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文学遗产论文要求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百废俱兴，伴随著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科学文化事业也提上了日程，古典文学研究呈现出一派生机。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54年，经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以及何其芳、冯雪峰、聂绀弩等人倡议、组织，由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主办，在《光明日报》以周刊的形式创办了一个学术副刊——《文学遗产》，它和当时《光明日报》的《史学》、《哲学》等副刊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新开辟的第一批学术园地。1954年3月1目，《文学遗产》第一期出版，在《发刊词》中明确指出：“运用科学的观点与方法，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对我们的文学遗产作出正确的评价，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同时也指出：“容许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并不要求每一篇文章都成为最后的结论。我们希望有些重要的问题，能够在这个刊物上展开活泼的自由论辩。”陈翔鹤先生出任第一任主编，创刊的筹备工作由他一人全力承担。1956年9月，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撤消，《文学遗产》改由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主办，陈翔鹤继续担任主编。以后文学研究所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文学遗产》自此隶属学部文学研究所领导，仍以《光明日报》副刊的形式出版。除主编陈翔鹤以外，《文学遗产》最初只有金玲、白鸿两名编辑及秘书曹道衡，后来才增加了张白山、劳洪、卢兴基等人，成立了编辑部。为了保证刊物的学术质量。组建了编委会。第一任编委有：陈翔鹤、余冠英、陈友琴(以上文学研究所)、谭丕模、钟敬文(以上北京师大学)、吴组缃、浦江清、季镇淮、游国恩(以上北京大学)等。后来又陆续增朴了林庚(北京大学)、刘盼遂、郭预衡(以上北京师范大学)、王任叔(巴人)、赵其文(以上人民文学出版社)、范宁、吴晓铃(以上文学研究所)等人为编委。为了加强与全国各地学者的联系，《文学遗产》在各地重点高等院校中征聘了通讯员，这些人后来成为我国古典文学教学与科研的骨干力量，如陈贻惞(北京大学)、聂石樵、牛仰山(以上北京师范大学)、冯其庸(中国人民大学)、王运熙(复旦大学)、郭维森(南京大学)、袁世硕(山东大学)、宁宗一(南开大学)、黄天骥(中山大学)、胡国瑞(武汉大学)等。通讯员的任务是提供学术信息，推荐论文稿件，反映各地对刊物的意见和建议。《文学遗产》副刊每周日出刊，每期近一万字，由于当时稿件多，而报纸的篇幅有限，一些较长的论文和以资料、考据为主的文章，就另编入《文学遗产增刊》出版。自创刊到1963年，《文学遗产》共发表了近两千篇文章。其中一些有影响的文章又辑入《文学遗产选刊》。此外，还开展了一系列专题讨论，如关于文学理论研究方面的：“如何辩证统一地批判和继承文学遗产?”“文学遗产是不是上层建筑?”“新的文学史如何编写?”“关于‘中间作品’的评价及古代作品的社会意义”；作家作品研究方面有关于《红楼梦》，关于王维、孟浩然的田园山水诗，关于陶渊明的诗文，关于李贺、李商隐、杜牧的诗歌，关于李煜、李清照、姜夔的词，关于《长恨歌》、《琵琶记》、《胡笳十八拍》的讨论。这些讨论所产生的文章后来大多结集出版，如：《陶渊明讨论集》、《李煜词讨论集》、《胡笳十八拍讨论集》等。从1954年3月1日创刊到1963年6月停止出刊，《文学遗产》副刊共出刊463期。一年后从464期开始，《文学遗产》改由《光明日报》主办，文学研究所不再参与编刊事务，内容也从古典文学研究变为包括中外文学研究的综合性文学研究。通过《文学遗产》这块园地，许多研究人才被注意并得到了积极的扶植和鼓励。直至今天，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工作着的骨干力量，大多曾与《文学遗产》有过程度不同的文字交往关系。《文学遗产》这样一个在广大读者中享有盛誉，并有着广泛影响的刊物，“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即被迫停刊。“文革”十年中，中国的学术园地备受摧残，大批学者蒙受了屈辱和折磨。陈翔鹤先生在1969年春含恨逝世。“文革”以后，学术再度复兴，经过多方筹备，《文学遗产》于1980年正式复刊(《光明日报》在“文革”后，应读者强烈要求亦曾一度恢复《文学遗产》副刊，双周出版，1981年出刊，1984年停刊)。复刊后的《文学遗产》实现了当初创办者的愿望，不再是报纸的副刊，而成为一份定期出版的学术杂志。自1980年夏季起，《文学遗产》以季刊的形式由中华书局出版，在全国发行。《文学遗产增刊》也同时恢复编辑、出版。编辑部仍由文学研究所领导，余冠英先生出任第二任主编。原先的编辑人员也都回来继续工作，又增加了张展、王学泰等人。重新组建的编委会包括：余冠英、张白山、曹道衡、范宁(以上文学研究所)、陈贻焮、费振刚(以上北京大学)、郭预衡(北京师范大学)、冯其庸(中国人民大学)、程毅中(中华书局)、廖仲安(北京师范学院)等人。通讯员网络也得到恢复。