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俗文化市场化研究论述论文
[论文关键词]云南；民俗文化；研究状况；综述
[论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文化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其中从经济学、人类学等方面，对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研究状况作了总结，可资参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国内的研究状况综述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
(二)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现代旅游规模的日益扩大，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深，由此而带来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越发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些负面影响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涉及到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领域。随着民俗旅游商品化倾向的日益严重，国外很多学者开始在“真实性”和“舞台性”两方面展开了研究，试图寻找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这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就是马康纳(MaCannel)的“舞台真实”理论，较系统的探讨了关于旅游景观系统的六种舞台类型。国内对民俗文化市场化的境遇研究，较少有比较系统论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章谈及民俗文化的市场化，但是对于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实例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在笔者涉猎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从市场化境遇角度出发来研究云南民俗文化发展的专题性论著。
(三)余论
民俗文化要获得长久发展，必然要走市场化之路，而民俗文化在市场化的冲击下，自身又可能会发生异变和失真，如何在获得市场化发展的同时保护好民俗文化的原真性，是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对中国民间文化现状的调查与反思文化是一个民族独有的东西，它是这个民族得以继续存在的基础，当一个民族的文化消亡或者被其他的文化形式所代替，失去了民族存在基础的时候，那么即便它的人民仍旧存在，这个民族的存在和消亡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当越来越多的文化形式从原有的那种昌盛发展到现在的濒危乃至已经消失，谁该为这些事情负责？当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如痴如醉地沉醉在圣诞节、万圣节、NBA、足球以及情人节等西方文化的氛围中，还有多少人能够从春节、庙会、传统戏剧、皮影戏、传统民乐等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中找寻到往日的那种新鲜和快乐？当另外一种“崇洋媚外”在我们中间悄然流行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抵抗西方文化侵略的阵地前举起了自己手中的“枪”！很多民间文化正在逐渐消失民间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夏挽群告诉记者，民间文化主要包括四种，即民间文学、民间表演艺术、民间美术和民俗文化，但是从目前的很多情况来看，这些传承着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文化形式却在各种各样的冲击下逐渐失去了市场、生存发展的空间以至于走向消亡。民间文学的种类很多，我国各种类型的民间文学形式几乎在河南都可以找到，它包括神话、故事、传说、歌谣、谚语等，它们构成了中国口继文学的通史，对过去人们的道德思想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河南的神话被称为中国神话的奇迹之一，新郑黄帝、周口伏羲、泌阳盘古等表达了东方才有的内在而隽永的民族想象。然而，民间文学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异，有些不再流传，迅速消失，继而消亡。民间表演艺术包括民间戏剧、曲艺、音乐、舞蹈、武术、杂技等，它们也是历史悠久，从上古时代产生、发展并传承下来。中国的民间戏剧发源于原始劳动歌舞，是世界戏剧三大源流之一。河南民间戏剧在民国末期调查有80多个剧种，这其中有道情、二夹弦等，但是据现在的调查和统计只剩下30多个，建国后平均每年消亡一个剧种。夏挽群说，每个剧种的消亡都意味着这种戏剧音乐表演形式的消亡，而剩下的30多个剧种也是惨淡经营，专业的演出已经很少了。而在刚解放时，河南有大量的专业剧团走乡串户，现在很多还存在的专业剧团却面临着生存危机，好一些的也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夏挽群给记者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在河南鄢陵有一种乐器叫做筹，是过去随着佛教音乐而产生的，现在实际上已经消亡了，仅存的一位能够吹奏该乐器的老人也已经在前不久去世了。在丽江纳西族的音乐文化中，驰名中外的纳西古乐，是每一个到丽江的人必听的。但如今，随着纳西古乐的势微、失传与衰落，该音乐形式也将变成“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民间美术包括瓷器、泥塑、玉雕、年画、剪纸等种类，它们也是很珍贵的一笔遗产。夏挽群给记者介绍说，河南淮阳太昊陵的泥泥狗，虽说看起来很粗糙，但是它有很深厚的历史底蕴，被称为史前图腾，它把原始的信息带到了现代。以前在太昊陵的庙会上简直到了热销的程度，然而现在对泥泥狗的制作已经越来越少了。笔者记得小时候，母亲每次去太昊陵烧香，总会带回一些憨态可掬的泥泥狗，它们给笔者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而现在却很少有孩子们能够见到这种工艺玩具了。传统工艺美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遇到了新的挑战，福建为人们所熟知的工艺美术行业，如脱胎漆器、软木画、竹编、德化瓷塑都处于后继乏人的困难境地。北京、江苏、浙江等工艺美术发达的省、市同样陷入不景气的状态。其他艺术形式如年画、剪纸过去在民间都很流行，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木版年画，除专家、学者、外国人外，很少有人问津。而对剪纸，目前学习的人主要是农村妇女，年轻人并不重视它的传承。民俗文化反映了老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各种习俗，如庙会和春节等。这些传统节日中有着大量的民族内涵，然而随着西方大量节日的到来，中国的很多节日却在逐渐淡出。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指出：“很多民族的民俗民风都已经没有了，充满中国民间文化气息的春节本是民族凝聚力与亲和力的体现，而我们现在却不知道该如何去过了！如今节日没有了文化的载体，文化内涵变得越来越空泛，人们也就对节日失去兴趣了。”“孔雀公主”杨丽萍忧心于她看到的云南的变化: 许多绝技因为失去了用途而濒于失传，新生的一代喜欢牛仔裤甚于传统服装。一位专家在调查了基诺族巴卡村寨后指出，如果不加以重视和保护，这里的民族口碑文史及其风俗传承机制，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而这种状况，在云南众多的村寨之中并不鲜见。著名作家冯骥才忧心忡忡地说，现在很多少数民族的村寨都变成了洋楼，历史的记忆和传承都没有了。如果继续这样发展，十几年后，我们传统的东西就都没有了。我们剥夺了它们生存发展的权利冯骥才曾经这样说，“我们正处在一个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文化没有载体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们对外来的东西觉得特新鲜，把原来的东西都扔掉了。”夏挽群也告诉记者，出现各种民族民间文化失去发展机会乃至走向消亡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农耕时代已经结束，进入了工业时代，这些直接导致了原来民间民族文化生存的土壤变化，人们的社会心理、行为习惯以及精神的变异。事实上，我们为之自豪的中华文化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半是精英和典籍的文化，一半是民间文化。两部分同等重要，相互不能代替。民间文化是我们的祖先五千年以来创造的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我们民族精神情感、个性特征以及凝聚力与亲和力的载体，也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精神资源与民族根基，以及综合国力中不可或缺的坚实的精神内含。可是，由于民间文化长期不被重视，也没有从文化上、从全球化的背景上来看待这个“中华文化的一半”，因而至今我们对于民间文化的整体状况认识不清、心无底数，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今民间文化到底消失得怎样。再次，民间文化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生存方式，和经典文化以及典籍文化相比，它从没有像它们一样用各种方式进行加强。并且民间文化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传承一般都是口口相传，并且还有很多“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等禁忌，传承的范围也很窄，大都是师傅传给徒弟、父亲传给儿子等这样的形式，一旦出现断线，它这种形式很快就可能消亡。韵味无穷的皮影木偶，流浪四方的说唱艺人，诙谐幽默的曲艺形式……这些经过几千年来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诸多璀璨夺目的文化遗产组成了今日博大精深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然而，也正是由于它们大多只是凭借着口传心授、相当脆弱的方式代代相传。面对开放与交流的加强，多元文化潮流的冲击，绝技绝艺传人越来越感到困惑与无奈：一方面，随着年岁渐老，他们带徒传艺的期盼越来越强烈而急迫；另一方面，年轻人忙着打工挣钱、追逐新潮，对民族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不多，能沉静下来学习观摩的就更少。一旦没有传承人，就如断线风筝，即刻消失，化为乌有。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它必然遭受致命的冲击。最后，民间文化从没得到过正确的认识，甚至一直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民间文化还没有来得及作好进行细致的整理的准备，西方的各种文化就来到中国，它们这种带有商业行为的文化形式拥有更多强大的资本，对中国的民间民族文化造成了强大的冲击。而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东方人特别是年轻人还去追求时尚，这种浮躁行为对中国民间民族文化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传承，不仅仅是为了一种文化存在几年来，随着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出现了全国性的文化反思，这种反思的结果处于认识的三个层面上。首先认为民间文化的断裂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断裂。因此，对待民间文化不应该采取历史虚无主义认识，不能让其断裂而应传承下去。如果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就可以割裂，那么，我们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恐怕早就不存在了。尽管不可否认经典文化和典籍文化的巨大作用，但是更应该看到民间文化是亿万劳动人民的劳动结晶，保护民间文化就是从民间文化延续上发出的呼喊。其次是东西方更加激烈的碰撞使得民间文化地位的上升，成为现代文化的基础和底色，也成为民族文化共识、民族文化绵延赓续的基础和情感的纽带。若东方的文化全部消亡、大脑中的记忆荡然无存，全部被西方的文化所代替，那么中华民族将会是一个什么概念就应该重新考虑了。夏挽群说，这些直接导致了中国文化运动的产生，而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保护民族先进遗产则成为了这场运动的高潮。再次可以上升到国家文化安全的层面上。美国中情局的用心可谓是极其险恶的，他们已经将这种险恶用心用于对付中国正在迅速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并将在今后的生活中继续加大。从日本对中国台湾的50年文化侵略就可以看出端倪，在那50年中，日本的用心同样险恶，他们要求台湾同胞不准说中国话只能说日语，不让过中国的节日，扒掉中国的庙宇改建日本的神社，这些直接导致了目前在台湾仍旧有人信奉日本文化乃至承认日本文化。日本的险恶用心就是想通过这些来改变甚至抹杀台湾同胞心中的文化记忆，这种行为已经上升并涉及到了中国的文化安全问题上来了。民间民族文化的保护和拯救已经到了十分迫切的地步，不仅仅是从上述三个层面上说的，因为我们的民间文化还承担着政治资源、教育资源、道德资源、文化产业资源和未来文化建设资源等五个资源的功能。“民间文化不同于经史子集，它们存在于普通的民居和人们的生活起居中，是生活的文化，是民族个性特征和独特精神的重要表征。”夏挽群说。从历史传承来看，民间文化分为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有专家认为，在中华文明的演进史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每当有形的物质文化受到损毁时，口头的非物质文化就会发挥它巨大的历史功能，维系、保护和传承着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远古文明唯一延续至今的伟大文明，是和口头非物质文化具有延绵不断的强大生命力直接相关的。可以说，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信念的“活史”，是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基石。留住民族记忆的背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有其生生不息、长远发展的可能和潜能。就此来说，遵循人类口头文化的艺术规律，及时抢救濒危文化遗产，使人类社会创造的非物质文化能够代代相传，文明成果能够千年流淌，源远流长。这既是国民的责任，更是薪火相传的使命。我们能否留住它们曾经的辉煌？随着认识的逐步提升，中国的文化保护已经从原来的那种自在状态变成了自觉的状态，目前全国人大正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立法工作。夏挽群介绍说，目前全国人大正在加快对这些方面的立法进程。2003年2月18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正式启动，这一工程还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这个工程是我国首次对民间文化进行国家级抢救、普查和整理，工程将耗时10年。当年，“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已经在15个省展开，并对其中重要的民间文化进行保护，2004年该工程在另外9个省市进行。冯骥才还和地方学校合作编写乡土教材，培养青年学生的民族文化情感。同样是剪纸，河南西部的剪纸大都自己玩玩，但河北蔚县剪纸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数千万元。“这就涉及到市场理念的问题。”夏挽群认为，有些民间艺术难以和市场接轨，即便扶持也难以长久。对那些历史渊源深厚、文化信息丰富、能够和市场接轨的民间艺术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发。比如曾经是高贵的象征地河南开封的滕派蝶画，他们正在寻求更多的解决办法，以此来推动它进入市场，继而得以更好地传承。对一些已经无法迎合市场的民间艺术形式，该怎么办？“那就养起来。”夏挽群说。对于传统文化来说，只有当人们普遍认识到民族的文化是精粹、值得世界关注时，传统文化才能得到重视。因此，夏挽群认为，“国家教育部门应该加强这个方面的重视，抓传统文化的教育工作应该从中小学入手，在教材中不仅要加入历史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各地都有自己的地域文化，因此应该从培养本地的文化认识上进行文化的传承。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应试教育扼杀了这些！”而对于下一代的传统文化教育，是革新的最好手段之一。据介绍，目前在全国各级学校的课内外教育中，很难看到传统民间文化的身影。有关专家不无忧虑地说道：“下一代教育和兴趣的缺失，将可能断送传统民间文化的未来！”
