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格萨尔王传》 《格萨尔王传》 是藏族人民的一部英雄史诗。它原来是西藏民间流传千余年的口头文学，现在已经整理成书。 全书共有120多部，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同时，它也与藏传佛教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部史诗产生于公元3至6世纪之间，公元7世纪初叶至9世纪得到进一步充实，公元10世纪至12世纪初叶得到广泛流传并逐渐成熟。在11世纪前后，随着佛教在藏族地区的复兴，藏传佛教僧侣开始参与《格萨尔王传》的编纂、收藏和传播。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基本框架终于开始形成，并出现了最早的手抄本。而手抄本的编纂者、收藏者和传播者，主要就是藏传佛教重要派别宁玛派的僧侣们。 《格萨尔王传》是在藏族古代神话、传说、诗歌和谚语等民间文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来的，代表着古代藏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它描绘主人公格萨尔一生不畏强暴、不怕艰难险阻，以惊人毅力和神奇力量征战四方、降伏妖魔，抑强扶弱、造福人民的英雄业绩，热情讴歌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斗争。 这部史诗不仅是研究古代藏族的社会历史、阶级关系、民族交往、道德观念、民风民俗、民间文化等问题的一部伟大著作，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格萨尔》是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历史悠久，结构宏伟，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气势磅礴，流传广泛。史诗从生成、基本定型到不断演进，包含了藏民族文化的全部原始内核，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美学价值和欣赏价值，是研究古代藏族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 《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唯一的活史诗，至今仍有上百位民间艺人，在中国的西藏、四川、内蒙古、青海等地区传唱着英雄格萨尔王的丰功伟绩。《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史诗中演唱篇幅最长的英雄史诗，它既是族群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又是多民族民间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见证。这一为多民族共享的口头史诗是草原游牧文化的结晶，代表着古代藏族、蒙古族民间文化与口头叙事艺术的最高成就。无数游吟歌手世代承袭着有关它的吟唱和表演。它历史悠久，结构宏伟，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气势磅礴，流传广泛，作为一部不朽的英雄史诗，《格萨（斯）尔王传》是在藏族古代神话传说、诗歌和谚语等民间文学的丰厚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提供了宝贵的原始社会的形态和丰富的资料，代表着古代藏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同时也是一部形象化的古代藏族历史。《格萨尔王传》文字大约产生在古代藏族氏族社会开始瓦解、奴隶制国家政权逐渐形成的历史时期，即公元前二、三百年至公元六世纪之间；吐蕃王朝建立之后（公元七世纪初叶至九世纪）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吐蕃王朝崩溃、藏族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也就是藏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过渡的历史时期（十世纪至十二世纪初叶）得到广泛流传并日臻完善和成熟。在十一世纪前后，随着佛教在藏族地区的复兴，藏族僧侣开始介入《格萨尔王传》的编纂、收藏和传播。史诗《格萨尔》的基本框架开始形成，并出现了最早的手抄本。手抄本的编纂者，收藏者和传播者，主要是宁玛派（俗称红教）的僧侣，一部分就是“掘藏大师”他们所编纂、传抄的《格萨尔王传》，初称为“伏藏”的抄本。在很久很久以前，天灾人祸遍及藏区，妖魔鬼怪横行，黎民百姓遭受荼毒。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为了普渡众生出苦海，向阿弥陀佛请求派天神之子下凡降魔。神子推巴噶瓦发愿到藏区，做黑头发藏人的君王——即格萨尔王。为了让格萨尔能够完成降妖伏魔、抑强扶弱、造福百姓的神圣使命，史诗的作者们赋予他特殊的品格和非凡的才能，把他塑造成神、龙、念（藏族原始宗教里的一种厉神）三者合一的半人半神的英雄。格萨尔降临人间后，多次遭到陷害，但由于他本身的力量和诸天神的保护，不仅未遭毒手，反而将害人的妖魔和鬼怪杀死。格萨尔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为民除害，造福百姓。5岁时，格萨尔与母亲移居黄河之畔。8岁时，岭部落也迁移至此。12岁时，格萨尔在部落的赛马大会上取得胜利，并获得王位，同时娶森姜珠牡为妃。从此，格萨尔开始施展天威，东讨西伐，南征北战，降伏了入侵岭国的北方妖魔，战胜了霍尔国的白帐王、姜国的萨丹王、门域的辛赤王、大食的诺尔王、卡切松耳石的赤丹王、祝古的托桂王等，先后降伏了几十个“宗”（藏族古代的部落和小邦国家）在降伏了人间妖魔之后，格萨尔功德圆满，与母亲郭姆、王妃森姜珠牡等一同返回天界，规模宏伟的史诗《格萨尔王传》到此结束。主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降生，即格萨尔降生部分；第二，征战，即格萨尔降伏妖魔的过程；第三，结束，即格萨尔返回天界。三部分中，以第二部分“征战”内容最为丰富，篇幅也最为宏大。除著名的四大降魔史——《北方降魔》、《霍岭大战》、《保卫盐海》、《门岭大战》外，还有18大宗、18中宗和18小宗，每个重要故事和每场战争均构成一部相对独立的史诗
先后出版有：《〈格萨尔〉初探》、《格萨尔王全传》（与吴伟合作）、《〈格萨尔〉的历史命运》（论文集）、《〈格萨尔〉与藏族文化》、《〈格萨尔〉论》等。主持编纂“《格萨尔》艺人说唱本丛书”（科学版，藏文本，共10卷）。目前正在主持编纂藏文《格萨尔》精选本，共40卷 。这是一项得到国家重点资助的跨世纪的大型文化工程。 《格萨尔》初探 (万字)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格萨尔》与藏族文化 (万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4年《〈格萨尔〉论》 (万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9年10月 《格萨尔王全传》(上、中、下卷,二人合作,万字)宝文堂书店 1987年(修订版) 作家出版社 1997年 《格萨尔》的历史命运 (论文集,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9从《格萨尔》看藏族的文学语言 (万字)《甘肃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谈《格萨尔》说唱艺人 (万字)《西藏研究》1984年第4期格萨尔的历史命运 (万字)《格萨尔研究集刊》(1)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5年第1期藏文文献中的《格萨尔》(万字)《民间文学论坛》1985年第1期《罗摩衍那》在我国藏区的流传及对藏族文化的影响 (万字)《印度文学研究集刊》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年《格萨尔》名字探析《民族文学研究》1986年3期史诗研究与民族学《民族文学研究》1988年4期《格萨尔王传》与藏族文化《民族文学研究》1989年6期论藏族的《格萨尔》说唱艺人 ( 万字)芬兰《<卡勒瓦拉>与世界史诗学术讨论会论文《中国藏学》1995年第2期《格萨尔》与藏族方言 (英文, 万字)日本《第二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术讨论会》论文1993年古代印度的灵魂观念对藏族文学的影响 (万字)深圳《印度文学讨论会》论文1993年《格萨尔》与苯教文化 (万字)《民族文学研究》1993年第3期当代荷马—格萨尔说唱艺人 (万字)《中国藏学》1994年第1 期论格萨尔托梦艺人 (藏、英文,万字)奥地利《第七届国际藏学会》论文收会议论文集1995年关于连词gi与副词藏gi 区别 (藏、英文, 万字)美国《第27届国际汉语言学术讨论会》论文1995年10月扎巴老人说唱本与木刻本《天界篇》之比较研究 (万字)《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4期
