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尼尔一生的创作可分为早期（1912年—1920年）、中期（1920年—1934年）和晚期（1934年—1953年）。主要剧作有《天边外》、《安娜·克利斯蒂》、《无穷的岁月》和自传性剧作《长夜漫漫路迢迢》等。奥尼尔一生写了45部戏剧，主要的有：《渴》，1914年。《东航卡迪夫》，1914年。有的批评家认为此剧的上演可以看作美国戏剧的诞生。《鲸油》，1917年。《天边外》，1918年。1920年上演于百老汇，获得普利策奖。“由于他剧作中所表现的力量、热忱与深挚的感情——它们完全符合悲剧的原始概念”，1936年奥尼尔凭此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安娜·克里斯蒂》，1920年《琼斯皇》，1920年。把人物精神世界外化为舞台形象，是表现主义戏剧的代表作之一。《毛猿》，1921年是一出包含有典型的表现主义手法的戏，它不分幕，全剧由八场组成，情节简单，多采用大段独白。它以邮船司炉工扬基为中心人物，叙述他如何在非人条件下为老板干活，却被老爷太太们视为人猿，最后只有到动物园去向黑猩猩诉说痛苦，被黑猩猩拥抱而死。《榆树下的欲望》，1924年。1958年被改编为电影，由索非亚·罗兰主演。《大神勃朗》，1925年。《奇异的插曲》，1927年。《悲悼》又译《悲悼三部曲》，1931年。此剧借用了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俄瑞斯忒亚》的情节。是希腊悲剧的推陈出新，是向埃斯库罗斯与莎士比亚看齐而努力迈进的一大步，被认为是奥尼尔最重要的作品。 也是作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依据。《送冰的人来了》，1939年。《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又译《长夜漫漫路迢迢》《长昼的安魂曲》），1941年。自传体剧本，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但又使用了大量象征主义手法。《月照不幸人》，1943年。此剧实际为《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的续集。作品主旨：面具理论。奥尼尔在《关于面具的备忘录》中写道：“一个人的外部生活在别人的面具的缠绕下孤寂地度过了。”在奥尼尔笔下，美国是一个虚伪的王国，人与物都戴着面具。在其剧作中不少人物都戴着面具演出。
《人间至美是清欢（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美]尤金·奥尼尔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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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人间至美是清欢（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作者名： [美] 尤金·奥尼尔豆瓣评分：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年份：2019-3内容介绍：《人间至美是清欢》是一部关于人生哲理的散文集。作者尤金·奥尼尔善于吸取各个国家的各个时期的艺术精髓，作为一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人间至美是清欢》是尤金·奥尼尔著作生平中仅有的散文作品集。《人间至美是清欢》一书分“人生故事”“戏剧论”“书信”三部分，每一个部分的展现都可以让读者从这位神秘剧作家的坎坷人生、戏剧思想中领悟到生活不易、追梦艰辛的真谛。《人间至美是清欢》一书作者文笔简练精粹，书中所叙形象生动，鲜活玲珑，极具阅读性，是广大文学、散文、戏剧爱好者必备的一部散文著作。本书为尤金·奥尼尔人生哲学思想的精华，是从他丰富的人生历程中凝练出来的最为精粹的养分，是人生中最为炫目的一道光彩。作者介绍：尤金·奥尼尔，美国著名剧作家，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主要作品有《琼斯皇》《毛猿》《天边外》《悲悼》等。尤金·奥尼尔是美国民族戏剧的奠基人。评论界曾指出：“在奥尼尔之前，美国只有剧场；在奥尼尔之后，美国才有戏剧。”一生共4次获普利策奖，并于193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基本资料：姓名：沙奎尔·奥尼尔英文名：Shaquille O'Neal位置：中锋出生日期：3/6/1972身高: 2米16体重: 学校：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92在伊斯兰教中，他的名字Shaquille Rashaun意思是“小勇士”发表5张专辑：“Shaq Diesel”、“Shaq Fu: Da Return”、“你不能停止统治”、“尊重”和精选辑分别在电影“Kazaam”、“Blue Chips”和“He Got Game”中担任角色唱片和衣服的商标是“TWIsM”圣诞节和复活节时，购买玩具，赠予贫穷的儿童个人简介沙奎尔·奥尼尔1972年3月6日出生，身高2米16，1992年当选年度最佳新人，入选梦之二队和梦之三队，获1996亚特兰大奥运会金牌，他是篮球运动一百年历史上出现的最庞大的“大力神”。沙奎尔·奥尼尔虽然身高2米16，体重超过100公斤，但是却能像短跑运动员一样的冲刺，能像跳高运动员一样腾起，还可以像举重运动员一样在两三个人的重压下跳起扣篮。1992-1993赛季开始前，他被奥兰多魔术队以第一轮第一位选中。20岁的奥尼尔进入NBA后立即掀起一阵狂风巨浪。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他夺得了一次得分王称号，并且将一支原来根本进不了复赛的队伍，第一年带到季后赛门口，第二年带进了8强，第三年带进了总决赛。虽然没有夺得最后的总冠军，但是这种3级跳的进步速度的确惊人。1996-1997赛季开始前，奥尼尔又一次掀起轩然大波，他与洛杉矶湖人队签订了一份7年一亿两千万美元的合同，这是篮球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额合同。在魔术队的3年，奥尼尔虽然力大无穷，但是技术还略嫌粗糙。在他进入NBA的第一个赛季，便有3次在扣篮的时候将篮板和篮筐拉坏，最后竟然将一座篮球架给拉倒。奥尼尔是继1981-1982赛季的迈克尔·乔丹之后，第一位在全明星赛中以新人身份开场的队员，他毫无争议地当选为年度最佳新人。在1994年的NBA总决赛中，魔术队虽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但终因年轻队员的经验不足和教练的指挥无方，以0:4的比分败给休斯顿火箭队，痛失一次夺冠的良机。来到湖人队后奥尼尔，将继承围绕高大中锋作战的湖人队传统，挑起继张伯伦、贾巴尔后重振湖人雄风的历史重任，再次向NBA总冠军发起猛攻。球场之外的奥尼尔，一位摇滚歌手和影视演员，他已经出了自己的数张歌曲专集和影片。沙奎尔·奥尼尔1972年3月6日出生，身高2米16，1992年当选年度最佳新人，入选梦之二队和梦之三队，获1996亚特兰大奥运会金牌，他是篮球运动一百年历史上出现的最庞大的“大力神”。沙奎尔·奥尼尔虽然身高2米16，体重超过100公斤，但是却能像短跑运动员一样的冲刺，能像跳高运动员一样腾起，还可以像举重运动员一样在两三个人的重压下跳起扣篮。1992-1993赛季开始前，他被奥兰多魔术队以第一轮第一位选中。20岁的奥尼尔进入NBA后立即掀起一阵狂风巨浪。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他夺得了一次得分王称号，并且将一支原来根本进不了复赛的队伍，第一年带到季后赛门口，第二年带进了8强，第三年带进了总决赛。虽然没有夺得最后的总冠军，但是这种3级跳的进步速度的确惊人。1996-1997赛季开始前，奥尼尔又一次掀起轩然大波，他与洛杉矶湖人队签订了一份7年一亿两千万美元的合同，这是篮球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额合同。在魔术队的3年，奥尼尔虽然力大无穷，但是技术还略嫌粗糙。在他进入NBA的第一个赛季，便有3次在扣篮的时候将篮板和篮筐拉坏，最后竟然将一座篮球架给拉倒。奥尼尔是继1981-1982赛季的迈克尔·乔丹之后，第一位在全明星赛中以新人身份开场的队员，他毫无争议地当选为年度最佳新人。在1994年的NBA总决赛中，魔术队虽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但终因年轻队员的经验不足和教练的指挥无方，以0:4的比分败给休斯顿火箭队，痛失一次夺冠的良机。来到湖人队后奥尼尔，将继承围绕高大中锋作战的湖人队传统，挑起继张伯伦、贾巴尔后重振湖人雄风的历史重任，再次向NBA总冠军发起猛攻。球场之外的奥尼尔，一位摇滚歌手和影视演员，他已经出了自己的数张歌曲专集和影片。所获荣誉“NBA历史上最伟大的50名球员”之一3次获得NBA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称号(2000年，2001年，2002年)1999-2000赛季，荣获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称号4次入选NBA“最佳阵容”(1997-98, 1999-2000, 2000-01, 2001-02赛季)，2次“第二阵容”(1994-95, 1998-99赛季)，3次“第三阵容”(1993-94, 1995-96, 1996-97赛季)2次入选NBA“第二防守阵容”(1999-2000, 2000-01赛季)9次入选“全明星阵容”(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2000, 2001, 2002年)荣获2000年NBA全明星赛“最有价值球员”称号，得到22分，9个篮板2次常规赛“得分王”——1994-1995赛季(平均得分)，1999-2000赛季(平均得分)5个赛季，投篮命中率列NBA第1位(1993-94, 1997-98, 1998 -99, 1999-2000, 2000-01赛季)荣获1992-93赛季“最佳新秀”称号，入选“最佳新秀阵容”荣获1996年奥运会篮球比赛冠军；1994年世界男篮锦标赛冠军
浅谈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职业教育音乐课中的探究运用
论文关键词：奥尔夫音乐教学法 发展现状 职业教育探索 意义
论文摘要： 本文首先概述了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概念，继而探讨了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最后分析了奥尔夫音乐在职业教育中的探索运用及其意义。 一、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简介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是起源于德国，现今在全世界流传最广的一种非常受孩子们喜爱的一种音乐形式。奥尔夫音乐教育是世界著名、影响广泛的三大音乐教育体系之一。它是由当代世界著名的德国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卡尔·奥尔夫（1895—1982）所创立的。它以节奏作为基础，结合唱、奏、动、听进行综合性音乐教学，让音乐、舞蹈、语言、戏剧等融为一体。 二、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发展现状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国外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才进入，目前还没有在小学、中学、大学及其职业学校中大力推广，幼儿的奥尔夫音乐课在中国目前也只能是在探索中。因此我们中国的音乐老师有这个迫切需要去接收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提取国外音乐教学精髓，融会贯通中国的本土文化艺术，探讨出适合中国音乐艺术教育的奥尔夫课程。 针对我们职业学校学生的现状，绝大多数学生没有受到过正规的音乐系统学习，对音乐存在着很多的误区，比如认为是豆芽课、或者觉得技术性很强音乐理论枯燥……，如何激发学生学习音乐课的兴趣是我们老师首要思考的问题，运用让学生感兴趣的教学手段非常重要，通过奥尔夫音乐教学方法，我发现学生都喜欢上音乐课了，老师教学状态也很好了，课堂气氛轻松活泼，教学效果明显提高。总结奥尔夫音乐教学运用过程，发现奥尔夫音乐教学在我们职业教学中有很大的意义。 三、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职业教育中的探究运用 1、声势的运用 什么是声势？能够发出声音的身体动作。跺脚、拍腿、拍手、捻指是四个基本声势动作。 当学生对这个声势比较熟悉后我会提议让学生通过自己的身体创意不一样的声势，比如他们会用拍桌子的节奏来理解各种音符。最后当学生掌握好了基本的节奏后我会用卡农的方式（复调音乐的一种，像轮唱的方式，这里不唱只是做声势动作，如果歌唱也是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演唱）让学生去感受声势的效果，对学生即是挑战也是他们最喜欢的活动。因为他们在这个活动中感受到了节奏的变化乐趣以及挑战成功的喜悦。 2、综合性的运用 综合性的奥尔夫是很有代表性的特色，在课堂中常常把音乐和舞蹈、语言结合起来，针对我们职业学校学生的年龄特点，我会选择一些有谱曲的古诗词给他们学习。 其他的一些古诗词能唱歌的都可以这样去运用，比如李清照《一剪梅》，还有李煜的《虞美人》，还有谷建芬老师作曲的那些唐诗。在这个活动中，我们运用了朗诵、唱歌、舞蹈、表演等各种形式，既锻炼了孩子们的综合能力，也给他们了一个很轻松的空间创意，把课堂给孩子们去发挥，这样远远比我们老师强行灌输给孩子知识有趣的多，孩子们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被激发起来了。只是在课堂中老师至始至终起着一个串联的作用，点到为止，启发诱导。 3、即兴创造的运用 即兴创造是开发孩子大脑，锻炼大脑灵活运用的很好的一种手段。在前面的'两个运用中其实都贯穿了即兴创造的手法了，一般我们都会让老师给学生一定的启发后再让学生创意。有一个课例是启发学生一个人的创意以及体现团队协作能力和即兴表演的，音乐《拨弦》，我让学生先去细心欣赏音乐，根据音乐听听里面有什么故事，听完后请学生给我们讲故事，然后去邀请同学跟他一起把故事情境随着音乐一起表演出来。这个时候可以看出同学们内心对音乐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只要他们的故事，符合音乐特性和风格，都很精彩。 世界一位著名音乐家贝多芬对音乐有这样的诠释：“音乐是比一切智能、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 四、奥尔夫音乐教学在职业音乐教育中的意义 1、回归人本性让他们真正的快乐 奥尔夫先生说过：“奥尔夫音乐是一种人们必需自己参与的音乐，即：人们不是作为听众，而是作为演奏者参与其间”。只有我们自己的身体在游戏中体会到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在音乐游戏中有节奏地让身体动起来是回归到人的原始本性，举例说明，干活的人们习惯喊号子，我曾经在渝东山区看见农民抬石头的时候，走在前面的一个人会领唱号子，后面的人接着和，而且声调会有变化，前进的脚步都是一致的，很有节奏。这时候你会看到他们的脸上泛着喜悦的红光。还有小时候在小三峡里看见拉纤绳的纤夫，他们都有自己时而铿锵时而悠长的船工号子。可见音乐节奏其实是无处不在的，节奏能带给人们力量带给他们快乐，音乐的潜能是每个人都具有的，我们只要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就不难挖掘出他们对音乐的表现能力。 2、情商的培养 在奥尔夫音乐教学中，我们通过很多的集体活动就可以看出一个孩子的团队协作能力如何，有没有沟通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在活动中有很多的地方需要孩子们去创意思考，还要勇于表现出来，如果看出某些孩子在这方面有些缺乏，在活动中一定要鼓励孩子去积极参与，不管他们表现的怎么样最后都要给他们赞扬。当孩子们受到鼓舞，在今后的集体活动中会积极起来改变以前胆小或孤僻的性格。所以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对培养孩子们完善的人格都是很好的手段。 3、在轻松的游戏中学到音乐知识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经常把音乐的知识隐藏在活动进行中，通过活动的过程来完成我们的音乐目标，这样的学习过程是在他们不知不觉的游戏中进行的，所以在轻松中达到了学习的目的，这也是我们做老师最想看到的结果。 一位早期的奥尔夫教师凯勒（Wilhelm Keller）曾强说过：“指导和督导教学中的发现和即兴，其备课投入的谨慎是其他任何教学无法比拟的。在表面看起来的轻松过程背后，沉积了教师艰巨的劳动，因为他必须深思，使种子发芽的最佳土壤是什么？” 参考文献： [1]《新千年的奥尔夫》