探析“土味文化”在广告传播中的运用及思考摘要 随着手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广告传播模式已经被打破，由原来的收音机、报纸传播到现在的电视、朋友圈、手机短视频传播。同时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新媒体用户已经从较为发达的城市中心持续深入到乡镇农村。后来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出现，大量的农村人群加入到视频创造的大军中，渐渐地催生出了一种新的网络文化一一”土味文化”。这种文化有它特殊的表现方式和生长模式。并且从它最开始出现的快手平台慢慢延伸到其他新媒体平台，并且慢慢地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土味文化”作为一种从乡村兴起的网络文化，是小镇青年自我意识的表达，也是对主流文化的冲击。本文首先分析了研究此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土味文化”的起源、“土味文化”在广告传播中的运用现状，后又分析了“土味文化”在广告传播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又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希望可以为我国的“土味”广告发展近一些绵薄之力。 关键词:“土味文化”、广告、
（一）关于彝族的历史： 民族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比如汉族，是在先秦华夏族的基础上融合多个民族以后，在汉代的时候成形的。彝族生活在西南山区，地形闭塞，交往融合的情形可能比汉族少多了，相信她是一个血脉相对单纯的民族。能够在4500年里一脉相传，生存至今，应该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二）关于彝族的族源：到目前为止，彝族的族源以‘土著说’、‘羌氐说’、‘东夷部落迁移说’为主。彝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地皇时代（约公元前2570~2550年，参见本百科词条“三皇五帝年表”）。汉族文献：《路史》卷二注引《通历》：“地皇以三十日为月，十一月为冬至”。学者易谋远《彝族古宇宙论与历法研究》引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所编《赊豆榷濮、叙祖白》云：“彝族相传年、月、日、时‘编出来’的时间始于‘地皇’时：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天；白天十二时，一夜十二时。白天与黑夜，从此对半分。这些分好后，又分春与夏，再分秋与冬。一年为四季，四季都分明。日子长与短，年月与节令，都出地皇时。”可见，彝族传说指名道姓地提到了汉族传说中的“地皇”，且汉族文献与彝族传说异口同声地说“地皇以三十日为一月”，这无论如何不能以“巧合”来解释，只能解释为：地皇氏的存在是真实的，地皇时代彝族的雏形已经有了。那么根据《三皇五帝年表》，早期彝族存在于4500年前。（三）土著说：分云南土著说和西南土著说：云南土著说的观点论据来源于元谋人的发现（元谋人发现于1965年5月，发现地点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西北小山岗上。元谋人化石包括两枚上内侧门齿，当时定名为“元谋直立人”。随元谋人出土的石器共七件，人工痕迹清楚.经考古学家断定，石器是元谋人打制而成的。在元谋人化石地层中还发现大量炭屑，后来还发现了两小块烧骨。考古学家研究,这些是当时人类用火的遗迹。中国地质科学院用古地磁方法测定，元谋人生活在距今170万年至60万年。 现在，元谋的考古发掘又有新的重大突破。在这个县的蝴蝶梁子和豹子洞中发现了猿人牙齿160多颗。经测定，其中“东方人”的牙齿已埋藏了250万年，使我国人类的历史又向前推进了80万年！ 中国的直立人化石。1965年发现于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包括属于同一个体的左、右上内侧门齿各一枚。其形态特征与北京人的门齿相似，但也有一些差别。关于元谋人化石的地质时代和绝对年代，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属早更新世晚期，据古地磁测定的年代（见考古年代学），在距今170万年左右；另一种意见认为，在中更新世，因为古地磁年代不应超过73万年，即可能距今60万～50万年或更晚。1973年冬发掘元谋人地点时，还发现3件人工打制的刮削器，原料是石英岩。 元谋人，因发现地点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西北小山岗上，定名为“元谋直立人”。元谋县被誉为“元谋人的故乡”，1976年根据古地磁学方法测定，生活年代约为一百七十万年前左右，差距最多不超过前后十万年(也有学者认为其年代不应超过73万年，即可能为距今60万至50万年或更晚一些）。它又分西南土著说和云南土著说两种。西南土著说认为，彝族自古以来就居住在祖国的西南，经过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成为现今的彝族。这种主张的依据，除了汉文文献资料外，更多的是古彝文文献资料和神话传说等。云南土著说认为，云南是彝族的起源地。扩展资料仅作参考（观音洞遗址位于贵州省黔西县沙井乡井山村，为旧石器时代遗址，时代约从距今20万年到4万年，是中国古人类发祥地之一。人们常说北有‘周口店’、南有‘观音洞’。）（四）羌氐说的观点较为普遍： 羌氐说来由（在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境内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人类活动痕迹。7月12日，《自然》在线发表的这一突破性发现将中国的人类史向前推进了约40万年。 这项研究由来自国内外11家单位的11名学者共同参与。文章报告位于黄土高原南部、秦岭北麓的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上陈村一带新发现了一个早更新世的古人类旧石器遗址，其所处时代距今126万年到212万年。上陈旧石器遗址拥有连续性较好的人工制品文化层序列。研究人员在遗址黄土—古土壤序列的17个原生层位（S15-L28）中发现了96件石器。 羌族是中华大地上最古老的民族群体，它们最早在甘肃青海之交的黄河上游及渭水上游一带繁衍生息（当时区域界限没有今天精准）。后来它们向四方迁徙，与周围的土著民族融合，逐渐形成新的族群。其中有一支向东迁首先进入文明社会，形成炎帝族和黄帝族；一支向西南迁移，后来形成了吐蕃、苏毗、羊同及域外诸羌；还有一支则仍留居发祥地——甘青高原，由于自然条件艰苦，这一支发展缓慢，从而形成诸羌。氐族是以繁殖培育新羊种而得名的古老民族。它先在今河北北部的太行山麓同早已分布于此的戎、北狄、东夷、东胡等族融合，形成了新的氐族族群，又向西南迁徙至甘南地区，与羌族杂居，互相融合，到汉魏时期形成了氐族。1、羌氐历史发展：由于氐族与汉族长期杂居，深受汉文化的影响，过着农耕定居的生活，经济较为发达，文明程度也比其他少数民族要高。在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时，氐族加入了“五胡乱华”的行列，先后建立了前秦、仇池、后凉等国。到唐代，氐族几乎都融人汉族。属于氐人系统的人、白人则向西南迁人川西、滇北、滇中。因此，氐羌族是一群人数众多，迁徙分布范围广，影响深远的古老民族，是构成中华民族的重要骨干。氐羌族源远流长，列国分支和氐族繁多复杂，延续时间久远，要对氐羌族源流、分支、列国、诸姓氐的分布和迁徙作一纵向梳理，这绝非易事。何先生以数十年之积累，数十万里之调查访求，在艰苦的条件下撰成《氐羌源流史》，第一次全面系统论述了氐羌族的源流、迁徙、分布、流变等过程，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2、羌氐相关资料：有关氐羌族史，历朝留下的史料十分稀少，且分散零碎，难以搜寻。时至今日，关于氐羌族的论著仅限于氐、羌、藏、彝及西南各民族的专史，如马长寿的《氐与羌》，任乃强的《羌族源流初探》，李绍明、冉光荣、周锡银的《羌族史》，方国瑜的《彝族史》，杨铭的《氐族史》等，这些专著无疑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何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几十年如一日，遍搜有关氐羌民族史的资料，正如，前言中所言，“不论零篇残简、寸楮半牍，凡涉及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古文字学、考古学、民俗学、地名学、天文学、动植物学及古农史等方面资料，都加以搜集、推敲、精选”。又在博采众家之长的基础上，以近50万字的篇幅向我们展现了氐羌族及其后裔迁徙、演变的历史画卷。）普遍认为在六七千年以前居住在我国西北青海地区的古羌氐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古羌人早期南下的支系与当地土著部落融合，后来形成了西昌地区的邛蕃和云南地区的滇蕃等便是彝族的先民。 （五）东夷部落迁徙说： “东夷部落迁徙说”学者们也在不断探寻论证，关键之处在‘东夷’天文历法等同‘西南夷’天文历法等非常有相似之处，“三星堆”等出土文物并是一个例证。另外东夷部落位于今天的河北、山东等一带（北京人距今约71万年至23万年，山顶洞人距今约18000年（由以往的距今约一万八千年改为距今约三万年。测定结果表明，山顶洞文化年代应介于距今万年左右至万年左右之间，中学历史教科书取了一个中间数。）。 北京人是生活在远古北京周口店，属于直立人，会使用天然火,打制工具，人类第一次取得了支配一种自然力的能力。 山顶洞人，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属晚期智人。因发现于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而得名。1930年发现，1933～1934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由裴文中主持进行发掘。1999年在河北蔚县上新世地层中找到了一件距今300万年的石器，这远远超过了非洲发现的不超出260万年的界限，并认为这是对人类非洲起源论的一次挑战。在安徽省东至县华龙洞古人类遗址发掘出的头骨化石被证实属于直立人，这一成果可能代表着发现安徽乃至长江中下游流域最古老的人类——东至人。 这一头骨化石出土于今年10月11日，目前尚包裹在胶结中，已经暴露出来的包括几乎完整的眼眶部分、大部分额骨和部分面骨。专家介绍，尚未清理的胶结内部有可能还有头骨其余部分，根据对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形态的初步观察并结合对动物群组成的分析，确定属于直立人。 直立人俗称猿人，生活阶段是从200多万年前到20万年前，属于地质年代的更新世，主要分布在中更新世。更新世是指地质时代第四纪的早期，地球历史上的更新世和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相当。）
第一篇 古人云“知行合一”、“知易行难”，“知者”可贵，“行者”更可贵。“行者”，用行动诠释生活的意义，用行动抒写生命的美丽。鲁迅以直面人生的呐喊唤起民众的觉醒，“我”以满腔的热情帮助迪龙实现生命的蜕变，而面临危机的美丽汉语需要我们用行动去拯救。当我们抱怨环境脏乱时，我们为什么不俯下身去？当我们接受善意的微笑时，为什么不报以同样的微笑？当我们自怨自艾时，为什么不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行动，就在举手之间。做一个“行者”，行动着，感悟着，收获着…… 请以“做一个‘行者’”为题写一篇文章。要求：①文体不限；②不少于600字（写成诗歌不少于20行）；③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地名、校名、人名。《做一个“行者”》！这，就是2010年温州市中考语文作文题目！考场外，带队老师们莫名其妙；校门边，送考家长们目瞪口呆；考场内，参试学生们紧锁眉头…… 意外！几乎是所有人心头涌起的唯一感受！诚然，《做一个“行者”》这样的题目，似乎更适合于高考作文的命题；“行者”这个内涵丰富的名词，老师家长大人们都觉得理解表述有些困难的概念，那面临中考选拔十分紧张的学生，又如何能从容以对？试问：“行者”何解？◎行者xíngzhě (1)[pedestrian]出行的人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清·梁启超《谭嗣同传》(2)[untonsuredmonk;itenerantmonk](1)∶佛教语。即“头陀”。行脚乞食的苦行僧人;又指方丈的侍者及在寺院服杂役尚未剃发的出家者(2)∶泛指修行佛道之人(3)∶《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别名。本题中的“行者”之义，可排除宗教释义，当取“出行的人”之本义。余秋雨有一书《行者无疆》，释义为“行者，行走的人。”则是对其内涵进行扩展，产生引申义，也是人们普通理解的意思。从题目上看，可以感知命题者想避免学生盲目套题的主观方向，但确实让学生在审题时产生一定的难度。因此，采用“读写结合”之法，在提示语中概括了本卷的相关阅读理解的内容，引导学生联系生活体验打开思路，降低难度，还是可行的。从中考的角度，与初中学生的能力要求来看，题目的意思主要是讲述自己的行动实践经过的感悟体验为主，侧重点并不在于论述为什么要做一个行者；但并不排除少数学生在选题上会出现偏差的可能，在作文中只片面地空论、讲大道理，会出现严重失分。如抛开审题中可能存在难度这一点，今年的中考作文命题，是非常深刻、大气、及时的。很多学生的语文学习，可以说又陷入了一个误区中。过度强调训练，过度依赖课堂，过度远离生活。语文学习似乎变成了极简单的听写抄写，和不痛不痒的早读。没有阅读，没有观察，没有思考，没有体验，没有辨析，没有实践。看着基础分相当不错的学生，却思辨能力极差，作文总是胡乱编造，心里总是隐隐作痛——语文的教学，本来不应如此啊！做一个行者！今年的中考作文开宗明义，告诉人们，学习不可以没有实践！这种中考的导向功能，将对今后的语文教学产生较为积极的意义！“学习”之义若何？从繁体字上可以看出，“学”原指孩子在屋下捧书而读，重在前人知识经验的获取；“习”是指鸟儿窝上张翅试飞的练习，重在实践的锻炼和体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的意思，正是说学到一定的知识，并能在实践应用中得到体验和感悟，是多么高兴的事情啊！所以，古人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所以，“游”字在大多数的文言文中，理解成“游学、游历”，而非“游玩”。而现在的学生，学习语文没有太多的积极性，没有太大的兴趣，最大的原因，在于狭隘的训练记忆的教学，让学生失却了真正实践体验的快乐。但愿今年的中考作文题目，能引起教育者们更多的反思与改进。语文是一片广阔的天地，除了课堂课本还有生活实践，除了背诵记忆还有理解思辨，除了自我内心还有外部世界，除了现实现象还有喻指想像，除了文字故事还有个性情感…… “教人求真，学做真人”，语文教学也好，作文考试也罢，本当如此！知其道而行其智，是为行者！让我们，在语文教学上，试着，做一个，行者！ 第二篇 中考作文题类似O型血——转自2010年06月13日《温州都市报》A3版昨天我市99134名考生参加中考，当天中考的作文题是“做一个行者”，似乎有种“稀释浓浓诗意，渐渐走入现实”的感觉，多了一份哲学思辨的味道。那么如何从该命题中脱颖而出，且听这些“过来人”的不同声音（略有删节）。中考作文古人云：知行合一，知易行难，知者可贵，行者更可贵。“行者”用行动诠释生活的意义，用行动抒写生命的美丽。