《文学遗产》期刊面世以后，以全国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业刊物受到瞩目，大量的研究成果和学界新人通过《文学遗产》被介绍给海内外学术界。1985年，徐公持接任主编，编委会也有所增补。为了适应学术发展的需要，增加信息量，刊物于1987年改为双月刊，还增加了“论文摘编”、“博士新人谱”、“学者研究”、“雪鸿录”、“海外学术信息”等栏目。为了加强与各地学者的联系，编辑部除编辑期刊外，还与一些院校联合主办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如：1982年在开封(河南师大)召开的“近代文学研讨会”、1983年在苏州(江苏师范学院)召开的“清诗讨论会”、1985年在成都召开的“宋代文学学术研讨会”、1987年在杭州大学召开的“宏观文学研究会”、1989年在信阳召开的“四十年古典文学研究回顾反思研讨会”、1990年在桂林召开的“文学史观研讨会”，以及1989、1991年间召开的一系列古典文学专题研究回顾与反思研讨会、1994年在曲阜召开的“儒学与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些会议活跃了学术空气，交流了研究方法，提高了文学研究的理论层次，也加强了学者间的联系，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自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由于物价不断上涨而经费又不断紧缩等各种经济原因，《文学遗产》和其它学术刊物一样面临着财政上的困境，乃至一度濒于停刊，为此不得不在出版、发行方面做了多次改变，先后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经理出版事务和山西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文学遗产增刊》十八期等。1992年与江苏古籍出版社签约并合作出版至今。但《文学遗产增刊》终于停止出版。四十年来，《文学遗产》得到广大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关心和支持。自首任主编陈翔鹤先生起，本刊编者与作者关系向来十分密切，这已成为传统。四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界的一流专家，几乎都在本刊发表过文章，其中包括郭沫若、茅盾、郑振铎、何其芳、李一氓、郭绍虞、罗根泽、夏承焘、唐圭璋、俞平伯、沈从文、游国恩、陆侃如、冯沅君、冯至、余冠英、吕叔湘、姜亮夫、刘大杰等一批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已成名的古典文学研究权威，他们的支持，使刊物从一开始就站在了高起点上，并始终保持高水准。《文学遗产》编辑部自创建初始，即在陈翔鹤同志的领导下建立并逐步完善了一整套工作制度，文革后也仍能继续保持和发扬。作者的来稿，无论长短、无论是否熟人或熟人推荐的，首先进行严格的登记编号，并随即将编号通知作者，以便查询。每份稿件都要经过责编的仔细审读。不能利用的都有退稿信通知投稿者本人；如通过一审认为有可能利用的稿件，还要送二审阅定，有时提出修改意见，责编即会提供给作者商讨；最后，通过二审的稿子还要由主编三审定夺。有些稿件，还要请编委多次阅定。总之，每一篇刊用的稿件，都倾注了编辑的心血，都是对作者完全负责的。作为《文学遗产》的编辑人员，必须一贯保持严谨细致的态度，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同时，还须经常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与专家学者保持紧密的联系，多方收集学术信息和注视学界和学人的动态，加强自身的修养。因此，《文学遗产》在学界建立了良好的声誉，获得了学者们的信任。《文学遗产》通过四十年所做的各种工作，对我国的古典文学研究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成为学术界公认的一份具有权威性的刊物。国内学人以能够在《文学遗产》上登载论文为荣，不少大专院校及研究机构也以在《文学遗产》刊登文章作为考核中青年学者科研成果的重要标准以及晋升学术职称的依据。国外学界，更以《文学遗产》作为了解中国大陆古典文学研究现状的主要窗口。总之，由四十年的历史及在当前学术界的地位所决定，《文学遗产》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核心刊物。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过去的兴衰荣辱与《文学遗产》联系在一起，今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将来的繁荣和发展也将与《文学遗产》这一份刊物的存在密切相关，不可分离 。