李妲娜老师与奥尔夫教学法感谢yangyi提供的信息，昨天下午去体验了李妲娜老师给“携手助学”整装待发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研究生朋友们所进行的“奥尔夫教学”培训。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学习体验，最让人感动的还是老师自身。如果仅仅从李妲娜老师个人网站所提供的信息来看，远远不足以表达她对教学过程的思考和投入。那是怎样的一种体验感觉呢？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同学们在音乐节奏伴奏下，握手、胳膊挽胳膊转圈蹦蹦跳跳，蹦蹦跳跳地进行肌肤触及程度的互相认识，每一个人的名字在大家呼唤中、在音乐的旋律中舞动飞扬......原来用非常简单工具就可以进行类似交响乐队那样的演出。用纸盒作为打击乐中的皮质乐器、筷子作为木质乐器、吃完的酸奶杯中放上小黄豆上面再用一小片报纸封住就可作为散响乐器......用两个字、三个字、四个字的同学的名字就可以控制节拍......多么富有创造性的音乐教学设计！奥尔夫教学让我感受到了教学的另一面。李老师谈奥尔夫音乐教育： 奥尔夫音乐教育的核心是“元素性”音乐教育，它是同动作、舞蹈和语言联系在一起的，以节奏为基础，结合身体律动，唱、奏、动、听综合教学的音乐教育；同时它也是“为孩子们的音乐”，是创造性的儿童音乐教育，唤起儿童对音乐的兴趣，激发儿童对音乐的情感，是培养音乐感觉和情感的金钥匙 。相关链接：中国音乐家协会奥尔夫学会生命在歌唱（黎加厚）奥尔夫音乐教学法专栏（洪啸音乐教育网站）
前言：《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这本书一开始吸引我的点在于有趣而浪漫的书名。在今年的423读书日活动上，看见了学校公众号推荐该书的理由，产生了一定的兴趣，便开始拜读。正文：本书的作者是丹尼尔·凯斯，他在布鲁克林学院修完心理学之后，曾担任杂志编辑、时装摄影等工作，继而担任高中老师，其间，即开始从事小说创作。他的著作以科幻小说为主，其中以《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和《24个比利》最广为人知，此外也以擅于描写多重人格的人物而著称。1959年首次发表中篇小说《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初试啼声即荣获“雨果奖”。到了1966年又以长篇化之《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获得“星云奖”。1968年，《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改编成著名电影《查理》，饰演查理一角的演员克里夫·罗伯森，更因该片而荣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之殊荣。 书名中阿尔吉依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被用来进行智能改造的老鼠。《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讲述了心智障碍者查理因为他个性和善、学习态度积极被选为智力实验的研究对象。经过该实验后，查理从一个智商只有68的普通人变成了一个智商185的天才。这种飞跃式的智商提高让他回忆起许多过去让自己困惑不已、模糊不清的记忆。且在不同智力阶段，查理看待世界的方式和感受也随之改变。整本书以为查理作为第一视角记录下整个实验过程的心理变化和思考过程，而这份完整冗长的记录报告也随着查理心智状态的变化不断转换呈现形式。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关于智力低下者变成高智商的天才后又重新变回智力低下者的故事。 查理自开始写进步报告以来，笔墨最多的便是关于自我身份认知的渴望与迷茫，他自童年起便渴望从争吵不断的父母处获得亲情，渴望自己变聪明，以便和面包店的员工成为好朋友。他仰慕着学校的女老师，用羞怯却纯良的眼睛看着他不懂的一切。当手术的效果逐渐显现，查理清晰回忆了起那些被当做累赘和笑料时的窘迫，也以此产生了愤怒。然而在智力获得进一步提升时，查理便说服自己敞开心扉去触碰那些痛苦的回忆，在不断深入研究学术知识的同时去突破自我寻找着关于亲情、爱情和自我价值的真相。本以为阿尔吉侬的衰败和死亡会令查理陷入狂躁的恐慌，然而查理却在烦躁行为的干扰下，用智慧使自己保持尽可能的理智。在心智与身体状况的极速转换中，查理始终保有对智慧的追求和对心底善良的守护。 在我们的一生中，至少要经历一次蒙昧无知，这便是我们刚刚出生时的幼年时代。在这个阶段，我们不能理解的事情有很多。我们没有美德也并不邪恶，我们的言行遵从于初始的本能。随着成长，我们逐渐被世界装载了大量规则，不过当我们年老的时候，便又会开始逐渐遗忘这些后天加注在我们身上的东西，重新回到纯然无知的世界中。 如果非要选择，或许傻子才更快乐，因为不懂，也就感觉不到痛苦。我们都曾路过蒙昧无知，直到最后才明白，理解是最大的残酷。可是即使如此，即使这个过程会很痛苦，我们还是会选择努力成为一个聪明的人、一个智商和智慧相匹配、明白残忍也感受得到快乐的人。 查理也像任何一个经历过成长期的人那样，曾困扰于虚荣、蜕变和性。但不管是作为愚钝的“小查理”还是直面死亡和失忆的“大查理”，他在每个阶段都努力抓着可以留住的东西。以至于最后的最后，他几乎忘却了一切，却依然乐观地抱着幸运兔脚和马蹄铁，相信世界上存在着让自己变聪明的魔粉。我在查理的进步报告中看到了他的非凡经历，也看到了许许多多普通人的一生。或许未必如查理这般浓墨重彩，但其中的纠葛、迷茫、感悟与和解，也曾在我们的人生中留下痕迹。 阿尔吉侬最终死去，查理选择在沃伦之家渡过余生，塔齐克马被送到实验室全面停用。他们的一生证明了制造智能的道路上有些道路不通，而证伪与证实一样有价值。探索的道路自行生发，花束和永恒的凝视献给阿尔吉侬们。 读完整个故事很难不为查理感到伤感，在没有变聪明以前，周围的一切对于他而言都是充满了善意，查理拥有很多朋友，尽管我们心酸那些人只不过是在捉弄他。拥有了知识的他，感受到的只是无尽的孤独。至始至终，能够与他相通的，只有小白鼠阿尔吉侬，所以当他看着阿尔吉侬慢慢走向衰竭，查理也看到了自己命运的最终走向。结语：如果有机会，请放一些花在后院的阿尔吉侬坟上，那是给它的爱，也是给我的爱，谢谢善良的你。
犯罪心理学必读10本经典著作
犯罪心理学必读10本经典著作，很多人都会对犯罪心理学很好奇和有想学的愿望，其实如果想接触犯罪心理学，可以先看看关于犯罪心理学的书，下面来看看犯罪心理学必读10本经典著作。
1、心理学导论——思想与行为的认识之路（第13版）
（美）D、Coon等著
郑钢等译
心理学入门最经典教材之一，280万美国读者的选择，19位国内知名学者应邀编译审校。
本书的最大特色是以读者为本，利于学习。两位作者都是教学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他们在书中对有关心理学的基本问题做了详尽的解答，系统地讲述了心理学各分支领域的基本知识和研究动态。
在撰写方式上，他们力求将一门严肃的学科赋予生动活泼的表达，同时指引人们自觉运用心理学原理解决实际问题，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
2、发展心理学（第九版）
（美）D、R、Shaffer等著
邹泓等译
美国广受欢迎的发展心理学教材；北师大儿童心理专家邹泓教授权威翻译、诚意推荐；用科学的视角了解儿童与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全貌！
本书介绍了从产前发育一直到青少年时期的发展进程，系统阐述了关于生理、认知、智力、语言、情绪、人格、性别角色意识以及社会性等重要发展领域的各种理论观点和重要研究。
第九版更是从家庭以及社会两个方面着重分析了发展的背景对儿童心理的重要影响。本书以其生动详尽的内容、对读者的疑问和关注点的精确把握，成为广受欢迎和好评的发展心理学教材。
3、人格心理学（第八版）
（美）JerryM、Burger著
陈会昌译
最畅销的人格心理学全新改版升级，我国著名心理学家陈会昌教授潜心翻译之作。
围绕精神分析流派、新精神分析流派、特质流派、生物学流派、人本主义流派、行为主义和社会学习流派这六大人格理论流派，进行了全面、系统、精辟的介绍与评价，并梳理了支持各流派观点的大量实证研究项目。
行文流畅、通俗易懂，穿插了众多著名理论家的生平故事与摘自新闻报道的有趣议题，强调运用人格理论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更提供了13个经典的人格测验。
阅读本书，读者不但能掌握人格心理学的经典理论与前沿研究，更将深入了解自己的人格特征！
4、犯罪心理学
（美）BartolC、R、等著
杨波等译
本书从心理学观点来探讨犯罪问题，旨在综述和整合近年来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用传统的研究取向对他们进行分析比较，并提出犯罪行为研究的理论框架，引导读者全面正确地对待复杂的犯罪行为，以避免对犯罪问题作简单、片面和武断的结论。本书可供犯罪学、犯罪心理学、司法心理学等领域的专业人士以及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学习和参考。
5、认知神经科学——关于心智的生物学
（美）MichaelS、Gazzaniga等著
周晓林等译
世界权威的认知神经科学教材，认知神经科学之父经典力作，国内权威认知神经科研团队倾心翻译。
本书的三位作者都是国际认知神经科学界的著名人物，其中Gazzaniga教授是认知神经科学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他曾经是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RogerW、Sperry的学生和同事。
Gazzaniga教授除了编撰这本教科书之外，还主编一套大型的《认知神经科学》文集，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本书的译者是优秀的认知神经科学家，这也保证了本书的科学质量。
6、心理咨询面谈技术（第四版）
（美）J、Sommers—Flanagan等著
陈祉妍等译
一本书掌握谈话疗法的全部菁华，全面掌握世界上最精妙的人际互动。
这是一本让人爱不释手的经典教材。本书几乎囊括了心理咨询初学者所需要了解的关于面谈的一切事情：从临床面谈的基本理论到各种实践技术，从非指导性的技术到各种高级的指导性技术，从一般的面谈过程和阶段到与特殊群体的面谈……
更有大量的实际案例与临床趣闻。经过全面的修订，新版对咨询面谈的阐释更加透彻深刻，文笔更加精彩简洁。
7、认知疗法：基础与应用（第二版）
（美）J、S、Beck著
张怡等译
王建平审校
认知行为治疗领域的权威力作与经典教材全新改版，具实践性与权威性的优秀教材。
本书第二版得到了全面的修订与更新，囊括了作者丰富的临床治疗、教学与督导经验，以及15年来认知行为疗法的研究进展。本书以清晰的笔触、明了的语言全面地展现了认知行为疗法的重要基础内容，并辅以大量对话示例及明晰的图表。
8、艾瑞克森催眠教学实录丛书
（美）M、H、Erickson等著
于收译
现代催眠之父弥尔顿艾瑞克森唯一亲自撰写的著作，由艾瑞克森基金会授权，具有二十年催眠研究及实践经验的于收先生五年精心研读翻译，精神分析师曾奇峰、苏晓波倾力推荐。
这套《艾瑞克森催眠教学实录》就像是魔术解密表演一样让人惊叹又佩服，它拨开催眠的玄幻与神秘，详细地展示了它的原理、技术和艺术性。艾瑞克森催眠教学实录包括：Ⅰ催眠实务——催眠诱导与间接暗示；Ⅱ催眠疗法——探索性案例集锦；Ⅲ体验催眠——催眠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
9、精神分析丛书（精装）
（美）N、McWilliams主编
鲁小华等译
美国精神分析协会推荐的权威教材精装典藏版，APA精分协会前主席南希·麦克威廉斯扛鼎之作，公认的心理咨询与治疗学习和执业者的必备参考书。
《精神分析案例解析》、《精神分析治疗：实践指导》、《精神分析诊断：理解人格结构》这三本南希·麦克威廉斯博士的经典著作，是本领域公认的、每一个心理咨询与治疗学习和执业者必备的参考书，已经成为该领域中最重要、使用最广泛的书籍。
10、直视骄阳：征服死亡恐惧（精装）
（美）IrvinD、Yalom著
张亚译
当代仅有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大师欧文·亚隆，为人类历史上对死亡、生命和意义的探讨，添加了崭新而独特的心理学视角。
本书纳入了欧文·亚隆自己直面死亡的经历。“我与每个人分享这死亡恐惧，那是我们无法割断的阴暗面”。虽然直面死亡就如同直视骄阳一样，是一件极痛苦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想要活得明白透彻，就请跟随亚隆，看他怎样结合普通老者的身份和心理治疗大师的智慧，对人类心灵中如影随形的死亡恐惧进行自我表露和深刻剖析。
1、《特别案件调查局》
这是一部惊险、刺激、同时又有些惊悚的悬疑推理小说，书中融入了很多野史故事，使得整部书多了传奇色彩和趣味性。
小说男主聂言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却意外卷入了一场离奇的凶杀案中。在这场案件背后，他总感觉有一双大手在推着他，踏入特别案件调查局。
