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少云发表的论文

人民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导师组最新介绍（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网站招生专业、导师介绍）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介绍 一、本专业是博士学位授予点二、本专业研究方向、研究内容、培养目标 本专业有语言学理论研究、句法语义研究、音系学研究、社会语言学研究、计算语言学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等研究方向。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语言学专业知识、独立的科研能力、良好的理论素养、能够从事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理论研究的高层次专门人才。三、专业背景、专业概况、建设成果 本专业由老一辈革命家、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吴玉章同志于50年代亲手创建，著名语言学家胡明扬先生曾长期担任本专业的学科带头人，在本专业工作过的老一辈著名学者还有瞿霭堂、谢自立、郭锦桴先生等。近年来，本专业已顺利完成了学术队伍的新老更替，一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已担当起学科发展的重任，并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近5年来，发表学术论文153篇，出版学术专著12部，承担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3项。贺阳教授的间接语言接触研究和句法语义研究、劲松教授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李泉教授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陈满华教授的普通语言学、语法学研究都已产生一定的学术影响。本专业已完成和正在承担的国家或省部级研究项目主要有“北京话研究”、“现代汉语词类研究”、“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智能化中文信息处理平台?名词槽关系研究”、“间接语言接触的个案调查与理论研究”、“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语体研究”、“汉语国际推广研究”、“高校母语教育的问题与对策”等。本专业1981年即首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至今已招收培养30届、150多名硕士研究生，从2007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目前在读博士生10余名，已获得博士学位的8名。本专业设有博士后流动站，可以为有志于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人才提供良好的学习和研究平台。四、师资力量本专业有教师12人，其中教授4人，副教授6人，硕士生导师7人，现有贺阳教授、劲松教授、李泉教授、陈满华教授等博士生导师4人。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者10人。五、导师介绍贺阳教授，1955年生，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接触研究、句法语义研究。先后发表《北京牛街回民的北京话调查》（1992年）、《试论汉语书面语的语气系统》（1992年）、《汉语完句成分试探》（1994年）、《性质形容词句法成分功能统计分析》（1996年）、《动趋式‘V起来’的语义分化及其句法表现》（2004年）、《从现代汉语介词中的欧化现象看间接语言接触》（2004年）、《现代汉语DV结构的兴起及发展与印欧语言的影响》（2006年）等数十篇论文和专著《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目前主持教育部社科项目“高校母语教育的问题与对策”。劲 松教授，1956年出生于北京，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1、当代北京话及普通话规范问题，侧重研究北京话和普通话的语音现象，如语调、轻声、儿化韵等。2、语言学理论研究，侧重于音系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主要著作：《马学良学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与瞿霭堂合作），《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与瞿霭堂合作），《现代汉语轻声动态研究》、《社会语言学研究》等。李泉教授，1962年生，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对外汉语教学理论、句法语义研究。先后发表《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基本理论》、《单音形容词祈使句及相关的语法化问题》等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汉语语法考察与分析》（2001年）、《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思考》（2004年）。目前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汉语单音形容词句法语义研究”。