优秀的民间文化艺术是群众文化创新发展的母体，站在民间文化这个巨人肩上的群众文化，其创造性恰恰来自前辈文化传统的禀赋。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给了我们烛照传统文化的慧眼，使我们看到了传统的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与保护是繁荣群众文化的基础，是发展群众文化的起点，是群众文化与时俱进的特征。传承是为了保护，传承是为了创新，创新是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是群众文化发展方向的本质特征，在民间文学艺术中排沙拣金，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关键词】民间文化；民族遗产；传承；保护；创新当前，民间文学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已成为群众文化工作的重要内容。我市将民间文学遗产的挖掘整理工作当作群众文化发展的重要部分。其久远的历史可溯源商周时期的肃慎。这里留下了丰富的民间文学遗产，我市的民间文学遗产浩如烟海，俯拾即是，许多艺术珍品尚未被挖掘整理。仅从已经整理出来的作品中，人们便可以窥测出女真及其后裔所形成的民风、习俗、文学艺术为载体的民间文化，蕴藉厚重。数百年来，流传在海伦的民间故事，虽不是历史的直叙，但却始终保持着这一段历史投影。它由生存在蚂蚁河流域的人们世代相传而得以保留下来，成为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认真搜集整理民间文学遗产，不但可以将千百年来在群众中流传的民间文艺作品保存下来，丰富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而且对于了解民间文化，研究民间文化的历史是不可缺少的。民间文学虽然不能等同于历史的真实，但却可以激发人们回顾历史，从中填补思古幽情的想像 空白，藉以思考与评断发生在这里的历史与人物。这也是 “民间文学” 流传的根脉所在。民间文学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结晶，及时地搜集，认真地整理可以使优秀的作品得到推广。例如《蚂蚁河的故事》等脍炙人品的篇章，都是从民间产生，在民间流传后经文人墨客整理加工而成的。事实证明，搜集整理民间文学遗产，不但可以指导民间文艺得以健康发展，还可以使作家、艺术家得到创作的借鉴；同时，认真搜集民间当前流传的作品，还可以为我市文化建设的发展做贡献。民间文学是人类的精神植被，是传统文化中的精粹珍品。人类创造了文化又被文化造就着，女真族因其所处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环境的不同而积淀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因而它蕴涵着深层次的历史，凝聚着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女真族是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它历经多少人的完善才能传到今天，这是何等的不易。众所周知，民间文学是以口头创作和口头讲述的方式在民间产生和流传的。而那些能说善讲“瞎话”的“故事大王”、“民间故事家” ，大多数都是年愈古稀的老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和正在陆续地谢世而去，随着这些老人的相继作古，许多宝贵的风俗资料，民间传说在一夜之间竟成了绝响。仅从我市《民间文学故事集》的编辑工作来看，大量作品的搜集者、整理们还没有来得及见到自己搜集、整理的故事付梓成书就离开了我们。这些民间文学艺术家为民间文学遗产做了大量的抢救工作，他们对这一事业的执著追求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 们这一代人学习，他们为此耗尽了自己毕生的心血。而且还有一批肚里有许多老故事的老者尚未被发现。这些老者对自己记忆中的那些 “嗑儿” 和 “瞎话” 误以为是老辈人那听来的 “闲篇儿”。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把他们知道的 “老故事”讲给他们的子孙后代，使其流传下去。因此，许多极为珍贵的民间文学遗产就这样相继失传了。我认为对于民间文学遗产说搜集也罢，说挖掘也罢，均不如说抢救来得准确。事实正在不断地证明着这项工作的迫切性，否则，留给我们的将是无济于事的遗憾。因此，抢救民间流传的文化遗产迫在眉捷。我们这一代人可能都听过老人们讲的流传于口头的民间故事，那些故事异常美丽而动听，有些故事伴随我们一生也不会忘记。我们是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这种民间文学的滋养而成长起来的。可以说，是因为这些口碑流传的民间文学使我们最早知道了人应该善良，而且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相信正义最终有战胜邪恶，相信有情人最终能成为眷属；知道了人类因为有爱世界才美好，我们活着才会感到温暖，同时，民间文学的流传也使我们感到来自这方水土，来自祖辈先人们感情链条的代代传递，我们必须把这条美丽的情感链传递下去。出版《海伦民间故事集》做的正是这样一件事。我们所做的仅仅是民间文学艺海里的一部分，还有很多民间的故事没被发现，有待于我们保护与传承。民间文学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是全社会的责任，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必须有广大社区群众的积极参与。作为上层建筑，民间文学具有突出的社会属性，要确保民间文化得到有效的保护传承和弘扬，就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和指导作用，民间文学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是我们群众文化工作者重要的本职工作，是繁荣群众文化活动的迫切需要，是责无旁贷的事。要做好这项工作，我们就必须走出办公室，离开书案，迈开双脚，深入社区、深入基层、深入农村、深入街巷胡同，甚至要把工作细化到老百姓的大杂院里、小炕桌上，只有这样才能使工作很快地开展起来。民间文学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民族性和民间性。