初出茅庐之后，他遇到了各种离奇古怪的案件，野人山的六十六具无头尸体、苗桥村的离奇失踪、诡异的末班公交、神秘的未知信……
种种离奇的背后，都有一双大手，在牵引着他！
2、《在黑暗中》
《在黑暗中》是一部悬疑推理小说，主要讲述的是卧底谢岚山的故事。
书中的男主谢岚山，是一个缉毒卧底，曾成功潜伏在金三角毒枭的身边。谁知后来身份泄露， 缉毒任务前功尽弃。
在他去时候，他的记忆被安置在一个死囚犯的脑海里。这个死囚犯，带着谢岚山的记忆活了下去，继续着卧底潜伏的计划……
然而，在一次意外击毙暴[徒]的任务中，他突然觉醒了死囚犯的记忆。
在黑暗中，总有一只眼睛，不知不觉地盯着你。
3、《成化十四年》
《成化十四年》是一部古装悬疑小说，这部以历史背景为题材的小说，主要讲述的是明朝成化年间的故事。
在故事取材上，这部书可谓是非常巧妙独特。历史上的成化年间，就是一个澄清冤假错案的时代，这部书恰好贴合了当时的历史背景。
小说以武安侯大公子的突然去世为切入点，进而走进很多盘根错节的案件之中，东宫之案、京城诱拐案、真假太子案……
一个个错综复杂的案件背后，都是权力之间的斗争角逐。而那双拨开黑暗的大手，成了时代里的'清流！
4、《张公案》
《张公案》是大风刮过的长篇系列小说，这部书同样属于古装悬疑的题材。
这部小说主要讲述的是古代探案的故事，书中的男主张屏是一个进京赶考的穷酸书生，却因为客栈掌柜的意外身死，卷入杀人案之中。
为了自证清白，他开始追寻真相，而在这个过程中他结识了刑部侍郎，走上了探案的道路。
作为一部架空历史的悬疑推理小说，这部书的感情线很淡，绝大部分都把精力放在案件和官场之上。对于很多老书虫而言，这部书或许很值得一看！
5、《默读》
《默读》是priest少有的一部悬疑小说，也是她创作生涯里人气最高的作品之一。
这部书主要讲述的是骆闻舟和费渡携手探案的故事。
在这部悬疑小说中，既有丰富的案件剧情作为支撑，也有不少感情戏作为装饰。
虽然小说处处讲述案件动机，犯罪者的心理等等，但他想要传达的，并非是案件背后的反思意义。而是要给这世间，那些信仰正义，信仰光明的人一个真相，还那些受害者，一个迟来的正义！
6、《破云》
《破云》是淮上的一部刑侦悬疑小说，作为晋江的流量作家，淮上的书一直都讲究紧张刺激，而这部《破云》就是她众多作品中的佼佼者。
小说是系列作品，另外还有《吞海》尚在连载。
这部书主要讲述的是江停和严峫联手探案，揭开犯罪团伙的故事。
小说包含大量专业的剧情内容，是女频刑侦小说中少有的超人气之作。
7、《SCI谜案集》
《SCI谜案集》是耳雅的心理学探案小说，这部书以古文《三侠五义》的故事为基础进行改编，主要讲述现代科技下的犯罪故事。
小说侧重于对犯罪心理的把控拿捏，擅长利用科学的技术手段，分析犯罪者的动机目的。
小说[剧情]线拉得很长，且处处设置了伏笔和悬念。虽然剧情是以单元案件的形式展开，但每个案件的背后，几乎都能指向同一个方向。
这就像是一张拼图，只有揭开每个案件背后的疑云，才能得到最终的真相！
8、《鬼说》
《鬼说》是一部暗黑系悬疑推理小说，小说阐述的是人物内心的犯罪之恶。
刚参加完高中同学葬礼的乔刚，回去之后世界突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的朋友、室友、女友，一个个的开始离奇死亡，而就在他开始接近真相的时候，所有靠近真相的人，也开始诡异去世……
9、《犯罪心理》
《犯罪心理》是长洱的一篇系列探案小说，这部书前前后后总共有5部，是一部长篇系列小说。
小说以警察和心理学专家的方式进行组合，主要揭露犯罪者的犯罪心理。在这部书中，融入了很多心理学的犯罪知识，算是一部具有一定专业性的悬疑推理小说！
10、《坏道》
这是priest的另一部悬疑推理小说，虽然知名度不及《默读》，但也算是一部大神级别的作品。
这是一部充满了各种行为异常者和心理变态者的破案故事，许许多多光怪陆离的案件是这部书的精髓所在。
小说以连环杀人案为开端，以姜湖模拟犯罪心理为突破口，重点讲述了犯罪心理学对探案的重要作用。
1、《毒巧克力命案》( The Poisoned Chocolates Case )〔英〕安东尼·伯克莱。
故事概述：班迪克斯把别人寄给尤斯特的巧克力拿回了家，太太吃后中毒身亡。1个由各种爱好推理艺术人士组成的业余社团“犯罪圈研究学会”帮忙查案。《毒巧克力命案》作为多重解答的鼻祖，是反转再反转的经典。作者安东尼并非是要找出真凶，而是通过6种都合乎逻辑的解答，来体现推理的局限性，从而对推理小说进行反思。
2、《神秘河》 ( Mystic River )〔美〕丹尼斯·勒翰
故事概述：十岁的大卫不幸被人绑架并遭受性[侵]犯，突如其来的变故将他与好友吉米的友谊击得粉碎。二十五年后，吉米十九岁的女儿凯蒂惨遭谋杀，案件将2个曾经的好友再次绑到了一起。
《神秘河》将一出凶杀案的纵深脉络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被认为是丹尼斯·勒翰最具代表作的佳作。2003年，小说由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改编成同名电影，一举获得2004年奥斯卡金像奖六项提名、两项大奖。
3、《二十四个比利》( The Minds of Billy Milligan ) [美] 丹尼尔·凯斯
故事概述：1977年10月，比利·米利根在美国俄亥俄州连续犯下3起强[奸]案，却因患有多重人格分裂症被判无罪。《二十四个比利》基于以上真人真事写成，用纪实的笔调记录了比利从童年到犯罪后接受治疗的人生经历，披露了比利一生的隐匿真相。
比利是无助的受虐者，却也是1个天才，惊人的天赋表现在他的24重人格各自的专长上，他们分别是雄辩家、神枪手、画家、鼓手、电力工程师、逃脱术大师……天才的集合。二十四个比利一致对抗外部世界的残暴冷漠，他们轮番出现，时而懦弱时而凶狠，亦正亦邪，使故事本身具有扑朔迷离的神秘趣味。
4、《脑髓地狱》(ドグラ?マグラ) [日] 梦野久作
故事概述：日本变格推理小说宗师横构正史曾评价《脑髓地狱》：“能够读完本书的人不多，读完本书头脑朦胧、想要自杀”。《脑髓地狱》被列为“变格派4大奇书之首”，是梦野久作倾注一生的作品。
他巧用“双重性”、“一人多角”、“多重解答”，从而造成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复杂状态。随着故事的不断推进，谜团愈加错综复杂，让读者分不清真实和梦境，这一切要留待小说的结尾才会揭晓。
5、《黑暗馆不死传说》 (暗黒馆の杀人)〔日〕绫辻行人
故事概述：犯罪心理学故事梗概是由于一个江南孝明偶然得知，在九州地区中部的深山老林中，还有一座中村青司参与修建的宅邸——黑暗馆。作为馆系列的收笔之作，绫辻行人用八年时间完成《黑暗馆不死传说》。
它被列为“变格派4大奇书”之一，绫辻行人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刻意将几十年前和几十年后的2个故事交叉出现，就此将读者带入高难度的理解境地。这本书是犯罪心理学小故事，说明犯罪心理学的情况。
6、《玫瑰的名字》( Il nome della rosa )〔意〕安伯托·艾柯
故事概述：故事发生在14世纪，方济会士威廉与弟子阿德索前往意大利北部山区的一所修道院，执行调解纷争的任务。善于推理的威廉修士受修道院长委托，调查修道院中的一起命案，随后，死亡事件发展为一系列的连环杀人事件。
《玫瑰的名字》被誉为“最高级的惊险小说”，它带着百科全书式的色彩，不只是扑朔迷离的推理，还涉及神学、政治学、历史学、犯罪学。
7、《黑信封》（ Plicul negru ）〔罗马尼亚〕诺曼·马内阿
故事概述：40年前，哲学家爸爸老马尔恰离奇死亡，马尔恰家族一夜之间衰败。身世颠沛的托莱亚凭借记载着罪恶和真相的黑色信封寻找凶手。虚伪卑鄙的独眼龙精神科医生，像影子一样纠缠着他的情报员……托莱亚在这个悬念迭生的大网中挣扎。
作者诺曼·内阿是纳粹集中营幸存者及流亡者。作为他代表作之一的《黑信封》充满迷乱、隐喻和梦呓的叙事，讲述了1个与世界格格不入的“精神病人”在黑暗社会中的探险故事。
8、《记忆碎片》〔德〕赛巴蒂斯安·菲茨克
故事概述：1个垂死的男人带着一把枪，他不记得自己的身体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千疮百孔。作者菲茨克的的高超之处在于其严密的逻辑。很多对话和细节，看似不经意，实则和故事走向息息相关。第一遍读，很难读懂故事。
第二遍，懂得这是一部饱含情感张力的小说。第三遍，你终于发觉，《记忆碎片》是一部阐释人性关怀的古典主义哲学著作。
9、《杀戮开关》 ( Kill Switch ) [美] 尼尔·贝尔、乔纳森·格雷
故事概述：一部典型的美式推理小说，美国首部司法精神病学悬疑小说。峰回路转的推理角度让人措不及防，一切真相均在本书的最后一毫米。由知名制作人兼编剧尼尔?贝尔和乔纳森·格雷共同书写，整本书情节紧凑，镜头感强。
10、《第5位莎莉》 ( The fifth Sally ) [美] 丹尼尔·凯斯
故事概述：“雨果奖”、“星云奖”双项国家大奖的获得者丹尼尔·凯斯，开创了多重人格心理小说的先河。丹尼尔被誉为“精神分析小说大师”，《第五位莎莉》即为他这一地位的基石之作。
这本书犯罪心理学故事梗概是讲它在讲述复杂人性，也是一部现代道德小说，展现了每个女人都有的5种个性。《第五位莎莉》是丹尼尔根据真实案例改编写成的小说，以令人目眩的心理领域为背景，刻画出陌生而复杂的多重人格世界，以上就是犯罪心理学小故事，你现在知道什么是犯罪心理学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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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是描写人生的艺术，真实应是它的第一要素，人们常说，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在我看来，真是戏剧的基础，是生命；善是这个生命的意义、价值；美使得这个生命有持久的可以品味的艺术魅力。 何谓真实？它是有一些基本品质的。第一，它能使观众信以为真。观众明知戏是假的，舞台所演是个虚构的世界，看戏是娱乐，是一种精神游戏，为什么又很乐意在心理上接受戏剧的支配，做“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的有意识的自欺”呢？原因就在舞台上表现的人生，能使观众产生可以出入于自身经历的种种联想，从而加深对人生的体悟。有了这种联想、体悟，就会获得虽假犹真的审美愉快。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说：“戏剧与任何艺术相比更要求中肯恰当。如果一出戏能令人相信‘事情正是这样的’，那么，即使它缺点很多，仍不失为好戏。”如果一出戏连可信这一关也过不去，观众在看戏过程中不断产生疑问，就难以进入审美状态，有时甚至感到智力受了伤害。这样的戏还谈什么真实呢？第二，戏剧的真实还必须是动人的，是情感化了的真实。在社会科学中，真实可以用理性来直接表达。但在戏剧中，理性隐藏在情感之中，是靠情感的真实来影响观众的。明代作家袁于令说得好：“剧场假而情真。”这个“情真”，先由艺术家体验到了，他先被自己的体验所激动，才有可能打动观众。而戏剧的情感，是感性状态的理性，总是包含着是非判断的。表现美好的情感或邪恶的情感，都是经过了艺术家理性之光的照耀，是审美化了的东西，不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所以看莎士比亚的悲剧，不会染上麦克白的野心、理查三世的残忍、奥赛罗的猜疑。戏剧中的真总是要通向善的。现代戏曲在对人性的描写上，会超脱于过去的价值判断，其表现方式也不一定黑白分明，有些作品还着力于表现“灰色地带”，仍然不会泯灭是非善恶，泯灭理性精神。那种不包含是非善恶的愉快，只是一般的消遣性娱乐，成不了高尚的娱乐，不是戏剧真正的审美愉快。因而第三，戏剧的真实，还应当是有力量、有力度的。这种力量，源于戏剧的真实、真情，不是细琐的、卑微的，而是表达了某种“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旨趣”（黑格尔语），或者如恩格斯说的“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我们不能要求许多作品都有思想力度、深度，但如果太缺少这类作品，现代戏曲就没有脊梁骨了。 真实不同于事实，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真实是一种感受，是来自客观又对于客观有认识意义的主观感受。真实不同于事实。历史学要靠事实，戏剧艺术要靠真实。戏剧所以要写“事实”（故事）只是为了让观众感受真实，并非为了“事实”本身；而这个“事实”一般也不必是现实中的事实（或称实事）来支持的。鲁迅论讽刺艺术时说：“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艺术离不开虚构，允许幻想，甚至可以出神出鬼。写历史剧，在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之间，艺术家可以自由摆动。摆动的自由，服从于能表现出一种令人信服的“内在的可能性”（莱辛语），并且，它是和艺术家的意图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达到情与理的相互渗透和自由转换。我们似乎有一种重事实、轻真实的倾向，如所谓重大题材，以为找到了它就可以获得巨大的真实了，客观效果常常并非如此，因为受实事的束缚较多，就难以在真实的开掘上获得充分自由。在过去传媒不发达的年代，写时事新闻的戏很有号召力，现在已经不是这种情况了。对于观众来说，戏中的“事实”在时间上离我们是近还是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心灵的贴近对艺术家和观众都很重要。而且还应看到，时间距离恰恰是创作上拥有较大自由度的有利条件，京剧《曹操与杨修》、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就是很好的例子。 真实靠正确的形式支撑黑格尔有句名言：“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供我们观照，打动我们的情感。”艺术家要传递给观众的真实，或者说，能被观众感受的真实，都是经过形式中介的。艺术家是用形式同观众打交道的。所谓“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也可以叫做正确地进行形式化，进行形式创造。联系到戏剧，这个形式怎样才是“正确的”呢？有几个基本观点可说。 首先，在戏剧中，形式化就是动作化。从艺术分类学的角度来说，戏剧是动作的艺术。它有两个基本品质：（一）“动作就是实现了的意志”；（二）“动作在本质上须是引起冲突的”（黑格尔语）。戏剧动作不等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对于后者，必须经过选择、提炼，被赋予以上两个品质，才成为戏剧动作。而意志和冲突，产生于过去又直接指向未来，其当下的感性过程就是戏剧情节，就是性格的历史。因为动作是实现意志、引起冲突的，就会“导致动作和反动作”，就有了戏剧性。我们看戏，觉得“平”、“冷”，觉得“没戏”，多半是由于缺少真正具有戏剧意义的动作。没有动作化的真实，不是戏剧的真实。 其次，戏剧动作是有不同形式的。对于演员来说，动作不是单指形体动作（表情、姿态），而是语言、心理、形体的总和。其感性呈现就是角色形象。戏剧所以会有不同的样式，如话剧、歌剧、芭蕾舞剧、戏曲（要说“剧种”，这才是真正的剧种分类，我们戏曲中的所谓“剧种”，有许多是地方性因素，并不都具备样式类别的意义），归根到底，在于动作有不同的形式。