陈满华教授， 1963年生，文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普通语言学、语法学，先后发表《关于构式语法理论的几个问题》、《从构式“爱谁谁”看句法异质现象》、《“X哪儿来的？”与“哪儿来的X？”的构式差异及相关问题》、《汉语习语互文及其构式解读》、《由背景化触发的非反指零形主语小句》等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 《安仁方言》、《汉语事实的描写和考察》、《体词谓语句研究》等。六、对外学术交流本专业与国外高校有着广泛的交流，先后有近10名教师赴美国、英国、日本、韩国进行讲学或学术交流活动，并经常邀请海外学者开设学术讲座和进行学术研讨。七、毕业生就业去向博士和硕士主要就业去向是国内著名大学、科研机构、国家机关、新闻出版机构、企业事业单位等。八、主要开设课程本专业硕士阶段的主要课程有：现代语言学论著选讲、语言研究的问题与方法、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语法学、音系学、语义学、社会语言学、第二语言教学理论与实践、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研究等。导师介绍： 陈满华、贺阳、劲松、李泉 （详情略）

人民大学国际汉语教育硕士生导师目前还尚未弄清，但我们可以从人民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生点来找寻答案。一下是为您提供的：中国人民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生点全介绍人民大学对外汉语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介绍本专业是博士学位、硕士学位授予点。本专业由老一辈著名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吴玉章教授于50年代亲手创建，1981年首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著名语言学家胡明扬先生曾长期担任学科带头人，至今仍指导着本专业的建设。本专业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语言学理论研究、句法语义研究、音系学研究、社会语言学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和计算语言学研究等。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语言学专业知识、独立的科研能力、良好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语言研究和应用人才。本专业目前共有教授5人，副教授7人，讲师2人，85%具有博士学位。目前博士生导师有贺阳教授、劲松教授、张卫国教授、李泉教授。本专业主要课程包括：现代语言学论著选讲、语言研究方法、语法学、语义学、音系学、社会语言学、历史语言学专题、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研究、第二语言教学法研究、语言学中的数理方法、语言信息处理等。本专业毕业生主要到各级党政机关、新闻出版单位、教育和科研机构从事语言文字的应用、教学和研究工作。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贺阳 博士生导师贺阳，男，1955年出生，北京人，教授，博士生导师。198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攻读普通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胡明扬教授。1988年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200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获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主编，北京市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2006年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研究的领域包括北京话、现代汉语语法和语言接触，先后参与和主持的研究项目有“北京话研究”、“现代汉语词类问题考察”、“现代汉语句法问题考察”、“间接语言接触的个案调查与理论研究”、“汉语国际推广研究”等。讲授的硕士研究生课程有：现代语言学论著选讲、语法学、汉语句法语义研究、语言研究方法等。发表的主要论文：（1）《北京牛街地区回民话中的借词》 （2）《北京牛街回民的北京话调查》（3）《北京话语调的实验探索》（合作） （4）《试论汉语书面语的语气系统》（5）《北京话的语气词“哈”字》 （6）《程度副词+有+名”试析》（7）《汉语完句成分试探》（8）《性质形容词作状语情况的考察》（9）《性质形容词句法成分功能统计分析》（10）《形容词与不及物动词的区分》（11）《形名兼类的计量考察》（12）《动趋式“V起来”的语义分化及其句法表现》（13）《从现代汉语介词中的欧化现象看间接语言接触》（14）《现代汉语数量词中的若干欧化语法现象》（15）《现代汉语DV结构的兴起及发展与印欧语言的影响》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劲松 博士生导师劲 松1956年出生于北京，198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校今。2006年获得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同年评为教授，担任博士生导师。教授课程本科生：语音学硕士生：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社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专题博士生： 社会语言学研究领域1、当代北京话及普通话规范问题，侧重研究北京话和普通话的语音现象，如语调、轻声、儿化韵等。