，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批判中继承，在经验上超越。与其说博采众长式的有机借鉴，不如说是独树一帜的重新架构——在提出自己的论点时，既从西方美学理论中引进诗论理念，又对中国古典文论中对诗词文体的固有模式提出质疑与诘问，针对性地一一予以剖视，以达到论证的缜密与公允。 二、廓清迷雾——对历史审美话语的消解与弥散 在逐步厘清“境界”及其内核“真”的概念涵义之后，王国维就“境界”之特性及其相关时代、相关流派、相关作品等文学现象及文学态势作了详细论断，为历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若干学术论题廓清了迷雾，指引了方向，极具理论性和超前性。 王国维就文学史发展的脉络基本依循盛衰进化的观点，“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中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我们分明可以察觉，王国维在文学代际进化方面是有着极为敏锐的历史观感的，在《宋元戏曲史》中亦有类似论述：“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和历史上众多词论家一致的是，王国维站在历史进化的理论基础之上，也在为词的历史地位呼号呐喊，将“词”这一文体置于“一代之文学”的评价高度，比之李清照《词论》所述“别是一家”的词学观点更甚一步，既肯定了词体作为独立文体的文学价值，更确立了词体作为有宋一代文学盛衰代表的文学地位，并且弘扬保留了词体的本体精神及美学风格。縠永先生曾在《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一文中将文学发展历程分为三时期，即原始时期、黄金时期和衰败时期。他指出：“原始的时期真而率，黄金的时期真而工，衰败的时期工而不真，故以工论文学未有不推崇第二期及第三期者；以真论文学未有不推崇第一期及第二期者。先生夺第三期之文学的价值而予之第一期，此千古之卓识也。”纵观三个时期的特征，唯以其“真”为贯穿始终的一大共性，而“真”与“不真”也顺承为文学盛衰之迹的决定因素。毋庸置疑，这与王国维所倡“境界”的内核涵义——“真”相互吻合，毫无二致。王国维关于文体盛衰的论点虽稍有偏颇，在论述时也较为单一粗略，然而这种观点的引入在当时特定时代条件下，是极具前卫性与开拓性的，较之以历史循环说来诠释文体流变的规律，文体盛衰的论点还是略胜一筹的，文体的代际盛衰自有其规律使然，然而并不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王国维先生极为妥当地处理了这一规律中有待解决与尚待商榷的问题。 在论及“隔”与“不隔”之别时，王国维强调“话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如此，便有了一个大致的概念界定。艺术作品（诗词）使得读者对于作者的诸多情感、情境、情景等获得一种全景式印象与感觉，王国维先生并不是单纯的概念引入，他并没有忽略诗论中对于概念清晰的辨别与信息精确的获取，为了更加清楚有效地使得读者捕捉抽象概念的具象化，他指出：“‘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云《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深浅厚薄之别。”“不隔”也即主观与客观之间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映衬，人、情、景三元重叠，给予读者一种直观的美感享受，由诗词中景与物所营造的氛围窥探出人的人生美学情致来，“隔”反之，矫揉造作，刻意用典，主观与客观之间断层不续，打乱了人、情、景的三元布局，壅塞了直取其旨的渠道。由此，“隔”与“不隔”便取得了迥异有别的艺术审美观感，引领读者达至境界悬殊的美学情致之中。对于那些试图以“矫揉装束”的方式谋划诗词布局的词人，他是抱着一种批判的角度的，如白石，梅溪、梦窗，评曰“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对于那些澄明透彻，“语语都在目前”者，他均持一种客观赞扬之态，如陶谢、东坡等人，“妙处皆在不隔”。王国维这种以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相互周旋的词论方式，不着痕迹地将观点穿插其中，极有说服力和煽动性。 三、正本清源——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开拓与疏导 王国维倡导的以“境界”说为主的审美范式对中国现代美学的整体趋向及其艺术精神的主体脉络均具有前瞻性的指导意义。现代美学的发轫与渐次成熟阶段所推崇的理论与王国维一贯倡导的美学理想是基本吻合的，美学理想的形成与发展是与美、艺术、人生等因素紧密相连的，文学即人学，人们在文学创作时的价值与意义，往往须经过时间的打磨考验，才会逐渐彰显出来，而作者在艺术创作时，希冀将艺术通往人生，指向生命，以艺术投射自身，以此来观照整个自我，其目标无外乎假借艺术与美的观照来衡量生命的高度。将人格境界作为其审美体验的最终旨归。 王国维曾指出：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概括来说，也就是诗词各有所长，词大多不能如诗般描摹宏大寥廓的社会现实之类的场景，而诗又不如词表达幽微窈渺的细腻深长地个人情思。这一观点得到了缪钺先生的高度赞赏，他指出：凡是一种文学艺术，皆有其产生之特殊条件，从而形成此种文学艺术之特质，而其长短得失亦寓于其中。今词之特质果何在乎？王静安先生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斯言得之。词兴于中晚唐而滋衍于五代，当时词人，于酒筵歌席之间，按拍填词，娱宾遣兴，寄怀写物，取资目前。因歌唱者多是少年歌女，故词中亦多写男女间之幽怨闲情，其风格则是婉约馨逸，有一种女性美，亦即王静安所谓‘要眇宜修’者也。这无疑是对王国维关于诗词文体之别观点的进一步阐释与总结，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辨别诗词文体特征具有指导意义。 针对王国维“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中衰者，皆由于此”的文体盛衰论的观点，中国现代美学大家朱光潜在吸收王国维美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在西方文艺中，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相代谢的痕迹也是如此。