话剧的动作是接近生活本来形态的，它的重点是语言，是口语化的台词。歌剧的重点是歌唱和音乐，舞剧的重点是舞蹈和音乐。歌剧不以舞作为动作形式，舞剧不以歌作为动作形式。而戏曲的动作是一种有歌有舞的综合形式，通常称之为唱念做打。不管是哪一种戏剧样式的动作，包括写实主义的话剧在内，都是“第二自然”，是人工的自然，都是经过了精心处理的艺术形式。所以，要“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时，有个先在的条件，只能“放在”特定戏剧样式的动作形式里，因而动作化时，有没有样式意识，是能否“正确”的一个重要关键。观众看有些戏曲常要批评它是“话剧加唱”，多半是在整体的形式化中缺乏样式意识。有明确的样式意识，是创作上的一种本体自觉。 其三，动作形式既有继承性也有变易性。以戏曲而言，无论唱念做打，都具有历史地积累下来的形式技巧，其规范化形态通常叫做程式。形式既然是艺术家和观众的特殊关系的体现，因而在形式化过程中，重视剧种的样式特征，充分运用固有的程式技巧，是同尊重观众的欣赏需要相一致的。然而这种继承性又是相对的，它会随时由于表现真实的需要，作出某种幅度的变易。所以形式化不可以简单地等同于程式化。形式化大于程式化，形式化中可以吸纳、融入非程式的因素。说得再大胆一点，在现代戏曲的创造中，形式化乃是程式化和反程式化的多样统一。现代戏曲的形式化，还包含一个新的任务：要实行形式上的更广泛的新的综合。有了这种更广泛的新综合，才能在同一种戏剧样式中，实现演出样式的多样化。演出样式的核心是演员的动作，是动作的样式特征，但光有这个核心还不够，还要有它的外延部分，包括听觉方面的音乐、音响和视觉方面的化装、服装、布景、灯光。另外，还可以在观演关系上作特殊的空间处理。有了这些因素的积极而又“正确”的介入，演出样式才能获得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而这方面的经验，戏曲自身较少，要靠借鉴外来经验，这是戏曲现代化中不能跳开的过程。引进外来经验，常常会产生不协调，吸纳容易消化难呀，却又不能因噎废食。艺术上的现代化，有创新和破坏的两面性，要尽量保护创新，减少破坏。这要靠实践经验的积累，培养出一批艺术大家，才能逐渐减少混乱和痛苦。真实的形式化一旦获得整体性成功，会给观众以极大的审美愉悦。到了这儿，真又通向了美。观众看戏，既要由真带来感动，又要由善带来心灵的净化、升华，还要由美带来反复的品味，持久的陶醉。但满足于感动以至心灵的震撼，还不是戏剧审美经验的全部，能够达到朱光潜说的“内容沉没下去，形式浮现出来”（沉没不是消失，浮现出来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这时候，才可以说，我们真正是把戏曲当艺术品来欣赏了，才能深入体会戏曲艺术的无穷
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 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先秦时期 （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唐中后期 （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宋金时期 （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朝时期 （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明清时期 （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 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3.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
戏曲声腔和声乐艺术之融合探讨论文
艺术是相通的，艺术之间会相互融合、相互吸引，恰如其分的融合会不断的成就彼此。因此很多艺术家都会去学习相关的姊妹艺术，从中获取精华为自身的艺术之路增砖添瓦。像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早年就学习过昆曲，著名歌唱家李谷一老师做了13年的花鼓戏演员，歌唱家吕薇曾经是越剧团演员。而声乐作为具有成熟发声体系的歌唱艺术，也逐渐被戏曲演员所喜爱。演员们借鉴西洋的发声方法为传统唱腔所用，从中吸取其精华不断提高自身的演唱技巧，推动戏曲的进步与发展。戏曲艺术和声乐艺术看似一中一外毫不相干，但是他们的艺术形式和学习方式却是极其相似的。戏曲声乐理论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中国戏曲声乐研究的奠基人卢文勤先生，曾经著有《京剧声乐研究》、《戏曲声乐教学谈》等著作，为我辈的学习与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作为培养戏曲演员的教学单位，我们也设立了戏曲声乐这门课程。我有幸在这个领域接触到不同的戏曲剧种、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唱腔，深感传统艺术之博大精深。为了能够更好的融入工作，声乐老师们不断的学习戏曲唱段，边工作边学习，教与学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既不能全盘西化更不能固步自封、保守排外，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是学习的最佳方案。在前辈的指引下我们在戏曲声乐课堂上进行了大胆的实践———将声乐艺术与戏曲唱腔相融合。教学中我们在保留戏曲唱腔韵味的前提下，让学生懂得科学发声原理、了解自身发声器官的整体构造，在戏曲唱腔中融入科学的发声方法。
一、戏曲声乐在戏曲唱腔教学中起到“扬长、补短”的作用
（一）用科学发声法发扬戏曲唱腔授课的优势
1.科学的喊嗓戏曲演员的练声传统上我们称为“喊嗓”，它对于戏曲唱腔的演唱有着抛砖引玉的作用。演唱者在正式演出之前，用喊嗓的方式把演唱状态调整到最佳，为正式的演唱打好基础。戏曲声乐课中也会用“喊嗓”的方式让学员找到“头声”。但是这一过程必须是在“科学”的状态下进行，否则会适得其反，不但不能起到“开声”的作用还会使喉部肌肉过度紧张。例如，青衣中螺旋上升的“yi”音。这个音的练习必须要在身体上下通畅的状态下发出，它会让学员瞬间找到头声与小腹之间的微妙联系———也就是声乐发声理论中常说的“通道”。在“通道”畅通的基础上我们去演唱各种作品都会得心应手。2.利用科学发声理论“口传心授”“口传心授”是戏曲授课的特点，也是表演类艺术授课的共同特点。唱腔表演艺术，是视觉与听觉同时传递的艺术形式，因此在教授的过程中传授者与被传授者必须是心灵相通的，学习者会模仿老师的表情、呼吸、演唱旋律等等。在模仿的过程中教师演唱的“科学”性也会被学生自然的学习过去。因此教师的示范必须是“科学”的、准确的。如果由于学生自身的理解能力和技术等原因使学习进入了误区，教师就必须用科学的发声理论去引导学生走出误区.实践证明理论基础好的学生，学习效率会大大提升。
（二）用戏曲声乐理论弥补戏曲唱腔授课的不足
戏曲声乐理论，是前辈们在教学中以戏曲发声为基础，借鉴西洋和民族声乐的发声理论总结出来的。它将声乐艺术的演唱理论与经验融入到戏曲唱腔艺术中，既保证了发声的“科学”性又保证了戏曲唱腔的“传承”性，是现代戏曲教学的必要手段之一。1.理论研究是技能学习的基础。任何一门科学的学习与研究都是以理论依据为基础的,它是与实践相对应的，它是某一领域的知识框架，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戏曲声乐艺术的研究与学习也不例外。在正确理论指导下的技能学习，会使人通透、明了、如沐春风，即使遇到学习的瓶颈，由于有正确的理论依据作指导，也会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例如：有个学生上课前告诉我：“老师，我昨天唱的太多了，今天嗓子不太舒服。”但实际上，经过观察及练声阶段的反复推敲与试探性演唱，我发现该生的声带没有病态，只是由于前日演唱的方法不是很科学，导致轻微急性咽炎发作罢了，情况并不严重，完全可以胜任一般的演唱任务。因此，我以戏曲声乐理论为依据，用“科学的演唱方法”对该生进行了唱腔指导，一个唱段结束后学生感觉喉部清爽了，不舒服的感觉消失了、“挤”“卡”的现象没有了，调门也上去了，他本人觉得好神奇！因此说，正确的理论依据永远都是实践学习的“引路人”。2.以科学理论为依据的学习可以有效的提高技能。理论知识掌握的深浅直接关系到学习效率。在唱腔的学习中懂得科学的发声原理，可以直接有效的提高演唱能力。长期解决不了的戏曲唱腔问题，通常在掌握了正确的发声理论之后就会迎刃而解，加之课后学生的勤奋、巩固，学习就会事半功倍。例如：有个老旦学生演唱《遇皇后》唱段。演唱的过程中每到小字二组的e音时就“破音”，演唱者自身是苦恼不堪。经过观察我发现，其实她是遇到了声乐理论中常说的“换声点”的问题。以科学的理论为依据，利用声乐艺术教学中的练声曲进行“上行”发声训练，同时用形象化的语言消除了学生演唱时的紧张感，瞬间解决了问题。不但破音的问题得以解决，在练声的时候我还发现她高音可以到小字二组的'a、降b甚至更高，这样的例子在教学中经常会遇到。科学的发声方法总会带来立竿见影、意想不到的效果。当学生发现自己可以唱到以前达不到的音高时，往往十分吃惊。这说明只要掌握了科学的发声理论、演唱方法得当，对提高歌者的自信心和唱腔技能都十分有利。
二、戏曲声乐利用声乐艺术和戏曲声腔的共性使之相互融合
之所以我们可以将声乐艺术和戏曲唱腔艺术两种发声体系合二为一的来研究，主要是因为二者在理论和实际的演唱中有着极为相似的共同点。
（一）统一的演唱通道
无论哪种演唱形式，演唱通道都必须是通畅的、放松的、自然的。声乐艺术和戏曲艺术虽然在演唱风格、韵味、咬字上有差别，但是在演唱通道通畅性上的要求是完全一样的。1.都要求保持打开状态，胸腹式联合呼吸。“胸腹式联合呼吸”已经被证实是最佳的歌唱呼吸法，要求演唱者鼻腔、胸腔、腹腔同时打开并保持，同时放松喉头解放声带及周边肌肉的负担，达到歌唱的理想状态。2.都要求音色的统一声音统一是评判演唱者演唱水平的重要标准。无论男声女声、真声假声、美声民族、京剧吕剧等任何剧种，如非特殊需要，通常情况下同一部作品的演唱声音都会被要求“统一”。所谓声音统一，就是歌唱者的声线在整部作品中利用科学的发声方法保持同一种音色。
（二）灵活运用气息
声乐艺术和戏曲唱腔的气息运用方面是完全一样的。声乐演唱有抒情的、戏剧的，戏曲演唱有慢板、导板等，在气息的运用上都是力求灵活、不僵持、小腹能够揉起来，使声音呈抛物线状传递出去。
（三）真挚情感的输出
用真挚的情感去演绎作品是演唱者必备的能力之一。声乐和戏曲艺术的情感表达都必须是真情实意的，掺不得任何做作的成分。在引导学生的过程中，对于作品的情感诠释都是用现实的生活经验，引导学生动情的去演绎作品，提升作品的理解高度。综上所述，在戏曲和声乐的综合教学中相通的理念很多。戏曲声乐艺术的传道者恰恰利用这些相通的原理，融合了声乐艺术和戏曲唱腔艺术双方的教学特点使二者相互融合、互为相长。戏曲声乐用科学的发声方法引导学生，在加深歌唱的通道理念、保持音色统一、提高技术能力的同时关注演唱情感，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用心去演唱，唱出自身的音色、唱出自身的特点、唱出艺术，把戏曲艺术继续继承发扬下去。
三、戏曲声乐利用声乐艺术的练声方法提升戏曲唱腔的技巧
（一）用半音阶式的练声方法拓展戏曲唱腔的音域
声乐艺术中半音阶式的发声练习和戏曲的“喊嗓”既有相似又有不同。练声是声乐演员非常重要的基本功训练，通常用“Aaeyiaowu”等元音进行半音阶式的上行和下行的训练，在练声中逐渐统一音色，解决歌唱中的问题。喊嗓是戏曲演员的练声方法，通过喊嗓锻炼发声部位，通常用“yi、a、wu”等元音由高到低或由低到高进行，进而过渡到最佳的演唱状态。二者的训练方式不同，但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声乐演员一般都会用钢琴协助练声，可以明确知道自己演唱的音高并有针对性的进行训练，有效的拓展音域。但是戏曲演员喊嗓时不是每次都有条件用京胡去吊嗓的，学员大部分时间都是凭感觉用很少的几个调门在喊。所以戏曲声乐课的老师们通常利用钢琴的固定音高，借鉴声乐艺术半音阶式的练声方法来帮助戏曲演员“喊嗓”，调门按照半音阶的规律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进行。这样的练习对于拓展戏曲演员的音域、统一音色都十分奏效。
（二）用“跳音”训练头腔共鸣
声乐艺术发声练习中的“跳音”练习，有利于头腔共鸣的训练。把这个练习用于戏曲唱腔教学中同样有效。跳音也称顿音是将气息探至丹田，而后通过小腹、后背等肌肉短暂的支撑力迸发出来的音。这个训练多用于气息浅、头声共鸣不足的学员，这种短暂的支撑力，可以使学员瞬间体会到“丹田发力”和“声音的反作用力”。在戏曲声乐的教学中这种发声练习是常用的练习之一。
（三）朗读和念白直接的联系
声乐作品的歌词大都是一首优美的诗歌或一个小小的故事。戏曲唱腔作品通常叙事性很强。朗读是歌唱演员的基本功之一，想要唱好作品首先要“读”好作品，在读的过程中理解作品、演绎作品。戏曲演员的基本功“唱念做打”中“念”排行第二，俗话说“千斤话白四两唱”可见念白的重要性也非同一般。朗读和念白的练习看似简单其实不然，诵读时必须保持“打开”状态，气沉丹田，用腰腹之力将声音通过头腔反射出来，送至远方。当学生的念白声音过紧，可以先通过朗读放松喉头，找到歌唱的打开状态后顺势调整发声位置进入到念白状态中。正确念白之后的演唱声音会更加顺畅、饱满。反之，如果学生朗诵的爆发力不够集中，也可以用念白的方式来调整诵读的状态，达到集中声音的目的。结语戏曲声乐课中我们还有很多训练戏曲唱腔的办法和手段，在引导戏曲学生时，既要让学生掌握科学的原理又不能失去戏曲的韵味；既要让学生学会放松还得让学生学会相对紧张；既要让学生学会打开还要让学生学会不露声色的打开。掌握戏曲声乐理论不但对戏曲唱腔课有指导意义，对声乐课的学习也有提高，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任何一种歌唱艺术都它的特点，在演唱时我们都要遵循它的演唱特点和规律。戏曲声乐将科学的发声理论作用于戏曲唱腔艺术中，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的促进戏曲唱腔的进步与发展。
戏曲的地域性与语言艺术探析论文
“地方化”不仅仅是戏曲艺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不断扩张的一种重要方式,更是“当代戏曲的一大特色”,在“戏曲”这个大的艺术门类之中,各个地方剧种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规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地域性”成为中国戏曲“传统”的重要特点之一。