2、语言学理论研究，侧重于音系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主要著作《马学良学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与瞿霭堂合作），《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与瞿霭堂合作），《现代汉语轻声动态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1月。《社会语言学研究》，民族出版社，2009年3月发表论文：《北京话的口语语体》《北京话的语气和语调》《北京话语调的实验探索》（与贺阳合作）《北京话的字调和语调－兼论汉藏语言的声调》（与瞿霭堂合作）《论汉藏语言的类型和共性》（与瞿霭堂合作），《论普通话的性质和存在形式》《双语研究中的语言态度问题》《流行语新探》《漫谈“洋味”汉语》《网络语言是什么语言》《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与瞿霭堂合作）《双语学习中目的语对基础语的影响》《儿化的语素形位学》《被字句的偏误与规范》《中介语“僵化”的语言学意义》《词的认知基础》《儿化词变化和变异的社会调查研究》《常州话前高元音的舌尖化》《嘉戎语上寨话》（与瞿霭堂合作）《嘉戎语藏语借词的时空特征》《尖团音新议》《叠置式音变献疑》（与瞿霭堂合作）《儿词缀的意义和功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吴红云 博士生导师 1、基本资料、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社会职务、奖励、荣誉称号吴红云教授（1963- ），女，出生于江西南昌，语言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英国爱丁堡大学访问学者（1999-2000），美国富布莱特项目研究学者（明尼苏达大学， 2008-09）。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学院外国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英语教学》杂志编委、全国英语写作教学与研究协会常务理事。曾先后在武汉大学、清华大学、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爱丁堡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曾先后荣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优秀青年教师奖”、“北京外国语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现代外语》最佳论文奖”、“第九届中国人民大学优秀论文成果奖”，曾先后两次荣获“全国CCTV杯英语演讲比赛三等奖获奖选手指导教师奖”。2、教授课程第二语言习得、语言学导论、英语综合实践、英语泛读等。 3、主要研究方向第二语言习得、应用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英语写作。4、主要科研项目与课题1）2006-2007：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英语学习宏观理念和微观策略” 2）2004-2007：参与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中国英语学习者句法发展模式研究”3）2005-2008：参与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项目“外国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研究”4）2007-2008：指导“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课题“北京市公共场所英语标识规范性研究”5、主要科研成果1) 《二语写作元认知理论的实证研究》专著 2006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注重英语学习的内在规律”《光明日报》2008年2月13日“时间限制对EFL作文成绩的影响”《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1“大学英语写作中元认知体验现象实证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3“教学活动条件下大学生英语写作元认知的特点”《心理发展与教育》2006/2“二语写作元认知理论构成的因子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3 （第1作者）“二语写作元认知理论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现代外语》2004/4（第1作者）“我国英语写作教学中的主要问题”《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4（第2作者）“英语学习需要建构的语言环境”《光明日报》2006年8月9日（第1作者）“英语学习需要科学的学习理念”《中国教育报》2006年3月31日（第1作者）“Investigati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readiness for learner autonomy”《中国英语教学 [三]—北京中国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3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A