中国藏族、蒙古族、土族等民族共同传承的“格萨（斯）尔史诗传统”，是关于古代英雄格萨尔神圣业绩的宏大叙事，以韵散兼行的方式讲述了格萨尔王为救护生灵而投身下界，率领岭国人民降伏妖魔、抑强扶弱、完成人间使命后返回天国的英雄故事。凭借一代代艺人杰出的口头艺术才华，史诗在中国西部高原的广大牧区和农村传承千年，全面反映了藏族及相关族群的历史、社会、宗教、风俗、道德和文化，至今仍是民众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的重要依据，也是中国族群文化多样性和人类文化创造力的生动见证。【格萨（斯）尔史诗传统】格萨（斯）尔史诗以其独特的串珠结构，融汇了众多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形成了气势恢宏、篇幅浩繁的“超级故事”。史诗说唱传统在一定意义上是地方性知识的汇总——宗教信仰、本土知识、民间智慧、族群记忆、母语表达等，都有全面的承载，史诗说唱传统还是唐卡、藏戏、弹唱等传统民间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同时也是现代艺术形式的源头活水，不断强化着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文化认同与历史连续感，因而格萨（斯）尔史诗传统堪称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2009年9月，“格萨（斯）尔史诗传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格萨尔史诗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堪称人类伟大的口头表达艺术生动鲜活的样本。史诗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艺术，在世界各地文明传统中多有流布。古希腊著名的荷马史诗和神话，被公认是西方文学的滥觞。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古英语的《贝奥武甫》、古日耳曼的《尼贝龙人之歌》、古法兰西的《罗兰之歌》、非洲的马里史诗《松迪亚塔》等，都曾经广为传唱，影响久远。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曾仔细讨论过史诗的内涵和特性，并给予这个艺术样式很高的评价，开启了人类认识和评述史诗的先河。地球各个角落的人们，依照各自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发展出形态各异、风格繁复的史诗演述传统。众多的史诗，已经成为人类口头演述文化的座座丰碑。主要在藏族和蒙古族等民族中所传唱的大型史诗《格萨（斯）尔》（藏族叫“格萨尔”，蒙古族叫“格斯尔”，后文统称“格萨尔”），堪称人类伟大的口头表达艺术的一个生动鲜活的样本。它所具有的诸多特性，令人叹为观止。“格萨尔”故事“多如牛毛”，不可胜数，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在“格萨尔”为世人所知前，西方的工具书说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是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有10万“颂”，就是20万诗行。而“格萨尔”的长度，迄今没有很准确的统计，但我们可以大略地知道，藏族的史诗文本，已经记录下来的相互不重复的“部”，保守计算也超过100种，仅仅是韵文部分就超过100万诗行。以这样的规模，大概没有那个歌手能够完整地掌握它。现年80多岁的藏族歌手桑珠能说唱65部《格萨尔》，他所唱格萨尔故事的大约三分之二，在陆续誊写和刊印中，计划中的规模是46卷，平均每卷400页,藏文散体排印，这是数倍于《红楼梦》的篇幅！他是目前公认能说唱格萨尔故事最多的艺人。因为格萨尔史诗传统仍处于发展变化过程中，我们很难确定其究竟有多少“部”，大约多少“字数”。对藏族内部而言，格萨尔还是他们唯一的史诗，这在世界上就很少见了，多数产生史诗演述传统的民族，都有丰厚的史诗群落，并不“一枝独秀”。藏族中的这个现象，与《格萨尔》的结构特点有关。它属于串珠式结构，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不断包容和吸纳新的故事内容，而且把藏族的许多叙事文类——如神话、传说、故事、民歌、谚语等，吸纳到史诗中，形成壮观的叙事画卷。在人类口头演述艺术的历史上，这也堪称奇迹。格萨尔是流传久远和广泛的史诗，其传播地域广阔、涉及语言众多在世界上少见。格萨尔的演述歌手类型很多，仅以藏族歌手而论，按照说唱技艺的习得和传承方式的不同，主要分为神授艺人、闻知艺人、掘藏艺人、吟诵艺人、圆光艺人等几种类型。在上述五种艺人中，神授艺人是最为特别的艺人群体。他们大多自称有过奇异的经历，故事和讲述故事的能力来自“神授”。这些艺人大多生活在祖传艺人家庭或《格萨尔》广泛流传地区，有着较特殊的生活经历。他们记忆力超群，虽然绝大多数不识字，但他们却表现出惊人的口头创造活力，艺人们通常能说唱至少一二十部。《格萨尔》还有抄本、刻本的书面传播形式，由此产生了抄本世家，世代以抄写为生。青海玉树的布特尕家，就是这样的家族。现存最早的抄本，时间上可以回溯到14世纪（藏于西藏博物馆）。现存最早的刻印版本是1716年的北京木刻版《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格萨尔》史诗还渗透到不同的艺术门类中，以格萨尔英雄为题材的艺术形式，包括唐卡（藏族卷轴画）、塑像、壁画、藏戏、弹唱等，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格萨尔的普及程度和受到民众喜爱的程度。到了当代，格萨尔故事还进入影视、广播、小说等现代艺术形式中。在藏区，种种绘有格萨尔王形象的唐卡和工艺品以及史诗抄本和印本，则被当地民众敬奉为能够驱邪除秽的吉祥物。《格萨尔》的艺术魅力，还体现在它非凡的传播力上。《格萨尔》滥觞于青藏高原，那里蒙古人和藏人长期比邻而居。《格萨尔》很可能首先在这两个民族中先后扎根，并随后在周边的民族中广为传播，在土族、裕固族、纳西族、普米族、白族等地区都有传唱，地域上跨越了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古、新疆等多个省区。在境外，不丹、尼泊尔、锡金、印度、巴基斯坦、蒙古、俄罗斯等国也都有流传。传播地域如此广阔，涉及语言如此众多的语言演述艺术，在世界上还不多见。传统生活方式变迁，史诗说唱传统赖以依存的文化生态发生巨变，史诗说唱传统面临挑战。今天，《格萨尔》研究受到国际国内学者的重视，学术成果累累。国外学者从上个世纪初开始系统地研究《格萨尔》，其中，法国学者大卫·妮尔和石泰安对藏族格萨尔的研究，成果卓著，影响深远。1839年，施密特院士首次以德文翻译出版了北京七章本，把蒙古族的《格斯尔》介绍到国外。国内学者最早开始介绍格萨尔的，是任乃强先生，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撰写了若干文章在报刊发布。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我国在史诗的搜集、整理、出版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一大批优秀的民间艺人得以确认和立档，其中的佼佼者进入了省级和国家级名录。各种抄本、刻本、誊写本、整理本和翻译本等，蔚为大观。各地积累的声音文档和视频资料，数量巨大。用藏文、蒙古文和汉文等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格萨尔》超过100种，部分章节或故事梗概已被翻译成了英、俄、德、法、日、芬兰等国的文字出版。国内的《格萨尔》研究成果，已经出版专著约20部；研究集刊、集成、论文集等15部；发表于国内外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数量可观；在中国召开了五届《格萨尔》史诗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年来的国际藏学研讨会上，均设有关于史诗《格萨尔王传》的专题论坛。“格萨尔学”已成为国际藏学研究和国际史诗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不过，《格萨尔》说唱传统也面临新的挑战——传统生活方式的变迁，导致史诗说唱传统赖以依存的文化生态发生巨大变化。这些年来，一批老艺人相继辞世，职业化的艺人群开始萎缩；操持母语者数量下降，听众群体正在迅速缩小。为积极应对以上状况，在本土社会和民间文化的土壤上探讨史诗的传承规律和保护策略，作为格萨尔史诗传统的牵头保护单位，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开辟了“口头传统田野研究基地”项目，推进一系列保护和振兴措施，为《格萨尔》史诗的存续和发展，摸索行之有效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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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宗教对古代城邦的作用》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1985年第3期 （人大复印资料《宗教》1986年第 期全文复印）2、《关于历史上黄金时代理想及其历史观的类比考察》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1990年第1期3、《对吐蕃宗教方位观的比较研究》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4、《藏传佛教对于死亡的伟大实践》（翻译）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 1991年第3期5、《藏族乌龟神话及其神秘主义宇宙论散议》 《民族文学研究》1992年第2期（第一作者）6、《关于如莱杰的身世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初探》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第二作者）7、《藏族死亡观念研究》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8、《神奇的藏密瑜伽——中阴静修法》（编译） 《气功与科学》1992年第4期9、《“旺支” 考》《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10、《藏族苯教神话及其象征思维概述》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11、《论宗教神灵系统的结构——一个宗教历史学的比较研究》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3/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宗教学》1995年第2期全文转载）12、《关于黄金时代理想的再评价问题》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13、《〈格萨尔王传〉中的三元象征观念解析》 《西藏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14、《玛桑格萨尔王及其相关氏族杂考》 