此外,地方戏曲作为由一定区域内的民众共同创造、共同欣赏的区域性剧种,它体现了一个地区民众的总体审美趣味,是该区域内所有民众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不能高高在上地站在“保护文化艺术多样性”的立场,空泛地给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点下定义,也不能不切实际地考虑到不同地域的民众对本地戏曲的审美和民俗需求。对一定区域内的演员和观众来说,地方戏曲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休闲娱乐、情感交流及宗教祭祀的必需品。以陕西省宝鸡地区民间秦腔演出活动为例①,庙会请戏不仅带有原始的“娱神”意味,更是村民们联络乡情、丰富农闲生活的需要;同时,在演出中还能够通过吉庆剧目,来表达一种质朴而单纯的、对幸福生活的期望。葬礼请戏,往往是因为逝去的老人多为秦腔戏迷,子女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孝心;同时,这也是为了犒劳为举办葬礼而辛苦忙碌的乡亲邻里。至于各种企业开业、周年庆典请戏,一是企业希望借上了妆、带有“神气”的戏曲人物避邪求福,再则也给附近的居民(也即企业的潜在消费者)提供一场免费看戏的机会,企业方面可以借此机会表达“对父老乡亲的感谢”,是一种巧妙的广告策略。又如,笔者曾对兰州市区内主要茶园进行过调查,发现当地的茶园演出和业余自乐班活动,对于相当一部分中老年市民来说,听着熟悉的秦腔唱段喝茶、谈生意、拉家常,正如年轻人进KTV消遣一样,是他们日常娱乐、交际生活的一部分。而自乐班中各个年龄阶段的业余秦腔表演爱好者聚在一起,吹吹打打、弹弹唱唱,更是他们文化娱乐消遣、甚至是精神寄托的主要形式。
同样地,全国各地的戏曲演出均各有其符合地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传统”,这些“传统”也只有针对这个区域内的民众才有实际的价值和意义,把东北二人转搬到苏州水巷茶楼上去,把昆曲小调放在陕西尘土飞扬的庙会戏台上,其结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各地方剧种就像不同品种的花卉植物,只有在适合自己的地域文化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硬生生地把他们拔出来,“移植”到另外的土壤里,除了日益干枯僵死,别无出路。
与戏曲的剧种多样性相表里的,是它的民间性,“民间”这个词除了通常意义上含有的,与“官方”、“正统”、“贵族”等带有社会阶级性的词汇相对立的意思之外,更有“地域性”的含义。因为“民间”归根到底是民众的民间,不同地域的民众物质生活、精神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民间性”具体所指的多样化和地域性差异。以往研究者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已经指出戏曲在表达民众的思想情感、[2]审美娱乐需求、[3]民俗生活需要[4-6]等方面呈现出的“民间”特性,但对民间性的思考还不能就此打住,因为所有这些需求还具有地域限制性。如果只强调笼统意义上的“民间”而忽略了“民间”内部的多样性和民众群体的.复杂性,就很容易造成对真正“民间性”和具体民众群体需求的漠视。社会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曾指出,如果将广大知识阶层、贵族阶层或者说城市统治阶层的“传统”视为“大传统”,而将底层民众的“传统”视为“小传统”,那么,这两种“传统”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存在着这一种长期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大传统”会对“小传统”形成“下渗”作用,而“小传统”既有积极向“大传统”靠拢的愿望,也会对“大传统”产生重要的影响。[7]29也就是说,“传统”有着自为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倾向,传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热爱并且需要它们;传统的变迁“起源于传统内部,并且是由接受它的人所加以改变的”,这种变迁“并不是由‘外界环境’强迫他们作出的,而是他们自身与传统之关系自然成长的结果”[8]229。如果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为了保持某种演出形式的“民间性”而否定这种演出形式自身的发展要求,无疑是对遗产传承的自然链条的一种粗暴的人为破坏。戏曲的民间性,是具体、集中地体现在一群活生生的民众之中的,地方戏曲就是为了满足不同地域民众各种层次的需求而形成多种剧种形态的,我们必须尊重这种建立在地域差异基础上的剧种差异性。
以往学者对民间戏曲的研究,多是从文化分析、艺术欣赏、历史研究的层面展开的,但对于地方民众而言,戏曲的意义也许并不在此。比如,对于陕西民众来说,“请戏”、“唱戏”,首先是一种祖辈流传下来的仪式传统,是婚丧嫁娶、庙会祭祀以及各类庆典上必不可少的活动项目。其次,“看戏”则是一种能够带给人以愉悦感的娱乐活动和一种与亲朋好友联络感情的交流机会。此外,广大农民观众们,还相信传统秦腔剧目大部分都是讲述真实的历史故事。笔者田野调查时,剧团演员常常叮嘱我,要记住每出戏讲述的故事发生的年代,因为他们认为“这在历史上都是真事,人家是有记载的”。从《闯宫抱斗》、《太和城》到《八义图》,再到《出汤邑》、《金沙滩》、《二进宫》,几乎每次演出历史戏,演员们都会向我强调这一点。
传统秦腔戏剧目确实是以历史剧居多,而且很大一部分剧目都是基于历史演义而发挥出来的,其中包含了一些历史真实的成分。虽然这些民间传说和曲艺作品中的历史,对很多历史研究者来说都是“戏说”、“歪说”,但在广大民间观众中却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传统的秦腔历史戏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赢得了演员和观众的“尊重”。特别是那些讲述民族英雄和忠臣烈士英勇事迹的历史戏,无论演员还是观众都会对其中的主人公抱有崇敬之情,而对奸臣逆贼则嗤之以鼻。典型的表现是,一出秦腔传统历史戏中,戏分最多的肯定是忠臣义士而不会是奸贼,团里台柱级别的须生演员很少饰演坏人,而演员也往往不愿以自己饰演反面角色的戏作为自己的拿手戏①。从观众的角度来说,他们一般不会为“坏人”的表演而鼓掌叫好,更不会为饰演反面角色的演员“搭红”、放鞭。②[9]72如秦腔传统剧目《八义图》(即《赵氏孤儿》———笔者注)演出时,饰演为救孤儿而慷慨赴死的卜凤、公孙杵臼、程婴等正义人物的演员都会被“搭红”、放鞭,而屠岸贾的饰演者,即使被有些观众称赞“演得好”,也不会得到这样的待遇。也就是说,戏曲的“教化功能”其实不仅仅是上层统治阶级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对戏曲提出的“非分要求”,也不仅仅是文人创作者从主观态度出发的“一厢情愿”,同时还是广大观众心中已然形成的一种观赏需求。戏曲在民间传播,确实起到了知识传播和道德培养的积极作用。戏曲剧目的“历史讲述”和“道德教化”特点,对地方民众思维方式、价值判断的培养和塑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也是戏曲地域性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而言之,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征,不仅体现在不同剧种形态各异的表演方式和艺术风格上,更体现在各剧种与他们所属地区民众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密切关联之中。我们不应该只站在“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持戏曲艺术多样性”的艺术家和理论家的立场上,对如何保护、如何发展指指点点,而应该认识到,这种“多样性”的形成和发展首先取决于民众多样化的审美娱乐需求。应该首先弄清楚观众需要什么,并尊重他们的需要,给他们传承或者改变自己的“传统”的自由。
所谓“口头性”,是借鉴了英文单词Oral/Orality的译法,包括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承两层含义,在OralandIntangibleHeritage(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和OralPoetry(口头诗歌)这两个相关的重要概念中,“口头”(Oral)均同时包含这两层含义。有学者指出,应将其译为“口传”更为合适,[10]36诚然,“口传”固然强调了传承方式的非文字性和动态性特点,却忽略了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即兴发挥和口头创造性。因此,笔者以为,反倒是“口头”这个似乎比较含混的词语更有概括力。虽然借用了英文词汇,但并不是说中文语境中就没有这一概念;恰恰相反,我国文化传统中,强调“口头”材料价值的历史要更为久远:如汉语中“文献”一词中的“献”字,朱熹曰:“文,典籍也;献,贤也。”即,“文”原是指书面的文字记载,“献”则指博闻的贤人的口头传闻。[11]12可见,文化传统的“口头性”特点,是人类文明的共有特征。
曾有学者将戏曲归结为“语言的艺术”,并从“文学性”的角度对戏曲的“现代化”提出要求。自然,大部分戏曲剧目都有大量可以以文字的形式进行创作和记录的唱词、念白,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元杂剧”、“宋元南戏”、“明清传奇”和“地方戏”都是一种“戏曲文体的概念”[12]4,似乎也未尝不可。接着,如果从文学角度出发对戏曲的唱词和念白进行分析,认为其具有“诗的韵律、节奏”,从而将元杂剧、宋元南戏都纳入“抒情诗”[13]8的范畴,这个逻辑也大体不谬。这也是很多学者斥责清末以来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戏,“使戏剧文学性和思想内容大大‘贫困化’”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14]5但笔者以为,即使考虑到戏曲拥有大量韵律化和节奏化的唱词和念白,故而承认“戏曲文学”的存在、承认“戏曲”的抒情诗本质、承认戏曲是在表达某种思想和情感,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一种“口头文学(Oralpoetry)”,它遵循着“口头诗学(OralPoetics)”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口头诗学”理论源自西方文学理论界对荷马史诗的形成及其传播形态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帕里和洛德在对南斯拉夫地区口头史诗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被后世命名为“帕里洛德”理论的观点。自此以后,有关口头诗学理论的方法,“已经影响了散布于五大洲的、超过了150种彼此独立的传统的研究”[15]5,这一理论在大量人类学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强调被传统的研究方法所忽略了的史诗文学的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播特性。“口头诗学”理论,对我们认识中国曲艺和中国戏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戏曲的成熟和完善得益于唱讲文学提供的足够多的、情节足够丰富的故事本事,当前许多盛行的剧目,无论是元杂剧、宋元南戏还是明清传奇、地方戏曲剧本,都和唱讲文学有很大的关联,甚至有学者提出,许多地方剧种完全就是在地方说唱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当然,有关唱讲文学对戏曲艺术所产生影响究竟有多大的问题,相关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但可以肯定的是,戏曲从唱讲艺术中吸收了很多珍贵的养料,其中就包括“口头性”特征。由于唱讲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口头创作、口头传承的艺术样式,“一般来说,说唱的文本就是这样从无数艺人的口中产生的‘口头创作’的阶段成果”[16]48—49。对民间说唱艺人来说,“与文字相比,戏剧或说唱的词句首先是作为‘声音’存在的”,而且艺人还常常“得到师父口头传授书词”[17]84。即使对于现成的演出本,“艺人们也一般不将其书词全部背诵下来,而仅仅是记住其故事情节和成为‘赞’、‘套’、‘赋’的某种韵文就登场了”[18]87。那些认为戏曲源自唱讲艺术、戏剧剧本来自说唱文本的观点,至今有一个问题无法解释,那就是,为什么从说唱文本到戏曲“剧本”之间的“链条仍有一些缺环”?有学者将完善这些“缺环”的希望寄予“文献发现”[18],其实,这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戏曲艺人的口头创造。既然唱讲文学本身,允许艺人对底本进行口头的即兴创作,当它转为另一种形式不同却拥有更加突出的“表演”本质的艺术所用时,这种被实践证明极富创造力和实用性的创作方式,自然会被继承下来。从“口头诗学”的角度来思考,也更容易理解中国戏曲幕表制、条纲戏的演出形式何以成为可能。
总而言之,如果考虑到戏曲唱词、念白的“文学形式”,从文学角度理解戏曲的“传统”,这也未尝不可,但必须认识到戏曲剧本不仅仅“为上演而设,非奏之场上不为功”[19]1,而且是可以直接在场上以口头方式创作、并且以师徒之间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下去的。
戏剧是由“文本”和“表演”共同组成的一种“综合艺术”,两者缺一不可,互相依存。上文已经分析指出戏曲“文本”的口头性质,那么接下来,则需再来探讨“表演”的口头性质。事实上,用口头诗学的理论分析戏曲表演的口头性仍有一定的局限,因为舞台表演已经远远超越了口头讲述、口头表演的唱讲艺术范畴,而具有肢体表演艺术的特征。笔者此处只是借鉴口头诗学的理论思维,反对将戏曲艺术文本化、将演出凝固化,认为戏曲的舞台表演具有类似于口头表演的临场创造性和口头传承性特征。笔者在对宝鸡新声剧团及宝鸡秦腔民间演出形态的调查中发现,同样的一个剧目,从来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演出。正如有老艺人明确指出的那样,有些戏“根本没有啥本子”,“不同班子有不同班子的演法”。唱词和念白部分尚且如此,具体的身段表演就更加具有灵活可变性了。新声剧团丑角演员杨宝国的表演就很能体现这一点,作为该团唯一当行的丑角演员,他饰演的刘媒婆、杨三小、花仁义、赵飞等角色,时常令观众捧腹大笑,而同样的这几个角色每一场他都有不同的演法、不同的台词和动作,每一场都会增加自己临时发挥的“活口”。当笔者问他这些活口是如何编排出来时,他笑着回答:“这都是胡说八道呢,没有啥道理。见啥人说啥话么!”但又随即严肃地说道,“虽然不存在编排那一说,可也不能真的胡说,要心里有底,说得干净利落、适可而止。”①