鲁迅以直面人生的呐喊，唤起民众的觉醒，“我”以满腔热情，帮助迪龙实现生活的蜕变。而面临危机的汉语，需要我们用行动来拯救。当我们抱怨环境的脏乱时，为什么不俯下身去？当我们接受善意的微笑时，为什么不报以同样的微笑？当我们自怨自艾时，为什么不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行动，就在举手之间。做一个“行者”：行动者、感悟者、收获者…… 请以“做一个行者”为题，写一篇文章，文体自选，不少于600字（如写诗歌，则不少于20行）。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地名、校名、人名。省作家协会会员、温籍作家徐建宏“做一个行者”包含着文化的传承性，古典、包容性大。从本质上说，该命题强调的是一种生活态度，即保持关注社会、对生活强力介入的姿态，突显了一种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对年轻一代的公共生活态度、个人价值取向有良好的导向作用。这一点，也与前几天出现的不少高考作文题神合。命题本身具有观点性质，对于具备一定理性素养的考生可能有更大的拓展空间和展示余地，易于写出有深度、有宽度的文字。从文化视域看，理性、思辨有点国际化趋势。记叙则需要有独到的视角与体验，否则一不留神就“撞车”了，原因很简单，命题比较中性，比较公共，有点像O型血。其实，这正是命题的缺陷所在。温州市实验中学高级语文教师叶明文很多作文题关注学生的内心体验和感悟，但“行”更侧重行为动作，离开“坐而论道”，引导学生关注生活、关注社会、关注自然，由一种“想”的思维走向一种“做”的主动。对题目含义的理解可能会有些障碍，而找准一个点去写作是关键，如果仅仅停留在“行动”的理解，行文就容易平淡。“行”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呐喊、回报、拯救”层面上，提示语稍微清晰一点会更容易找到文意和写作的结合点。温州市第八中学高级语文教师张晓帆显然今年的题目，要求学生对生活的阅读与思考更成熟，对自我的要求更高远，传达着命题者对学生的期待与希望：不只是坐而论道空谈心性，更要敢于实践着手行动，在行动中体味真实的生活。如果部分考生在平时生活中有这方面的思考和要求，显然就得心应手，脱颖而出。同时，准确理解题目中的“行者”，学生需要一定的思辨能力，从导语中得知，并不是所有的行动都能让你成为一个“行者”，它是“知易行难”的“行”。如对贫苦者表达悲悯是容易的，但要从心底长出对他们的尊重却是困难的；把对父母的爱挂在嘴上是容易的，但真正捧起他们的脸仔细端详每一道皱纹却是困难的。文章中的“行”强调的是后者，别人不屑做的不能做的，你做了，你才是题目中真正意义上的“行者”。温州中学高一学生陈翌幻遇上比较难的作文题，可以在确定了中心后，花少许时间拟几句话奠定基调，如“请称我为‘行者’，我会略一停驻，对你颔首微笑。”放慢文章的节奏，确定基本结构。再者是题材，从材料中提炼，可写的还是很多的：为梦想奋斗的；走出困境的；就社会热点发表我们应如何去做的观点；用行动回报别人的……也可以以行为线索贯穿，从收获的角度写“行”。作文要写得开心，别让自己的文字束缚住自己的手脚。 第三篇 2010温州地区的中考作文题是“做一个行者”，刚听到这个题目，感觉很出乎意料，有点难，但很有深度，有生活气息。反复琢磨，却越发觉得好，这个题目其实从过去关注学生的思想，开始关注到行动，这才是难得之处，我们很多学生面对个人、家庭、社会等问题往往也能道理很足，讲得头头是道，但到了实际行动时却不见了踪影，例如很多学生对环保问题的看法时最常听到的是人类如何如何，好像自己不是人类中的一员了，在点评别人的行为的时候能振振有词，但到自己的时候，垃圾满地，脏话连篇的事常有发生，理论水平很高，实际行动却有时却嫌不足，理想的口号很美好，但遇到困难的时候退缩埋怨的也不少，特别是面对大多数独生子女的家庭，实际的积极行动机会本身又很少……（其实又何尝只有学生，我们很多人都是如此），而“做一个行者“正切合试图改变这种现状的积极导向。 作文题的思想影响不但是今年，应该成为今后教育的一种导向，注重“说”，同时更注重做，唯有这样才能变成自身的行为，变成一种真切的体验。缺乏实际的行动，许多理论的东西也就显得浅薄了。语文不但要关注精神领域，也应关注行动体验。 这样的语文才是生活化的语文。 语文老师、家长、学生自身都应该从这个作文题中体会一种思想理念，让我们的孩子懂得生活的道理，更要让孩子们行动起来，唯有真正的“行者”才称得上积极的人，乐观的人。 做一个有爱心的人，做一个对环境负责的人，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做积极的行者。 孙悟空是孙行者，他神通广大，能上天入地，但送师傅西天取经，一路任劳任怨，辛苦护送，化斋缘、战妖怪、请菩萨……点点滴滴，不辞辛劳，才能修成正果，佩服吴承恩语言的神力，让深奥的人生哲理融汇在可爱的孙行者身上， 让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个行者，做一个正直的，善良的，有责任感的行者。 其实一个作文题如果能引起很多人的深思，我认为就是好的，如2008年的《下雨天真好》，当时正值洪水时刻，很多人责怪这个题目的不合时宜，当时也确实有这样感觉，但这个题目的出卷者的意图大概是想让孩子们去关注我们身边的美，思考如何在烦躁的生活中寻找一份诗意，也许这对于急功近利的现代人确实是不切实际，但我觉得它在某种程度，特别是在08年之后确实对教学本身，对如何看待生活方面一直在影响着大家。2009年的中考题《从那一刻开始》评卷过程中更注重学生自我真实的感受和体验，这也大煞抄、套别人作文之风头。 回味“走一个行者”，再看网上写的作文提示语言“用行动诠释生活的意义，用行动抒写生命的美丽。鲁迅以直面人生的呐喊唤起民众的觉醒，“我”以满腔的热情帮助迪龙实现生命的蜕变，而面临危机的美丽汉语需要我们用行动去拯救。当我们抱怨环境脏乱时，我们为什么不俯下身去？当我们接受善意的微笑时，为什么不报以同样的微笑？当我们自怨自艾时，为什么不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行动，就在举手之间。做一个“行者”，行动着，感悟着，收获着…… 不禁让我想到了甘地的名言“要改变世界先要改变自己”，惊叹于两者的相似了。有心的考生应该能明白自己的写作的方向，将来的考生也应该能读懂我们该真正为中考准备些什么。除了语言技巧外，还应该有思想、行动、品质…… 第四篇 不怕写不出，只怕想不出——对温州市2010年语文中考作文题的思考温州市实验中学钱胜武昨晚才知温州市2010年语文中考的作文题，一听这题目，顿时感到此题之妙。而上网查了之后，发现一些孩子抱怨题目难写。其实这个题目，并不难写，怕的就是学生看到这个题目，审题不认真，或者说现一些孩子审题不仔细，再或者说有些孩子没有审题意识。这次的题目是：古人云“知行合一”、“知易行难”，“知者”可贵，“行者”更可贵。“行者”，用行动诠释生活的意义，用行动抒写生命的美丽。鲁迅以直面人生的呐喊唤起民众的觉醒，“我”以满腔的热情帮助迪龙实现生命的蜕变，而面临危机的美丽汉语需要我们用行动去拯救。当我们抱怨环境脏乱时，我们为什么不俯下身去？当我们接受善意的微笑时，为什么不报以同样的微笑？当我们自怨自艾时，为什么不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行动，就在举手之间。做一个“行者”，行动着，感悟着，收获着…… 请以“做一个‘行者’”为题写一篇文章。要求：①文体不限；②不少于600字（写成诗歌不少于20行）；③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地名、校名、人名那么对这个题目，应当如何审题呢？我觉得弄清“行者”的含义是审题的关键所在。“行者”在提示语之中，有表示“行动”之意，而后提示语又表明此次作文，如果单单写行动，还是不够的，还应当有自己的一些思考。当然如果学生只是在提示语上下功夫，那么，在完成本次作文时，会受到一些自己个性审题的干扰。我以为审题应当从题目入手，所以，弄清“行者”的多重含义，这才是最重要的。一、“行”，有“走”的意思，在《醉翁亭记》里就有“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行者”也就是一般所说的走路的人。那么如果行者定位于些，也是可以写出好文章的，可以从现在大多人过着忙碌的生活，而我们可以从“我”喜欢时常漫步，喜欢走路，因为在走路，我们可以欣赏到许多“意外”的风景，此时，“行者”只是一个学生个体思考的载体，表达的载体。二、“行者”，我们可能会想到或者应当知道在《西游记》里的一个人物——孙悟空，也叫孙行者。那么我们其实也可以从这位主人公的身上发掘一些“行者”的内涵了——追求自由、抱打不平、疾恶如仇、责任心强……他常用的有一句口头禅：“俺老孙来也！”正是他“行者”的写照。学生可以从孙悟空性格的角度来诠释自己的日常生活，可以从人的品格形成来写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可以以一句话来贯穿全文，以形象动作描写，以起伏的情节来行文。三、从提示语之中，发现提法语背后的话语。提示语，例举的事例，学生应当从理解，其实不是行动不行动的问题，而是为什么而行动的问题。所以，学生可以在“做一个‘行者’”的“行者”前加一个适当的修饰语，这样文章也就好写了。比如：做一个思考的“行者”、做一个言行一致的“行者”、做一个承前启后的“行者”、做一个懂得关爱他人的“行者”……这样把题目细化，从而更好地写作。四、我们还可以把题目写成一句相对有哲理的句子，从而确定文章的主旨，以便于更好地写作。如：做一个行者，做一个有思想的行者，做一个思想支配行动的行者；做一个行者，应当做一个言行统一的行者；做一个行者，做一个关爱他人的行者；做一个行者，做一个能内心自省的行者；做一个行者，做一个具有洞察力的行者……其实，把题目适当地缩小，往往会让自己更好地选材。人，是思想才芦苇。人因为思考而使自己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本次的作文题，其实难与不难，全在学生自己的日常思维，而这个也很好地诠释了作文教学的一个要求，是一个重要的要求——引导学生关注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生活体验，感情真切；选材有个性，内容充实。我想，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作文就不怕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地名是历史的精髓要素之一，虽是一个个简单的名称，却道尽了地与人，地与事、地与物的种种关系。中国地名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疆域政区的变化、传统文化等观念，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名大如省、自治区、市县名称，小到镇、村、街道、桥梁名称，还有大量的雅称、简称、别称等。有的地名历千年不变，有的地名则多次更换，每个地名的背后有一段故事，每个地名的后面另有一串地名。地名的由来、命名的原则、寓意都蕴涵着历史的传承和传统文化的精髓。一个地名，就是一段历史碎片；一个地名，就是一幅风情画卷。看似杂乱无章的地名，其实蕴含着众多的逸闻趣事，更承载着城市的人文底蕴。 地名是各民族语言中的普遍现象。作为一种语言符号，除了表示城市、农村、河流、山脉、道路、街巷等地理位置以外，地名词与社会、文化历史的联系也是很密切的。它的词义往往既反映着人们对地形、地物及地理位置的具体认识，同时也反映着该地的历史人文的变迁。而这一切都是借助地名的语音特点和词义特点来表现的。所以，汉语中的地名，也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信息的承载体。 原始人类同地名是无缘的，地名应该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后的产物。最早的地名大约就是借用图腾的名称，这从国内一些少数民族的地名可以推断。比如云南彝族，曾以虎为图腾，哀牢山有彝村就名“罗摩”（母虎），山岗就叫“纳罗”（黑虎），意谓母虎族、黑虎族居住的村落、山岗（参见牛汝辰《中国地名文化》）。又云南有“鹤拓”一名，据张了先生的考证，其起源就与白族先民的鹤图腾祟拜有关。汉民族的历史地名也留下了图腾的痕迹。如山西汾河一名，就因一个一度定居此地的崇拜风鸟图腾的部落而得（王克林《汾河释名》），“风”，古与“风”通假，则也可读如“分”“汾”。不过由于时世迁易，比较难于考证罢了。 现代汉语的词汇在数量上是以双音节为主的，但在历史上却经历了一个从单音节到双音节的发展过程。汉语地名词的发展也不例外。商代和周代的地名大多数是单音节的，如商代七次迁都，七个都城名都是单音节的：毫、嚣、相、邢、庇、奄、殷。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名也还是单音节占优势。但到了汉代，单音节的地名就不多见了。现代汉语中的地名一般都是由专名和通名构成，所以至少是双音节的（一些书面语中的简称如沪、津、京除外），甚至也不乏三音节、四音节、五音节、六音节等多音节的地名，如石家庄、羊肠子沟、大秃顶子山、一三五食 2 宿站。这说明，地名词在语音上的演变过程与整个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步调是一致的。 汉语地名一般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构成，而且专名在前，通名在后。比如江苏省、南京市中的“省”、“市”就是通名，放在最后；而“江苏”、“南京”就是专名。由于地名是中性词，所以不包含“老”、“小”、“阿”这样富于感情色彩的词头，也不用叠音和虚字。通名和专名一般都是有着特定意义的实词类。 一、汉语地名起名根据不同性质粗略可以分成三大类： 一）、自然地理环境的通名，如：山类：山、峰、岭、冈、坡、丘、陵、高原、山脉水类：水、河、江、湖、泊、溪、池、潭、沟、浦、海地貌类：岛、港、湾、洲、角、屿、半岛、盆地、沙漠； 二）、人类居住聚落建筑的通名，如：聚落类：乡、村、庄、镇、巷、街、道、路、弄、胡同、坊口、条、新村；建筑类：楼、台、亭、阁、城；寺、庙、宫、观、店、堂铺、集、墟、场、市、店 以上如“寺”、“庙”等多属各种宗教的建筑物名，历史上由于宗教信仰的繁盛也常用来做地名通称。“道”、“路”在古代曾经一度作为行政区划的通名，近代起演变成街道通名。 三）、国家行政区域划分的通名。 中国的行政区划，在漫长的历史上，变化很大。先秦代诸侯鼎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分古中国为：十六郡，郡的下面设县，这是最早的全国统一的行政区汉承秦制。唐代分全国为十五道，“道”成为最大的行政域。宋代又改“道”为“路”。古中国由于朝代更迭，地名经常改动，故而同一个行政区域往往有好几个名称，给后，带来了不少麻烦。“省”的行政区划始建于清朝，中华民沿用之。新中国成立后，作了调整变革，定为：省、自治区、特区、自治州、市、县、区、街道、镇、利。