他还就格律与文体凋敝之间相反相成之间的关系作了论述：各派有各派的格律，各派的格律都有因成习套而“敝”的时候。格律都有形式化的倾向，形式化的格律都有束缚艺术的倾向。但是提倡不要格律也是一桩很危险的事。我们固然应该记得格律可以变为死板的形式，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第一流艺术家都是从格律中做出来的。比如陶渊明的五古，李太白的七古，王摩诘的五律以及温飞卿、周美成诸人所用的词调，都不是出自作者心裁。似乎在格律与文体流变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然而在朱光潜看来这并不足以称之为矛盾，他谈到“格律不能束缚天才，也不能把庸手提拔到艺术家的地位”，格律对于真正的诗人是毫无拘束的，甚至诗人或艺术家大都会做到“脱化格律的境界”，也就是说，格律的脱化活用反而成为了评定诗人艺术水准及其美学境界的潜在标准。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境界”说作了不同层面的阐释与例证，其中较为典型的便是“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只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朱光潜认为这种有我之境的解释即近代美学所谓的“移情作用”，并且他在王国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超物之境”与“同物之境”，“在‘同物之境’中物我两忘，我设身于物而分享其生命，人情和物理相渗透而我不觉其渗透。在‘超物之境’中，物我对峙，人情和物理猝然相遇，默然相契，骨子里它们虽是欣合，而表面上，却仍是两回事。在‘同物之境’中作者说出物理中所寓的人情，在‘超物之境’中作者不言情而情自见。‘同物之境’有人巧，‘超物之境’见天机”，这种观点深化了物与我的两元关系，使得艺术创作方式更具操作性，批评鉴赏方式更为具象化。丰子恺认为在艺术上都是好作品，但在科学上看来，都是虚假。把花，草，黄莺，青山，都当作人看，根本上已经错误了。岂止在艺术上，另有一种理想。根据了这种理想而观看世间，所见的都是艺术的真。这理想为何？就是主观强盛，把一切客观物象加以主观化。换言之，即把一切物象看作自己一样的人。于是梅花枝多情，春草嫌繁华，黄莺惜别离，青山伸头看，都合于“艺术的真”，并非虚空的了。丰子恺一生以“真”为其艺术理论的根本所在，不夸饰，不浮躁，他倡导“赤子之心”，认为这是艺术家所不可或缺的精神本质，也是艺术家创造艺术的源泉，丰子恺所主张的这些美学理论及艺术原则是对王国维《人间词话》“真景物”、“真感情”的进一步丰富与延伸。 王国维先生在词论方面提出的诸多概念及其这种兼容并蓄、大胆开放的论调与研究，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重新认识诗词文体的嬗变规律及词人创作情趣与审美理想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他启发我们用一种历史进化的思辨方式去发掘艺术作品创作过程中的规律，而不是将眼光聚焦于单一时代、单一词人、单一作品的咀嚼与鉴赏，尽管这种方法在当今学界研究之中有失偏颇，但词话中诸多观点仍具现实指导意义与参考价值，这种大胆引进、客观分析的态度也是这个时代所不可或缺的学习标杆。《人间词话》堪称词体理论的集大成者，是对传统词论的总结和升华。
王国维在年轻的时候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和文学批评活动的内容。重点是他的文学批评作品和美学作品中所包含的一些文学思想。 王国维一生从事文学批评活动，主要集中在他26岁开始到36岁，这一段大约十年的时间。这十年大致上我们又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讨论中国和西方的美学思想以及文学问题。其代表作品是《红楼梦评论》。后期已研究中国传统词曲为主。代表作品是《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 王国维在《红楼梦》和《人间词话》之外，所写的其他的一些美学著作和文学批评，所表现出来的文学思想，对西方文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应用和汲取。他的代表性的论文有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红楼梦评论》、《叔本华与尼采》、《屈子文学之精神》等。主要看单篇的文章之中所表现出来的王国维的主要思想。 首先主要是说什么是美这一部分，它主要是受叔本华、尼采等一些人物的影响，谁在叔本华、尼采的一篇文章之中直接提出了对美的一种理解。夫美术者，实以静观中所得之实念，寓诸一物焉而再现之。他的意思是说，以文学艺术为代表的美术作品。实际上是作者在静观中所得的实念，实念就是理念。这个理念包含在一切的事物之中。而作家要做的艺术家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将体现在一切事物中的理念再现出来。理念是美的，主要的内涵。理念是一个超绝的东西，形而上的东西，但是它又存在于各个事物上面。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在反映客观事物的时候，特别要知道它们是存在于这个事物上的超级的理念。怎样获得这个理念？是我们人才能获得审美感受的首要条件。主体必须具备这样一个条件，主体必须做到无欲。他后来在《红楼梦评论》中所说，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在此间的你，我只有摆脱欲望的束缚，以一种静观的态度才能够把握现实生活中的美。这是王国维提出的获得美的一个主观的条件。 第二，美是可以爱玩而不可以利用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美的东西，我们只能够去欣赏，而不能从物质的利益上去利用这个东西。王国维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说，美之性质，一言以蔽曰，可爱玩而不可以利用者是已。……当我们进行审美欣赏的时候，一定要撇开功利的关系，如果以功利的关系来关注外物，那么这样就不是进行美审美的欣赏，而是从自己的一种物质需要去占有外在物质。这是王国维所提出的美，区别与其他物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一点受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对我们现代的美学影响也产生了。