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鲜明地体现着这一点， 传承它保护它不是单纯的怀旧复古，也不是为保护而保护，为传承而传承，而是要接过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接力棒，在保护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为社会主义精神建设服务，为贯彻党的 “二为”方向、“双百”方针服务，为丰富、创新和发展人民群众迫切需要的文化生活充实新的内容。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必将要求精神生活的丰富与之相适应。群众文化活动不能总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停止了就没有生命力，所以必须不断发展创新，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而民间文学正是群众喜爱的有着深厚基础的表现形式。我们要通过不懈努力，让我们的民间故事充实到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中来，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所认知、 所接受、所热爱，使之成为传承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生力军，从而达到弘扬民族精神，振兴民族文化的目的。为此，应从以下几方面做起：首先，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确看待民间文学遗产，认真做好挖掘整理，加工提高以及发表推广工作，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抓紧发掘抢救濒临失传的民间故事。其次，正确处理民间文学遗产的艺术继承、创新和发展的关系，把丰富群众文化活动当成传承与保护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有效途径，把民间文学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看成是群众文化活动发展创新的广阔舞台，从而激发人民群众保护民间文学遗产的积极性。再者，要大力研究和实践民间文学遗产的改革与创新，使民间文学与现代传媒有机结合而实现与时俱进，在发展中继承，既保护原汁原味，又适合现代生活节奏，为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一代所易于接受、推广、普及，让充满泥土芳香和生活气息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焕发出时代的光彩，显示出勃勃生机。近年来，我市继承传统文化弘扬民间文化，努力发挥自身优势，致力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保护和群众文化的创新，群策群力、密切协同，总之， 民间文学研究与传统文化的课题巨大而精深。现在出版这本《海伦民间故事集》仅仅是大课题的开端。研究、开掘这个课题是我们文化工作者的职责，在海伦这块有着历史独特的文化底蕴的土地上，更加适合民间文学的生长和流传。这里有着太多的传奇与故事。在这块 土地上生长出的民间文学真诚粗犷、热情奔放，与这片黑土地融为一体，显得越发博大、凝重。就文化而言，任何一种传统文化的形成，都有它的合理性，正是这些合理性才是它得以生长、流传、延续的前提，这些合理性具体说也就是民众的喜闻乐见，这就是它存在流传的基础。民间文学会从自己的角度对宏观的传统文化提供独特的启示，以证明它不仅促使传统文化更加瑰丽多彩，而且也证明它还是诸多文化的根系，民间文学由大家共同分享它的思想、情感、知识、信仰，如果缺少了民间文学这一环节，民间文学的思想意识就无法在人们中间代代相传，民间文学升华了文化，又丰富了文化，所以应充分尊重民间文学，进而挖掘其内涵 ，发现其中蕴含的生机与活力，从中寻找出有利于文化建设的转换方式。水有源，树有根。优秀的民间文学艺术是群众文化创新发展的母体，站在民间文学这个巨人肩上的群众文化，其创造性恰恰来自前辈文化传统的禀赋。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给了我们烛照传统文化的慧眼，使我们看到了传统的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与保护是繁荣群众文化的基础，是发展群众文化的起点，是群众文化与时俱进的特征。千年风物千年情怀，民间文学艺术弥足珍贵。新时期群众文化发展的方向决定了我们的传承与保护，也决定了我们的创新。传承是为了保护，传承是为了创新，创新是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是群众文化发展方向的本质特征，在民间文学艺术中排沙拣金，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我们要动员全社会都加入到这项工作中，持之以恒，才能够见实效，民间文学的传承与保护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要让传统的民间文学遗产在新时代的传承与保护中发扬光大。在群众文化的发展中创造辉煌

考研一般没这种要求吧，一般来讲研究生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都很难的，打电话到学校招生部门问一下吧。

核心的话从你投稿到发表最少也要半年吧，有能力发表的话题前准备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