没有语言和符号，就没有人类文化。人类社会中的许多重要的文化要素，主要是通过语言和各种符号系统来相互传递的。语言人类学所关注的恰恰是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方式，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在沟通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以及沟通手段与适应策略的关系等问题。 人类社会性的生产和其他活动，是产生语言的先决条件。作为语言本身，与人类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文化能够影响语言的结构以及语言的内涵，而语言的差异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文化而产生的。另一方面，语言也可以反过来影响文化的发展，很显然，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关联、彼此制约的关系。 藏民族的语言文字作为一个系统，与创造和使用这种语言文字的民族所处的地域、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藏族语言和文字符号的功能，以及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变化，都是由这个社会环境中的语言群体所制约的，是属于他们的社会行为。语言文字也会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修正、补充和完善，不断走向丰富。客观环境的变化必然会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语言，调整自已语言的表达方式，使之最大限度地与客观环境和需要相适应，这正是推动藏民族语言文字进步的动力。一、藏语的基本特征语言是原始人类在劳动和互相交际中产生出来的，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的产生表明，人的发音器官已逐渐形成，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即意识也在不断走向成熟。语言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成了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最为重要的沟通手段。语言一旦形成，就成为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也具有共享性。 当原始部落发展到民族的时候，便出现了民族语言。语言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并且随着民族的发展演变而不断发展变化。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方式也要通过语言来表现。因此，民族语言不仅反映民族经济、历史和文化，就连共同的心理素质也通过语言来表达，而且依靠语言来维系民族内部的联系和情感。因此，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核心。 从民族学的角度看，民族语言既是构成民族的第一要素和重要特征，也是区别民族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藏语是藏民族的主要语言。藏语的使用区域主要是在我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各省区的藏区。一些与我国接壤国家的部分地区也使用藏语。 按照语系分类，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根据1998年的统计，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汉藏语系人数占70％以上。汉藏语系中的语言，有着不同于其他语系语言的一些特征：如在语音上，大部分词以单音节词根为基础，每个音节都有声调区别意义，声调和声母有一种互相适应的关系，如清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单数调上，浊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双数调上；在语法上缺乏形态变化，主要以虚词和词的次序表示各种语法关系；另外，还有一类表示事物或动作天然单位的词又称量词，这是在其他一些语系的语言中所没有的，此外，汉藏语系中的各语言间都有一定数量的同源词。 藏语在汉藏语系各语族、语支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是价值极高的语言之一。藏语言的历史，实际上是藏民族社会发展史的一部分。藏语的形成与演变，伴随着藏族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是因为语言自身蕴涵了反映社会变迁的机制，社会的变化会促使人们改进语言的表达方式。语言也总是在服务社会，总是在一个动态环境中逐渐走向成熟。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因素以及发展状况，对语言的要求有所不同，因此导致藏语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差异。 国内外学者对藏语发展阶段的界定不尽一致。我国一些藏学者将之划分为五个时期：1．上古时期(公元6世纪以前)，即远古部落时期的藏语口语。在吐蕃王朝之前，经历过漫长的原始部落和部落联盟时期，延续了长达31代吐蕃部落王统传承。当时，青藏高原上有着许多小邦国或部落，其分布范围很广，包括现今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巴尔提等地。这一时期，以古老的象雄文明为代表，产生了藏族原始宗教苯教，并产生了最古老的文字“象雄文”。苯教的传播和发展，构成了7世纪以前藏族文化的主要面貌，并对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而又持久的影响。2．中占时期(公元7～9世纪)，此时为吐蕃王朝时期的藏语口语。松赞于布征服苏毗王朝和象雄王朝，完成了西藏本土的统一大业。这一对期是青藏高原大开放、大发展的时代，是藏民族整体文化的孕育时期，也是藏族语言发展的重要时期。根据研究，藏语声调也是在区一时期产生的。吐蕃时期对外部文化的学习和吸收，对吐蕃及以后藏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极为重要的是，吐蕃时期创制的藏文字从那时起得到了大力推广和应用。从此，藏民族有了用目已的文字撰写的各类文献资料，包括传承至今的敦煌吐蕃藏文写卷，早期的佛经、译著等。文字的出现从根本上克服了语言交际在时空上的局限，不仅使语言得以记录和保存，也大大促进了语言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吐蕃周边国家的语言、佛教的传人对藏族语言文字的形成与演变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3．近古时期（公元9～13世纪)。从吐蕃王朝崩溃到元朝统一治理西藏之前的400年间，西藏大小部落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然而，在古格王朝时期(公元1l世纪)仍然顺利完成了藏文字的第三次厘定，使藏族语言文字步入了规范化的轨道。4．近代(公元13～19世纪)。自西藏归属元中央政府，施行统一治理以来，藏区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藏族社会系统状态的变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量高水平的藏文文献典籍的问世，不仅提升了藏族文化的整体水平，也极大地推进了藏族语言文字的改革与创新。5．现代时期(公元20世纪以来)。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藏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如借词和外来词汇愈来愈多等。由于更多新名词和科学术语的出现，不仅使词汇更加丰富，语言的表述也更加准确。 语言是没有国界的，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藏族语言的使用范围，不仅限于我国境内的三大藏区和其他地区。除我国之外，如不丹王国、锡金王国和尼泊尔王国等国家的一些地方也在使用藏语，只是他们所使用的藏语同国内藏族地区的语言有着较大的区别。藏民族的语言同世界其他一些民族的语言一样，在其发展与传播过程中，形成这个语言的中心地区往往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且具有辐射作用。同样，一种语言在某一地区被选择和使用也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藏语作为藏民族表达思维活动的口头形式，主要包括语音和词义两个部分。在藏语的语音结构中，声调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藏语的重要语音特征。在语音系统中，将声调识别为与辅音和元音同等重要的语言要素，并作为特定语音分析层次的一个功能单位来对待。实际上，藏语声调的变化较小，各地的调类和调值比较统一。藏语声调产生和分化的条件清楚，调值与声韵母还保持着比较自然的联系。与此同时，各地声调发展不平衡，现代藏语中几乎保留了声调发展各个阶段的不同形态。复辅音声母是藏语语音的一个重要特点。历史上，藏语有着丰富和复杂的复辅音声母。随着语音的发展和变化，复辅音声母已经逐渐简化和消失。现代藏语方言中所保留的复辅音声母同藏语书面语(藏文)中的复辅音声母比较起来，显然已经简单得多了。但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诸语言中，除嘉戎语外，现代藏语方言中的复辅音声母还是比较丰富的，它基本上反映了藏缅语族语言这一语音特征。现代藏语三个方言中，安多方言有比较多的复辅音声母，而卫藏方言除一部分地方有带前鼻音成分的复辅音声母外，多数地方复辅音声母已经消失。所以，复辅音声母也是划分方言在语音上的一个重要标志。藏语调类的分合、新音位的产生、浊音的清化、元音的复化等现象，都和复辅音声母及其发展变化有关。古藏语有30个单辅音声母，220余个复辅音声母。古藏语的复辅音系统极为繁杂，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类是带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二类是带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三类是带前置辅音和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四类是带复合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五类是带复合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其中，第一类和第二类极为普遍，第三类占有一定的比例，第四类则较少，第五类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出现。到后来，藏语的单辅音声母一般为30个左右。复辅音声母主要有前置辅音加基本辅音，基本辅音加后置辅音两类。在能够反映古代语音的书面语中有180多个复辅音声母，而且还有三合、四合复辅音，但现代藏语中主要是二合复辅音。韵母分单元音韵母、复元音韵母和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三类。 藏语像其他藏缅语言一样，是以动词为中心的语言。藏语中动词的属性常常能影响句中其他词语语法功能的变化。然而，藏语动词虽居句末，但在用格上常常支配前面的名词。换句话说，藏语动词的性质决定作为主语名词的标记。如A能否控制B，主要表现在动词语尾上，而A对B的控制程度的强弱则表现在主语名词的用不用施格上。就是说，动词上同样需要体现主语名词的一定语法功能，如人称、自主性等，而且用不用标记会改变主语名词与动词的语法关系。 现代藏语的主要特征表现为：1．复辅音趋于简化和消失，只在部分方言土语中保留着带前置辅音的二合辅音。2．浊辅音声母肝清化，现代藏语某些方言中所保留的浊声母均源于古代复辅音声母的浊基辅音。3．单元音或复合元音构成的韵母明显增多；元音有长短之别，且与声调形成了互补关系。4．辅音韵尾趋于简化，从而促使带辅音韵尾韵母的简化和元音的变化。5。除安多方言之外，具有完整的声调系统。6．谓语是后置表系统，属典型的“动居句尾”型语言，而且现代藏语多数方言其谓语的语法意义由谓语之后的语法成分来表示，因而形成了极为丰富的表达语法意义的助词，其作用也在不断增加。7．有丰富的体范畴，也有时式范畴。8．卫藏方言有着严格的敬语与非敬语的区别。9．主要以虚词和词序来表达句子的各种关系。句子语序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在主语后，谓语前，若是双宾语，间接宾语在前，直接宾语在后；人称代词、名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前，需加表领属的助词；形容词、数词、指示代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之后；动词或形容词的修饰语在中心语前。构词以复合法为主，即通过修饰、联合、支配、表述方式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根语素来构成复合词。 假如我们对属汉藏语系的藏语和汉语进行一些比较，不难发现二者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如藏汉语言都具有以虚词和词序作为表达语法意义的共同框架。藏语以虚词和语序作为主要语法表达手段，从动词虚化而来的辅助动词与虚词、助词有着同等重要的功能。另外，从语言发生学的分类上看，藏汉两种语言也有着亲缘关系。如在词汇的应用上，藏汉两种语言之间有着较多的同源词；在语音上，都有以声母、韵母为单位的独特的语音结构。所不同的是，汉语没有藏语那么多的复辅音声母。二、各具特色的方言民族语言分布的复杂性，以及语言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研究群体之间社会亲缘关系的基础。所以，这一研究领域也总是受到语言人类学家的重视。 人们生活的地域环境的差别、集居状况的不同，使操持同一种语言的民族出现了语言之间的差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方言。一般认为，隔离是产生语言差异的重要条件。既是在同一区域内，地理距离越大，语言的差别也就会越大。 对藏语方言的划分，主要是以语音的差异以及历史渊源来确定的。研究表明，藏语方言语音的结构特点以及方言在语音上的实际差异，与藏民族的历史扩散及现代地理分布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一般以传统的国内地域概念——三大藏区(卫藏、康、安多)来进行方言分类的，即卫藏方言、康方言和安多方言。卫藏方言，指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前藏(拉萨等地)、后藏(日喀则等地)、山南地区和阿里地区的方言。康方言，是指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范围内的方言。安多方言，指青海省大部分藏区(除玉树藏族自治州之外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藏族的方言。 因为这里要介绍的藏族方言是一个语言范畴的概念，所以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某一块地域。否则，就很难较为全面地了解藏语方言。为使读者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了解藏语方言状况，这里参照江荻先生的论点，以我国藏区地理方位的卫藏为中心，分为中部、东部、西部、南部和北部五大区域，并将临近我国藏区并使用藏语的一些境外地方也囊括其中，采用传统的藏语方言分类和境内外地理名称并用的方式，对藏语方言的语音及其特点进行一些介绍。 总的看，在各地方言中，单元音韵母多少不一。如卫藏方言，在拉萨语中单元音达16至17个，有单辅音声母28个。卫藏方言中有鼻化元音。康方言中的德格语中，单辅音声母有42个。康方言中也有鼻化元音。现代藏语中卫藏、康方言元音分长短，配合声调，并与声调互补。在卫藏、康方言中，复元音韵母主要是二合的复元音韵母。按性质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真性复元音韵母，几个元音并立，不分主次。与此同时，紧张清晰的元音结构，呈现为藏语语音的一大特点。在有的地方话中，如普兰话不仅有非鼻化的真性复元音，还有鼻化的真性复元音。第二种是假性复元音韵母构成的元音。在安多方言中，元音不分长短，单元音的多少不一。如甘肃的夏河话中单元音只有6个。但总的看，藏语是一个单元音占优势的语言，复元音较少，并且多为后起现象。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一般为30个左右，可以作尾的辅音有8个。保留韵尾较多的是安多方言，最少的是康方言，而卫藏方言介于二者之间。在不同的方言土语中，声调数量不等，一般是4个。如拉萨话有4个调，工布话有6个调，木雅话有两个调，安多方言无声调。声调有着区别词义和语法意义的功能。藏语还有一个轻声，主要是音节弱化的结果。藏语中相邻音节的连读，声调会发生相对固定的变化，而且不限于词的内部，词与词、词与语法成分之间也会发生变调。 三、藏文的形成及推广应用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文字的创制和推广应用所带来的文明成果是多方面的，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甚至会改变一个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字既是文化现象，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人类正是凭借文字的记录功能，不断积累知识，丰富实践经验，在继承前人劳动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更加灿烂的文明成果。 藏民族最早的文字是象雄文。象雄文出现在公元前l至2世纪的古象雄王国。象雄王国是曾经雄霸青藏高原的一个古老王国。其疆域最大时，西起今阿里地区的岗仁波齐，东至今昌都丁青。汉史中所谓“羊同部落”，就是指象雄王国。正如《册府元龟》所记：“大小羊同，东接吐蕃，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精兵八九万……”象雄王国在公元7世纪被松赞干布吞灭之前，一直是一个独立王国。象雄文字也叫“玛尔文”，它类似汉族的甲骨文。在那时，“玛尔文”主要用于苯教的咒誓、祭祀、禳祓活动和记载他们的经文等。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文字没有能普及到大众社会。但在藏区一定范围内，这种文字的使用至少延续了千年以上。有资料显示，吐蕃最初也曾使用过“玛尔文”。公元7世纪初，苯教的巫师们仍用象雄文来缮写苯教的经文等。