中国的文学的观念从王国维时代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开始不再像我们中国的传统社会那样，以纯粹的，教化的观点来观照文学艺术。因为这样没有办法充分的认识到文学艺术独特的审美价值。 所以王国维在《小说小言》中，他就说，凡哲学家无不兼为政治家。这里的哲学家是广义的，包括史学家，也包括艺术家。他说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文学家、哲学家、艺术家、史学家，除了在自己的专业上有所作为之外，他们都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作为王国维，他当时看来这是比较奇怪的一件事情。比如说他比较熟悉的中国的诗歌，他就以杜甫为例，他说杜甫在自己的诗歌之中，表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自谓颇挺出，立登要津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里实际上表现的，是杜甫杜子美的政治理想。胡不上书自荐达，做令四海如虞唐，这是韩愈的诗歌，也表现了对年轻后生的一种忠告。再看陆游的诗歌，寂寞已甘千古笑，曲池游望两河平，这是陆游在诗歌中所表现的北方的失地始终不能得到收复那种悲愤之情。当然也是他的政治理想。他举了这些诗人的作品之后，他说只有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如此的思想理想之时，诗人才能称之为大诗人。如果诗人没有这样的抱负在诗歌作品之中，没有表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就把它当做戏曲小说，其他的那些作家一样是游戏人生的东西。所以以侏儒倡优自处，世亦以侏儒倡优蓄之。倡优侏儒是中国古代的戏子的形象。他们主要是供达官贵人娱乐的，没有多少严肃的政治意义。由于王国维在年轻的时候受到西方文学的思想的影响。开始对中国传统的思想的价值观念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开始提出了一种新的文学价值观。 王国维在《小说小言》中所说，诗外上有事在，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我国人之金科玉律也。一定要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关心现实，书写自己的人生理想。呜呼，美术上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人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原因也。 王国维受到西方美学思想的影响，对中国的只教化的那个文学观念的反思，认为中国传统的那种价值观念有自己的局限性。使得没有独立的文学艺术出现，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如果仅仅觉得西方的美学思想来评价中国传统的文学价值观，中国传统的文学价值观使得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不发达，当然也是片面。这是王国维的早年的文学思想所表现的第二个方面。 第三，在早年的文学著作中还提出了，一切的美皆形式之美。他提出了两种形式，一种是，体裁，这个体裁和我们一般传统文学的体裁是不一样的。主要是指美所存在的不同的材质。包括自然、艺术等；第二，形式的美主要是风格。优美和宏壮，两种不同的美学范畴。还有古雅这个独特的美学范畴，也比较深入的讨论了古于今雅和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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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工作是基层党组织，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是基层党建工作的主体。我整理了党建论文格式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党建论文格式范文篇一：《党建工作研究》 摘要：党的的召开为我们的党在新时期的发展提出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观点，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被写入党章。本文首先分析党在各个探索中国发展的各个阶段形成了理论成果，然后指出党建工作的重要性，最后提出在新时期加强党建工作的建议。 关键词：党的;党建工作;建议 中国共产党的第代表大会于2012年11月8日在北京召开，大会经过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的中央领导集体，通过了党章修改的建议，把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写入党章，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行动指南。党的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招开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大会，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的额时期，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途径，实践已经无数次的证明只要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党的的召开对于党在新时期团结全国人民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有重大的意义，党的的召开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的共产党员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指引，继续的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发，推动社会的各个行业朝着科学发展，安定和谐的局面发展。 