《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获陕西省第5届（1998）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15、《锅、饮食、王权——〈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一段文字的文化学解读》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16、《印度教神秘主义及其宗教实践方式》《宗教学研究》1996年第4期17、《中国建木神话的体系及其渊源考——兼论与印度神话的关系》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18、《藏族传统史学的体系及其史学观念的总体特征》《中国藏学》1998年第3期19、《论宇宙原生物解体神话的程式主题及其内在意蕴》 《西藏研究》1999年第4期（第二作者）20、《适应与变迁——藏族传统文化观与现代文化观的矛盾及其解决方式》 （《中国藏学》1999年第4期 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00年第4期全文复印转载 ）21、《敦煌写本（5）号残卷所涉及的吐蕃史的几个问题》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22、《分裂时期藏族史学的总体风格与特征》 《西藏研究》2002年第2期（《中国西藏》2002年第5期论点摘编）23、《藏族史学的起源与早期特色》 《西藏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24、《现代性与民族意识：关于西藏近代史上一次政治改革性质的社会学分析》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3/4期。（《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论点摘编）25、《盟誓文诰：吐蕃时期一种特殊的历史文书》《中国藏学》2002年第2期（《中国西藏》2003年第2期论点摘编）26、《西藏宗教与民间习俗中的象征主义人类学》《西藏研究》2003年第1期。27、《伏藏著作在藏族史学发展史上的史学价值与地位》《西藏研究》2003年第3期。28、《俄木隆仁与古尔——关于藏族苯教思想源流与波斯的关系》《西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29、《汉藏史学交流以及敦煌学术传统与吐蕃史学的关系》《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历史学》2004年第10期全文复印转载）30、《摩尼教二元论对藏族本教及纳西东巴教的影响》《西藏研究》2004年第4期31、西藏农村家庭中的宗教空间及神灵体系，《纪念柳升祺先生百年诞辰暨藏族历史文化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12月。32 元明时期西藏综合体史书所反映的历史观念和笔法，《西藏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6年第3期全文转载。33、试论苯教的宗教性质及与藏区民间宗教的关系，《西藏研究》，2006年第4期。古代西藏苯教制度化过程考析，《民族学报》（台湾），2006年，第25期。35、唐九宫算、藏族九宫历以及纳西族巴格图的比较研究，《中国藏学》，2007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7年第6期全文转载）。36、唐卡绘画中的曼陀罗图式与西藏宗教造像学象征的渊源，《西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37、文本话语与行为规范：西藏西藏宗教人物传记的史学史意义，《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宗教》2008年第2期全文转载，论文全文还收录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由瞿林东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一书中）。38、西藏传说时代的“绝地天通”事件与苯教的制度化，《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39、藏族传统宗教中的灵魂观念与祖先崇拜，《西藏研究》，2007年第3期。西藏宗教中的替罪羊观念及侣贡杰布仪式，《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4期。41、Textual discourses and behavior criterion: The historiographic significance of Tibetan biographies of the religious figures，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Number2-June, 、从我国现当代藏族史学研究看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郑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8年第2期“学术专栏”195页转载）。43、代洛囊达——西藏民间的还阳故事与相关文本，《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8年第7期全文转载）。藏传佛教本地化及其早期特点，《西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45、藏区民间宗教信仰的地方组织及其社会性，《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46、敦煌吐蕃文献中的早期苯教神灵体系，《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47、藏区乡村和民间社会中的巫师，《世界宗教研究》（第一作者），2009年第3期。48、藏族苯教的驱魔仪式“垛”及其对民间的影响，《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49、西藏民间宗教中的“山神”——希达、念、赞神关系考析，《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50、简论清代学者贡布嘉撰述的藏文史书《汉区佛教源流》的史料来源，《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一作者），2009年第5期。51、语言中的神圣意义——维特根斯坦与福柯思想对现代宗教语言哲学的启示（第一作者），《西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中国藏族、蒙古族、土族等民族共同传承的“格萨（斯）尔史诗传统”，是关于古代英雄格萨尔神圣业绩的宏大叙事，以韵散兼行的方式讲述了格萨尔王为救护生灵而投身下界，率领岭国人民降伏妖魔、抑强扶弱、完成人间使命后返回天国的英雄故事。凭借一代代艺人杰出的口头艺术才华，史诗在中国西部高原的广大牧区和农村传承千年，全面反映了藏族及相关族群的历史、社会、宗教、风俗、道德和文化，至今仍是民众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的重要依据，也是中国族群文化多样性和人类文化创造力的生动见证。【格萨（斯）尔史诗传统】格萨（斯）尔史诗以其独特的串珠结构，融汇了众多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形成了气势恢宏、篇幅浩繁的“超级故事”。史诗说唱传统在一定意义上是地方性知识的汇总——宗教信仰、本土知识、民间智慧、族群记忆、母语表达等，都有全面的承载，史诗说唱传统还是唐卡、藏戏、弹唱等传统民间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同时也是现代艺术形式的源头活水，不断强化着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文化认同与历史连续感，因而格萨（斯）尔史诗传统堪称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2009年9月，“格萨（斯）尔史诗传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格萨尔史诗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堪称人类伟大的口头表达艺术生动鲜活的样本。史诗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艺术，在世界各地文明传统中多有流布。古希腊著名的荷马史诗和神话，被公认是西方文学的滥觞。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古英语的《贝奥武甫》、古日耳曼的《尼贝龙人之歌》、古法兰西的《罗兰之歌》、非洲的马里史诗《松迪亚塔》等，都曾经广为传唱，影响久远。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曾仔细讨论过史诗的内涵和特性，并给予这个艺术样式很高的评价，开启了人类认识和评述史诗的先河。地球各个角落的人们，依照各自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发展出形态各异、风格繁复的史诗演述传统。众多的史诗，已经成为人类口头演述文化的座座丰碑。主要在藏族和蒙古族等民族中所传唱的大型史诗《格萨（斯）尔》（藏族叫“格萨尔”，蒙古族叫“格斯尔”，后文统称“格萨尔”），堪称人类伟大的口头表达艺术的一个生动鲜活的样本。它所具有的诸多特性，令人叹为观止。“格萨尔”故事“多如牛毛”，不可胜数，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在“格萨尔”为世人所知前，西方的工具书说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是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有10万“颂”，就是20万诗行。而“格萨尔”的长度，迄今没有很准确的统计，但我们可以大略地知道，藏族的史诗文本，已经记录下来的相互不重复的“部”，保守计算也超过100种，仅仅是韵文部分就超过100万诗行。以这样的规模，大概没有那个歌手能够完整地掌握它。现年80多岁的藏族歌手桑珠能说唱65部《格萨尔》，他所唱格萨尔故事的大约三分之二，在陆续誊写和刊印中，计划中的规模是46卷，平均每卷400页,藏文散体排印，这是数倍于《红楼梦》的篇幅！