有学者认为，松赞干布最初遣使分别向尼泊尔和唐朝求婚时，书信很可能是用象雄文写成的。也有苯教徒称，早期的许多苯教文献是由象雄文翻译成藏文的，不知真假。还有一些藏学专家认为，藏文是在象雄文的基础上，学习克什米尔和印度的文字而创制成功的。我国藏学专家黎蔷则认为：“目前藏语中的借词，有些是从象雄文转借而来的。而玛尔文(通常称‘象雄文’)同古代的旁遮普文和克什米尔文有很相近之处”。在丹麦学者艾立克•哈尔所著的《来自西藏苯教的语言——象雄语词法词典》，德裔美籍学者劳弗尔所著的《藏语的借语》中也有类似观点。藏学家南喀诺布在《关于藏族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称：“在西藏的古老寺院里，有不少藏书是古象雄文的手抄本，是用称作‘玛尔体’的高体，短元音的草书写成的……就是今天我们使用的藏文草书字”。当然，这些看法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众所周知，因在较长的时间里佛教与苯教之间不断进行极为残酷、激烈的斗争，加之后来的统治者推行“崇佛灭苯”的政策，以及其他诸多的原因，导致苯教文献几乎全部被毁或失散在外。时至今日，象雄文在国内几乎很少有人知晓。近年来，国外编有象雄文词汇与藏文、英文对照词典。我们面对这个古老的文字，要做出符合历史的科学结论，还需要考证和深入研究。公元7世纪，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向民众推广新创的藏文字。自此，形成了藏民族记录藏语的统一的文字符号系统。藏文字的诞生和推广应用在藏民族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藏民族为自己的文明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自从有了藏文字，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珍贵史料、文献典籍难以计数，其种类之繁、数量之多是惊人的。在我国各民族中，藏民族的文化遗存仅次于汉族，位居第二。 藏语的助词基本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位于词和短语后面表示句子成分之间各种关系的结构助词；第二类是加在动词后面表示时态意义的时态助词；第三类是加在句子末尾或句子中表示语气的助词。结构词在藏语语法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它相当于藏文文法中所讲的格助词；结构助词分施动、领属、存在、趋向、缘由和比较6种。 藏语的数词为十进位，基数词都是单音节的单词。高位数词如“百”、“千”、“万”、“十万”、“亿”等，是用不同的词来表示的。十位数和个位数可以连用，只是个别的语音稍微有点变化。
藏族人的风俗习惯有哪些？ 藏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生活习惯，藏族是一个古老而热情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也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和生活中的禁忌。 1、两个久别重逢的朋友互相打招呼或聊天时，你的手不能搭在对方的肩膀上。 2、不能跨过或踩在别人的衣服上，也不能把自己的衣物放在别人的衣服上，更不能从人身上跨过去。 3、妇女晾衣服，尤其裤子不能晾在人人经过的地方。 4、不能在屋里吹口哨或大声哭叫。 5、家里人出远门，客人刚走，中午和太阳落山后及藏历大年初一不能扫地或倒垃圾。 6、外人不能当着已故人的亲属的面提已故人础名字。 7、今年该完成的活不能留在明年干，如捻毛线、织毛衣、地毯等。 8、黄昏时，不能随便到人家里走，尤其人家将有分娩的孕妇及刚生产的产妇或重病人时，陌生人更不能去。 9、过了中午以后，不能把家里的任何财产拿出去。 10、一个陌生人到你从来没有到过的大山及悬崖峡谷，不能大声喧哗。 11、不能跨或踩吃饭的用具、锅碗、瓢盆等。 12、家里有两个人同时出门，并且朝相反方向走，不能同时出家门，必须前后出门而且出门时间要隔开。 13、妇女到晚上不能梳头和洗头，也不能披着头发出门。 14、在使用扫把和簸箕时，不能直接用手传递，必须先放在地上，然后另一个人从地上捡起来。 15、每当亲朋好友到你家串门或看望你时，会拿些酥油茶或青稞酒等物品作为礼物送你，客人临走时把东西腾出来，不能全部腾空，必须留一点在里面或换一点自家的东西装上。 16、有缺口或有裂缝的碗不能用来吃饭，也不能给客人倒茶。 藏族的风俗是什么 藏族的见面礼 藏族人非常讲究礼仪，日常生活中见到长者、平辈都有不同的鞠躬致礼方式。见到长者或尊敬的人，要脱帽，弯腰45度，帽子拿在手上，接近于地面。见到平辈，头稍稍低下即可，帽子可以拿在胸前，这时的鞠躬只表示一种礼貌。在有些地区，合掌与鞠躬同时并用。合掌要过头，表示尊敬。这种致礼方式多用于见到长者或尊敬的人。 藏族的敬 *** 俗 藏族自古就有敬老的美德，在许多节日里，都有向老人祝拜的习惯。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晚上，全家吃“古突”（用粮食、蔬菜等九种食物做的九宝饭）辞旧迎新的时候，总是先请老人吃第一碗。初一黎明，家中最小的姑娘媳妇总是抢先背回第一桶水，调制成酥油茶敬献给老人，以此表示晚辈对老人的孝敬和祝福。 命名习惯 藏族给小孩命名有许多种方式：向喇嘛活佛求取名字，活佛将自己名中的两个字加在婴儿名字中。如“旦增曲杰”活佛可为小孩命名“旦增多杰”或“罗桑旦增”等。请家中长者或乡里有名望的长者命名，不带任何宗教色彩。如“措姆”（大海）、“那日”（黑旦）等。以自然界的事物命名，如“达郸”（太阳）、“白玛”（莲花）等。以小孩的出生日期命名，如“朗嘎”（三十日）、次吉（初一）等。以星期为小孩命名，如“米玛”（星期二）、巴桑（星期五）等。根据父母的意愿给小孩命名，如希望小孩长寿便起“次仁”、“次旦”。想要男孩，便给女孩起名“布赤”（带男孩来）等。藏族人的名字多为四个字，有些两个字的名字为四个字的缩写。如“单曲”为“单增曲扎”的简缩。藏族人名有些男女通用但有些不能混用，卓玛、卓嘎、拉姆、拉珍、桑姆、旺姆只用于女性。贡布、顿珠、旺杰、占堆只用于男性。如果名字相重，即分别用地名、处所、年龄、外貌、生理特征、性别及职业来区分。 磕头 藏族人朝觐佛像、佛塔、活佛及拜谒长者，都要磕头。磕长头，一般是在有宗教活动的寺庙中进行。两手合掌高举过头，自顶、自额、至胸拱揖三次，然后匍伏在地，伸直双手划地为号，如此反复进行。磕短头，也在寺庙中进行。合掌连拱三次，然后拱腰到佛像脚下，用头轻轻一顶，表示诚心忏悔。拜谒长者，要磕短头，表示尊敬祝福。 旁色 藏语中“旁”是“污浊”，而“色”是“清除”，旁色是指清除晦气的一种活动。在小孩出生的第三天或第四天，亲朋好友便要带上青稞酒、酥油茶和给小孩的衣服、帽子等，登门祝贺。客人一到，首先向母亲和婴儿献哈达，然后给母亲敬酒，倒茶，最后端详婴孩，夸奖孩子的福运和五官，再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一点糌耙，放在婴儿的额头，祝福孩子吉利向上。 服饰 牛皮衣 在 *** 错那地区，妇女的装束非常独特，无论老幼，背上一都有一张完整的小牛皮。皮毛向内而皮板朝外，小牛皮头部直须预项，牛尾朝下，四肢向两侧伸展。在此地区，妇女是牧业生产的主力军。她们的装束反映了原始的图腾崇拜。另外，背上披着牛皮，背架背米可以避免磨损衣服，同时还可以隔潮保暖。 帮典 藏族妇女腰间所围的彩色围裙。帮典编织缴密、色彩鲜明，一般先用手工纺线，然后染色，刷毛，织成条状，最后缝合成裙。 *** 织帮典最著名的地方是贡嘎县姐德秀区的“帮典”厂。 金定幅 流行于 *** 、日喀则等地。是以氆氇和皮毛为料，用金丝缎、银丝缎和金丝带作装饰制成的一种帽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男女老少都非常喜爱。 藏历 藏族传统历法。9世纪初即见于文字记载。基本上与夏历相同，采用阴阳历计年法。以五行、阴阳和12生肖配合计年，相当于干支。一年有12个月，月有大小，有星期。19年7闰。能推算日食月食。自1027年藏历的火兔年（宋天至五年丁卯）开始，每60年称为一个“饶回”......>> 藏族的风俗习惯简介 多呢，敬献“哈达”是藏族对客人最普遍、最隆重的礼节，献的哈达越长越宽，表示的礼节也越隆重。对尊者、长辈，献哈达的时候要双手举过头，身体略向前倾，把哈达捧到座位 藏族风情前。对平辈，只要把哈达送到对方手里或手腕上就行;对晚辈或下属，就系在他们脖子上。如果不鞠躬或用单手送，都是不礼貌的。接受哈达的人最好做和献哈达的人一样的姿势，并表示谢意。 *** 在见面打招呼时，点头吐舌表示亲切问候，受礼者应微笑点头为礼。有客人来拜访， *** 们等候在帐外目迎贵客光临。 *** 们见到长者或尊敬的客人，要脱帽躬，请保留此标记身45度，帽子拿在手上接近地面;见到平辈，头稍低就行，帽子拿在胸前，以示礼貌。男女分坐，并习惯男坐左女坐右。 *** 对客人有敬献奶茶，酥油茶和青稞酒的礼俗。客人到藏族家里作客，主人要敬三杯青稞酒，不管客人会不会喝酒，都要用无名指蘸酒弹一下。如果客人不喝、不弹，主人会立即端起酒边唱边跳，前来劝酒。如果客人酒量小，可以喝一口，就让添酒。连喝两口酒后，由主人添满杯，客人一饮而尽。这样，客人喝得不多，主人也很满意。按照藏族习俗，主人敬献酥油茶，客人不能拒绝，至少要喝3碗，喝得越多越受欢迎。。。要了解藏族的风土人情，还可以关注星期天晚上十点半四川卫视的中国藏歌会节目~~ 藏族的传统文化和特色经济的发展 藏族传统民居保护的根本目的是对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在保护的过程中要坚持民居的保护和利用相结合的原则，找寻民居的潜在文化内涵、经济价值和对城市发展的积极意义之间的契合点，最主要的是要唤起民众的保护意识，这样对藏区城市化进程中的民居保护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藏族传统民居文化保护与更新的主要途径有以下几个方面： 确定民居保护对象及范围 尽快开展对藏区传统民居建筑的调查、研究、清理工作，完成对藏族传统民居建筑文化的系统研考与鉴定，确定被保护的对象及范围。对具有突出价值的建筑物、建筑群及周边环境，要及早编制保护及利用规划。 在城乡规划中积极突出民居保护观念 在城市与乡镇规划中应突出对历史文化进行保护、继承和发展的规划思想，将藏族传统民居保护的观念体现在城市规划的各个层面，着重突出“传统民居是城市发展的财富、资本和动力”的理念，并将其渗透到城市设计之中。通过 *** 的引导，避免传统民居的保护与其它工程产生矛盾，充分发挥 *** 职能，整合资源、提升质量，在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同时，切实做好藏族传统民居的保护和更新，更好地适应现代城市的发展。 合理开展旅游开发并有效保护传统民居 充分认识传统民居的功能和作用，开发利用，是保护民居的有效途径之一。保护可以更好地促进发展，开发可以进行更好的保护。旅游开发不存在物耗，与其他类型的资源开发不同，因此藏族传统民居不会因为旅游开发而减少或损耗，相反在开发的同时会因为有了经济支持而得到更好地保护，真正实现对藏族民居的有效保护和永续利用。例如可以将藏族传统民居列入历史文化保护区，因地制宜，打造成旅游胜地，为人们展示当地城市的历史和建筑历史，也可以将民居改造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度假村、度假旅馆，让游客在民居感受其文化特色。 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与完善 制定和完善藏族传统民居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加强对藏族传统民居的管理，注重保护与利用相结合，动员人民大众积极参与保护，将藏族传统民居保护纳入城乡规划中，严禁收购，拆除和改造。 藏族的传统文化怎么写作文300字 背着你爱上你 藏族有趣的风俗习惯有哪些 献哈达 是藏族待客规格最高的一种礼仪,表示对客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敬意。哈达是藏语,即纱巾或绸巾。以白色为主,亦有浅蓝色或淡黄色的,一般长约米至2米,宽约20厘米。最好的是蓝、黄、白、绿、红五彩哈达。五彩哈达用于最高最隆重的仪式如佛事等。 磕头 藏族人朝觐佛像、佛塔、活佛及拜谒长者,都要磕头。磕长头,一般是在有宗教活动的寺庙中进行。两手合掌高举过头,自顶、自额、至胸拱揖三次,然后匍伏在地,伸直双手划地为号,如此反复进行。磕短头,也在寺庙中进行。合掌连拱三次,然后拱腰到佛像脚下,用头轻轻一顶,表示诚心忏悔。拜谒长者,要磕短头,表示尊敬祝福。 旁色 藏语中“旁”是“污浊”,而“色”意即“清除”,旁色是指清除晦气的一种活动。在小孩出生的第三天或第四天,亲朋好友便要带上青稞酒、酥油茶和给小孩的衣服、帽子等,登门祝贺。客人一到,首先向母亲和婴儿献哈达,然后给母亲敬酒,倒茶,最后端详婴孩,夸奖孩子的福运和五官,再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一点糌耙,放在婴儿的额头,祝福孩子吉利向上 特殊的丧葬习俗 藏族的丧葬习俗比较特别,分塔葬、火葬、天葬、土葬和水葬这五种,并且等级森严,界限分明。采用哪种葬仪,同时也主要取决于喇嘛的占卜。 塔葬 贤能大德圆寂后的一种高贵葬仪。有名望的活佛圆寂后,除大规模地诵经作法以外,要用水银和“色拉”香料水、樟脑水、藏红花水等冲洗肠胃,用樟脑水、藏红花水等擦拭尸体表面,然后用丝绸包扎,穿上袈裟,置于灵塔之中,将遗体保留下来。每天由侍守的喇嘛点上酥油灯昼夜供奉。灵塔种类很多,有金灵塔、银灵塔、木灵塔、泥灵塔等。灵塔的不同等级,是根据活佛的地位高低而定的。 *** 、班禅圆寂后用金灵塔,其他活佛只能用银、木或泥灵塔。 火葬 从藏族传统意义上说,火葬也是一种较为高贵的葬仪方式。其具体方式是把酥油倒在柴草上,然后将尸体火化,敛起骨灰盛入木匣或瓦罐中,埋在家中楼下或山顶、净地。墓似塔形。也有拣起骨灰带至高山之巅,顺风播撒或者撒在江河之中的。而德高望重的活佛、喇嘛施行火葬后。骨灰盛入金质或银质的小塔内。有的将骨灰置入塔内时,还同时盛入一些经典书籍、佛像、法器、金银财宝。以供人膜拜的这种塔一般名为灵塔或灵骨塔。 天葬 藏族较为普遍的一种穿俗,亦称“鸟葬”。用于一般的农牧民和普通人。藏族佛教信徒们认为,天葬寄托着一种升上“天堂”的愿望。每一地区都有天葬场地,即天葬场,有专人(天葬师)从事此业。人死后把尸体卷曲起来,把头屈于膝部,合成坐的姿势,用白色藏被包裹,放置于门后右侧的土台上,请喇嘛诵超度经。择吉日由背尸人将尸体背到天葬台,先点“桑”烟引起来秃鹫,喇嘛诵经完毕,由天葬师处理尸体。然后,群鹫应声飞至,争相啄食,以食尽最为吉祥,说明死者没有罪孽,灵魂已安然升天。如未被食净,要将剩余部分拣起焚化,同时念经超度。藏族人认为,天葬台周围山上的秃鹫,除吃人尸体外,不伤害任何小动物,是“神鸟”。天葬仪式一般在清晨举行。死者家属在天亮前,要把尸体送到天葬台,太阳徐徐升起,天葬仪式开始。未经允许,最好不要去观看。 水葬 经济条件较差、雇不起喇嘛的人家死了人时或死者是孤寡、幼童时,一般用水葬。水葬时,将尸体背到河边支解后,投入河中。也有的地方用白布或毛毯将尸体裹捆,然后坠上大石弃之河中,以供奉“河神”。 土葬 对于 *** 族而言,是最次的一种葬仪。一般患有麻疯、天花、炭殖等传染病的人以及强盗、杀人犯死后用土葬。土葬大概有两个含义:一是,根绝瘟疫的流行,二是,惩其罪过,打入地狱之意。 藏族禁忌与......>> 藏族传统节日是什么 这个月就是斋月 藏族有哪些风俗 一 藏族招待客人的习俗 藏族人民好客，用青稞酒招待客人时，先在酒杯中倒满酒，端到客人面前，这时，客人要用双手接过酒杯，然后一手拿杯，另一手的中指伸进杯子，轻蘸一下，以拇指和中指朝天一弹，意思是敬天神，接下来，再来第二下、第三下，分别敬地、敬佛。这种传统习惯是提醒人们酒的来历与天、地、佛的慷慨恩赐分不开，故在享用酒之前，要先敬神灵。在迎接客人时主人除用手蘸酒弹三下外，还要在五谷斗里抓一点青稞，向空中抛撒三次。 在喝酒时，其约定风俗是：先喝一口，主人马上倒酒斟满杯子，再喝第二口，再斟满，接着喝第三口，然后再斟满。往后，就得把满杯酒一口喝干了。这样做，主人才觉得客人看得起他，客人喝得越多，主人就越高兴。说明主人的酒酿得好。 *** 族敬酒时，对男客一般用大杯或大碗，敬女客则用小杯或小碗。 饮茶时，客人必须等主人把茶捧到面前才能伸手接过饮用，否则认为失礼。吃饭时讲究食不满口，嚼不出声，喝不作响，拣食不越盘。用羊肉待客，以羊脊骨下部带尾巴的一块肉为贵，要敬给最尊敬的客人。制作时还要在尾巴肉上留一绺白毛，以示吉祥。 二.藏族饮食礼仪与禁忌 藏族是一个十分讲究礼仪的民族。民风纯朴，礼让谦恭、尊老爱幼、诚信无欺是自古传下来的纯良礼俗。敦煌古藏文文南中，在记述吐蕃历史上第一代赞普从天而降作天下之主时这样描绘了藏地和民风：“在天之中央，大地之中心，世界之心脏，雪山一切河流之源头，山高土洁，地域美好，人知为善，心生英勇，风俗纯良……以弯腰表致敬，以顶足为礼，对上等人用敬语说话……”。敦煌古藏文文献中，有一份专门论述待上接物、处事修养的长篇伦理学文献《礼仪问答写卷》，提出了为人之道、为政之道、为友之道、为子之道的广泛伦理关系。如在阐述为人之道时，《写卷》云： “弟问：何为做人之道？何为非做人之道？ 兄云：做人之道为公证、孝敬、和蔼、温顺、怜悯、不怒报恩 、知耻、谨慎勤奋。 虽不聪慧机智，如有这些，一切人皆能中意，亲属亦安泰。非做人之道是偏袒、暴戾、轻浮、 *** 、忘恩、无同情心、易怒、骄傲、懒惰。身上若有这些毛病，一切人皆不会中意。” 松赞干布制定的《十六净法》中，把孝敬父母、恭敬有德、尊长敬老、诚爱亲友、正直无欺等作为重要内容，对藏族的伦理礼仪习俗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藏族的饮食礼仪深刻地反映着藏族的伦理精神。平时，家人和邻里和睦相处，尊老爱幼，诚信待人。家中酿了好酒，头道酒“羌批”(酒新chang--phud)敬献神灵后，首先由老人品尝。每年收割新粮食，尝新也是老人们的“专利”。日常家庭就餐，由主妇掌勺分发食物时，首先是为长者盛，然后全家围聚火塘旁进餐，其乐融融。藏族人十分好客，待客热情周道，若有宾朋登门，定会倾其所有，拿出好酒好茶好菜盛情款待。 藏族饮茶和饮酒礼俗很多。平时在家喝茶各自用自己的茶碗，不能随便用他人的碗。喝茶时，碗中的茶不能随便喝干，而是喝一半或一大半，斟满后再喝，最后结束喝茶时也不能全部喝干，而要留下少许，表示茶永远喝不完，财富充足，寓意颇深。若客人到来，女主人会取出珍藏的擦拭得光亮照人的瓷碗摆放于客人面前，端起茶壶轻轻摇晃数次（壶底须低于桌面），斟满酥油茶后双手端碗躬身献给客人。客人接茶后不能急匆匆张口就饮，而是缓缓吹开浮油，饮啜数次后碗内留下约一半，将茶碗放于桌上，女主人会续满，客人不能立刻端起就饮，而是在主人一次次敦请下边同主人拉话边慢慢啜饮。客人每次饮茶后主人会很快添满，使茶碗保持盈满状态。客人至，一般需饮茶3碗，只喝1碗就不吉利，藏谚道：“一碗成仇！”喝茶时不......>>