Longitudinal Study of Metacognition in EFL Writing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全国大学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 2004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Four Options for Responding to Student Writing”《中国英语教学》2002/3“谈培养大学生英语学习自主性”《学林撷新—中国人民大学学者论学集》200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论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的辨证思想”《外语论坛》 2003 外文出版社“论教学的观念和期望对学习者自主性的影响”2002全国大学英语教学研讨会“高校师生英语学习观念调查”2001北京市大学英语教学研讨会 — 大会主题发言“关于大学生英语学习方法的报告” 1998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增刊“词汇困惑与大学生英语写作技能的提高” 1998 《北京市研究生英语研究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主编：《法庭内外—法律英语读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主编：《英语写作范文》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2 翻译：《中国民法案例汇编》 1993 台湾出版社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李泉 博士生导师李泉，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语言学博士。1962年生于黑龙江依兰县。1985年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语言学研究生班毕业，留校从事对外汉语教学至今。1989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2005年获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曾应邀赴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匈牙利、西班牙、智利、阿根廷、新加坡、南非等国家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获得过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颁发全国优秀对外汉语教学奖、全国优秀对外汉语教师奖，中国人民大学第五届、第八届、第九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人民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兼任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常务理事，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理事，《世界汉语教学》编委，全国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汉语语法考察与分析》，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合著），商务印书馆，2004。《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思考》，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主编），商务印书馆，2006。《对外汉语教材研究》（主编），商务印书馆，2006。《对外汉语教学课程、大纲与教学模式研究》（主编）商务印书馆，2006。《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研究》（主编），商务印书馆，2006。主要论文《敦煌变文中的助词系统》，《语言研究》1992年第1期。《“要是S就V了”句式语义语用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现代汉语“形+宾”现象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副词和副词的再分类》，《词类问题考察》，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 《现代汉语“形+动态动词”考察》，《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1期。《“全速、大力”一类词的语义语法特征及词类归属》，《第六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同义单双音节形容词对比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01年第4期。《从分布上看副词的再分类》，《语言研究》2002年第2期。《单音形容词祈使句及相关的语法化问题》，《汉语研究与应用》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单音形容词重叠的式和语法意义》，《对外汉语研究》第二期，商务印书馆，2006。《单音形容词构成的主观评价句》，《汉语研究与应用》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汉语重叠的连续统现象——兼谈单音形容词重叠的性质》，《汉语教学学刊》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试论现代汉语完句范畴》，《语言文字应用》2006年第1期。