其实,理解戏曲的口头性特点,也只能是作为理解戏曲唱词、念白等语言性表演部分的一个新切口。凝结着更多戏曲“传统”的表演的口头性,则需要从另外的角度切入,那就是师徒之间“口传身授”的技艺传承方式。由于戏曲演出纯粹依靠演员高度技艺化、繁难化[20]的肉声演唱和肢体表演,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戏曲是完全诉诸场上的一种表演艺术。它的许多身段程式不仅无法用文字来记录、表达,甚至也是“口传”都说不清楚的。和其他所有类型的文化传统一样,在世代延传过程中的“那些弦外之音(over-tones),不言而喻的知识(tacitknowledge)成分,以及洞见之类不宜应用原理和规则的东西,是不能以明确的语言进行传授的,而要通过内心联想,通过对动作执行者的典型行为的移情来获得”[8]23。具体至戏曲艺术中,就需要老演员的亲身示范,也就是“心授”,演员们习惯称之为“带着走一遍”。演员“跟着铜器点子”、“跟着师父走一遍”之后,很多困惑便可以得到解决。
同样以宝鸡新声剧团为例,该团大部分年轻演员毕业于各类戏曲学校,三年的在校学习仅能掌握基本的表演技法,进剧团后,要想上台表演还需要由老演员对其作具体的指导,这种指导便都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的。笔者在调查期间发现,这种技艺传授行为可以随时随地发生,灵活性很强、形式也比较多样,比如年轻演员在台下观看老演员的现场表演,休息时听老演员“说戏”,等等。如今,随着各种视频影像资料的普及,年轻人还可学习其他知名演员的表演。但这样“看”、“听”、“说”仍然不够,还需要“做”,即老演员的动作示范和年轻人自己的舞台实践。总之,老演员的口传心授和年轻人的身体力行,是戏曲表演技艺得以传承的两个根本要素,二者缺一不可。这一点,从新声剧团老团长李扶中对现在大部分演员不认真练功,只想偷懒地看看、听听,“上台后学样样”的现象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也可以体现出来。正如他情绪激动地感慨道:“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你看就能看会的,这需要功夫,没有功夫,你演的就算是对的、没错,也不好看、不合式,行家一看就看得出来你这个演员的水平”②。
事实上,认为戏曲是“语言艺术”和认为戏曲是由“剧本”和“演出”共同组成的“综合艺术”这两种观点,笔者均不敢苟同。但上文仍然在肯定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分析戏曲“传统”的口头特征,只是为了强调认识“口头性”的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戏曲不仅仅具有口头艺术的特性,更是一种纯粹的表演艺术,无论是其体现为“文学形态”的唱词和念白、还是最终以“表演”为本质的成品———一次具体的演出,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舞台表演艺术就是一种“时间与空间的瞬间结合,它的本质就是intangible”,也就是“无形性”、“转瞬即逝性”①[21-23]。而戏曲之所以具有这种intangible之特性,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演员在场上的“在场表演”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既不囿于剧本、灯光、舞美等物质工具,也不会停滞于任何一个固定状态,整个创作、传承过程都依赖“人”的创造力,长期处于不断更新、不断变动的发展过程中。
以剧种多样化和民间性为主要表征的地域性,和以口头创作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口传心授为最佳传承模式的口头性,是戏曲“传统”最为突出的两个特征。其中,剧种多样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今仍然在继续。口头创作和传承的灵活性、创造性也体现出强烈的活态特性。因此,戏曲的“传统”绝对不是已经僵死的、固定不变的、“跟不上时代”的“旧传统”,而是内在的蕴含着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一种“活”的传统。遗憾的是,这一点却常常为传统戏曲研究所忽略。[24]96因此,笔者以为,回归“传统”,肯定“传统”的活态性和创造性,发掘古老“传统”对当下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传统”中汲取力量,是解决当前戏曲困境的根本出路。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武汉大学郑传寅先生发表于2005年第2期《戏曲艺术》上的论文《古典戏曲大团圆结局的民俗学解读》以及厦门大学汪晓云博士发表于《戏曲研究》65辑上的论文《鬼世界的幸福与人世界的团圆——从戏曲“大团圆”结局说起》，或许能有所帮助。【晓云学姐的论文转录如下：】鬼世界的幸福与人世界的团圆——从戏曲“大团圆”结局说起内容提要 “大团圆”是中国戏曲结构的主要特征，戏曲是以对死亡的超越来实现“大团圆”的结局的。鬼不仅是舞台“人物”中的一员，更是促成戏曲“大团圆”结局的主要构成因素。由于戏曲要突出表现的是人物和情节的结局，鬼便以其形象性成为戏曲人物死亡结局的当然载体，从而以鬼魂的虚拟存在实现了戏曲的“大团圆”。中国传统的鬼神观念在戏曲中得到了形象的反映，“大团圆”结局的喜庆特征与鬼形象体现的乐观姿态一致。鬼给现实人生的不完美画上了近乎圆满的句号，从而使得悲剧趋近了喜剧。关键词 大团圆 好鬼 坏鬼一三岁丧母，七岁为童养媳，十七岁完婚，两年后成了寡妇，三年后受冤屈被定死罪。这就是窦娥。窦娥之冤，在人间无法获申，惟有诉诸天地，以致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亢旱三年。这就是感天动地窦娥冤。当窦娥这三桩几乎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誓愿随着其生命的结束一同成为现实时，悲剧达到了高潮。到此为止，这就可能算得上是西方戏剧理论中的悲剧。然而，在戏曲中，戏还没有结束：三年后，窦娥之父为官，窦娥鬼魂托梦，从而使其冤屈获申。在随意段分而又似乎有条不紊的时间秩序中，《窦娥冤》以中国戏曲的方式结构了一个俗世的人生悲喜剧。在西方悲剧理论看来，它充其量只能算是悲剧中的喜剧，或喜剧中的悲剧。这就是戏曲，它要结构到让观众不用费力猜测人物和事件的最终结局，而这结局一般是要使看戏的人不感到太过悲伤，即使是窦娥这样惊天动地的悲惨遭遇，它也不让人物和事件就这样悲惨地、无奈地结束，而是给它安上一个“光明的尾巴”。这个“光明的尾巴”，在很多戏曲故事中都以更为喜庆式的大团圆形式表现，窦娥已然是个例外——倘若窦娥在未死前实现其誓愿，或者是窦娥之父在窦娥临刑前的一刹那刚好出现于刑场，窦娥就不至于真的死去——而这正是更多中国戏曲常见的大团圆结局。戏曲不忍心让观众看到这么深切的不幸和灾难，而努力使之从俗世人生的悲哀中看到幸福，看到希望，大团圆，正是中国人集体心理意识中幸福和希望图景的象征。在西方人看来，中国没有完整意义上的悲剧；而在中国人看来，西方悲剧为了制造最大限度的崇高和怜悯效果，而不惜让主人公就这样悲惨地、无奈地离观众而去，这简直就是“残酷戏剧”。西方悲剧常以死亡为结局，而在戏曲中，死亡并不意味着悲剧故事的结局，窦娥死了，她的冤案还是得到了昭雪，她以死亡为代价换得了自己的清白和人间的正义；死亡有时不只是一个过程，它甚至还意味着开始，《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刚出现不久就死了，死亡对她来说更意味着新生，好戏正是由于主人公的死亡才得以开演，她以死亡为代价换得了生命和爱情。“戏不足，鬼神凑”，实际上并不是说戏中的人不够要靠鬼神凑，而是戏曲结构中由人无法完成的情节要通过鬼神的作用才能实现。从戏曲内容看，俗世人生是不圆满的，而戏要圆满，因此，鬼神就成了戏曲必须借助的力量。戏曲就是这样以对死亡的超越来实现大团圆的。在戏曲中，对死亡的超越是通过鬼魂来实现的，若不是窦娥鬼魂托梦给父亲，窦娥的冤案就不会得到昭雪；杜丽娘如果不是以鬼魂现身与情人幽会亦无法复活。鬼魂是戏曲中不可缺少的“人物”。西方悲剧中也有鬼魂。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是个幽灵，它不仅和人保持着一定的空间距离，也和人保持着一定的心理距离，它使人感到惊恐和害怕。鬼魂是剧中反常情境的异常之像，因此，它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影像存在于剧中，且只能在特定的时候特定的场合才能显现为鬼魂的人之影像，我们只能用“它”而不能用“他”来称呼之。鬼魂在剧中出现时就是鬼魂，只有在人们讲到他的过去的时候他才是人。悲剧并没有表现这个现在已成为鬼魂的人，因此，它不能作为人物形象中的一员，只能是一个物，它充其量是一个人的影子。我们看到，在《哈姆雷特》众多的演出版本中，这个鬼魂虽然由真实的人来扮演，但他总是区别于常人，总要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幽灵的特征，通常表现在形象、眼神、表情、声音、行动等方面。在西方悲剧中，鬼魂和人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但却无法逾越的鸿沟，鬼魂属于人世界之外的另一种存在，或者，是人世界表现为影像的物。中国戏曲中的鬼魂都是作为人物形象出现的，窦娥和杜丽娘的鬼魂由人过度而来。在剧中，她们都曾经是活生生的人，鬼魂和人在外在形象和内在表现方式上毫无二致，她们并不因为成了鬼魂就眼神呆滞、面容模糊、声音异常，鬼魂就是人，鬼魂由人变成，鬼魂甚至还可以再变成人，像杜丽娘。在戏曲中，人和鬼魂的扮演方式也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扮演杜丽娘的演员同时也是她鬼魂的扮演者，如果不是观众意识到杜丽娘已经死了，出现在舞台上的是她的鬼魂，作为杜丽娘的人和作为杜丽娘的鬼魂就没有什么变化。鬼魂和人的区别仅仅在于观众的意识，杜丽娘死了，到了阴间，尚未复活，观众意识到她是鬼魂，这样，表现鬼魂和人的区别不是在同一场景中同时性表现，而是通过死亡甚至进入阴间的过程历时性表现，观众因此也仍然能将鬼魂和人区分开来。在戏曲中，鬼魂和活着的人一样言语行动，并推动剧情向前发展，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不是人死亡转而变成了鬼魂，剧情甚至就遇到阻碍而难以继续。窦娥如果不是鬼魂托梦，冤情就难以昭雪；杜丽娘如果不是现身为鬼魂与柳梦梅相见并告知他如何使自己生还，这一对有情人又如何能实现其传奇式的爱情！戏曲之所以和小说一样都曾被称为传奇，就是因为其情节太过离奇，而这离奇的情节，在许多时候是由人和鬼共同构建而成。鬼不仅是戏曲中重要的存在，是戏曲“人物”中的一员，在很大程度上，鬼正是促成中国戏曲大团圆结局的主要构成因素。戏曲如果必须设置大团圆的结局，鬼就必不可少：如果没有鬼，死亡就意味着人物的消失和剧情的终止，鬼使得死亡不再是人物生命的结束和故事情节的停止，而是人物生命的延续和故事情节的继续。鬼是死亡的结果，同时也是死亡的延续。死亡并非戏曲表现的重心，也就是说，死亡本身不是戏曲结构趋向的目标，戏曲要表现的是死亡前后的情形。窦娥之死突出的是其临死前的控诉与誓愿以及死后誓愿的应验，窦娥不是死得悲壮，而是因死而显得悲壮；相比较而言，杜丽娘的死显得有点莫名其妙、不可思议。死亡只是一个表现手段，是情节结构中一个凸起的点，戏曲要表现的是这个点的前因后果，而后果又往往比前因来得重要，因为它是观众的期待。正是因为要突出表现这死亡的后果，而鬼魂又以其形象性成为戏曲中死亡后果的当然载体，中国戏曲才能实现西方悲剧不能实现的大团圆结局。戏曲中鬼的出现常常意味着人物命运的转变和故事情节的进展。在《牡丹亭》中，作为人的杜丽娘是多愁善感、柔弱悲观而不堪一击的千金小姐，作为鬼的杜丽娘则表现出果断勇敢的胆识和气魄，从而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这里，鬼以战斗者的乐观姿态出现，它并且显示出强者的形象。同样，作为人的窦娥处处遭受不幸，只有成为鬼，她才有所支撑，她的命运才出现了逆转。大团圆结局的喜庆与乐观特征与鬼形象体现的战斗者的乐观姿态是一致的。正是由于鬼的存在，中国戏曲中许多俗世悲剧因而凭添了几许亮色，说鬼是戏曲中的喜剧性因素一点也不过分。鬼给现实人生的不完美画上了近乎圆满的句号，中国戏曲之所以能常常“大团圆”，鬼功不可没。鬼使得悲剧趋近了喜剧。鬼在戏曲中的功劳是如此巨大，鬼的出现又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大戏剧家汤显祖说传奇、杂剧能“生天生地生鬼生神，极人物之万途，攒古今之千变。”而大诗人苏轼则说戏剧是“搬演古今事，出入鬼门道。”这些看来颇为玄妙的论断当指戏曲表现的虚幻世界的真实情景，而鬼神在戏曲中的“活着”，乃使这虚幻的戏曲人生显得尤为玄妙。二鬼魂是已死的人而仍活着的魂。戏曲中的鬼魂和人一样活动于舞台上，这是因为戏曲中的人和鬼魂一样，都是虚构的，假的。如果说鬼是人的向往，人们一定会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怕死鬼”——鬼尚且怕死，何况人呢！的确，在很多时候，鬼总是与自然界一切恐惧、可怕、奇怪的现象联系在一起，与活人的疾病、痛苦和死亡等麻烦事联系在一起。人们在遇到未曾预料到的麻烦事而无从发落时，想到的不是那真正麻烦的事和人，而是鬼——“见鬼”：也许在人看来，只有鬼才会给人制造麻烦，鬼因此常以人的敌对者面目“活”着。鬼是人的敌人，尤其是在鬼与神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而神是人想当然的朋友——它们都比人强大。鬼能强大到什么程度，这在人是没有定数的，因此，有时，它强大到人力无法抗拒，只有眼睁睁看它逍遥（如它把活人灵魂带走使他死去）；有时，只要用大话吓唬它，它就会逃之夭夭（如民间至今仍使用的“退煞”）；有时，它也不过是一个鬼鬼祟祟的可怜虫，变成可以和人接近的形体状貌乞求人的施舍与礼遇；更有时，鬼也可以是一个美丽多情的妙龄少女或英俊潇洒的少年郎（小说和戏曲中的鬼多是如此）……说到鬼，人与人交往的历史不见得比人与鬼交往的历史悠久得多，因为鬼是当人看到自己的影子时就有可能出生了的，它是人自身的产物。当人意识到阳光下自己的影子，睡眠时梦幻中的影像，以及死后僵硬的尸体时，鬼就有了它诞生的前提。实际上，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未必比人与鬼的关系更密切。不是吗？当人遇见麻烦事和难缠的人时，人们以为是遇见了鬼，是鬼在使坏；而在他没有遇见任何人和事时，因为恐惧与害怕，想到的还是鬼，所以鬼常出现于夜深人静时、荒郊野外处；即使是在平安无事时，鬼也潜伏在某处而不为人所见，因此最好还是小心为是。朱自清先生从人们常说的鬼话中总结出鬼的特征为：“总而言之，鬼贪，鬼小，所以‘有钱使得鬼推磨’；鬼是一股阴气，是黑暗的东西。他贪，也小，也有黑暗处，鬼其实是代人受过的影子。所以我们只说‘好人’‘坏人’，却只说‘坏鬼’；恨也罢，爱也罢，从来没有人说‘好鬼’。”[1]这也可以看出，鬼是人潜意识中的强势力量，它对人构成了威胁。由于鬼是强者的代表，弱者常将对强者的惧怕以礼让和恭敬的形式体现出来，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逃祸。我们的祭祀有点象请客、疏通、贿赂，我们的祈祷是许愿、哀乞。