一、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基本理论以及关于党的建设问题 (一)新中国成立以前党的基本理论及党建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社会积贫积弱，面对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民族不独立、国家不富强。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使中国的革命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在思想理论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指引，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和 经验 的 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前，我们的党非常重视党建工作，在党内开展 文化 理论的学习，以及整风运动，提高了党组织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为新中国的成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二)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的党的基本理论以及党建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社会主义的改造，我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经过广泛的实践活动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新的认识。虽然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困难，但那都是暂时的，经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央领带集体。邓小平结合世界发展的形式，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提出了改革开放等一些列举措，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邓小平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党的建设上，注重党员理论知识和政治意识的全面发展，全面提高每个党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使全体党员树立起为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 (三)改革开放以后直到现在党的基本理论以及党建工作 经过改革开发，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生产力，全面提高了综合国力。当代社会正在面临着深刻的变革，经济全球化，世界多级化的趋势日益加强，综合国力的竞争在当今世界的格局上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我们的党审时度势，创造性的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保持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和谐社会建设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新时期党的建设在社会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党始终重视党的建设工作，我们的党在党员内部开展拒腐防变的理论 教育 ，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全体党员的理论知识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能力都取得显著增强。 二、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分析 (一)加强党建工作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科学发展观是继承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党建工作是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保障，只有加强党建工作，才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证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实。做好党组织尤其是基层党组织的党建工作，是我们党完成各项任务更好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前提。因此，加强党的建设是新时期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二)加强党建工作是保障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 我们党经过近百年奋斗历程，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的结合，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我们的党在各个时期都非常重视党的自身建设，把党建工作放在首要地位，只要抓好党建工作，才能保障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才能确保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领导能力。 三、在新时期加强党建工作的建议 (一)充分重视党校的作用，努力的培养积极分子 为了壮大党的队伍，我们的党应该充分的重视“党校培训”计划的实施，培养出更多的积极分子。