《对外汉语教学释词的几个问题》，《汉语学习》1991年第3期。《试谈中高级阶段对外汉语教学的性质和任务》，《中高级对外汉语教学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1。《汉语常用词汇与日语相应汉字词汇对比》，《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1991。《广播新闻听力课教学论略》（执笔），《汉语学习》1994年第3期。《论语感的性质、特征及类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新编汉语教程〉的设计、实施及特点》《语言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2期。《对外汉语课堂教学的理论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日汉语气助词系统对比》，《汉语言文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二语言教学中的功能及相关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汉语文化双向教程〉的设计与实施》《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华语教学出版社，1999。《〈骆驼祥子〉中所见的语言文化现象》，中国语言学会编《中国语言学报》第九期，商务印书馆，1999。《加强基于对外汉语教学的语体研究的必要性》，《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语言研究》2001年增刊。《试论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原则》，《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北京分会第二届学术年会论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有关语言教育研究的几个问题》，《汉语学报》第3期2001年上卷。《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基础》，《海外华文教育》2002年第1期。《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体系》，《海外华文教育》2002年第2期。《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基本理论》，《海外华文教育》2002年第3、4期。《近20年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和研究的基本情况述评》，《语言文字应用》2002年第3期。《论对外汉语教材的趣味性》，《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七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语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及相关问题》，《对外汉语教学语法探索——首届国际对外汉语教学语法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基于语体的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构建》，《汉语学习》2003年第3期。《论第二语言教材评估》，《汉语研究与应用》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对外汉语教学理论和实践的若干问题》，《第七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语体研究的范围和内容》，《汉语学习》第2004年1期。《第二语言教材的属性、功能和基本分类》，《汉语研究与应用》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论对外汉语教材的针对性》，《世界汉语教学》2004年第2期。《第二语言教材编写的基本程序》，《海外华文教育》2004年第2期。《第二语言教材编写的通用原则》，中国应用语言学会编《第三届全国语言文字应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科技联合出版社，2004。《对外汉语教学语法研究述评》，《世界汉语教学》2006年第2期。《汉字研究与汉字教学研究综观》，《汉语研究与应用》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论对外汉语教材的实用性》，《语言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3期。《汉语国际化进程中学科建设问题思考》，《世界汉语教学》2007年第3期。《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研究综观》，《语言文字应用》2007年第4期。《文化教学的刚性原则和柔性策略》，《海外华文教育》2007年第4期。《对外汉语教材中文化偏误分析》，袁博平主编《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pproach to Applied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Cypress Book Co. UK Ltd. 2007。《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研究纵览》，《海外华文教育》2008年第4期。《论对外汉语教材的科学性》，《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第3期。《普通话在国际汉语教学中的核心地位》，《汉语学习》2009年第2期。《关于构建国际汉语教育学科的构想》，《世界汉语教学》2009年第3期。主要研究领域1．汉语语法2．对外汉语教学3. 国际汉语教育研究生课程1．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研究2．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3．语言流派与汉语语法研究4. 汉语语法分析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我都不知道曹操有何冤曲？这如何平反呢？