鬼神在我们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2]鬼和神本来有着天壤之别，但由于人对他们都有所求，因此常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人对鬼神的敬畏态度正是人世间等级秩序的体现，强者往往代表着权力和金钱；人对鬼神的祭祀方式又正是现实社会规则的反映，那就是以请客、疏通、贿赂的方式求得权势者的支撑，使强者不至于损害弱者的利益，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能助弱者一臂之力。弱者只有在现实世界中无法找到可以帮助并倚赖的对象时才转而求诸于鬼神，这种等级对立与现实社会制度中的等级对立刚好相反，它不是表现为压抑与被压抑，打击与被打击的被动关系，而更多表现为主动的求助，这主动的求助完全是人单方面想当然的结果。因此，神和鬼的创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人现实生存能力的加强，纵使鬼是作为敌对者的面目出现，由于神权又高于鬼权（几乎没有关于鬼权的说法，似乎鬼并没有什么权力），也就是说，神能制服鬼，所以神和鬼在总体上显示出的仍是对人有利和有力的一面。比如，戏曲中人间故事的圆满结局就多亏有鬼。因此，人们总是想当然地对鬼主动地示敬，这一方面是对鬼的讨好，另一方面，也寄予了对来世的希望，因为人将来都要变成鬼。人们给鬼准备了上乘的质量优良的衣服，死者入殓时从头到脚都被全副武装起来，他们身上穿戴的是他们在活着时从未穿过的新衣，通常是三件或五件，当然越多越好，但必须是单数，因为人世界崇尚双数，那么鬼世界应该崇尚单数，毕竟人鬼有幽明的不同，因而礼数也该有所区别；人还给鬼准备了豪华的房子，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从未乘坐过的轿子和马，以及其他所能想到的一切日常生活用品；至于死者日后的食物，那也不用费太大气力，只要在自己吃饭前先象征性地请一下他们，也就是只要多抽一双筷子，多拿一只碗，或者还斟上一杯酒——而食物并不因为请鬼吃了而有所减少。这样的事何乐而不为呢？至于对鬼最重要的钱财，在人的世界可并不值什么，只要记得在人的节日和鬼的节日给鬼烧一些草纸就可以了，当然，也是越多越好。人对鬼的祭祀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中国人最担心的不是穷困、疾病和死亡，而是绝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为如果没有后代，他们死了以后没有后人给自己祭祀。活着尚且可以依靠自己，死后没有后代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经济来源，而成了流浪在荒郊野外的孤魂野鬼，那是中国人想象中最可悲哀也最可恐惧的事——一无所有，孤单寂寞，无所寄托。因此，如果年岁大了还没有孩子，或者在已成人还没有孩子前就死去，就都得从兄弟或姐妹家中“过继”一个男孩作为自己的儿子或者领养一个孩子。因此，多子多孙中国人最自豪的事，子孙越多，也就意味着将来作为鬼的自己越富有；绝后是中国人感到最耻辱的事，“绝后代”被认为是最严重最残忍也最令人深恶痛绝的咒骂。不仅如此，中国人所谓的“孝道”，很大程度上是鬼在未死之前对后代的训练，因为这孝道不仅要实行于活着的长辈，还要实行于已死的祖先，并且代代相传。所以，父母死了，儿子要守孝三年，后来人们觉得三年太长，就变成一年、三个月、一个月，甚至三天。衣服是三件还是五件，明器是楼房还是平房，轿子和马级别多高，守孝时间是三年还是一年，这一切数字和标准在丧葬和祭祀仪式中似乎都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然而，实际上，如上所述，它们都是由人制订的，因而也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不仅静止的物在变，就是仪式活动的方式也会变，只有一点是恒定不变的，那就是，丧葬和祭祀的根本仪式程序和基本规则。规则意味着限度，也就是底线，比如，上衣至少要有三件，纸钱至少要烧几文，等等。鬼是中国人的宗教。“神话教导人们死亡并非生命的结束；它仅意味生命形式的改变。存在的一种形式，变成另一种形式，如此而已。……‘生’与‘死’两个语辞甚至可以互相替代。……在神话思想里，死亡的奥秘‘转变成一种表象’——借着这种转化，死亡不再是无法忍受的自然事实；它变得可以理解，可以忍受。”[3]三鬼是人世界的反映。周作人说：“我们喜欢知道鬼的情状与生活，从文献从风俗上各方面去搜求，为的可以了解一点平常不易知道的人情，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鬼里边的人。反过来说，则人间的鬼怪伎俩也值得注意，为的可以认识人里边的鬼罢。”[4]和人的生活状况相类，鬼按其生活状况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好鬼”，不言而喻，另一种便是和它对立的“坏鬼”，也就是“恶鬼”或者“饿鬼”，因为饥饿所以作恶。“好鬼”由子孙供奉酒水赡养，丰衣足食，平安幸福，不与人为恶，它们多为前世与人为善或者是自然死亡；而“坏鬼”多为孤魂野鬼，没有安稳的住所，也没有足够的食物和钱财，它们流浪在荒郊野外，它们不是前生作恶就是非正常死亡。鬼的幸福与否决定于人的道德尺度，鬼和人互为因果关系。一般来说，像窦娥这样善良的女子，生时虽然受苦，死后必享福。老百姓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们担心自己今生作恶，来世作鬼会有报应。反映在戏曲中，就是窦娥成了鬼后便洗清了自己的冤屈——鬼让老百姓看到了来世的公正，看到作为鬼的希望，他们因此而满怀对未来鬼世界的憧憬。来世成为一个“好鬼”是人的终极追求。“好鬼”的存在意味着人不能实现的理想可以靠鬼去实现，穷人富鬼是贫苦老百姓一辈子的梦想，人是今生，鬼是来生，因而佛教的生死轮回在中国很容易就生根发芽并开花结果。从“好鬼”与“坏鬼”的角度看，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不做一个“坏鬼”，而是做一个被人供养得面面俱到的“好鬼”——实际上就是人世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富有者——贵族、官僚，甚至皇帝。但老百姓想到的只是明哲保身，使自己过上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而没有统治他人的意识，这在鬼身上也有所反映。绫罗绸缎的上好布料，三五件新衣，帽子、鞋子，还有袜子，这不是普通老百姓的穿着，陵屋、轿马，老百姓甚至连看都没看过——人穷尽一辈子都不可能拥有的一切鬼都可以拥有，鬼实现了人不能实现的理想，而这理想只不过是物质上的满足而已。因此，很多对现实生活感到失望的人不是怕死，而是想死，因为死了能享福。记得小时候，我的奶奶就经常一边叹气一边说：哎！死了就享福了。中国老百姓传统的幸福观在戏曲中得到了形象的反映。不是吗？窦娥死了才能实现誓愿并明冤，杜丽娘死了才得与梦中情人结为真正的夫妻。鬼不正是人的幸福向往吗？！因此，在老百姓眼中，死亡并不比其他一切未知的事物更令人感到恐惧，甚至于比现世的劳苦要舒服得多。老百姓一不小心就会想到死，然而他们并不真死，他们仍然努力地活着，忍受着一切也许是非人的恶劣生存处境。而且，死亡说到底还是令人害怕的，人们害怕的似乎不是死亡的方式和死亡本身，而是死亡后的“生活”。死亡，是连接现世生活和来世生活的转折点，因此，死亡总是和新生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巴赫金说狂欢节上的笑常和阴间幻象联系在一起的原因[5]，这也是为什么戏曲总在死亡之后出现鬼魂，人死亡了，鬼魂却新生了，人和鬼魂组成了一个连环，起点和终点重合，戏曲情节结构成一个圆圈，戏曲中的人物走了一个圆场，悲惨的离散转而成为喜庆的团圆！如此看来，要不是古人规定六十岁为有寿者的最低限度，而多福多寿与多子多孙乃是人生最大的荣耀；此外，古人还规定非正常死亡的人会变成孤魂野鬼，有就是“坏鬼”，因不堪忍受人世苦难而向往成为鬼的人还真不少。古人真了不起，他们为人设置了一个只要死亡就可以实现一切的美好理想，却又在这理想前面设置了一个时间限度和死亡方式，这就使得死亡并不那么简单。即使如此，还是有许多人不顾这种种规定的界限，冒着成为“坏鬼”的危险非正常地死亡了。然而，在那些遵循规定活着的人看来，正是因为他们不得已成了“坏鬼”，便对人有了复仇心，这可能是现实的不平等使他们感到心理不平衡，于是，复仇心使他们采取了一些令人感到恐惧的报复性措施。这样，人们以为惧怕，在给自己祖先应得的资财时也只好分给“坏鬼”们一份。他们的危害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连天之子的皇帝都要以祭祀来拉拢讨好他们并请求他们手下留情，并把这拉拢讨好的方式固定化、合法化，成为皇帝乃至整个国家正常管理方式的一项。上行下效，皇帝尚且如此，老百姓更不能例外。鬼由此可以看作来生的人了吧？不然。人们在对他人表示请求并许诺答谢时，常说，来世作牛作马也要报答之类。看样子，来世如果能变成人，才算得上真正的好鬼，否则，还有做牛做马乃至变作其他动物的可能。这承诺也许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告白，但总给人将信将疑之感，这首先的疑问乃是：到底有没有来生？祥林嫂就曾一而再再而三地怀疑有没有来生，如果有来生，祥林嫂就必须捐门槛为自己赎罪，并做好日后为鬼的预备工作，“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祥林嫂终于还是捐了门槛。的确，如果没有来生，鬼也就没有了任何意义，可见，来生是应该有的。既然有来生，就要保持完好的尸体，将来投胎好做人，而不做牛马或其他的动物——因为动物究竟是被人役使，受人控制的。毕竟做人还是更自由，或者，也许是更体面些吧？而要成为人，也成为好鬼，在生前就要忍耐痛苦和不幸，要行善，这样死后才能获得幸福，也就是成为好鬼。老百姓想成鬼，而帝王将相和达官贵族想成仙。这是因为，“鬼是原始人灵魂不死思想的反映。而仙人则是在中国特定社会里的人们企图肉体与灵魂同时永恒存在的理想。”[6]帝王贵族想要成仙，是因为想将今生的幸福延续到来世，而老百姓想要成为鬼，是因为想将今生的苦难转换为来世的幸福。“古代的社会阶级森严，说不上有什么自由，人们也不易想到争取自由，因此，他们没有在意识中构成了一种自由的鬼，浪漫地游戏于人世之外，像战国以来所说的仙人。”[7]相对于神仙的贵族身份，鬼更平民化，因此也更接近普通老百姓。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来变成好鬼、幸福的鬼，在中国人看来，现世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来世，现世的苦难是为了来世的幸福，并且今生不能实现的愿望和理想，都可以等到来生去实现。因此，中国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形象是不辞劳苦，为民请命的大禹，黄帝则几乎集一切发明创造于一身，他们活着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为了他人，而不是自己，除了任劳任怨和聪明才智外，他们没有浪漫的恋爱和神奇的人生旅程，甚至连形象都并不普通人英俊潇洒。中国没有类似于西方创世纪的神话体系，也没有传奇性的史诗篇章，因而也没有惊天动地的悲剧。中国的神话、史诗和戏曲呈现出俗世的本然面目，它们虽支离破碎却又被设计得有始有终，它们是如此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国人不仅在空间观念上指向群体性的存在，也就是人民，在时间观念上，中国人也指向将来，而不是过去和现在，过去意味着意义的消失，将来才是一切，因为结果总是出现在将来。一切的因都是为了有个圆满的果。在戏曲中，我们看到的鬼也都是一些善良、美好的人，比如窦娥、杜丽娘，好鬼是戏曲中的典型，而且多为女性，她们象征着人们对鬼世界的美好向往，并给人以有益的指引。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是卑微的，他们崇尚实际，与浪漫的激情和崇高的理想失之交臂。中国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和他们的生活态度一致，那就是：拘谨、内敛，然而坚韧。无论生活如何艰难，无论命运多么无奈，中国人都要努力地构想一个美好的未来，一个喜庆的、乐观的大团圆式结局。就像戏中表演的那样——那才是中国人恒久不变的期待。——发表于《戏曲研究》第65辑[1] 朱自清《话中有鬼》，张月媛选编《清华大师文选》第一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2] 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110页。[3] 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李安宅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71页。[4] 周作人《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18页。[5] 参见巴赫金《文本 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5页。[6] 参见罗永麟《中国仙话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7]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王煦华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页。
相信许多人都写过叙事结构的探究吧，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桃花扇》象征与叙事结构的探究，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要 ：《桃花扇》是明清传奇戏剧的代表巨作，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其象征与叙事结构的巧妙运用。因此本文从该剧的象征叙事结构的叙事手段、结构方法和意象三方面入手，深入探究作品的主题、情节冲突、整体结构以及象征叙事结构产生的艺术效果。
关键词 ：《桃花扇》；象征；艺术效果；叙事结构
一、引言
《桃花扇》是清代著名戏曲作家孔尚任（1648～1718年）的代表作，在明清传奇历史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时，“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歌台演出，岁无虚日”。这一著作标志着继汤显祖以来中国戏剧的新巅峰，孔尚任也因此与《长生殿》的作者洪升并论，被称作“南洪北孔”。
孔尚任在刻本卷首还特地撰写了《桃花扇考据》一文，详细列出了创作该剧所参考的文献的细目，全书有上下两卷，共40出（上下本首末又各加了一出，实际共有44出），以桃花扇贯穿始终，以赠扇，题扇，溅扇，画扇，寄扇，裂扇构成基本剧情。
《桃花扇》在叙事结构的安排上精妙严谨，梁启超在其《小说丛话》曾赞扬道：“但以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寄托之遥深论之，窃谓孔云亭《桃花扇》冠绝千古矣！”由此可见，除了词藻的修饰和情感的流露，戏剧的叙事结构也非常重要。戏剧的叙事结构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叙事的语法结构，叙事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等。从叙事结构的角度探讨能够补充和发展《桃花扇》的研究。本文主要探讨《桃花扇》中体现出的象征叙事结构以及套式双重结构。这两点是《桃花扇》较其他戏剧而言更为突出的创作特色，而且使该剧成为明清传奇的压卷之作。