西藏各族人民作为新时代的主人共同继承、发展和分享藏民族传统文化，共同创造现代文明生活和文化事业，使西藏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发展。西藏文化保护的事实证明，所谓的“西藏文化灭绝”论是根本没有事实依据的。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家对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工作还将继续加强。随着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保护西藏文化和生态环境、建设和谐西藏的进程中，西藏文化将会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等多种手段，保护和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开创和发展现代科学文化教育事业。 西藏的文物古迹得到有效保护。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投入巨额资金，修复开放了1400多座寺庙。从2002年开始的西藏三大文物维修工程包括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萨迦寺的维修，总投资为3．3亿元，全部由国家财政拨付，创造了西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物维修工程纪录。从 2006年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又决定投入亿元，对西藏22项重点文物保护工程进行维修。2008年4月18日，西藏“十一五”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暨扎什伦布寺保护维修工程启动仪式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隆重举行，这标志着在西藏实施的投资最多、维修规模最大的文物保护工程全面启动。 西藏传统风俗习惯得到尊重和保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别注意尊重和保护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目前，西藏共有1700 多座寺庙和各类宗教活动场所，僧尼万多人，各种宗教活动正常举行。每年到拉萨朝佛的西藏信教群众均达百万人次以上。从2004年开始，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恢复藏传佛教格西拉让巴考学制度。2007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公布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是西藏藏传佛教各教派的组织，并有藏文版会刊《西藏佛教》以及1所西藏佛学院和1所藏文印经院。为保障西藏各民族人民特别是广大藏族人民按照自己传统的风俗习惯生活和进行社会活动的权利，西藏自治区将“藏历新年”、“雪顿节”等藏民族的传统节日确定为自治区的节假日，还明文规定，不准拍摄、围观天葬活动，不得在天葬场所喧哗等。 藏语文在西藏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得到广泛应用。1959年民主改革以来，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法规，西藏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下达的正式文件、发布的公告都使用藏汉两种文字。在司法诉讼活动中，对藏族诉讼参与人，都使用藏语文审理案件，法律文书都使用藏文。西藏在广播电台、电视台,专门开设有藏文节目频率和频道。2007年末，藏语频道在全国少数民族语言电视频道中率先实现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出节目。在西藏出版有14种藏文杂志、10 种藏文报纸，1989年以来出版的藏文图书有400多种。此外，藏语文学习也得到了法律保障。西藏自治区教育系统全面推行以藏语文授课为主的双语教育体系，已经编译出版了从小学至高中所有课程的藏文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藏文专业术语规范化及信息技术标准化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藏文编码已正式通过中国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各种藏文软件在计算机和网络上使用。截至2007 年底，西藏上网用户总人数已达16万人，占西藏人口的。 西藏传统文化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一贯重视藏民族文化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对民间文化开展大规模的收集和整理，使许多濒临失传的文化遗产得到了抢救和发掘。1979年成立了专门机构对被称为“世界史诗之王”的《格萨尔王传》进行全面抢救、整理，经过20多年的努力，现已整理出版《格萨尔》100多部，总印数达400多万册，同时还出版了20多部汉译本，并有多部被译成英、日、法文出版。2007年底，西藏全区共有专业艺术表演团体28个，文化馆、站203个，公共图书馆4个，博物馆2个，同时还有18个县级民间艺术团体和500多个群众业余演出队；全区多次举办大型群众文化活动，一年一度的拉萨雪顿节、日喀则珠峰文化旅游节和那曲恰青赛马节等大型文化活动的内容不断创新，成为地区性品牌文化节庆活动。西藏自治区7大类、15项、23个点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文化部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西藏有31人榜上有名。 文献档案得到妥善保护，建立了时代体系完整的历史档案库。工程浩大的宗教典籍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研究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等所藏经卷和佛教典籍得到了很好的保护。1990年以后，藏文《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本)、《藏汉对照西藏大藏经总目录》等陆续整理出版，还印行藏传佛教的仪轨、传记、论著等经典的单行本供给寺庙，满足僧尼和信教群众的学修需求。2006年12月，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带标点的佛教经籍——《大藏经》的编纂工程正式启动。从2007年开始，西藏自治区启动了对贝叶经的摸底调查和建档工作，目前西藏已经登记在册的梵文贝叶经有426部，共4300多张。 藏学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就重视对西藏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1956年到1958年国家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就包括对西藏社会的调查与研究。改革开放后，我国还组建了一批藏学研究专门机构，在藏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当前，全国有近50个机构的近3000人从事藏学研究，研究领域涵盖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宗教、哲学、语言文字、地理、教育以及考古、民俗、藏医藏药、天文历算和生态保护、经济可持续发展、农业、牧业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大部分学科。2006年，中国首次颁发了藏学研究领域第一个国家级奖项——“珠峰奖”，这标志着中国藏学事业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2006年青藏铁路建成通车，有力地促进了西藏同祖国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大量游客乘火车进藏旅游，一些著名的文物古迹出现承载压力过重的问题，这进一步促使西藏各级政府更加重视、保护和发展当地独特的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自治区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了严格控制参观人数、精心设计参观线路、科学合理疏导参观流量的办法以减缓这些珍贵而又脆弱的文物古迹的承载压力。青藏铁路使西藏人民通过旅游可以了解外界的信息和文化，可以在继承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发扬自己的文化，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人士积极投身到西藏文化保护中。
藏族地区简介第一章 奴隶社会第一节 吐蕃王朝建立前的藏族社会第二节 吐蕃王朝的建立第三节 吐蕃政权的发展与武力扩张第四节 吐蕃王朝的衰亡第五节 吐蕃王朝时期的经济与文化第二章 封建社会第一节 封建割据局面与藏传佛教各派的形成第二节 元朝中央在西藏的行政机构的设置及藏族封建社会的发展第三节 明朝中央在藏族地区的统治及格鲁派势力的兴起第四节 清初扶植格鲁派的政策第五节 清朝前期对藏族地区的施政第六节 清朝前期藏族地区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第三章 半殖民地状态下的封建社会第一节 西方势力入侵的开始第二节 藏族人民反侵略斗争的高涨第三节 西藏人民的抗英斗争第四节 清末和辛亥革命前夕的藏族地区第五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藏族人民反分裂的斗争第六节 国民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经营管理第七节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藏族地区第八节 藏族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藏族人民的解放第二节 民主改革及完成藏区社会改造第三节 藏族地区完成民主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第四节 藏族地区“文化大革命”十年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后第一节 拨乱反正、恢复和发展经济第二节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节 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大事年表后记修订后记……
（一）关于彝族的历史： 民族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比如汉族，是在先秦华夏族的基础上融合多个民族以后，在汉代的时候成形的。彝族生活在西南山区，地形闭塞，交往融合的情形可能比汉族少多了，相信她是一个血脉相对单纯的民族。能够在4500年里一脉相传，生存至今，应该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二）关于彝族的族源：到目前为止，彝族的族源以‘土著说’、‘羌氐说’、‘东夷部落迁移说’为主。彝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地皇时代（约公元前2570~2550年，参见本百科词条“三皇五帝年表”）。汉族文献：《路史》卷二注引《通历》：“地皇以三十日为月，十一月为冬至”。学者易谋远《彝族古宇宙论与历法研究》引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所编《赊豆榷濮、叙祖白》云：“彝族相传年、月、日、时‘编出来’的时间始于‘地皇’时：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天；白天十二时，一夜十二时。白天与黑夜，从此对半分。这些分好后，又分春与夏，再分秋与冬。一年为四季，四季都分明。日子长与短，年月与节令，都出地皇时。”可见，彝族传说指名道姓地提到了汉族传说中的“地皇”，且汉族文献与彝族传说异口同声地说“地皇以三十日为一月”，这无论如何不能以“巧合”来解释，只能解释为：地皇氏的存在是真实的，地皇时代彝族的雏形已经有了。那么根据《三皇五帝年表》，早期彝族存在于4500年前。（三）土著说：分云南土著说和西南土著说：云南土著说的观点论据来源于元谋人的发现（元谋人发现于1965年5月，发现地点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西北小山岗上。元谋人化石包括两枚上内侧门齿，当时定名为“元谋直立人”。随元谋人出土的石器共七件，人工痕迹清楚.经考古学家断定，石器是元谋人打制而成的。在元谋人化石地层中还发现大量炭屑，后来还发现了两小块烧骨。考古学家研究,这些是当时人类用火的遗迹。中国地质科学院用古地磁方法测定，元谋人生活在距今170万年至60万年。 现在，元谋的考古发掘又有新的重大突破。在这个县的蝴蝶梁子和豹子洞中发现了猿人牙齿160多颗。经测定，其中“东方人”的牙齿已埋藏了250万年，使我国人类的历史又向前推进了80万年！ 中国的直立人化石。1965年发现于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包括属于同一个体的左、右上内侧门齿各一枚。其形态特征与北京人的门齿相似，但也有一些差别。关于元谋人化石的地质时代和绝对年代，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属早更新世晚期，据古地磁测定的年代（见考古年代学），在距今170万年左右；另一种意见认为，在中更新世，因为古地磁年代不应超过73万年，即可能距今60万～50万年或更晚。1973年冬发掘元谋人地点时，还发现3件人工打制的刮削器，原料是石英岩。 元谋人，因发现地点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西北小山岗上，定名为“元谋直立人”。元谋县被誉为“元谋人的故乡”，1976年根据古地磁学方法测定，生活年代约为一百七十万年前左右，差距最多不超过前后十万年(也有学者认为其年代不应超过73万年，即可能为距今60万至50万年或更晚一些）。它又分西南土著说和云南土著说两种。西南土著说认为，彝族自古以来就居住在祖国的西南，经过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成为现今的彝族。这种主张的依据，除了汉文文献资料外，更多的是古彝文文献资料和神话传说等。云南土著说认为，云南是彝族的起源地。扩展资料仅作参考（观音洞遗址位于贵州省黔西县沙井乡井山村，为旧石器时代遗址，时代约从距今20万年到4万年，是中国古人类发祥地之一。人们常说北有‘周口店’、南有‘观音洞’。）（四）羌氐说的观点较为普遍： 羌氐说来由（在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境内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人类活动痕迹。7月12日，《自然》在线发表的这一突破性发现将中国的人类史向前推进了约40万年。 这项研究由来自国内外11家单位的11名学者共同参与。