国际汉语教育硕士在苏州学院，那里没什么导师。导师都是在人民大学，他们一般都不愿意到那里上课，写论文时学院制定导师，导师从教授到讲师都有，有的不是搞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都是网上指导，看起来老师积极性也不高，不知道文学院怎么搞得。比较厉害的导师有李泉、罗青松、张庆旭、李禄兴、陈满华、高增霞等等。

谭其骧与郭沫若的学术争论20世纪50年代末，史学界发生了一次为历史人物曹操“翻案”的学术讨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郭沫若发表了“翻案”文章，而谭其骧则针对郭老的观点直率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为新中国的史学界留下了颇有意味的一段历史。近日，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较为客观、清楚地记录了这一段历史，我们摘录于此，以飨读者。曹操的历史功过如何评价1959年3月3月，谭其骧与朱永嘉去北京参加《中国通史》提纲讨论会，16日回到学校，19日在工会召开全系师生大会上，向大家传达了北京会议的精神。在经历了一场大哄大闹以后，北京会议提出要依靠专家编一套新的《中国通史》，无异使师生们的头脑清醒了一些。党委为了减少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消极影响，鼓励谭其骧带头作学术报告。正好郭沫若、翦伯赞提出为曹操翻案，郭沫若还提出为殷纣王等历史人物翻案，谭其骧读过他的文章后，觉得其中不少论据站不住脚，3月26日下午，他在工会给历史系师生作了关于曹操评价问题的学术报告，引起很大反响。当晚，陈望道在寓所召开座谈会，讨论历史、中文二系如何开展学术讨论。会后《文汇报》记者陆灏就送来了有关他学术报告的报道稿，谭其骧修改至12时，28日见报。陆灏还要求他将报告内容整理为文章，27日晚上谭其骧着手撰写。在此前的25日，他已接到北京电话，《国家大地图集》编委会举行前有事相商，要他提前到达，他已定了车票。为了在行前完成这篇文章，只能将已买的车票退掉另买。从28日至30日，他繁忙异常，紧张万分，因为《文汇报》的报道见报后，各方面纷纷来电来访，《光明日报》、《复旦学报》都要求刊登这篇文章。他每天都要写到晚上三四点钟，终于在30日上午10时写完，在他家坐等的陆灏立即拿走，《光明日报》和《复旦学报》都未能抢到，《论曹操》一文第二天就在《文汇报》发表。当时大家都知道，郭沫若的翻案文章是有来头的，所以谭其骧的商榷也格外引人注目，历史系师生进一步开展讨论，气氛为之活跃；学术界也出现了不同意见的争鸣，打破了长期的沉寂局面。（一）在这篇论文中，谭其骧首先指出：对曹操不存在翻案的问题。说是替某人翻案，无论正翻反也好，反翻正也好，总得新的评价和旧的评价完全相反或基本上相反，才算得上翻案。但自古及今，果然有很多人说曹操坏，却也有不少说他好，也有人在某些方面认为他好，同时在某些方面又认为他坏的。他列举了近几十年来所出版的历史课本中，对曹操的评价一般并不特别坏；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虽然骂了他，但只是当作汉末军阀的一员，对他的评价远在刘备、孙权之上；解放前后专论曹操的论文或小册子，对他也是肯定多于否定。既然过去人们对曹操的评价不全是否定的，也有肯定的，那么我们今天要肯定曹操怎能说是替他恢复名誉，替他翻案呢？古人对曹操的评价也是有毁有誉，甚至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的评价，也几乎是全盘接受了曹魏本朝臣子王沈的话。至于小说戏曲中都说曹操坏，不说他好，那又是历史小说、历史剧是否要符合于历史事实的问题，也不是翻案不翻案的问题。（二）郭沫若、翦伯赞都认为，对曹操的坏话都出于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之所以要说他的坏话，都是封建时代的正统主义历史观在作祟，而人民群众也说曹操坏，那是受了统治阶级的影响，“是支配阶级蓄意培植的”。谭其骧列举了自晋至清对曹操的各种评价，指出：封建统治阶级站在正统主义上来对待曹操，也不是一贯相承始终不变地把他看作是篡逆�窃一派的人物，偏安时代也有不把他看作坏人的。而从北宋以来的小说戏曲都把曹操当作反面教员，显然也不是像郭沫若所说的出于统治阶级的培植，因为司马光对曹操的评价就很好，但据同时代的苏轼的《志林》记载，当时的说话人（民间说书艺人）已将曹操说成为反面人物了。谭其骧具体论述了曹操的历史贡献，归纳为四项大功：1．结束了汉末豪族军阀间的混战，统一了北方。2．征服了乌丸和鲜卑，保障了边境的安宁。3．打击了名门豪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兼并，澄清了吏治。4．恢复了生产，在一定程度上还发展了生产。同时指出了曹操的四项罪过：1．打了农民起义军。2．曹操一生打的仗大多数属于统治集团间内部的战争。为了结束混战，求取统一，这些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在战争过程中杀人太多，这也不能不算是一大罪。3．摧抑豪强兴办屯田诚然对人民有利，但所谓屯田制，实际上是一种用军事手段强制束缚军民在土地上进行官六私四或对半分的高度剥削的制度。并且不论是佃兵（军）或屯田客（民），由于他们的劳动生产得受政府设置的农官的直接管辖，身分因而降落，走上了农奴化的道路。