他是目前公认能说唱格萨尔故事最多的艺人。因为格萨尔史诗传统仍处于发展变化过程中，我们很难确定其究竟有多少“部”，大约多少“字数”。对藏族内部而言，格萨尔还是他们唯一的史诗，这在世界上就很少见了，多数产生史诗演述传统的民族，都有丰厚的史诗群落，并不“一枝独秀”。藏族中的这个现象，与《格萨尔》的结构特点有关。它属于串珠式结构，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不断包容和吸纳新的故事内容，而且把藏族的许多叙事文类——如神话、传说、故事、民歌、谚语等，吸纳到史诗中，形成壮观的叙事画卷。在人类口头演述艺术的历史上，这也堪称奇迹。格萨尔是流传久远和广泛的史诗，其传播地域广阔、涉及语言众多在世界上少见。格萨尔的演述歌手类型很多，仅以藏族歌手而论，按照说唱技艺的习得和传承方式的不同，主要分为神授艺人、闻知艺人、掘藏艺人、吟诵艺人、圆光艺人等几种类型。在上述五种艺人中，神授艺人是最为特别的艺人群体。他们大多自称有过奇异的经历，故事和讲述故事的能力来自“神授”。这些艺人大多生活在祖传艺人家庭或《格萨尔》广泛流传地区，有着较特殊的生活经历。他们记忆力超群，虽然绝大多数不识字，但他们却表现出惊人的口头创造活力，艺人们通常能说唱至少一二十部。《格萨尔》还有抄本、刻本的书面传播形式，由此产生了抄本世家，世代以抄写为生。青海玉树的布特尕家，就是这样的家族。现存最早的抄本，时间上可以回溯到14世纪（藏于西藏博物馆）。现存最早的刻印版本是1716年的北京木刻版《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格萨尔》史诗还渗透到不同的艺术门类中，以格萨尔英雄为题材的艺术形式，包括唐卡（藏族卷轴画）、塑像、壁画、藏戏、弹唱等，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格萨尔的普及程度和受到民众喜爱的程度。到了当代，格萨尔故事还进入影视、广播、小说等现代艺术形式中。在藏区，种种绘有格萨尔王形象的唐卡和工艺品以及史诗抄本和印本，则被当地民众敬奉为能够驱邪除秽的吉祥物。《格萨尔》的艺术魅力，还体现在它非凡的传播力上。《格萨尔》滥觞于青藏高原，那里蒙古人和藏人长期比邻而居。《格萨尔》很可能首先在这两个民族中先后扎根，并随后在周边的民族中广为传播，在土族、裕固族、纳西族、普米族、白族等地区都有传唱，地域上跨越了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古、新疆等多个省区。在境外，不丹、尼泊尔、锡金、印度、巴基斯坦、蒙古、俄罗斯等国也都有流传。传播地域如此广阔，涉及语言如此众多的语言演述艺术，在世界上还不多见。传统生活方式变迁，史诗说唱传统赖以依存的文化生态发生巨变，史诗说唱传统面临挑战。今天，《格萨尔》研究受到国际国内学者的重视，学术成果累累。国外学者从上个世纪初开始系统地研究《格萨尔》，其中，法国学者大卫·妮尔和石泰安对藏族格萨尔的研究，成果卓著，影响深远。1839年，施密特院士首次以德文翻译出版了北京七章本，把蒙古族的《格斯尔》介绍到国外。国内学者最早开始介绍格萨尔的，是任乃强先生，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撰写了若干文章在报刊发布。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我国在史诗的搜集、整理、出版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一大批优秀的民间艺人得以确认和立档，其中的佼佼者进入了省级和国家级名录。各种抄本、刻本、誊写本、整理本和翻译本等，蔚为大观。各地积累的声音文档和视频资料，数量巨大。用藏文、蒙古文和汉文等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格萨尔》超过100种，部分章节或故事梗概已被翻译成了英、俄、德、法、日、芬兰等国的文字出版。国内的《格萨尔》研究成果，已经出版专著约20部；研究集刊、集成、论文集等15部；发表于国内外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数量可观；在中国召开了五届《格萨尔》史诗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年来的国际藏学研讨会上，均设有关于史诗《格萨尔王传》的专题论坛。“格萨尔学”已成为国际藏学研究和国际史诗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不过，《格萨尔》说唱传统也面临新的挑战——传统生活方式的变迁，导致史诗说唱传统赖以依存的文化生态发生巨大变化。这些年来，一批老艺人相继辞世，职业化的艺人群开始萎缩；操持母语者数量下降，听众群体正在迅速缩小。为积极应对以上状况，在本土社会和民间文化的土壤上探讨史诗的传承规律和保护策略，作为格萨尔史诗传统的牵头保护单位，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开辟了“口头传统田野研究基地”项目，推进一系列保护和振兴措施，为《格萨尔》史诗的存续和发展，摸索行之有效的举措。
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研究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论文装订论文的有关部分全部抄清完了，经过检查，再没有什么问题，把它装成册，再加上封面。论文的封面要朴素大方，要写出论文的题目、学校、科系、指导教师姓名、作者姓名、完成年月日。论文的题目的作者姓名一定要写在表皮上，不要写里面的补页上。 论文著作权实行自愿登记，论文不论是否登记，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依法取得的著作权不受影响。我国实行作品自愿登记制度的在于维护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和作品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有助于解决因著作权归属造成的著作权纠纷，并为解决著作权纠纷提供初步证据。 (1)文后参考文献不编序号,仅在文末按其重要程度或参考的先后顺序排列。(2)文后参考文献不注页码。 (3)文后参考文献的著录项目及次序与注释基本相同。1) 著录参考文献可以反映论文作者的科学态度和论文具有真实、广泛的科学依据，也反映出该
刘立千长期从事藏学研究和汉藏文化的沟通，由于在年轻时代即攻克了藏语文和佛学两大难关，为后来的藏文典籍翻译、汉文著作藏译以及藏学研究等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他翻译出版的藏文典籍译文准确流畅、注释精湛，堪称藏译汉的上品，为藏学界所公认。所撰写的藏学论文厚积薄发，观点允当，证据确凿，为汉族学者研治藏学树立了榜样。刘立千译注、校译、著作、注释的部分书目论文篇目一、译著、校译、著作、注释1、《米拉日巴传》（译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4月出版；2、《土观宗派源流》（译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3、《格萨尔传·天界篇》（翻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出版；4、《西藏王统记》（译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5、《卫藏道场胜迹志》（译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6、《西藏唐卡画史》（校译），1988年，大藏经对勘局交译，未发表，稿存该局；7、《嘎厦印谱》（译注），《中国藏学》1990年第1期；8、《雍仲本教甘珠尔大藏经目录》（翻译），1991年3月译，由四川藏学研究所收入《藏族原始宗教》；9、《西藏王臣记》（译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10、《佛子行三十七颂》（翻译），1996年；11、《藏传佛教各派教义》（著作），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出版；12、《觉囊派时轮金刚修法前行和正行六去瑜伽》（翻译），1996年未出版；13、《句义宝藏论》（校译），1997年（未出版）；14、《真指觉性赤见自解》（翻译），1998年；15、《印藏佛教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出版；16、《卫藏道场胜迹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出版；17、《刘立千藏学著译文集·杂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出版；18、《刘立千藏学著译文集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出版。二、论文1、《米拉日巴传述评》，《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2、《谈谈藏族民间史诗中的格萨尔》《格萨尔研究第3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1月出版；3、《吐蕃赞普生卒年代重考》，1988年写，已并入《王统记》和《王臣记》的考证内；4、《从格萨尔史诗中看古代青藏高原上的部落社会》，1990年收在《格萨尔论文选集》中；5、《藏传佛教的宁玛派》，《中国藏学》1993年第1期；6、《藏传佛教的噶举派》，《中国藏学》1995年第4期。三、解放前译著1、《印藏佛教史》（著作），台湾妙吉祥出版社；2、《大圆胜慧》（翻译），台湾妙吉祥出版社；3、《禅定休息法》（翻译），台湾自由出版社；4、《虚幻休息法》（翻译）；5、《大圆满无上智》（翻译）。