文章报告位于黄土高原南部、秦岭北麓的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上陈村一带新发现了一个早更新世的古人类旧石器遗址，其所处时代距今126万年到212万年。上陈旧石器遗址拥有连续性较好的人工制品文化层序列。研究人员在遗址黄土—古土壤序列的17个原生层位（S15-L28）中发现了96件石器。 羌族是中华大地上最古老的民族群体，它们最早在甘肃青海之交的黄河上游及渭水上游一带繁衍生息（当时区域界限没有今天精准）。后来它们向四方迁徙，与周围的土著民族融合，逐渐形成新的族群。其中有一支向东迁首先进入文明社会，形成炎帝族和黄帝族；一支向西南迁移，后来形成了吐蕃、苏毗、羊同及域外诸羌；还有一支则仍留居发祥地——甘青高原，由于自然条件艰苦，这一支发展缓慢，从而形成诸羌。氐族是以繁殖培育新羊种而得名的古老民族。它先在今河北北部的太行山麓同早已分布于此的戎、北狄、东夷、东胡等族融合，形成了新的氐族族群，又向西南迁徙至甘南地区，与羌族杂居，互相融合，到汉魏时期形成了氐族。1、羌氐历史发展：由于氐族与汉族长期杂居，深受汉文化的影响，过着农耕定居的生活，经济较为发达，文明程度也比其他少数民族要高。在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时，氐族加入了“五胡乱华”的行列，先后建立了前秦、仇池、后凉等国。到唐代，氐族几乎都融人汉族。属于氐人系统的人、白人则向西南迁人川西、滇北、滇中。因此，氐羌族是一群人数众多，迁徙分布范围广，影响深远的古老民族，是构成中华民族的重要骨干。氐羌族源远流长，列国分支和氐族繁多复杂，延续时间久远，要对氐羌族源流、分支、列国、诸姓氐的分布和迁徙作一纵向梳理，这绝非易事。何先生以数十年之积累，数十万里之调查访求，在艰苦的条件下撰成《氐羌源流史》，第一次全面系统论述了氐羌族的源流、迁徙、分布、流变等过程，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2、羌氐相关资料：有关氐羌族史，历朝留下的史料十分稀少，且分散零碎，难以搜寻。时至今日，关于氐羌族的论著仅限于氐、羌、藏、彝及西南各民族的专史，如马长寿的《氐与羌》，任乃强的《羌族源流初探》，李绍明、冉光荣、周锡银的《羌族史》，方国瑜的《彝族史》，杨铭的《氐族史》等，这些专著无疑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何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几十年如一日，遍搜有关氐羌民族史的资料，正如，前言中所言，“不论零篇残简、寸楮半牍，凡涉及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古文字学、考古学、民俗学、地名学、天文学、动植物学及古农史等方面资料，都加以搜集、推敲、精选”。又在博采众家之长的基础上，以近50万字的篇幅向我们展现了氐羌族及其后裔迁徙、演变的历史画卷。）普遍认为在六七千年以前居住在我国西北青海地区的古羌氐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古羌人早期南下的支系与当地土著部落融合，后来形成了西昌地区的邛蕃和云南地区的滇蕃等便是彝族的先民。 （五）东夷部落迁徙说： “东夷部落迁徙说”学者们也在不断探寻论证，关键之处在‘东夷’天文历法等同‘西南夷’天文历法等非常有相似之处，“三星堆”等出土文物并是一个例证。另外东夷部落位于今天的河北、山东等一带（北京人距今约71万年至23万年，山顶洞人距今约18000年（由以往的距今约一万八千年改为距今约三万年。测定结果表明，山顶洞文化年代应介于距今万年左右至万年左右之间，中学历史教科书取了一个中间数。）。 北京人是生活在远古北京周口店，属于直立人，会使用天然火,打制工具，人类第一次取得了支配一种自然力的能力。 山顶洞人，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属晚期智人。因发现于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而得名。1930年发现，1933～1934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由裴文中主持进行发掘。1999年在河北蔚县上新世地层中找到了一件距今300万年的石器，这远远超过了非洲发现的不超出260万年的界限，并认为这是对人类非洲起源论的一次挑战。在安徽省东至县华龙洞古人类遗址发掘出的头骨化石被证实属于直立人，这一成果可能代表着发现安徽乃至长江中下游流域最古老的人类——东至人。 这一头骨化石出土于今年10月11日，目前尚包裹在胶结中，已经暴露出来的包括几乎完整的眼眶部分、大部分额骨和部分面骨。专家介绍，尚未清理的胶结内部有可能还有头骨其余部分，根据对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形态的初步观察并结合对动物群组成的分析，确定属于直立人。 直立人俗称猿人，生活阶段是从200多万年前到20万年前，属于地质年代的更新世，主要分布在中更新世。更新世是指地质时代第四纪的早期，地球历史上的更新世和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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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毕摩经籍文学：因其本土宗教祭司"毕摩"之称而得名的彝族毕摩文化，以本土宗教信仰为意识核心，以巫术、祭仪为行为表征，以彝文经籍为载体形式的毕摩文化，集成了彝族古代的语言、文字、哲学、历史、地理、天文、历法、民俗、伦理、文学、艺术、医学、农学、技艺等内容。其形成和崛起，是彝族社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它不仅促成了彝族意识形态领域的聚变，而且推动了彝族社会的迅速发展，并渗透到彝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毕摩文化是彝族社会原生宗教高度发展的产物，作为一种宗教系统而言，在其泛灵论的思想体系中，万物有灵论和灵魂不灭观是其理论基石，祖灵信仰是其崇拜主体及其中心宗教形式。毕摩文化在其兴起、繁荣到鼎盛、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始终以彝人观念信仰中祖先崇拜为根本，立足于彝族自身的文化基石，建立起了一个已趋于完整的宗教思想体系，而为彝族社会的各阶层所接受和认同，从而成为彝族古代社会传统的主体文化。毕摩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崛起，正是彝族文学赖以形成、发展，并在彝族社会广为流播，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文化效应的基础。彝族毕摩文化以其古老的彝文经籍文献把天文地理、历史谱牒、政治经济、宗教民俗、工艺技术、哲学伦理、医学病理、巫术卜咒、文学艺术、等集于一体，将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熔为一炉。就现在国内外已经发掘、搜集、整理、出版的彝文古籍和金石铭刻文献而言，历史上的彝文文献已形成其庞大博杂的体系。彝族毕摩文化以其浩繁的卷帙及广博丰厚的著述内容，涉猎到了彝族文化的各个层面，荟萃了彝族人民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精华。近年来《西南彝志》、《爨文丛刻》、《彝族源流》、《彝族创世志》、《宇宙人文论》、《物始纪略》、《彝文金石图录》、《彝族古代文艺理论丛书》等等彝文古籍巨著的出版，使毕摩文化的学术研究价值，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和关注。文化，民族的脐带——当代彝族文学发展断想当前位置: 彝族人网首页 → 民族文学 → 文学评论文化，民族的脐带——当代彝族文学发展断想■ 陈志鹏 发布时间：2005-2-12 19:17:35 原出处：凉山文学2004年第6期当前位置：第1页 请选择→ [第1页] [第2页](一)人民当家作主社会制度的建立，人的根本权利受到尊重，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华夏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与汉族老大哥并肩屹立神州，共进共退共沉浮。解下反犬旁枷锁的倮倮，聚集在有米饭吃有布衣穿的彝族屋宇下，以虎的雄姿，展开鹰的翅膀，擎起冲天的火把，向着光明的前程驰骋翱翔。经过半个多世纪几代人的辛勤耕耘不懈努力，老祖宗创造的辉煌文化遗产逐渐拂去历史的尘埃，再度璀灿，优秀的传统在不断扬弃中继承和弘扬，在学习借鉴其他民族以至国外文化精髓中迅猛发展。专门研究彝族文化机构的建立，《彝族研究》、《彝族文学报》、《彝族文化》等报刊的创办，《当代彝族作家作品选》的问世，标志着彝族文化的发展开始了新的征程。因为我们不但有了机构，有了园地，还有一大批前赴后继，执戈披锐的浩浩荡荡大军，为彝族当代文学发展做好了组织准备。与民族自治区无法相比，在大分散小聚居的民族中，我们已经进入先头梯队的行列，为之喜悦中，怎能不铭记作过奉献的前驱者的历史功绩，怎能不扬起继往开来的风帆。（二）郑板桥先生“难得糊涂”的名言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座右铭“懂得自己不懂”发人深思。“知人者智，自知自明”，“难得糊涂”者清醒，承认不懂而穷究，中西合璧道理如一：自豪而不陶醉，骄傲而不止步的世说还需“老生”常谈。在那些跟在国际一体化屁股后面叫嚷的人眼中似乎冥顽不化的说法我至今坚信不疑：文化是民族的象征，民族的标帜。因为我活在现实，可预见的几百年内它不可能消逝而将猎猎飞扬。追本溯源，文化是人的感情的宣泄，是人生的本质需求。起源于人生的文化，无论是广义的各个领域还是狭义的各种样式，都与人们的改善生存环境、生活条件的欲望，螺旋式地互动推进着社会的发展。既是文化大厦的基石又是它冠顶上宝石文学的各个门类，各种样式，各种风格，各种流派都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层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表达自己意志愿望的产物。虎图腾，鹰崇拜，火里生火里长的彝家，是所居的地域条件、社会环境、心理素质构建了民族文化特质，展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象征。失去这些基本特质意味着失却彝族的含义，抹杀或取消这些特质，彝族从何谈起!发展彝族文学不是什么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没有各民族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哪有中华文艺的繁荣发展——至少是不全面的，有缺陷的。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万马奔腾，才可能涌起中华文化长河的大浪排空，浩荡向前。于是，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发展彝族文学就是弘扬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尽心尽力，发奋图强，就是为中华文化增光添彩，为丰富世界文化宝库作贡献。(三)彝家先民创造了与华夏最古老的甲骨文比肩的文字，录下了浩若烟海的创世纪史诗、故事、传说、诗歌以至文艺理论，令人惋惜伤感的是囿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长期在压抑甚至桎梏中生存，只能靠毕摩为主的民间传承者，在狭窄的地域传播，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20世纪30年代，凤毛麟角般潜心于民族文化的智者开始对其关注，有所发现，张光平先生发掘的《阿细的先基》，尤如暗夜沉沉中迎来一线曙光。建国后随着民族政策的贯彻实施，以《阿诗玛》、《梅葛》、《勒俄特衣》、《妈妈的女儿》等为代表的作品，冲破冰封雪冻，绽放异彩，让人们刮目相看而窥见了彝族灿烂文化之一斑。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枷锁的禁锢，传承文化的毕摩一度被打入“封建迷信”的囹圄，使发掘整理彝族古文化典籍受到干扰几至夭折，尽管近三十年努力，果实累累，仍然不尽人意。发掘不易，整理更难，译成汉文出版难上加难，对这笔遗产的研究尚缺乏应有的深度，需要继续花大力气，下苦功夫。当然，有志气的彝族作家没有抱残守缺，更未“坐吃山空”，他们以无畏的精神，在继承民族优秀传统中，投入新文学的创作。从现当代文学的角度看，就我挂一漏万的目力所及，岭光电先生是用汉文向外界介绍彝族的前驱者。以汉文写作进入当代彝族文学创作的拓荒者，是上世纪30年代走出夹皮沟到上海受左联影响的李乔同志，他和建国后涌现的普飞、吴琪拉达、苏晓星、戈隆阿弘、熊正国等直至，新时期以来活跃在文坛上的马德清、阿蕾、黄玲，柏叶、李骞等，他们深受彝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写出彝族人民历史大潮中浮沉的生存状况为主体的作品，反映了彝族人民在社会进程中的苦难和抗争，展示了他们心路途径的喜怒哀乐，倾诉他们的意志、愿望和祈求，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苏晓星的《末代土司》，马德清的《厚墙裂痕》等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彝族作家的另一队列，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崭露头角的普梅夫、李纳为代表，50年代接上班的张昆华、龙志毅、安尚育、熊家斌等，到吉狄马加、杨家富、倮伍拉且、周祖平、李智红、李阳喜、王红彬、黄光平等新秀，他们的工作环境，他们的生活经历影响着、制约着创作。其作品的基调体现本民族素质的同时，以现实主义的主轴，广纳各种流派的表现手法，把视角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民族、各个层面，成果丰硕。龙志毅、杨佳富等的小说，吉狄马加、倮伍拉且、李阳喜等的诗歌，李智红等的散文都不乏上乘之作。这样划分显然十分免强而蹩脚，稍微留意一下他们的创作历程，不难 发现这两类作家绝大多数是从诗歌起步，继而散文、小说、评论，甚而涉足影视，成就是多方面的。有的被称为文坛的“全天候轰炸机”。这一感喟来自对张昆华作品的巡礼：洋洋三十多本集子里，诗歌、长中短篇小说、散文、电影剧本、文学评论无所不包，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文学样式之广，在同辈作家里堪为翘楚，不仅为彝族当代文学作出贡献，就是在中国文学史的长廊上也应有一席之地。彝族文学大军中还有一支常常被人们忽略而又十分难能可贵的军队，这就是用彝文作为传文达意工具者。他们中有专门从事研究的专家，有各彝族聚居区里的毕摩（还有贝玛等称谓），他们在彝族古籍文献的收集记录整理中作出功在千秋贡献的同时，吸取彝族文学的优秀养份，踏着时代的节拍创作，使古老的彝文母语写作枯木逢春，使彝族文学的百花园长出一朵生机勃勃格外艳丽的奇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凉山日报》彝文版和创刊于1980年二十四年来出了近百期的《凉山文学》彝文版（季刊），使“正规军”与“游击队”合流，在母语创作的舞台上大显身手，在这块丰腴的园地里耕耘收获。就我目力所及，阿鲁斯基、海来木呷、依火阿呷、莫色伍惹、阿库乌雾等的诗歌和贾瓦盘加、阿蕾等的小说上的成就，理所当然受到推崇。因为他们与文化保守主义不沾边，他们不仅是彝文写作的高手，不少还是汉文写作的行家，不仅是彝族文学优秀传统的继承者，也是广纳百花蜜汁的“蜜蜂”。简单的例证为文学评论之大忌，为了阐明观点，我不得不作点滴粗略引证和概述。请读读阿库乌雾《与风同行》的一段：“羔羊／像山鹰／反反复复／狂奔母羊丰硕的羊乳／裸孩在雪地里奔跑／那些步伐仿佛撵鬼时／苏尼击鼓的节奏……”；贾瓦盘加短篇小说《小城彝人》中阿英呷呷和阿芝妞妞姐妹的强烈反差撼人心灵，后者（妹妹）在物欲追求中堕落为被侮辱被损害的冤鬼，前者（姐姐）尤如一尊正义的复仇女神，两个鲜活的形象，揭示了社会转型时期妇女的命运沉浮，尽管艺术技巧不是那么娴熟，所展现的美学意义并不在某些长篇巨著之下。不厌其烦不顾形而上学之嫌而又挂一漏万地对三支彝族文学创作队伍概列，只是想表达我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彝族当代文学迂回曲折发展道路的思考，对其蓬勃发展现实的喜悦。三路大军不可能作划白豆腐似地一刀切，他们间（以及与其他民族以至世界文学间）没有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也并非壁垒森严，而是互相渗透、互济互动地向前发展，是彝族当代文学繁荣发展的基石，是明天的希望。从而，也因其成为中华文学大军中的一个方面军而应引以自豪。（四）简要回顾彝族文学的发展历程，稍加品嚼它的滋味，不是白开水，而是浓浓的烈酒。将其喝下去，不要神经麻木的醉生梦死，应该催发筋胀血喷而奋起。