4．在道德品质方面，他的忌刻残忍实在也是不可饶恕的。他直截了当地提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是是非非，尽可能做到恰如其分，不应该恶之则恨不得把他打入地狱，爱之则唯恐捧不上天。在郭老的笔底下，似乎曹操简直没有什么不是，即使有也算不得什么大不是，我看郭老这种看法在许多地方是值得商榷的。”（二）郭沫若说：“曹操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的，但我们可以说他是承继了黄巾运动，把这一运动组织化了。”“曹操虽然打了黄巾，但并不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谭其骧指出：“黄巾起义已经基本上瓦解了东汉政权，何待曹操出来推倒？农民的基本要求是土地，是轻徭薄赋，但曹操的措施是把农民编置在国有土地之上，在农官直接控制下进行农奴式的生产，榨取十分之五、六的高额租赋，怎么能说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建安晚期同样发生了多次农民起义，说明在曹操统治下，农民的生活未必比东汉桓灵以来好多少。曹操击溃青州黄巾军后，收编为青州兵，从此青州兵不再是为了农民阶级的利益而进行战斗，而是为曹操统治集团的利益服务了，怎么反能说曹操承继了黄巾运动？”（三）郭沫若说，由于曹操的锄豪强、兴屯田等措施，“把北部中国的农民千百年来要求土地的渴望基本上得到了一些调剂”，“把人民被奴役的情况扭回了过来”。谭其骧问道：“难道说人民被编置在土地上当农奴，就是调剂了他们对于土地的渴望，扭转了被奴役的情况？”再说当时兴屯田的也不限于曹氏一方，孙氏在江东也推行了，规模也不算小，可见这也算不得是曹氏政权的特殊优点。（四）郭沫若认为历史上关于曹操杀人的记载，不见得完全可信，他举攻陶谦一事有三种不同记载为例，认为《曹瞒传》是吴人做的，说曹操坑杀数万口是明显的敌对宣传；《后汉书·陶谦传》把杀人数字夸大成数十万，更是典型的曲笔；只有《魏志·陶谦传》的记载比较可信，而所载“死者万数”，“这里可能是战死的，也有可能是在败走中被水淹死或者自相践踏而死的，不一定都是曹操所杀”。谭其骧指出，史料中记载曹操杀人的事很多，就连《魏志·本纪》中也说他“所过多所残戮”；就算《吴书》出于吴人而不可信，难道《魏志·本纪》也不可信？同样是《魏志》，为什么只有《陶谦传》可信，而《本纪》就不可信呢？（五）郭沫若认为曹操杀孔融二子一事不可信，理由是此事在郭颁《世语》里并无明文，孙盛《魏氏春秋》和范晔《后汉书·孔融传》才予以肯定，并说《三国志》注者宋人裴松之曾对孙说加以批评。谭其骧指出，这是郭老一时疏忽，误解了裴松之的原意，裴的原意对孔融二子同时被杀并无异议，只是对孙盛所述孔融被捕时二子“时方奕棋，端坐不起”一节认为违反常情。同时曹操经常夷人三族（父母、兄弟、妻子），并非只杀孔融一家。至于曹操杀吕伯奢一家的事，也有三种记载，谭其骧认为最妥当的办法是存疑。（六）郭沫若又把建安十八年曹操想把邻接孙吴边界的淮南诸郡民户搬到内地，因而引起“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逃到孙吴方面去一事，说成是原本出于曹操的好心肠，但操之太切，反把事情办坏了。他根据《袁涣传》关于屯田的记载，认为淮南人民惊走是强迫屯田引起的，后来既然不再强迫了，“可见东渡江的十余万户其后有不少人回来的”。谭其骧指出，这大概又是郭老一时疏忽没有看清楚《袁涣传》而引起的误解，因为曹操放弃强迫屯田当在建安三、四年，淮南民东渡远在其后，与屯田的强迫有什么相干？既然如此，被惊走了的十余万户其后也未必有人回来了。从这件事倒可以看出，曹魏的统治不见得比孙吴高明多少，否则淮南民也不至于因不乐内迁而情愿投奔敌国了。（七）郭沫若连关于赤壁之战的记载也怀疑，他援引曹操与孙权书中“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的说法，认为“到底哪一边是历史事实呢？我们很难判断”。谭其骧在列举各种记载后指出，关于赤壁之战《三国志·周瑜传》记载最为详核，和其他记载也相符合，不容置疑。“请大家设想：曹操以数十万大军乘流而下，意气骄盈，方欲一举而定江东，成一统，假如不是打得大败，怎肯‘烧船自退’？”（八）郭沫若说，曹操“打了乌丸，而乌丸人民服从他”和“他打了黄巾，而黄巾农民拥戴他”，“这两件事体最值得惊异”。所谓乌丸人民服从他，指的是《魏志·乌丸传》所载曹操平三郡乌丸后，“悉徙其族居中国，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谭其骧说，历来用被征服的“异族”为兵的多得很，中古时期的边疆部族往往以掠夺战争为主，谁收编他就为谁服务，为谁作战，何足惊异？三郡乌丸既能为张纯、袁绍所用，为什么不能为曹操所用？（九）郭沫若说曹操灭三郡乌丸后，迁回原来陷落在乌丸中的十余万户汉民，他们对于曹操会衷心感激，把他当作重生父母。谭其骧认为恐不尽然，因为当时边塞部落中的汉人，不一定全是被掳去的，也有因不堪军阀割据战争的蹂躏而自动“亡叛归之”的。除非中原确是很太平了，否则他们恐怕不见得十分愿意回来。（十）郭沫若说曹操的民族政策“基本上是采取各族融和的办法的”，执行了这一政策是有功的。谭其骧说那又未必。他认为曹操迁边疆部族于内地，“无论对内地而言，对边疆而言，对汉人而言，对少数民族而言，都没有好处，它的唯一好处只是增加了统治者的剥削对象和兵源而已”，“退一步讲，曹操时代乌丸为患于边地，迁之内地，犹可说是有利于安边，但如后来他西征张鲁时，又迁汉中的窦人和武都的氐人于关中陇右，那只是为了怕留在汉中、武都为刘备所煽动或利用耳，于各族人民何益？徒然使氐、窦背井离乡，颠沛失所而已。”（十一）郭沫若又说“曹操受到歪曲的另一原因，和秦始皇一样，是政权的延续不太长”。谭其骧认为此说也有问题。“晋之代魏与汉之代秦情况不同，而略同于隋之代（北）周、赵宋之代后周，正如隋人宋人无需乎说宇文泰（北周开国皇帝）、柴荣（后周开国皇帝）的坏话一样，西晋人也无需乎说曹操的坏话。事实上西晋人确也未尝故意诬蔑了曹操，袒护了刘备。”（十二）谭其骧的结论是：“总之，曹操是一个有优点、有缺点，功劳很大，罪孽也不小的历史人物。从全面看问题，总的评价应该是功过于罪。但我们不能，也用不着因为他有功而讳言其罪。过去有许多人并没有把他说成是罪过于功，所以这案子基本上无需翻。