谈《格萨尔》说唱音乐艺术一、如何评价音乐在《格萨尔》说唱艺术中的作用建国以来，由于国家的重视和众多专家学者的长期努力，使举世闻名的史诗《格萨尔》的抢救、整理和研究等工作取得了惊人成就。但对作为该史诗主要艺术形式的音乐的抢救、整理和研究却十分薄弱。众所周知，在任何艺术作品中内容要起到主导作用，但其形式绝非可有可无，恰当完美的艺术形式能够把真、善、美的艺术内容广泛传播、深入人心，以致产生深刻而持久的社会作用。《格萨尔》音乐为传播这部史诗的基本内容起到了这样一种典型的巨大作用。1、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如果说《格萨尔》的基本内容是该艺术的灵魂，那么音乐就是它的躯体或血肉，因此它们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根据《格萨尔》文学唱词和音乐的语调风格、节奏规律和结构格式，不难看出它们都具有源于同一个地区文化艺术的明显特征，即都是由吸收和借鉴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西藏康区和牧区广为流传的山歌、牧歌和强盗歌的内容和形式而成。两者不仅语调风格完全相同，而且每句唱词的头尾两处各有一节拍的单词和中间有三个每节拍双字的节奏规律，同时它们又都是八字一句，四句一首的结构格式，说明音乐与史诗的渊源关系。在昌都山歌《林中的杜鹃》的一段藏语唱词唱附图门，第一门叫做宗教门，我强盗不入这一门，手中没有供品不开门。”诸如此类的各种唱词比比皆是，数不胜数。很显然，这与《格萨尔》中的任何一种唱词完全相同。对《格萨尔》说唱音乐而言，由于说唱音乐与山歌、牧歌存在一定的差异，因而它虽然没有直接吸收山歌、牧歌等音乐素材，但仍利用或吸收了该地区的其他传统民间音乐。如以昌都民歌《美酒献给好头人》为例：附图下面是一首《达岭大战》中一个名叫阿滚的牧养人所唱的人物专用唱腔——《牧养随风悦耳曲》：附图假如我们对以上两首歌曲的基本艺术风格、音阶旋法、调式调性和节奏形态等进行比较研究，从中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两者不仅是同一个地区的姐妹艺术，而且还可看出它们在艺术实践中相互借鉴或吸收的渊源关系。这两首歌曲虽然在结构形式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美酒献给好头人》是八字一句，一句一首的较为原始的歌曲，而《牧养随风悦耳曲》是八字一句，四句一首的结构趋于完整的唱腔。但是两者间的这种差别正好说明了它们各自先后产生的历史年代以及彼此吸收、借鉴的基本传承情况；就音阶旋法和节奏形态等方面实际存在的共同特征的确清晰可见，一目了然，特别是调式、调性方面更是不谋而合地成为极其相同的歌曲。在《格萨尔》说唱音乐的旋律中，诸如此类的情形比比皆是。2、丰富多彩的《格萨尔》音乐为传播和发展史诗的内容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有人会问：“《格萨尔》音乐还有什么丰富可言，无论何种人物，不分男女，也不分人畜，更不分环境和感情的变化不都是使用那几首有限的唱腔曲调吗?”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根据史诗中的明文记载，《格萨尔》唱腔音乐本来丰富多彩，但它由于完全依靠原始的口传形式保存于民间，未能以文字形式一一记录下来，使其失去了众多的唱腔。而广大的民间仍保存着许多类似唱腔。根据近代许多“仲堪”（《格萨尔》说唱艺人）的说唱表演，他们为了讲述更多更长的史诗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内容方面，对于音乐唱腔的使用还远远没有做到人物专曲专用的基本要求，因而发生各种人物共同使用几首唱腔的情形，但这绝非是《格萨尔》音乐的真实情况。根据目前这部史诗的所有说唱记载，都是为了更好地塑造和表现众多人物的艺术形象与思想感情，在每段重点唱段前不仅明确了唱腔的标题名称，而且有的人物对自己所使用的唱腔作出了种种解释或赞美。如在《霍尔岭大战》中，当格萨尔王从羌塘回到岭国时，蓝色的猎鹰在对国王的唱段中唱道：“我很想唱首《洁白的六声曲》，但我嘴角坚硬不能唱，现用首《猎鹰六声曲》唱出家中发生的诸事。”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索这一现象。如《赛马称王》全书共由56个唱段组成，其中以人物特定标题性专曲专用的唱腔就达36首之多；《霍尔岭大战》全书共由233个唱段组成，其中以人物特定标题性专曲专用的唱腔就有46首，等等。如果按此方法对《格萨尔》中的所有音乐唱腔进行统计，那么可以肯定《格萨尔》的音乐唱腔不仅丰富多彩，而且数多量大，是一种十分庞大的曲调群体。关于不同人物所使用的特定标题性专曲专用的问题，在《格萨尔》中有了简略的说明。如在《达岭大战》中，岭国要人米琼唱道：“深明行道是活佛曲，大@①九声是咒师曲；母虎吼叫是官人曲，吉祥八宝是僧人曲；我唱喜鹊扬声曲。”反映了不同人物使用标题性专曲专用的习惯。另外，随着故事情节的变化，每个主要人物又有众多特定标题性唱腔，而且为了表达不同的感情使其成为不同的种类。在《赛马称王》和《霍尔岭大战》中格萨王使用几十个不同种类的唱腔，如《大海盘绕古尔鲁曲》、《金刚古尔鲁曲》等是显示人物特殊地位的唱腔；《宛转的情曲》、《终生无变曲》、《吉祥八宝曲》是表现人物谈情说爱的曲种；《呼天唤地曲》、《呼神箭歌曲》是祀祭用的曲种；表现人物在大庭广众叙述实例的专用曲种有《大河慢流曲》、《欢聚江河慢流曲》、《高亢宛转曲》；表现人物战斗激情的专用曲种有《攻无不克的金刚自声曲》、《威镇大地曲》，等等。类似情况在《格萨尔》说唱艺术中处处可见。所有这些充分说明，音乐以其独有的艺术手段或功能塑造了众多不同人物的艺术形象，为史诗的内容增添了无比辉煌的光彩，为《格萨尔》的传播、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二、吐蕃时期民族古典音乐与《格萨尔》音乐的比较研究《格萨尔》说唱音乐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标题化”民族曲艺说唱音乐艺术作品，这是它的特点之一。为了便于论述，首先简略地说明标题音乐的基本含义以及民族音乐与民族音乐的相互关系等问题。纵观国内外民族音乐的发展历史，“标题音乐”这一专用名称出现于19世纪西方音乐大师们的作品中，它是主要用来说明器乐作品内容的一种体裁名称之一。每个乐章有一个小标题——这些标题就是为了提供或引导广大听众探索它们的内在含义。如以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为例，《到达乡间而引起的快感》为第一乐章、《溪边景色》为第二乐章、《大雷雨》为第四乐章。在藏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音乐中，虽没有见到标题音乐作品，但以种种专用标题作为歌曲特定名称来说明歌曲旋律所包含内容的声乐作品还是特别繁多，如《格萨尔》中所出现的音乐的标题名称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关于民间音乐与民族音乐的关系问题，民间音乐是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民族音乐是民间音乐的创新与发展，换句话说，民间音乐是民族音乐的根基，而民族音乐则源于民间音乐。《格萨尔》音乐是经过有人专门创作的民族说唱音乐。如果要问《格萨尔》音乐的这种特定标题名称又源于何处呢?对此只要对吐蕃时期民族古典音乐与《格萨尔》音乐进行比较研究，就可以找到其答案。吐蕃赞普赤松德赞（730～797年）时期是藏族文化得到空前发展的一个时期，据《西藏王统记》记载，787年建成桑耶寺时，从国王至臣民百姓每人都演唱一首歌曲，“国王赤松德赞唱《国王欢乐之歌曲》……王子牟尼赞普唱《人间明灯曲》，王子牟底赞普唱《雪狮傲相曲》，王后们唱《柔枝松石绿叶曲》……莲花生大师唱《威镇鬼神曲》……壮年的男子们唱《九座虎山重叠曲》，年轻的女子们唱《鲜艳的花环曲》……”《五部遗教》中还将当时所演唱的歌曲归纳分类成“4种咒师之曲、13种首领欢歌、9种天神之曲、5种人间之曲、13种龙神之曲，以及八瑞祥物婚礼曲”等共计45种民族古典音乐。因此藏族特定标题性声乐曲的历史特别悠久。众所周知的“古尔鲁”是吐蕃时期赞普们专用的一种诗歌艺术，据记载这种诗歌都配有音乐旋律，藏语中称其为“古尔鲁”，是藏族声乐的古典歌曲之一。在《格萨尔》说唱音乐中将《大海盘绕古尔鲁曲》和《金刚古尔鲁曲》等唱腔都作为格萨尔王所特有的唱腔，说明了藏族古典音乐与《格萨尔》音乐的传承关系。又比如莲花生大师在桑耶寺竣工大典上唱的《威镇鬼神曲》和王后们唱的《柔枝松石绿叶曲》与格萨尔大王的专用唱腔之一《威镇大众曲》和珠姆王后的专用曲之一《杜鹃六声曲》的基本形式、风格特色有着前后传承的渊源关系。遗憾的是这些民族古典音乐旋律未能流传后世，使今人无法听到民族古老音乐的优美动听的旋律。三、《格萨尔》说唱音乐的艺术特色《格萨尔》说唱音乐具有极其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强有力的艺术表现能力，而且显得特别概括与简练。这说明它的曲作者赋有很深的观察生活、表现生活以及以高度集中的艺术手法塑造人物艺术形象的本领。艺术要用形象来表现内容，这就是艺术反映生活的特殊手段。如果没有反映内容的形象，艺术本身也就不能存在了。《格萨尔》说唱音乐在塑造众多人物的艺术形象方面具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色。格萨尔王是该史诗中的第一英雄人物，如何在一首高度概括与简练的曲体中塑造这一英雄人物的基本形象呢?这对当时的曲作家们来说是一个难题。但是，那些无名的曲作家们早已以通观全局、高度概括、有所侧重的手法，即用最少的材料表现出最丰富的内容。如在格萨尔王的专用唱腔中，每当他与敌人面对面地进行生死搏斗时有几首唱腔，其中有一曲叫做《攻无不克的金刚自声曲》，该曲的基本旋律为：附图此曲的整个规模虽不大，但它简练而准确地塑造了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英雄人物形象。从以下几个方面了解到它所包含的丰富内容。首先从基本节奏中清楚地看出曲作者为它精心设计了一种具有巨大推动力的节奏，这种节奏为这首唱腔的成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因为节奏就是音乐的灵魂。这四句一首的唱腔中，每句头一拍的节奏极为突出地采用了一种既有强烈而独特的弹性，又能够暴发闪光的切分节奏，使它在全曲音乐旋律中仿佛起到勇往直前的推动作用。为了适应说唱音乐的特殊需要，音乐旋律特别流畅处 仅仅在十度音域之内（@②-@③）进行。当全曲使用特定的节拍，以进行曲的速度演唱的 时候，音乐像排山倒海、气吞山河般的气势显示出一幅幅气势磅礴的战斗图画，借助音 乐塑造出格萨尔王带领他的将士勇往直前的高大艺术形象。这首著名的音乐唱腔至今仍 在流传。珠姆王后的专用唱腔中有一首充满情意、优美动听的唱腔，被称为《杜鹃六声曲》。此曲在《格萨尔》的众多女性人物唱腔中属于特别典型的唱腔之一，其基本旋律为：附图藏族认为杜鹃是春天的使者，是大地复苏、万物生长、春暖花开的季节，用表现春天的音乐旋律标题来描绘或塑造温柔多情、如花似玉的珠姆王后是非常适合的。每当人们听到这一水晶般透明闪光、充满情意、优美高雅的音乐旋律时，情不自禁地带到春光明媚的意境中，那动听的音乐旋律深深地打动着人们的心灵。这是一首五声音阶羽调式的唱腔，全曲仅在十度音域之内进行，它那流畅上口、回环曲折、乐句巧妙呼应的旋律，以及对终止音的变化处理，令人感到起落有序，表现出珠姆这一人物光彩夺目、绰约多姿的美丽形象。