要充分的认识到党校对于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只有为党的队伍提供有充足的人才保障，才能提高的党的战斗力。在积极分子的培养过程中，要重视其党的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使每一名积极分子都成为理论知识扎实，实践操作能力良好的人才。 (二)创新党的管理体制，营造良好的党建文化 在新时期党建工作的核心，是党员管理体制的建设，只有从根本上改善党员的管理体制，才能确保党建工作的实施，提高党建工作的效率。在党建工作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党员的文化建设，提高全体党员的文化修养，增强其独立自主学习的能力。充分重视基层党小组的建设，优化管理模式，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办事效率。全体党员都应该树立自觉主动学习的意识，以党的管理体制建设为契机，努力的提高每一名党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总之，党建工作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党的执政能力，在新时期要更加充分的重视党建工作，把党建工作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 参考文献 [1]薛明飞.有关“以人为本”理念运用于高校党建工作中[J].南京大学学报.2008，12(4)：22-24. [2]朱明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开展党建工作[J].求是，2008，20(7)：33-35. 党建论文格式范文篇二：《强化党建创新 推动企业党建工作》 【摘要】企业的党建工作是基层党组织，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是基层党建工作的主体。基层党建工作的管理涉及范围广、考虑因素多。党建工作能为企业、职工解决诸多问题。可以有效的促进职工与企业间的和谐关系，同时，为企业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随着，社会的进步，职工的思想在不断的发生变化，需要党建工作紧随社会前进的脚步，为广大职工服务。这就需要党建工作不断的创新。从而，推动企业党建工作的进步。 【关键词】创新党建推动企业 一、创新是党建工作的动力源泉 党建工作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要求作风严谨、态度端正。党建工作更是一项生机勃勃与创新的事业。 1、无论何种创造，都需要有一个全新的、有创意的观念作指导。党建工作，需要在当前形势和工作任务面前发挥高能力，提升全面水平，要在观念上来突破。要清醒地认识到，创新是做好党建工作的重要的一项工作，创新是党建工作的活力之源。 2、创新能够有力推动了党建工作持续步入更高的层面。回顾历史，一部关于党的建设史，就是一部创新的历史，一部不断除旧迎新的历史。从近几年党建工作的实际经验看，面对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挑衅战，我们的党建工作者在党建工作领域开辟了新的道路。如在基层组织建设上，增强了民主政治建设，全面推行了企务公开等，进一步缩短了党组织和群众的距离，拉近了党群干群关系。这些有效的路径，与时代要求相协调，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涯中，产生了很大的进步效应。但这些改革与创新仍然是初层次的，只有坚持不懈地善于发现，持之以恒地开辟新思路，才能推动党建工作实现新的突破。 3、当前形势下党建工作创新有着辽阔的发展空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进步，为我们今天的党建工作开辟了新的空间，提供了实践的平台。譬如，以多种经济成分的出现为标志的经济领域处处体现着活力，如何在这一新天地里造就党建工作的华丽篇章，是全基层党组织都考虑和实践的新问题。此外，伴随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前进的脚步，多元化的思维使人们的认知世界绚丽多彩，这当中也存在一些消极思想的干扰。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急切需要广大党建工作者既要在思想上予以高度重视，又要在行动上主动出击，更要在实践上进行积极探索，才能使党建工作走在新形势的前列，实现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二、全面创新，全面出击 1、抓调研，在工作思路上有新突破。调查研究是成功的必经之路。为此，要在组织系统兴起积极调研之风，竭尽全力构建全面的调研机制，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新思路，做出新对策，完成新成果;通过调研开阔视野，把握命脉，形成合理的、有效的认识。对于有新意的调研成果，要勇于放在工作中试验，并着重总结、改进和完善;对于成熟的经验，要提升为加强党的建设的办法、建议和规章，督导基层工作，提高全面的工作能力。 2、抓突破，在工作重点上新意。没有新意，就没有进步，更没有发展。抓住关键点，就是把握了主要矛盾。组织部门要围绕主要工作，寻寻找工作的突破口，找准工作的要塞，大力实践，创意性地展开工作。当前形势下，尤其是要抓紧干部制度改革这个要点。因为干部制度改革带动全局、左右全局、影响着全局，直接关系到我党的全面建设和经济建设。同时，要结合当地实际出发，紧密围绕党建工作的重点、疑点问题，全力创新，形成自己的特色，争做模范。 3、抓典型，在整体工作上提高创新意识。抓典型，就是采取以点带面策略，通过塑造各种的典型，带动党建工作全面开展，推进整体工作的能力与水平。要步入基层全方位筛选各种有力途径、寻找各层次的模范，运用扶持、帮助、指导的 方法 ，总结有效的经验，提升典范水平，及时发现和解决典范存在的不足和疑难，努力构造党建工作的模范群体，以此带动整个党建工作持续发展，使党建工作在典范的影响下持续创新，整全面推进。 4、抓规范，在工作机制上提高创意。党建工作要有新意，需要以积极的工作机制为保障。各级党建部门要全面创新机制，防止和杜绝工作的随意性、盲目性，促使党建工作的“三化”(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党建工作进行合理剖析和分析研究，形成系统的、完整的工作步骤，用以指导和筹谋党建工作。要明确 岗位职责 ，严厉岗位纪律，真正在党建战线形成一系列职责明了、程序规范、执行有力、方便运转的工作机制，为党建工作各项任务的全面完成提供坚实的后盾。 