若一定要把他犯的罪也翻过来，说是并无其事，或虽有其事，但算不得罪，那恐怕是翻不过来的，因为那是历史事实。”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的争论在为曹操翻案的同时，郭沫若还发表了《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以后又针对别人的意见连续发表了《再谈……》、《三谈……》和《四谈……》。在其编著的《蔡文姬》一书中，还收录了他所作的剧本《蔡文姬》和有关文章。郭沫若研究蔡文姬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她来进一步肯定曹操。谭其骧也进而研究了有关论文，于7月3日写成《蔡文姬的生平及其作品》一文，与郭沫若等人商榷。原来参与争鸣的刘大杰、刘开扬、李鼎文、王达津等都是从文学史的角度入手的，而谭其骧就“当时的历史事实，作者的生平经历和作品中所描叙的事物情景相互予以参证，从而对这整个问题中所包含着的各个问题，即作者生平的各个阶段和各篇作品的真伪，一一提出我的不成熟的看法”；在这场讨论中别树一帜。（一）从宋人苏轼到今人范文澜、郭沫若、刘大杰等都对《后汉书·董祀传》所著录的两章《悲愤诗》表示怀疑，认为不是出于蔡文姬之手。除了从风格笔调出发的议论外，主要不外乎三点：1．据《后汉书·董祀妻传》，文姬是“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的，诗中不应说是为董卓部众所驱虏。2．文姬之父蔡邕受董卓重视，在董卓控制的中央政权里爵位很高，董卓死后他才被王允所杀，文姬的流落必定在蔡邕死后，而诗中说为董卓所驱虏入胡。3．骚体一章中有“历险阻兮之羌蛮”一句，与文姬为南匈奴所掠获事实不合。又有“沙漠壅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二句，与当时南匈奴所处地域河东平阳一带（今山西南部）地理环境不合。但谭其骧认为这三项中，没有一项是站得住的。因为：1．董卓的部众中正多的是羌人和胡人，《悲愤》中说“卓众来东下”，“来兵皆胡羌”，这些胡兵不正是“胡骑”？2．南匈奴自中平五年（188年）以来已分裂为二部分，一部分内徙河东，另一部分仍在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如果“南匈奴”是指留居在那里的一部分，地理环境与所描叙的就正相符合。3．董卓的部众纪律很差，当时蔡文姬在关东原籍被掳，蔡邕远在长安，而她被掳后三个月蔡邕即被杀，无从获得消息，更谈不上营救。董卓部队中的羌胡都是关中人，蔡文姬被掳后被西驱入关，入关后到过羌蛮之地，也就毫不足怪。所以可以肯定《悲愤》二章确是蔡文姬的作品。在此基础上，谭其骧进而考定，蔡文姬是在初平三年（192年）春在原籍陈留圉县被董卓部将李傕等部众中的胡骑所掳获的。此外，并无到兴平中又被南匈奴右贤王部众掳获的事。蔡文姬被掳入关后，就马上北行进入了羌蛮区域，即今陕北高原，这一带自东汉后期已不再列入版图，郭沫若对“羌蛮”表示怀疑，怕是不了解当时各民族的地区分布情况之故。陕北高原地形多深沟高岸，与诗中“回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历险阻兮之羌蛮，山谷眇兮路漫漫”等句所描写的景状正相符合。由此再向北，即至南庭所在的美稷，即今内蒙古的准格尔旗一带。从陈留圉县至美稷约合汉里三千里，诗中“悠悠三千里”（指归途，与去时所走路线相同）完全是纪实之言。文姬归汉应在建安八年（203年），她初嫁卫仲道时16岁，初平三年被掳时19岁，归汉时30岁。（二）最后，谭其骧指出《胡笳十八拍》中所述完全不符合东汉末年的实际，反之，见之于《悲愤》二章中蔡文姬的亲身经历却只字未见。由此可见，这位作者不仅对文姬没胡时期的胡汉关系不清楚，连对她是在怎样的情况之下没胡也不清楚，岂会是蔡文姬自己？至于句中提到的“陇水”更与南庭相去甚远，有亲身经历的蔡文姬，无论如何不会乱用名词一至于此，所以他不赞成郭沫若的意见，认为《胡笳十八拍》是一篇能够相当深切体会蔡文姬心情的、感情炽烈而逼真的动人的好诗，但它是出于去蔡文姬时代已远，不了解蔡文姬的时代背景及其经历的一位作者之手的一篇拟作。这篇论文发表于1959年第9期《学术月刊》，但另一篇后完成的文章倒先在7月10日的《文汇报》刊登了。（一）在这篇题为《读郭著〈蔡文姬〉后》的论文中，谭其骧逐一指出了郭沫若在剧本《蔡文姬》和《跋胡笳十八拍画卷》一文中的错误：蔡文姬只是“左贤王部伍中”许许多多被掳来的侍妾之一，不可能是左贤王妃。曹操派去赎回蔡文姬的，是一位名不见史传的小官周近，并不是什么“大将军”。蔡文姬在胡中“生二子”，郑振铎用了“子女”二字，剧本中据此安排了一子一女，实际上《蔡琰别传》中已说明是“二男”。剧本中安排了长安郊外一幕，是误解了《胡笳》本意，即使根据《胡笳》也并不是指真正的长安，而是泛指中原王朝的国都，实际上从美稷回中原根本用不到经过长安。剧本将归国的终点安排在邺，是由于作者把年代搞错成建安十三年，而建安八年时邺还为袁绍所占，曹操还在许。（二）谭其骧指出，剧本最成问题的，是将单于呼厨泉和右贤王去卑安排在南庭故地。实际上，右贤王曾从河东出发参与侍卫天子东还之役，最后送到许，然后归国，此所谓”国”，即其原出发地河东，不可能是南庭。而呼厨泉是在于扶罗死后继任单于的，他以于扶罗之子豹为左贤王，即刘渊之父。从于扶罗至刘渊，一直住在河东。郭沫若据《晋书·匈奴传》，在剧本中南匈奴单于呼厨泉下作了一条说明：“此人以建安二十一年朝汉，被曹操留置于邺，遣右贤王去卑回匈奴，分其众为五部，各立其贵人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故在曹操手中，南匈奴等于归化。北匈奴早已西迁，其旧地为鲜卑族所占据。”但他竟然没有注意到，《匈奴传》在以下明明叙述了这五部的都尉分居于故泫氏、祁、蒲子、新兴、大陵五县，都在黄河以东当时的塞内，而塞外别有匈奴部落，至西晋初还有归附的。在这样误解的基础上，郭沫若竟说“自殷代以来即为中国北边大患的匈奴，到他（曹操）手里，几乎化为了郡县”。实际上，“等于归化”的南匈奴，只限于当时杂居在塞内黄河以东、陉岭以南诸郡县境内的五部之众而已，匈奴问题到曹操手中，并未全部解决。郭沫若对不同意见一般都要著文加以反驳，但对谭其骧这三篇论文居然始终保持沉默，没有作出任何反应。