二、《桃花扇》及其相关研究
自《桃花扇》成文便一时洛阳纸贵，在当时主要是用来传阅和舞台表演，却并没有涉及到研究。19世纪末以来，对《桃花扇》的研究才开始起步。
《桃花扇》的研究
民国初年，受西学东渐的影响，王国维、梁启超等人接受了西方的哲学与美学观念，从哲学、美学、伦理价值以及社会政治的角度阐述《桃花扇》的内涵或者用来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辛亥革命至1949年间，对《桃花扇》的研究由古典转向现代化，主要是借史来阐发民族意识，但是受到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对《桃花扇》的学术研究难以深入展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桃花扇》的研究工作进入了新阶段且发展迅速，20世纪以来研究视角越来越多元化，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
近年来，《桃花扇》的研究者们主要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讨论《桃花扇》，如李瑛、尹志鹏（2011）认为孔尚任的《桃花扇》是中国古典戏曲中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得最为完美的杰作之一，其审美意蕴的最关键所在是将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融合起来并别出心裁地构建表达出来。还有许多学者从比较法来研究《桃花扇》，如赵秋棉（2004）有少数学者从《桃花扇》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3]如张松辉（2000）的《谈<桃花扇>中的道家道教思想》。
《桃花扇》的叙事研究
然而，从叙事方面对《桃花扇》的研究屈指可数，例如2014年张宇从叙事策略来浅析《桃花扇》，他认为《桃花扇》在创作中既承袭了传奇创作传统，又别具匠心，以角色叙述者、多声部叙事、时间的扭曲等多种叙事手段将历史真实与传奇元素相结合，不仅营造出历史的真实感，而且显现出清代文人传奇的叙事追求与主体意识。研究者们在近10年内才对《桃花扇》的叙事结构有所开拓，例如李多娇（1998）从意象结构角度浅谈，她认为“桃花扇”如草蛇灰线贯穿全剧。“桃花扇”不仅仅是一个文体的代码，一个多边的隐喻，更是全剧重要的意象结构的载体，不仅承载着一个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而且承载着一代兴盛衰亡的南朝历史。孙敏强（2006）也从意象结构来分析，他提出作为中心意象，“桃花扇”具有特殊的艺术效应与结构功能，它使整个作品的艺术结构和形象体系别开生面，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曲珠”说的成功范例和最好注脚，具有特殊的美学意义和理论价值，他认为孔尚任对中国叙事文学文论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吴瑞霞（2006）从李渔关于戏剧叙事应以“一人一事”为剧情枢纽的“立主脑”理论分析了《桃花扇》的剧情结构，得出李香君一人，“却奁”一事，是《桃花扇》所立之“主脑”。袁韵（2011）认为《桃花扇》叙事结构的成功向来为人所欣赏，是该剧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桃花扇》叙事艺术结构的美学特征主要体现在杂而不越"的整体美、"草蛇灰线"的谨严美和"不奇而奇"的曲折美这三方面。还有张鹏（2014）提出《桃花扇》在叙事上有着多重结构。首先，《桃花扇》叙事的功能结构是具有普化范式的叙事单元的组合；其次，《桃花扇》叙事的语法结构是有着多条叙事线索的复合型叙事序列；再次，在该戏的文本内部，还隐藏着一个叙事的深层结构，它是文本叙事的内在动因，指明了其情节发展的脉络和终点。
从叙事结构研究戏剧这一视角较新，但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值得研究的内容很多。例如从象征叙事结构这一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可以进一步推进戏剧叙事结构的发展。因此本文决定从叙事结构这一方面着手来探讨《桃花扇》的价值， 希望对《桃花扇》的研究以及对整个戏剧研究领域起到绵薄的贡献。
三、《桃花扇》中的象征叙事结构
Kirby（1987）编撰的《简明现代思潮辞典》“象征”条目写道：一个形象是一个经验或一个对象的具体描写；要是在具体形象之外，尚有第二层含义的话，那么，形象就变成了象征。象征的主要手法是把具体的人和事物抽象成象征物，再折射出哲理。叙事指的是叙述故事情节。所谓的象征叙事就是将象征手法融入到故事情节的叙述中去。在巴尔特的《S/Z》一书中把文本看成是符码的编织物或网络，并将这些混合与交织着的符码分为五种，其中的象征性符码是指叙事行为中文字符号的`象征性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用文本符号的象征性来分析戏剧的张力所在。所谓象征叙事结构是作者通过特殊的叙事手段和结构方法来构设出贯穿全局、带有特定象征意味的意象，对作品主题、情节冲突、整体结构起到推进、润色等艺术效果以及其他的效果。叙事结构与象征的巧妙结合并且运用于戏剧作品，使戏剧的表层与深层的二元因素发挥到极致，也使其文化品位得到提升。
《桃花扇》的叙事手段
从叙事手段上来说，《桃花扇》一文设置了一个贯穿全剧的中心意象即“桃花扇”并通过娴熟的象征手法来展开叙事和揭示主题。“桃花扇”奇就奇在它的象征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叙事的不断进行不断变化着，正是这种变化使得该剧主题一步步得到升华。“桃花扇”这柄定情信物原本只是侯方域和李香君爱情的美好象征，也只会让人对一对才子佳人的美好未来充满期待和祝福。但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桃花不仅会让人联想到女子的美貌，爱情的美好，娇艳无比的桃花生性却柔弱，让人不禁联想到“人面只今何处在，桃花依旧笑春风”等诗句，很自然地带给读者一些悲伤的情怀，让人们感怀物是人非，容颜易逝以及爱情的悲剧。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说道“惟美人之血痕，扇面之桃花，啧啧在口，历历在目，此则事之不奇而奇，不必传而可传者也。”李香君誓死守楼明志，血溅诗扇后这柄扇子就有了更为深刻、耐人寻味的意义。可见，随着情节的曲折发展，“桃花扇”象征的内容也由美好渐渐转为凄凉。作为明清历史传奇的代表作，侯李爱情的离合只是表层，是艺术媒介；南朝的兴亡才是主旨，是艺术意蕴。“桃花命薄，扇底飘零”，这柄“桃花扇”见证了爱情的离合悲欢，也见证了国家的兴衰存亡。象征作为该剧的重要叙事手段，将“桃花扇”的积淀意义与主旨旋律成功地融为一体，赋予该剧深刻的历史韵味和哲理意义。“桃花扇”的奇妙象征对于全剧叙事结构的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桃花扇》的结构方法
从结构方法上来说，“桃花扇”作为全剧最核心的结构线索，融会贯通了全文，完美地实现了双线结构的叙事。与其他明清传奇所不同的是，孔尚任还别出心裁地将套式结构与双线结构巧妙结合，构成了独特的套式双重结构。爱情的离合与国家的兴亡无不与这把“桃花扇”紧密相连，赠扇、题扇、溅扇、画扇、寄扇、裂扇作为《桃花扇》的情节发展线索，如线串珠地将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这两条主线串联起来，顺利自然地构成了全剧的双线结构。除了正文四十出以外，该剧还特地在上下本的首尾各增添一出，上本开头试一出《先声》，末尾闰一出《闲话》；下本开头添一出《孤吟》，末尾续一出《余韵》。除《闲话》外其余三出均以老赞礼为主角，在《先声》中老赞礼作为开场人物首次出场，明确说明全剧是“明朝末年近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孤吟》中，老赞礼说道“当年真是戏，今日戏如真”，点出了戏剧轰动一时的演出效果、实人实事的写作手法以及哀伤的写作基调；《余韵》中，老赞礼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作者的化身，与柳、苏二人共同谱写了一曲南朝灭亡的哀歌作为全剧的收场。在《闲话》中，张道士首次登场，指出了他结场人物的身份。作为结场人物，他不仅将剧中人物联系起来还向主角指明了人生出路，对全剧的叙事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没有这四出，该剧情节仍然完整，但是情感的表达不够强烈，结构安排不够紧密严谨，称不上完美。当作者有意识地套装上历史参与者和见证人老赞礼、张道士等人对剧情背景的交代以及对主角人物命运的感慨，侯李爱情的离合以及南朝的兴亡的无奈与忧伤展现地更加深入，戏剧的主题也更加突出，同时观众也能更加切身地体会到剧中人物的感受。套式双线结构的巧妙运用体现出作者驾驭艺术作品的高超技艺，使《桃花扇》成为明清传奇戏剧中的佼佼者。
《桃花扇》的意象
从意象上来说，《桃花扇》一文有多个意象而非最显著的“桃花扇”一个。纵观全剧，扇、桃花、桃花源也都是值得探讨的意象。“桃花扇”的最终成形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跌宕的过程，起初它只是一把普通的扇子，等到扇面溅上了香君忠贞的鲜血才渐渐有了扇面桃花，这把扇子才形成了“桃花扇”。
扇子的意象
扇子作为意象，在剧中寄托了文人的诗情画意，也寄托了作者对处于乱世的复社文人怀才不遇以及渴望建功立业的感伤之情。第六回《眠香》中侯方域在扇上题诗道“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富平车。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在美人面前，一代才子不仅表达了对香君的爱慕之情，而且将自己的文采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第二十三回《寄扇》中，杨龙友见扇上有几滴血痕，妙笔生花借美人的血竟画出了几笔折枝桃花。这把扇渲染了文人的水墨情怀。第一回《听稗》中，侯方域讽刺南都人士学金粉南朝的亡国作风并暗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然而，侯方域最后还是流连美色，学了金粉南朝模样。在第十四回《阻奸》中，侯方域列举了马、阮等人想要拥立的福王的“三大罪”还有“五不可立”，表现出自己的刚正与决心；然而，在第十八回《争位》中，他却胆怯了，说道“且看局势，再做商量。”这些前后矛盾的心理与行为其实是文人们怀才不遇的心境的写照。第十二回《辞院》中，史可法哀叹道“黄尘起，王气昏，羽扇难挥建业军”表达出自己在末世无法展示才华，无法再力挽狂澜的心酸以及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桃花的意象
桃花作为又一意象，在剧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当然消极占主要地位。桃花既是香君貌美如花，如《却奁》中“正芬芳桃香李香，都题在宫纱扇上”；又是容颜易逝的体现，如在《寄扇》中，李香君见到杨龙友为她点画的桃花扇唱道：“樱唇上调朱，莲腮上临稿，写意儿几笔红桃。补称些翠枝青叶，分外夭夭，薄命人写了一副桃花照。”桃花虽然是侯李美好爱情的体现，如《题画》中“想起小生定情之日，桃花盛开，映着簇新新一座妆楼”；但更多的是爱情破碎的载体，如《题画》中“不料美人一去，零落至此。”
桃花源的意象
除了扇子和桃花，桃花源这一意象在剧中也有重要的含义。在陶渊明的笔下，桃花源是一片理想的乐园，而在孔尚任的笔下，桃花源带有更多的却是悲剧色彩。桃花源在《桃花扇》中第一次出现在第一回《听稗》，“俺们一叶扁舟桃源路，这才是江湖满地，几个渔翁。”以及“重来访，但是桃花误处，问俺渔郎。”“桃源路”和“桃花误处”借用了陶渊明的《桃花源》来表达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以及对在乱世无法实现理想生活的惆怅。在第二十八出《题画》，“桃花源”这一意象就出现了三次，“这是一幅桃源图”，“原是看花洞里人，重来那得便迷津，渔郎诳指空山路，留取桃源自避秦。归德侯方域题。”“这流水溪堪羡，落红英千千片。抹云烟，绿树浓，青峰远。仍是春风旧境不曾变，没个人儿将咱系恋。是一座空桃源。”。这一桃花源表达出了侯方域对李香君的思念之情，在乱世寻找避难之所的渴望，以及对美人离去后仅剩空壳桃花源的感伤。
“桃花扇”从字面上解释为一把绘有桃花的扇子，它的意象也就是以上所有意象的集合，既有表层的意义，如爱情的离合悲欢、文人的水墨情怀，更有其深层的意义，如怀才不遇和渴望建功立业的矛盾冲突、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我们可以说“桃花扇”这一中心意象具有积淀性和多义性。以这把特殊的“桃花扇”为剧名设置了悬念引起读者的兴趣，体现出作者的匠心独运。
象征叙事结构的艺术效果
象征的叙事手段，套式双线的叙事结构，以及多义性、积淀性的意象的结合构成了该剧的象征叙事结构。这一结构首先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使冲突清晰明朗，撼动人心。其次循序渐进地揭示了戏剧的真正主旨，离合之情很自然地融于兴亡之感中。最后将象征叙事结构用于中国古代传统经典戏剧对作品审美意蕴的表现和艺术结构的构建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从文体效果上来看，不仅使得整部戏剧以含蓄的方式流畅地表达出深远的含义，而且留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从舞台效果上看，“桃花扇”作为剧名，又是剧中重要的道具，这表明“桃花扇”是全剧象征叙事结构的核心，在戏剧表演中的剧情发展和矛盾冲突上起到了媒介的作用，扇子形式的不断完整以及内涵和意义的不断深化产生了渐变式的舞台效果并引起观众心灵的震荡。
四、结语
象征叙事结构是明清传奇巨作《桃花扇》的重要艺术特征之一，对全剧的行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象征叙事结构这一角度研究结合了文体学和叙事学的相关知识，能够更加具体深入地阐释全剧。孔尚任用多个意象的积淀象征，配合上套式双重结构的叙事，推进了情节的冲突，淋漓尽致地揭示全剧国家兴亡的实质主题，将象征叙事结构的运用发挥到了极致，体现出当时文学向社会化、人文化发展的趋势。全剧因为象征叙事结构的成功运用，其结构产生了杂而不越、草蛇灰线、不奇而奇的美感，产生了巨大的文体和舞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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