三、改进手段、探索新思路 1、方法创新是党建工作创新的关键点。新时期党组织要认证分析研究、积极探索党建工作适合社会发展的有效方法和举措。党建工作需要着眼于整体推进和全面贯彻，同时，考虑方式上的灵活性和有效性。要有党建方面的刚性的教育和管理，又要有人性化的鼓励和关怀。要做到“上下沟通及时，及时处理问题”。拓宽视野、敞开思路，努力增强党建工作的活跃性。 2、信息时代的到来，为党建工作的创新提供了更为开阔的途径和舞台。充分利用网络简单快捷、高效的信息传播优势，及时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达每一位党组成员，牢靠掌握党建工作的主动权、拓展党员教育的 渠道 、促进党务信息的沟通和交流。推进党建工作的信息化。拓宽联系广大职工的路子，丰富服务职工的内容，提高党建工作的效率，从而提高党建的科学化水平。 3、取缔论资排辈，让党组织拥有良好的人类资源。高素质的队伍是党建工作科学化的有力保障。要在实际工作中，发现人才、培养人才、锻炼人才、敢用人才、成就人才。不断改革和创新用人机制。切实把想做事、会做事、干实事和职工拥护的优秀人才，不拘一格选拔出来，予以重用。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在 政策法规 、技术、党组织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加大对党组织的培训力度，不断提高优秀者的素质和能力，努力为其开展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和优良的条件。激发广大党员坚定信念、 爱岗敬业 、勇于进取、乐于奉献的精神。 4、改变学风作风，摒弃不良作风，促进党组织只能更好的发挥。学风和作风可以直接反应党组织是否具备先进性;是否能更好的发挥服务广大职工的作用。企业党建工作面对的是广大职工，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服务好人民的切实利益，是党组织吸引人、凝聚人的最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因此，一方面要以转变作风为契机、积极推进服务型党建工作。转变作风，提高党组织水平，做好人民的标兵。为企业党建工作的健康发展增添动力。 参考文献 [1]刘先春.关于当前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几点思考[J].党的建设，2006(10). [2]王宪魁.加强国有企业党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J].党建研究，2006(01). [3]韦振碧.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企业党建工作[J].企业科技与发展，2009(20). 党建论文格式范文篇三：《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的融合》 一、引言 在 企业管理 中，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它们都在企业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企业想要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就必须适应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式，将这两想工作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两项工作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因此，我们必须了解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的融合的重要性，依照融合工作的基本原则进行两项工作的互相融合。 二、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的融合的重要性 1.化解两项工作间的矛盾，实现双赢局面 企业进行公司治理的做作用就是要提升企业在行业内的竞争力，推动企业的快速发展。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形势的不断改变，企业必须跟紧改革形势，做到企业治理的与时俱进。我国的企业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组织，同时还是党建工作的主要载体。在企业中开展党建工作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每个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都要有党组织，并经常开展党建工作的相关活动，这些活动必须得到企业的支持和配合。由于企业的党建工作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样就能够促进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的融合，通过二者的统合化解两项工作间的矛盾，实现双赢局面。 2.促进企业党建工作的完善 由于企业形式的多样化，不同的企业在经营模式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不同企业的党建工作就需要根据企业的经营模式开展，实现不同企业党建工作的差异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对企业党建工作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完善，保证企业党建工作能够与公司治理互相适应。国有经济是我国的主要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中包括开展企业党建工作的内容。作为企业实现长远发展的一部分，企业的党建工作必须能够适应经济形势的发展，不断的对党建工作进行完善。 三、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的融合的基本原则 在企业经营管理管理中开展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的融合必须要遵循以下两点原则： 1.