跨进新世纪的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的阵痛，迎来社会的转型。思想的空前解放，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缤纷的多元文化竞显风流，为彝族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作家有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整个事业显现出灿烂的前景。毋庸讳言，我们的面前也飘浮着两座变幻莫测的冰山：一座是市场经济中的浊流涌起无限膨胀的物质欲望冲击着社会公共道德准则，侵蚀着文学的优秀本质属性，善良人性与文学的基本精神被异化。为了生存与生活，有的作家和相当一部分业余作者随波逐流，投身商海。扬帆泛舟成功者中，有的成了儒商可喜可贺，有的成了大款大鳄——坚守道德底线者对社会作贡献，钞票蒙住心窍者淹没在纸醉金迷的孽海里。浊水恶浪果腹的失败者中有的在苦苦挣扎，有的堕落沉沦；另一座是科学的发现，技术的进步，推动工业社会发展的同时，冲击着纯文学的阵地，影视、光盘等的功能，文艺的消遣化、享乐化淡化和消解着人们高尚的诗情，导致文学事业商品化等等不一而足。金钱的魔力，驱使一部分作者把文学当作娼妓玩弄，无聊的戏说，恶俗的身体写作，下三滥的多角同居的舌头、床头、拳头等“三头文学”装配起来的名人“隐私”……在光天化日之下横行过市。以感官刺激为主体的媚俗文化在商业文化的旗幡下招摇撞，冲击着人们的心灵。潜移默化中侵蚀着作家的良知，使文学应有的功能逐渐丧失批判精神，失却文学基本的认识价值、审美价值……这不是杞人忧天，彝族文学并不在真空中。面对现实，我们不会惊慌失措，不会悲观失望，套用一句流行话：文学现状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警钟长鸣，文化是民族的脐带，是民族赖以生存、繁衍、传承的根本。文化被消灭或者被迫消失的民族，其悲剧不言自喻——当今世界上这样的民族并不鲜见。文化不仅是人们感情的宣泄，也是开启人们智慧的钥匙，是科学发现与技术进步不可缺少的拐杖，是生产力发展的推进器，从而在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中，起着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巨大作用。那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浅俗论调，把文化当作旧社会的小媳妇角色摆在从属地位的浮薄认识，理论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践上极其有害。“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中的这段话，一千多年来论者如潮，有褒有贬，将其视为国家头等大事不敢完全苟同，从陶冶心灵、道德构建的角度审视似有道理。人们在忧虑中清醒，在困境中奋起，有了各种层次的发展举措。对彝族当代文学扫描似地浏览后，为使其从已经巩固的滩头阵地出发获取更大的成果，许多话不吐不快，不揣陋见，择其要者端出。文学是人的历史运动的产物，历史运动中的人是文学表现的主体，能否正确地揭示和反映历史运动的主力军，决定因素是从事这项工程的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学创作是一种自甘寂寞、自讨苦吃而又崇高的事业。当今社会，要想发财不如从杀鸡卖、擦皮鞋起步。要想仕途高升，拍马术也许是最好的敲门砖。创作需要淡薄名利，无论为“官”还是为民，应当不忘文学创作是一种责任，是与大众心心相印的一种牺牲，一种贡献。这方面许多先行者作出了表率，已经仙逝的平民化的李乔、普梅夫，无论头上罩什么光环，创作矢志不移；一大批常期生活在基层的农民、工人作家，辛勤地耕耘，姣姣者中有上世纪五十年代崛起的普飞等，新时期以来后浪推前浪，一直与土地打交道的李仕学等令人敬佩；解放前投笔从戎，建国后长期处于领导岗位的龙志毅同志，可谓“官高爵显”，是彝族中寥若晨星的省部级干部之一，他的政绩可想而知，平易近人深得民心，在日理万机中不忘创作，出版了《省城轶事》《政界》、《八旗亭怀古》、《冷暖人生》、《第三号包房》、《厂长的私生活》等多部小说和散文，与那些背着彝族文学牌子谋“官”谋私利者形成强烈的反差。由是观之，为人与为文应该是辩证的统一，人品与文品应该成正比，发展彝族文学需要正写大写人字的作家。继往开来简单而明白，继往是手段，是前进的基石。开来是目的，是“往”的继承和发展。“继往”的前提是识“往”。近百年来，对彝文典籍的收集、记录、整理、研究的文章卷帙浩繁，为“开来”者提供了钥匙，提供了拐杖，成绩蜚然。我读得不多，也未深研，粗浅的感觉是作为历史悠久人口并不算少的彝族文学博大精深，尤如荡荡海洋，迄今为止，我们舀了几瓢?几桶?穷尽不可能。对其理性梳理做了大量工作固然可喜，深究本质则似乎不够。无论从正本清源梳理文化史的高度还是认识彝族文化的特征，及至发展当代彝族文学都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许多史实史料缺乏深入研讨。事例俯拾皆是，比如，一百七十万年前的元谋人与彝族有无关系，是什么关系或者为什么没关系?李乔同志生前多次谈及西安半坡出土的甲骨文大部分与老彝文相同，刘尧汉先生的弟子用彝文破解了舞阳出土的龟背文，它们与汉字是什么关系，是水乳交织后的分流还是同一源的分支?云南的简称，时下通行的说法是源于古滇国，那么这个“滇”是什么含义?古滇国的取名来自滇池还是古彝语中的“滇”是“鹰”的音译?“昆明”是什么日月之类的解说还是古彝语中的“水边村寨或水边的小镇”的音译?闻名中外以三星堆出土文物为标志的巴蜀文化与彝文化有无关系?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关系?滇池周边曾经居住彝族先民的三十七部落到哪里去了?今天以滇池为圆心，半径两三百公里内的众多的地名——包括楚雄是威楚与南雄合起来的缩称、武定、禄劝、弥勒、庐西等等——与彝族先民是什么关系?最典型的如弥勒县名是源于东汉才传入云南的佛教的弥勒佛，还是源于西汉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以一位叫弥勒的彝族部落首领的名字而命名?1932年才改名开远的古称阿迷州为什么是彝语音译的小地方?地方政权的南诏兴衰的根本经验教训是什么?南诏德化碑给我们多少历史启示?十月太阳历在世界历法中的地位举世公认，它在彝族先民生产生活及至整个文明进程中起了哪些作用?“夜郎自大”固不可取，诸候国般的夜郎与彝族先民的关系似乎不应忘记……我不是抱残守缺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从来不赞成躺在老祖宗打造的金床上睡大觉、吃老本。但始终坚信，对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知其然和所以然，有利于彝族新文学的发展，有利于塑造美好的心灵，有利于优秀道德大厦的构建，有利于彝区各项事业的发展，从而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作出应有的贡献。知古是为了鉴今，食古不化者没有出息，坚持民族的特质，吸收各民族以及外国文化精华的养份，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坚定地守望在文学的园地上，施展十八般兵器，三十六计，七十二变，育养出溢满彝香的万紫千红的花朵，才可能无愧祖先，无愧当今，无愧后代。 闭关锁国之害众所周知，彝族文学的繁荣发展需要彝族作家自己写，也应高举双手欢迎其他民族的作家写彝族，邓友梅同志的《凉山月》，高樱同志的《达吉和他的父亲》，公刘、王松、刘绮、杨智勇等同志整理的长诗《阿诗玛》及后来李广田先生当顾问的电影，以至今年中央电视台歌手大奖赛中美声复赛名列榜首的《一窝雀》（至于后来的名落孙山，原因多多，不再赘述）等等，汉族老大哥为彝族文化增光添彩，感慨良多，思绪悠悠，遐想无垠。总而言之，与所有民族的文学一样，彝族文学是彝族人民心灵道路的历史记录，是情感世界的精神家园，是生存和传承的脐带。客观审视，彝族当代文学成绩斐然，但与近千万人口的彝族是否相称，与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否适应，恐怕我们还不能拍着胸脯作出肯定的回答。因此，有火的美誉的彝族，不应该忘记鲁迅先生的文学“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高擎“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衷心预祝一年一度火把节即将来临时召开的中国第二届彝族当代文学研讨会，把火把捆得更粗更大，燃得更烈更旺，举得更高更远，辉映现实，烛照未来，彪炳史册。
彝族小伙毕业论文致谢写了6000余字，在致谢中他回顾了自己的求学经历。并且也感谢现在的政策，这样才能够让自己成为一位大学生。在15岁的时候，因为家庭的原因他也被迫辍学。他从父母的爱情开始写起，相信在这背后他也承担了很多痛苦。
这位大学生所学习的专业是民商法，并且他的论文总字数是在万左右，同时他也在这篇文章当中提到了65位曾经帮助过他的人，一一把他们的名字写了下来。在这其中包含自己的室友，老师、在小的时候，由于爷爷奶奶并不支持他爸爸妈妈的爱情，于是爸爸妈妈选择脱离原来的家庭环境。并且他们的生活条件异常的艰苦，这位学生在离开学校之后，当地的政府一直在帮助他。也帮他办理了助学贷款，因此他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在每年毕业季的时候，大家也会发现有些学生虽然经历了千苦万难，但是他们的眼神中依然充满着光亮。他们也非常懂得感恩。亲切地叫着这些人的名字，并且他得到了很多人的恩惠。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才让他感受到了学校以及社会的温暖。也让他的大学生活写满了可能性。同时在这4年的时间里，他献血多次。并且帮助了多名求学困难的学生。
相信大家在读完他的论文致谢之后，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感动。这是因为他曾经感受过这个世界的暖心之处，所以在自己有了能力之后，才会想着把这份爱意回馈。大家可以看出他的书桌上有很多奖章，比如湖北青年五四奖章、他是一位来自凉山的山村小伙，读书点亮了自己的生活、让他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同时相信他的未来一定一片光明。
主要还是因为改名字没有任何意义，而且也不知道改啥名字。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算是一种非遗文化的传承，在最早之前，他之所以被称为白族村，那么一定是有一些故事在里面的，而作为后人，代代口口相传就更值得，应该保留原有的名字。
在三横四纵“棋盘式”格局的大理古城里，一年四季的轮转之中，看古城春天的樱花、秋天的银杏，夏日变化多端的云、冬季苍山顶的白头雪。
人民路上有好吃的凉鸡米线，复兴街上有最难求的大理传统手工饵块，再配上一份木瓜水米凉虾，亦是满足。这里，就是白族人民的故乡，大理。
大理白族
大理州，是白族人民的聚集地。据文献记载，白族先民是洱海周边的土著昆明人、河蛮人与青藏高原南下的氐人、羌人，以及部分叟人、巂人、爨人、僰人、哀牢人、滇人、汉人等多种族群融合形成的民族。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征战、拓土、商贸、屯垦、驻边等历史原因，白族才逐步形成当今白族之雏形。
在大理古城160多公里开外西北部的云龙县，隐藏着一个古老的白族村。
大理最古老的白族村，千年没有改过村名，住宿一晚只要五六十
诺邓古村
这个地方叫做“诺邓”，是一个历经千年的白族村子。
诺邓村，地处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风景名胜区南端的云南省云龙县，距大理州州府所在地165公里，交通便利，是白族最早的经济重镇，是滇西北地区年代最久远的村落，也是云南省最早的史籍《蛮书》记载中，至今唯一存在的原名称不变的村邑，保留着大量的明、清两朝建筑和著名的玉皇阁道教建筑群。
根据有关考证，诺邓村是滇西北地区年代最为久远的村落，从其有记载以来，就未曾改过名字，这在现代民居建筑中是非常少见的。
诺邓村以制盐而文明，因此也称为“诺邓井”，“井”就是盐井。从有明确记述的唐代开始，诺邓村的演变发展完全依赖于盐业经济的兴衰。因诺邓盐质非比寻常，保山、腾冲一带自古以来就十分喜欢食用“诺盐”。而正因为诺邓盐业的发达，诺邓一度成为滇西北地区的商业重镇，是茶马古道上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
诺邓火腿，用独特的“诺盐”所制成
诺邓之旅
常常觉得，在大理每个地方的名字都十分好听，比如密祉、沙溪、诺邓、周城、喜洲、祥云、海舌、双廊、挖色，等等等等。作为外地人，每次听到这些地名都有一种莫名欣喜和莫名的期待，私底下总以为，名字这么好听那景色也一定很美吧！
于是，我就来到了诺邓。
诺邓距离大理古城很远，我和小伙伴们几经波折才来到了这里。古城的公共交通不太完善，倒腾了几趟公交车才来到了下关的汽车站，之后乘坐中巴班车，经过近4个小时的山路十八弯的路程才到了云龙县城。
其实，整个大理的公共交通设施建设目前还都比较差，高铁还是这几年才开通的，而像大理州境内其他县市，基本上没有铁路经过，只有似乎永远都走不完的盘山公路。不过，或许正是因为现代交通工具在这里并不发达的缘故，行走在这些偏远的小山村中，你总能见到各种有趣的交通。
就比如说，从云龙县城前往诺邓村乘坐的马车、三轮摩托车。对于在城市生活的我们来说，这些听起来很有年代感的交通工具依然在当地广泛使用着。尽管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未来某个时候它们也会被更加便利的交通工具所取代，可在这之前，能够自己亲眼见识、亲身感受我都觉得不枉此行。
走进诺邓的时候，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什么是隐居生活。在村子里漫步的时候，眼前是在大山绿树掩映下的土红色古老民居，很安静，可以听到四周的鸟叫声，或是谁家的狗狗在吠叫。大概就是《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吧！明明是一个落后的村子却能带给人们幸福感。
而且，常常能够和当地的村民们碰面，他们背着个小竹篓，有的人家还牵着骡子外出，蹄子踏踏而过。每次，有村民和我们打招呼的时候，都让我觉得这里的人真好。
山脚下的小桥流水人家，沿着小路，拾级而上，找住宿的同时也是在游览这个村子。在诺邓村中居住的基本上都是当地人，这里有很多的人家把自己家空余的房间弄成了简易的民宿，房子大点的，还会开辟出来一个小餐馆，供三三两两的外地游客有个吃饭的地方。
所以，这里的住宿特别便宜，贵一些一百来块一晚，正常的话基本上都是五六十块钱一晚民宿住宿。当然，有些可能你讲讲价，二三十块钱就能得到一个床位了。这里，或许不适合旅游，却十分适合隐居，开销也非常低。
白族是最喜欢热闹的民族之一，一年中各种节日不断，数量之多，不亚于中西节并重的香港。著名的节日有三白街、绕三灵、石宝山歌会、蝴蝶会、浴佛节等。这些节日代代相传，历史远久、民族风情浓郁，热闹异常。除此以外，白族也和汉族一样，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初十过春节，农历七月十五日为祭祖节。逢年过节白族有许多礼仪禁忌。 元江县的白族每年的三月会或天子庙会期间，禁止杀生。大理的白族大年初一不准动刀、挑水、泼水、扫地。怒江白族大年三十晚饭前祭祖时，忌讳外人在常大年三十，要把借给别人的东西要回 来，否则来年找钱不顺，粮信不丰。因而借了别人家的东西，必须在大年三十之前还给别人。大年初七为女人节，妇女不做饭，不背水，也不做其他任何劳动，而是尽情地玩耍;大年初九为男人节 ，男人休息。云龙县的白族，七月半这一天不准人们到处乱走。历史上白族崇拜本主，如今作为一种习俗保留下来，表现为：几乎每个村寨都有一个本主庙，庙内 供奉泥塑或木雕本主神像。进入白族的本主庙，必须虔诚、肃穆，禁止大声喧哗，禁止触摸本主神像。白族也崇拜各种神灵。怒江州一带的白族，如果有人生病，必须以牛、猪等做牺牲，进行祭天活动 。活动一般在村子附近山顶上的一棵大树下进行，全寨人参加。这棵大树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禁止砍伐。白族大理三月街白族大理三月街是云南省遐迩闻名的物资交流大会和白族人民的传统盛大节日，每年农历三目十日至二十一日在大理古城举行。从佛教讲经庙会演变而来，已 有1000多年历史，届时除商贸盛会外还伴有赛马和歌舞等活动，每年参加者数以十万计。1991年起，被定为“大理白族自治州三月街民族节”。徐霞客在他的记述中赞道：“俱结棚为市，环错纷纭，千骑交集，男女杂沓，交臂不辨，十三省物无不至。”白族，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等地，人口一百五十九万人。善于经营农业。有自己的语言。白族服饰非常好看，因为是“白”族，所以衣服是白色的，有几朵粉色的小花绣在白衣服上，显得格外漂亮;头饰也很有特色，头冠以风、花、雪、月为题，冠左边有一缕穗，代表“雪”，他的长短就是代表人的大小(年龄)。白族人称女士为“金花”，称男士为“阿鹏哥”(不包括小孩)。白族人待客用“三道茶”来代表对客人的尊敬、热情。三道茶是白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