四、抢救、整理和研究《格萨尔》音乐迫在眉睫《格萨尔》说唱音乐在藏民族众多音乐种类中作为一个具有特殊重要地位的庞大的曲调群体，在漫长岁月中由于种种原因使这一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渐渐地走向衰落，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能歌善舞的古代藏民族，虽然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文化，但由于当时还没有一种能够适当记录音乐旋律的谱号或文字形式，使许多珍贵的民族传统音乐未能流传下来，今天已失传的吐蕃时期的众多古典音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格萨尔》说唱音乐虽然在广大民间以口传形式流传，唱腔的标题名称也完整无缺地出现在史诗之中，而它的许多唱腔曲调已渐渐地失传。2、和平解放西藏以前，历代统治阶级对于民间传统文化艺术缺乏最起码的保护意识，许多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始终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这也是《格萨尔》音乐厚古薄今的主要原因。3、解放以后，国内外各种新的文化艺术不断传入我区，一方面极大地丰富和满足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另一方面由于新文化艺术的传入，使本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受到了空前的撞击，享受现代文化艺术生活的藏族新一代对古老传统文化的兴趣日益减退，于是传统文化艺术“人死艺亡”的状况更加严重。根据以上情况，对音乐遗产的抢救工作迫在眉睫。要想抢救、整理和研究《格萨尔》音乐，首先必须抓紧抓好音乐唱腔的抢救工作，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整理和研究工作，否则它在史诗研究领域中仍将处于一种特别薄弱的环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特别重视对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曾采取各种重大措施，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使史诗的抢救、整理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令世人赞叹的成果。但对这部史诗的整体艺术中具有重要价值的音乐的抢救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对它的抢救工作既缺乏领导的足够重视，也缺乏应有的经费投入和专人负责管理等。如果这“三缺”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那么《格萨尔》音乐的抢救工作无疑将是寸步难行，一事无成。结语根据本人长期搜集《格萨尔》说唱音乐的亲身体会，结合对史诗中有关音乐的分析研究，《格萨尔》音乐绝非是由东拼西凑、寥寥无几的少数曲调所组成的，它是一种属于特定标题性民族传统说唱音乐，即以独特的艺术形式，以人定曲、专曲专用的庞大的唱腔群体。它曾吸收或借鉴了吐蕃时期民族古典音乐，体现了藏民族在音乐方面所赋有的特殊才能和智慧。分析《格萨尔》音乐，其始终运用音乐固有的特殊功能，塑造出众多人物的艺术形象，为史诗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了使这一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继续发扬光大，充分显示出本民族艺术的特点，努力从事史诗《格萨尔》说唱音乐的抢救、整理和研究工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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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生，限于阅历、经历有限，选择自助游拉萨不现实。鉴于安全问题，建议您最好就近找个旅行社跟团旅游。通常情况，旅行社对于您的食宿、车程、安全等问题都有妥善的安排。
上次去就是住的青年旅社，很吵，疯人院似的，闹得不行，其实可以去藏式的民居，有些本地人开的旅馆，有特色，又有家的感觉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祈盼，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哦~~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一座座山川相连，呀啦索那就是青藏高原……对于西藏，我没有去过，但是正如圆明园一样，在梦中我已经去过了。这个与天最近的地方。那儿的天应该像刚挤出的颜料，没有一丝污染，蓝蓝的;那儿的云应该像棉花糖一样，没有一丝做作，柔柔的。那儿的水应该像天宫里的云河水，没有一点灰色，清清的。清晨，坐在青青的山坡上，等待着第一缕阳光，看到洁白的云朵镶嵌着一条金边，紧接着，镶嵌着金边的云朵越来越多，最终整片纯净的天空变得闪亮。那青青的山坡也照得闪耀，我仿佛坐在群星中。隐约地听见远处的山峦中飘来阵阵犹如天籁的音乐，穿着藏袍的姑娘，用大气的嗓子，迎接这一天的开始。刹那，鸟儿的声音，猛兽奔跑的脚步声，风在耳边拂的声音……寂静的清晨在大自然最原始的声音中变得热闹。我也开始了旅程--与天亲密接触的机会。走在拉萨的街市，仿佛穿越了时空，来到了唐朝，那一小队风尘仆仆的商队，给这个圣洁的地方染上了喜庆。那一排排有着千年历史的房屋，或许他们才是这个城市的主人。静静地守护着历史。我手里挂着手链，头顶带着帽子，身上穿着藏袍，望着这个与天相邻的民族的模样，闻着天的气味，仿佛自己就是那个天上派来周游人间的差使。依然走在街上，那铺着碎砖的土地，经历了多少岁月的洗礼，尽管陈旧，但依旧闪着微弱的光芒。从藏人手中拿一杯奶喝，体内仿佛真的变得与人不一样。热热的，有一股向前冲的热情，那藏族人民淳朴、善良、简单的个性，在脑海里播放。最向往的是西藏的雨，那会是怎样的雨啊!那雨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雅砻河喷涌出来的?那雨应该是甜美的吧，是从玉帝的杯中倒出来的琼浆。站在高高的山峰上，轻轻地淋着雨，与它玩耍，没有夏天的热情，没有秋天的凄美，更没有冬天那样的令人伤感。正如春天那样，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的脸。浑身散发着沁人的芳香，会不会惹来一身的蝴蝶呢?小小的雨滴中会不会融合了所有人们对这个“天堂”的赞美，汲取了所有岁月轮回中的美丽与力量呢?傍晚，走在回家的路上，能隐约地闻到夹杂着泥土味的饭香，那飘游在外面的魂魄会被这个香味勾回到想家的思念中，便会加快脚步，奔跑着回家，掀起层层泥土，弄得自己满身泥，于是回到家就能听见母亲的埋怨声，但是却喜欢这样的声音。吃完饭，坐在屋顶，茫然地仰望着黑色的天空，总会看到最大最亮的星星，伸出手，似乎真的能触摸到……梦醒了，我又回到了现实中，窗外还是那样的嘈杂，天空还是愁着眉头……真的吗，是真的吗，这个梦只能成为梦，那我希望自己永远都不要醒。
秦代和两汉文学，由于秦代历时短促，文学成就不高，因而主要是两汉文学的成就。从文学样式看，秦汉文学主要在辞赋、史传文、政论文和乐府诗歌等四个方面取得较高成就，在上有较为深远的作用和影响。秦代文学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至嬴子婴即位（公元前207）不久为刘邦所灭，仅历时15年,文学上无重要建树。秦王朝在统一全国之初，实行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不仅如此，秦王朝还对儒生实行肉体消灭政策,曾一举坑杀儒生460余人。在秦王朝统治期间，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先秦时代的文书典籍几全遭毁灭。“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文心雕龙·诠赋》),“秦皇灭典,亦造仙诗”（《文心雕龙·明诗》），即使遗留一些杂赋、仙诗（仙真人诗）亦皆亡佚。现在能看到的仅仅是秦始皇巡行各地时，等人写作的歌颂功德的文字，由于它们刻在各地山石之上，后世称为。它们在形式上模仿雅颂，为四言韵文，多以三句为韵。文学价值不高，但由于它们是今存最古的碑文，对后世的碑志文有一定影响。西汉文学 汉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在政治上恢复了分封同姓侯王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措施，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黄老的“无为而治”学说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在文化政策方面，惠帝时废除了秦的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加之战国以来百家之学的影响，各地侯王也仿效战国诸公子的办法,招致各种人才于自己的门下,这使汉初的哲学和社会思想都比较活跃自由，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汉初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和辞赋的发展上。汉初文士有战国游士的余风，喜欢奔走于诸侯、权贵之门，比较关心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并勇于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促进了政论文的发展。汉初政论文作者以、为最著名。他们注意总结秦王朝由弱转强、政权得而复失的经验教训，对如何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完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这些政论文议论宏阔，说理畅达，感情充沛，富于文采，对唐宋以后散文创作有明显的影响。汉初的辞赋属于战国的余绪,但汉初辞赋作者缺乏那样的强烈感情,多为模拟之作，作品亦多亡佚。现存的《招隐士》，其气象、格调逼近屈宋，为其中的佼佼者。