保证两者目标的一致性 为了提升企业在行业内的竞争力，我们必须加强对公司治理工作的完善，保证企业内所有员工的基本利益，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目标的实现。完善公司治理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首先，要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严格的管理，实现企业的利益最大化，保证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其次，要对企业内部所有部门间的关系进行有效的调和，实现利益平衡，实行合理的制约与激励制度，杜绝重大决策失误的出现。企业的党建工作目标也要与公司治理的目标保持一致性，两者之间仅在工作方式与体制建设方面存在非对抗性的差异。只要避开这些差异，合理的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就能实现它们目标的一致性。 2.保证两者协同发展 想要实现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的融合，就必须保证两者的协同发展，杜绝两者之间出现不和谐的情况。还要根据公司治理的具体开展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益，从中找到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相互融合最佳时机，实现两者的融合，使它们一起为企业的发展建立理论基础，创建良好的经济形势，实现公司的长远发展。 四、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融合的具体方法 1.促进两方面人才的沟通与交流 促进两方面人才的沟通与交流可以通过进行党组织成员与企业管理人员交叉任职的活动，进一步拉近企业管理者与党组织间的距离，实现人才和信息的沟通与交流，提高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融合的工作效率，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实现。此外，好友的企业采用企业决策者与党员互相交叉任职的形式，促进企业决策者与党员的沟通与交流，实现企业党建工作与公司治理工作的共同发展。 2.召开管理者与党组织的联合会议 想要这种方法能够顺利实施，要求企业管理层与党组织的权力以及地位实现平等，在会议进行过程中，企业党组织成员在参加党务工作时，必须保持自己的专职人员身份，不能在参加党务工作的同时兼任其他工作岗位。会议的举行由企业管理者与党组织成员共同负责，会议的内容就是对企业内的重大事件进行讨论，在讨论中要坚持民主原则，并对企业的重大决策进行探讨。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的融合能够化解两项工作间的矛盾，促进企业党建工作和公司治理工作的完善，实现两者的协同发展。因此，我们必须认清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融合的重要性，积极开展两者之间的融合工作，提高企业竞争力，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猜你喜欢： 1. 2017党建论文范文 2. 党建信息格式范文 3. 大学生党建论文范文 4. 党建论文范文参考 5. 大学生党建论文范文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政研论文篇2 浅谈做好基层政治思想工作的方法 摘 要：本文作者结合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分析探讨了加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 关键词：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方法; 一、 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 (一)政党性特点。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条重要战线。它是直接为党的事业服务的，为党的路线服务的，直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服务。在党内，这项工作直接关系到党的思想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党员和干部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党的先锋队性质。由此可见，思想政治工作这门科学和一般的社会科学不同，它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工作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群众性特点。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必须面向群众。党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充分体现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党的先进性更是体现党是怎样为群众服务的。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都要联系群众，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所以，思想政治工作的群众性是由党的先锋队性质和任务决定的。 (三) 广泛性特点。思想政治工作不同于其他工作，其范围是很宽广的。这是因为：1、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无论是工、农、兵、学、商，还是年龄差异的老、中、青乃至少年儿童，都有思想政治工作要做，这是由思想政治工作的群众性带来的。2、做任何一项工作，至始至终都要做思想政治工作。3、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每一过程的各个侧面，各个环节。4、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来说，不仅领导同志应该做，干部要做，全党各级组织，每个党员都要做。 (四)针对性特点。思想政治工作对象是人，由于每个人在社会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中所处地位不同，其思想活动的内容和特点也必然千差万别、错综复杂。这就要求要因人而宜，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经常而又大量地做一人一事的个别工作，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又一特点。 (五)时间性特点。思想政治工作虽然是上层建筑，但它来自实践，又为实践服务，立足于实践，又受实践的检验。在不断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才能逐渐总结出一套思想政治工作科学理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性是由群众性决定的，因为群众是实践的主体。 二、加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方法 (一)思想工作是理论教育的奠基力。 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的要求、胡提出八荣八耻和习的科学发展观教育广大干职工，提高全体干职工思想觉悟的根本途径。进行理论教育，关系到思想教育的方向，它的基本功能是从根本上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逐步实现人们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使干职工对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在思想理论上起到奠基作用。这是一种奠基育根的“治本型”教育，是单位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建设”。目前，在理论教育方面存在种种倾向。有人认为：理论教育“不务实”，因而出现了大道理不管用，小道理无人管。从而导致讲实惠代替思想政治工作，结果是“治标”不“治本”，甚至使一些目光短浅的人遇事在个人主义的“圈子”里打转转，只讲索取，不讲奉献。实践证明，不讲革命的大道理，小道理就会导出“歪道理”，一切事情就难处理。作为政治工作者要理直气壮地讲，要善于讲，要把深奥的道理浅显化，抽象的理论形象化。深入抓住干职工的“热点”，联系实际回答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干职工是能够坐得住，听得进，信得过，照着做的。 (二)思想工作以情动人的感化力。 情是思想工作的一个重要源泉，是开展思想互助的必备前提，情投则意合，情通则达理。当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年轻人，普遍重感情。他们都需要理解、信任、关心和爱护，如果我们的政工干部性格孤僻、观念陈旧，就会失去了拨动干职工心弦的动力，给干职工带来负面作用，干职工产生的抗拒心理，即使讲话十分正确，让干职工也有怨气。“话不投机半句多”，社会学的“互助”原理告诉我们，只能用心来交换心，相互信任，入情入理，才能人心，时刻关心，把其当作主人，以深厚的热情对待他们，要看到他们的可塑性，善于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尊重他们的民主权利。关心他们的成长和成才愿望，努力造成一种宽松、和谐的环境，才能动之以情，导之以行。 (三)思想工作以制度的规范力。 制度是长期工作经验的结晶，是干职工行动的准则，它具有很大的约束力和规范力。但是，这种约束力和规范力必须建立在干职工的高度自觉的基础之上，而这种高度自觉，除靠平养成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通过思想教育才能实现，否则，高度自觉的基础将不坚实。平时，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况，有个别同志喜欢搞“意行不一”的事。其原因之一是与我们管理和教育相脱节有直接关系。在干职工的管理和教育的关系上，要注意克服两种倾向：一是为思想教育是“软指标”，可有可无，可多可少;另一种认为管理教育是“硬指标”。必须把管理和教育密切配合，通力合作，教管一致，教中有管，管中有教，才能充分发挥制度的规范功能，收到其应有的效果。 (四) 思想工作以典范示的赶超力。 抓好典型，用典型事迹带动广大群众，是思想政治工作常用的重要方法。通过典型的直观性、示范性，形成一种强有力的说服效应赶超功能，通过这种功能和运用。能够把思想教育的内容尽快转换为行动，推进思想教育效果。实践证明，凡是运用典型好的单位，工作就会有声的色，有突破，出现后进赶先进，先进更先进的比学赶、比着超的良好局面。但是。目前在运用典型上确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求全责备，苛求完美无缺，形成典型难当;二是有的不是用典型引路子，而是拿着典型当“鞭子”，常常使典型成为群众的对立面;三是弄虚作假，对典型不是帮而是吹，出现了里外不一的情况。因此，要辨证地观点看待典型，正确地运用典型，实事求是地宣扬典型，才能使典型示范赶超力的功能在思想教育整体中发挥应有的效能。 三、结束语 要做好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还有一个关键是要靠基层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廉洁奉公来凝聚人心。只有基层领导干部认清了形势，转变了观念，增强了信心，才会真正转变工作作风，积极团结和带领广大员工在实际工作中开创新局面，创造新业绩。思想政治工作无处不在，它就像一杆无形的尺，用“心”刻画的准星。只要我们用心去做，这杆尺衡量起来就显得越来越精密。只要我们加强感情投入，凝聚人心，使全体员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利益观。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人生坐标。通过思想引导和交流，达到营造一支团结、友爱、进取、和谐的过硬团队。 猜你喜欢： 1. 思想政治工作优秀论文 2. 2017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总结 3. 思想政治工作论文 4. 思想政治工作研讨论文 5. 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