贾谊在贬谪长沙时写有《吊屈原赋》和《鸟赋》，其中渗透了个人的身世感叹，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抱负,特别是后者,在体制和写法上，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是文景时期的重要作家，他以上书吴王、谏阻其谋反而知名于世。他的《七发》虽然不是以赋名篇，但其写法和格局都可以说是汉代新体赋——汉大赋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汉赋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汉武帝时代，西汉封建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经过汉初以来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汉武帝雄才大略，内外经营，进一步加强了汉王朝的封建集权制。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文化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容了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和黄老、刑名等思想。它不仅解释了汉王朝夺取政权的合理性，而且也指出了巩固统治的方法。从此以后，儒家思想就一直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这一方面对封建统一帝国的形成和封建集权制的巩固起着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定于一尊，对当时和以后的学术和文化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汉武帝时期至西汉末，文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乐府机关的设立、扩展，辞赋创作的繁荣和的出现。汉高祖时,叔孙通制定朝仪,使汉高祖体会到了“为皇帝之贵”，也使他认识到制礼作乐对建立封建王朝秩序的重要。汉初设立的乐府，其主要职能就是为了管理郊庙、朝会的乐章。但由于“大汉初定,目不暇给”,还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定制度，兴礼乐”（《汉书?礼乐志》）的工作。汉武帝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以兴太平”(《汉书·礼乐志》)为目的,把乐府规模和职能加以扩大,大规模搜集各地的民间歌谣，以丰富朝廷乐章。所谓“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班固《两都赋序》)，“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反映了当时制礼作乐的实际情况。乐府机关的设立和扩大，使各地民歌有了记录、集中和提高的条件，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汉乐府所演奏的乐章,除汉高祖唐山夫人以“楚声”为基础创立的《安世房中歌》和武帝时《郊祀歌》外，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还有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各地民歌55首。现除《铙歌十八曲》外，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铙歌》是武帝时吸收北方民族音乐所制的军乐，它的歌辞由于文字衍误过多，大都难于读通，其中少数言情和反映战场惨象的篇章，明白可诵，有一定现实意义。辞赋创作也因为“润色鸿业”的需要，在汉武帝时得到极大的发展,进入了汉赋创作最兴盛的时代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的赋，不算杂赋在内,有900余篇，而武帝时的赋就有 400余篇。司马相如是汉赋创作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家。他的《子虚》、《上林》赋，以宏大的结构、绚烂的文采和夸张铺陈的手法，描写了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和天子田猎的盛大，迎合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因而受到重视，表现出汉赋作为宫廷文学的特质。汉武帝周围，除司马相如外，还有、枚皋等所谓“言语侍从之臣”,他们“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如倪宽、董仲舒等也“时时间作”，从而造成了汉赋创作盛极一时的局面。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辞赋,在他周围也有一批辞赋作家,如、张子侨、、华龙等，他们的作品除一些描写帝王田猎、宫苑的大赋外，还有一部分是所谓“辩丽可喜”、“虞说（娱悦）耳目”的咏物小赋。但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不存。是西汉末年著名辞赋家他写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处处有模拟司马相如赋作的痕迹，缺乏创造性，但由于他才高学博，有的赋还写得比较流畅，有气魄。扬雄晚年认识到汉赋无补于讽谏的根本弱点，辍不复为，并在《法言》等著述中正面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强调文学内容与形式统一，这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汉赋是西汉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但就其思想和艺术的成就来说，并不足以表现西汉各方面的发展，真正代表这个时代文化发展最高成就的是的。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这就为《史记》的写作准备了物质条件。司马迁独立完成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史记》,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发展,树立了一块丰碑。《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中心，不仅开创了“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历史，所说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确地评价了司马迁在历史学和文学发展上的贡献。司马迁的《史记》在汉宣帝以后就在社会上传播，由于它记事止于汉武太初年间，就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来续补它,但大都文辞鄙俗,不能和《史记》相比。西汉后期散文成就表现在政论文方面，桓宽的和的奏疏、校书的“叙录”,继承汉初政论文传统,内容充实，说理明畅，表现了作者匡救时弊的热情。东汉文学 初始元年（公元8）,汉室外戚王莽代汉称帝，天凤四年（公元17），爆发了赤眉、绿林农民大起义。建武元年(公元25),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在政权性质上，东汉王朝是西汉王朝的继续。东汉初年，刘秀采取了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以及农业技术的进步，使生产有所发展，刘秀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推崇在西汉末年开始兴起的谶纬之学，它与今古文经学合流而泛滥于一时，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思想。在这样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东汉文学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的汉书是东汉史传文学的代表。它沿袭《史记》体例而小有变动，记叙西汉的历史，开创了中国断代史的先例,其中有一些人物传记,详赡严密。旧时史汉、班马并称，说明《汉书》同《史记》一样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汉政论文如《潜夫论》、崔《政论》、《昌言》等，继承西汉传统，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争是东汉反对谶纬迷信的杰出思想家,他的《论衡》是一部“疾虚妄”之书，对当时统治者所宣扬的神学迷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他还从这一精神出发，批判了当时“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并正面提出了一系列文学主张。东汉辞赋仍在司马相如的影响之下，模拟因袭的风气盛行，但以班固《两都赋》为开始的京都大赋，由宫苑而都城,在题材开拓上是一个进步。东汉中叶以后,政治极端黑暗，赋风开始转变，的《归田赋》以清丽的语言、情景交融的手法，表现了作者归隐田园的恬静心绪，是这一转变的标志。桓灵以后，一些愤世疾俗的士人如等，也写有揭露现实、抨击社会黑暗的短赋。这类抒情小赋数量虽然不多，但它突破了沿袭已久的赋颂传统，是魏晋六朝抒情赋的先导。现存汉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的作品。这些民歌形式多样，反映了东汉人民的苦难处境和思想感情，是东汉文学的重大收获。东汉文学的另一重大收获，是在乐府民歌和民谣影响下,文人的形成,无名氏是东汉文人五言的成熟作品。东汉文人五言诗是东汉后期中下层士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它们的作者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在创作中既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朴素自然、平易流畅的特色，又能借鉴、《楚辞》的艺术手法，在朴素自然中求工整，在平易流畅中见清丽，“深衷浅貌，短语长情”，极大地提高了诗歌的表现力和抒情性，这对以后魏晋五言诗的发展和的产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秦汉散文 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只存在15年。这期间除皇帝的诏令和臣下的奏疏等实用文字外，没有散文名篇传于后世。而在文学发展中起过一定影响的是完成于秦统一前秦王政八年（公元前 239）的《吕氏春秋》和李斯作于秦王政十年的《谏逐客书》。前者由秦丞相吕不韦主持，由其门客集体编著，它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说理，富于文学意味；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文遗闻，是后世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后者是李斯为谏阻秦王拟驱逐六国来客而作。文章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说辞的气势；而在文辞的修饰整齐、音节的和谐流畅等方面，又是汉代政论文和辞赋的先声。 两汉散文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政论文。西汉初年，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余风犹存。一些作家继承先秦诸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勇于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使汉初政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贾谊和晁错是这一时期政论文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政论文作品或针砭时弊，分析社会实际存在的矛盾；或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都写得深切著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就文章风格而论，贾谊、晁错各有特点，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指出：贾、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贾谊有文采而比较疏阔,晁错则见识深远,他们的政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而经学家的家法森严，章句烦琐，许多士人皓首穷经，日益脱离现实而不切实用。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起，东汉大盛，使空疏的经学又增加了神学色彩，一般士人也无不受到影响。所有这一切，使一般政论文也蒙上了空疏神秘的经学雾障，迂腐板滞而缺少生气。但少数作家能够冲破经学的束缚，继承贾谊、晁错的传统，对封建社会中日益尖锐的种种矛盾，统治阶级的腐化侈靡以及神学化的经学作了揭露和抨击。在文章风格上因受到辞赋创作的影响，有趋于整饬、排比的特点，但思想内容则与辞赋相反，绝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颂扬。 西汉宣帝时的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不仅保存了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也对当时的社会面貌有具体生动的反映，其中对时政的批评，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对不切实际、迂腐经生的讽刺,都很深刻。在形式上，《盐铁论》是汉赋主客问答形式的改造和变化，有创新意义。东汉政论文较著名的有王符的《潜夫论》、崔□的《政论》和仲长统的《昌言》。它们对东汉中叶以后的社会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文章结构严密，语言质朴，并常以历史故实和生动的比喻增强其论点的说服力。但就文章气势和文采而言，一般不如西汉的政论文。 东汉初年的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所著《论衡》（85篇）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他高举“疾虚妄”的旗帜,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并对传统的思想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批评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的错误态度，并在《问孔》、《非韩》、《刺孟》等篇中，对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孔孟的言论做了分析，并指出其荒谬的地方。由此出发，王充还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艺增》、《超奇》、《佚文》、《案书》、《自纪》等篇中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 汉代散文中的史传文成就突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汉书》在整个封建时代，都被史学家及文学家奉为典范。 中国史官的建置极早，他们掌管国家的典册，记言记事,积累并整理了大量文献,供统治者咨询和使用。现存的儒家“五经”及《左传》、《国语》等，其初大都出于史官之手。战国以后，特别是经过秦火，至汉王朝建立时，史官制度已名存实亡，典籍图书的散失更加严重。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社会经济、文化才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与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致，总结、整理历史资料就成为文化思想的必然趋势。《史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伟大著作，作者司马迁创造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而《史记》的人物传记,由于作者的匠心独运,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后代的文学家从中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宋代郑樵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都说明司马迁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伟大贡献。 汉宣帝以后，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续补《史记》。 东汉初年班彪“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其子班固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汉书》的体制虽承袭《史记》，但它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共 229年的断代历史，是继《史记》之后又一创造和发展，对后代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史学界均以班马、史汉并称。 汉代散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还有小说一类，《艺文志》载“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实为一千三百九十篇）。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桓谭也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李善注引《新论》)汉代小说作品大都亡佚,现存题为汉人所作者,如《十洲记》、《西京杂记》、《汉武帝内传》等,均出后人伪托。但据班固、桓谭所论,及汉代小说佚文、伪书所记,推测其内容当系志怪、志人之类,实为魏晋小说之滥觞。由于这些著作“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不本经传,背于儒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因而为当世儒者所轻贱,以至无法流传于后世。汉人小说虽不存,但现存的汉代散文著作中亦有类似小说者，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作者编纂这三部书的本意是用历史故事来宣扬封建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但其中除有先秦至汉代的史事外，也有一些流行于民间的轶事、传说和寓言，颇与后世小说相近。此外，《吴越春秋》、《越绝书》,旧时书录均入史部,称之为“杂史”、“载记”。两书都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史实，主要根据《国语》，亦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但其中也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四库全书总目》称《吴越春秋》中“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其写法对后世历史演义小说是有启发的。
东汉的王充很聪明，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用自己的思想批判了当时的观点和一些陈腐的旧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